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国会读后感精选10篇
《最初的国会》是一本由九州出版社著作，39.8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4-12-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一)：末数
之所以叫末数，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灭亡的征兆。《最初的国会》给了我这种气息，清末的精英们用了他们的智慧却不能拯救清朝，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必将结束，中国将迎来新的时代。
本书主要讲述着1910-1911年之间清朝灭亡的历史过程。在这段历史中，并不是像所有人的想象政局人物的无所事事，而是清朝气数已尽，在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也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初的国会》让我不仅看到了清朝的末数，还让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它让看它的人得到一种“安慰”，得到一种警示。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二)：“最初的国会”何以救不了大清
“最初的国会”何以救不了大清
清廷正式颁布宪法大纲、搞公开政治的做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所以，1910年-1911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知名财经与历史作家李德林的《最初的国会：晚清精英救国之谋1910—1911》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到晚清覆亡前夕的1910年-1911年，是因为作者试图从晚清精英救国之谋的细节中揭示出大清崩溃的真正原委。
大清王朝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保住江山，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而后又因“形势所迫”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和“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但是，这些举措非但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反而加速敲响了大清灭亡的钟声。
为什么“最初的国会”救不了大清，“预备立宪”反而敲响了晚清的丧钟？作者认为，尽管清朝的权杖交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的手上，但是，权力的交接，并不意味着领导主导权的顺移。年轻的摄政王既无慈禧太后那般的操控力和主导力，更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对载沣充满期待的各方势力纷纷转为失望。
迫于压力，清政府提前于“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作为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和让步。但是，勒限各省请愿代表，“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不得在京师逗留，“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文献记载，有请愿代表被强行秘密发配新疆。其结果可想而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一声枪响，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崩溃……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作者李德林感叹。是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种理由，但透过这本《最初的国会》，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根源，资政院（国会）成了最佳的视角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然而执政者却一味地拖延，直至迫于无奈，才把立宪当作灵丹妙药，这也就注定了晚清立宪运动最终的走向和结局。
发表于2015/04/07《文汇读书周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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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三)：最初的国会，最初的梦
1910-1911年间，是时代巨变的焦点，在这个时间段里，各种势力风起云涌。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至于说这些遗产是否对中国的近代进程有所影响，影响大小不论，当国难之时，能有一批精英设计和抱有理想，是值得肯定的。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四)：最初的国会，最后的挽留
最初的国会，也是最后的挽留，曾出现康乾盛世的大清，最终如强弩之末走向必然的衰亡，而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续写大清历史的精英们也只能擦干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是谁葬送了大清？
那一刻，大清帝国已经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了很久，从李鸿章的溃败到丧权辱国的条约，从八国联军的入侵到光绪皇帝的驾崩，从农民乱军的逼宫到学子精英的请愿，从六君子的昭雪到疯狂股市的灾难。。。。。。内心世界如沙城般崩塌的慈禧太后在这一片乱象中将大清国的权杖交付到了年轻的摄政王手中。
摄政王的内心是诚惶诚恐的，但身为皇族他又无疑使幸运的，至少他还持有“预备立宪”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可以凭借把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精英转变这一妙旗，将自己塑造成那颗令西方舆论一片欢腾的政治新星。然而，1910-1911年间这样一个乱世是如此风云莫测，扑面而来他的一切都令他措手不及：康有为、梁启超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与西方秘密勾结，严重阻滞着他前行的脚步，是否“昭雪六君子”已不仅仅是政治方向问题，更成了打他脸面的尴尬事；皇权内部的党阀纷争直接导致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尴尬局面，更因官官相护、民不聊生而引发了狂热的农民暴动；疯狂的股灾如同龙卷风一般席卷了这个飘摇的帝国，民众的恐慌推到了亡国的多米诺骨牌。。。。。。无力回天！纵使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万分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只得改弦易辙，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在这场改革的利益重组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搞得内外交困，疲于应付，终于沦落到对这场崩塌束手无策的境地。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五)：宪政薄纱难抑末世利益之哗
1911年，大清皇帝诏书退位，从此黄龙旗不再飘扬。大清之后，世间已无一统，待到民国的1928年东北易帜还有好远好远。留下的只有迷茫，举头望去只有割据军阀的枪。
后人抚纸临书，空余嗟叹。
“是谁葬送了大清？”遥想当年八旗入关的场景，再看大清崩盘，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人想问的问题。《最初的国会——晚清精英救国之谋1910-1911》（以下简称《国会》）便是试图解答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就写在了《国会》这本书的封面之上。
所以当回顾正题精英救国之谋的时候，很明显南方的孙文乱党不属于救国的这一行列之中，他的国不是大清。那个时候孙文的国大概指的是山海关以内吧。
那除却了孙文乱党之后呢？
清末的开议院，其实本来就是无奈之举。“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这只是传说。老佛爷有句话说的再直白不过了，“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所以首先维护的是皇族，其次是满洲；先家而后是国。所以（作者所繁复说的）摄政王最终倒向的是爱新觉罗氏，倒向的是满洲。
饥馑、股灾，这些历朝都发生的事情很不幸与民族矛盾杂糅到了一起。虽没有惹起“红巾万千”，但也确实给帝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外力推动与逼迫下，清廷极不情愿的开始了改革。“江山永固”是大清朝廷改革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改革最好。而日俄战争与日韩合并给了国内知识阶层以极大的触动，谋求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于是之前戊戌维新的那两拨人似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了一起。开议院一时成为各方的共识。
在这场藉宪政改革收揽民心以期与革命派进行角力的新政中，人人都在盘算。咨议局的议员抛却开国会这样的大事，在那里斤斤计较一些细则。弹劾政府以邀时誉。部分议员与溥伦结为一党。在中央，皇族本身尚不是铁板一块；在地方，督抚各有各的想法。
留下的时间越来越短，欲望比过了远略。载沣最终也没有越过权力的那道坎，形势最终推演出一个皇族内阁。人心散了……
坦率的说，《国会》一书很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对于“精英”这一群体界限不清。什么样的人属于精英？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思路始终是混乱的。在本书的开篇，作者提出“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文中的精英似乎指的就是以前的那批“士大夫”，只不过传统的那批人已经完成了转换。而在文中作者又指出，“立宪精英们发现晚清的权贵大臣们内部分裂严重”，这里与现代精英相对的又出来了一个“立宪精英”。除此之外，文中也不时的出现“基层精英”、“精英阶层”这样的词汇。“精英”的品类如此繁复，不知道何种欲作救国之谋？假如都是的话，那么作者欲清算“是谁葬送了大清”，那么多品种的精英欲归类到哪一种上呢？
无论是载沣等人还是其他的立宪派议员，作者在书中充满了批评。在一些两难局面的时候也是如此，作为读者不禁想问在当时的状态之下，怎样做才是合理之举？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六)：民主与立宪的赛跑
从政治方面上来看，清末预备立宪就如昙花一现，而立宪派想要建立新体制的政治激情也很快被破灭。当时清政府只是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导致原来体制滞后与政策变化过快，削弱了中央权威。当时在中央形成了皇权——军机——六部的格局，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和军机是决策的关键。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决策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依据地方官吏的奏折，无法对下情进行很好的了解。而六部主要是对地方实现控制与驾驭，这种行政职能使其行政功能变小。因此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很难容纳。处于这种情况下，实现中央体制的革新，成为能否利用原始的中央集权资源为民主化运动服务的关键所在。可是，清政府的态度极其不明确，犹犹豫豫，到底是立宪还是专制，他们举棋不定。清政府既想中央集权又想仿行英国和日本实现君主立宪。最终使得立宪以失败告终。
从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方面上来看，只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知道君主立宪的好处。而绝大多数国民还只是停留在对权威的崇拜以及君权膜拜的小农意识思想下，毫无民主意识。更不用说让他们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去。虽然国会请愿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没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懂得使用民主权利。1910年梁启超还在说：“我国朝野上下，竟言宪政，亦既有年，而国中大多数人，实不解宪政为何物者也，其在官吏社会，盖梦梦更甚”。“能领略政治兴味之人，举国人中殆稀如星风”。
总而言之，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经验证明，市民社会的成熟壮大是宪政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市民社会作为宪政的根基，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培育了宪政文化，孕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七)：如何进入历史
y/渔歌
1910-1911年，正值清王朝奔溃的边缘。放在满清统治的历史时段当中，并不占百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却可以洞见一些关于政治和中国未来走向的症结。
每个人都有自己叙事历史的方式和角度——关于人类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历史。在诉说有关自己的过去经历的时候，人们选择在回忆的基础上运用语言的条件，或精准，或修饰，或遗忘，难免造成对过去的非完整的把握。如果想达到接近原貌的描述，就必然要借助外在的记录。对于个人而言，则日记、札记为要。对于记录历史的人，考古、古书必然要用。现代化的特征决定了现代史的书写必须借助现代报刊杂志。本书附上的一系列参考书目足以撑起一篇博士论文，另增的报刊类也足见作者功力，如：《北京日报》、《大公报》、《申报》等等。要知道，一部报刊史足以是一部反映现代精英救国的沧桑史。原始资料最能将复杂的历史原貌呈现给后来人，从报刊进入历史，可见作者为文的态度必定是中肯、踏实的。
本书作者长期供稿于报刊杂志，其历史的洞见必定密切联系着当下的现实。1910-1911，从资政院预备立宪，推行君宪政体，到立宪派改弦易辙，再到辛亥革命之后，临时宪法的被破坏。中国的彻底改革与革命无不牵扯宪法。宪法乃一国之本，宪法立则国立。作者密切关注着当年的君宪政体改革，无不可被视作关注现实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情结。
本书将晚清救国的那些政治家、文人唤作“精英”。在作者看来，这些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洋墨水的补养。以载沣为代表的宫廷政治家，“身居九重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多方面拥有现代化的视野”。作者认为，载沣摄政则“意味着传统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精英者的表演。但作为士大夫的摄政者，如何转变成现代精英，其程度、其特征、其复杂性等等，作者却并未交代详实。这便成了本文的一个小小的却又十分重要的漏洞。“精英”一词的概念本来自西方，其渊源、内涵和特征也随西方语境而自称一统。由于中西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文化的差异，简单地用“精英”概况中国政体现代化的始作俑者们显得缺乏学理性的探讨和深究。如果作者能够对最初的摄政政治家们的身份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或许本文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详实而有力度。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八)：立宪是不是一剂可以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良药呢？
“是谁葬送了大清？”这是本书力图通过整理、叙述晚清立宪运动的最后两年的历史来回答的一个问题。慈禧太后自从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就决定发奋图强，开展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其中也包括立宪运动。而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清朝的改革开放和立宪运动都失去了强有力的主导者，由皇族成员为主组成的内阁，倾向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士绅势力。这种集权加剧了地方对满族“宗社党”的猜忌之心，激进的立宪运动在1910-1911这两年的时间达到了高潮，并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失败，中间经历了各省咨议局议员请开国会、山东莱阳大饥荒、为戊戌六君子平反、上海股灾、大参案种种大事件，大清国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此书特别重视晚清精英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来救国的种种努力，然而，大清国已病入膏肓，立宪是不是一剂可以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良药呢？晚清面对错综复杂的转型期问题，一方面要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内政改革要实现法治和民主，两者很难兼容，当时知识分子对“清末新政”有一个错觉，认为只要立宪，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其实立宪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富国强兵没有必然联系。福山认为，能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和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融为一体，是现代英美国家的创造，其必要条件在于国家强大、社会也强大，从而造成一种权力的平衡。立宪确实是好东西，就好比人参，但只有身体吸收能力好的人才能进补，而一个在发烧感冒或者虚不受补的病人吃了人参一定会加重病情，大清国这艘破船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在中央没有实力派的改革主导者，而地方势力纷纷抬头、各派势力都借改革的名义争权夺利的情况下，立宪就成了一味把大清国送进棺材的毒药。(王绍贝)
《最初的国会》读后感(九)：从细节揭示晚清崩溃的原委——从国会角度入手
百年辛亥，风起云涌。百年后，我们回望那段烽火岁月，让人唏嘘不已。时势变换之快，让人手足无措。太多的意外和细节让这段历史变得如此丰富多彩，让人不断地试图地重视审视这段历史。
这本《最初的国会》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慧眼独具地选取了1910-1911年，这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国历史节点，对此进行了精雕细琢的历史还原。在这个历史时点的历史舞台上，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纷纷粉墨登场，演出了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活剧。晚清的政治女强人慈禧太后死前准备把预备立宪当作挽救大清倾覆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惜的是，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已经不是她能左右的了，这个最初的国会成为结束清王朝的导火线。从作者细细描述的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历史的力量，廓清清王朝崩溃的原委。
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也想有所作为，企图挽清王朝于不坠，可惜是积重难返，已经近乎无力回天了。虽做出种种改革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慈禧太后最后的政治遗产是制定了颇为详尽的改革方案和时间表，这中间就包括了这本书重点描述的立宪运动。问题是这次改革运动的掌舵的是年纪轻轻的25岁的摄政王载沣，而不是政治经验丰富、一言九鼎的慈禧太后。载沣一味地实施中央集权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成员的为主的掌权者和地方士绅势力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地方各方势力对中央越来越失望。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改革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的时候，慈禧太后留在摄政王的宪政遗产为什么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正如作者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那样：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理由太多了，我们总要找一个切入口。作者就是从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来探寻清王朝崩溃的根源所在。在他看来，当时的资政院无是一个最佳的视觉切入口。改革的过程是利益重组的过程。既得利益集团们如果只是用手中的权力来捍卫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的利益，那这些精英们只能走向革命，走向共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