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安娜经典读后感10篇
《俄罗斯的安娜》是一本由(英)范斯坦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352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201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俄罗斯的安娜》读后感(一)：阿赫玛托娃的情人
1946年8月9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讨论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授意列席的作家对女诗人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攻击。他们声称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局限在非常渺小的范围之内，这是奔走于小客厅和祈祷室之间的狂怒的贵妇人的诗作。它的基础——就是恋爱与色情的曲调，与悲哀，忧郁，死亡，神秘主义和注定灭亡交织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
这种“半是修女，半是荡妇”的论调其实由来已久，这次不过是老调重弹。早在1922年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进行评价的时候，最先采用了这种揶揄式的口味，说诗人在诗歌与生活中的形象是“双重性的”。其实不止一个人对阿赫玛托娃有这种印象，就连她十分仰慕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也曾含蓄地批评过她：“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站在上帝面前。”阿赫玛托娃在1914年曾经为勃洛克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的那一双眼睛/谁看了都难以忘怀/我最好还是小心点/完全不看它们一眼。”诗歌发表后，浪漫多情的俄罗斯人都认为他们是一对儿。
我们习惯在诗人身上投射一种浪漫情愫，对他们身上发生的一次次美丽的邂逅报以极大的同情，甚至艳羡。这里面有时代的因素，有我们对过往那个世界宽宏而美好的向往，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诗人与艺术家的生活可以凌驾于一般道德之上——但是这种貌似的宽容只不过是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式，并无益于了解他们的生活。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私人感情世界的混乱程度，确实超出了我们平时的想象，某种程度上而言，斯大林能用这么羞辱的言辞批判她，恰好也是她自身糟糕的感情生活给人留下的话柄。
英国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著的《俄罗斯的安娜》，在同类的传记当中并不算突出，中规中距的写法，印证了诗歌与生活之间纠缠不断的关系。但是，这本传记对诗人生活的梳理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阿赫玛托娃一生经历了三段失败的婚姻，同时还跟一大把的男人有着暧昧关系，除了向勃洛克表达过爱慕之意，还有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以赛亚·伯林都甘心臣服于她傲立群芳的气质，雍容华贵如女王的气场之下。1945年伯林得知她还活在人世的消息去拜访时，阿赫玛托娃已经五十六岁了。三十多岁的伯林见到她：“安娜·阿赫玛托娃极为雍容华贵。她举止从容，道德高尚，容貌端庄而又略显严肃，而且表情总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我向她鞠躬致意。看起来我做得非常得体，因为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女王。”他们一夜倾谈，伯林早晨回到住处，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只有这句话：“我爱上了，我爱上了。”
阿赫玛托娃的第一段婚姻持续了八年。在拒绝了多次之后，1910年，她接受了热衷于探险与文学的尼古拉·古米廖夫的求婚。这桩婚姻注定是个悲剧，因为“她不爱他，但他代表了她所渴望的文学世界”。古米廖夫早在结婚之前已经开始厌恶被婚姻所束缚，他与其他女人都有着亲密的关系。伊莱因从他当时的诗歌中揣摩这种奇特的婚姻关系：“也许，他的不忠无非是贵族常规的行为，他被阿赫玛托娃迷住已有七年，苦苦痴缠着直到她放软了心肠。现在他占有了有血有肉的女人，其热情便冷却了下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冷漠婚后不久就表露无疑。1911年，正是为了躲避开疏远的丈夫，她远去了巴黎，邂逅了穷困潦倒的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后者曾为其画了不少裸体画，他们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尽管他们从不承认是情人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友情显然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界限。
1914年，阿赫玛托娃先后遇到了几个在她的感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男人，他们中的第一位，阿图尔·卢里耶，先锋派的艺术家与音乐家，1921年夏天，在她的第二段婚姻同样不幸时，卢里耶邀请她去家里与另外一个女人同住。阿赫玛托娃也承认，卢里耶是她的丈夫之一。她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一个情人，在阿赫玛托娃的生活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的朋友就曾认为，卢里耶是“无比伦比的后宫占有者”。
她还在1914年结识了艺术史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这个同样要求两个女人共享一个情人的男人，占据了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另外还有两位男人是她的情人，他们是诗人、批评家尼古拉·涅多布洛沃，以及他的好友鲍里斯·安列普。涅多布洛沃是个富有修养的贵族，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女诗人优雅倦怠的背后有着铁一般的脊梁，他了解她的道路和未来。阿赫玛托娃受到了同类欣赏的吸引，接受他作为情人，对他的妻子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尽管她欣赏他的文雅和书卷气，但是她最钟情的还是他的朋友安列普：他们一度相爱。她在1915年写的诗歌大都是围绕着这段感情而写，甚至说她会等他一辈子，说她即使知道安列普有妻子以外的姑娘，她仍然忠实于他，直到晚年还对其念念不忘。安列普是个镶嵌画家，肤浅、轻佻、有着俊俏的模样、贵族的风度。阿赫玛托娃的很多朋友对这段感情不甚了解，都不知道诗人喜欢上他的什么优点。
看到诗人这么多风流韵事也该知道，她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了。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于1918年八月离婚，同年十二月，她嫁给了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这是一位言必称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考古学学者。阿赫玛托娃把自己选择希列伊科形容为一种近乎宗教皈依的形式：“我走向他，感觉自己是这样肮脏，我想净化自己。”但是这种净化结果证明是一个“悲惨的误会”。她决心过一种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但事后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她理想中的丈夫。因为她最终发现，希列伊科需要的是一个老婆而不是诗人。她曾在诗歌中写到这位丈夫“黑色的嫉妒”，写到这段时期的生活，“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而且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不仅是精神默契上，更多的是物质上，整个俄国都陷入了贫困状态，有朋友记得当时看到阿赫玛托娃像“可怕的骷髅”。他们结婚后，阿赫玛托娃既与阿图尔·卢里耶、又与剧院经理米哈伊尔·齐默尔曼来往。传记作家伊莱因忍不住评论她：“事实上，阿赫玛托娃这两年的生活过得既轻佻又不道德，她业已厌弃专注于某一特定的男性……她诗歌的名声再次成为她的自尊最持久的支柱。”
1914年结识的几个情人之间，还有一个人没有详细叙说：普宁。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是一个冷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被性欲轻而易举征服的男人。他们早就相识，却直到1922年9月才真正开始一段长达十三年“不忠”之恋，有信件表明主动的一方是阿赫玛托娃。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们成为情人之时，他们都与别人有着亲密的关系。普宁有自己的妻子，同时与几个女人有染。这是一段纠缠不清的关系，互相不忠，互相嫉妒和猜疑，但是却用一种互相折磨的方式相爱。普宁嫉妒她的美貌、才华以及身边从不间断的爱慕者，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如此完美和纯洁的天使竟会与如此肮脏和罪恶的肉体合为一体。”但是他的指责从未停止过他的性冒险，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奇异的坚守。1925年11月，阿赫玛托娃开始搬进了普宁的住宅，带着自己的孩子列夫·古米廖夫，与后者的妻女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她签订了一份婚约：“我同意尼·尼·普宁与别的女人生孩子。”这段畸形的感情，充满了非人的密切，也充满了非人的暴虐和痛苦。
我们可以通过阿赫玛托娃混乱的感情生活隐约察觉到一种不安，这种不断地追逐情人，抛弃情人，重新追逐的游戏预示了一个更为严苛的清洗时代的到来。当我们无法察觉到未来，多少会对现在的生活产生一种得过且过醉生梦死的想法。不断地有诗人自杀、被枪毙、被消失、被拘禁、被流亡，其中有她的爱慕者勃洛克、她的丈夫古米廖夫、她的朋友曼德尔施塔姆、她的儿子列夫、她曾经的情人卢里耶和安普列。她生命中看重的一个人，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窘况，她的死亡即将来临。生活中愈加清贫与困苦的生活只能让这位固执独立的女诗人展现出她女王一般的高贵姿态。1937年秋天，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弗拉基米尔·加尔洵大夫，这也是一个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的男人。但是直到1938年她还无法离开普宁，“她与普宁过得这样痛苦，只是在她离开以后才意识到，她太消沉以致不能及早分手”。这些年的生活碾碎了她的精神。这时候的阿赫玛托娃像个普通而认命的女人：“这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传说。有谁能拒绝自己的生活呢？”
生活又一次折磨了她。经历了大清洗、战争、贫困、儿子的被捕、朋友自杀，她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地的奔波，熬过了1944年，她接受了加尔洵的求婚。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列宁格勒，一切都是废墟，而她带着满腹对共同生活的希望去见加尔洵。然后悲剧得到了证实：她又选错了人，她最终只能自己过。有人说在长时间的围困中，加尔洵目睹了饥饿和同类相啮，已经患了神经病；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有了其他的女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世的前妻托梦给他阻止他们在一起……
阿赫玛托娃的最后一段激情之恋，应该是1945年伯林的到访，但是这种感情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相互吸引。伯林曾经在后来的回忆中，1965年他们在牛津再次相会时，她告诉他，她确信她与伯林的相见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这个事实某程度上加剧了冷战的爆发。她改变了历史，她就如此确信。也正是在他们那次著名的倾夜长谈中，伯林问她是否有给《没有主角的长诗》作注的打算。她回答说，当那些了解她说的那个世界的人行将就木之时，就是这首组诗的生命到达终点时刻：“它不是写给永恒的未来，甚至不是写给子孙后代：唯有过去对诗人才有意义——尤其是童年——那是他们渴望重生、渴望复活的情结”。
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她回顾她的一生，说她不希望被怜悯。她已经面对了各种恐怖，也体会过最让人悲痛欲绝的不幸。她要求她的朋友们允诺不准对她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仇恨、侮辱、轻蔑、误解、迫害，她都能忍受，但无法忍受掺杂着怜悯的同情。她仍然是那个一半是修女，一半是荡妇的女王。
思郁
2013-3-20书
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英】伊莱因·范斯坦著，马海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定价：40.00元
《俄罗斯的安娜》读后感(二)：赋到沧桑句便工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另一位俄罗斯现代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将她与普希金相提并论，他把普希金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的诞生照亮了了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前行的道路，阿赫玛托娃的脱颖而出，则让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披上了一层凄迷而温暖的光辉。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女诗人、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撰写的人物传记《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俄罗斯诗坛“月亮”坎坷多难而又五彩斑斓的一生。
据说阿赫玛托娃5岁时，她在住家附近的温泉区捡到了一个罕见的蘑菇，名为沙皇蘑菇，于是保姆说这预兆着它会给她的将来带来好运气；还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在基辅的沙皇公园拾到一枚竖琴状的饰针，家庭教师便断言这意味着她长大后会成为诗人。
显然，家庭教师的预言没有落空，阿赫玛托娃11岁就开始写诗，迅速成长为俄罗斯诗坛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保姆的话也有部分是对的。阿赫玛托娃成名的年月，尤其是1913年，是俄罗斯近现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富有特殊意义的俄国现代派小说《彼得堡》（第一部）连载发表，著名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问世；风靡世界的男低音歌王夏里亚宾在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场场爆满，供不应求；周三与周日的芭蕾舞表演，人们会去竞相观赏杰出的芭蕾舞星安娜•巴甫洛娃与尼金斯基的迷人风采，或者去看一场现代舞的开山大师之一福金的演出；现代派戏剧大师梅耶霍德的实验剧院也吸引了众多的戏剧爱好者，各种先锋派、未来派的街头剧、时装秀与诗歌表演让人眼花缭乱；圣彼得堡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咖啡馆“浪荡狗”，常常高朋满座，各类演讲、美术展览、音乐晚会层出不穷，就连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也慕名来此。阿赫玛托娃自然也是这里的常客。生活在这样一个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光芒璀璨的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无疑是幸运的。博大深邃的俄罗斯文化有哺育她天才的深厚土壤。
然而，阿赫玛托玛又是不幸的。她生活的岁月，正是俄罗斯从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艰难转型的多事之秋。底层民众的苦难、贫富差距的日益悬殊，成了滋生革命的温床，先是有1905年1月9日15万工人的和平请愿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史称“流血星期日”，让阿赫玛托娃震惊和恐惧；接着是1917年，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节节败退所激起的反饥饿、反战争的二月革命，就由阿赫码托娃居住的彼得格勒维堡区发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却并未让俄罗斯摆脱战争的泥潭，缺乏宪政传统的专制帝国更是无法华丽转身，进入民主发展的新阶段。相反，二月革命最终促成了十月革命的爆发。随之而来的内战、饥荒、大清洗，让曾经冷艳高贵的俄罗斯文学界“黑天使”阿赫玛托娃也无法置身事外，她陷入了不断的动荡、灾难和痛苦之中。
阿赫玛托玛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差点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在1921年被契卡处决。而阿赫玛托娃注重自我与个人情感抒发的诗风显然与十月革命后的主流风气越来越格格不入，早在1927年，苏维埃当局就下发秘密文件，禁止她的诗集公开出版。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刚刚有所改善，掌管苏联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的恶毒攻击，又把她打入了生命的深渊。日丹诺夫称她“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这就是阿赫玛托娃和她那渺小、狭窄的私生活，微不足道的心境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色情。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完全自外于人民”。日丹诺夫的宣判不仅引来了苏联舆论对她的大批判浪潮，也让她再次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失去了赖以维生的退休金。阿赫玛托娃悲愤交加地发问：“告诉我，何以我的伟大的国家，在用它全部的科学技术撵走希特勒之后，还要用所有的坦克打从一个病歪歪的老妇的胸廓上碾过？”
要想深入了解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她那复杂多变的感情生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伊莱因•范斯坦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她将传主的生平置于广阔、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同时，采访了阿赫玛托娃的一些后辈，利用第一手的材料加以丰富和补充，以严谨又不失可读性的文笔，还原了一个真实饱满的阿赫玛托娃。她结过三次婚，除了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第二任丈夫是古文字专家希列伊科，阿赫玛托娃1918年8月与古米廖夫离婚以后，同年12月便与希列伊科结婚。希列伊科虽然也喜欢文学，却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希望阿赫玛托娃做一个贤妻良母，对她结婚之后继续写诗很不以为然，甚至把她的诗稿扔进茶炊点火；他更不能容忍阿赫玛托娃与异性交往，醋意大发。这些都让女诗人不堪忍受，结果两人只得劳燕分飞。
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任丈夫是文艺评论家普宁。1926年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结合，搬进他家时，普宁的原配阿连斯还住在那里，是一个海军中将的女儿，阿赫玛托娃成了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其实，她与普宁成为情人时，双方在外面都不乏风流韵事，阿赫玛托娃一度还与希列伊科来往，让普宁非常恼怒。普宁虽然倾倒于她的美貌与才情，在阿赫玛托娃受到攻击时还为她写过辩护文章，但两人的感情也是起起伏伏，在1938年走到了尽头。
此外，阿赫玛托娃与热爱文学艺术的医生加尔洵有过一段恋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阿赫玛托娃与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疏散到塔什干，加尔洵在妻子暴毙街头后曾写信向阿赫玛托娃求婚。但严酷的战争损害了他的健康与心理，当阿赫玛托娃返回圣彼得堡，加尔洵以亡妻托梦阻止他与阿赫玛托娃再婚为由，断绝了两人的来往。
其实，出现在阿赫玛托娃感情生活中的男性远不止这些。她第一次结婚去巴黎度蜜月时，结识了意大利著名画家莫迪利阿尼，成为挚友。以后她重访巴黎，两人继续亲密交往。莫迪利阿尼为她画了好几张画，其中有一张还是裸体画。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去看望莫迪利阿尼，不巧他不在，她就把一束玫瑰从他的窗户里扔了进去。两人的亲密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1930年代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也当过阿赫玛托娃的情人。1945年，原籍俄罗斯的英国作家以赛亚•伯林以外交官身份访问苏联，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女诗人。尽管这时阿赫玛托娃已经56岁，伯林比她小20岁，但两人之间激情洋溢的会面与对话依然令伯林如痴如醉，第二天上午他醒来后反复念叨：“我爱上了，我爱上了。”阿赫玛托娃也坦率地承认这次会见让她情欲上的反应很强烈，并为此写下了动人的诗句：“是什么不曾现形的火光/使得我们在黎明前发了疯？”
无须讳言，阿赫玛托娃的情感经历是她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一生渴望情感，丰富敏感的心灵离不开情感的滋养。曲折多变的情感生活与心灵体验又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对她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诗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特殊的情感经历、儿子在大清洗中被投入监狱的不幸遭遇交织缠绕，终于让阿赫玛托娃的视域从个人的小我升华为人性与人类惨痛命运的大我，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写出了俄语最伟大的组诗《安魂曲》。“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这深沉感人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40年11月的一天，阿赫玛托娃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那儿的一位女清洁工看见自己喜欢的诗人后，请她为自己写一首诗，这让阿赫玛托娃非常感动。普通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热爱，让因儿子入狱、自己遭当局打压而饱受折磨的阿赫玛托娃，感受到了生存下去的动力和生活的真谛。因为，一切文学艺术，只要得到民众的热爱，便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源泉。
《俄罗斯的安娜》读后感(三)：阿赫玛托娃：悲剧中的女王
1939年，年届五旬的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为患有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在与朋友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这是英国作家伊莱因•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场景。这番话完美地诠释了阿赫玛托娃一生的际遇，这种因为“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的困窘与无奈、隐忍与痛楚，早已是贯穿其终生的关键词了。
阿赫玛托娃的故事开始于白银时代的辉煌，这注定了她不会拥有中规中矩的人生。1908到1913年，是她一生的黄金岁月。她流连于社交场中，“独立的姿态和话语体系，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她的手势”。她“奇异、美丽、苍白、永生和神秘”的气质，令包括莫迪利阿尼在内的众多画家、诗人为之倾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就连同为女性的诗人茨维塔耶娃，也无不羡慕地称她为“俄罗斯的安娜”。
阿赫玛托娃的时代正值俄罗斯君主制濒临解体、苏维埃政权日渐崛起之时。不过，在其早年的诗作里，不常见到动荡时局的痕迹。女性的本能使她将目光投向自身，她关注情爱多于社会问题。爱情作为其早年诗歌的一大主题，被她反复书写。在笔下那些“闪耀着贝壳和碧玉的光芒”的句子里，她以婉转忧伤的调子复制了“既轻佻又不道德”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小女人的闺阁幽怨，似乎再也没有多余空间来容纳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
这些肆意妄为的任性举动与“狂怒的贵妇人的诗作” 惹恼了傲慢的男性评论家。1914年，被阿赫玛托娃视为“世纪初的丰碑”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就她的头两部诗集《黄昏》、《念珠》发表评论，无不轻蔑地断言她不是真正的诗人，因为“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是在上帝面前”。32年后，安德列•日丹诺夫老调重弹。在延续前者论调的基础上，他更是将恶毒、刻薄的谩骂发挥到了极点。在他看来，阿赫玛托娃其人其诗一无是处，“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
范斯坦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女诗人、女作家，她大概更能体会女性写作的艰难，尤其是在那个“女人写诗，何等荒谬”的时代。因而，她并无偏见。在她的描述中，阿赫玛托娃“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和独力进行抵抗的诗人，而是这残暴的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不过，想要系统地描述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自然不能回避她三次失败的婚姻。《俄罗斯的安娜》当然也不能免俗。然而，范斯坦并未将传主妖魔化，也无意效仿坊间的八卦，使写作仅仅流于隐私的揭秘。她从诗人的生活细节入手，以编年体的形式深入探究阿赫玛托娃如何从一个以爱欲情仇为创作题材的闺阁女子，最终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
76年的人生不算漫长，也不算太短，足以见证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从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运动、卫国战争、二战，直到战后苏维埃政府长达数年的批判和改革，整个国家在动荡中寻求发展，文学也在曲折地迂回辗转。俄罗斯从旧时封闭、腐朽的农奴制国家迈入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其中必然伴随着旧制度的摧毁与新制度的重建。在新旧交替带来的巨大阵痛里，文人首当其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
作为白银时代的遗存，阿赫玛托娃更能体尝到政局变动带来的冲击。二月革命后，因为物资匮乏，不谙家事的她也不得不加入了排队购买配给品的人群。随后而来的大清洗运动更将她的生活摧毁殆尽。上世纪30年代末，白银时代风光无限的“阿克梅派”铁三角消于无形：曼德尔施塔姆无端被捕、死于流放；古米廖夫作为人民公敌被处以枪决；阿赫玛托娃本人也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在其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诗人”成了有名无实的称谓。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唯一的儿子列夫也受到牵连，两次被监禁判刑。
革命来临时，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纷纷选择流亡他国。即使在极度恐怖之下，阿赫玛托娃也没有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即使诗作无法出版、诗人身份不被承认，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并未就此陷入沉寂。譬如，在儿子列夫与第三任丈夫尼古拉•普宁被捕期间，她拖着病体四处周旋，甚至于上书斯大林，直接要求“把我的儿子和丈夫还给我”。如此勇气也正应了以赛亚•伯林的话，“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女王”。
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被贫困、疾病与焦虑一再折磨，发胖、衰老，青春的容颜不复存在。即便如此，她依然高贵如昔。她从“破碎的生活碎片”中提炼出诗句，将时代的黑暗与自己的愤怒、痛苦融入其中。因此，也就有了后期那一首首饱含忧思与愤懑的佳作。抒情组诗《安魂曲》是她为儿子所作，其中流露出的情绪不再是一个母亲的忧郁怨念，而是属于整个俄罗斯的集体悲愤。在《没有主角的长诗》里，她怀念圣彼得堡逝去的岁月，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一个个显赫的名字如电光般照亮夜空，又在黑暗中一一陨落。就像布罗茨基所说，“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这是她的声音，发自这位被禁锢的女性之口，虽然微弱，却不乏撕裂人心的力量。
1912年，在阿赫玛托娃首部诗集《黄昏》出版之际，古米廖夫曾无不兴奋地宣称，他从中找到了迄今以来一直“沉默的声音”——“迷恋、调皮、梦想和狂热的女性，终于用自己真正的同时有艺术说服力的语言开腔了”。终其一生，阿赫玛托娃都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早期闺阁女子备受压抑的无奈叹息，还是晚年为国家声嘶力竭的疾呼。她做到了。此时，对她而言，搁在嘴里的“钳子”是否取出，已不再重要，因为“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 。
《俄罗斯的安娜》读后感(四)：没有幸福，只有平静与自由
多年以后，在生命的尽头，当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回顾自己长长的一生时，她能想起的一定是她挚爱的前辈普希金曾经写过的诗句：“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与普希金短短的一生相比，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可谓漫长。很难说长寿对于安娜·阿赫玛托娃是好事还是坏事，她经历了一个女人与一个俄罗斯的特定历史时期见证人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但也同时最终赢得了应该属于她的荣耀。英国女作家、诗人伊莱因·范斯坦的《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还原的正是这个伟大的女诗人复杂、荣耀而又苦难的一生。
伊莱因·范斯坦在书中这样评价作为诗人的安娜·阿赫玛托娃：
“对于广大读者，她的简朴使得她的诗易于理解和背诵。自由派视之为斯大林主义的敌人，教徒承认她的上帝之爱，爱国者推许她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甚至共产党人也注意到她不是直言不讳的反苏分子。”
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生命的最后，类似这样的溢美之辞还有很多，其实与其说她是个成功的诗人，不如说她是个幸运的幸存者更为准确，她的同时代的朋友中，能活着看到斯大林暴政结束的凤毛麟角，她一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前苏联）苦难史的一个缩影。很难说安娜·阿赫玛托娃最终成为诗人是因为她天生的诗人气质，还是源于俄罗斯悠久的诗歌传统，抑或是她所经历的苦难。安娜·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历史可以分为情史、创作史和苦难史，而这三者之间又彼此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
象所有才貌双重而又多情的女人一样，阿赫玛托娃很小就赢得了无数男人的爱慕，同时自己也不时地春心萌动，这个伟大女诗人的爱情其实与芸芸众生的爱情并无二致，短暂的欢乐之后，是不尽的眼泪与痛苦。1905年，16岁的阿赫玛托娃爱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彼得堡大学生前因此而失身，而在更早时候，13岁的她就把16岁的男孩尼古拉·古米廖夫弄得神魂颠倒，在漫长的追逐过程中，古米廖夫曾经四次自杀未遂，而当他终于把自己的心人上娶到手时，又很快就厌倦并且开始了新的追逐。
与古米廖夫貌合神离之时，阿赫玛托娃与几个优秀的男人先后有过几段恋情，1917年与古米廖夫离婚之后又有过两次婚姻，这三次婚姻给她带来的快乐远远少于给她带来的痛苦。关于婚姻带给她的痛苦，她于1914年留下这样的诗句：
我不该渴求些许的幸福
我只把丈夫交给他的爱
阿赫玛托娃自己在道德上远非贞洁，他的第三任丈夫普宁半是醋意半是怨恨地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
“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如此完美和纯洁的天使竟会与如此肮脏和罪恶的肉体合为一体。”
他这样的评价对于阿赫玛托娃显然是不平的，也许阿赫玛托娃确实是个不适合婚姻的女人，但决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他的第一、二任丈夫死后她都写下了悲伤的诗句，而她与第二任丈夫，他们分离之后才彼此怜悯起来。
也许因为与太多男人的纠葛，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句都与情感有关，1914年12月有她的同时代的诗人勃洛克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这个谈话不时把她与茨维塔相比较）：“她写诗似乎站在一个男人的前面，而诗人应该站在上帝的前面。”
但他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过早，因为此时阿赫玛托娃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以后她所经历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斯大林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冷战等都导致了她个人的一次次的不幸，第一任丈夫被处决，第三任丈夫死于古拉格，儿子三次被捕，彼得堡围困时期的饥谨岁月，40年代末对她的批判以及被开除出作协，谁会想到这个当初只会写些情情爱爱的女诗人会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最严峻的时刻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
她被开除出作协，众多的批评家对她进行攻出之际，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告诉我，何以我的伟大的国家，在它用全部的科学技术撵走希特勒之后，还要用所有的坦克打一个病歪歪的老妇的胸廓上辗过。”
阿赫玛托娃虽然发出了这样愤怒的呐喊，但她远不是一个“异己分子”，即使在最残酷的大清洗岁月，她都没有想离开过她的祖国，她其实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爱世界一切美好的诗人，而自由主义者，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天生就是极权主义的敌人。
阿赫玛托娃曾说过，普希金的名字，将比他同时代似乎更为人知的那些成员会更长久地存在，其实这句话用在她身上也是一样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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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年6月8日《晶报•深港书评》
http://jb.sznews.com/html/2013-06/08/content_2510516.htm
《俄罗斯的安娜》读后感(五)：诗人的养成
我读这本传记的时间先于读阿赫玛托娃的诗，印象中是本颇有趣的书，后来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又有新的体会，所以回来评两句。如今，做一名诗人要过怎样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受规定的生活很难和充满变形记的诗歌世界相融。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的安娜》倒可以提供一个清单，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可以列举的有：完整的童年，家庭里的爱，恋人，朋友，不至于摧毁人的纠纷，丰厚的文学传统，同行之间有点虚荣的竞争，等等。总之，诗人的产生不只是诗人自身努力的结果，诗人应该得到使之成为完整的人的教育（最广义意义上的教育），使之既能够诚实地面对自我，又有能量参与复杂的人类游戏（爱情、友情、公民政治）；诗人的文化环境有丰厚的人文传统和文学传统，使之拥有可以学习的艺术典范；诗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足够的开放性，有足够丰富的生活形式，也允许诗人积极地参与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