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经典读后感10篇
《排队》是一本由[美] 奥尔加·格鲁辛著作，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排队》读后感(一)：专访奥尔加·格鲁辛：这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
文/罗四翎
1988年，一群研究苏联媒体的美国教授参观莫斯科国立大学，他们中的一位问其中一位17岁的苏联女大学生：“你是否有兴趣到美国学习？”这位学生回答说：“当然。”
随后，这位学生忘了这件事，和自己的同学在暴风雨的晚上，游荡在红场上背诵着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命运开始向一个陌生的方向转移。来自美国的邀请信是春天到达她手中的，里面还有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提供的四年奖学金。就这样，十八岁的苏联女大学生奥尔加·格鲁辛来到美国留学，成为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苏联本科生。
格鲁辛出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鲍里斯·格鲁辛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联民意调查研究先行者、苏联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其母亲为记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格鲁辛从小热爱阅读与写作，作家成为其人生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美国留学期间，苏联解体，格鲁辛留在美国做各种工作，一边坚持文学创作。2006年，第一部长篇《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出版，获得2007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小说奖，同时还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选为年度最佳十本图书之一。如今，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14种语言。2010年4月《排队》出版；2016年2月《四十个房间》出版。
目前，格鲁辛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写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虽然她用英语创作，其作品却有着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其对小人物生命尊严的捕捉，让作品的荒诞感有了某种卡夫卡或是贝克特的质地。
2016年6月，《排队》中文版出版，这是格鲁辛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这部小说取材于当时苏联的一个新闻事件：1962年，离开故土半个世纪的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回到苏联举办音乐会，音乐会门票提前一年开售，而购票过程便成为了格鲁辛的“排队”：一个带有卡夫卡荒诞色彩的苏联故事。近日，在华盛顿的奥尔加·格鲁辛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她的文学创作与人生。
问：你是1989年来美国留学的，当时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留学生，对吗？在那个时候，从苏联到美国来留学有多难？
答：当我在埃默里大学注册的时候，我确实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生。在我前一年，也有一位苏联学生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为了能够上学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苏联公民身份。我只是在时间上比较幸运：刚好在1989年。当然，为了得到官方的离开许可，我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申请过程，苏联官僚是可怕的。埃默里大学的邀请信和四年的奖学金是春天收到的，我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排各种队、做许多无谓的体检和给文件盖章；实际上，到八月底我被允许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前，我一共完成了48个申请步骤。
问：1991年苏联解体，你还在留学。这件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答：1991年8月，苏联政变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一天早上，我的母亲和我离开公寓去买东西，街道上一排爬行的坦克震惊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确定我是否能被允许返回美国接着我的大二学习。那段时间，我拿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在莫斯科游逛，站在路障上和行人交谈，看抗议者用铁锤锤克格勃总部门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我看到人行道上的新鲜血液，我听到叶利钦对人群说话，我写下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我不知道，这段动荡的日子是否深深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无疑坚定了我的愿望，无论我在哪里结束我的生活，我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与写作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身处政变期间的莫斯科，是一个冷静与清晰的完美时刻，就像站在飓风眼里：我很强烈地感觉到，艺术超越政治，而且，我确切地知道我这辈子想要做什么。
问：你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前总统卡特的翻译、爵士酒吧里的鸡尾酒侍应生、世界银行的翻译、华盛顿一家法律公司的分析员，最近你在敦巴頓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做编辑。我非常好奇，你怎么成为卡特总统的翻译的？
答：一直以来，我的愿望是成为小说家，所以，简单地说，我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支付我的账单，直到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不过，我还是努力到有趣的地方工作，到那些能有好故事的地方工作，这方面我一直很幸运。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兼职工作是在卡特中心一个苏联媒体项目做研究员。卡特中心是美国卡特总统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的公共政策组织。卡特中心经常举行各种会议，我经常去帮助说俄语的参观者。一次，他们安排我做吉米·卡特总统和俄罗斯代表团在社交场合上的翻译。在会议用餐时，我坐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翻译。卡特总统非常容易接近，也非常体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绅士。在这种场合，我几乎不可能吃东西的：卡特总统说的时候，俄国代表在吃；然后俄国代表说，卡特总统在吃；而我不停地听、做笔记、翻译，周而复始，没有停顿。过了一会儿，吉米·卡特注意到我没有吃一口午餐，于是他中止了他们的谈话几分钟，让我可以吃一点东西。这让人很感动，也很美国。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和《四十个房间》是关于什么的？
答：写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虽然我是家族里唯一一位小说作家，不过在我成长时，围绕我的每一个人都是以写作为生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写过好几本书，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都是记者。我自己也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学习过一年，也在地方报纸短暂工作过。从很小开始，写作便成为我的日常生活，父亲机械打字机的咔哒声是我童年永不消逝的伴奏乐。当然，还有我们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无处不在的书籍。我四岁时便开始阅读，不断地阅读。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写下了我的第一个故事和诗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考虑别的职业。大概20岁的时候，我开始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不过，从天性来说，我更是一位长篇小说作者，目前我已经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他们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梦想与社会期待、我们的地位，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梦想与艺术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有时我会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我的艺术三部曲：第一部关注的是绘画；第二部是音乐；第三部是诗歌。
《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这部小说背景是1985年的莫斯科，一位富有天赋的俄国艺术家，他放弃绘画成为一位成功的官僚，然而过去的历史一直缠绕他，把他的完美生活变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噩梦。《四十个房间》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和前面两部有很大的不同：它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四十个故事，这四十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四十个不同的房间里，从她的童年到她死去。它探索我们的日常生活选择，一些选择改变我们的生命，其他看上去很小；它还探索许多方式，在其中，我们的成年生活与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的生活有所不同，甚至背道而驰。我认为，如果必须概括的话，《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是有关背叛的故事；《排队》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而《四十个房间》是一个有关妥协的故事。
问：你小说题材都是写苏联生活的吗？《排队》这部小说更关注于苏联时期普通人的心理。我很好奇当时你们的生活？
答：我的前两部小说背景都是苏联，主题与政治有一点关系，但我最近的小说写的是更熟悉的范围，背景设置在美国，尽管主人公还是俄国人，故事起初发生在俄国。至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还是会继续转向其他主题，写其他地方。当然，在我所有的作品中依然有可能感觉到一些俄国场景。
对于《排队》，我有意塑造一种高度夸张的苏联生活图景。当然，排队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无所不在的生活景象。不过，我小说里的排队已经进入一种荒诞的境地，更像卡夫卡的《城堡》或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个队排了整整一年，日夜在排，而且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卖什么，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是一种美好的、能改变命运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现实写照，而是苏联主题的一个黑色幻想。实际上，我特意选取了三个不同时期：斯大林压迫的1930年代；赫鲁晓夫希望的1950年代和勃列日涅夫停滞的1970年代，我把他们自由的混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没有时代感的非历史的感觉。与这种背景相对，我想讲述的是普通百姓的普遍故事和生活方式，在其中，他们最深切的希望与最秘密的梦想被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修改；反之亦然。
问：你在苏联生活时感受到这种荒诞吗？你为什么还保留着俄罗斯公民身份？
答：我决定保留俄国公民身份与现代政治没有关系，简单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移民，而是觉得我有两个家，我试着在这两个地方尽量花时间。除开我的两位有一半美国血统的孩子外，我所有亲人都生活在俄罗斯。我做梦是用俄罗斯语。我的写作完全归功于我在成长路上读到过的那些俄罗斯大师。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果戈里，他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我14岁的时候，发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我心中特别占有一席之地，他所描写的老莫斯科无人可比。我在写《苏汉诺夫的梦想生活》时，写到莫斯科时，想到的就是他。高中最后一年，曾被禁掉的纳博科夫的一些书开始在苏联出现，我立即爱上了他，可我只能读我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到美国后，我在埃默里大学图书馆读到了他其他的著作。纳博科夫是一个出色的双语作者，他同时用俄语和英语写作，这对我自己的写作很有启发。当然，我试图创作一种语言、一种风格，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但我依然要归功于纳博科夫。此外，我想提到契诃夫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 ——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勃洛克——他们都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我一些最快乐的记忆是我童年时候，在莫斯科附近我父母的乡间别墅度过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对压迫视而不见，不过我觉得我的俄国国籍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小事，就如同我的眼睛颜色和我的母语。
问：你是用母语写作还是英语？
答：英语是我的官方出版语言，但是我觉得我的英语有着一种独特的俄罗斯口音——俄罗斯语调和深藏的俄罗斯表达方式。一位评论家曾说过，我的作品读起来像是用俄语写的，不过单词全是英语。这个评述让我很高兴。我自己私下的写作，我只用俄语。我坚持写日记有很多年，现在差不多有五十册了。我从来到美国后就开始写日记，部分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的母语变得生疏。我前面两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时，我和我的翻译一起合作，那个经历非常奇妙。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俄语写一本书，谁知道呢？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6-09-24
《排队》读后感(二)：奥尔加·格鲁辛：书写极权社会中的个性与尊严
文/乔纳森·雅德利（Jonathan Yardley）
译/annie
*标题为译者所加
正如奥尔加·格鲁辛在《排队》最后的“史实记注”中所写，这部小说源自以下历史事件：“1962年，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菲奥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故国访问。这是他去国半世纪后第一次回归故土……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排队》这部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这个历史插曲。”
确实，斯特拉文斯基在这本书中被完全虚构化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瑟林斯基，格鲁辛描述他的音乐和斯特拉文斯基极为相似，而他的相貌——可怕的身高以及长长的、贵族式的鼻子——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样子。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事实上对自发排队的莫斯科人来说，瑟林斯基/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一个遥远的、令人敬畏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本书的时间线设在“大变化”——1917年十月革命——的37周年，按照实际历史推算应该是1954年，但是格鲁辛在书末的“史实记注”中告诉我们本书借鉴了“苏联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压制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读过格鲁辛2006年处女作《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的读者会对本书的灰暗氛围感到熟悉，前者是作者第一次用英文写就的出色作品，而英文不是作者的母语，这使得她的写作特质更加明显。格鲁辛生于1971年，她是前苏联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女儿，大约20年前她来到美国，后在埃默里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她现在住在华盛顿的郊区。由于她父亲的地位，以苏联的标准来看，格鲁辛的童年似乎优于常人，而这也给了格鲁辛一种局内人的视角理解前苏联精英们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以及前苏联官僚机构勉强维持的局面和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在《排队》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她笔下的苏联干枯、缺乏生机，甚至连那种令人厌烦的氛围有相同之处，但两部作品还是有显著不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为了过上安逸的生活，他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而在《排队》中的艺术家是谢尔盖，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音乐家，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他被迫去吹奏大号，整天演奏着官方音乐——“点缀颂歌和游行的铜管乐高音，不值他的时间，不值他的气息，不值他吹送到乐器里使之颤抖的空气。”苏哈诺夫向制度的妥协是自愿而又带着犬儒性质的，但是现实的压迫并未使谢尔盖完全忘记少年理想。
在谢尔盖的内心深处，他依然盼望着演奏，甚至创作充满美感和神圣感的音乐。他在“在瑟林斯基的音乐里终于看到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要成为一个比现在的他更好的人，尝试把那些几乎能够想象从指尖流泻出来的音符召唤出来”，所以当他得知在他的沉闷公寓旁边有一个售货亭正在卖瑟林斯基——在自我流放几十年之后他再次回到故乡——的音乐会门票，谢尔盖狂喜不已。他加入了售票亭前的队伍，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引入一团混乱之中。
谢尔盖和妻子安娜、安娜的母亲以及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住在一间公寓。安娜是一位颇受尊重的学校老师，亚历山大刚满17岁。起先没有人知道售货亭为什么在那里、会卖什么，但是队伍还是排了起来：
“不久后，安娜获悉，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个售货亭已经成了这个社区的执念。它是在秋天出现的，不同于当地其他售货亭，那些售货亭都很有规律，没有遮遮掩掩的秘密，卖廉价香烟、蔬菜，或者在短暂而激动人心的一些时候，卖过巧克力和化妆品。这个售货亭却从未卖过任何东西，即便那个脸上涂得厚重的假金发女郎在售货亭窗内出现的时候，也不曾卖出任何东西。那女人不回答任何问题，越发叫人怀疑里头有什么重大的秘密。一个个星期过去，猜测和焦虑有增无减。不时有谣言传开。……听到越多，安娜就越发有一种生活要起变化的预感，尽管她不知道是小变化还是无限的大变化。不过，无论如何，她想着，总归是会让她和家人更快乐的东西，或者给她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简单的美感，甚或注入她的整个存在，渗进这个存在的裂缝和空虚里，将其编织得更紧密、更灿烂、更饱满。”
最终，人们得知这个售货亭将出售瑟林斯基音乐会的门票，一共只有300张门票，每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刚开始，谢尔盖以为他和安娜轮流排队的门票是给他自己的，但是他傲慢的岳母宣称她也想去音乐会，安娜马上保证会为她买到门票。谢尔盖逐渐对门票有了执念，他固执地认为“他有资格，是的，有资格—难道他的一生以及所有错失的机会，不曾实现的渴望，多舛的命运，不足为他担保这场音乐会，这份礼物吗”？
时光飞逝，“排队”本身象征着生命的流逝。队伍中的一个男人决定亲自处理排队难题，他给了队伍中的每个人一个序号——谢尔盖和安娜共享137号——这个序号持续有效。每一天留言和揣测都纷至沓来，人们成为朋友或敌人，关于沉重话题的讨论用无止尽。谢尔盖和安娜与队伍中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而亚历山大也不情不愿加入了这场排队，最后却渐渐喜欢上“午夜后渐渐发亮的天空的寒意，不去任何地方、不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感觉，身处某个秘密的、超越时间的无形口袋里……清醒、警惕、活跃，而在整个城市那些千篇一律的丑陋的公寓楼里，夜晚窗后活动着千篇一律的丑陋的生活，就像成百部凡庸的戏剧里千百个被灯照亮的舞台上的人偶”。
亚历山大和队伍中一位知晓瑟林斯基的老人熟悉起来，他和老人谈得越多，就越发认为瑟林斯基可以给他提供一个进入世界的机会——“在那里，没有哪样东西缺乏意义，没有哪个行动微不足道，每个词语、每次转变、每回留意，都会通向某种探索，这个探索在人的心灵深处荡起回音”。他决定在瑟林斯基面前表现自己，希望这个伟大的人能认可他身上的独特性，帮助他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亚历山大，就像他的父母和外祖母一样，赋予了瑟林斯基魔法般的、神秘的力量，期望这场音乐会能成为改变一生的契机。
格鲁辛娴熟地书写着笔下人物的命运发展，每一个人物背后都蕴藏了惊喜，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栩栩如生，读者读到最后才真正懂得文字背后的深意。就像书中的谢尔盖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对照另一广阔、黑暗、客观的巨大存在，不论称之为上帝，或者历史，或者，简而言之，人生，他个人的体积实在太渺小了”，格鲁辛也深深认同这个观点。她赋予笔下角色以个性和尊严，她对他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体制的轻视，这种同情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本动人的书。
原载于《华盛顿邮报》2010-03-28
《排队》读后感(三)：【转载】张莉：禁锢有多强大，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就有多热烈
文/张莉
你能想到，人们可以为一张音乐会的门票而排上一年的队吗？这是真的。1962年，著名作曲家伊戈尔·菲奥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故国访问，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在整整一年的排队等待中，有人终于如愿，有人则白白守候。
想一想，在人们轮流排队、互相协作共同度过春夏秋冬的漫长队伍里，会有多少诡异而荒诞的故事发生！这些故事被小说家奥尔加·格鲁辛发现了，写下这一故事似乎是她命中注定之事。
《排队》潜藏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想象：排队买票的安娜一家和瑟林斯基——那位去国多年的著名音乐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小说家在远方之人与排队之人之间建立了超越地缘与时间限制的、深有意味的关系。这一关系关乎我们对期待与梦想，刻板与美，以及拘束与自由的理解，也揭示了人们从此处到彼处的可能，揭示了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揭示了人追求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似乎这个越来越危险的共同的等待磨砥着他们的灵魂，将其裸露，将他们的情感磨得透明，以共同度过的时间、共同的期待的那不可见的符号将所有人标示。
没有什么能阻挡人对美与爱的向往
《排队》里，有一种受困于此时此地的人们的无可奈何。每个人都在他们的日常路线中行走，日复一日，没有尽头。谢尔盖不得不在乐队里谋生，中学教师安娜只能在排队时感受到某种自由。排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遥遥无期，即使不知道为何排队，即使不知道等待的到底又是什么，但死水般的生活到底有了点儿涟漪。
作为小说，《排队》的调性是压抑的，人们一刻不停地排队，担心自己的位置被人抢走，在阴郁的天空下寻找苟活的可能，如同被蒙着眼睛的驴子，麻木地挨过时间。但是，《排队》里还有另一种调性，它与排队紧密相关。排队的人们逐渐互相熟悉，结成友谊。那种情感安娜深刻感受到了：“自从秋天以来，自从气氛变得阴郁以来，人们之间难以察觉地靠得更近……他们不时可以抱着一种毫无顾忌、直截了当的迫切感依赖另一人，在饱含雪意的黑暗的天空下，在恐惧、希望和信任之下相互团结，就像跟家人那样说话，或许，甚至他们都不会这样跟家人说话。”——“为音乐会而排队”使人们成为某种情感共同体，他们有了抱团取暖的可能。
借助排队，中年男人谢尔盖可以暂时逃离无趣的中年生活，可以遇到同样热爱音乐的女人。什么能阻挡得了人对美和爱的向往与追求呢？排队让人对许多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深刻的感受。“很多陌生、迟滞、无法言表的感受，使他觉得沉重、疼痛、完满，简直就像人生第一次感到体内某种真实的存在，也许是一个灵魂。”与女人讨论瑟伦斯基，寻找音乐唱片，他感受到生命本该有的光泽，当然，还有一种与春夜有关的温柔。
被禁锢的爱，被禁锢的美
“排队”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事件，“音乐会”则是整部小说的希望之光。它不仅席卷了这位中年男人的情感生活，也卷来了妻子安娜的童年记忆，那有关丝绸镶边、堆积的天鹅绒垫的广阔空间，还有蕾丝衣领和芭蕾舞曲。对音乐会入场票的渴望也带来了安娜之于丈夫情感的苏醒：“她感到那一层层深埋的误解、未说出口的怨恨、孤独的委屈都消释殆尽，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在敞开，溢满光明的澄澈感，好像所有地方都掀开窗板。”
还有安娜的母亲，那位几乎从不开口的女人。因为音乐会，她打开了她的记忆，有关芭蕾舞演员的前半生的记忆。这是不认同此时和此刻的女人：“我所有珍贵的记忆、所有不曾讲过的故事，在我的灵魂里酝酿，让我终日沉浸在儿时飘飘然的魔法里，沉浸在少女时代汗水湿透的音乐里。”
音乐会带来的光泽也席卷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年轻人与维克托老人相遇，听他关于瑟伦斯基的讲述，“亚历山大觉得房间在扩大，仿佛四壁消失进新的窗户，而通过这些窗户，另一个令人惊慌的世界光辉熠然进入。”
远方的、突然而至的“音乐会”意味着自由，意味着美，意味着别处的生活，意味着别处的自由之身与自由之心。音乐会的到来使人们恍然明白，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系统里，却原来有如此相差甚远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由此愤怒，那是小说能量的集中爆发：“光和热的涌动，某种光明、伟大而愤怒的东西迸发开来，就像亚历山大所感受的愤怒——为谎言、为排队、为永远无法确定地获悉任何事情的无能、为无力打破羁绊所有人的空洞的时间和折磨人的空间的束缚而愤怒。”但终有一天事情会起变化的，“他会冲破的，他的人生就会不同，不管怎样，总归会不同，圆满而光彩夺目，就像——就像神秘的天才伊格尔·瑟林斯基的圆满而光彩夺目的人生。”
对音乐的向往使人们结成另一种艺术共和国，这个国度只与美有关。《排队》中，人们固然生活在坚不可摧的秩序之下，可是，对美的渴望有如冰封之下流淌的河水，有如熔岩之下奔涌的岩浆。——那是被禁锢的爱，被禁锢的美，被禁锢的忧伤和渴望，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遏制的。是的，一切因为那个人的音乐而不同，“那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它理应属于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尽管小说中音乐会因为匪夷所思的原因最后取消了，但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盼望，他们又开始为另一个著名画家的画展排队了。——我们在《排队》中所感受到的禁锢有多强大，我们所感受到的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就有多热烈。
恐惧和喜悦交织，黑暗与明亮共生
《排队》的叙述中，有一种复杂多义的音乐性，在这样的音乐性中，所有事物都呈现了迷人的两面性：一面是灰色的，像水泥一样的现实；另一面，则带着希望的温柔的光。事实上，这位小说家也具有两面性。她是站在两种文化交集处的写作者，是从彼处移居到此处的小说家。但是，她没有那种我们熟悉的“企图心”，在她的笔下，那里和那时代的人，不是用来隐喻和寓言的，他们就是人本身。她没有使他们成为“他们”，而尽可能使他们成为个体，成为人。她无意将彼时的苏联写成铁板一块，以用来批判和鞭挞。她的写作固然具有政治性，却并未使人物成为政治写作的道具和标签。——《排队》的最大魅力在于打破，她打破了坚硬与柔软、黑暗与明亮的界限，从而潜入了事物的最深处。在那里，有一种交集之美：恐惧和喜悦交织，黑暗与明亮共生。
要特别提到的是，格鲁曼小说中有强烈的俄罗斯文学气质。这位小说家是人与人关系的精细分析者，但那并不关于人际关系的表象。她感兴趣的是人的心灵，是人灵魂上的东西。格鲁曼不是那种用头脑去热爱和同情笔下人物的写作者，她发自内心地同情和热爱，这正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最强大的部分，恐怕这也是美国媒体提到格鲁曼时会讲到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的原因所在吧。
要怎样表达我作为中国读者的感受呢？这一个多月来，我的感慨复杂难以言喻。出生于1971年的格鲁曼应该是我们所说的七零后作家吧？但是，她对人性的洞察，对人与所处境遇关系的理解，对自由与拘囿关系的认知，远比大洋此岸的中国同龄作家要深刻、敏锐、宽阔得多。格鲁辛和《排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苍白与虚弱。
原载于《新京报》2017-01-14
《排队》读后感(四)：“最大的恐惧，就是活到父母的年纪，却发现自己毫无记忆”
标题的话出自本书第318页。
说说情节结构安排。前松后紧。这里的“紧”指的是精彩程度，前面细致的心理和环境描写我不喜欢也不习惯，但是写得的确好。
我最迷恋的是本书的主题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因为个人比较喜欢那种运用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方法来写作的作品，而写作者恰好可以利用小说虚构的情节、人物和地点的特点进行大胆的创作，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读与政治有关联的小说。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我认为就是本文标题的那句话——如何在压抑的环境下，抛弃“皮囊”，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所谓皮囊，就是一个空壳，没有充实和丰富的情感，排队的过程是一种反异化过程:通过协作和互相帮助，阻止人和物颠倒，阻止目的和手段颠倒，阻止主体和客体颠倒。人是利己的，但是人并不是永远利己的，他们可以为了寻找过去失落的自己而倾尽全力去买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只有爱，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之间的爱，才是陪伴在你身边最忠实的伴侣。门票仅是手段，是客体；排队过程中的期待、坚守、善良和追寻才是主体，人的存在和人的情感才是目的！
我思故我在。小说的美在于它带给我们的等待。有等待，有期待，我们才得以存在。
《排队》读后感(五)：排着队远离曾经的辉煌
精致的人物关系下是貌合神离的家庭、无奈的怀旧、失望的青春、无望的麻醉……自由失去，遗忘催生出的怀旧，苟且得只能把所有的爱和不舍锁在在过去的匣子中，藏匿在蛛网密布的地下室，消耗在白夜里的队伍中……可是在这种荒谬的生活里，至始至终没有人冲出队伍，是真的相信可以买到通往幸福的门票么？这种坚持与其说是一种希望，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不愿承认现实的绝望——排队似乎也成立无聊生活中的仅有的精神慰藉。一对钻石耳环里折射的芭蕾社交和一张长椅上端坐的艳妆母亲，是两个时代的重合，只是方式有所差别，似乎想说这个时代的春天不需要光彩夺目，可谁知道曾经的时代是否也有一位艳妆的女人，排着另一个绝望的队伍，等待另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
《排队》读后感(六)：等待，以时间战胜时间，是人类保卫希望的方式之一
暑往，寒来，春又接着冬往前走，这就是一年。从一生中拿出一年来等待些什么，似乎算不上奢侈。但是，如果你并不知道这番等待的结果，甚至不清楚自己在等的是什么，你是否还要排进队伍里？俄裔美国作家奥尔加·格鲁辛（Olga Grushin）用300多页讲述了一个排队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的苏联历史，书中的人们花了一年时间，什么也没等来，又什么都等到了，如同一出苍白现实版的“等待戈多”。
——“谁在最后？你是最后一个？他们在卖什么？”
——“谁也不知道，但我希望是什么好东西。可能是手套，我的手冷。”
谁也不知道那街角的售货亭要卖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门营业，在太阳早早落山的冷天里，人们在街角排着长队。女教师安娜也在队伍里，从她为了避开庆祝“大变化”37周年的游行而拐进这条陌生的街道，偶遇这个陌生的售货亭，等待便开始了。她愿意接受撒着糖霜的蛋糕，或者一小方瓶宝石红指甲油，一块光滑的茉莉味香皂也行。她下班便来排队，甚至请假来排队，等什么仿佛并不那么重要，等待的乐趣在于等待本身，似乎售货亭里藏着的任何商品，都可以为她一成不变的生命带来某种难以估量的转机。
一次巧合，安娜的丈夫、大号手谢尔盖在厕所偷听到，即将有一场音乐会来到这个在“大变化”之后萧条封闭的城市。人们排队等待的，原来是一场新年夜音乐会的门票——被祖国驱逐的音乐家伊戈尔·瑟林斯基将受邀回国，带来一部新创作的交响乐。
每个人都想去这场音乐会，安娜、谢尔盖和他们十几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就连安娜那位因莫名怨恨而从来不曾说话的、衰老到几近腐朽的母亲也说：“我很想去这个音乐会，拜托了。”
然而只能买一张票。在确定音乐会门票在这个家庭中的归属之前，他们轮流去排队。日日夜夜，四季更迭，他们的生活重心离开了餐桌与床，沉入售货亭前的队伍里。他们各自默默谋划着，如何通过这张票来改善自己的某种境遇，每个人心怀的目的，似乎全都隐秘而合理，甚至几近高尚。他们与家庭中的竞争者成为“敌人”，队伍本身成为了新的生活秩序。
安娜渴望这张票，最初是为了母亲。她寡言的妈妈曾是著名的芭蕾舞者，因怀上安娜而告别了舞台，告别了芭蕾所代表的荣耀、青春和高雅生活，安娜必须用这场音乐会补偿自己与生俱来的亏欠。挫败的谢尔盖一定要去音乐会，以便把自己写的乐谱通过某种秘密的方式传递给瑟林斯基，得到一份来自音乐偶像的肯定和赞誉。少年亚历山大不想听音乐会，他要倒卖了门票，坐着火车去东方，看看梦中的大海、落日、鲸鱼、雀鸟。（起初，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安娜妈妈为何坚持要去音乐会，直到书的尾声部分，一位奇怪的叙事者语焉不详地讲述了她与瑟林斯基之间的一段旧情。）
排队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谢尔盖爱上了队伍中的另一个女人，安娜丢了母亲的钻石耳环，亚历山大认识了一位神秘老人——新的情感或是建立或是崩塌，随着心中的希望变了又变，每个人付出等待的意义也不断变化……
后来的事，接近于《麦琪的礼物》——亚历山大一夜夜排队，安娜与谢尔盖放弃了工作，安娜母亲当掉钻石凑足票钱——他们相互原谅，无私地贡献自己的诚意与能力，争相为对方争取音乐会可能代表的生活转机。然而，在排队一年之后，在门票最终开售之时，他们一家人错过了。之后他们得知——那并不是瑟林斯基音乐会的门票；瑟林斯基不会来了，他可能早就死了。
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在这场漫长而诡异的等待中，一家人重新发现了彼此的生命之光。对于依靠外物获得救赎的奢望，终究不及生活本身重要。
以“等待戈多”的荒诞开场，以“麦琪的礼物”的人性收尾，《排队》不责备任何人的自私与不诚实，它已尽力展现：无论政治多么不堪，美好之物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永远奋力与丑陋的世界相对抗，等待是人类保卫梦想的活动之一。这一家人或许还将在别处排起新的队伍，因为依然心存希望。
安娜排队开始于“大变化”的37周年纪念日，作者奥尔加·格鲁辛曾解释说，“大变化”象征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并非说明故事确切地发生于1954年——作者其实“信手借鉴了苏联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压制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一段与音乐会有关的真实历史：伊戈尔·瑟林斯基的原型是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962年，年届八十的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邀请回国访问，这是他去国半世纪后第一次回归故土。一场历史性的音乐会在列宁格勒爱乐大厅举行，由斯特拉文斯基亲自指挥。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一年的等待之后，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位八十四岁的姻亲姊妹没能去听音乐会，因为门票已售罄，而她排队的号码是5001。
灰暗政治环境之下的人性书写并非什么新鲜的文学母题，依托于某段历史插曲展开故事、以事实来加强事实本身的荒诞效果，无疑是一个好选择。然而，格鲁辛的写作似乎太过用力了，她试图将太多巧合与刻意塞进这个排队故事里，比如这一家人一致的“残缺”——母亲安娜是音盲，父亲谢尔盖天生没有嗅觉，儿子亚历山大是色盲——除了安娜因为听不懂音乐而没有动机将门票据为己有之外，其他刻意为之的残疾似乎毫无意义。再比如，在排队过程中，这个家庭承受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损失和牺牲：全家的积蓄被无端挥霍，花高价买到瑟林斯基的唱片但摔坏了，变卖了稀世钻石而钱马上被抢了——真是多劫多难的一年，一家人，排着队，散着财，最后啥也不剩，而这些无端的厄运并没有使读者更同情他们一些。
格鲁辛无疑是一位造境大师，她十分擅长并乐于表现自己对于梦境、幻觉及心理活动的描写笔力，小说文句中的呼吸空间被大量细致的情绪与想象书写塞满，充斥着声色味多角度全方位的形容，以及乐此不疲的、超现实主义的长篇幅比喻。画面太过详尽、细微和具体，连读者的想象空间也一并被占据，过度造境无疑疏远了读者。一个在灰蒙蒙的苏联街头发生的故事，值得拥有一份更安静、沉着、无赘、平实的讲述，就像“等待”本身一样。
安娜在幻觉抑或梦境中不断回忆起一首关于布谷鸟的诗：
我像时钟里的布谷鸟一样活着，
我不羡慕森林里的鸟，
他们给我上弦，
我就唱歌。
这是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
与阿赫玛托娃一样，格鲁辛对这份体制充满着轻蔑与嘲讽，她们转身，在贫瘠而压抑的社会中拥抱普通人，赞美他们的爱与善良，并试图守卫他们内心那一丁点儿自由和希望。
排队，或者等待，以时间战胜时间，是人类保卫希望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