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10篇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是一本由陈家坪 张光昕 主编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7-6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一)：陈家坪：《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编后记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编后记

　　陈家坪

　　北京青年诗会开始于2014年，缘起只是几个诗人朋友的频繁聚会。大家出于介入公共空间、向公众发声的共同目的，三年中，分别以“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为主题，举办了可以称之为三部曲的诗歌系列活动。我们无意于创建什么流派、团体，甚至至今未言明一个诗歌主张。我们也总是谈到开放性，希望能与更多写诗、爱诗的朋友相会。但毋庸讳言，大家的相聚，受着彼此身上某些相近气质的吸引，差异之处也能赢得赞赏、互为借鉴，诗人们在诗会中有着一些价值的交集。三年来，密切的交往也对诗人各自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那么以保留诗人诗作的丰富性为前提，用最凝练的方式加以展现，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怎样的具有整体性的面貌？在这样的尝试愿望的激励下，出版一本北京青年诗会诗人的选本，成为最紧要的事情。

　　出版人陈辉先生的兴趣是出版这本诗集的直接契机。经陈迟恩、张杭、江汀、苏丰雷、张光昕和我本人多次与陈辉先生交流，确定编辑思路和方案。入编诗人的选定，则受到诗选规格体量、整体面貌的设想等因素限制。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本能向公众提供一种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认知。我们也希望这册诗选是一个系列的第一本。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成立了编辑小组，我与张杭、江汀、张光昕负责初选和评议，再交由诗会发起人进行复议，最后提交出版社。诗选题名《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取自戴潍娜《海明威之吻》中的诗句，可谓断章取义。

　　卓越的诗歌选本是批评的一种。在编选过程中，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每一位诗人极为具体的写作状况。在此，我想分享几点个人的体会：第一，13位诗人，每人只能选到10首左右的篇章，这就要求我们从诗人的整体创作上去把握每一首诗，尽管如此，很多诗人的多样性还是无法尽数涵盖；第二，选出的每一首诗都必须成立，有其完整性和独特性，因此在遴选中就难免更倾向于那些有清晰、明朗形式感的作品；第三，注重选择那些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诗人作为一个真实之人的作品，基于这种真实，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对人生的态度、对情感的体验、对命运的感知和从经历所呈现的天性中透露的心智——那迷人的生发，它们有时显示为纯粹而绝对的才华；第四，我相信诗选所展现的，绝不仅仅是诗人作为个体的自我，或彼此的某种关联性，而是各自独特的、敏感的生命触角，之于我们时代境遇那血肉相连的幽微而又深远的探寻。

　　2017.2.21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二)：守夜人陈家坪

　　很快，李浩在中国诗歌学会的办公室成了大家碰头的地方（当然，全国各地的诗歌大员要员都少不了要拨他的电话）。在那里，我先后认识了青年诗人江汀、昆鸟和张杭，还有比我们年长的诗人陈家坪（这笔名就是他故乡的名字）。他在聚会时常常默不作声，聆听每个人的谈话，最后一本正经地做提议和总结。陈家坪是中国当代诗歌自觉而热心的守夜人，早些年与廖亦武等人办过民刊《知识分子》，也参与做过《沉沦的圣殿》一书中的采访工作。他不在体制内过活，几乎每次有聚会和活动，他都不辞辛劳地从家里带来录影设备，尽力保存下大家的讨论，晚间在电脑上耐心剪辑整理。他言行质朴亲和，是个理想主义者，做事待人都很积极，有兄长风度，在青年群体中很受拥戴。在1970年代出生的一批中国诗人中，陈家坪属于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那种刺猬型诗人，全世界在他脑中浓缩为一个执着的信念。他的诗歌具有诚实的人本关怀、道德心和批判力，诗集《吊水浒》记录了他前半生的生命和思想历程，后半生呢？他将以别样的方式来履行天职。一次我在手机里听到他朗诵自己一首叫《妈妈》的诗，那种毫无装饰甚至重归稚气的声音，更加有力地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妈妈就是还乡，就是用爱来解释和冲释那些鬼经历，写诗重要的是用来建立对话和孕育文明。因此他主张以诗会友，重视友人间的互评，借此建立宝贵的批评空间。

　　陈家坪夫妇经常在他们位于天通苑的家中设宴款待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乎把他家里的酒都喝光了。2014年冬天，在陈家坪的召集下，我们围聚在他家客厅的地板上，研讨李浩的新诗集《风暴》。客厅一角有个折叠桌，摆满了水果、瓜子和写有来客名字的纸杯。研讨气氛很热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诗人秦晓宇那段时间正忙于拍摄工人诗歌记录电影《我的诗篇》，但也抽空赶来参加讨论。他说，聚在朋友家中谈诗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很感慨这样的气候竟然在这里保存得这么好。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三)：无头无尾的共通体

　　由于各种各样的机缘，以下几位对北京青年诗会施以关切和帮助的诗人朋友，提升了这份共通体名单的品质。诗人阿西长期生活在北京，过着半神仙式的生活，对许多青年诗人教益良多。2016年伊始，在他的倡议下，北京青年诗会在猜火车酒吧举办了一场新年读诗会，名为“钟声的语言”，当时这位远在三亚的东北老炮为我们赞助了这个名称和全部诗册的印刷费用。作为一位半旁观者和前辈诗人，阿西写过一篇叫做《同时代诗人——“北京青年诗会”与新世纪写作特质概述》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对我们活动真诚而内行的评论。青年诗人陈迟恩敏锐内敛，治古典文学，写现代诗，为诗会出力不少，俨然比我这样的发起人还要辛勤。他在“上河文化”担任多年图书编辑，编了一些思想文化类的好书，现在去人民大学圆他的博士梦了。《城堡与迷宫》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而几年前我就收到过他自印的作品集《敏感词》和《在边缘》。诗人冷霜在陈迟恩的诗中找到了不同于卞之琳一代现代主义者的“看”，它起源于城市的天桥（应合了“桥与门”的思路），但困于整合与表达。在他手中，诗歌不可因袭陈规，只能就地取材（从而认同于“成为同时代人”的逻辑）。

　　2017年元月，陈迟恩在北京设婚礼答谢宴，朋友们去了不少，席间就有青年诗人车邻。他告诉大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青年诗会的网站终于能跟大家见面了。大家一致推举阿西来做网站主编，由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诗人王辰龙担任执行主编。车邻的职业是做网站开发，业余时间写诗译诗，见面时，他脸上总堆满憨厚的微笑，但他的诗却浸泡在末世的挣扎和薄凉之中。他的笑在纸上变得冰冷，混杂着徐玉诺诗中的酸苦味和反乌托邦的窒息气氛。车邻缔造了一个像人间地狱那般晦暗无光、积恶难返的冷酷王国，恍若这里从未有一丝爱和幸福光顾过，是个宇宙的死角。青年诗人严彬想象过那道福音式的光线，它从旧世界照来，却未必投向未来，只是转瞬即逝。这决定了严彬与生俱来的忧郁，他的作品散布着一个格格不入的青年人从噩梦森林逃向温暖乐园而不得路时的孤悬和颓唐。即使是他最明快的诗里都不能免除绝望，每个句子，不论长短，都极力为了填补一个病弱者射精后的空荒。

　　这团无头无尾的小星云犹如一把壶——这更靠近我对北京青年诗会这个共通体的理解——乃是收集和盛放精神的容器。它不断倒出，频频低头，向世界献出虚无的馈赠。壶里装着的，正是每个人的梦，一千个人每晚做三千个梦。这些梦本是动荡不息、扑朔迷离的杂象，但一把壶凝定了梦丛，让它们有了边界和出口，会聚有时，散逸有时。与许多其他的诗歌流派和社团不同的是，北京青年诗会的同仁们并不是因为存在多少共同点而聚到一起的，这种思维太“正确”了，共同点肯定是有的，但它并不是服侍诗神的第一要素。事实恰恰相反，诗神渴望千差万别，北京青年诗会的诗人们由于各自灵活独立的差异性方才激起友谊、通力合作，在彼此身上制造悬崖，也投下绳索。我们坚持认为，让诗发生着比让诗进步着更好，让诗人待在写作中比让诗人待在幻觉里更好。我们反复经历着回退、苦练和等待，降临在我们面前的“基督”要开始他的磨难、变形和复活。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四)：张杭：我的笔迹，我的生辰

　　在一篇文章中，张杭被江汀称为“天通苑的穆旦”，这个说法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见到张杭之前，这篇文章已为他勾勒出一幅精确的肖像画。他因认真而微张的嘴，修长的手臂，身上宽松的白衬衫和鸡心领羊毛衫，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上一个文学世代。在整桌朋友中间，张杭在两个时刻最为引人注目，要么是滔滔不绝地分析星象、解读星盘，要么为了某个诗歌问题而进行激烈争辩、当仁不让。他的声调总能迸出敲冰者的教喻意味。张杭供职于中国文联，沉闷的办公室节奏之余，他为报纸撰写过大量的戏剧和音乐评论，有评论集《真享乐 当认真》面世。归根结底，张杭向外彰显着鲜亮的诗性人格，它有一个清澈的理性支点，正像他在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那“是一只海马/很柔软，变动着，向所有的维/洒下光辉”（张杭：《海马》）。不久前，张杭公开出版了首部诗集《即兴与故事》，整全地展示了他的八斗高才、精湛手艺和省悟能力。在逐步成熟的语言轨迹上，张杭善于从缤纷多姿的社会晶体和心理晶体中演算出他所谓的“社会学函数”，他拒绝为“我”披上隐身衣，而是将一副敏感的神经裸呈于皮肤之上，让知觉的噪点随扑面而来的生活蔓延丛生。他每讲一个故事，便探身走进一间悬吊无穷变量的房间，脚踏棉袜，把一双穿旧的皮鞋留在门外。2009年开始，张杭有计划地尝试一种叫做“自传诗”的题材，以他肥瘦相宜、不可模仿的成长经验为材料，探索一条从知识到智慧的自塑自解之路，是同类创作中尤可期待的。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五)：“悬崖”如何“彼此”？——在北京青年诗会上的发言

　　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对“悬崖”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意味着某种选择，即不希望创造这一行为只局限在个人之内，而是希望它指向彼此，获得更为广泛的伦理维度。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表述里，创造行为具有了伦理性，扩展为一种伦理行为。由此出发，我想对“悬崖”这一概念进行某种解读。它带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具有危险性、僵硬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构成我们与时代之间的隐喻关系，这或许会为我们的写作带来对抗性意味。但如果把思考止步于此，那么我想，“悬崖”一词就不足以支撑“彼此”一词所包含的伦理重量。这样的理解层次简化了“彼此”的丰富性，也简化了“悬崖”的丰富性。写作者与悬崖之间如果不能由此构成一对艺术创造高度上的“彼此”，那么从我们身上创造出的悬崖，其有效性也很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我们对悬崖的理解，应该超越其表象上的危险性和僵硬感。见过悬崖的人都知道，悬崖并不只由那些锋利坚硬的石头构成，它其实身上有泉眼，头顶有日出，我们在承受其危险时，也绝不会忽略它为我们带来的美妙风景。我想，这样的悬崖，更为接近我们与时代的真实关系。并不是说危险与风景哪个重要，事实上它们共享一个身体，根本不能分割打量，也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悬崖”即危险的风景，时代亦然。

　　具体而言，我要提出两点。一是价值观，二是方法论。对于价值观，我要提出托多罗夫的《日常生活颂歌》，这本书谈论的是17世纪荷兰风景画。不同于以往的欧洲绘画，17世纪的荷兰风景画，往往将以往忽略掉的日常题材、卑微人物、细小风景当作艺术创作的主体和缘起。这样的价值观可以扩展我们对悬崖的理解，日常生活中细小的部分、卑微的部分、非对抗性的部分，也构成了我们理解时代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这不是说我们必须书写时代的颂歌，而是说，它可以与诸如宏大叙事或对抗性悲情互补，或者给出书写时代危机的别样方法。仔细看这本诗集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不乏对当下时代中日常生活的书写，这也必须是“悬崖”的题中之义。

　　关于方法论，我要提出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本书里，塞托谈到，普通平民在面对权力的压抑原则时，不管有意无意，未必就是被动接受的状态，而是会施展某些隐秘的战术，针对自己的需要，对压抑原则进行巧妙的调整，以这样的方式而度过自己在权力压制下的仍然健康愉悦的日常生活。我想，对于写作者来说，在写作中施展这样的战术，同样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外在日常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关联，在这样的书写下创造出的“悬崖”，才可能更为切中时代的精神状况。

　　总而言之，对日常的关注和创造，也必须是创造悬崖的必要认知前提和丰富。悬崖所包含的诸元素，本身就构成“彼此”的伦理关系，有趣的是，这种彼此，又共享着“时代”这唯一的一具身体。轻与重，爱与恨，悲剧与喜剧，宏大与日常，都混合在一起，而真正的写作者要做的，并不是从中分开彼此，一旦分开，文本的有效性也必将化为灰烬，正如《巴黎圣母院》结尾卡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拥抱在一起的尸身一样。我的建议是，曼德尔施塔姆一首诗的结尾才更应该是我们的选择，而巧合正在于，这首诗的名字也是《巴黎圣母院》：

　　我也将会从这不善的重负中，建造出美。

　　一座泥沙俱下的悬崖才是坚不可摧的悬崖。谢谢。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六)：新的刺点，彼此悬崖

　　2016年仲夏，北京青年诗会的部分诗人去了趟济南，在典雅整洁的山东美术馆搞了一次朗诵会。东道主孙磊将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诗与诗人都得到了温柔的款待。他带领学生设计制作了极为精美的朗诵册，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我们细读了他的新诗集《刺点》。孙磊留有神甫式的美髯，也涌出泉水般的惺惜，愉快地加入了北京青年诗会的发起人方阵。他写诗之余兼及艺术创作，师者仁心，高山流水，在海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与他结缘，实在是我辈青年的荣幸。不久后，他独具匠心地为我们的共通体设计了专属的LOGO，在唯颜值论的今天，北京青年诗会也没落伍，迎来了他的图像时代。孙磊曾平心静气地说，任何以诗为名的聚会和团体都有解散的那天，大家尽心就好。而全身心热爱孙磊诗歌的江汀却总坚持认为，这将是一场永不散场的宴席。

　　在济南，大家商定了北京青年诗会第三届活动的主题——“诗歌正义”——用以代替此前备选并引发争议的表述：“只生活，不回答”。2016年11月19日，“诗歌正义”研讨会暨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好食好色空间如期召开。至此，北京青年诗会在思想命题上完成了一个回转自为的三段论：“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尽管它们还需要更严格的测试和更广阔的实践，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表达了新世纪以来青年诗人在生活和写作上的精神气象和凌云壮志。我们的目的不是想为充满骚动与喧哗的诗坛多贡献几个口号（在这个时代，加法已经丧失了意义），更无意于扮演浪漫主义旗帜下的崇高自我和天才自我（在强者、大师多如牛毛的今天，我们宁愿做一个无名的人）。我们只是以这组三段论为触角，在乱象丛生的中国诗坛树立一种思想的法则和省察机制，带领诗人在尊严智力上脱贫，消除大众对诗人的歪曲设想和诗人对自身的不良幻想，让那些流布于诗界和批评界的假问题、伪命题和烂名号收起祸心、俗心和恶心，让诗人成为诗人，把诗歌还给诗歌。我们追求一种能够安顿诗心的境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还乡情愫，相信那些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们定会认同这一点。如果这种境界需要描述，我们会说，写诗一定不是“为了......”，而是“在……之中”。他们待在诗中犹如火待在酒中，让我们终能以水相赠，以善相期：

　　要申明一种高处的立场

　　往往需要使用更低的碳

　　（孙磊《事实或者高处》）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七)：“永恒之梦”和新“京派”

　　“永恒之梦”和新“京派”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研讨会发言

　　江汀

　　首先，我请大家关注“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这个书名。这个短语从戴潍娜的诗《海明威之吻》中选取出来，经过了我们这群朋友的讨论。在一批待选的书名之间，我们觉得只有它最适合于这本总结性的诗集。我来讲讲自己的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将关注点从“自我”转移到“彼此”，这几乎是马丁·布伯式的从“我”到“你”。我们这群友人，在互相认识之前，已经各自走过了或长或短的个人精神旅程。我们会意识到，这个永恒的你，这位贝雅特丽齐，她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邻人中间。

　　所以，这也许不再是“海明威之吻”，而是我们这群朋友的互相砥砺。我还想引用一句话，它来自新近出版的马雁生前编好的诗选集《几个好朋友》，她是这样说的：“凭着对诗歌的爱好，我们大胆地自称为几个好朋友。”这句话谦逊而又自知。

　　要理解一个人，需要去理解他的历史。他是何人？他是自己一系列思考和行动的总和。我在此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开始写作时，没有文学上的父亲，也没有兄长。或许也可以说，我的父兄是通过书本呈现的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和保罗·策兰。通过阅读，我使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眷恋世界文化的人”。

　　在大量的阅读之后，我景慕于德国浪漫派文学、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还有我国的京派文学。德国浪漫派文学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具有强烈而严肃的精神性、思辨性。而京派文学以沈从文、废名等作家为代表，他们的写作深沉而富于蕴藉，同时怀抱文学启蒙和社会改良的严肃愿望。

　　请注意，这些都不是文学团体，而都是特定的文学场域。就像曼德尔施塔姆会在诗中写到：“和友人一起住在城里，/你不会相信：/永恒之梦，血样/从一只玻璃杯倒进另一只。”我现在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置身于同样一个“永恒之梦”当中。

　　2014年秋天，一群朋友发起成立北京青年诗会，举办了首届主题活动“桥与门”。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互相认识不久，确实仅仅是以文会友，凭借对方的诗歌文本来相互指认。当时陈家坪兄对一系列诗人进行了访谈，在我们两人对谈时，他曾经问我，作为新一代的年轻诗人，如何看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聚会中的“革命精神和狂欢般的传奇”。我答到，我对这种革命精神和狂欢传奇没有憧憬，相反，我首先拥有的经验却是阿赫玛托娃式的“我们，不过是世界边缘的灵魂两颗”。穆旦在晚年的一首诗写到蜡烛：“可敬的小小坟场”，我更喜欢穆旦式的烛照而非兰波式的兄弟。

　　我想这就是我的个人精神背景。 诗人陈东东曾说自己“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而我成长于荒凉的九十年代，直到上大学之后，我才看到几部关于八十年代末的纪录片，感受了迟到的愤慨。但渐渐地，我也会惋惜于学生们的过于膨胀的所谓“革命热情”。京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之所以显得十分珍贵，正是因为他们既抵抗住了商业化倾向，也抵抗住了政治化倾向。他们关注政治，但并非怀着不切实际的热情。我从中获得的教益是：我们需要行动，需要的是温和而坚定的行动。

　　对于这个国家应接不暇的各种事件，我们还能保持那种“对事物是其所是的惊讶”吗？我就像在看某种奇观一样，看着我们中国的公共世界。但我又觉得自己早已经理解了它。我们正在做出自己的回应。当然，我在此不仅是谈论我们这些诗歌写作者，也是在谈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模糊共同体。

　　我们这十三位诗人，加上这本书的编者之一张光昕，还有许许多多的当代写作者，对于这个时代，有着不言自明的共同认知。尽管我们的具体行事方式各不相同。其中，陈家坪、阿西、孙磊是年龄稍长的诗人，他们会有更深刻的体验。我想在座的其他前辈诗人，也都先于我们明白这些。

　　我希望看到新的“京派”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当代诗歌史已经有了珍贵的进程。我需要对前面的描述做出修正了：这几年置身北京之后，我才慢慢地意识到，其实我们这一代实实在在地是有父兄的人，我们站在父兄的肩膀上，尽管之前自己并不知道。

　　今天，北京的诗歌生态如此丰富。我其实是在2014年，近二十八岁的年龄才被其他写作者认识和了解。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过观察、有过辨识，见过几批诗人、几种诗人圈子。因为我有这一点点足够的辨识力，所以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不是融入了“北京青年诗会”这样的文学共通体之中，我只会默默地作为一个孤僻的写作者而继续生活。

　　我看到，从稍早一个文学时期延续到现在的口语诗写作，总是很难摆脱写成口水诗的危险；另一方面，在一些有着足够智识的青年写作者之间，诗歌写作又有着沦为修辞游戏的危险。又诚如荷尔德林所言，危险和拯救总是相伴而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诗集里，这批诗人很好地给出了纯正的当代诗歌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绝不会是唯一的。

　　家坪兄在后记里提到，“我们无意于创建什么流派、团体，甚至至今未言明一个诗歌主张。我们也总是谈到开放性，希望能与更多写诗、爱诗的朋友相会。但毋庸讳言，大家的相聚，受着彼此身上某些相近气质的吸引，差异之处也能赢得赞赏、互为借鉴，诗人们在诗会中有着一些价值的交集。”我前几天也读到了刘年久的评论文章，他说“北京青年诗会这个花园没有主人”，它几乎是一个抽象的场域，精神性的场域。而我也总是喜欢引用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里说过的一句话，他这么谈论北京，“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漂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是故乡。”认识了这些朋友之后，我才明白自己以前读过的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骄矜、纯朴和无所忧戚。”

　　我感到十分遗憾，出于篇幅限制，这本诗集没有收入徐亚奇、秦失等这样一些非常优秀而沉静的诗人。我们也有缺点，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北京青年诗会举办过的三次主题活动，虽然有了一定影响力，但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学术成果，毕竟我们不是学术组织。但我深知，我们的成绩是我们的诗歌写作，是这十三位诗人的具体诗歌文本。现在，这本阶段性的诗选集已经在大家面前了，我们期待得到批评。

　　2017-7-22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八)：与王东东赶末班地铁

　　王东东那时在北大还没毕业，但早已是名声在外的青年诗人和批评家。这位北大博士一边写学位论文，一边玩起勇敢者的游戏。他沉浸于雄辩与倾谈，需要朋友和听众，偶尔也来参加聚会。大家聚在北京烟火浓郁的小饭馆里，聊的话题自然是诗，而且万变不离。我们相互嗅出对方身上熟悉的气味，朋友们总是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世界兴奋和着迷，像邻桌几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在谈论股票、地产和创业板。或许还应该加一句：“那里狗继续过狗的生活，行刑吏的马 /在一棵树干上摩擦它无辜的臀部”（奥登：《美术馆》）。在北京，聚会对大家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情。首先，确定聚会地点就很费心思，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不是有人来晚了，就是有人要提前离场。这些在大城市里养成的特殊的时空感，已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北京，我们时刻绑定着桥与门，时间在我们身上将自身捐献给了空间，空间在我们手心里将时间攥紧。晚饭点儿，本该出现在酒仙桥的我现在还堵在西直门，这就是我们的鬼时空——无承诺的等待和二次打量的地名——我们的魔幻现实。好几次，我怀着不舍作别朋友，去赶末班地铁，唯见守夜的铁索拦住去路。沮丧中，我和王东东分头叫出租车，他说：“可以理解，大他者也需要休息。”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九)：昆鸟：劫数中的顽童

　　昆鸟抱怨张杭的“自传诗”这个标题起小了，就像他初读江汀的作品后随即送出一顶“小调子诗人”的帽子。他们三人熟识得更早些，也曾或深或浅地办过像《阁楼》那样的小组小刊，形成了极其真诚严肃的批评作风。昆鸟讲话时很有力，鼻子变得异常尖锐，浑身上下的骨缝都在吱咯作响，仿佛快要变作一只鹰。如果不做诗人，昆鸟定能成为出类拔萃的批评家，可惜当世的批评家圈层堆砌了太多的软骨头，连饱含情力的傻话和胡话都讲不出了。昆鸟的骨头是双份的，从肩胛到肝胆，都闪出庖刀的峻峭和高傲。他乍看上去痞气十足，很难站直身子，贴合他对日常生活的散淡，但对诗歌，他则显出严苛和恭敬，用多余的骨头跟自己死磕。这种硬碰硬的精神，体现在昆鸟的诗集《公斯芬克斯》中，它释放出的精神强度在当下青年写作者中是罕见的。一边是坚决的求死，诗人靠一只喑哑的喇叭开启痉挛的口型；一边是活着的恐惧和诱惑，于是他日夜不停地吹响冒着火星的口哨，吓走周围黑黢黢的狼群。两道尖利的声音一经碰触，便像在烧热的锅里浇上一瓢冷水，给双耳灌满爽痛的雷电。《肉联厂的云》之后的昆鸟，已经在艰难中改变了他的嗓音。王小波的多部作品皆能用《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本小说的题目来概括，同理，昆鸟绝大多数诗作也大可被《劫数中的顽童》这一标题接管。我甚至愿意这样认为，昆鸟连同李浩、苏丰雷、江汀和张杭等几位青年诗人，似乎都分担着一种相似的胎记。叮叮当当中，酒干倘卖无？这些青年诗人背负着铁器时代坠落的星子，在今生今世的无物之阵里，相互默示和点头，相约将彻骨的演奏进行到底：

　　我永是劫数中的顽童

　　敲着两块无用的铁

　　（昆鸟：《劫数中的顽童》）

　　《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读后感(十)：聚义“桥与门”

　　团块终会零落散开，重做流氓；星座却凝定而有序，在浩瀚无限里展示着完美的距离。那段时间，苏丰雷在一家房产公司上班，发现位于河北香河一个红酒庄有个不错的场地，那里的负责人也欢迎有人去那做些文化活动。苏丰雷组了个微信群，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大家都很来劲，希望秋天能在那里办一个诗会，纯粹而理想的那种。经过几番讨论和决议，大家最终将我的提案确定为这次诗会的主题——“桥与门”——它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一部随笔集的名字。同时，大家也一拍即合地将我们密切参与其中的这个小沙龙赋予了一个公开的名称，唤作：北京青年诗会。为了更好地推动和展开活动，陈家坪、李浩、苏丰雷、江汀、张杭和我六个人，均列为诗会的发起人。“桥与门”拉开了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活动的序幕，一连串有思想的诗歌创作、交流和批评运动，以一种无功利、专业性的工作态度在诗歌界优雅地启动了。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复杂茂密的诗歌森林中，它刚刚抽出一截嫩枝。我们从没想过它能变成什么或带来什么，只是直觉它是适时和必要的。名字一经落成，它的责任感就接踵而来，尽管没有一笔经费支持，但大家也热情似火，各尽其用：撰写文案、征集作品、邀请嘉宾、拟定论题、编印诗册、制作海报、甚至联络媒体和车辆。尽管地点偏远，但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前来参加诗会的诗歌爱好者比预计得还要多。天职就是天降之大任，这头一枪居然打响了。

　　昆鸟为诗会专门设计了海报，它们出现在了诗会现场巨幅的背景板上。第一届诗会开辟了一个研讨会环节（这成为其后几届活动的惯例），围绕王东东的博士论文“诗歌与民主”这一问题而展开，两位漂亮的女诗人戴潍娜和田玥也闻讯赶来为朗诵会环节做义务主持人（她们因此也成为其后多次活动的主持人）。戴潍娜有牛津背景，是全能型的青年学者，博士论文以英国思想家蔼理士为研究对象，当属国内该领域之翘楚。匈牙利作家哈拉兹蒂的著名文论《天鹅绒监狱》就是出自她的译笔。这些训练让戴潍娜的诗善于剖析人事触点，思虑女性处境，纾解性别绳纽，展现出女诗人少有的智性风致。首届诗会是几位发起人凑钱办的，为能缓解经济压力，我们把剩余的朗诵册扉页签好名字，在田玥开办的微店上寄卖，果然有感兴趣的读者前往购买，但我们拒绝一些善意的土豪朋友一次性买空。昆、王、戴、田三人接受了诗会同仁的召唤，适逢皆有新诗集问世，便欣然加入发起人阵营，为北京青年诗会注入了更为丰盈的元素。

　　我们相信，这第一记号角吹得不赖。声音已经发出了，并收到了一些小小的变形的回声，但它令我们的声音散播得更远了。“桥与门”奠定为某种时代形象的破题和楔子，它已经不是某个偏狭的、前现代的、小团块式的布谷啼唤，而是自觉生长为开放、成熟、理性的共通体形态。它的声音是复调型的，布满了多维的毛孔和管道，我们祈愿它能保持为声音本身，但愿诗歌能为这声音做出淬炼和纠正。每个发起人都深知这一点，它也成为大家注定相遇的缘由。事情开始了，我们只有顶住压力，把大家想做的做到足够充分，足够自立。我们每个人长久等待的“基督”诞生了，这就是北京青年诗会脱颖而出的元精神，在此前和此后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所有受到这种精神感召的诗人们都在合力书写一部《旧约》，一部中国青年的还乡歌、出塞曲和双城记，探嗅掩藏在自己和邻人身上那种珍稀的旧社会气味，思忖着未必实现但必须筹划的远大前程。踌躇满志的青年诗人陷入一种过渡身份和矛盾境况：既目睹着人类精神的龟裂和衰亡，又无比渴望着诗性价值的复归和启示：

　　一个过时的妖怪，还是一个未来的异形？

　　和它瞪视，就如寻访宇宙大爆炸的奇点

　　（王东东：《阮籍》）

　　无论如何，储满青年精神的箭已经离弦了。“桥与门”活动期间，陈家坪完成了一系列对北京青年诗会诗人的访谈，编成《桥与门》一书，以线上众筹的方式在阳光出版社出版。我的几位完全不读诗的大学同学在微信里看到这则消息，竟也都参与了众筹，相信正是依靠许多这样热情相助的陌生朋友，才让这束盘旋好久的思想安稳落地。《桥与门》无疑成为北京青年诗会首届活动最有分量的工作成果，也是对新世纪以来北京青年诗人的精神面目和写作现状一份详实生动的记录和展示。我在自己的那篇访谈里也谈了对“桥与门”的个人理解，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下残山剩水的现代变构和辩证启迪。近年来，王东东常跟我提起这样一件工作，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要制造自己的概念，并引用德勒兹的观点，哲学工作就是对概念的生产。我想，准确有效击穿中国当代诗歌的概念，将是北京青年诗会孕育出的最为丰美的思想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