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经典读后感10篇
《昨天的中国》是一本由阎雷 (Yann Layma)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28.00，页数：35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书城里看到这本摄影集时，随手翻了几页，立即被这照片中深深的历史感吸引。
有一张照片是1988年，一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背着行李，在辽宁沈阳火车站的照片。他应该是刚下火车，将要进入这个城市开始未知的生活，旁边人来人往，他也正在大步向前走，面对着镜头的表情里有一些茫然，有点慌张但并不畏惧这世界。
让我想起同样在年轻时离开家到外省去做生意的爸爸。他初次离家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是有着这样的神情吗？
历史告诉我们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大的变化。 可是，生于1985年末的我，儿童时期所留下来的记忆也只剩下在田野间跟小伙伴疯跑，爬到树上摸榆钱儿，学骑自行车被摔，在学校里跟小伙伴们玩丢手绢， 零零星星的儿童琐碎生活记忆，似乎跟那个时代的巨大变革并没有太大关系。
听听父母口中的他们年轻的时候: 全村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做生意几乎人人都赚到了钱，讨到了老婆；谁谁家第一家买电视的时候全家都挤到他们家里看电视；老爸带着小舅出远门去河南卖汽是油赚了四千块钱，夜里愁得睡不着，“这么多钱怎么花得出去”。还有年轻爱美的小姑骑着家里新买的摩托车，速度快的连后面警察都追不上。
80年代并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个时候年轻的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的父母。他们才真正经历了那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而这本摄影集中记录中的八九十年代，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当时的中国，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的模样。或许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父母那一代人。
书中的照片都很迷人，有一种历史感的同时又让你觉得离你很近。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二)：十问阎雷
一个外国人，带着相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拍摄中国，一拍就是30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问：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阎雷：我是一个拍地理专辑故事的摄影艺术家，我喜欢记录生活，记录文化，记录美丽，从一张张照片里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民，用一台照相机去记录极易流走的真实。
问：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景吗？
阎雷：第一次来北京是1月份，零下15度。我晚上11点钟从飞机场，不是现在飞机场的样子，是老飞机场，完全不一样。机场过去北京饭店（那时外国人只能住北京饭店）那边没有高速公路，是一种很偏僻、很破的土路。夜里11点钟路上一个车都没有，可能见到了三、四个自行车。特别脏，全是土，那时候我22岁，我觉得哎呀，我到了什么世界了？
问：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阎雷：光线、画面和一个最对的时间。拍专辑故事，要花很长时间去想拍什么内容、什么人物。拍摄的时候常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等到光线好，等待好的画面。
关于摄影，我觉得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多看外国的杂志、画册，特别是摄影画册、油画画册，然后在实际拍摄中与脑海里的画面进行比对，找到最佳状态。在法国的家里我有2吨摄影和油画画册。另外，我的父母都是画家，从小就教我彩色方面的知识。
问：你拍的照片中的人物都非常自然，你是怎么拍的？
阎雷：马克·吕布教过我，他教我怎么动，怎么拍照片：不让别人看你的眼睛，戴一个帽子，慢慢地拍，像一个舞蹈动作一样，不让人看到有一个老外在拍他们，所以动作要特别慢。拍之前不要特意看人，拍之后也不要看成片，有点类似偷拍。
问：你当年拍照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围观？
阎雷：好多好多，我记得在武当山的时候，我去拍一位138岁的道教师父，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看见我，就说，“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问：30年间，你拍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照片，《昨天的中国》中选取了1985年至1995年这段时间的照片，为什么您要选择这10年的照片编排成书？
阎雷：摄影是有很强的时间性的，很多照片都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有价值和意义。而今天中国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能很多人没感觉，现在的照片可能10年、20年以后再拿出来吧。
阎雷：我那时候很年轻，我很自由、特别勇敢。那时候很多地方对外不开放，我去不开放的地方，碰到了很多很多问题，经常被警察抓到。他们问我，你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从要去的地方来的，他们就说那你去吧，我说好吧，就这样一直在跟警察玩儿。那时候很多地方对外国摄影师不太开放，他们特别害怕拍他们地方的坏事。可是我拍了中国六七年以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中国的老朋友，我不是拍坏事儿的，我不是要批评，我只是要学习，学习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问：如果要拍今天的中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呢？
阎雷：堵车、污染、奢华、浪费……我最近拍了武当山，我本来是想拍部电影，可是制片人没钱了。我去年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个剧本，后来很可惜没有拍成。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纪录片，我很喜欢有故事的纪录片。
问：你是拍摄中国时间最长的西方摄影家，你觉得这是偶然吗？
阎雷：我的运气很好，也因为我那个年少的梦，梦里说我的生活就是要拍中国，我特别高兴。当时有一个精神病医生来看我，他给我带来照相机，并且教我怎么用照相机，因为我10天时间睡不着觉，那个医生是我的一个师父，他教我摄影。
我17岁的时候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也从未关心过政治。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刚刚对世界开放，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中国。那时候我在上学，做了这个梦以后我决定要学中文，我要学国际贸易，这样就可以自己做独立摄影师了。
问：你是第一个去过朝鲜的外国媒体记者，你觉得那里算是中国的另一个版本吗？
阎雷：完全不一样。在朝鲜的经历就是噩梦，平壤的每个人都很严肃，不说话也不笑，很可怕。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三)：我不想总是看大妈跳广场舞
我不懂摄影。所以构图啊，光线啊，色彩啊什么的，我就不说了。但风格可以说一说，这本相册是记录，是人文摄影，不是创意摄影，艺术摄影。新闻摄影之类的。
我就说一下观感。
拍摄地点就是一些城市大街上，公园里，车站，商场，农村里，中国热门景区之类的公共场所。
拍摄地点也全都是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的路人。
拍摄的事情也就是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的事情。比如走路啦，骑单车啦，吃棒棒糖啦 ，抬头仰望天空啦，插田啦，跳广场舞啦。哦，对啦，那个年代没有广场舞。可是如果把时间跳到现在，估计作者拍摄的就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在城市跳，在农村跳，在城乡结合部跳，就酱。
作品的文字注脚非常简单。一般是时间，地点，和简单的人物活动介绍。有时候，只有时间和地点。全书只有两篇小短文。
说拍摄范围广吧，也并没有很广，重复的太多，有些地方，北京，福建，上海的比较多。可根本没有西藏新疆（好像现在还是禁止歪果仁进入？）。也没有中间省份，比如湖南湖北啊。时间广度上，1995年后的比较少。没有2000年的照片。
我的吐槽。
我觉得这种广场舞大妈似的生活虽然普通，简单，真实，且反映了时代的普遍。可是，我不喜欢全部都是这样诶。我喜欢普遍广泛时代大背景的同时，加入深入时代的东西，时代里面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特殊于那个时代的精彩，亮眼，特别的东西。这样才能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才能觉得在认识那个时代，在心里才有个印象，而不是很平常很风平浪静很表面很脸谱的人。
所以，一个普通的读者没有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生活过。有没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知识就可能会没有太多感触。像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也觉得还好。
可是这毕竟是摄影集又不是历史书。我真是太苛刻了。
很敬佩的是作者的拍摄精神，大赞！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四)：为了模糊记忆里的纪念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珍贵的书。
我是一个记忆里不太好的人。我无法回忆起，1990年以前的生活，更精准的说，我的记忆似乎从1992年才零零星星的有一点。法国摄影师阎雷在我不曾记得的时光里，走访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与地区，拍摄下这一系列珍贵的画面。这些照片，让我不断的认识，我出生的那些年前后，中国曾是怎样的样子。
因为没什么记忆，在整个过程中，我很惊讶，在某年某地，会有某种场景。比如民间艺人，比如谈恋爱的小两口还可以在路上抱在一起，比如卖鱼的摊位上剖开的鱼肚和鱼泡，比如自行车川流不息以及一辆上海牌轿车。我总是不断的看介绍，那是哪一年，我多大了，那一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原生态的记录。我在想，照片上的那些人，是否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某一刻，被一个外国人记录在一本书里。21世纪后的某一天，自己年轻时的样子，被镌刻在一本出版物中被保存下来。多少年后，他或者她的后代，时候会知道那一刻的故事。生命中的某一刻，被记录下来，并成为某种艺术的一部分，想来一定是一个神奇的际遇。
对于80后的我们，特别是85后的我们来讲，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影像照片资料，值得永远保存在书柜中。我们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为了记忆里那些模糊的画面。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五)：阎雷：现在最好的摄影师也活不下去了 （已刊于《南方都市报》）
记者张中江 发自北京
行走拍摄中国三十年，Y annLaym a(阎雷)的作品日前首次在中国出版。这本名为《昨天的中国》的画册，是其畅销全球的大型摄影集《中国》的最新精编版，由后浪公司引入出版。书中的照片，都是普通人最纯粹的日常生活，还原了最为鲜活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阎雷本人近日来到中国，参加了该书首发式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谈及图片社、杂志的衰落，阎雷说，也许摄影师这个职业，已经是过去时了。
马克·吕布：不要看拍摄对象和镜头
16岁时，法国少年Y annLaym a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背着相机拍摄中国。彼时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国门正逐渐向外国人敞开。对这个遥远国度一无所知的Y annLaym a，开始一边学摄影一边学中文。
当一名摄影师是阎雷年幼时的梦想，18岁那年他如愿以偿。20岁时，还不怎么出名的他，因为前女友认识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秘书，而获得拍摄总统日常生活一年的机会。那次拍摄令他声名鹊起，马克·吕布、布列松等大师级摄影师，也开始注意到他，并给予技术指导。“马克·吕布告诉我，不要看拍摄对象，也不要看镜头，要这样拍，这样拍。”Y ann Laym a一边说，一边比划起来。
1980年代的中国：白开水表象下有故事
80年代，与中国内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让少年有些“无语”。“在广州，统一的着装形成了一种浑浊厚重的灰色调，没有任何对比，没有任何颜色。”这让天生对色彩敏感的他感觉无法“捕捉”。“北京城简朴的灰色氛围，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干燥的风吹得噼啪作响，到处都是煤球的气味……”
Y ann L aym a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他深信“只有花时间才能穿透这层表象”。1985年，他正式开始了在中国的拍摄之旅。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他，开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寻常百姓的生活。渐渐的，他发现了另一面的中国：夜幕下的紫禁城城墙外，同性恋者在寻欢求爱；秘密的地下舞会上，年轻人开始学跳迪斯科；在一座体育馆里，中国一家股票交易所开门营业了……
挎着他的莱卡相机，Y annLaym a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不知多少次来到中国，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也因此成为。“这种拍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策展人那日松说。他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 阎雷。
摄影现状：马格南图片社都要关门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阎雷经常到各个国家，为各大杂志拍摄图片专辑故事。“那个时候做地理摄影师是大家的梦想，很风光。”(那日松语)
“那时候可以花五六个月拍一个专辑故事，现在最多两个星期拍完，也赚不了什么钱。”谈到摄影师的现状和未来，阎雷显得十分悲观。在他看来，“摄影师已经是过去的职业。”
“我还是很喜欢在中国到处拍照，可是现在摄影专业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国外的画册、报纸、杂志都不在了，大家开始上网，都不买报纸和书了。杂志社没有钱让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了。好像摄影是一个‘原来’的工作。现在有数码相机以后，太容易拍照片了。(摄影师拍的)这些照片也没有市场了。马格南都要关门了。”阎雷的话语中颇多无奈。
他口中的“马格南”，是由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摄影大师在1947年创立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社。这样一家图片社今天也难逃移动互联网对摄影带来的冲击，令人不禁感慨技术带来的变革之大。现在阎雷最好的摄影图片都在G etty图片社，“十年前一个月可以收到四万元人民币，现在一个月只能收到两千块。”
创作动力：拍一个专辑故事卖给谁？
因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少地方政府会邀请他为当地拍摄照片，阎雷很乐意接受这样的邀请。“每周给我2 .5万元，我给他们100张照片。”前段时间他去了福建安溪，以后还会再去。
至于自己主动选择的题材，“现在不知道拍什么照片挣钱，好像没什么可拍的。拍一个专辑故事卖给谁？这个市场越来越小了。我对年轻的摄影师讲：‘最好是找别的工作，现在最好的摄影师他们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患感冒而显得疲惫的阎雷，声音虽然低，还是很平静。
去年刚刚喜得爱女的他，平时在法国“安安静静养我的小姑娘，编编画册”。还有就是帮助中国人在当地买城堡，在他的住所附近就有很多城堡。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六)：昨天的中国
昨天的中国
当我15岁的堂侄女听她40岁的父亲说，他们姐弟3人当年如何因为贫穷的家境，分食家中唯一一个鸡蛋的故事时，她惊讶得张大嘴瞪大眼，觉得此事完全难以想象，“怎么可能啊！骗我！”她从小就不用愁吃喝，属于尚未见过鸡屎的城市孩童一代。
当我听我已经年逾50岁的母亲回忆，她当年师范毕业那会刚进入中学任教的女同事、一名同样年轻的女教师，被学校领导发现和年轻的男同事到一个房间私会。一等房间灭灯，年迈的校长带着一队人马冲进去，抓“不良作风”的现行。我听闻也是目瞪可呆，那是我童年熟悉的当事人。
这样的事情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数十年光阴彷如弹指一挥间。我与我15岁侄女的无知本质是一致的：我们缺乏对于那个时代切身的体验。我们或许在历史叙述中听闻那时的饥饿与贫穷，在书上若影若现地读过“流氓罪”和保守程度，却忘了它们曾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代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身边年长的亲人身上。
贫穷、饥饿、封闭、保守、粮票交易、买肉要跟屠户老板套交情，从每个月18块钱的伙食费里省出8块烫个新发型，男女青年恋爱越出那条风化界线或是犯了流氓罪被抓进公安机关，这都是我母亲青春时期那个显得遥远的时代记忆。当年一切物资上的匮乏，精神上的贫瘠，绝非今日之我能细致具体地凭空构想。
当我的母亲看到这些照片，那些记忆都浮现了上来。她生于湖南的一座小县城，成长、求学、工作，时光都耗费于斯。她的相册里装满年轻时照片，更多的是黑白照。对于彩色照片里那些发生在北京、上海的故事，她觉得已经是开风气之先河。光影让她记起了1988年。一个来自厦门的同学那年带来了彩色照片。同学惊为异物，人人趋之若鹜。随后的毕业照里也有了彩色的身影和背景。
伴随记忆中的叙述，与这些珍贵的彩色照片，那个时代的事物也变得立体丰满起来。感谢这些由法国摄影师阎雷（Yann Layma）拍摄的照片。1979年，中国彷如一夜之间向世界敞开它的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华，奔走各地，力图绘制一个刚开放国度的形象。 这些照片是一幅记录中国变迁的风俗画。正如摄影集名字，那是“昨天的中国”。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七)：The Good Old Days
阎雷（Yann Layma）,1962年出生，法国人。他生来就继承了法国布列塔尼族才华横溢、浪漫奔放的性格基因，十四岁开始周游世界，十六岁迷上摄影，两年后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1981年，阎雷十九岁，他自称在一场青春期的梦中受到这个遥远国度的感召，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1985年，二十三岁的阎雷拿起了照相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拍摄之旅。30年间，他行走在中国的每个角落：田野间、运河边、大街上、胡同儿里，胸前挂着莱卡相机，记录着古老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之下，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的时代气息。
改革开放前，那些被获准不远万里拍摄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外国人，我们习惯亲昵地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比如阎雷先生的同胞加前辈摄影大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再比如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些老朋友们往往获得优待，能够特批拍摄一些特定的场景。于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新闻记录的功能，别有一种历史与政治的沉重感蕴含其中。
然而时代赋予了阎雷新的机遇。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大门，他获得了第一批旅游签证。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给阎雷的艺术创作赋予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他决定放弃新闻记者式的客观记录与先锋艺术的表现形式：他要通过自身的观察与体验，来“捕捉事物的影子，追求瞬间的光影并寻求相似性”——此处的“相似性”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的理解应该是寻求拍摄者与观赏者心灵上的共鸣。关于这个摄影理念，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坦承：“在本书中，我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常常敏感于人生的起落、犹豫和脆弱，而刻意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报道保持距离，好让现场所留给我的印象能够保持鲜活和自由，能够为我的内心注入奇观，教会我他们的语言，让我学到另一种思维方式，与我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我所依赖的是时间，是努力，是旅行，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去发现更多，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按下我的快门。”
于是，我们发现这一本名为《昨天的中国》的摄影集中所收录的照片，不再是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来展现的异域视角，而是融入在茫茫人海之中随手记录的任何令人感动的瞬间。摄影师就在我们中间，他和我们一同在火车站挤车、在黑市挑牛仔裤、在窑洞参加婚礼——如果不特殊指出，我们并不知道摄影师是一个外国人。
摄影是时间的艺术。如今我们隔着三十年时光向回看，那些曾经平凡琐碎的片段如今都是记忆河床里淘出的金砂。这本书的主要摄影作品拍摄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这几年的时光正是我们八零后的童年时代，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无疑是对逝去美好年华的一种缅怀。随着阅历渐长，透过这些色彩斑斓的老照片，我们也能隐隐勾勒出那个期间时代急剧变革的轨迹。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灰色仍然是主要的基调。灰色的人流熙熙攘攘地骑着凤凰、永久自行车穿梭在旷远的长安街上；灰色的尘土在干燥的北风里飞扬；灰色的柳条筐里装满了一吨吨统购统销的大白菜；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悠闲地在公园里遛鸟儿——这是一座灰蒙蒙的宁静的城市，用阎雷的话说，带着一种“过时的斯巴达式的浪漫”。然而在这一片灰色的安详之中，暗暗地萌动着时代的春意：在八十年代经典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上映以后，大街小巷开始兴起一股穿红裙子的潮流，爱美的少女们还会在风沙刮起时在头上蒙一条粉色纱巾；第一批个体商店的出现，使人们怀着兴奋与好奇去黑市挑选从广州贩来的时新蝙蝠衫、牛仔裤；一对情侣在颐和园的长椅上羞涩而拘谨地拥抱。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个小伙子踌躇满志地抱着肩膀站在1986年微冷的清晨，身后是自己粉刷一新的“雅娇发型厅”。发型厅坐落在四合院的老瓦房，招牌是木刻的繁体隶书，橱窗里却贴着两张当年著名美国女星波姬·小丝（Brooke Christa Shields）的海报——传统的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在这里微妙地碰撞、融合。这些小小的细节被照片保存下来，传递出中国、北京已经准备好走向世界的讯息。
在广东，人们比内地的中国人更加贪婪地着迷于所有新兴事物：第一个溜冰场，也是第一个带有浪漫情调的场所，男孩女孩穿着一身香港时装，手拉着手连成一个队伍从你身旁欢笑着经过；在公园划游船的一家人带着更开放友好的微笑望着这高鼻子的摄影师；深圳街头开始出现圣诞老人装束的广告营销员。
然而最令我魂牵梦萦的莫过于照片里的东北，那定格在浓重色彩中的童年。那时候，城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泥土芳香，蒸汽机车轰隆隆地承载着重工业的辉煌，还是青工的母亲正急促地挥动着铁锹清理铁路旁的积雪，爸爸把我放到大永久前的横梁上叮铃铃地驶向远方……真冷啊！东北好像永远是冬天，手闷子里的指头都要冻僵了，睫毛也像老公公一样变得花白了。这车骑得还不够快啊！回去还能赶得上看《米老鼠与唐老鸭》吗？爸爸显然没有理会我的焦虑，径自心情大好地哼哼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如今，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不再，那些匮乏却不贫乏的温暖时光不再。于是我们要感谢阎雷，感谢他那一双眼睛以及他手中的徕卡相机，使我们每次翻开《昨天的中国》，都能回到昨天，回到童年，回到那些good old days.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八)：拍了80年代中国的“老外”，现在找不到“梦一样的故事”了（已刊于《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 钱梦妮
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高领毛衣、中山装、搪瓷杯，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可现在的中国人只能去照片里寻找记忆。在上世纪中国国门刚开的时候，这个国度吸引了许多西方媒体记者来见证古老文明与现代化的碰撞痕迹，其中就有法国人阎雷(Yann Layma)。
他的经历几乎就像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一样，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成长在图尔，父母都是艺术家，从小鼓励他做梦。“在我小时候，爸爸给我盖了个船型小屋，贴了张足有四米长的世界地图在墙上，每天我就对着它做梦、想着去全世界旅游。”他在十二岁时和家人去埃及旅行，十四岁时便搭便车开始游历欧洲大陆。
当阎雷在自己位于北京北五环附近的公寓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他已经是个功成名就、刚有了可爱宝宝的人。十年前一场严重的躁郁症使这位53岁的摄影师看起来显得有些虚弱，但他将近三十年频繁在中国各地行走的阅历使他足以用中文进行谈话。他总喜欢用“梦”这个字眼，令人迷惑到底是真的“梦境”还是比喻义的“梦想”。
“16 岁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中国生活，很神奇。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睡不着觉，我要学习摄影，我要学习中文，我要拍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在叫我，我应该去。”
从那天开始，阎雷便开始学习摄影并逐渐积累出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在1984年获准自由进出巴黎爱丽舍宫，为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拍摄了一年的政坛生活照片，成为法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师。不久之后，他还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于是在1985年，阎雷终于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踏入中国，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共拍摄了60多组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出版了四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于2004年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题材摄影师。2005年，他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近日由后浪出版公司推出画册《昨天的中国》，以《中国》为底本，甄选并增补部分未公开发表的照片，重新编排成册，呈现从1985到2000年间处于转型期中国乡村与城市的日常生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饱含生命力的肖像。这是阎雷行走拍摄中国三十年作品首次在国内出版。
梦一样的中国故事
“在广州，人们贪婪地着迷于所有的新兴事物：第一个溜冰场，第一个带有浪漫情调的场所，第一批个体商店，第一批自由市场。好奇的民众身着毛式上装，排着队来到白天鹅宾馆看展览，着迷地看那纸扎的假山，挂着红纸灯笼的瀑布，以及把整个展馆搞得像伟大领袖结婚礼堂的大理石地板。”在《昨天的中国》画册里有几篇阎雷口述的文章，在他描述下刚刚改革开放的广州城充满了新奇的场景。
于是他端起相机四处贪婪地拍摄：往墙上刷着标语的人、躺在交警台上休息的年轻人、往可乐瓶口里端详的小孩，还有火车站里踟蹰的异乡人、绿皮车厢里散漫的旅人、卧铺车上发呆的女人——在这些发型、着装、场景都具有明显年代感的照片里，却藏着鲜活的故事。
“我不喜欢新闻，不喜欢跟大家挤在一起去拍某个明星，我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拍,挖掘自己感兴趣的故事。”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向全世界杂志读者介绍好的文化、不同的文化。”
他喜欢北京城简朴的灰色氛围，认为这里尽管索然无味，但这个城市有一种过时的魅力：城市散发着斯巴达式的诗意，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古老胡同中进行着隐蔽的生活。“我喜欢花好几天的时间在北京火车站待着。对我而言，这座既像宝塔、又像斯大林式远洋邮轮的建筑是整个中国的中心：农民们从遥远的乡下来到这里，战士们从这里奔向自己的老家，城市居民去看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亲人。”
真正为他带来巨大声名的倒不是中国的城市，而是偏远山区里的壮丽风景。1990年前后，阎雷到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拍摄侗族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乡民从开始的疑惑“你是鬼吗？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到几个月后把他当做老朋友——他可以花半年的时间真正和拍摄对象相处，用最大的耐心和善意等待他们放松下来接受摄影机的存在。后来出版的摄影画册《歌海木寨》在国际上引起很大轰动，外国游客和文化人类学者蜂拥而至。
1993年，他又到云南元阳拍摄哈尼族，图片专题《山的雕刻者》以及同名纪录片再次取得巨大成功。那云烟弥漫的梯田、乡间村民头上的斗笠几乎成为很多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既有印象，同时无数摄影奖和电影奖使阎雷真正跨入了国际级摄影名家的行列。
九年后阎雷再次回到侗族乡村，可这一次他没有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侗楼拆了，年轻人进城了，没有梦一样的故事了。”阎雷说。
纪实摄影的黄金年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刚好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首的国际画报、杂志发展到最黄金的阶段——全世界的印刷期刊都倾向于利用高质量的专业摄影图片来作为封面故事、或者特别专题，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利润，于是杂志社对摄影师也都很慷慨。“过去一个优秀的图片专集可以卖到20万至30万人民币，可现在最顶尖的作品最多也只能拿到6、7万块钱。”阎雷告诉记者。
而同时，摄影师决定做的选题由自己来选择，杂志给予支持的话就可以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去操作。他最出名的几个系列，如哈尼族、侗族和之后的武当山都是在当地住了半年之久。
“可是现在，现在这个事业很快都没有了，很多报纸都不在了、杂志也没钱，有名的摄影师都活不了了。过去可以花六个月拍一个专题，现在只有一两个星期。”他说，“现在很难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还是喜欢拍，但这已经挣不了钱了。”
以前用最顶级的莱卡相机作为随身“武器”的阎雷，现在也开始用数码相机拍摄。他承认科技进步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方便拍摄、容易获得、技术门槛相对降低，可是高质量的专业图片却没了市场。
“过去真正的独立国际摄影师全世界大概总共就三百个左右，而他们现在都改行做别的了，开旅馆、当作家、陪旅行团、当老师。可是当了老师之后跟学生讲这个以后不能被当做专业，却又很矛盾。”阎雷脸上露出苦笑。他自己也毫不例外地开始另谋生计：最近正开始帮中国的有钱人去法国购买豪宅和城堡。
“是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俏皮话，“而且是一个老外。”
现在回忆起来，阎雷像是所有经历过年少时光的长者一样，语气中充满怀念。“那时候很穷、不自由，很多地方不开放，但我却不害怕。警察来抓我，我还吓唬他们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虽然碰到了很多危险，但中国仍然是最安全的。对外国人，中国人不会经常发脾气、吵架。”
他的骨子里已经深深印上了纪实摄影的痕迹，不会在专业照片里表达出任何个人的视角。尤其是当拍摄人物时他一直在追求那个完美境界：所有人都当他不存在。摄影大师马克吕布曾教过一个像舞蹈般的摄影技巧，动作放慢，装作看别处，手里的相机准备好随时拍下来。他一边说，一边起身演示——于是看到这位大腹便便的外国大叔操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解释慢动作拍摄，整个场景有趣极了。
阎雷长期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在小时候被测试出超乎常人的155智商，所以他很宿命地认为正是它使得他做梦梦到中国，成就了这样一番丰富精彩的人生。甚至摄影只是个借口，他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个专业旅行的旅行家。而接下来阎雷还在继续做梦，一个是想跟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生活一个月，像几十年前跟拍密特朗总统那样;另一个是想回法国重新拾起自己的蝴蝶收藏，建个博物馆。
这个热爱中国的“老外”，仿佛正在努力重新开启自己的黄金年代。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九)：最美好的城市化进程记录
阎雷这本摄影集翻看起来特别有亲切感，因为它几乎就是80后这一代人的亲历史，光是封面上戴着红领巾在寒风中晨跑的少先队员已经轻松将我这个80后的排头兵带入回忆。翻开画册，里面80年代和90年代的环境、时尚、风貌构建了一个时光机，将我结结实实带回那段渐渐淡忘的时光。
既然是亲历，我的家里自然也是有那个时期的照片的。但不同的是，阎雷是一个法国人，是一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外来者的身份让他的镜头捕捉到很多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视而不见的日常。吃盒饭的军人，街边抽烟的少数民族大爷，公园热恋的情侣……都是我们平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会留意的街边即景，却在阎雷的记录中成为市民社会构建过程中最宝贵的历史资料。正如阎雷自己说的：“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
从城市到农村，从乡镇到街道，内容取材广泛，题材灵活多变，又完全没有时间顺序。这本书乍一看没有任何章法，却也正好有多种方式去解读。有意思之处在于，看的方式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
第一种看法，可以用手遮住每张图片下面的年代和地域标识，根据图片人物的特色猜测时间和地域。80年代初期，中国人刚刚从“军绿”的狂热中解脱出来，服饰审美期待异乎寻常地热烈，红色处处夺人眼球。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作家铁凝的一篇《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受到盛赞，它不仅生动刻画出十六岁少女的爱美天性，更是对青春、对人性的一次正视和解放。不知道法国人阎雷是否读过这篇小说，他的照片到时跟铁凝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人们身上的红衬衫、脚上的丝袜和露趾凉鞋点缀着不同城市的街道。
当然，这只是猜得对的情况，猜错的情况更常见。雪天、铁轨、灰蒙蒙的街道、码得高高的蜂窝煤，这些北方镜像模糊了年代感，很难猜中。有好几福图片欺骗了我的眼睛，让我错把90年代中期当成80年代初期。
第二种看法，可以找到几幅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图片做对比，看看区别之处。1995年，深圳街头的男青年已经边走边用大哥大打电话，西装领带的“先富起来”的爸爸已经带着妻子女儿去看商业楼盘；而相隔不远的1993年，云南红河元阳县的一些村民第一次看到电视。不难发现，时代的改变是缓慢的，城市化进程如蝉蜕一般抽丝剥茧。
还有一种看法，当然是拿当年的照片跟今天做对比，看出某种奇妙的进步与轮回。三十年前曾经流行过的喇叭裤，今天又成了时尚宠儿；三十年前深圳街头的年轻人串成一串玩轮滑，现在的小孩子几乎把直排轮当成必修课；三十年前山东潍坊的集市上卖着白底黑面布鞋，现如今已经是老字号里最得宠的热销品……
时间不说谎，时间只是喜欢乔装打扮，它会把从前的中国人装扮成今天的中国人，“港”改成“潮”，“摩登”改成“时尚”，“文艺”改成“小清新”，改变了的是称呼，永恒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是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
那日松说，作为一个拍摄中国照片的外国摄影师，阎雷完全可以跟马克•吕布比肩。这一点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觉得，阎雷一定有一颗比马克•吕布更地道的中国心，这一点体现在他纯正的中文和不息的热情上。更难得的是，怀揣中国心的同时，他还能保持客观的冷静，做一个用镜头说话的局外人，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让我们这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中国人能够看到镜头中的自己，镜子中的自己。也让我们这些很被动地被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动前行的中国人，能够稍作停留，看看这个过程中的得失功过。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十)：昨天的中国，昨天的你我
不知究竟是直觉使然，还是类似的场景、服饰对于80年代初生在北京的我曾经太过熟悉，只看《昨天的中国》的封面，就觉得那张一群小学生跑步的照片摄于80年代的北京，书中照片下的小字证实了我的猜想，而更多的照片则勾起了更多回忆的点滴。可以说，作为一个连作者鼎鼎大名都从未听说过的非摄影爱好者，如果有什么绝对的理由去买一本定价128元、死沉的全彩铜版纸摄影集，那么一定是因为那些渐渐淡去的过往、那些在不知不觉中远去的曾经和那些悄然褪色的回忆，毋庸置疑。
通过法国摄影家阎雷的镜头，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才改革开放几年，8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差异巨大的社会，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城市内部。在广州，穿着当时还是新鲜货的牛仔裤的青年男女信步走在街头，而一对儿恋爱中的男女的穿着却很土气；在深圳，少年们已经划起了旱冰；而北京的街头可谓一半提前步入了90年代，一半停留在70年代，街上既有不少衣着艳丽、戴着墨镜、玉手镯、金戒指的、背着时尚小挎包的年轻女士，也有大量仍穿着军绿、土灰、蓝色的行色匆匆的男女。细看封面的照片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班的学生，衣着上也相差甚远，第一排第三个女孩甚至两脚的鞋子都不一样，一红一黑。也许，30年后，那个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早已忘记她当年曾经冒着被同学嘲笑的风险穿着不一样的鞋子去上课，而这个镜头却已被阎雷永远的捕捉。也是同一时期，当北京街头的大妈用板车拉着夏普冰箱，军人用自行车推着18寸的日立电视时，那个而今已梯田闻名于驴友的云南元阳，很多哈尼族村民们直到1993年才第一次见到了几个“老外”带去他们村子里的小电视。
在同一时间点上区域之前的差异，体现在纵向时间轴上则表现出了飞速的发展。在作者的照片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往往是悠然、闲适的，即便他们在劳作，体现出的也是民族的风情和与大自然之间和谐的美。而在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地区，无论是老工业基地东北、盛产煤的大同、以铁观音闻名于世的安溪、还是以渔业为主的东南沿海福建、漕运繁忙的京杭大运河，或者是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仿佛大家要用朝夕的时间弥补十年的经济空白。而到了90年代，城市中便不止是繁忙，还有大肆的拆建，让你在突然之间体会到，拆建实际上是发展到了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而阎雷的照片，恰好在城市天翻地覆之前，给那些老街旧巷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影像。
面对着当下的中国，翻看着阎雷的老照片，一杯一匙，饮下的是历史，涌上的是感慨。而这些照片，是我们同一时代的家庭照片，即便是来自各城市、乡村的照片的集合也永远无法替代的，那时的我们，照相时唯一记录的是笑脸。而阎雷这个“老外”，却以他独到的视角捕捉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点滴。
事实上，直到读书中的文字时我才知道，阎雷这位“老外”，在80年代的中国拍摄下这些照片其实并不容易，不仅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更要在境内受到诸多限制。那时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是有限的，基本只是限于一些城市，而为了拍到一些乡村的自然风光，他不仅曾为了躲开警察监视的目光，以床单结绳偷偷爬下三楼，也曾在境外买过假护照，然后由于点儿足够背，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在监狱中小住几日“怡情”。而这些幕后花絮则永远的成为了这些照片的历史，它们同照片一起构成了我们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种种回忆与过往，值得铭记，更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