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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精选10篇

2018-08-21 04:56:01 作者: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精选10篇

  《专制民主社会起源》是一本由(美)巴林顿·摩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566,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一):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

  我以为摩尔真的是要谈专制和民主社会的起源,但是看上去是谈的从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三种政治变化,一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民主政权,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保守革命而形成的法西斯政权,以及通过农民革命形成的共产主义政权。摩尔通过对比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变革前中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在这些国家走上不同政体道路原因问题在于,摩尔的分析就类似根据有限几个样本进行对比总结,最多类似于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所说,他仅仅仅仅追溯到江河源头小溪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这些分析缺乏一个系统框架,使得他的说法显得含混模糊,失之琐碎,让人读完依然不得要领

  摩尔提到在这种政治变化中的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农业受到商品侵袭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地主土地贵族、农民都有相关,但是商品化显然和贵族、资产阶级有关同时生产率、人口密度也有关系。在这个以意义上,每个国家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动态系统,系统的初始条件也类似,组成成分差不多,在复杂互动演化中,发展出不同的轨迹平衡态。最初的时候相像程度最高,所以在古典时代,大部分国家都发展出所谓的奴隶制或封建帝王形态,这就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就提出的为何历史上大部分社会的形态都是攫取型政治的原因。这样看起来,在文化经济复杂化,并且国家之间的互动复杂化之后,自然产生了一些更加复杂化的社区政治形态,或许这就可以用于回答为什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受到人们质疑的原因。

  关于农民的问题,摩尔和斯科特在《弱者武器》中所谈及的一样,认为农民革命往往需要一个外来的领导,这个领导可以是另一个集团比如贵族,也可以是一些知识分子。摩尔反复提到农民在革命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简单来说,农民的角色其实就如同拉车的驴,有盲力但是愚蠢。有的时候,农民作为主力军可以推动一种社会进步的革命,就如那些在近代扫除旧的封建秩序的那些农民革;有的时候农民也会起来革命阻碍一种社会进步,就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旺代地区的农民。原因就在于,(前工业时代的)农民有很大的数量,所以是一支巨大力量,一旦组织起来,跟谁都敢干。而且,农民群体是个没有知识文盲群体,所以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斯科特还是摩尔都承认,农民其实非常的眼光短浅,他们仅仅看中自身的利益。所以在提到法国农民时,摩尔说,法国农民虽然同样受到损害,但是和资产阶级形成对照,他们并没有起而攻击贵族的社会地位特权,相反,他们经常公开承认贵族的地位和特权,这一事实显示他们不明白规则特权与他们自身所被面临问题是有关联的;他们不关心其他都关心的选举问题;他们不关心波旁王朝摇摇欲坠财政状况和濒临破产的前景;不同等级之间的税赋分配几乎到了无人不关注的程度,而农民却只对其在村庄税负中自己承担的那一份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人,只要足够精明,都能够利用到这个庞大的愚民群体,无论是邪教,还是某种“主义”,无论是任何声称能够给他们提供利益实际上后来反复抛弃他们的群体如资产阶级或党派如那些党派,还是仅仅是类似法西斯主义这样提出是外国势力导致了他们的穷困只要打到了某些境外势力就能够让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这样的骗局,就如同以前俾斯麦捏造的外国威胁以及今天同样在捏造的外国威胁。摩尔还提到关于农民起义的一个反直觉现象,即农民并不是在被搜刮最为严重走投无路情况起义,比如状况改善时的法国农民起义了,而被羊赶出了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却没有起义。我以为这个反直觉并不真的反直觉,就和心理学上的很多反直觉猛一看反直觉,但是慢慢分析就会发现并不是十分反直觉,原因并不奇怪,只不过另有答案而已。

  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化在各国的差异存在一些偶然性,正是这些偶然性可能破坏必然性的理论。赫舍尔在《人是谁》中曾提到关于finality的问题,他说,人啊,都是变动的,不存在达到一个最终不变的finality的过程。赫舍尔就犯了个common sense fallacy。实际上,人在一生当中是变动的,而且人与人也有差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没有finality没有意义。实际上,人不管怎么变,不管相互之间有多少不同,实际上每个人特点以及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都可以说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域内。对于社会,许多人都想寻找出一种必然性。貌似,在局部,在少因素或短时期内,确实存在某种必然性,但是一旦扩展到更长的范围,就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我印象中格拉德威尔在Ourliers中谈到,Bill Gates少年的时候遭遇了一系列计算机有关的偶然事件,而假如这些偶然事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就没有后来的微软。但是,可以说,如果不存在Bill Gates,或许会有某个Bill Doors会发明出一种类似的操作系统,或早或晚。谁来做出来,什么时候做出来,或许存在偶然性。但是做出来,就是一种必然性。或许我们都能直觉上感受到,就像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必然,这就使得人类的历史看上去也存在一种“进步”的必然。但是,这种进步论现在看上去都受到了质疑,尤其是类似马克思式的历史决定主义,波普尔貌似以为非常之糟糕。但是因此而像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反驳Lipset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一种误解。我以为历史必然是在进步,必然性就在这里了。这是因为,人类的文化进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是广义上的“自然”,因为可以说没有什么不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存在一种知识的积累,这种知识并非只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进化机制下的自然选择过程,同时还存在一种人类自身智力由于存在autonomy而存在一种自身所谓“文明化”的演化,这就导致人类除了所谓的物质文明之外,还存在一种精神文明倾向。这种倾向,在今天来看,就是智力通过知识来超越自身的原初智能培养出一种更“文明”的智能的过程。这就是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自由》中所谈到的教育作用,他说,良好社会制度建立在一种良好的公民素养上。我是想说,出于这个原因,人类文明因此确实存在一种进步,但是,这只是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线性比例关系,而是从真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在文明化;取其中一小段,或许文明也在后退。这种短期上的后退或停滞,就是偶然因素带来的。甚至还能说,即使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就如当年大英帝国首先成为第一个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偶然。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二):值得深思的好书

  给我全新视角开阔视界的书,五星。

  讲述了三种社会变革路径,发展成当下的主要政治体制:第一种是自下而上资本主义暴力革命,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为代表,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中间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却形成了扭曲的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代表,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出现全国性的贫穷

  阅读之外的思考是,回过头看政治历史总是清晰,而看清当下和未来却很难。如果要从这本书总结点有价值信息我会选择两点:一是变革路径选择,自下而上的“革命”比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彻底和成功;二是社会中间力量的作用,社会中间力量能够维持稳定的,但也阻碍发展。另外,社会变革有其必然性,没有人能力挽狂澜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三):现代化转型的分殊缘由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书报告

  巴林顿·摩尔被公认为是20世纪伟大社会学家之一,被奉为历史社会学的泰斗级人物。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与美国战略情报工作过。其门下学生包括蒂利、唐宁、斯考切波、亨廷顿等人,每一个都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是摩尔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作品。该著作一经出版便风靡学界,并引发了一波名为“巴林顿·摩尔热”的风潮。作者也凭借此书获得了1968年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及1969年的麦基弗奖,纽约时报更是将其称作是“给我们所有人类的礼物”。

  上述褒奖或许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的写作视野恢弘广博,摩尔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游刃有余使得原本纷繁的国别史料变得清晰起来,他力图向人们解答以下这个长期困扰西方学界的问题: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会显得如此迥异?为何有些国家成功地发展与巩固了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走向了专制?在通往民主和专制的路径中是否存在着某些限定性的历史条件?摩尔将主要的观察对象放在了两个关键变量之上——土地贵族和农民成为了解释民主与专制起源的“落脚点”,他们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决定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会以何种方式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

  不得不承认的是,摩尔在审视地主与农民时所用的研究工具仍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贯穿于书中他所提到的每一个国家。但区别在于,摩尔否定了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他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其他的结构性条件甚至是非结构性的条件也非常之重要。如在革命前夕,统治者既定的政治制度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并非单纯反应了社会中占经济优势地位的人群利益(同理,统治者亦相对独立的自主性)。[ 摩尔在后记中将非结构性的条件称为“人和客观情形之间的干预性变量”,由各种需求期望经验而衍生出的观念组成。一般情况下,人们称之为“文化”。 见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01.]另一方面过往的阶级斗争论也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知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一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与君主对立的土地贵族与同情君主的土地贵族会同时出现(同理,农民也是如此,其中既有反对农业商品化的,亦有支持的)。[ 从书中反应的多数情况来看,各国对农业商品化的抵制较为普遍,其支持者也多是被动的。]

  在上述分析方法基础上,摩尔将两个主要观察对象如何导致专制与民主的逻辑路径做了一定的归纳,此种逻辑路径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条件:其一,土地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如何;其二,土地贵族对农业商品化的响应;其三,农民对于农业商品化的反应;其四,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普通市民、农民阶层或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否有形成可以发动革命的“反动联盟”的可能性)。[ 实际上,除了摩尔用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农业商品化之外,其余两个阶级关系进行分析的逻辑路径与他的学生斯考切波基本上没有区别。两位学者都非常倾向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研究方法。]这四个条件在实现了自由民主道路的英法美、演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德日、迈向共产主义的中苏及游离于前三种模式之外的印度身上都能套用,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个“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ies)——即指一些涵盖广泛的概念性框架和假设,这些框架和假设试图运用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情形。[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6.]

  在摩尔主要考察的三个现代化模式及六个国家中,上述“普遍性”理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现实形态。在英国,早期都铎王朝的和平政策羊毛贸易为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内战时的商业土地贵族和自耕农铺平了道路。到了17世纪中前期,圈地运动比一个世纪前还要普遍,地主阶级开始大肆吞并土地(一开始多是公地,后来便开始侵占农民的私地),他们更倾向于从羊毛和商品粮中获取利润,因为这要远比传统的农耕方式更能填饱其钱袋。“羊吃人”的结果就是劳动力(主要是佃农)的进一步转移,城镇工商业(多是小手工业)也渐渐地发展了起来。[ 摩尔认为在当时的英国,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贵族对王权的依赖程度很低,所以当他们认为皇室在阻碍他们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时,矛盾便愈发的公开化了。而查理一世本身也没有能力通过行政或财政手段将冲突在爆发之前就将其消融,因为英国根本没有集权式的高效官僚体系。[ 笔者认为,英国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可以追溯至大宪章运动。但很可惜,摩尔在书中鲜有谈及此次运动,而是直接将两股势力相对独立的结论交予读者。]矛盾的激化非常富有戏剧性:国王在撤销议会后试图利用皇家法院来保护受圈地影响的农民利益,其目的无非是减少流民以降低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而土地乡绅则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私有产权,于是联合城市的商业阶级起来反对国王。在关键时刻,查理一世还在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切都导致1640年英国内战的爆发。

  在革命的过程中,那些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受到影响而走投无路的社会阶层开始揭竿而起,城市的低收入者、无业者与佃农在暴力行动中承担了所有“脏活累活”,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内战摧垮了王权专制,为圈地地主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议会成了实权的掌控者,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主委员会”。“贵族秩序得到了保全,不过是一种新的形态,因为现在是以金钱而不是出身作为其基础的。议会自身则变成了土地资本家的工具。”[ 同书,19.]另一方面,随着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农民在反对圈地方面的最后一个保护伞也倒下了。新的经济制度在农村大获全胜,旧有的农民社区最终完全解体。这不仅摧毁了农民阶级的根基,也是后者无法再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去——也就是说,英国已经不存在向德国、日本那样强大的保守势力,俄国和中国式的农民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也已被剔除了。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拿破仑战争后期,当城市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农业资本家成为经济主流之时,议会民主才得以完全巩固。也就是说,英国民主的基石包括:一个相对强大且独立的议会,一个拥由农业资本逐渐转化而来的、有着自身经济基础的商业及工业阶层,一个被成功解决了的农民问题。

  再来看看法国,在那里,有三个与英国最为显著的差异:

  第一,法国的贵族阶层并未获得高度独立的地位,而是成为了国王的附庸。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国国王就试图建立集权统治,开始大肆剥夺贵族所拥有的诸多法定职能,向他们征兵征税、干涉其个人事务并迫使其听从最高法院裁决。到路易十四时期,这些佩剑贵族(即旧贵族)的权势再度被严重削弱,太阳王甚至强制这些阶层放弃自己的土地并住进凡尔赛宫。另一方面,王室为了应付战争所造成的财政赤字,打开了卖官鬻爵的大门,这就造就了大量新贵族的诞生,而这些人多是一些在农业和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的新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于财产的追求通过皇室的官僚系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而其对于政治独立性的追求则因其自身转化为贵族而有所削弱。”可见,此时的法国俨然成为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官僚统治的混合体。”[ 同书,58-59.]

  第二,法国贵族对农民的地租具有高度依赖性,因此农民的生活负担较重,这还导致农业商品化的进展缓慢。由于法国的土地拥有者缺乏从事羊毛贸易的经济基础,故而直到17世纪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土地利仍是来源于农民的租金,而非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关于法国相对欠缺农业商品化动力的问题,摩尔认为除了主要农产品存在差异外(葡萄酒生产而非羊毛和谷物,市场较小),文化和法律上的阻碍也同样是关键(如“废止规则”严禁贵族参与有失身份的职业,否则就要取消其身份)。同时卖官制的存在也使得更多的有产者将财产用于获取新身份而非农业商品化,而上层阶级的奢靡之风也腐蚀着资本的积累。[ 在讨论法国缺乏农业商品化动力的条件时,还有其他一些结构性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人口/耕地比例、土地及气候情况、交通条件等,摩尔在书中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三,革命“反动联盟”的相对扩大化。由于土地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地租,故而相对与英国而言,法国农民都被限制在了自己的土地之上。这会导致两个后果,其一便是城市工商业会缺乏必要的劳动力从而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二便是聚集的农民成为火药桶并爆炸的几率大幅提高。此外,农民还要背负领主捐、什一税、王室税等负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特权阶级(包括专制君主和地主贵族在内)所施加给他们的。城市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工商业阶层同样要面对来自波旁家族的盘剥。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无套裤汉”也对王室特权、税收和由于市场发展而不断提升的物价怨声载道,也正是他们,成为了日后攻打巴士底狱的主力军。反对联盟的最后一块拼图是由贵族阶级(多是新贵族)组成的,当路易十六为了弥补战争所引发的财政赤字而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后(包括取消贵族免税特权、废除卖官制、停止战争、提倡节俭等),两者之间的矛盾便彻底激化。1788秋年至1789年夏的农业歉收和物价飞涨只是最后的导火索,在失去了统治盟友后,旧王朝还要面对大量参与到暴动中来的农民和市民,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永载史册的激进革命。

  在法国迈向民主道路的过程中,用暴力摧毁旧政权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由于上述提到过的一些历史因素,土地贵族阶级并未全面转向农业资本主义,也未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王权的议会。另一方面,波旁王朝通过其特殊的官僚纳新制度将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封建化”了,故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靠着旧秩序和君主垮台之际被释放的城市平民的激进运动而夺取权力”的革命。其中,“是无套裤汉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农民决定了这一革命究竟能走多远。”[ 同书,109-110.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在随后几十年中又经历了诸多反复,最终才完全地确立了民主的地位。]

  摩尔将美国内战称为“最后的资本主义革命”,他认为这次战争是人类史上为了夺取资本主义民主而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对美国人而言,他们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一个“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封建或者官僚形式的农业社会”。从这个国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缝隙之中——虽然在农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过徘徊,但内战将美国彻底地送上了全面转型的快车道。摩尔并不同意美国南北冲突的爆发是因为双方在经济上有矛盾,他用大量经验证据指出南方种植园与北方工业基地在经济上其实是互补的。恰恰是因为奴隶制度本身,而不是别的原因,引发了这场内战。“道德问题源于经济方面的差异,奴隶制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面都引发了激烈的情绪。”[ 同书,123.]也就是说,南方由于其所依赖的种植园经济而处于一个“道德低地”,而北方则同样依仗着其工业资本“名正言顺”地抨击他的对手阻碍了美国的自由民主。

  从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开始,摩擦逐步加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前面所提到的经济依赖发生了变化,即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程度降低,而南方却越来越离不开北方。对种植园主而言,他们需要来自于工业基地的食物和其他日需用品,而这些东西本地无法生产。此外,他们还需要北方的销售、出口、保险和金融等各方面的商业化服务,离开了此类更现代化的商业体系,庄园经济将土崩瓦解。另一方面,随着铁路等运输系统的完善,西部自由农场主与东北资本家的在商业往来越发密切。双方各取所需,西部逐渐代替南方供给劳动力,而东北方则用其全面的商业化产品及服务回报。更重要的是,双方的交易还发生在政治领域。工商业阶层支持自由农场主对土地的需求,以此换得农场主对高关税政策的支持。这种新联盟的诞生就意味着反对奴隶制情绪的扩散与加深,那些通过土地商业化运作的西部农场同样登上了“道德高地”。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已经为全面拥抱工业资本主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北之间以奴隶制为核心的价值观冲突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点上,结构与观念的互动对政治社会变革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种植源奴隶制虽然对工业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障碍,但对于民主而言,它的的确确是一个需要被打倒的对象。

  按照上述观点,摩尔承认工业资本主义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建立起来,这种社会无需承认包含人类平等与自由的民主目标。而1945年之前的日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那里,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经由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自上而下的保守变革才是日本的主旋律。

  德川时期的政体介于中央集权和封建统治之间,掌握最高实权的将军与地方大名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平衡。幕府将军享有最高权威且地位稳固,他向各地派去地方官僚以代征税赋,同时垄断了部分武装部队,并对地方藩主的某些权力进行限制。但事实上,其官僚统治始终无法改变封建领主四分五裂的局面,只能与其共生共存;而大名们(即封建领主但非贵族[ 贵族是对于没有实权可言的天皇有血统关系的人而言的。])可以在其封地内享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掌握着大量的税金与农产品,同时拥有一大批以俸禄为生的武士阶层。可地方藩主同样受制于中央的掣肘,“他们不能建造新城堡、铸造钱币、建造军舰,或者在未得到幕府将军允许的情况下自行婚配。”故而摩尔将那一时期的日本政权称为“相对集权和严格控制的封建主义”——一个十足的混血儿。[ 同书,239.]

  作为家臣的武士阶层是整个日本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特权附庸集团,他们一般承担着保卫大名和地方稳定的义务,从大名处直接获取收入的做法也避免了其与土地产生纠葛,从而大大降低了一个拥有私人经济利益并且可能因此反叛(就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的支配阶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丰城秀吉在1587年就颁布了“兵农分离”的法令,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农民反叛,同时也构造了一个身份等级差异分明的社会(地主或富农的财富积累不具有实效性,因为只有武士才能佩剑,相对地垄断暴力)。而固定的土地税收、五人监督小组、由地方官僚任命的村长、伪亲缘式的财产让渡都使得农村不再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农民造反的渴望在一系列控制机制作用下被逐步消减并开始主动服从。强调地位和忠诚而非契约关系的等级社会还拥有非常强大的重农抑商色彩,藩主们对商业阶层动辄没收财产、强迫贷款并拒绝还债,资产阶级就沦落为“一个被驯服了的胆小怕事的群体”。在此种情境下,我们也很难相信农业商品化会得到普遍的发展。[ 同书,260. 此外,我对王政复古前日本的农业商品化到底发展的如何非常感兴趣,可惜摩尔几乎未有详细描述。]

  如此一来,日本传统社会就很难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动联盟”,地主、农民或者资产阶级革命也就不存在合适的生存土壤。[ 幕府末期,农民骚乱增多,但仍然没有达到全盘革命的地步。 同书,248.]1853年,美国海军的舰炮驶入江户湾,次年幕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并结束闭关锁国。民族危机突然摆在了日本人面前,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还有旧政权的软弱。在民族主义情绪、社会进步及一部分人切实利益的怂恿下,王政复古运动席卷了整个国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这并非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农民革命”,“在一些决定性的方面,王政复古是中央权力与封地之间一种旧式的封建斗争。”[ 中央指天皇极其支持者而非幕府将军,同书249.]包括长州、萨摩在内尊王藩开始武装对抗幕府政权,虽然大量浪人(即无主武士)与部分商业精英也乘势而起,但这终究是一场上层间的权力斗争。由“农业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从德川制度中分离开来,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同书,252.]

  德川喜庆“奉还大政”后,最高权力重归天皇。也正是在此期间,农业商品化愈发兴盛,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长期对农村的渗透(以货币为媒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技术进步后的农业产量迅速增高所致。农村贸易的繁荣同样刺激了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便是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耕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劳动力的稀缺使其工资水涨传告,渐渐脱离了传统束缚,工资劳动取代了旧有的依附型劳动。“大份土地所有者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变了剥削方式,从一个基于家族及其附属人员的制度转为一个基于土地租凭的制度。”[ 同书,276.]简而言之,一个拥有自身商业利益的地主阶级崛起了。

  明治政府在确保民族独立的同时开始了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建设,在整个过程中,天皇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自上而下的引导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新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如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及对土地税的制定)都使得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得以强化与合法化,它虽然粉碎了封建制度,但农民却被纳入到了一个极为保守的体系中去了——他们成为了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的牺牲品。而1876年《利益协议》的签订让一部分大名发展成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寡头,过去的商人阶级逐渐被撇在一旁,工业发展被置于上层阶级的操控之下。同时,物质利益开始将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紧密地捆绑绑在了一起。稳定的农民家庭可以提供更易驯服的士兵,提供垄断暴力的稳定基础。数量庞大的农民也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上,从而使日本能够扩大出口并快速建立工业体系。由此可见,此种联盟“其目的对内是确保民众安守家园,对外是帮助日本赢得海外战争的荣耀。”[ 同书,295.]

  对日本人来说,西方人的契约精神和理性主义都是舶来品,他们更多地依赖自身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来进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地主与垄断财阀联盟。虽然此路径关上了激进革命的大门,但其同样付出了法西斯主义的惨重代价。

  再来便是中国。与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摩尔也注意到了中国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循环:地主、儒生和官僚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结。其中,科举制度成为了三者之间的互通渠道。儒生饱读孔教经典,其中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那一部分人成为官僚,进入正式的政治权力阶层。他们享受着皇家俸禄,是君主的直接代理人,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履行着自身的行政职能。而在王权无法直接触及之处,则由剩下的绝大多数儒生来进行组织、管理和引导。这群人化身为乡绅,垄断了广大农村几乎一切的公共事务(如工程建设、公共安全、调节民事纠纷、代征税赋等)并无需付出任何农业劳动。[ 乡绅中亦有部分获取低级功名者,或者其本身就是告老还乡的官僚。]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地主。换言之,乡绅才是传统中国这个农耕社会最主要的支配阶级。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相对优势的资源环境,以供自己的子嗣成为新的儒生,重新进入这一循环。久而久之,这一阶层便愈发膨胀。

  正是由于传统中国的此种内在的利益循环,君主才能将自己的意志从官僚传递至地主。[ 对于稳固这一循环机制的儒家观念,摩尔并没有深入的进行探讨。他甚至认为儒教只是一种贵族式的理想,无法对最底层的农民产生直接影响,其最大的作用无非是“为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

  见 书,218. 关于此点,笔者并不赞同。摩尔大大低估了儒家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同阶层在观念上的整合作用,这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与结构性因素同等重要。造成此原因的后果可能还是作者本人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与史料的掌握不够充分。]就算“皇权不下乡”,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仍能得到相对高效地执行,服从意识便被培养了起来。而实际上,从天子到官僚、官僚至乡绅、乡绅再到农民,都处于互相需要、各自依赖的状态。此种状态又反过来巩固了等级社会中每一个人所必须扮演的角色,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故而在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外来势力入侵的情况下,一个王朝总是能够得以保持长期的稳固。[ 摩尔还提到了稳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四大纽带:分别是谷仓制度、保甲制度、乡学制度和宗族。他认为前三个制度作用非常微弱,而宗族不仅不能有效地稳定农民,其还可能成为在起义中团结农民的一种机制。]

  在农业商品化这一方面,传统中国基本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过剩的农业人口使得土地价格始终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地主更趋向于利用这一局面进行土地兼并,以便从中获取高昂的地租。此种经济惯性就导致农村的商品经济永远只停留在初级阶段,除了用于喂饱城镇的中小型粮食交易市场外,其余能导致普遍农业资本化的举措少的可怜。毕竟,土地拥有者们从佃农身上获取的可观利润已经完全地消磨了其追求其他高风险收入的渴望。[ 重农抑末的观念就产自于此种土地经济之上,而它又会进一步排斥工商业阶层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

  农民和地主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便由此而来。在每个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会导致普通农民完全破产,其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但这次朝廷却面临着更为深重的危机——来自于现代工业化对手的入侵。双线压力之下的崩盘是必然的,只不过晚清政府将这一过程拉长了半个多世纪。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地方乡绅逐步崛起。伴随着对外口岸的发展,新的“反动联盟”产生了:联盟的一方是凭借着镇压农民起义而逐步获得地方实权的乡绅阶层,另一方则是成长中的工商业精英群体。合流的绅商还与地方总督和新军首领结为一体(有时这些角色互相重叠),共同抵制着逐渐萎靡的中央权威。1911年武昌城的枪响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法理层面的权力正式移交,一方在苦苦支撑但还是寿终正寝,另一方则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宝座。

  最高权威的沦丧与地方的分裂直到1927年才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建立起了极为脆弱的统一。也正是此种脆弱性导致地主与工商业寡头的代言人只能蜗居于大城市与港口,无法像其近邻那样强制而又高效地推行工业现代化。农民依然生存在破产边缘,因为他们实际上经历了一场与自身关系不大的革命,处处受制于勉强归顺中央的地方势力。更直接的来讲,农村结构在辛亥前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乡绅仍旧是主导性的力量。

  但最终,这一局面还是被改变了。中共在长期斗争中已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仅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而日本入侵对国民党与地方势力的侵蚀使得这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农民第一次完全地被现代政治力量动员了起来,革命的主力军真正地做到了自下而上。二战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变化都使农民革命的时机完全成熟,最终的决战就这样在一个局部化的城市政权和另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农村政权之间展开了。在一个迟迟停留在前工业话时代的农耕大国,掌控了农民的一方将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中国的集权政治、地租经济与乡绅社会相互纠缠在了一起,造就了一个身份等级明确、秩序相对井然的整体环境。但此种格局不仅限制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更是截断了独立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路径。而旧制度的倒台并未改变农村结构,前工业化的状态又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中共的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国家的权力才重新地渗透到社会基层。而这一次,其集权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印度。在那里,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产生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更不存在农民革命,这一通过和平变革迈向民主的进程被摩尔称之为第四种路径。这看起来非常奇怪:相比于前几个国家,印度在迎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并未经历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波折,但这个后发的亚洲国家却成功地建立起了政治民主,尽管“这样的民主可能是不完美的”。[ 同书,323.]

  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实际上是一个上下分离的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属于伊斯兰世界,而下层则是印度教徒的天下。但帝国君主仍试图采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以一个或者若干村庄为行政区域指派官员,该管理者可以从其管辖区域内获取相应收入以作为俸禄。但官位无法世袭,甚至在其死后,财产会被充公并纳入国库。虽然所有的职位都分等级并由君主详细列出,可是缺乏类似于中国那样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官员的选拔、晋升和奖惩等全由君主按个人喜好定夺。可以说,帝国的官僚制是相对“原始”的。由于官员受到严格控制,其个人财富也无法积累和转移,导致当时这一阶层的特征便是消费而非储蓄,奢侈浪费也成为必然的结果。“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通过把百姓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夺走,并将之转化为向外炫耀的资本,可以一时地避免贵族阶级对他们权力进行攻击的危险。”[ 同书,330.]

  长远来看,上述的对剩余农产品的浪费也是日后农业商品化无法顺利开展的原因之一,比例税收再加上农业技术和组织方式的落后进一步降低了耕种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诸如将商人看作“苍蝇”的态度也从观念上消减了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同书,333. 此外,种姓制度限制了社会分工与流动,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是极为不利的。]同时,柴明达尔制的存在又巩固了以地租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佃农经济。[ 摩尔认为当时印度只有地方官员或征税中间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土地储备相当充裕,通常谁耕作谁就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如果帝国的一个臣民占有了土地,他就需要给统治者支付一定比例的收成,以换取统治者的保护。” 见 书,336.]其中,农民被征以重税并受到严格管制。不堪压迫的农民一旦逃出领地,这些田赋征收人的收入就会直线下降。任期短暂(统治者为防止地方势力增长)的柴明达尔们必然会向剩下的农业生产者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弥补自己的损失。长久以往,双方的关系不断恶化。总而言之,莫卧儿王朝的各种制度无论是对于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发展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在那里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独立贵族,前面提到的诸多条件限制也让他们远离了农业商品化。

  另一方面,种姓制度却成为固化社会关系的一个凝固剂,对农民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极强的反作用力。婆罗门对土地所有权的操控、村庄里的种姓委员会、相对于统治者的封闭特性及其面对社会变迁进行自我调适能力都让种姓制度得以在印度长盛不衰。“印度社会通过严格遵守上层种姓设定的规矩和习俗这一集体的向上流动的形式,进一步限制了产生政治对抗的可能性。”[ 同书,346-350.]更重要的是,该制度作为对地方社区权力的组织形式,实际上为政治上的完全统一设置了一个极难跨越的障碍。

  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先进的工商业体系和世俗理性的价值观念,但对于一个深陷于传统桎梏中的农业文明而言,这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殖民运动对底层的统治者而言没有多大的触动,因为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将集权看作是多余的,而且英国人的到来也没有改变自身被掠夺的状况。莫卧儿帝国倒台后,新的统治者主要依赖的是失去王权钳制的地方王公和数量庞大的地主,只要他们能稳定地方秩序并承认殖民统治、协助商业贸易,英国人就不会过多的干预地方事务(有一个常驻的英国顾问,负责“外交”)。[ 1857年以后,完全依靠地租为生的土地精英才成为真正的乡村统治者。]在另一个层面,新的统治者反而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将自给自足的农村土地精英与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相互隔离,避免了在印度在短时间内形成日本式的保守联盟,并进一步为议会民主留出空间。

  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还在不断加深,地主和高利贷者则将农业剩余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在其他国家,这些收入往往都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英国统治者颁布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这又反过来刺激地主阶级哄抬地价、进行土地兼并。其结果便是,农村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无产阶级(占到农村总人口的一半)。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农民暴动开始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生存底线被冲破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殖民统治正渐渐地被印度的民族主义诉求包围,其控制力大大降低。[ 摩尔在此处没有更多地讨论国际环境让笔者颇感意外,尤其在二战中日本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压力,这同样应当是其控制力大幅降低的原因之一。]然而,极端革命者的影响从整体看来仍旧是微弱的。因为它始终无法跨越地方的界限将不满聚合起来,宗教争端在其中起到分裂作用,种姓制度起到稳定作用,而独立运动则发挥了替代作用——即用一个更为广泛的理想来覆盖地方性目标。在独立精英(主要是国大党人)与英国的协商与谈判中,“权力在未给统治者带来真正危机的情况下就已经迁移到印度人手中了。”[ 同书,395.]

  独立后的印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如社区发展计划和土地改革计划),但在农村旧制度为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改革就只能停留在华丽的辞藻和官僚主义的表面功夫中。“市场经济的相对失败,没能渗进乡村深处,没能使农民靠快速提高粮食产量来应对这一局面……整个社会没有一个阶级有志于将农业剩余用于启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同书,420.]国家渗透能力的低下加剧了此种状况,在避开了农民革命并和平建国的同时,对民主的构建似乎只停留上层精英的小圈子中。民众要享受到它所带来的惠利,恐怕还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根深蒂固的种姓和宗教问题、长期存在的地租经济、上下分离的社会结构及相对孱弱的中央权威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从帝国到殖民地再到共和国,印度的下层社会结构始终缺乏应有的变化,这导致无论其上层建筑如何更替,迈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都会显得无比缓慢。

  除了上述六个国家外,摩尔还稍微提到了德国及俄国,但同样没有抛开其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这进一步地丰富了读者的视野。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研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禅精竭虑地试图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寻不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分殊缘由,他也的确也做到了。

  当然,摩尔的研究并非是完美无缺的,除了对某些国家的历史解读出现了些许偏差外(如对儒家观念的极端轻视),他在书中所表现出的“普遍化倾向”也受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诟病。[ 有些评论的措辞甚至十分激烈。 如 刘仲敬:只有在无知的黑暗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摩尔一直在试图用同一个规律来阐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在演化进程中符合这一规律的就成功地构建起了西式民主,而如果缺少了某个条件偏离了改路线就会成为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专制。这一预设实际上关闭了其他后发国家对自我发展路径选择的可能性,仿佛他们必须在三种模式中任选其一。但随后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这一假设并不现实,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威权主义国家便是一个例证。他们生存于冷战背景的夹缝中,每一个模式都似乎沾点边。

  也许是摩尔所处的国际格局限制了其对未来的展望,上述批评的确值得思考,但我们毕竟不能站在后人的位置上对其提出过于严苛的指责。除此之外,作者在其擅长的阶级分析中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地主与农民身上,对统治者及其附庸(主要是行政与军事机构)的相关论述显得相对较少。同时,就像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摩尔也欠缺对国际环境这一变量的考虑,这就使得他在讨论某些国家(如印度)比较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是就稍显吃力。

  总而言之,这部几百万字的巨作的确是作者“送给人类的一份礼物”。虽然它仍带有些许瑕疵,但至少给人们提供了又一个解读历史、认识自身的新机会。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四):关于波兰历史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此书的理论有多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巴林顿·摩尔的结论是否足以用来分析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又会否太过开放,以至沦为一系列影响因子的罗列,而无法构成有逻辑的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应用摩尔在此书中给出的一些结论来对观波兰近现代历史,以验证摩尔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尝试总结其长处与缺陷。

  一、波兰遭瓜分前的历史(16-18世纪)

  本文将主要以波兰的史实与摩尔给出的“德国模式”进行对比,因为波兰与德国在“近代化”历程中有着相同的起点,即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和强化。但与德国及西欧诸国都不同的是,波兰在迈入16世纪大门之时并未形成稳定的核心领土,亦灾难性地缺乏明确的地理疆界。此时的波兰领土多由与周边国家有争议的地区构成,并与立陶宛和后者的罗斯领地结成不稳定的同盟,这一同盟又与俄、土、普鲁士三国进行着断续的战争。以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历史走向。

  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被摩尔作为对德分析的起点,且他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东欧的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尽管他亦注意到价格革命和当时的周期性农业危机的影响,但将它们作为次要的因素。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以波兰为例,谷物出口仅限于维斯瓦河沿岸的特定地区,且在谷物出口最兴盛的16、17世纪之交,出口谷物量亦未及谷物总产量的2.5%。因此,影响更加广泛的价格革命和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而谷物出口量的增加仅是与农奴制复兴同时发生的诸现象之一。摩尔将农产品的商品化作为不同国家近代化历程的共同起点,置于其他现象之前,或有过度归纳之嫌。实际上,易北河以东国家与西欧诸国根本性的差异或不在于应对农产品商品化的方式不同,而在于其种植的主要作物不同。

  无论如何,后来的德国的重心——普鲁士国家和波兰国家的确在16世纪中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依赖中央集权的再版农奴制现象,并于17世纪下半期达到顶峰。按照摩尔的分析,德国贵族寻求政治保护以确保对农奴的剥削并稳定市场,使这一以反抗集权为出发点的强制劳动制度最终与君主制相融合。但是,在17世纪中叶-18世纪普鲁士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的同时,波兰王室所推动的历次改革却相继失败了。为解释这一分途,我们必须回头分析16世纪的历史。

  1525年,条顿骑士团最终崩溃,中央的力量瓦解,贵族和城市相应增强,直至1640年霍亨索伦家族弗雷德里希即位。而波兰的16世纪同样是中等贵族“什拉赫塔”掌权的“黄金时代”。终此世纪,什拉赫塔都在推行保障其权威的“执行法律”运动。至16世纪末两院制和自由选王制的确立,波兰几乎成为一个以“古罗马共和国”为伪装的无政府主义国家。

  波兰和普鲁士国家的首要区别是军事上的。普鲁士自条顿骑士团1525年败于波兰即成为了波兰的属国,此后长期无力复原。而波兰则凭借其与立陶宛联盟后的强大军力屡战屡胜,于1619年达到历史上的最大领土。

  但这并不能回应摩尔的分析:波兰的什拉赫塔为什么不需要寻求政治保护以保障其农奴制的加强?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土地。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使波兰和立陶宛彻底合并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两国贵族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对方土地上建立庄园。实际在此前,波兰贵族已经利用其经济优势不断侵夺立陶宛及其罗斯领地上的土地。据统计,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什拉赫塔的庄园都由3至5个庄园组成,而在波兰本部,一个庄园以一个村庄为主。换句话说,波兰什拉赫塔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庄园来维持收入,并倚仗其自身组成的庞然军队“民团”来保障安全,从而不必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注重市场的争夺。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直接导致什拉赫塔式的“自由”在波兰政治理念中根深蒂固,即使在什拉赫塔遭遇困境的17世纪亦占据主流。

  什拉赫塔在17世纪的没落原因众多。膨胀的俄国、瑞典和土耳其为波兰带来“大洪水时代”,几乎使波兰全境遭受战争破坏。人口减少、农民贫困化和生产率的降低导致农业的衰退,粮价普降亦加重了贵族的困境。战争带来的常备军增加使贵族在征兵中和战场上的重要性降低了。另外,摩尔观察到的农民反抗以哥萨克起义的方式体现出来,虽然其领导者是联邦境内的一个特殊民族,但约15万的反抗军主要由犹太农民构成。

  然而继什拉赫塔而起的并非王室,而是大贵族的力量。大贵族凭借其在上议院的官职之便,在立陶宛-罗斯的土地上占据先机。在大波兰,全体什拉赫塔占有80%的土地,而在沃伦罗斯,几家大贵族即占有了60%。举例来说,著名的将军杨·扎莫伊斯基一人竟拥有11座城市和200多个村庄。

  那么,什拉赫塔地位的下降为什么没有推动波兰的中央集权进程呢?

  波兰王室在17世纪后半叶的确进行了集权改革的努力,尤其萨克森王朝的奥古斯特二世,以几乎个人冒险的形式试图将萨克森的中央集权移植到波兰(从其王号仿效“奥古斯都”即可见一斑),但以上尝试均告失败了。

  根据摩尔的分析,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是依靠城镇的力量来制约贵族力量,最终达成王室官僚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军事化结合的。但波兰王室却缺乏可靠的同盟。首先什拉赫塔未到生死攸关之际是不会主动放弃祖传“自由”的,而波兰城市的力量则弱得不值一提。至16世纪末,首都克拉科夫大约只有1.4万市民,相当于一个法国二级省会中心。一方面,贵族通过维斯瓦河和但泽出口谷物绕过了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掌权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争夺人口和议价权,禁止市民购买土地和同业行会的建立,亦使城市出现衰落。因此,试图改革的波兰国王只能依靠其母国的力量而处处掣肘,瓦迪斯瓦夫四世甚至曾试图与哥萨克人结盟。

  18世纪上半叶,城市的知识分子康纳斯基抨击自由否决权,受到了大贵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欣赏,或许暗示了一种能够推动改革的合作模式。但真正有效的实践直到1791年才实现:俄国安置的傀儡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联合波兰第一次遭瓜分后大难临头的什拉赫塔进行了一次“彻底政治改革”,废除了自由否决制和自由选王制。而市民和农民在这次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不过1791年的变革为时已晚,因为1795年波兰国家就已在接连两次瓜分之下灭亡了。

  总的来说,由于与立陶宛的联合,波兰贵族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地广人稀的领土,无需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汲汲于市场和王室的政治保护。而当什拉赫塔面临危机,王室又因为城市力量的弱小而无力独自推行改革。最终,波兰的土地贵族们讽刺性地在外国政府之下得到了政治保护和市场。俄占区的贵族可以通过俄国新建立的商业中心敖德萨出口谷物,从而重新获得了黑海商路的通行权,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则将波兰领地作为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和原料支持的地区加以扶持。

  二、波兰被瓜分的历史(19世纪)

  对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摩尔归纳的模式如下: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力量增强,而土地贵族在农奴制下难以提高生产率,面临来自他国的竞争压力,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寻求他者的支持以维持政治地位。最终,资产阶级与地主初步结盟形成保守政府,并间有实践民主的尝试。换句话说,在经济上土地贵族开始资本主义化,农奴制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改革中逐步废除,地主以资产阶级式的剥削取代封建的剥削,从而走上了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另一方面,联合政府则在政治上沾染了贵族的习性,贵族的优越感演变为一种种族优越感,导致国家主义压倒了个人主义。

  由于终此世纪波兰都处于俄普奥三国的统治之下,未能建立政权,因而我们无从考察其政体形态。但是我们仍可提问:波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否已足够强大,足以与土地贵族结成同盟?土地贵族是否走上了资产阶级道路,深化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最后,波兰的农民是否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又或者如在普鲁士一般被压抑乃至消解?

  由于俄、普、奥三国占领区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我们分别探讨并进行比较。

  首先,俄占区的傀儡国家“波兰王国”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又因俄国在1851年取消关税壁垒而获得广阔的市场,从而成为俄国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

  在1863年爆发于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诸阶级之间的结盟与分立。相对温和的“白党”以“农业协会”为雏形,该协会最初关心劳役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后逐步发展为各种意见争鸣的全国性论坛,其成员包括旧式贵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组织者是波兰王国最大的地主扎莫伊斯基。白党的另外一位领袖则是华沙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克罗嫩贝格。与白党相对立的“红党”则持激进主义并首先利用秘密武装起事,其士兵主要由城市工人、工匠和破落贵族组成,在起义之初就以承诺土地的形式发动了部分农民。

  显然,在1863年起义中,白党意味着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而红党则代表了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有限结合。虽然在波兰的特殊情况下,两个联盟之间的阶级斗争让位于爱国主义运动,但我们仍可观察各阶级的力量转变及其策略: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力量都有所加强,并呈对立之态;城市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农民则被动地被城市发动起来;且农民只关心自身生存状态,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颁布《农业改革敕令》赋予其财产权后立刻减少了对起义的支持。

  与之相对,普鲁士占领的波美拉尼亚和波兹南地区成为了普鲁士本土工业背后的粮食和原料基地。虽然普占区长期保持农业社会的特点,工业化水平不及俄占区,但普占区土地贵族的资本主义化水平更高。普鲁士在1807年即开始在波兰推行与其本土同步的农奴制改革,为三个占领区中最早。另外,普占区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最高,单位面积谷物产量亦远超其他两个地区。

  奥地利占领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奥地利治下的加里西亚地区是原波兰全境内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农业长期萧条,且农民贫困和少地的情况最为严重。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废除了加里西亚的农奴制,但亦未能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

  总的来说,普鲁士占领区是最近于所谓“普鲁士道路”的,这或可说明为何普鲁士占领区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爆发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

  俄国治下的波兰王国则体现出一种不完全的“德国模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上升并与地主结成保守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却无法如德国一般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改革,因为任何形式的改革尝试都很难与爱国主义运动泾渭分明,这从1859-1860年间“农业协会”引起的历次暴动中即可见一斑。因此,波兰王国的保守同盟亦无法抑制和消解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后者则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

  最后,奥地利占领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低,农民受到的剥削又最重,农民暴动最为频繁,是最接近于巴林顿·摩尔所言的“俄国和中国模式”的。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与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亦与1524-1525年的德国大革命或1863年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不同。加里西亚的农民既未能获得城镇资产阶级的支持,亦未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而其暴动始终未成气候。以在加里西亚爆发的最大规模的1846年起义为例,持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什拉赫塔试图同时发动地主和农民,但却没有认识到乡村地区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分化。加里西亚农民无法理解贵族起义者的意识形态,只关心反抗庄园主的阶级斗争,最终竟被奥地利政府操控,转而与贵族为敌。

  三、独立的波兰国家(20世纪初)

  波兰在一战后复国,我们终于获得考察其政体形态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问:独立的波兰国家是一个“白党”当政的国家还是一个“红党”当政的国家?它最终走上了德国还是俄国的道路?

  波兰在一战后的政治路线多少反映了中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的普遍情况:在1922-1926年出现过一个中右派联合政府执政的民主时期,其后则发生了毕苏斯基一手导演的“五月政变”,开启了“萨纳齐”政府执政的强人政治时期。毫无疑问,“萨纳齐”政府作为一个非法西斯主义的世俗威权主义政府更接近于19世纪的德国政府。

  作为与施泰因、哈登贝格和俾斯麦相对应的政治领袖,毕苏斯基多少也体现了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他以左派支持者的面目发动政变,却代表中右派进行统治。换句话说,“萨纳齐”政府代表了保守阶级进行广泛联合之后的国家力量。这从毕苏斯基“国家英雄”的领导人形象及其对军事的重视中可见一斑——1929年,军费开支占国家支出总额的35%之多。另外,虽然毕苏斯基对反对派“中左联盟”进行了镇压,但他仍维护一个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且并不亲自担任权力强大的总统。

  总的来说,“萨纳齐”政府是一个保守政府,而非一个独裁政府,更非法西斯政府。这个保守政府与德意志的保守政府相同,既致力于领土的扩张,亦进行自上而下的工农业改革和公民的教育与改造。但是,短命的“萨纳齐”政府未能完成宏业:其工业改革遭遇了1929年的“大萧条”;其土地改革亦未能解决少地农民过多的难题,人口压力一直在以大规模移民到美洲的方式进行缓和。

  事实上,波兰政治始终体现出较强的农民力量。毕苏斯基发动“五月政变”时当政的总理维托斯正是中派农民政党“农民党-皮雅斯特”的领袖。而在“中左联盟”遭到毕苏斯基暴力镇压之后,1931年由主要农民党派联合而成的“波兰农民党”就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了。

  波兰最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国家-激进阵营”亦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入侵而覆灭了,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或幸运或不幸地有着社会主义苏联的扶持。最终,苏联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成功地输出到了波兰的土地之上。

  结论

  在本文中,我尝试应用巴林顿·摩尔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波兰的历史,并为一些历史现象提供了解释。这虽然验证了摩尔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但这种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波兰与其邻国,同时也是摩尔所采用的典例——德国和俄国的亲缘相似性。换句话说,如果以摩尔的理论来分析亚洲、拉美等地的新兴民主国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仍是未可知的。

  摩尔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提供了一个长程的分析框架,这不同于所谓“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而是细节性看到了一些早期因素对最终结果的潜在影响。另外,摩尔的见解也为一些困难且充满矛盾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分析角度。

  显然,摩尔的结论是开放的,使我们可以应用他给出的诸种模式中的不同因素来分析他国历史,这些因素的联系是灵活而非刻板的。但另一方面,注重某些因素的分析就必然会忽视其他的因素。譬如,波兰多元的民族和宗教对其历史进程同样有较大的影响,又如波兰被瓜分时代不同阶级对反抗运动的不同理解同样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另外,摩尔较多地使用二手史料,引用历史学的成果,而非全面主动地接触原始史料,因而非常依赖于所引材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可能因为使用材料的偏颇而片面地看窥测历史实相,甚至为了建构理论而“挑选”史料。但是,由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如此深度和广度的历史学研究,因此这一点也体现出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各有短长。

  最后,本文因波兰社会史材料不足,未能进行摩尔理论中极重要的部分——农村劳动的组织形式的分析,亦因作者水平有限,在第三部分未能进行波德两国的详细对比,殊为遗憾。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读后感(五):前现代社会的态势发展和农业商品化形式影响现代化走向

  书中重点比较英,法,美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与中,日,印的现代化进程,从农业商品化问题这一角度着手分析他们如何进入现代社会,兼评德,俄,概括出现代化进程的三条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皇室军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对于民主产生的条件有着独到见解。

  英国因为“一个相对强大而且独立的议会,一个拥有自身经济基础的商业和工业利益群体,一个不算严重的农民问题”,农业商品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小,从而快速完成工业化和民主化;法国则因为农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葡萄酒业,农业人口占比高,小农土地多;同时中央集权制下的贵族只是国王的附庸,无法像英国乡村绅士调和地方矛盾。这些问题使得农村与城市矛盾激烈,同时“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实现了封建化,而不是封建群体的资产阶级化”。最终法国大革命和后续革命运动以更猛烈的形式完成了农业商品化;美国南北战争看似是因废除奴隶制而起,但实际上是南北方因土地,市场,劳动力争夺而爆发的,战争以北方获胜告终,美国工业化飞速起步。

  英,法,美三者最终完成农业商品化,并因而确立了势力均衡且协商合作的民主化制度。

  德国农业商品化动力来源于容克贵族,他们“借助政治力量来支持其摇摆不定的经济地位的愿望强烈”,一方面积极采用新技术和管理制度改造农村土地,同时也介入政治舞台以维持其经济地位。因此,德国看似完成了农业商品化,但遇到一个本质上无解的问题,“在不改变其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最终只能通过推行军国主义,继续团结上层阶级而形成法西斯。日本情况类似,没有改造社会结构因而民主化被耽搁。中国农业商品化进程阻碍重重,因“在农业中并没有发生过由土地贵族领导的商业经济革命,以及面临新的压迫和束缚时农业社会制度并未解体”,产生了农民革命。同时因为皇室专制主义的持续存在,造成了不利于西方各种形式民主发展的条件。印度自1947年赶走英国人后,“农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和低效状态,其根本原因是城市没有进入农村去刺激劳动生产率或者改变乡村社会。出于同样的原因,乡村并没有生成能够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源。相反,地主和高利贷者攫取了所有的剩余,并将之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现代化进程缓慢。

  最后总结出民主产生条件,一是“均衡态势的发展,既要避免国王过于强势,又要避免土地贵族过于独立”,前者的负面教材是法国,后者的负面教材是德国;二是“土地贵族或者农民阶层向适当形式的农业商品化转变”,若是由土地贵族强行推动农业商品化,可能如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若是任由压迫,则会走上俄国和中国的农民革命道路。

  书后附录的一段话也有足够的警醒作用。“对于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来说,对历史进程中的受害者保持一种同情态度,而对胜利者的陈述则保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样做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基本的保障,使大家不至于被占主导地位的神话式描述所迷惑。一个试图做到客观公正的学者需要心怀这些情愫,需要将这些情愫融入其日常工作,成为其整体素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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