《1933，聆听民国》经典读后感10篇
《1933，聆听民国》是一本由林语堂 / 梁漱溟 / 胡适 / 柳亚子 / 徐悲鸿 / 郑振铎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一个85后，一直以来民国在我的心中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文人才子辈出，那时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和融合，于是有了“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有了国学功底深厚、才气磅礴、议论恢弘的钱穆先生，有了学博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有了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有了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沈从文……身处功利浮躁的当下社会，看到那些“房奴”“车奴”“移民族”“富二代”“学术造假者”，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总是不断地陷入悲观和失望。可是，我竟然忽略了民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火纷飞、食不果腹的时代，那些大师是产生于文化碰撞和政治动荡的夹缝中的，那时候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是处于富足幸福生活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1932年，中国东三省沦陷，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第四次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国人陷入激愤悲观之中。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最终140余位国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巴金、顾颉刚、夏丏尊等大批名流。时隔八十年，《1933，聆听民国》这本书帮助我重现了彼时的社会环境和跨越时代的“中国梦”。
林语堂说：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又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做帆船回去我十八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叶圣陶说：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描写起来只须简单的几条线条，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岂止是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不应该这样吗？中国地方什么时候会涌现这一幅图画呢？恐怕很遥远吧，遥远到不能“梦想”吧。
巴金说：我个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梦想，黑暗的现实把握的梦景全都摧毁了。在这一片血泪的海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造我理想中的美丽天堂。在这时候我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希望也许就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吧。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民国的先辈将他们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中的个人生活陈述给我们，读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民国的大师们是孕育于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当中，乃至于梦到百姓衣食无忧都是一种奢侈。然而八十年多年后的今天，无数仁人志士和勤勉奋进的先辈们居然就这样将独立富强的中国、百姓衣食无忧的中国由梦想变为了现实。这样沧海桑田的巨变都发生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当一个无力者和悲观者呢？
《1933，聆听民国》里的场景其实只是这个巨变里的冰山一角，我们的先辈们筚路蓝缕，皓首穷经，于是，薪火得以相传。八十年前的梦想如今看来似乎就和我们能够呼吸到空气一样自然，但是八十年前却几乎没有人敢断定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大胆地做梦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践行呢？
“中国梦、我的梦”是一个能带给人太多期望和力量的话题，梦想是我们对生活的憧憬，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认同和许诺，梦想是我们对社会的期待。所以我期待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更多的独具灵魂和人格的大师，而不是生产流水线的产品；我期待我们的政府可以更好地调控房地产市场，而不是催生更多的“房奴”“蚁族”；我期待我们的医院能够更好的为贫困人群服务，而不是冷漠的“先交钱后手术”；我期待我们可以见到更多的蓝天碧水，而不是生活在雾霾笼罩的城市；我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喝上放心的奶粉、吃上放心的食物、喝上放心的水，而不用担心食品安全；我期待我们的城市规划可以更加合理，内涝、堵车、景区拥堵可以不再出现；我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中型城市出现，年轻人不必纠结于“逃离家乡还是逃离北上广”；我期待更多的人去关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我期待……
这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与我拥有一样期待的我们依旧任重道远。所以我们不能止步于抱怨，我们理应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梦想让我们一起前行，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点亮自己，然后照亮别人。我们去探索，去关注，去呼吁，去参与，终有一天，我们的这些期待和梦想也会如空气那样自如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二)：织梦者 ——《1933，聆听民国》，TA们曾有梦
织梦者
——《1933，聆听民国》，TA们曾有梦
对于每一个学生仔来说，“中国梦”这个词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头痛而又泛滥的名词。文科生尤甚：政治用上了，思想品德上也在讨论，语文作文更加不用说，材料换了千百遍，题目核心永不变……承认“中国梦”对于一个正在陷入迷茫的社会来说的警醒作用是一回事，而天天反复repeat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1933年的文化界，只属于知识分子而并非普通百姓的底盘，“中国梦”是一个崭新而极为迫切的概念。140多个文化人的244个“梦”，是那个处于存亡时刻的黎明前黑暗中的寻路的梦想。
他们是织梦者，在编织一个属于国家的未来。
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这个国家的教育、这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这个国家所缺乏的正义、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忧患——他们活在那个“当下”，又将这个“当下”反映到他们的“梦想”中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的梦正在实现，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传奇：林语堂、叶圣陶、俞平伯、郁达夫……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与他们的梦想一起书写在中国历史的纸页上。
然而纵观本书，存亡时刻的中国文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用民主、文化、教育在保卫这个国家，他们埋头苦干，在个人梦想中，也不惮于抨击这黑暗的社会。然而我们却没见到这样的梦想：梦想着改变世界，梦想着改变人们的生活，甚至没有见到努力研究让粮食产量更高以避免贸易顺差的影响、或者制作强大的武器让海军力量更强保卫国土，也没有见到一个类似《海底两万里》一样关于科学、关于人类的未来、关于我们未知的世界的设想……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中国，人们讨论的是拿来的文化、拿来的技术，他们在讨论一个大的未来，却没有见到一个大学生、一个实在的职员，一个正在工作的教育者，自己正在研究新的科技、学术来改变世界；也许这就是不可不说的遗憾。
“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编译馆的刘英士这样说。
“每一个人做他能够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享他应该享的幸福。”《大晚报》的记者邵冢寒这样说。
在本书记载的梦想中，也有这样颇具实践意义的话。面对今天，我们不用再纠结在“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会遇到关于未来的麻烦，我们今后的世界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能否让世界变得更加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即便不能成为乔布斯那样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人，也至少应该在推动这个世界的更加便利、更加紧密、更加和谐上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到过去的人的梦想，也是为我们找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最为美好的参照；重要的也许不是梦想本身，而是“我曾有梦”织梦者的能量。
y 林怿
2014年4月6日9:40:08
写于御庭园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三)：梦醒何时?
在“中国梦”这个词一再被提及的当下，回望1933年的梦想专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32年年底，上海《东方杂志》征集“新年的梦想”，“梦”的主题包括两方面：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个人生活中的梦想？此次征“梦”活动最终收到140多位国人发表的244个梦想，《1933，聆听民国》正是此次征文活动的合集。
244个“梦”，回复者中有官员、编辑、教师、作家、实业家、学生等等，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想。反观当时的社会现实，物质匮乏，国人大多挨饿受冻，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大部分人的梦想是解除物质痛苦。另一个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梦想着有一个理想的世界，有一个新中国。个人生活梦想则不尽相同，但大家普遍希望生活安定，而这确实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
如果现在有本杂志征集同样一则过于“梦想”的文章，分类取样地征集，最后做定量分析，再与1933年的梦想作比较，想来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既然还没有杂志做这件事情，在此不妨让我们先大胆假设一番。首先收到的回复一定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教育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也有夙愿畅谈自己的梦想，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也更有发表意见的诉求。随着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对国家的梦想一定不在局限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在精神层面的梦想会展现地更多。而个人生活梦想方面，差异化多样化的梦想一定层出不穷。
与1933年比较，参与度的提高、对国家梦想的转变以及个人梦想的参差不齐，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特色。与《1933，聆听民国》中知识分子的梦想对照，无疑具有很大的区别。从这个层面上讲，《1933，聆听民国》是一个时代的标签。
在举国畅谈“中国梦，我的梦”的当下，读《1933，聆听民国》仍然能让今日之我们热血沸腾。随意翻开，看林语堂的国家之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对照当下，有些梦已成为现实，有些梦仍旧是梦，不知道，这该是我们这代人的幸或不幸呢？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读毕《1933，聆听民国》，笔者也有一个梦，希望书中所陈之梦早日一一实现。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四)：八十年前的太虚幻境
之所以会想看这样一本书，是因为近年来被“中国梦”的宣传荼毒的过深，耳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目染“tree new bee”（树新风）的大字报，让我不禁好奇，八十年前的“中国梦”是怎么样的？《1933，聆听民国》一书汇集了140位民国名流讲述“中国梦，我的梦”，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官员、学者、企业家、艺术家以及寻常百姓对于祖国和个人这两种密不可分的前途命运的期盼。
梦，往往在黑暗中绽放，1933年的民国正处在近代中国的黑暗时期。万邦来朝的文明古国早已轰然倒塌，帝国主义的铁蹄正踏在倍受欺凌的人民心中，压抑、苦闷、悲愤、耻辱让人们即使在黑夜中仍然无法安然入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中都有“不敢做梦”、“不相信梦”、“梦有何用”的字眼。不敢做梦，是因为害怕梦见的太美好而无法实现后的失望，还是因为怕深陷甜蜜的梦境而无法面对黑夜的凄凉，或者是恶梦做久了以后充满对梦的恐惧之情。还好所有的回答至多是不敢做梦，却没有回答不知道该做什么梦，不然那该有多可悲。
梦，也有高低之分。就“中国梦”而言，大到实现“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小到“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最喜欢的是林语堂先生的其中一个中国梦：“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杀头之后，不要以二十五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之家属。”这真可谓是“现实的梦想”了，让人不禁讶然。而就“个人梦”而言，大到“为生活而生活，不是为生、活而生活”，小到“每天运动半小时”。而最怪诞却与我曾经的想法最相似的要数胡适的个人梦：“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我想，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这与我近几年在凡世中饱受浮躁而心生遁逃时的心境何其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微博签名是，“我的梦想是吃的好、睡的香、笑得出来……”蓦然发现，这正是书中百位名人所共同呼唤的心愿。吃得好，代表着生存的保障，代表着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保障；睡的香，意味着社会的稳定，意味着社会的民主、法治、平等。笑得出来，则象征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欺辱。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可以说组成了梦想画圈的共同颜色。
我不禁想起了25年前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期待“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海子，这个渴望远离尘嚣的灵魂诗人，用生命来诠释对俗世羁绊的摆脱。正是因为梦想永远只能是现实世界的海市蜃楼，人们才常常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孤寂。这，也就是我，在2014年的中国阅读《1933，聆听民国》时的心情。
文/卢育涛 2014.04.06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五)：让我们侧耳倾听，让我们登高望远——读《1933，聆听民国》
文/飞熊
1933年．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其实就是要找任何一个借口，开始侵略中国）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
1933年．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时候，由上海《东方杂志》策划的“新年的梦想”活动，变得格外耀眼。244个梦想，140余位炎黄子孙，表达了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和对未来的畅想。中国人没有绝望，中国人知道中华民族充满希望。
在这140余人中，90%以上是中产阶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下的认知。很多人都清晰的描绘出来了我们未来的模样，80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回看，他们当初的很多设想都已经实现或者部分实现了。
梦......总是意味深长。我们在听别人讲梦的时候，往往还要去探究梦的含义，探究那些梦背后的故事。中国的周公，西方的弗洛伊德，都是解梦的高手。不同的是，弗先生更好色，把所有的梦都和性联系起来。“然而婴孩出生不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吗？不，谁都知道，他是要吃东西。”在本书的结尾，编辑用鲁迅的听说梦作为后记。鲁迅在那片文字里如是说。
1933年，正是那种食不果腹的年代。8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物质财富要比1933年丰富得多，因特网把地球变成了村庄，大数据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再次谈梦，我们再次对未来展开畅想。我们仍然需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多的不平衡，太多的增速过快带来的阵痛……即使困难重重，未来仍是一片光明。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六)：梦想还未实现，我辈仍需努力
《1933年，聆听民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觉得编辑的思路很独特。在“中国梦”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当下，每个人的思维都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这个时候出一本80多年前的140多个人的关于国家和个人梦想的书，真是既应景又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次，我觉得看80多年前的人，尤其是那些不知道在脑海中想过多少次的人的梦想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些人在我们心目中原本是很高大上的，可是，现在看看他们那些单纯美好的梦想，竟然是那么接地气，有些竟然有着顽皮的负气。比如，我看著名喜剧家洪深的梦想是：“年龄又增了一岁，在这一年找那个，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当然也得老一岁，或者会多死去几个。这真所谓是“梦想”了”。有些则是很有玩味的，如国立艺术学院教授孙福熙的梦想竟然是：“我……我梦想卖东西的不讨虚价”。这真真是可爱至极的教授的想法。但即使这个很简单的想法，到现在竟然也没能实现。真真是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惭愧至极。
1933年正是国弱民穷的时候，用烂俗的一句话说：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时候《东方杂志》来征集人们的梦想，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不仅征集梦想需要勇气，写梦想的人也需要勇气。现在政府虽然提倡“中国梦，我的梦”，可是，有多少梦能变成现实呢？
那些梦虽然多姿多彩，但其实总结下来不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无非就是国家富裕，人民幸福，“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像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的“最好扶桑三国能为中国之一联邦或一联省，以永久消灭东亚祸乱之根”，的梦想就看得让人暗爽；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能戒酒，能涵养，无疾病，勿懒惰，一直到死的一天，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倒是家国的梦想都有了。
这些梦想里，有些已经实现了，比如一个叫竹友的读者五个梦想中，有一个造几间暖室，可以一年到头吃到西瓜、葡萄，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出书啥的也不是问题了，现在甚至有点矫枉过正，任何人只要出钱，出版社就敢出书。“固定职业，固定住所，固定收入”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实现了。
但貌似，有些梦想永远都实现不了，比如贪官污吏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比如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这样一对比，天哪，原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空间啊！
忽然想起春晚上黄渤唱的那首《我的要求不算高》：80平米的小窝，还有个温柔的好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日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日日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日空，我能挣钱， 我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 、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 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人们的关系很友善，陌生人点头全是笑脸，养老生病不差钱，有政府来买单。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风，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这样看来，80年前的梦和现在的梦也没啥区别。
前人的梦想还未完全实现，我辈仍需努力！为了梦想，我们一起做个勤劳的小蜜蜂吧！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七)：休言前路风波定
这书大约是讲梦的，只可惜东方杂志发出去的四百份问卷只有百多位知识分子乐于回应，我虽生性愚鲁，却也好奇为何东方杂志虽已“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然而应征者却仍然几乎全数都是“文化贵族”。好在聪敏的编辑也知晓，知识分子原本就是更富于憧憬与幻想的，而“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工人和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梦。。。。。。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绝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编辑说的太好，一针见血。东方征稿，正是1933年，是年日本人派了一百二十名骑手做先锋，踩着一干大师的梦想兵不血刃占了承德，热河主席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这年离抗日战争胜利还有12年，12年里文化精英们或是隐世，或是自强，或是远遁海外，或是避难后方，间或也少不了叛节降日，自言忍辱负重如周作人之流，大抵中国的传统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所以士农工商，士大夫排行第一。民国之时文风更盛，大师层出不穷，如此优待之下，竟然还有投敌之人，美其名曰保存国粹，实在可悲。
这本《1933，聆听民国》翻开，有憧憬未来之希冀，有彷徨苦闷之低语，有辛辣讽刺之妙笔，有谆谆苦心之教诲，一言以蔽之，无非富强democracy四个字而已。只可惜八十一年前的诸位精英们，未能亲眼得见真正富强democracy之中国，只能臆想一个美好的梦境出来，将自己的所想所思装进去，成一理想世界。然后终究觉得前路渺茫，不敢幻想太甚，梦中言及日本，或曰其国内矛盾、自行崩溃；或曰其人民觉醒，和平共处；或曰其以诚相待，终成友邦；或曰我国内同心戮力，感动外国，于是成功。大抵以为中国国力微弱，能打赢便是奇迹，是靠自己不得的。所以张东荪等人看到中国百万大军在朝鲜半岛和美利坚、英吉利这一票强国兵戎相见，竟夙夜忧叹担心三战一开，美国兵锋所指，中国必亡，乃至忧国心切，另谋渠道哀求美国且留中国“以观后效”，也就不难理解了。可惜百万志愿军竟然和“联合国军”打成平手，逼得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停了火。更没想到的是，八十一年以后，中国竟然已经隐隐可与美国分庭抗礼，前些日子日本人游行，有人打出“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条幅，若是先贤地下有知，不知要做何感想。
中国的特色，从来都是士大夫们大吹法螺，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梦里有大同世界，明君圣主，风调雨顺，海晏河清。到了近代，国门被打破，眼见得这梦是没法继续发下去了，于是东西交流，就开始鼓吹起富强democracy，德先生和赛先生了。可须知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发梦崛起的，知识分子发发梦自然无碍，可国家若要富强起来，却是不能光凭口说的。不过一众文化精英里到底还有明白人，晓得当时的中国四万万人中绝大部分，仍是对物质的渴求。只是自己也难免绝望，觉得前途如此渺茫，只好发个“人人都有抽水马桶”的梦罢了。
书里的大师们——笔者粗心，大约看了一下，未必准确——做梦的时候满口宏伟理想，要这国家如何繁荣富强，democracy自由的颇多在内战之后远遁孤岛或移居海外了的；做梦的时候朴实稳健、又或绝望悲观的倒有很多人留在了大陆。留在大陆的这些人日后大多没能逃过几次动乱，却极少折腰者，如俞平伯老先生，文革时年事已高，且屡遭批判，仍能于团河宫乾隆罪己碑前有“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一语，其风骨如此，寒冰难矜其节。中国的知识分子，若人人皆有这等风骨，也不至于到了今天只能靠一群死磕的律师，微博上的政客，送鸡汤的导师来给中国指路了。
说繁荣富强，说democracy自由，现今的中国大约已经可以算是稍稍有点繁荣富强的影子了，几万万计的农民吃着苦头，顶着剪刀差、大饥荒、大动乱默默的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一锄一镐的刨出了个新中国；千万计的工人在机床上、在起重机里，在生产线上汗流浃背的车、冲、锻、削出来一个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原来中国除了文化精英，还有那等做工的、种田的和商店里的职员，这些人非是没有梦想，只是梦想太大，现实太苦，他们来不及说，也没谁说给去听。于是只好自己埋下头，甩开膀子苦干为好。只可惜到了今日，一批文化精英还是不省得这个道理，仍然只会做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那等闭上嘴肯扎扎实实做点事情的知识分子出来，把那democracy和自由的梦也圆了呢？
注：非本人2B，非要用中英混杂的格式，是因为河蟹的很厉害（摔 不得已而为之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八)：八十年前的中国梦
《1933，聆听民国》：八十年前的中国梦
□ 杨燕明（书评人）
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甚嚣尘上。其实，早在80年前，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
在《东方杂志》征集这个话题的那一年，即1932年，东北三省沦陷，国人陷入激愤与迷茫之中，需求寻求一条更加清晰的道路。当年11月1日《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新年的梦想”这一活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虽然“国破”，但山河在、梦想在。文化精英也好，政治精英、科技精英也罢，在这次“征梦活动”中，均给予了积极的热情。在那个最为黑暗的时代，这一代人畅谈着“中国梦、我的梦”，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希冀与期待。
梦想中的中国
在国家领土并不完整的情况下，那时候人们梦想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这样的问题，很有吸引力，因为窥探过去与历史，既是一种知识的储备，也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过程。
实业家穆藕初的中国梦是“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很简单也很真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亦很奢侈。而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的梦想，则显得有点文艺范，“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思想，罗素科学的理想和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至于诗人柳亚子的“中国梦”，则的确有些高大上了——“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求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
这些“中国梦”，大多很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国家强大，人民幸福，帝国主义被赶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不再遥不可及，等等。不过，也有不少人想得多了点，直接往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上靠了。此外，也有一些作家表示，“没有梦了，不敢做了”，那的确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陈述。在当时的氛围下，因为环境的恶劣，梦想是很奢侈的，但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期待：国力强盛，百姓不被人欺负。
梦想中的生活
在物资贫乏的社会，那时候的人们，对于梦想中的生活，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有没有自己的框架与设想呢？这的确很让人期待。80年前，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出生；那时候活着的人，即便是刚出生而已，活到如今的人也并不多。那对当时社会境况的描述与记忆，文字才是永葆生机的东西。
生活梦，显然是中国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生活的梦想，作家巴金引用了一位先生的说法，“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这样的梦想，这般朴素，却又这般真实。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里，这样的梦肯定是直抵心扉的。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吴研因的生活梦，则有些向往陶渊明的山水田园生活——我梦想革命已经成功之后，我和我的夫人同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人般的人生”。这样的颐养天年之梦，自古至今，为无数人所追寻，不过，也仅是追寻而已。
在梦想中的生活里，当时被提得最多的词汇，是实验室，让科技更加发展；是图书馆、书店，让知识能够更好地传递；是暖屋，让每个人都能躲避冬天的严寒……这些梦所能传递的，有对物质的追寻，更有对精神的追求。
如今，80年已经过去，其中有的梦想已经实现，有的仍在追寻。80年前的中国梦，既能给我们带来深思，亦能给我们带来启迪。但无论是80年前的中国梦还是今天的中国梦，亘古不变的主题是——让明天变得更加美好。这既是本书的一点启迪，亦应成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府机构、每一个社会团体的座右铭。
书名：1933，聆听民国
作者：林语堂、梁漱溟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4-3
ISBN：9787508635859
刊于2014年5月30日《中国保险报》：
http://shh.sinoins.com/2014-05/30/content_113490.htm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九)：听说有“梦”
1933年11朋1日，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征“梦”活动反响热烈，最终142位国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包括一大批社会名流。本书《1933》收录了80年前，这百位文化精英构筑的中国梦想。也让如今的我们要以一睹“在那个昏黑年代“，中国文化社会精英们放在角色和架子，畅谈的中国和个人的梦想。
整个阅读轻松愉快，甚至对这些不加修饰的“真挚直言”心生许多奇妙的“猎奇”感，若许在许多正宗文字里读过许多的正腔圆润的主流声音，于是看这些“梦”，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比如，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胡适并没有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之梦，而是坦荡地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胡适在学术上并不是特别的出类拔萃，然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极强，交友应酬甚多，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也只是为了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想来很快意了，胡适一重最看重的《中国哲学史》可惜只编了半部，是一大憾。
人说，1933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独裁主义方兴未艾之时，胡适的“梦”，也只是调侃，在他的带动下，旧梦纷呈，全无高大上、英雄主义、民主主义的套话官话，有的只是平凡人的一点念想。彭芳草说，“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翻译家查士元希望，“我不属于任何国籍。”老舍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
大约是“痴人说梦”的节奏，但有些依稀看出一些时政上的文人思维。比如，李宗武说得铿锵，“我希望我们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梁园东“梦想一个政府，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巴金则对民族报以失望，“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等等。
80年后读这些梦，有些怪异，却又让人佩服编者的用心，那些光辉灿烂的民国大师民国前辈们终于也走下了圣坛，留些人生琐碎或者消极落魄的模样。然而，读这些前人梦，又是有意义的，一来真实，言论自由；二来见证了当年那时主流思潮下各种“小九九”。这些梦，或者是理想的萌芽，或者是失望的堤案，虽说是梦，其实梦里仍暗暗潜藏着希望、热忱和关切。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十)：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苦难
坦白讲，对中国的任何一段历史，似乎都不及对“民国”的喜欢。只是这种喜欢颇有种假惺惺的味道。对我这种历史白痴加时间概念错乱的人来说，纵使把脑袋翻了个遍，我也说不上来民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轴，我也说不上民国何以在中国近代史中这么突出，我更说不上来我为何为对民国情有独钟，曾经学过的、看过的、听过的早早地都还给了老师、还给了学校。仔细想想的话，或许是因为中山装，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诞生了诸多声名在外的文人志士，或许只是因为某个人，比如张爱玲、林语堂、梁漱溟，或许我只是一厢情愿把诸多的想象和标签贴在民国。
民国，在我的感觉里，总带着些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我竟从未将它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彼时那个正处于水生火热中的中国，彼时那个正经历内忧外患的中国。《1933，聆听民国》，给了我一个机会去知晓那么一段历史，从站在那段历史里的人的言语里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民国在经历些什么，民国又在期待些什么。
1933年，彼时的民国，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枪口对着自己人的内战，有饥饿，有贫困，有无知，有蚕食人的鸦片，有根本靠不住的官僚，有……有太多今天我们的无法感同身受。《东方杂志》所征求的“新年的梦想”，不过是给太多的抑郁难平之士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他们有的在满怀希望地畅想着“梦想”，有的则连想都不愿去想。只是，现在看来，有的梦想已经照进了现实，而有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还是无法企及的梦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成真。
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它需要背负的苦难。若在彼时的民国，活着或许已是天大的事情。而如今的我们，活着似乎容易了些，但生存不易，生活亦是多艰。若是哪家杂志意欲效仿《东方杂志》，也来个“新年的梦想”的征求，估计也会收集来漫天风舞的来信。只是，如今情绪的出口太多太多，或许已分辨不清，哪些梦想是真诚所答，哪些梦想只是戏谑怒骂，哪些梦想只是无聊之言……
突然想起央视的街头采访“你幸福吗”，仔细想想，幸不幸福哪只是YES或NO就可以回答的。如今的我们，大抵是“有饭吃”，可是却不知道入口的究竟是不是能吃的食物；大抵是“有房住”，可是却不知道这房子会不会突然被强拆了；大抵是“有路走”，可是却不知道会不会突然被人砍了一命呜呼。有了孩子，还得担心他或她在学校会不会被老师虐待、会不会被当做小白鼠一样喂药。孩子大了，还得担心他心智是不是健康，他的室友的心智是不是健康。已然浸淫在这时代之中，不经意间，我们竟然也有那么多迫切的抗争，雾霾、食品安全、贪污腐败、城乡不平等……只是，这抗争，有时候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