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经典读后感10篇
《1968》是一本由[美]马克·科兰斯基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50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68》读后感(二)：沸腾而喧嚣的岁月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马克•科兰斯基在《1968，撞击世界之年》的导言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要带领我们去走近那个非同一般的沸腾年代。再版的《1968》阅读体验非常棒，翻译得准确而又流畅，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科兰斯基所采用的是一种全景式的描述，你可以时时感觉到他的逻辑是十分紧密的，在描绘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他一定会在前面就铺垫起它发生的原因和契机，整个世界在1968年是一张大大的网，所以事件都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科兰斯基的描述让你能看到那惊涛骇浪般的一年在你面前缓缓展开，筋脉清晰，其中都奔腾着鲜红的血液。
世界在1968年建立起了迅速而有效的联系，这都归功于伴随社会革命兴起的“媒体革命”，电视手段的不断革新，推动着更加具有影响力的运动产生。
科兰斯基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句：“就像一颗并不引人注目的树在森林中倒下，如果有一次游行或者静坐，但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那么它发生过吗？”人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进行民权运动的人士们都认识到了他们需要争取新闻媒介的关注。就算是马丁路德金那样崇尚非暴力的领导者，也开始意识到必须让媒体拍到暴力画面来让运动更具有煽动力和影响力。金博士去告诫一位《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后者曾放下相机去帮助一个被警察毒打的示威者，金博士则找到他说，大家需要的不是他去帮助示威者，而是需要他去拍摄示威者。“你的角色就是拍下我们的遭遇。”金博士说道。
不难想象，之后自然会出现为了激化矛盾而特意为之的暴力场面，激怒警察然后让记者拍摄这样的画面，以博取更多民众的关注，把事件越闹越大。在媒体发展迅速的年代，金博士为了使电视每天都能报道民权运动，必须每天提供简短而又戏剧性的讯息。这样的“金句”，就是由媒体的传播方式催生出来的。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我们每天也都是活在碎片化的信息之中，这就是为了传播的便捷。而在当时，这样的进步让黑人民权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希望。
另一方面，在1968年，年轻的人们都觉醒了过来，他们充满着激情和梦想得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反对一切压抑人天性的制度和思想，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是当年各种重大事件的主人公，他们渴望和平、渴望自由、渴望挣脱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束缚。他们有幼稚的一面，很明显，梦想着用“非暴力”来与彻头彻尾的“暴力镇压”抗衡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与前代人不同的是不再沉默。年轻的人们醒来了，他们仍旧天真，但也纯良。
人类社会永远处于喧嚣动荡之中，但1968年仍有着无与伦比的存在感，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时时回望，醒来时面对自己的年代，也希望能永远年轻，永远保有纯良的梦想。
《1968》读后感(五)：1968——转变的震中：新人，媒体，自由
你当然不能将这本书作为正正经经的理论分析来读，也不能将它作为一言堂的史料加以运用，但读来还是有趣。作者的笔触间，可见作者自己的立场所在，这么说吧，如果是政府组织的人员来编纂，那么，书中正统政府和武装警察的面目究竟如何，恐怕又是另一种说法。
1968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年份，正如作家梳理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其实欧美各国已经在酝酿转换了，而1968便成为了各种主义、各种运动的集中爆发点，且是为世界所见的转变，用书中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震中”。
1968是运动之年，或者说是反抗之年，布拉格之春就是要寻求社会主义的改革，用杜布切克的话来说，即完成一个“有着一张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这就成为了海上的漩涡，将许多其他国家都通通卷了进来。处于冷战时期，无论是属于西欧还是东欧，“学生运动”突然变得热烈，抗议、示威、游行，都试图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当然是一种变革。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引人思考，学生和工人，真的能结合起来吗？他们一时的奋起自然是相同的，但最终所追求的东西并不相同，恐怕都无法真正的相互理解，这便存下了一个深刻的疑问，即便到了今日都能拿出来问的。
其实，1968 年的运动虽然同为反抗，确实针对了各种各样的议题，包括美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妇女权益，更重要的是，对于越战的态度，这对于二战后新一代不受约束、有着新追求的美国人来说，是传统的支持态度还是新式的质疑甚至拒绝服兵役，都很耐人寻味。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古巴是另一个重要的对象，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魅力，真是难以拒绝。
但是，1968之所以震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现代媒体的诞生——电视。人们可以通过画面直观地去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别国的学生运动，这种技术确然是一种冲击，而且，当时的电视之与今天不同在于，当时还不是剪辑播放，而是坦诚的现场直播，这样，“真相”便能赤裸裸地被呈现在大众的视域里，无疑会震撼人的价值观——崩塌然后重建。
而在各种力量的拉扯间，政治也成为了浮出水面的部分。
《1968》读后感(六)：1968：震撼世界之年
1968年，是“黑鬼”变成了“黑人”的一年，是现代女权运动和先锋戏剧蓬勃兴起的一年。1968年，世界多地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在巴黎，学生在墙上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也是在这一年，比夫拉大饥荒，100万平民死于饥饿。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数万人丧生……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年。这是最好的一年，也是最坏的一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下面这篇文章，选自《1968，撞击世界之年》导言，作者马克•科兰斯基说：“1968年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别无选择，他们会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世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会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这本书让我想起，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秉心直言，无所畏惧。”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17岁或者23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1848年，但是与1968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他们就反抗社会主义，在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就反抗资本主义。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
1968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主义的年度，而现代主义总是令年轻人着迷，使老年人困惑，但是回首望去，那又是一个古朴纯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大学的学生隔着大西洋发现他们相似的经历，然后他们会面，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试图找出彼此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他们惊愕而激动地发觉，无论是在布拉格、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利用通讯卫星和并不昂贵、可重复使用的录像带等新的工具，电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晓其他人的作为；在人类的经验中，当日在远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可以即时传播，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再也不会有像1968年那样出现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了。“地球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词汇。这个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会再像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来自外太空的广播那样使我们感到震撼。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还能够造就另一批1968年的那代人，那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都将利用网络，而当他们彼此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更新时，会被执法部门严密监控。毫无疑问，人们会发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关于新发明的概念都变得陈腐了。
我生于1948年，属于痛恨越战和对之抗议的那一代人。我对威权的理解来自记忆的塑造：催泪瓦斯的胡椒味，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他们慢慢从侧翼逼近示威者，然后以警棍开始杀戮。我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成见，是因为即便到了30多年后的现在，我仍认为试图在“1968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在阅读了1968年的《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的日报和一份波兰的周刊，以及几份墨西哥的报纸后——其中一些声称是客观的而另一些则声明其成见——我确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可能的。1968年，所谓的“客观的”美国新闻界，远比它自己认识到的要主观得多。
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
《1968》读后感(七)：rocking all over the world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其实1968并没有爆发任何一场革命。革命最后的印记似乎还留在卡斯特罗那里。
读的过程中情绪很是激动，不停自言自语，室友说我走火入魔了。通篇都在写新左派的政治诉求，但他们是多小一部分人啊。美国整个社会都是保守的，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些年轻人抱着坚定的理想用血肉之躯所请求的进步。近年，世界范围内右翼抬头，好多倒退的苗头已经出现。每过一代人，人们就会忘了他们的上一代耗尽一生换来的进步。这种理所当然几乎完全埋没了思考的能力和忧患意识。
我是有多喜欢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呢。正如龙应台说的那样: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很多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
可是左翼呀红色呀这些字眼是多么迷人啊。
《1968》读后感(八)：1968：震撼世界的理想主义之年
1968年这部非虚构杰作，全景式地记录了这一年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捷克、波兰、墨西哥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跨越了冬春夏秋四季。这一年，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波澜壮阔，世界充满动荡，又孕育着改变的希望。
摘引书中一段文字：1968年是可怕的一年，然而它又是能激起许多人的怀旧之情的一年，尽管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越南，100万平民在比夫拉被饿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被碾碎，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持异见者在全世界范围遭受拷打和野蛮虐待，两个给全世界带来了最大希望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伟大的可能性而令人怀念的一年。如同加缪在《反抗者》中所写，那些渴望安宁时光的人其实渴望的“不是减轻苦难，而是让苦难噤声”。1968年的激动人心之处在于，那时全球范围内的许多重要群体拒绝对世界上的许多不公保持沉默。他们不可能被噤声。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众多，如果别无选择，他们就会走上街头厉声控诉。它给予了这个世界少有的一线希望，令其意识到哪里有罪恶，哪里就一定会有人揭露并试图改变它。
毫无疑问，这个版本的译文质量要优于三联版，但仍有一些翻译上的瑕疵，比如：P35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一般通译为“查理大学”；诺沃提尼堪堪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堪堪”是“刚刚”之误吧。P112，英国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两个部长职务一般通译为“国防大臣”“内政大臣”。P192,西德的《亮点》（Stern）杂志，这份杂志名一般译为《明星》周刊。P216，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多，一般都翻译为“奥斯瓦尔德”。P240，437，译名不统一，如“甲壳虫乐队”和“披头士乐队”，"Om"和“唵”，墨西哥“内务部”和“内政部”。P433，詹姆斯.迪安一般译为“詹姆斯.迪恩”。P473，喜剧演员兰尼.鲁斯（Lenny Bruce）,鲁斯前似乎少了一个“布”字。
《1968》读后感(九)：“无冕之王”的青春期
朱科
公众号：书评之乱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一位学问渊博的名嘴被现场观众拿着书逐条质问：“为什么你的很多观点前后不一致？前面把某个人批评得一文不值，后面又把他捧上天？”
主持人和其他观众心照不宣，笑而不语，等着看名嘴出丑。言下之意，“你之前言之凿凿，这回还有白纸黑字，无法抵赖了吧？”
“谢谢你读得这么认真，你指出的问题正是我想说的。我前后的观点不一致，正是说明我进步了。人和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对某个人、某件事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也不奇怪。”是的，大家都看出来了，名嘴这几句回答看似轻描淡写、不露锋芒，其实是彻头彻尾地诡辩论。不过，他倒也真真切切贡献了面对话语尴尬最终金蝉脱壳的诀窍——脸皮要厚。
是的，当遇到被打脸、被翻转，一边气定神闲，一边收放自如，完美地克服心理上的障碍，需要极高的历练和修养。而对于西方世界的“无冕之王”们来说，这个实现历练和修养的成长过程，主要集中在他们的“青春期”，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
有人说，1968年，世界进入了“青春期”。“无冕之王”们更是如此。
马克•科兰斯基在《1968：撞击世界之年》里这样形容“无冕之王”的重要性：如果世间发生的事情没有被媒体报导，没有被公之于众，没有得到就有的关注，“就像一棵并不引人注目的树在森林中倒下”。
而一项活动如何迎得“无冕之王”的关注，如何使活动的意义得到升华，进而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则给后世的媒体活动家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1965年，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举行民权示威活动。在现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弗列普•舒尔克放下相机去帮助一个被警察毒打的示威者。后来，马丁•路德•金找到舒尔克，告诉他，大家需要的不是他去帮助示威者，而是需要他去拍摄他们。金说：“你的角色就是拍下我们的遭遇。”
有人会说，将不公不义广而告之更能帮助受困者。然而无论借口看起来多么“政治正确”，“见死不救”对于受过新闻伦理训练的媒体从作业者来说，仍然是个极难逾越的鸿沟。当然，在某种刻意的“弱者同情”的心理作用下，看似耸动的局部事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另外的目的。
同一年，在塞尔马的另一次示威中，粗壮的中年妇女库珀，用尽全力揍一个警官一拳。警官随即被激怒。当三个警官扭住库珀时，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抓拍。而这时，库珀再次刻意激怒警官。警官又顺理成章地拿起警棍，狠狠地击打库珀的脑袋。如此用力，以至于记者们都听见了击打声。于是，一张很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新鲜出炉”——警官抡着警棍痛打一个无助的妇女。第二天，这张照片出现在全美各家报纸的头版。读者们对库珀、对民权运动充满同情，而对挥舞着警棍的警官则义愤填膺，而谁又关心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呢？
就像登山家总是会用“因为山在那里”去回答“为什么要登山”一样，“无冕之王”只要在媒体从业一天，也都会在本能的驱动下去“搞个大新闻”。
1956年，当时的古巴亲美政权宣布，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都已牺牲。但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巴修斯，退休后仍然不忘发挥“余热”，真的“搞了个大新闻”，而且还是当时最为轰动的独家新闻之一——卡斯特罗还活着，只是在山区隐匿。
1968年，法国评论家巴特提出“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强调读者为文本（text）建构、塑造意义的主动角色，而作者的作用只是在文本中为读者作出提示而已。用钱锺书的话来说，作品之于原作者，就好比鸡蛋之于母鸡。一个道理。
而就在1968年，拥有传奇经历而又稍许离经叛道的卡斯特罗，成了新左派的英雄，成了美国媒体的宠儿。媒体所塑造的卡斯特罗是人们愿意崇拜的革命英雄，他的故事跌宕起伏。而实际上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没人去深究了。
当时美国记者总是强调卡斯特罗的中产阶级背景、性格和所受的教育，并一如既往地提及他纯正的西班牙血统。其中的潜台词是，卡斯特罗也拥有美国人熟知的那套成功标准，只是他勇敢地挣脱了各种传统窠臼，实现了自我。
在“无冕之王”们看来，古巴革命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充满着争取自由和平等、民族独立等现世童话，多姿多彩且令人振奋的。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领导者卡斯特罗很有领袖魅力，特别适合上电视。穿着迷彩服的他，看起来英姿勃勃。
另外，卡斯特罗不够熟练的英语，反而给他加了分。因为这样更能突显略带脆弱和不确定性的一面，更能引起美国观众的同情。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在说英语时，不自在而已。”
你不能说卡斯特罗接受电视采访时是在刻意表演，你不能说美国观众是在自作多情。要怪就只能怪处在青春期的美国的“无冕之王”，在传递事实的同时，也在传递或者创造误会。那么，美国的媒体现在走出青春期了吗？大概未必，只要看看总统候选人“川普”与“无冕之王”的互动就知道了。
不过，“铁皮鼓”最终会被敲破，奥斯卡终究会长大。“无冕之王”又怎么可能永远留在青春期？
2016-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