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之世》的读后感10篇
《大争之世》是一本由孙皓晖著作，中信出版集团 / 中信·大方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1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争之世》读后感(一)：挺有意思
从不同角度，不同背景，不同人物来描绘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作为一个现代人，其实很难于情于理的体会那个年代。越来越觉得人与时代的羁绊，少到几乎没有的几个人才能做到脱离于世，那样的人是天才，是伟人，却不是你我。与时代，是人们成就了它，与人，同样是时代造就的每个个体。这样相互的作用下，是没办法把人与时代单独拿出来讨论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与很多人想的不同，我们并非无法改变世界，我们就在其中，你的每个选择都影响着世界，而你为什么选择了逃避？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原动力，这个世界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如果你放弃努力，就不要挑剔。看够了无能之辈对世事的指责，我所敬仰的是就算跌倒了，也会爬起来继续努力，哪怕改变的只有一点点也在咬牙前行的人们。
这本书其实是孙皓晖《大秦帝国》系列小说核心思想的汇总，是孙皓晖先生历史观的体现。其中上篇所有章节都可以在《大秦帝国5：铁血文明》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读到，下篇所有章节均见于《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和《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无奈，我读了几遍之后还是不敢苟同孙先生的历史观，至少从总体上上是不认同孙氏历史观的。
不能说孙皓晖的所有具体历史观点都是毫无道理的，至少他认为秦国强大在于“法治”和集权、魏国失败在于失才、韩国变法依赖“术治”是其积弱主要原因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他对赵武灵王、秦孝公的评价也有一些可取之处。虽然孙皓晖评价秦孝公有过分美化、过于拔高之嫌，尤其是用秦孝公以让位来试探商鞅的举动证明他伟大无私，把他吹捧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但是过去我们确实有些忽视了秦孝公这么一个有非凡才能又在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我们在谈到“商鞅变法”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忽略秦孝公的历史作用而把功绩都算给商鞅。
不过总体上孙皓晖的历史观是我无法赞同的，这里只说几点：
1、孙皓晖美化君主专制制度，将为了“国家”的强盛（实际上在君主制时代，“国家”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只属于一家一姓而不属于其他国民）牺牲民众的自由、幸福、利益甚至生命视作理所应当，肉麻地歌颂专制制度，美化奴役人民、压迫人民的独夫民贼；
2、孙皓晖不加辨析地把法家的“法治”等同于文艺复兴后西方的法治理念，认为法家的“法治”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美化了人治；
3、作者对待历史人物采取一种非黑即白的脸谱化态度，凡是“正面人物”就一味赞美将其写得高大全，凡是“反面人物”就一味贬斥将其写得一无是处；
4、作者极端反感儒家，对儒家一味否定而不探讨其思想体系中有无合理成分；
5、作者歌颂暴政，将焚书坑儒等反文明罪行说成是为了“反复辟”和推动华夏民族文明进步；
6、作者把战国和秦朝说成是中国文明的最高峰，认为后2000年中国历史都是停滞或倒退的，这是极其荒谬的；
7、全书都在宣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端种族主义和文革思维，看得出作者是极左分子。
大争之世：战国 – 孙皓晖
纵览中华历史，春秋战国无疑极精彩的一章：自三家分晋，至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再至虎狼之秦灭六国而速亡；乱世间诸侯国明君贤臣此起彼伏，期间又有百家争鸣，群星璀璨。后世无数文人尝试分析七国之势，留下无数名篇：
贾谊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杜牧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苏洵曰：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苏辙曰：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李祯曰：秦不极强，不能灭六国而帝，不帝，则其恶未极，其恶未盈，亦不能以速亡；
本书作者试图基于诸国变法的故事，为六国兴亡得出一个答案。作者认为这些国家或因地缘，或因文化，或因国策，都没有像秦国一样进行彻底的变法，完成国家制度与实力的转变；最终一个个被强秦破灭。书中第二部分专注于歌颂布衣名士，不论成败，这些士子为了自己的理想与天下兴亡游说诸国，在改革与变法的路上与传统贵族作斗争。后篇相对前篇，少了一分论史的严谨性，而多了感情色彩与演绎成份，好像在读一本历史小说一般（作者的代表作也确实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也许部分推想缺少史料的支持，但仍不时让人心潮澎湃。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根据六国的民族与历史，为每个国家进行鲜明的性格解析：赵国性烈，燕国迂懦，齐国偏安，正是由于这些性格特征导致了各个国家的中兴与灭亡。数百年的历史真的能如此轻易的定性吗？对此作者认为：华夏文明的一体化，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的历史事实；在此之前，各个国家因地缘与民族产生的的原生文化是独特而多元的。能够挑战长久的文化共识，并为读者的历史认知带来新鲜血液，是本书值得肯定的一部分。然而民族性真的能够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吗，这是读者应该保留怀疑与思考的地方。
评分：4，这不是本严谨的历史书，但小说般的文字依然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历史认知与遐想。
《大争之世》读后感(四)：孙皓晖的历史世界
孙皓晖先生的新作《大争之世·战国》是其针对战国时代诸国政治的一部评论性作品。此作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跟刘勃的《战国歧途》类似，分国宏观讨论战国诸国内政外交，侧重于针砭各国政治痼疾；后半部分又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类似，截取几个时代人物的侧面，提取大形势下的细节迁延。
孙皓晖先生也是《大秦帝国》的作者，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本《大争之世》看成是孙氏对其煌煌巨著的历史架构设想图，并由此一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亡韩论》中，孙皓晖先生认为韩国亡于申不害变法。三家分晋后，韩国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北与赵魏犬牙交错，并于公元前375年迁都新郑，在地理上取代了春秋时深陷四战之地的郑国。公元前355年，申不害相韩。时值战国变法高潮时期，各国纷纷通过变法来压制国内封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以适应越来越残酷的兼并战争。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创始人和践行者，其变法的内核是以君主“秘而不宣的权术”为“督察臣下之法”。孙氏认为，正是这种讳莫如深的权谋诡计破坏了法治，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令“从政者只将‘自身全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终局视为最高利益”，进而演化成韩国的基本国是，在对外策略上经常搞一些小把戏，诸如遣水工郑国赴秦修渠以期消耗秦国国力之类云云。孙氏断言，正是这些小把戏，使得韩国丧失了“铮铮阳谋变法强国的精神”。
在《亡赵论》中，孙皓晖先生认为赵国的问题在于“妄杀之风”。秦赵共祖，均为商纣王名将蜚廉后裔，因此秦赵之人风俗气息相通，均有仰机利而食、慷慨悲歌的“部族秉性”。经孙氏整理，赵氏自赵衰立族以降，家族内部争乱多达十一起，赵氏命运跌宕起伏均有内部争斗较量的痕迹。比如赵庄子时的宫下之难，比如赵武灵王时的沙丘宫变，比如赵王迁时的杀李牧自毁长城。赵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提出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理论，例如法家势派慎到的忠臣害国论和荀况的人性本恶论，孙氏认为其立论基础均是出自对赵国社会、人性的观察。私斗成风，以武犯禁，从来没有在赵氏领土上得到有效遏制，因此赵国的法治注定难以贯彻，且赵国的大厦注定也在内斗中分崩离析。
在《亡燕论》中，孙皓晖先生的论点就更有意思了，燕国的灭亡在于“迂阔固守王道”。由于燕国的史料严重缺乏，孙氏对该国的审视只能推到五百七十年前西周初年的燕国首封之君召公奭。召公奭与周公旦同为周成王辅政，是当时至仁至贤之人，据孙氏考证，召公在世一百八十余年。“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以及与其配套的行为法则”。燕国无史，在孙氏看来，反而是因为燕君“忠实地遵奉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及至战国之世，国际形势风谲云诡，燕国王道之政反而显得处处不合时宜，燕王哙禅位的闹剧，便使燕国几亡于齐国。孙氏认为，世风日下最终让原本厚道的燕国上下慌不择路，“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走向了激进的狼奔豕突，作困兽犹斗。
相比前三国毁于本国离奇的传统桎梏，孙皓晖先生认为魏国则是亡于“缓贤忘士”。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晋国最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在战国早期的舞台上睥睨群雄。魏文侯时代的魏国可谓人才济济，有慧眼识才的翟璜、有锐意变法的李悝、有经略中山的乐羊、有民不敢欺的西门豹，还有战国第一兵法家吴起，可以说人才的优势造就了魏国早期霸业。然而进入魏武侯、魏惠王时代以后，随着统治阶层对于人才的傲慢和冷漠，导致大量的贤臣良将外流。吴起、卫鞅、孙膑、乐毅、范雎，任何一个都是“一怒而诸侯惧”的旷世奇才，而魏不能用。徒为诸国输送人才，却将本国陷入到了左支右绌的境地，待到魏王假亡国那一段时期，《史记》中已经不见贤臣良将的记载。孙氏叹曰：“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为丰厚？人才。魏国政道，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如果说，前边几章在某些角度上面似乎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最后两章，我便万万不可苟同孙氏的观点了。在《楚国论》中，孙皓晖先生认为楚国亡于“大族分治”，即接近于一种邦联制的国家。所谓分治，孙氏这样解释：其一，王室直辖土地和世族封邑土地并存，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在封邑中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是为军事分治；其三，中央政权依据族群实力分割，是为政治分治。孙皓晖先生认为，楚国政出多门，权力分割，是楚国不能厉行变法，发愤图强的主要原因。在《齐国论》中，孙皓晖先生将视角主要定格在即墨之战之后的齐襄王、齐王建时期，齐国统治阶层“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就我认识而言，楚国是东周诸国中最早实现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亡国在于系天下于一人智昏，而非权力分散；齐国之偏安，显然是在燕破齐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面对秦兵的东扩，齐国统治者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对五国合纵攻齐的报复，而更多的则在于无能为力。
至此我们回头再去看孙氏对韩、赵、燕、魏的评论，不难发现其观点和逻辑上面均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片面。例如已经被史界证实为误载的“赵氏孤儿”、伪作“乐毅报惠王书”，和其自己脑洞大开的燕国政统等等，均被其拿来充当立论的史料依据，其基础之薄弱、涉猎之狭隘可见一斑。那么孙氏有问题吗？答案是没有。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此书是其《大秦帝国》的世界架构，而非严谨的史论作品。孙皓晖先生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倘若将这个定位搞错了，恐怕是要过错年的。
孙氏的创作核心在于秦国，而同一时空的山东六国便天然的站到了秦国的对立面上。秦国尚法治，韩国便尚人治；秦国遏制私斗，赵国放纵私斗；秦国锐意变法，燕国固守王道；秦国唯才是举，魏国缓贤忘士；秦国破坏封建制、实现中央集权，那么楚国就当大族分治、政出多门；秦国强大犹枕戈待旦，齐国弱小却偏安忘战。孙皓晖对六国的内政外交以及诸多人物均进行了脸谱化的设计，简化了六国之间的纵横关系和情势对比，将秦国置于了整个战国舞台的中央，以服务于他世界格局的架构和核心思想的输出，这便是“创作限制理论”。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认为：“背景对故事的反讽表现在：世界越大，作者的知识便越稀释，其创作选择也就越少，故事便越充满陈词滥调。世界越小，作者的知识便越完善，其创作选择也就越多”（《故事》）。
就这本《大争之世·战国》以及《大秦帝国》系列的核心思想，我这里还想多说一句。孙皓晖先生所理解的“法治”含义显然是大于商鞅变法以及其后秦国所秉持的“法治”。其在《大秦帝国》中曾借卫鞅之口这样说道：“儒家治国人治，法家治国法治，人治不长远，法治可延续复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孙氏的“法治”对立面是“人治”。然而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的“法治”（实际上应当是“法制”）似乎仅仅是一种统治术，并没有社会契约和宪政思想的基础。“商鞅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议一个能够对其全部人口实施总体性控制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式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主要意图在于最大程度地从社会中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以更有效地进行战争”（赵鼎新《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诞生》）。反过来说，既然秦国商鞅变法如此彻底与成功，秦国如此强大且不可战胜，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在公元前三世纪就进入法治社会呢？孙氏如此笃定的将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法治”混为一谈，并非不知道，其目的即是响应现行的改革形势和“法治”语境。
当然，我对这样的作品还是抱有“温情的敬意”的。
《大争之世》读后感(五)：战国：前事可师（要义归纳）
亡韩论：民族性“忠直”的丢失；法家“法术势”中“术”的危害和“法”的高妙
亡赵论：贫瘠的地域导致尚乱的民众（穷山恶水出刁民）；“变乱为勇”改革的不彻底性
亡燕论：始祖召公“王道”带来稳定却凝滞变革；“迂政”渗透根治燕国君主言行
亡魏论：因尊贤重士取得发展；后“尊贤”成为粉饰，实则人才流失
亡楚论：幅员辽阔实行“分治”，导致世族、王族掌政与国家组织度低下；底层人才失去进身之阶，变法阻碍大
亡齐论：战国后期长期无战事形成偏安思想；偏安政权无长存可能
（上述诸论颇有展露《过秦论》那般的“贾生才调”的野心，但其实仍是孙皓晖“原生文明”那一套）
嬴渠梁：使最深刻的变法顺利进行而内外诸方安宁，其中所需的政治斡旋能力不亚于变法本身，在历史中也实属罕见，足称明君
吴起：当年的叛逆少年逆袭成为军政大员后，面对流言中伤与政治斗争，仍不失叛逆本色：大风越狠，变法越强（有强行洗白吴起之嫌）
墨子：逆时而动，兼爱天下，极为伟大（赞誉满篇，对墨子十大思想只笼统概括）
吕不韦：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而成杂家吕氏学派，难容于推崇法家的嬴政
荀子：亦儒亦法的修正主义者，惟其“制天命而用之”
韩非：要了解中国政治，谁都绕不开《韩非子》（个人以为此为人物篇之最佳）
赵雍：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大雾）
赵佗：华夏文明的岭南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