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10篇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是一本由戴景贤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49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一)：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读戴景贤著作《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
◎ 东渔
戴景贤曾师从钱宾四先生，在后者的熏陶下，建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之爱。他对恩师学术的崇敬，虔诚又不失创新，就像钱先生解读中国思想史的态度一样。在《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这本著作里，他本着以学术为中心的角度，解释并扩展了钱先生的思想体系。着重于钱先生同时期学者的学术考究，比较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的各家所长，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和断裂处，并凸显钱先生的独立角度，其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而发掘自己的思想内涵。
戴景贤肯定了钱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一是普及史论，二是独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前有论文《钱穆》，针对其师的思想境界加以概述；今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针对学术的细节继续研究下去，得出统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构架模式。本书附录中，戴景贤提到同钱先生交往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得钱先生关照读书方法和专注点，这期间他攻读了钱先生所有的著作，感悟到，“先生既非先释“理”、“气”、“性”、“命”诸概念，亦非先择先秦、两汉以下之一时代为论，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讲起。余从不知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谓大开眼界。”从中可见其对恩师思想的专注，以及对师者学术的新奇角度所发自肺腑的崇敬。
在第一章里，大篇幅讨论钱先生对于中国二千年来皆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对于关键的阐述，钱先生提出过“中国文化自有进程，其生命之延续自有形态”之说，而针对学术界对社会和儒家的质疑，在文中强调，“重点不外三项，即：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学术非由孔子老子思想所支配而停滞，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社会非封建亦非由中国专制政治封建经济之形态所决定，或与之相协应。”钱先生这些论述经过后人的继续论证，已经可以作为正识，足见钱先生在前人的学术面前不会盲目屈从，有自己独到见解。且从钱先生持有《老子》晚出，比《易经》更晚的见解来看，表明钱先生并没有对古代学术一味地专断尊崇，而是持有对学术严肃谨慎的态度。
戴景贤细致地论述钱先生诸多观念，钱先生认为，鉴于《论语》中只有“天道”的概念，没有哲学性质的讨论立说，也就不能将孔子立为哲学史萌芽奠基。但戴景贤一再强调，钱先生研究学术遵循的主体观念，仍是中国思想于世界最大之贡献在于“天人合一”。又指出，孔子的“天”明指上帝，后来的朱子延伸出“天，即理也”，以此推论一些新的见解“非先秦儒学所本有”，至理学家之后，儒学继续开拓了另一个层面。如此说来，学术研究是在后人的延续和分歧的过程中循序发展的，这也符合钱先生对学科的严谨态度。
钱先生著有《朱子新学案》，推崇朱子，极其重视“朱子乃集后世大成”，然而钱先生对朱子儒学的专注，并不是盲目遵从儒家，有其独特想法。而儒家体系内的王阳明思想也属于特殊化议题，还有，“程朱”与“陆王”两派的融合及分立。钱先生本着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又诠释各家思想的“别异”和“会同”，扬所长补其短，以求真理显现。
另外，此书后半部讲到钱先生怎么看待“三教”的融通和分立，比如“佛教”在“认识论”基础上，延伸出与哲学之间的通融。出现在此书中的现代学术研究者有很多，比如冯友兰，梁漱溟，欧阳氏、胡适等，戴景贤将这些学术家的见解摆出来比较，取意阐释，再同钱先生的理论相互比较，阐述钱氏学术与各家的不同。他在将钱先生与其他学术家的对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的思想体现，学识所得，只有转换为自己的思想才会有所建立性。
钱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思想史这个主体为出发点的，他说“中国历史乃是由中国人所创造出之一部历史。”这也是其他学者视其为“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端倪，戴景贤也归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为：“钱先生一生之学术发展，由早年以迄晚年，亦正是由研究学术思想，而探讨及于民族精神，由民族精神，而申论及于文化特质”。如此，戴景贤推崇钱先生的原因在于，肯定其师在中国思想史的“精神层面”所做到的深刻挖掘，相信其师的思想必将纳入中西史学极具特色的一类。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二)：解读钱穆学术的又一把钥匙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无疑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深的温情与敬意，一面教授弟子，一面著书立说。他著述等身，数百万言，以史学为主，涉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许多领域，旁涉经子。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皇皇54巨册，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再版。最近，钱先生的高足们又不断将他的讲稿整理出版，比如叶龙整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中国文学史》等。单从数量上来讲，这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就已经罕有其匹。虽然有些人不明就里地称钱先生为“国学大师”，并不为学术界认可，但钱宾四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所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所学术界所公认的。
钱先生的学术贡献颇多，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学术著作中征引其成说，而是把纷纷目光转向对钱先生的学术成果开展专题研究，解读钱先生的学术。这些研究，总体来说有两类，一类是其生平研究，比如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改题为《国学宗师钱穆》）、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五南出版社2005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再版）。另一类是对钱宾四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与阐发，比如郭齐勇、王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余英时《钱穆先生与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新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亦属于这一类著作。作者戴景贤，是钱穆先生的高足。
该书七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钱穆学术成就，及其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影响。第一章以“学述”为题，总论钱穆的学术成就。文章特别就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四部尤为重要的著作加以分析。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分论，分别就钱先生学术中的某一方面加以阐发。第二章讨论钱穆所关注的时代问题及其学术取径，第三章对钱穆所提出的“中国文化特质说”加以考察，分析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揭示其内涵及启示意义。虽然余英时不认可钱穆属于“新儒家”的一员，不过，这一说法应该很有争议的空间。撇开争议不管，钱穆对于儒家文化和传统有着深深的认同，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研究的意义，既在于对历史实相的追溯，更在于观照未来。该书第四章就钱穆的义理立场和儒学观加以考察，不仅揭出钱穆在中国学术史领域的研究重点，以及他的研究中对于经学、理学、儒学三个概念的内涵的区分，还指出钱穆的义理立场与儒学观在当时和未来的现实意义。第五章《钱宾四线索有关历史和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和第六章《钱宾四线索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则是对钱穆史学成就所作的深层探讨。第七章是对钱穆学术成就的总评价，包括其贡献、学术风格及其启示意义。
作者的研究，在尽力展现钱穆学术成就的同时，多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进行对比，这样更有利于学者研读钱穆著作，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认识他的学术成就。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后有三个附录，一是作者回忆自己从学钱穆22年的历程，二是钱穆事略，三是钱穆著作目录，也很有意义。全书编制人名、书名、关键词索引，极便检索。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三)：钱穆——一个倔强的灵魂
文/凯风自南
钱穆先生是一个完全自学成才的学者，幼时家贫辍学，后任职于家乡的中小学。后一生都致力于学术和育人。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但单凭本书中列出的几本著作《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就足够历史研究者苦心孤诣地拜读了。
本书是钱穆的学生戴景贤所作，作者从不同角度深入论述了钱穆的学术及与现代中国学术之关系，极富价值，不失为研究钱穆学术的佳作。全书由七个部分组成：《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钱宾四先生所关注之时代问题与其学术取径》、《论钱宾四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之形成与其内涵》、《论钱宾四先生之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钱宾四先生有关历史与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之总评价》。此外，书后附录作者对从师钱穆二十二年的回忆、钱穆事略和钱穆著作版本目录。
本书对于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方法、学术立场、学术风格以及学术地位都会产生全方位的认知与理解。而不得不说的是，钱穆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气质是相同的。这也是钱穆先生为何能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钱穆写《国史大纲》时正值民族危难之际。作为文人、学者、教育者的钱穆，她的眼光始终是顾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的。他力图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民族力量；从传统的文化力中寻找道德力和民族力。这种坚定的文学史观使当时的文学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多年的苦学研究使得钱穆的文学史观自成一派。想要站起来就要认识自己，在认识的过程中无论好坏都得接受。这就是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这和他做人“敬理”的道理一样。真正的读书人应该了解一个时代，认知这个社会，同情这个时代人性趋向，并且超乎之上。
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洪流中，钱穆先生秉持着通史致用，考史明辨的态度，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温情，选择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保守态度。余英时先生曾说：“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四)：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读戴景贤著作《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
◎ 东渔
戴景贤曾师从钱宾四先生，在后者的熏陶下，建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之爱。他对恩师学术的崇敬，虔诚又不失创新，就像钱先生解读中国思想史的态度一样。在《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这本著作里，他本着以学术为中心的角度，解释并扩展了钱先生的思想体系。着重于钱先生同时期学者的学术考究，比较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的各家所长，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和断裂处，并凸显钱先生的独立角度，其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而发掘自己的思想内涵。
戴景贤肯定了钱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一是普及史论，二是独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前有论文《钱穆》，针对其师的思想境界加以概述；今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针对学术的细节继续研究下去，得出统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构架模式。本书附录中，戴景贤提到同钱先生交往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得钱先生关照读书方法和专注点，这期间他攻读了钱先生所有的著作，感悟到，“先生既非先释“理”、“气”、“性”、“命”诸概念，亦非先择先秦、两汉以下之一时代为论，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讲起。余从不知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谓大开眼界。”从中可见其对恩师思想的专注，以及对师者学术的新奇角度所发自肺腑的崇敬。
在第一章里，大篇幅讨论钱先生对于中国二千年来皆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对于关键的阐述，钱先生提出过“中国文化自有进程，其生命之延续自有形态”之说，而针对学术界对社会和儒家的质疑，在文中强调，“重点不外三项，即：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学术非由孔子老子思想所支配而停滞，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社会非封建亦非由中国专制政治封建经济之形态所决定，或与之相协应。”钱先生这些论述经过后人的继续论证，已经可以作为正识，足见钱先生在前人的学术面前不会盲目屈从，有自己独到见解。且从钱先生持有《老子》晚出，比《易经》更晚的见解来看，表明钱先生并没有对古代学术一味地专断尊崇，而是持有对学术严肃谨慎的态度。
戴景贤细致地论述钱先生诸多观念，钱先生认为，鉴于《论语》中只有“天道”的概念，没有哲学性质的讨论立说，也就不能将孔子立为哲学史萌芽奠基。但戴景贤一再强调，钱先生研究学术遵循的主体观念，仍是中国思想于世界最大之贡献在于“天人合一”。又指出，孔子的“天”明指上帝，后来的朱子延伸出“天，即理也”，以此推论一些新的见解“非先秦儒学所本有”，至理学家之后，儒学继续开拓了另一个层面。如此说来，学术研究是在后人的延续和分歧的过程中循序发展的，这也符合钱先生对学科的严谨态度。
钱先生著有《朱子新学案》，推崇朱子，极其重视“朱子乃集后世大成”，然而钱先生对朱子儒学的专注，并不是盲目遵从儒家，有其独特想法。而儒家体系内的王阳明思想也属于特殊化议题，还有，“程朱”与“陆王”两派的融合及分立。钱先生本着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又诠释各家思想的“别异”和“会同”，扬所长补其短，以求真理显现。
另外，此书后半部讲到钱先生怎么看待“三教”的融通和分立，比如“佛教”在“认识论”基础上，延伸出与哲学之间的通融。出现在此书中的现代学术研究者有很多，比如冯友兰，梁漱溟，欧阳氏、胡适等，戴景贤将这些学术家的见解摆出来比较，取意阐释，再同钱先生的理论相互比较，阐述钱氏学术与各家的不同。他在将钱先生与其他学术家的对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的思想体现，学识所得，只有转换为自己的思想才会有所建立性。
钱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思想史这个主体为出发点的，他说“中国历史乃是由中国人所创造出之一部历史。”这也是其他学者视其为“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端倪，戴景贤也归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为：“钱先生一生之学术发展，由早年以迄晚年，亦正是由研究学术思想，而探讨及于民族精神，由民族精神，而申论及于文化特质”。如此，戴景贤推崇钱先生的原因在于，肯定其师在中国思想史的“精神层面”所做到的深刻挖掘，相信其师的思想必将纳入中西史学极具特色的一类。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读《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谈起钱穆，钱宾四先生，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肯定马上就会想起《国史大纲》。以及这部名著序言部分经典的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而钱先生传奇而辉煌的一生以及的他的学术思想必定是会让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想要了解的。此前有钱先生高足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玉在前。而东方出版中心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同样是钱穆先生弟子的戴景贤教授的力作《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也同样值得一读。
戴景贤教授为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高中一年级结束起是从国学大师钱穆，每周请益，历二十余载，勤学不缀。为师道传承，为中国现代学术与儒家思想的发展，为研究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积攒了丰厚的底蕴。《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由七篇学术论文汇编而成 ，同时辅以戴景贤对钱穆先生的深情回忆，以及钱穆先生生平事略和钱先生著作的版本目录。本书对探寻整理钱老学术思想的脉络，厘清一些看法和观点上的谬误，为更好的理解钱宾四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戴景贤教授为台湾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本书在语法和文法上对于大陆读者有些许的隔阂感，同时半文言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是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应该会成为研究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不可错过的一部力作。
余英时先生在给钱穆先生的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中很好的阐释了钱穆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而戴景贤也总结到：钱先生的一生“始终保持一史家之冷静与一儒者对于中国学术与历史文化之传统信念”。可谓两大高足琴瑟和鸣，互相呼应。余英时先生还曾进一步补充道“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开宗明义，第一篇《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即梳理钱穆先生四大最重要之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此四部名著为钱穆先生卷帙浩繁皇皇巨著之精华。一代宗师最有代表性的各个阶段的代表作由此四部而深入。钱先生对史料的组织与考订，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索都经由这些巨作承载阐释，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戴景贤教授总结到钱先生对史学研究的态度是：须驾驭众多的史料供研究者驱遣；要培养观察历史的眼光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使研究的历史知识能与当代发展产生的种种问题相联系，产生研究的价值，而不只是作为学究和考古老死书斋。
坊间常常有狂悖之人议论钱穆先生逆新文化之潮流而动，还曾有人嘲笑钱穆考证孙膑、孙武为一人是腐儒。但是他们忽略了时代背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亡国灭种的多事之秋，中华文化在时代洪流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西方学术思想压倒性地盲目地占领文化话语权之时。这个可敬的中学生、小学教师一跃而为北大教授，独树一帜的国学研究终于成就一代宗师，独立的精神得以弘扬，儒家文化得以延续。
戴景贤对钱先生义理思想的根源这样总结到：钱先生主张文化具有可能的自主性，源自其确信人可从义理之解悟中，获得人生意义之充实，与人生束缚之解放；以及确认独立、自主之智识阶层，具有导引社会文化走向之功能。这也许就是钱穆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根源吧。
戴景贤深情回望师从钱先生二十二载的纪念文字《流落人间者，泰山一豪芒》读之让人动容，二十二年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历历在目，情深义厚。我不仅有想起朱学勤先生在《我时常想起鲁迅，胡适与钱穆》中考证到：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这是众多对钱先生的生平考证中都不曾提到的。突然想到，记此一笔。
最后怀着“温情与敬意”合上这本《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追寻先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以有钱穆这样的大师而骄傲，我们要沿着先辈的足迹，脚踏中华文化的土壤，高扬华夏民族的旗帜，走向伟大的复兴。
刊载于《时代周报》，有删改，谢绝转载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六)：治学当如钱宾四——《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书评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是由钱宾四先生的高徒戴景贤所著，感怀于人类文明前途与人文学术之未来，藉由评论先师，行发扬国学精髓之义理。全书着眼于钱宾四先生的四部重要著述《先秦诸子昔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以所关注的主题，即近现代巨变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等方向为切入点，阐述了钱宾四先生的“中国文化特质说”“主体性建构等史学观”“儒学观及义理立场”等学术思想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自信的信仰和进行独立思考，拥有自由精神的学术风格。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都是爱国的，而钱宾四先生的爱国，则体现为黄仁宇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得益于深厚的儒学背景，钱宾四先生对于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驱使着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挖掘得以延续的宝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后人文化断层，思想空虚。
戴景贤先生大概也如钱宾四先生一般，对中华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自信。他们不会因为外人的嘲讽，历史的耻辱而丧失身为炎黄子孙的尊严，他们感慨于世事变幻，却不离不弃，执着的为同胞奔走呐喊。“中国文化中所内涵之真精神，不唯有本源，亦且有其一贯之血脉；历代之学术，不唯要解决其时代各自之问题，更重要者，亦须于解决问题之同时，能保持此内涵精神勿走失”。他们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历史本身，而这一切，又在现实里印证着，推动着我们前行。
当我们再将眼光转向现实，科技，资本充斥着全球，一切都那么陌生，而华夏大地这一绵延了几千年的土地虽然焕发了新生，但无人不感怀世殊事异，世风不再。此时，一个冷静的疑问悬在我的头顶，“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想，问题的答案不再未来，而在过去。
中国出于现实困境中之核心问题，应在与其自我“历史主体性”之维护，以及处于现代世界文明转变之适应。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感(七)：浅观钱穆先生的史观
翻看此书目录，共有七章，巧的是看到第六章是“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一下子提起了我的特别兴趣。曾经我同一位爱好读史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提到钱穆的史观。这是我一直记得但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借此我先看了第六章的内容。
这一章里有五个论题，分别说了钱先生研究历史之双重角度与其形成之来源。钱先生有关历史发展之“主体性建构”之设论与其当代意义。钱先生“史学观”中之动态论与静态论。钱先生“史学论”中之分野观。钱先生“史学系统”之完成与其史学工作。我对此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说我不曾思考过这类问题，熟悉是说我对钱先生看待问题的深度与明晰早有耳闻，还有这位史学家的言语渗透到生活中时那要人感动的人文关怀。
开始便讲，历史的进程，即使形式上有一定的规律，但它是事实上的，不是必然发生的。即便历史的趋向有稳定的因素，不如说来自于生活中合理的理想，还有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凝聚力。那论题历史之双重角度中的双重便是“检视历史的合理性”与“历史成败的走向”要有不同的认识基础。读此我亦受到一定启发，历史的发展走向如果不是必然的，便是事实内容的延续，排除纯粹的逻辑思维形式来说，这种事实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相关，那么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的，所以我想在构建中国史的时候，在与世界史融合的同时会有独特的历史脉络展现出来。钱先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在接下来的内容里读到了这个问题。
书上所言，中国的现状，问题的本质，应为中国史的，而非世界史的。既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也不是出于亚洲民族对于欧洲强权势力的对抗。中国的现实困境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主体性的维护。读到这一段，我体会到一代史学家的学识与远见，这并非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学术眼光，他根植于本国的文化，审视着政治与经济。钱先生1949年去往香港，我想当时也是出于这种理由。附录写钱先生事略，亦提到这期间的经过。
最为感动的，还是钱先生建构史学体系时，提出的“历史主体性”这个角度。这个落脚点便是具体的史料，主体便是中国的智识阶层，所以他集中精力于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与智识阶层史，是独立的中国人文精神的延续。进而，他在看待现代世界文明进入中国本土后的情况就尤为不同。
说到这个要先梳理出钱先生的中国历史四阶段说，其中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文化趋向现世化，平民化，将民族、宗教、社会文化诸多分歧消解，出现一个特别的文化发展形势。所以若无外力阻抑，趋向是由盛到衰，不会走向专制独裁，也不会出现畸形的资本主义，不会为民族国家而争斗，必不会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将会为现实的人生继续扩大与文化的大融合。钱先生的推论很有启发性。
可事实情况是，近代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当年知识分子反封建不同，钱先生的学术十分冷静，没有口号，而是铺陈道理。寻求富强的过程中，维持自身文化精神。同前三个历史阶段一样，要传承人文精神。落实到历史的建构上来，此种传承区别于世界史的建构，建立了一种文明发展的分野观。即与农业为核心的文化，区别于由财富、技术发展起来的商业型文化。此文化特征中，前者是天、地、人、物相互和谐的，后者游牧、商业为核心则是天、地、人、物相互分割的。中国与西方则是两者差别的极致表现。读到此处，我顿觉大受裨益。
接下来说到钱先生就此分析中国的情况是否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可做调和。对此就“立国规模”、“社会基础”、“智识生活”与“文化创造”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后又对钱先生的分野观做出详细论述，其尤受启发的是钱先生对时间性存在这一概念的解释，历史的过去不是过去，历史的未来不是未来，而是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合一成为现在，钱先生的哲学视野取的是儒学，而非西方哲学。此分野观尤其重通史，并说人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都融入于群体，历史都是民族的，文化的，所以世界史之存在理念之中，故而通史不能离开本民族文化，所以没有世界史的通史。除此，在主体性建构的解说外，还涉及一种史学观，发展为动态论与静态轮，对此学者举例十二处。
综上所述，主要论述了钱先生有关历史的本质论，历史的诠释学，历史的方法论三点。对了解钱穆先生的作品与学术思想很有助益。除此，此书对钱先生著作做了梳理，溯源了钱先生学术源流，中国文化特质说的形成，还有钱先生的义理立场与儒学观，对历史与人性的理解等。后面附录作者与钱先生的私人交往，可品到钱先生的人文关怀与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