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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夏天》的读后感10篇

2018-03-11 21:40: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爱情与夏天》的读后感10篇

  《爱情夏天》是一本由(爱尔兰)威廉·特雷弗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6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12-1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爱情与夏天》读后感(一):终归于平静的夏天

  夜已深,客厅的灯还亮着,光线暖暖的充盈着整个不大的空间。窗外的雨声自入夜起就没停歇过,路灯下,能见到马路上几处低洼路面已经有了积水。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偶儿疾驶而过的车辆。我注意到,大都是仍在营运的出租车

  妻和女儿都已熟睡,我却没有睡意,我就在客厅里,盘腿坐在沙发上,膝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空调被。毕竟是初冬的夜晚,空气总会有一丝寒意。傍晚的时候手机里的天气短信说,今夜始起有一定幅度的降温,事实上感觉到了。

  手机就放在茶几上充电,我不时地拿起来看一下时间。因为妻子在一个小时前交待过我,记得到点给女儿把小便。女儿才两周多,有时难免会把控不住。不过,跟我小时候相比,她算是很能干了。听母亲说,我直到读初中,尿床的事还时有发生,真是羞惭啊。

  手里这本《爱情与夏天》还剩下四十来页,就一个故事的布局看,到了就要揭开谜底或是高潮来临的时刻。然而威廉•特弗雷这个老家伙还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以他一贯的疏朗的叙事节奏,在讲述着一个发生在一个夏天乡村小镇上的故事。几个并不关联的枝节,最终能否指向一个共同的交叉之处?带着这个好奇,我借着柔和的落地灯光,慢慢地读,一页一页翻了过去,直至结束。“只有疯子才能说出了真相”“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译后记如是说道。真相是什么?在这个充满子利诱和危险的夏天即将结束时,小镇拉思莫伊又重归于平静,就象它之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对我们而言,真相犹如窗外迷离的灯光,模糊又氤氲。

  老家伙这种温温的笔触用力轻柔,绝没有那种生猛的、一针见血的力度可能是他年岁已高,阅历无数,早已过了青春期的那种热血冲动,唯有的只是平静与淡定。关于婚外情的故事,绝对是个生猛喷血的好料,但在他的笔下,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充满整篇的那种淡淡的愁绪温婉。他对爱尔兰乡村景致描写和氛围渲染着墨多多,人物对话却很简洁,甚至略过了两位年轻男女情感交流交融细节方面的叙述。你在书中读不到拥抱、亲吻、抚摸等之类的惯用的用作情爱“佐料”的词汇,即使是偶见笔端的上床,就如电影镜头突然被切换了一样,正当两人好事临近时却戛然而止,待再出来时,只有女主人公在床上刚刚醒来的画面,而男的则衣冠齐整地在厅房里忙碌着什么。说实话,这种style挺合乎我的味口。

  与这种含而不露的笔调相反,在英语世界,老家伙早已名声在外,身上裹奖无数,每一个都是重量数级的。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项的评选中,他都是圈内高度关注的候选人之一。虽然今年再次落选,但我们对他文学成就的敬意依然丝毫未减。这让我想到了我最近接触到的另一位诺奖热门作家,以色列的阿摩司•奥兹,我读过他的成名作《我的米海尔》。两人都来自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国,这两个国家历史不论长短,都有故事。他们摒弃了宏大的叙事做派,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普通人命运浮沉上,讲述让时光流逝怎样改变人们心灵状态。但他们的意义并非局限于这种本土化,而是与这个时代潮流相合拍的。这可能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吧。

  夜很深了,外面的雨似乎小多了,四处很静,墙上的壁钟发出了哒哒的走声此时清晰可听。我合了书,关上了灯,摸黑向房间走去,在这个冬夜……2012-11-2

  《爱情与夏天》读后感(二):特雷弗的爱与离愁

  相较科尔姆•托宾频频造访中国,爱尔兰另一位大作家威廉•特雷弗可谓姗姗来迟。不过2012可以算是特雷弗的中国年,他的作品首次登陆内地(一口气四本),年底又于立博公司的诺奖榜单上挤入三强,与莫言平分秋色。虽然铩羽而归,倒也让他在不少媒体上出了把风头,算是为几本书的中国行作了预热。

  其实特雷弗的文风与媒体炒作的闹蛮火热是格格不入的。特雷弗出生于爱尔兰,二十多岁为谋生赴英国定居创作至今,按理早已归化为英国人,但他一直视爱尔兰为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母国,其历史、宗教地理文化人情,从来就是他笔下汲汲描摹的主题。特雷弗曾言“作家得益于流亡”,他不是流亡作家(没有因政治原因流亡,作品也不涉意识形态),却以流亡心态自勉:“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远距离的凝视反倒冲淡了本土叙事有时不可避免的烟熏火燎味,特雷弗藉此打造的文风,那种凝练的语言轻盈的笔触、沉静哀愁,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散文诗般的美。

  《爱情与夏天》为年届八旬的特雷弗的近作,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视为作家对早年爱尔兰乡村生活的回溯和总结。书中二十来岁的乡村青年失落追求梦想,无不就是特雷弗自身命运的投影;他与恋人间欲拒还迎、暧昧难定的离愁情结,更与去国离乡的大背景契合无间。而关于爱情本身,经由高龄作家妙笔铺设,也如洗尽铅华般朴素真挚

  本书名为长篇,且有贯穿始终的叙事脉络,但在架构上颇具短篇小说特色。全书凡三十六章,各章下划若干节,书中人物除主人公弗洛里安与埃莉外,尚有埃莉的丈夫迪拉汉、老小姐科奈尔蒂、疯老头奥彭•雷恩。人物虽然不多,却被作者安排得紧实绵密,各个人物辗转进出不同章节,演绎自己的人生并作为配角参演他人的人生。关键处,“配角”还常常起到石破天惊作用,如弗洛里安与埃莉约会,正巧被欲求不满的科小姐撞见,小说结尾浓云密布之际,奥彭对迪拉汉的胡言乱语拯救隐瞒了这一即将曝光的丑闻。

  从情节上来说,特雷弗显然对那些情色生香、大喜大悲戏剧性十足的桥段无甚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感情兴味索然。他的写法更克制内敛,将感情敲打锤炼后,敷衍至琐碎、日常、因而也是不具戏剧冲突生活中去,细雨无声,却尤见功力。比如埃莉邂逅弗洛里安之后心旌摇曳,特雷弗不写她排江倒海的内心风暴,而是同时设置了两条叙事线,一线写她如何平静地做着家务,与邻居闲聊,去田边给丈夫送饭,另一线则穿插呈现埃莉初遇弗洛里安的一幕幕。两线均以白描写实手法完成,而在彼此对接的刹那,埃莉沏错了茶,失落了与邻居的话头,错过了去往田边的小径。特雷弗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即以这种不疾不缓、波澜不惊方式处理恬淡自然,毫无凿斧的印记

  乡村,或者说,时光流逝中的乡村,是本书的另一主旨。回顾往昔,特雷弗的怀旧是浓重的,也是复杂的。主人公弗洛里安携在身边的涂鸦笔记本,留存着少年时的渴望想象,我们通过这本书中书,仿佛与主人公一样,重拾了那些曾经拥有而后失落了的东西,那种在俗世红尘摸爬滚打的我们,面对十岁的自己,内心油然生出的东西。而这,注定将连同疯人奥彭保管的乡村地契、产权、故事,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与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一般乡村不同的是,特雷弗笔下的乡村还特别弥漫着一股萎靡和浪漫、破败与梦幻韵味,既腐朽,又近通人性

  诡谲的是,乡村在溃败,时代在前进,可人的心理时间却无法与物质时间合拍,这正是浪漫怀旧最令人不安一面。书中那些来路不明耸人听闻的谣言、传说、宗教启示道德训诫,似中世纪幽灵一样阴魂不散,牵扯人伦,也掣肘爱情。它们把科小姐害得好苦(未婚先孕,被迫打胎,成为家族耻辱),却最终在她身上安得其所,使之成为如她所憎恨的母亲那样的、嫉恨交加的道德捍卫者。经此,前现代性叙事的荒诞性在日常现实中造成的对位效果,不仅没有“去中心化”地剔除或减弱弗洛里安与埃莉恋情的非法性,反而加深了它。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式”婚姻不只在中国,也在爱尔兰乡村遍地开花。埃莉与迪拉汉的婚姻全系外力影响,经人撮合、无爱牵手且要常相厮守,已是憋煞人也;始得真爱投桃报李却无从修成正果,更是苦不堪言。因此特雷弗借主人公之口说,人的痛苦绝望,不在不幸本身,“而是更受制于某种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当然,这些“陈规习俗”迟早也会随乡村转型一并被踩入历史的烂泥坑里,问题是,爱情等得起、能保鲜吗?一段恋情自始于尴尬的夹缝中失落了本来的可能性,所谓生不逢时,真真就是这个意思

  因之,回过头来,爱尔兰之于特雷弗的意义再明显不过。作为家乡,她为其提供了创作所需的源源不断的情感财富,另一方面,对于她所孕育的想要写诗和小说的子弟而言,乡村又令之郁闷窒息。最终,特雷弗像小说中的弗洛里安一样,远走高飞,却留下了关于家乡的再难释怀的精神空缺,以至需要一生的时间来抚平。我们读他的小说,其实也在读他的心路历程,那种遗憾与悲悯,化作他小说中千百人物的情愫,久久徘徊,事关爱,也事关那个一去不返、却永远滞留心田的青葱夏日。

  《爱情与夏天》读后感(三):文学翻译是一道坎

  从我所读50页来看,我相信这本中篇小说是具有代表爱尔兰文学风格分量的,我也相信william Trevor一定是位英语语言文字大师,只是看似漫不经心的刻画,就勾勒出拉斯莫伊小镇的历史与现在,却毫无刻意描写的痕迹。同样看起来没有章法的人物描写,也像墨染宣纸一般,一层一层的晕染开来,人物的形象逐步加深立体化,情感也波涛汹涌而来。正如底页所摘书评所说,在刻画个人的时间与永恒的命运上,没人比威廉特雷弗做得更好(具体的记不太清了)。

  情节并不跌宕起伏,书名讲的清楚,是关于一个记忆中的夏天,和一场未曾开花结果的爱情。人物也足够平凡,只是小镇上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所以这本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文字功力了。我只读了50页,但是仍有一段描写非常打动我,令我印象深刻。是讲艾莉第二次遇到男主开始出现的自己无法控制的心理波动。左一笔右一笔,笔锋徘徊在现实与心理之间,一个一个排列而出的画面,像蒙太奇的手法,又更加激烈,这一段精彩的心理活动描写,读了也叫人大呼过瘾。

  也正因为这是一本靠写作风格而不是小说情节取胜的书,阅读过程中也越来越发现读译本变成了一种尴尬。我无从得知译者管舒宁采取了何种翻译方法,但从遣词造句及略显生硬的汉语文法来看,应该是尽量直译,保存了原有的语序,也在尽量保持原文风格。但这些都避免不了,译本已经是一个经过再创作的作品,与原文相差多少,未读过原著的我们也不得而知

  所以在阅读中,会遇到一些生涩的部分,一些不明白和不清楚。这可能是由于遵从原文风格而导致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晦涩难懂,前后无法衔接的部分,是一种写作风格,还是翻译所带来的副产物

  本是想了解一下爱尔兰文学,虽知读一两本就如管中窥豹,但仍希望不要因为翻译而损了原味。所以放弃了这本爱情与夏天的阅读,有机会去读原作罢。

  而至于靠情节取胜的小说,倒可以读读译本消遣时光了。

  《爱情与夏天》读后感(四):如何与威廉·特雷弗相遇

  一个临终的妇人

  她和她的丈夫都已经足够老了。他们在心里,都已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但是那个妇人,仍然叹息着叫丈夫取来了一本书,让他翻开那因为无数次翻阅,变得松泡泡了的书页,为她朗读。

  当老人苍老声音响起,那已经上路的死亡便已不再迷乱,骚动,那老妇人的生命,最后在房间里弥漫的一片平和中飞离。

  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威廉·特雷弗式场景。但却来自于一个与特雷弗邂逅的老人。那老人对特雷弗说,当他的妻子要和这个世界告别,让他在自己病榻边朗读的,就是特雷弗的小说。

  后来,一次读书会上,特雷弗又将这个故事对李翊云讲了一遍。李翊云说,讲到那个临终的房间时,特雷弗那一对蔚蓝的眼里,充盈着泪水。他对李翊云说:“那是我们为何写故事的原因。”

  84岁的威廉·特雷弗也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在他通行的那张相片上,他那张瘦削的脸孔,已经像一块干巴的老橘子皮。只有那一对蔚蓝色眼睛仍然清澈深情,成为了这个被漫长时光浸蚀的老人身上,惟一的逃脱之物。

  我们可以说,那个动人的故事,就是特雷弗故事里不变的灵魂,当他将自己通过那对蔚蓝眼睛里看到的一切,告诉我们,就必定真挚而触动人心

  你也可以将那个故事,看作是特雷弗那些伟大故事的投影。是的,当虚构的世界足够强大,就完全有可能折返,在现实里投下自己巨大的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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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翊云作为首个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奖的华人,她与威廉·特雷弗的相遇,发生在2002年。

  一个朋友将特雷弗的短篇集送她,她从此发现了他,并且阅读了可以找到的他写下的所有文字。她说特雷弗就是自己的“偶像作家”,或者说“榜样作家”。她开始跟随他上路。

  很难讲清李翊云的这个发现,带给我怎样的触动。我自此更加的确信,在精神世界里,同样存在神秘的血缘关系。就像2006年,当李安正陷于拍摄《色,戒》的困苦之中时,有缘与伯格曼相见,他会投身到大师的怀中去恸哭一样,在我们各自热爱的文艺里,也一定会有那么一位长者,如同你终极的父亲。

  我也开始寻找关于特雷弗的一切,这个神秘的作家,在当时的国内,还只有刊发在《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上的零星短篇,还有片言支语的简介。所以我就将2009年10月的那次爱尔兰之旅,看成了冥冥中的一个恩赐,我更多地默想的,就是那个隐秘的特雷弗。我甚至怀疑,这一场跨洋的旅行根本就是一个暗示,暗示我是时候同特雷弗接近了。

  在都柏林那没有穷尽的细密雨丝里,我们前往那所黑乎乎的老房子,作家博物馆。在博物馆尽头的纪念品商店,我发现了那本1263页的企鹅版《威廉·特雷弗短篇小说集》。我从前在《20世纪的书》里,看到过《纽约时报》的书评编辑们像谈论一件圣物那样,谈论过这本书,我于是不顾一切地将那本大号砖头似的厚书,揽进了怀里。

  那样的体积感,让我对那一天的相遇更加的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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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翊云说,特雷弗是沉静的,古典的小说家。是的,这是他一目了然的语调,他凝望着你时眼里的神色。在《巴黎评论》的记者眼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乡村中学校长的模样,后来秃了顶,不得不戴上那种寻常样式的毡帽。

  几乎很难找寻到他动荡、丰富的过往。都伯林圣三一学院的一个合格生,在广告业心不在蔫地厮混了几年之后,去担当了一个半职的教师职位,而之前,那多半是女人们的差事。早年做过雕塑,直到他发现了小说写作。36岁时写出长篇《老男孩》,幸运地改编成电影后,这个高个子男人的人生之路几乎过早地确定了下来。

  他随后的漫长人生,几乎一成不变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闲荡。《爱尔兰时报》的记者在一篇访谈里说,这个世上最优秀的小说家,却几乎从来不会被人认出。这让他乐得当一个离群索居的隐身人,可以随时随地持续他优雅的,诗意的,有风度的观察。

  他说:“我对人很有兴趣;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怎样生活。如果看到那边的一个女人,我就想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离开;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很多疑。……我听到什么然后就开始思索,……人们总说我有一双很警觉的眼睛。”

  一个不间断的观察者和心理家,就是特雷弗想要自己扮演的角色。然后,这个潜伏者悄悄摄取了那些最日常的对话,场景,形象,开始了他最深挚的讲述。

  他是契诃夫的儿子。同样精妙的另一位英国短篇大师V.S.普里切特说:“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允许生活袒露内己,不加任何道义宣说。”在他的那支队伍里,还有艾丽丝·门罗,约翰·麦加汉等人,他们信奉身边的生活,也许因为流离,战争,民族,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往往只是“遥远的雷声”,所以他们更喜欢作为“真实的迸发”的短篇小说,用从容的语速,用暗示、预兆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品尝命运苦涩的酒味。

  特雷弗书写的,不过是些小城故事。他同意弗兰克·奥康纳的说法:“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他往往停留在他故事中那些人物怯懦的那一面,带着无限的同情,悲悯,或许还有困惑,去讲述他们之间的欺骗和背叛,秘密和回忆,忽然而至的罪行。

  他是属于生活阴暗面的报道者,总是那样的神秘,不开心,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富于洞察力的导游,带你看见了在深处静流的那片黑水。

  《雨后》的开篇故事《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她们,是钢琴调音师先后两任的妻子,维奥莱特和贝尔。调音师是一个盲人,当后一任妻子贝尔得到他时,他已经老了,头发白了,患了关节炎,她可以得到他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维奥莱特离开了人世。

  贝尔开始一点点地收复她的失地。特雷弗告诉我们,她其实是年轻时代的一个失败者,她当年在争取嫁给调音师的那场战役里,输给了维奥莱特。

  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收复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过去的的漫长时光里,维奥莱特早就一点点地成了那个男人的眼睛。不止如此,她还通过那种代替的观看,一点点地构建着那个看不见的人的想象中的世界。

  或者说,调音师的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那个维奥莱特给予的。

  那个后来的女人变得不安,生怕做错,有时又刻意地反叛。这让敏感的调音师格外负疚,对她倍加呵护,特别为她买来了电视,方便她好打发即将来到的冬天。

  这场生者与死者的战争,结束于篇末那渐渐展开的缝隙。就是那个前妻帮助调音师“看见”的那个世界,并非那么确切。那些来源于死去妻子有意无意歪曲的事物、颜色,被那个后来者一一说破。

  昆德拉说,死人要给活人让位,而特雷弗却使用了更加感伤的说法,他说:“如果厨房的瓷质灯罩有一条他(调音师)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裂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对像梦一样脆弱虚幻的东西的损害。”

  贝尔越来越执意于她的这种损害,不断地,以一个活人的权力,提出自己的要求,也颠覆着那个现在只存在于回忆里的维奥莱特。

  她似乎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特雷弗最后说:“这也是公正的,因为开始时维奥莱特赢得了成功,度过了那些大好的光阴。”

  这就是特雷弗带给我们的那一类故事。他观察精确,技艺高超,总是可以沉入那种回响着大提琴音的灵魂之域,正如小说家托马斯·弗拉纳根所说:“特雷弗妙不可言,尽抒挚情;……他总是可以让人倾倒于他的魅力,让人伤怀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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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起,特雷弗从爱尔兰移居英国的德文郡。在爱尔兰,人们总是想着离开,从那大陆的尽头,迁往繁华的美国、英国,然后,又在那些忧伤而温暖的民谣里,怀念爱尔兰的草场,还有月光下的山路。

  我们并不太清楚特雷弗当初离开的原因,这个低调的绅士,也一度被不少人误认作是“英国作家”,但是他却那么固执地维护自己身上的爱尔兰胎记。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流淌在他的血脉里的,那个来源于弗兰克·奥康纳、乔依斯等人的短篇故事传统,更是因为他“深知爱尔兰的一切”。

  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小说,大多数时候都盘桓于爱尔兰的某一条街道,河流,农户和山间,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总是可以探入爱尔兰人最深的隐痛。

  《纸牌老千》里有一篇《爱尔兰男人》,就写到了一个典型的爱尔兰流亡者。他因为年轻时代的一起盗窃事件而远走英国,沦落成了一个流浪汉,离家数年后,他重返爱尔兰。他陶醉于故土的美好空气的同时,却计划进行一场对当地神父的敲诈。他再一次,对自己的故土实施了一次肮脏的勾当,在花园里,他和神父纠缠不休地对话,暗示那些陈年的、已经无法确证的罪行,事实上却释放出了那个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隐藏的爱尔兰”。

  敲诈成功,那个爱尔兰男人却迫不及待地,又一次想要离开,“今天晚上他把一部分钱喝酒喝掉,并且在明天赶到那个码头。……无论他用什么速度走,他所属于的那些街道总是在那里。”

  对爱尔兰人来说,酒总是必不可少的。托宾对詹姆斯·乔依斯《都柏林人》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特雷弗笔下的那些爱尔兰人:“那些破败、孤独、秘密生活的人们,他们独行,他们生活一半的燃料是酒精,被工作困住的人,住在肮脏的招待所里,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受了些教育但几无希望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让酒精带领自己,沉入无限低的低处。

  特雷弗正是深知这样的沉沦的作家,隐痛,其实就是他一直在说着的主题。他深知这样的梦魇,会追逐爱尔兰人的一生,他臣服于这样的命运,然后又一次,在他那双蔚蓝的眼睛里,浮起了一层泪水。

  我们将这样的小说家,称为我们共有的亲人。

  《爱情与夏天》读后感(五):特雷弗:来自爱尔兰的消息

  特雷弗:来自爱尔兰的消息

  胡桑

  刊于2012年11月7日 《都市快报》,发表时有删节。

  威廉·特雷弗,对我们来说也许还是陌生的名字。在年初浙江文艺出版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纸牌老千》时,汉语读者也许没有怎么关注过这个作家,尽管在这之前《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已经零星刊行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特雷弗急速地带入了我们的阅读视野,陆续推出特雷弗作品系列,包括最新的长篇小说《露西·高特的故事》、《爱情与夏天》和短篇集《雨后》。这对喜欢短篇小说的读者尤其是特雷弗迷们将是一道盛宴。那些读过特雷弗的人,无不会被其或舒缓、或冷静、或明快、或忧伤的笔触所打动。

  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了解它

  在国土面积上,爱尔兰是一个不大的国度,然而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它却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叶芝和希尼,还是以晦涩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著称的小说家乔伊斯,或是以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轰动世界的贝克特,甚至是革命时代家喻户晓的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或是擅长织锦画一般的绵密语言的约翰·班维尔,或是新生代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和克莱尔·吉根,爱尔兰文学总是一再令我们惊讶、难以忘怀。现在,我们又遭遇了一个新的名字:威廉·特雷弗,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通过一些列卓越的作品早已将自己铭刻在了爱尔兰的文化记忆中。

  特雷弗是有史以来在《纽约客》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尽管他写过近二部十长篇小说。但是,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他主要还是一名短篇小说家,比如,他的名字就常常与契诃夫联系在一起。1983年,《特雷弗短篇小说集》作为举世闻名的“企鹅丛书”之一种出版,悉数收录了之前五本小说集的作品,奠定了他在英语世界的地位,这本小说集在1993年和2003年又得以两次扩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十余部短篇小说集,为世人所熟知的有《浪漫舞厅》、《来自爱尔兰的消息》、《雨后》、《纸牌老千》等。他的小说还深受当代英国文学大家伊夫林·沃、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赞赏。

  就像契诃夫一样,特雷弗忠实地记录着20世纪那些卑微的人物,那些失败者、不幸的人,那些忧伤的男女、午后情人和失意的老处女,那些潦倒的返乡者、迷茫的司机和酒徒。有人批评说特雷弗的小说具有“无望感”,其小说人物具有令人发疯的绝望。但特雷弗认为自己的小说人物会在某种时候与生活妥协,这意味着一种完成。他喜欢写无望的人们,这取决于他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以谦虚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时代,用温和的语句记录着生活,他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他赞同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的一句话:“短篇小说是关于小人物的。”布克奖得主安妮塔·布鲁克纳这样评价特雷弗:“故事建构得几近完美,堪比契诃夫——两者间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总是给读者留有沉思的空间。”虽然从二十多岁开始,特雷弗就移居英格兰,他的创作却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他一直自称为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作家,就像乔伊斯和贝克特一样,他选择以自我流放的方式回望故土,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眺望爱尔兰的地理、历史和生活,他写的许多故事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或偏僻的山区。尽管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写爱尔兰,而故事设置在英国和美国。但是,他逐渐找到了写爱尔兰人的方式,《幸运的傻瓜》和《园中的寂静》就背负着深重的历史的爱尔兰人的处境和际遇。他的存在是爱尔兰文学的幸运。正如他出版于1986年的短篇集的书名所显示的,他写的是“来自爱尔兰的消息”,虽然他采取的“爱尔兰之外”(1992年的短篇集的书名)的视角。但有时候,距离带来恰恰是亲密和深入。他曾说过,“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了解它。”“许多作家得益于流亡。”他正是这么做的。

  黑色喜剧:扭曲的幽默

  特雷弗他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28年生于独立后的爱尔兰,家乡是南部科克郡的米德尔顿镇,他的许多小说以这里为背景。他出身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而爱尔兰主要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使他成为一个“局外人”,在他早年的小说中,新教土地拥有者和天主教房客之间的冲是常有的主题。

  由于父亲在银行任职,他的童年迁移不定,他换过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这种流动的生活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痛苦,但也滋养了对生活的敏感和想象力,这一切都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的小说题材广泛,人物千变万化,小说本身也具有流体一般的舒畅与澄澈,并潜藏着人性的矛盾、冲突与危机。

  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日子是艰难的,他现在距离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做家教,大约一年后,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并结了婚,然后在爱尔兰北部一所学校从事教师工作,教历史和美术,在这里他干了大约18个月,直至学校倒闭。

  最初工作的日子,特雷弗对写作并没有兴趣。1952年他和妻子来到英国中部,在拉格比附近一所学校教了两年左右的书。1954年,他移居英国西南部乡村,自嘲过起了“无名的裘德”的生活。他从事雕塑创作,以此糊口,并在此时慢慢开始了写作。1960年,他又迁往伦敦,改行写广告文案,与诗人加文·尤尔特成为了同事。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必须挣足够的钱养家。他对广告一窍不通,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却一连工作了好几年。在这个期间,他用公司的打字机开始偷偷写作短篇小说,以写作广告为掩护,他的工作是懒散的,这为他创造了写作时间。到1964年,在伊夫林·沃的促成下,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老哥们》,并一举获得当年的霍桑顿奖。这激励了特雷弗,使他决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把《老哥们》视为第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写的是一帮世故的老人相聚在一起,推选下一任老校友委员会会长,小说以精确敏锐的笔触探索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讽刺了他们的虚伪、无聊和勾心斗角。在《老哥们》之前,他曾出版过《行为的准则》,这只是一本为了讨生活而写的应景小说。

  特雷弗很早就是一名优秀的读者,不过,很小的时候他却喜欢读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十岁时,他希望以后能写作惊悚小说。直到在一位艺术导师的影响下发现了雕塑之后,他就不在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了。他在学生时代没有真正进行过写作。从惊悚小说的阅读狂热中走出来之后,才开始阅读克罗宁、弗朗西斯·杨恩、罗伯茨等平庸的作家。随后,他读到了毛姆,他一直崇拜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他也如饥似渴接触爱尔兰和维多利亚作家,比如他的同胞乔伊斯。乔伊斯尤其是其短篇小说对特雷弗的影响实很明显的:以具有隐喻能力的事物去书写人所处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以隐幽的笔法关注宗教、历史、文化、阶级之间的界限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后来对狄更斯的阅读也加深了他对人类生活处境的理解。如今,他崇拜的作家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和厄普代克,尤其是他们的短篇小说。

  童年的阅读记忆深深地嵌入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使他早期的小说成为了一种黑色喜剧,具有混合着眼泪与微笑的“扭曲的幽默”。小说《奥尼尔旅馆中的艾克道夫》中就有一个孤僻而饶舌的女巫般的人物艾克道夫太太。他还有一部分小说擅长运用哥特元素探索恶的本性以及恶与疯狂的关系。他通过这些手法去写那些与环境难以协调的人们,虽然,很多时候,人物的扭曲程度和故事情节显得有些夸张,比如短篇小说《房客》写房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却引入了一场离奇的公寓纵火案。

  一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

  特雷弗的作品三次获惠特布莱德奖,五次提名布克奖,也是近年来热门的竞争者。他的小说《幸运的傻瓜》和《费利西亚的旅行》分别于1990年和1999年被搬上过荧幕。不过,荣誉和声名对于特雷弗而言是徒劳而无趣的。他之所以被人们热爱,是由于精湛的小说技艺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1950年代他移居英国德文郡。德文郡在西南半岛上,以优美的自然风光著称,普拉斯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塔德·休斯,曾居住于此,直至患癌症去世。德文郡还是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乡。已是耄耋之年的特雷弗和妻子简依然居住在乡间一所维多利亚式农舍中,至今笔耕不缀,每天早上是他的写作时间。2007年出版短篇集《纸牌老千》,2009年又拿出长篇小说《爱情与夏天》。他每年有一两个月会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居住——他写过许多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比如《纸牌老千》。他也偶尔回到爱尔兰居住,这是酝酿乡愁的地方。对于栖居地的选择已经透露出作家对小说的期待,他的小说越来越流露出乡村一般的宁静,将人物起伏的命运潜藏于波澜不惊的笔触之中,令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句:“到晚年他度入了异常的温和。”

  如今,他越来越表现出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从批判走向怜悯,意味着一个作家正在走向最终的完成。时间和记忆逐渐成为塑造他笔下人物的主要力量。他中后期的小说具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以更为开阔的小说空间容纳了充满不稳定性的现代生活的碎片。

  他的小说逐渐放弃了宏大结构的叙述、也不追求完整的故事,转而聚焦于零碎的细节和片段,犹如随意撷取的路边的石子和花草,犹如突然涌现的大海中的碎浪。他曾说过,“短篇小说是瞬间一瞥的艺术。”这样的故事具有直接性,也充满了神秘性和韧性,他并不试图解释生活,对于人性中那些幽暗甚至有害的部分,也没有立即作出道德上的判定,他只是在以谦逊的态度呈现人类关系的偶然形态。两个人的相遇产生了特别的故事,特雷弗写的就是人们的相遇、面对和离别。

  同时,他试图在最平静的表面中进行最深刻的写作试验。别忘了,特雷弗同时是戏剧家,没有比他更加懂得戏剧的重要性和产生方式,不过,他的戏剧性并不是表层的、流于形式的,而是隐秘地内在于小说的语言和人物关系之中。他曾在一个访谈中说到,“那种最明显的实验写作并不见得比我这样的传统作家更具实验性。我始终在实验,但它们是隐秘的。”特雷弗小说出现了越来越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正如他在《纸牌老千》中所说的,他的小说的小说主人公“使人想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一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这位当代的契诃夫为20世纪普通的、缠绕于生活的人们描摹出了令人难忘的身影。事实上,后期的特雷弗,与其说是爱尔兰的契诃夫,还不如说是爱尔兰的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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