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精选10篇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是一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著作，38.00元出版的2012-12图书，本书定价：35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一)：第七章 政军关系论——文官治军
第七章 政军关系论——文官治军
河野仁
“官僚制”与“专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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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官僚制bureaucracy”即马克斯韦伯定义的关于大规模组织的模式。官僚制的特征有：根据规则履行职责及分配职务权限；基于登记制度的明确的指挥命令系统；公私分离；通过文件处理事务；公平选拔、任用具有专门技能的专业人员等。这些原则均是为大规模组织能够合理且高效地管理运营而确立的。韦伯认为，即便仅从训练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与保持严格纪律的观点出发，也“只有官僚制的军队组织形式”才能长期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
1.2 均势组织的制度模式与职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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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二)：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的理论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的理论
武田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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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也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目标。而且，世界处于很多主权国家分散掌握权力的无政府状态，并无统一政府。因此能够限制强国权力的社会规范较为脆弱，国家之间经常以实力解决矛盾。
尽管为和平开出的药方不同，但很多讨论者对这一点态度一致：战争出现的根本原因，植根于国际社会允许战争行为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 从双边关系分析国家间战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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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发生于至少两个对立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现象。当一国追求的利益或目标牺牲了另一国的核心价值或利益时，双方间就将出现潜在争端。此后，一旦双方无法以让步或妥协解决问题，而要以强制行动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要求，潜在争端就会发展为战争。
1.实力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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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除货物之外，各国在资金、服务、信息和人员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量”和“质”都在加强。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随对外交流而 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国家已经很难在忽略别国政策影响的情况下自行实行经济目标。
Robert O. Keohane 和 Joseph S. Nye 将这种局面称为“复合相互依存”，他们认为这一局面有以下特点：第一，各类非政府主体正以多种形式深化各国相互联系；第二，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有固定的优先解决顺序，军事安全不再总处于最优先位置；第三，在那些存在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的国家之间和议题领域，很难再动用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深化的国际环境下，无论经济摩擦和经济战争严重到何种程度，都不大可能发展为战争。关于经济相互依存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已有非常热烈的讨论，但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如何检验“复合相互依存”这一理想模型的正确性，将是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
3.军备竞赛
第三节 从国家角度分析国家间战争的起源
1.“民主和平论”
3.转移国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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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战争原因与国内矛盾相联系的各类观点中，支持者最多的当是“转移理论”（或被称为“替罪羊理论”）（diversionary theory,scapegoat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治领导人的开战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为了将国民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引开，以加强政权基础。…… 此外，欧洲列强在“一战”中的行为也可以从消除社会紧张的角度加以解释。
转移理论存在为数众多的历史反例，而且也缺乏基于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证据。…… 为了解决这种案例研究结果和定量分析结果之间的矛盾，最近有学者（Jack S. LEVY）对转移理论进行了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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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转移理论在社会学上的基础是：外敌存在将加强集体内部的团结。但是，这一假设最适合于小集体，对于由多种社会集团组成的国家而言，这一前提的正确性仍须存疑。特别是当一国内部存在很多与转移矛盾的对象国有共同利益和价值集团，或是有民族、宗教亲近感的集团时，转移行为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分裂。因此，要采取转移矛盾的行为，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团结。
其次，对外使用武力并非是转移国内矛盾的常用选项。通常，政治领导人如需转移国民注意力，采用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应具有更好的收益比。鉴于可能导致以军事手段转移矛盾的各种因素尚不明确，转移理论即使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对外行为，在战争理论方面也仅仅是一种不完善的说法。
如果要再度检验转移理论，有必要研究以下课题：第一，以军事手段转移矛盾的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最易发生？要使转移行为能够实现政治领导人期待的成果，就必须将对外军事行动的成本限制在最小程度。如果说转移行为的成功取决于当事国和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则相对优势一方更容易出现转移行为。换而言之，转移理论一般可用来解释大国或大国同盟国的行为。
第二，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军事转移行为有何关联？正如Blainey所指出，当一国面临严重的国内危机时，对外动武的风险将随之增大，因此决策者反而会选择放弃转移行为，专注于维持国内治安。此外，如果领导人只是面临轻微的政治动荡，军事行动的收益也就无法弥补成本。因此，当一国出现中等烈度且不至于造成内战的国内争端时，最可能引发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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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决策者并不是总能做出合理的效费计算。例如，当决策者的政治权威已经受到很大损害时，无论国内争端如何严重，他都有可能做出高风险的举动。此外，危机越是严重，出现误判和误算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愈是国内争端加剧、转移行为的必要性增加时，决策者愈倾向于过低估计转移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其结果是，国内争端的扩大使决策者更有可能选择以军事手段转移国内矛盾。
第三，具体是何种国内问题可能成为转移行为的原因？在此方面，此前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成果。Morgan和Bickers认为，转移行为的直接原因并非是领导人在全体国民中的支持率低迷，而是在其基础支持者中的支持率下降。在民主体制下，基础支持者是超过选民半数的人群，他们由复杂的利益群体和政党支持者组成；在非民主体制下，基础支持者是指控制了强力机构和经济命脉的集团。在这样的模型中，领导人即使再基础支持者意外的人群中支持率低迷，也仅需在国内寻找替罪羊，或在最坏的情况下动用警察力量，即可避免危机。
第四节 内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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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是由各种非国家主体实施的复杂行为，每一场战争都有其个性，因此很难找出普遍趋势和原因。此外，被称为“低烈度冲突”的内战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影响小于国家间战争，因此过去并没有太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但现实是，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是内战，这使内战被作为“新形态战争”备受关注，也使人们普遍认为内战是冷战终结的产物。
各种“新形态战争”理论的共同架设有：第一，冷战终结导致内战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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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曾经作为统治理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权威，导致一些邦联国家解体，“失败国家”出现；第二，两极结构解体，使此前被其抑制的国内矛盾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表面化；第三，在过去的两大阵营内，一些国家政府是依靠超级大国援助支撑的，如今他们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实力。不过，冷战终结带来的各种国际力学变化，不仅有促使内战爆发的一面，也有帮助内战平息的作用。
“新形态战争”理论提出的第二个假设是：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内战性质。Kalywas认为，“旧内战”和“新内战”的区别在于：目的或动机、支持者、暴力程度等三点。“旧内战”因某一群体的不满而爆发，其主体受到民众支持，其暴力程度受到限制。而“新内战”的特点则是个人掠夺、不受群众支持和无来由的暴力。但是，“旧内战”与“新内战”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晰，人们也很难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将两者加以区分。Kaldor最初是从战争目标、方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提出“新形态战争”的，但他也认为，这种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而非冷战的结束。
2.从冲突主体间关系分析内战起源
3.内战的国内原因——民族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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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在前南斯拉夫和部分非洲国家发生的多场内战中，认同无疑是最主要的冲突原因。有人因此提出假设认为，民族区别是内战的主要原因，民族多样性越是丰富，内战的几率就越高。的确，冷战结束后，因政治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而引发的内战（比如莫桑比克、柬埔寨和尼加拉瓜等国内战）均已结束。比起权力和利益分配，认同引发的冲突更难妥协。但是，如果考虑到不同民族和人种在内战前曾经和平共处的事实，这种认定民族区别是内战根源的观点未免过于武断。实际上，有统计数据显示，民族多样性与内战概率并无相关联系。甚至有研究结果认为，民族多样性降低了内战的概率。我们应当思考的是，究竟是何原因让民族差异政治争端化，并使政治争端发展为内战？
第一，有研究认为，在由民族和民族性造成的各种社会对立中，有一种因素最可能发展为无法妥协且伴随暴力的政治对立，那就是宗教。在人类社会，有人会讲多种语言，有人拥有不同种族或民族血统，但并没有人同时属于两种宗教。从这一点看，总价是最为排外的认同因素。此外，不同人种或语言的人可以拥有相同世界观，但不同宗教的信徒却很难拥有相同世界观。有实证研究指出，最易发生内战的国家，并非是仅仅拥有多种宗教的国家，p45而是那种各个宗教势力相近的“分极化”国家。不过，如果我们将这种本质差异作为内战原因，那么对很多国家而言将很难找出实现和平的方法，内战将无法避免。应当说，“认同”也许是内战的间接原因，或是最终内战连锁反应的主要起因，但它并非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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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提出的“经济发展论”否定了签署强调民族区别的“民族本质论”。他们认为，社会快速现代化造成的经济社会变化，使各民族群体因稀缺资源的分配而产生对立。但是，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不满，也许可以解释被歧视群体进行反抗的动机，但存在反抗动机并不直接等于内战。另外，根据基尼系数进行的分析也证明，经济社会不平等与内战并无有意义的相关联系。再者说，在此方面还存在乍得、苏丹等尚未现代化却内战频发的国家作为反例。
与经济发展说相反，有人提出假设称，贫困才是内战的原因。如果从反抗的效费比解释，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低收入和缺乏教育，使人们参加翻盘军队的机会成本降低，同时也使政府镇压叛乱的能力下降，反叛军队的胜率增加。但是，政府军和警察的能力并不一定与其国家经济水准一致。而且有研究发现，如果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民族冲突引发的内战，则很难找出贫困和所有内战之间的相关关系。
第三，如果说民族冲突的焦点不是经济差距，而是威胁到民族认同的政治和社会歧视。那么一国的政治体制越能够保护被歧视集团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其发生内战的概率就越低。实际上，诸多实证研究说明，在民主体制下，提出异议的权利得以保障，民众容易选择非暴力抗议活动。而在非民主体制下，异见则容易发展为反抗和暴乱。此外，近年来有人从政治包容性角度分析民主发展程度。他们的研究建议，在选举中，多数代表制有助于多民族政党的建立，而比例代表制则有助于各民族相处，多民族国家应综合这两种制度特点设计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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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认为，民主发展程度与内战的关系并非像上述这样直接相关。究其原因，反政府势力选择暴力方式表达异议时，不仅要付出机会成本，还要面临暴力方式能否成功的问题。后者的概率同样决定了政治争端是否会发展成为内战。在这一问题上，独裁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可能以强力镇压异议，民主制度到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反对势力的形成。据此可知，当体制介乎独裁制和民主制之间时，或是处于不稳定的变动期，内战最有可能发生。
结束语
战争是重复性很高的社会现象，要验证根据有限经验得出的直观假设或推论，采用对各种数据进行系统的行为科学分析的方式，更有利于找出普遍法则。但是，战争现象包含很多难以量化的因素。我们必须清楚，仅仅依据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结果，还并不能确定理论的正确性。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三)：第三章 国际安全保障体制论
第三章 国际安全保障体制论
西原正 武田康裕
第一节 何为“国际安全保障体制”
1.概念定义
“体制”这一概念，有“体系”（system）和“机制”(regime)两个侧面。体系和机制两词时常被混用。但是，“体系”表现了单位（unit）的配置情况（亦即“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形式。而机制则是制度概念，是以控制单位相互作用为目的形成的规范或规则。因此，作为“体系”出现的国际安全保障体制，表现了大国权力结构下对立与合作反复出现的秩序形态。而作为“机制”出现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则指各国为消除对立和发展合作而同意建立的制度框架。
2. 国际安全保障体制的各种类型
第一，作为“体系”出现的国际安全保障体制，主要可分为“霸权(hegemony)模式”和“均势（balance of power）模式”两种。前者指单一支配国家基于权利优势而提供的多层次秩序；后者指大国间因权力平衡而形成的自主、分散秩序。霸权模式易在单极模式下出现，并可依据霸权性质分为“帝国霸权”和“民主霸权”两种。均势则可分为由两个对立大国构成的“两极型均势模式”，以及三个以上大国在权力分散的多极结构下形成的“多极型均势模式”。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四)：第一章 安全保障的概念
第一章 安全保障的概念
神谷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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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原意是“世界市民主义”。
》》》与“全球化主义”／地球主义的区别
过去，“全球化主义”是在讨论和平、发展、人权和环境等诸多全球范围课题时的用语，其含义是：如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上述价值，就无法实现人类的福祉。
该学派重视人类的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实现后述四项基本价值，即使现代社会有所发展，也会出现全球性问题，使人类难以应付。这思想价值包括（参见武者小路公秀的文献）：和平（无战争状态）、发展（工业化得以推进）、人权（保护人的权利）、环境（使自然界维护可承受人类社会发展的状态）。这一学派基于有强烈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世界观。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全球化主义”一词经常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有如下特点：首先，其是以美国为中心发展的；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第三，发展中国家急于引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国际标准、规则和制度；第四，大企业和产业界的利益被置于优先地位，劳动者、小企业和小店铺等社会弱势一方极易成为牺牲品；第五，自然环境很容易遭到轻；第六，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风行，对当地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造成冲击。鉴于上述原因，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在外界批评全球化时，“全球化主义”一词经常被指作造成上述恶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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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原指将每一个人定位为世界共同体一员，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世界观。在当代，是指针对全球范围课题时，“主张不拘泥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国别，而应从全人类的视野解决问题，主张’地球人’和‘地球主义’等概念”的思想。（多贺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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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在理解包括安全保障问题在内的社会现象时，必须区别“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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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分为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主权，这也并非“物理事实”，而是“社会事实”。建构主义学派提醒，均势、同盟、国际机制等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务，大多都是社会事实。与之相应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发生变化时，社会事实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即使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前提的国籍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现象，也绝非物理事实，而是国家之间形成“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共识之后才出现的社会事实，当作为前提的各国共识发生变化时，国籍社会很可能就会变成与无政府状态不同的另一种局面。
世界由人类的社会活动组成，国家和个人都居于其中。国家和个人的行动虽然受到世界形势的制约，但世界形势也因国家和个人的行动而产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规范、理念、文化、共识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建构主义者批评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未充分认识到国籍关系中这种“概念要素”（ideational factors）的作用，因此无法充分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例如冷战的结束），这暴露了两个学派的局限性。而且，世界究竟处于何种程度的“安全”或是“不安全”，并非仅仅取决于权力分布等现实条件，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个人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在安全保障领域必须考虑的是：改变人类观点和想法也可以改善世界形势。此外，他们还认为，某一问题是否是安全保障问题（或某一问题是否构成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原本就随是随人的观点和思维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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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者认为，人的观点和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世界安全保障的状况。这一主张基本是正确的，但如果过高评价其可能性，就仍会变成空想。人类世界虽然是由人类的社会活动“构成”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人类的行为和思维，都受到国际社会结构的种种约束，“有时候，社会结构是如此限制人们的活动，以至于‘变革战略’（transformative strategies）是不可能的”。
第二节 传统的安全保障概念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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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这一用语，传统定义通常接近现实主义学派所给出的概念，即“国家为保护本国领土、独立和国民的生命、财产，以军事力量应对外敌的军事侵略”。
究其原因，领土曾经是一国权力之源。
即使是现在，保卫本国领土、独立和国民生命财产仍然是国家最为重要的目标。但是，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如今国家的繁荣并非源于领土的扩张，而主要是得益于国内经济发展和自由的国际经济活动。此外，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要统治或控制其他民族，变得极为困难。因此，通常认为，如今即使从别国夺取了领土，带给本国的东西与其说是利益，不如说是巨大的成本。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以扩大版图为目的发动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如今，这一观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另一方面，以核武器为代表的现代武器，其破坏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多时候，战争的胜者也会遭到难以承受的损失。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在军事力量面前更加脆弱。所以，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当代国家在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上，通常持前所未有的极为克制的态度。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读后感(五)：第四章 安全保障和实力
第四章 安全保障和实力
神谷万丈
76-77
相对而言，如果B的偏好（preference）和利益(interest)与A差异较小，则A即便不对b使用“胡萝卜和大棒”的政策，b的行动也很可能符合a的期望。所谓“软实力”，就是在不使用命令和强制手段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吸引力等因素形成这一局面。这是一种在潜移默化中使对方认同己方期望或想法的能力。奈由此阐述认为，软实力就是实现如下状况的能力，即“a国（即使用软实力国家）使b国的选择偏好符合a国偏好和利益，或使b国将符合a国偏好与利益的行动视为b国的国家利益。”
ye, Bound to Lead, p.191; Nye, “Soft Power,” P.168
值得注意的是，一国软实力的来源并非仅有信息情报实力和文化，还包括诸多重要领域，如一国控制国际规范、标准、制度和机制的能力；影响国际社会设定议题、建立协商框架的能力；在潜移默化间将别国的偏好和价值观引向本国期望方向的能力等。
如果一国能够成功营造本国的价值观、理念和系统的国际规范，并在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中将本国希望采取的行动正当化，而将不希望别国采取的行动非正当化，将纪委有助于促使别国采取符合前者国家期待的行动。另外，众所周知，当某一协商启动时，如何设置讨论议题，如何设计协商机制，都将对协商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议题设定能力和协商机制设计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使对手主动选择有利于前者国家的协商结果。
最后，一国软实力的大小，也受到该国国籍评价和信用的重大影响。当一国的国际评价和信用不佳时，无论拥有何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很难影响别国选择符合该国期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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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也有相同情况，越是独裁政权，就越需要为了维护政权生存而操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