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读后感10篇
《改变中国》是一本由[美] 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变中国》读后感(一)：洋火柴与湿柴垛
零星的西方文化、观念、科学、技术，由一些零星的人带到这个庞大的国度中，他们就如同扔向柴垛的火柴，在点燃之初，明亮的火光伴随倏地一声划火柴的清响，让火柴自以为照亮了整个世界；划火柴者轻轻转动凝视，一甩手，扔进柴垛，一点点蒸汽腾起，算是对燃烧者的慰藉。
16名洋顾问几乎都是带着自己的火光来到中国，或为传教、或为政治服务，他们寄希望于获得统治阶级的信任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到头来，默默耕耘多年，却发现一直在维系着统治者或民的信任才得以在这个排外的环境中获得尊重，必须获得尊重才获得生存，没有单纯的生存，因为你没有作用就意味着要被赶出这片国土。妄图通过一个外来个体的力量改变一个庞大国度，估计只有像异形那种类似病原体的生物才能够。书中叙述的唯一一次大规模系统性地援助是1950-1960年间苏联的上万名顾问，还有未被提及的诸如满洲国期间日本队东北的缔造，这是成捆的洋火柴助力柴垛燃烧，这种深远的影响说成改变中国或许不为过。
突出的个体，如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对中国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恐怕比一个洋顾问在中国工作一生带来的影响要大的多。
不要走的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不忘而不能坚持出发的目的，必须节外生枝以期主干生长，最终主干停滞而枝节繁茂，也真是寂寞如雪啊。
《改变中国》读后感(二)：汤若望和他的后来者们
1623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潜入北京传教，他换上长衫，学习汉语，苦心钻研儒家经典，与朝廷中的达官显贵结交，欲效仿他的前人利玛窦神父，以此打开中国大门，改变一个陌生的文化。
《改变中国》从汤若望开始，写了从1620年到1950年三百年中十六位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他们怀抱共同的愿望，想协助中国提振精神或道德的贫困，但这种协助同时也意味着要使中国更像西方国家。
汤若望、南怀瑾希望借助历法使中国人皈依天主，美国新教徒伯驾想先借医药和外科启蒙中国，再传基督福音；耶鲁传教团的胡美欲以医疗工作和教育使他的远东同胞亲近上帝；华尔、戈登、史迪威等人给予武力援助，帮助政府和国民早日实现承平岁月的愿望；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带着他的世界革命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丁韪良、傅兰雅则试图改造教育制度，期使年轻一辈更能接纳西方世界。
他们以不同方式进入中国，急欲“开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中国似乎也提供他们发挥的自由，给予他们以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契机，但结局似乎不尽如人意：汤若望等上帝仆人做了天朝工匠，伯驾缠身于治病救人，无暇传教，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失败，断送了他革命家的前途，他发现中国人只是高呼着“世界革命万岁”来要枪杆子，魏迈德用西方世界的专业知识解决后勤补给和军事训练的路子行不通，他在这里躲不掉政治，胡美挤在塞满邮袋的火车上离开了长沙，他的传教团同他热爱的东方国家一样没有给他理解和忍耐。
这些西方人多半带着些傲慢而来，他们对自己的文明充满信心，并且笃定中国需要。他们在中国受到礼遇，但更多的则是冷落、蒙骗、敌视，他们几欲改变中国，甚至决定中国的命运，但最终发现只不过是自不量力，中国人消化了他们的文明和技术，但拒绝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会理解，中国人是以契约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人看西方的时候，仍然拒绝用西方人看待自己的方式。
《改变中国》读后感(三)：不忍猝读的史景迁
本书主要讲的是从利玛窦之后开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冒险家政治家医学家，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汤若望，南怀仁，帮助清朝政府消灭太平天国革命的洋枪队首领华尔，戈登，清末同文馆的丁韪良，傅兰雅，还有国民革命时期的白求恩，鲍罗廷，为中国修治水利工程的托德，在中国的经历，书里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带着传教历险科学技术，妄图通过给中国人带来技术和西方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接受西方的制度思想的人，无一不得到了失败或者离开中国的下场，中国人只关心这些人带来的西洋器具和技术。他们高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角色扮演的作用。
引用到的书籍主要有，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伯纳德编的汤若望书简。和他的另外一本书，大汗之国相比，本书讲解的是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大汗之国讲的是中国在历朝历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看完史景迁的第若干本，改变中国和大汗之国。前者讲的是来到中国的历代西方顾问，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汤若望南怀仁，到近代的鲍罗廷史迪威白求恩，后者讲的是中国和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改变。再也无法忍受史的书，排版装帧应有的素雅，但是讲故事水平糟糕，又或者翻译总想本土化书卷化，读来磕巴不流畅。相比之下，裴士康写太平天国的，天国之秋，叙事好太多，甚至闪回。同样题材的史看不下去。太平天国有些人物的结局，描述起来是注定的悲伤。
《改变中国》读后感(四)：观后感（只是部分，详看请关注我?）
本书主要描写从1620年到1960年间15位在华洋顾问的“故事”。三百多年来，这些人怀着各种技能来到中国，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冒险，牟利。他们的最终命运都类似―失败，究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最深层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对于史景迁的作品，有人认为：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回到本书，书写15位西方人怎样来到中国？来中国做了什么？最后的结局。篇幅不大，却能给人一种初步人物“立体”形象。每个人物描写的最后都有着文学书写的痕迹―给人想象和思考。书中对于每个人物的言，行都采用了个人专著，传记，还有各种文件，一定程度上史料丰富，对于史料的采用又有共同点，大部分都是西方人的著作，给我一种印象：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学术专著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史景迁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历史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事，通过资料的考证，参照专家的研究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娓娓道来。在这种“快节奏”时代下，“挤”出时间来看历史著作，可有一定的收获。对于我而言，我不怎么喜欢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纵观史景迁的全部作品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书写历史，这也让他的作品引起人们的争议。 我把本书分为“帝制结束前”和“帝制结束后”两个部分进行述评。
#书201720#《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这本书选取了16位在16世纪20年代到195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讲述了他们的中国工作经历，描绘了他们的理想志愿，以及难如人意的结局。
早期的洋顾问，依仗的是其一技之长，例如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法，伯驾的医疗技术，华尔戈登的军事经验，李泰国赫德的管理才能，但“第一波来到中国的洋人，自恃科技过人，以为中国人很需要他们，把中国过于简化，以合于其目的，而无法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结构的顽强颉颃，将敌意误以为一时的悖常。”众多怀抱着传教热情的顾问，面对中国稳固僵化的社会结构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犹如泥沼中挣扎，纵使一时煊赫得意，最终还是扫兴收场，上帝的荣光始终无法照进这片迷信封建的大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顾问渴望触碰中国人的思想领域，以更好地推进基督荣光的普及。丁韪良，傅兰雅着力翻译教育事业，引进书籍，创办学堂，胡美力图建设，雅礼中学和湘雅医院遗泽湖南至今。然而，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好处全盘接受，信教统统不要，“傅兰雅花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才发觉到中国人在利用他，而不是他在利用中国人。当他认清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便毅然离开了中国。”
悟已往之不谏，后来者力图更深入中国的肠胃，成为某项革命的一部分。鲍罗廷促成国共合作，参与创建黄埔军校；托德献身的交通事业，白求恩牺牲在病床；陈纳德、史迪威和魏德迈和国民政府一起抵抗法西斯；一万一千人左右的苏联顾问帮助复兴经济。北伐胜利，黄河成功改道，日寇投降，白求恩饱受赞誉，新中国工业体系成型，后来的外国顾问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最终“中国人证明他们已不再需要西方顾问了”。
纵使外国顾问有着先进科技，秉承着高昂的热情，但他们控制中国的努力都在民族的自尊及对外来族裔的疑虑中走向失败。史景迁因此得出结论：“若西方人以顾问的身份前来中国，就必须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绝不坐视西方顾问夹带别的价值观。然而，若是就此以为中国人会轻易吸纳他们看似欢迎的力量，那也同样荒谬。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史景迁将改变中国定义为以价值观驭使中国或深度控制中国，这种概念来判定，自然没有成功的外来者。但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文化思想的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统治团体的变迁来看，诸多的外国顾问或多或少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强求外国顾问达到拿破仑征服的效果，未免求全责备了。其实，外国人何尝没有改变中国嘞，莱茵河畔的马克思，十月炮火里的列宁，不是最终影响了中国近百年来最深远最巨大的变革吗？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好在选材精当，行文流畅，文笔优美，但对于历史结论的探索总秉持一种懒洋洋的态度。他只愿意向读者展示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却不肯多挖几锄，露出历史现象下的深层次矛盾。好的来说，让读者意犹未尽，不客气地说，读毕全书在思想层面没有多大的收获，仅有阅读历史散文的兴叹。
《改变中国》读后感(六)：谁能改变中国？
想看尽可能原版的史景迁，所以买了台湾的书籍，竖版又是繁体字，读得比较累，前后近半年，到今天才基本读完。
坦白说，只是16位来华西方顾问的故事，去谈所谓＂改变中国＂，个人以为实在是个撑不起的大话题。这些西方顾问，除了早期的传教士，更多是技术或特定领域的专才，仅仅依靠技术去真正改变中国，到今天早己被证明是不尽可能的幻想。
但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它不仅是宏观上史景迁中国问题研究系列的一个独特角度，也给我们中国人从一个侧面回望中国历史及历史中的西人，多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描述，如书中被中共历史记录不屑一顾的司徒雷登，及又被中国历史记录捧上天的白求恩......，如此这般，相对真实地还原了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虽然有些人可能并不重要。
但无论如何，至少从1840年到1949年间，中国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或积极地说，中国的任何一次现代化进程，都多多少少与西方有意或无意的外来作用力有关（允许我姑且用作用力这个中性的描述），可以说，外来冲击到消化回应模式成了中国螺旋式发展演进的主流，而其后的历史，西人对中国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重要的是，改变中国，只有依靠中国人本身。任何西人指出的所谓光明大道，没有中国人或者迫于压力或者主动学习的吸纳引用，改变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