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经典影评10篇
《日常对话》是一部由黄惠侦执导，黄惠侦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同性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常对话》影评(一)：“你觉得清创手术很残忍？不，那是必须的。”——专访黄惠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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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8日，柏林电影节酷儿电影专奖“泰迪熊”颁奖，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获得最佳纪录片大奖。导演黄惠侦说：“这个奖是我能带回去送给我妈，以及在台湾此刻仍为婚姻平权努力着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礼物。”
黄惠侦的妈妈是一名女同志，也是牵亡阵的法师（一种流传于台湾南部的民间丧葬歌阵，兼有法事仪式和民俗阵头，唱词结合儒、释、道思想）。母亲年轻时在家庭的安排下结婚，但丈夫嗜赌、暴力，她带着女儿逃离了原来的家。两个女儿六岁开始跟着妈妈跳牵亡。
母女三人虽劫后余生，却无法摆脱情感的冷暴力。妈妈在家沉默寡言，乖戾好赌。可黄惠侦却无法一走了之。母女俩像罗盘上的针，被永远栓在一起，却从来无法靠近。日常的沉默下隐藏着巨大的张力，指向这一场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摊牌。
黄惠侦认识纪录片缘起1998年。当时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洲来拍摄包括她在内的一群做民俗的年轻人。黄惠侦发现这种不需要很多钱就能拍的电影，能够完成她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渴望。在主流媒体中，像她这样的人被贴上了太多标签：同志妈妈，单亲家庭，国小辍学，做牵亡……但“这和我见到的生活差太远了，”她说：“问题是，你必须说明白，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问题。”
她的心里，自然也盘桓着那个最想讲的“我妈妈的故事”。而当她真正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去看到和接近自己的母亲。不论是早期的静观拍摄，还是与团队协力策划，黄惠侦自始至终都带着同样的生命命题——“我们应该如何相处。”
“家庭录像”式的私人纪录片是一种重要的纪录片类型。杨荔钠的《家庭录像》、萨拉·波莉的《我们讲述的故事》，都通过镜头去接近家族内部的秘密情感和故事。但黄惠侦所要揭开的秘密，恰恰在于自己——自己有没有能力与妈妈对话。这其中包含剖白自己最难堪，最无处发泄的东西。她已有能力自己去获得许多“为什么”的答案，但最终的那个问题，她借着自己女儿的口问给妈妈听：“阿嬷你爱不爱我？”
被纪录片领入社会运动的黄惠侦，在讲述个人故事时也带着特别的感召力。影片在去年金马影展上，从两百多部展映影片中脱颖而出，十多天盘踞观众票选榜单榜首，获得“观众票选最佳纪录片”。我们在采访中谈到了影片制作过程中一路集结的善缘：制片人李嘉雯，监制侯孝贤，配乐林强，剪辑顾问雷震卿，摄影顾问颜兰权……柏林得奖后黄惠侦说：“电影不是件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得奖是很大的肯定，而且是对所有参与这部作品的每一位专业工作者。”讲完了这个她与妈妈的故事，黄惠侦想要为台湾纪录片做的事情还有更多。她一直记得从1998年到现在每一个关口的经验：虽然不知道结果是好还是坏，但当你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没有那么难。
专访：
“如果我没有选择用拍摄的方式，我大概也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跟我妈说出真正的心里话”
谷雨：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拍《日常对话》是你和你母亲的一次疗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拍纪录片或许是一个让双方敞开心扉的方法？
黄惠侦 ：拍摄之前我们当然无法料到这部片子能够疗愈彼此。我和我妈妈处于一种长时间不沟通的状态。我曾尝试过用其他方法，比如书写，但是妈妈并不习惯这样。我们都知道，当你拿起摄影机的时候，镜头前的人往往会有压力，觉得好象非得说点什么不可。
转折点是2012年，那年我生了女儿。当我从孩子变成母亲时，看事情就多了一个角度。只要我的女儿稍微有一点伤，我会特别自责和愧疚。这让我回想自己当初和母亲共同经历的事情。小时候我只会想为什么大人没有保护我，却不会去在乎妈妈在想什么。现在我反而会想，妈妈也有着同样做母亲的心情。谈论过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成为母亲之后，我觉得自己开始有办法疏解过去的那些情绪，可我妈妈并没有机会去处理它们。可如果我们只放在心里不说，过去并不会消失。它必须要被讲出来。当我们真正面对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它放下。
谷雨：影片有长短两个版本，各有什么不一样？
黄惠侦 ：短的版本《我和我的T妈妈》54分钟，《日常对话》88分钟，两个版本的结构方法完全不一样。短的版本里，我分了三个章节：招魂、超度和入土。在短版中，你会看到更多“牵亡”的元素，因为这三个章节就是牵亡的流程，和我拍片的动机完全吻合。“招魂”，因为我希望召唤那些我们不去提及的过去。我召唤了过去，目的是想要“超度”它。而在谈完之后，我期望这些事情要不就此被放下，要不往前下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因此最后那个阶段，我希望这一切能“入土为安”，让我们可以往前走。
短的版本里具有长的版本中所有的元素，甚至感觉讲了更多。很多人说看完短的版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个故事我已经想了二十年，现在终于有机会讲，这种强烈的情绪也体现在了短版本中。我们原本想先做长片，再剪短片。但因为一些问题，最后先为电视台赶了短的版本。幸运的是，重新剪辑长版本时，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再往后退，用比较轻的力道去讲一个合适电影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还是很强，但是对我而言已经“收”了许多。
谷雨：1998年开始拍摄的时候，你是怎么和妈妈沟通的？
黄惠侦 ：起步的时候我基本都使用观察式的方法拍摄。大部分时间妈妈可能都觉得我在像其他人一样拍homevideo。我看素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潜意识里非常渴望透过摄影机去看到她；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我连见到她的机会都很少。尤其在没有摄影机的状况下，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接近她。直到2014年我有了正式团队，那时候我才正式地跟她说，我会继续拍，但是会有外面的专业摄影师来拍她，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谷雨：你和你妈妈坐下来的访谈有过几次？每次访谈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有所改变吗？
黄惠侦 ：坐下来的访谈不超过5次。我妈很忙，也很情绪化，完全不跟我客气，想走就走。在做访谈的时候，如果有摄影师或者制片在，她反而比较愿意多讲一点。有时她讲过的东西，换做摄影师来问，她会再讲一遍。有了前面的铺垫，她可能也发现跟女儿讲话也不是那么难；或者说，我发现原来跟妈妈讲话没那么困难。所以之后我自己再拍她，也会多讲一些、多问一些。有人说拍私人家族的题材，自己拍摄、剪辑就好了。但对我来说，有“外面的人”进来我们的家庭真不是坏事。
“它更像是一段旅程：要如何到达目的地，我其实没有办法掌控”
谷雨：有了团队之后，你们对影片有了一个整体的策划吗？影片现在呈现的样态，其中的事件和访谈等等，都是计划中的？
黄惠侦 ：有了团队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想到什么拍什么，或发生什么拍什么。我们会做计划：如果我要讲这样一个故事，我需要拍到什么样的画面。所以我的摄影师拍到了我和我女儿，我和妈妈在家里生活的画面，因为这是我们家的故事。同时，对亲人、女朋友的访谈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想把影片只局限在我跟母亲之间。
但计划以外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回老家扫墓，如果我妈妈不想去，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宗族墓碑上没有女儿的署名这样的发现。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开始有一些规划，但拍摄时事情总会自己发展出去。我觉得人和人的互动就是这样，你去做点什么的时候，一个行动就会引发其他的行动。很多人认为纪录片里上帝是导演，他让事情发生后你才拍得到。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很重要。拍纪录片和拍剧情片的差距其实没那么远，你应该在先期有一个故事结构。
谷雨：而且影片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你要和母亲产生交流，所以不论你如何计划和她的互动，都有其合理性。
黄惠侦 ：是。一些看过片子的朋友评论说，片子有点像我设好一个圈套让我妈往下跳。但我并不这样理解。即便我真是设了一个圈套，也是我带着妈妈往里面跳。它更像是一段旅程：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我希望我们可以到达那个地方；但要如何到达目的地，我其实没有办法掌控。回头看，我运气真的很好。我所期待的改变发生了，我和母亲的关系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拍摄前我就想过，一旦有了行动，我们的关系势必会改变。但它可能更好，但也可能更糟。所以这是一个，我不知结果如何，却不得不走的旅程。
谷雨：从一开始，你的画外音就昭告观众你要和妈妈进行一次谈话。但当你们最终坐下来，终于坦白出只有你们之间能够听懂、却似乎一直说不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惊心动魄。影片高潮部分你和妈妈进行的这次对峙，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黄惠侦 ：那一场总共拍了三个多小时，但其中两个多小时都是沉默的。我的后制团队都取笑我：“你为什么还觉得妈妈不爱你，不爱你的话，谁跟你干坐那么长时间。”如果我没有跟妈妈说到此结束，她会一直跟我耗在那里。我们两个都是很笨拙的人，坐在桌子两头，用我们唯一的办法很笨拙地沟通。我也庆幸自己用拍摄的方式完成了我和她的沟通。我在看素材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想，妈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讲完父亲跟我的事之后，妈妈说：“你讲这些事情让我更生气。”在现场我以为她说对我更生气。看素材后我才明白，她是对我父亲更生气。
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微妙了。即便是语言、即便你对面就坐着这个人，你都有可能误解对方的意思。幸运的是我一边拍摄一边能重复看我在做什么，对方怎么回应，为什么要这样回应。不然我们都在讲自己想讲的事，却不能真正听懂对方在表达什么。因为有这样的过程，我才真正有机会真的了解妈妈，才能避免造成更大的误解。这天结束的时候，我就让她先走了。摄影机还在转，摄像师不在。我自己情绪崩溃，就坐在那儿一直哭，直到摄影机没电。
谷雨：像是终于把淤血打通了的感觉？
黄惠侦 ：曾经有观众问过，你不觉得这是在逼你妈摊牌吗？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身上有一个伤口，过去我们只是在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盖住伤口；但实际上伤口没有好，它反而腐烂了。而我拍片的过程就是清创手术。挖得深一点，把腐坏的部分挖掉了，我才能够真正帮她重新上药，我们才有痊愈的可能。所以我会说，残忍当然残忍，但是你会觉得医生做清创手术很残忍？不会。这是必须的，这样你才会好。
黄惠侦 ：我一开始其实想找女摄影师，组一个全女班。可是后来我发现女性的摄影师太少，只好放弃。制片Diana找过一个西班牙摄影师，希望他能给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现象带来一些不同的角度。但他和Diana都听不懂闽南话，这比较麻烦。我们后来的摄影师林鼎杰是台湾南部人。他会讲闽南话，自己做社会运动和社区普及工作，非常细心，在与人互动上很有本事。找到这样的摄影师就特别合适。因为这样的题材，专业技术自然是必要的，但更多还要看个人特质。
quot;后期工作人员一直问我‘你妈妈是怎么追到那么多漂亮的女朋友的’？"
谷雨：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像你妈妈这样一块坚硬的石头，可能要花很多的精力，才能让大家真的能够喜欢她。你怎么处理这些的呢？
黄惠侦 ：其实我母亲不难拍。如果这个故事还能拍第三集，它可以是一部喜剧，讲母亲的感情世界。她的生活、她身边的人都非常有趣。台湾讲同志的电影不多，更少有会描写我妈妈这一类年纪比较大的同志。你完全想不到这些阿姨们的爱情是怎样的。光是感情这部分，就比一般的情节都有趣。我们很多后期工作人员是中年男性，他们看片的时候一直问我“你妈妈是怎么追到那么多漂亮的女朋友的”？有些朋友还叫其他男生来看片，检讨一下他们对女朋友的态度。当然我在拍的时候，也拍到了强烈的对比。她在外面对女朋友很风趣，回到家却这样沉默寡言。有了这两个极端，你就会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谷雨：影片里你加入了自己的两个外甥女对于阿嬷的看法。在早先的家庭录像里，她们的认知还停留在辨认层面，会童言无忌地说“不知道阿嬷是男生还是女生”；现在她们对同性恋有了各自的判断。这两次拍摄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这两个孩子对于同性恋的观感在这十几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
黄惠侦 ：我早在1998年拍这两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在有意识地对照自己的经验。她们俩中间，妹妹的态度和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妹妹很像，不觉得同志有什么问题。而姐姐的身上就有一些矛盾，比如她看不得其他同志做出牵手、拥抱等亲密的动作；可当你问她，你觉得阿嬷很怪么？她又说不会，可也说不出所以然。
姐姐很像我小时候。心思比较细腻的孩子听到长辈说什么，心里容易挣扎，产生芥蒂。11岁前我觉得妈妈有女朋友没问题啊，我最大的问题只是不知道妈妈爱不爱我。可就是在11岁时，我听到长辈说，我妈妈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去搜寻资讯，想要反驳长辈说的话。但那是八十年代末的台湾，电影或电视剧里几乎不会出现同志；书里说同志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媒体报道讲的是同志性乱、情杀，都是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个人对同志的认识，环境和舆论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谷雨：在影片中，你回到北港老家，家里人面对你的提问，都说不知道你妈妈是同性恋。你怎么理解你家族的态度？
黄惠侦 ：拍摄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为什么他们会“睁眼说瞎话”，因为我妈妈从小就像男生，还会带女朋友回家。可我立即理解了他们为何会有这种逃避的态度，其实我小时候也会这样矢口否认。而且我又觉得，他们已经在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了。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是我妈妈也得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你哪怕带女朋友回来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把它拿出来聊。或许这是我妈妈那个年代、那个阶级的人的特性吧。但说不定他们比一些渴望家庭环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包容性更大。
我觉得对我老家的亲人而言，“改变”不见得在于他们改变对同志的看法，而在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妈妈跟六个兄弟姐妹像是相忘于江湖，如果兄弟姐妹聚在一起，通常不会是好事。可是这个片子之后，他们的互动变多了。比如我的舅舅，两年多来他每周都打电话到我家。他也不太会聊天，但他其实在用自己懂得的方式做出行动。金马影展之后，一些远亲也会联系我，闲聊几句，问“你这个片子有没有拍到我啊？”这多有趣，你一直不敢谈的时候，大家的关系看似很疏远、很冷淡，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谷雨：牵亡这个工作，和阶层、和性别有关系吗？
黄惠侦 ：它不至于用性别来分，而是跟阶级更有关系，都是底层阶级来做。现在跳牵亡阵的舞者有很多来自戏班子，女生居多。不过在道教里面，女性被认为是不洁的，一般不能担任法师，所以我妈当牵亡阵的法师，也算是打破了另外一项禁忌。牵亡有法事的功能，也同时是民俗的阵头——就像一个学者分析的，它可以“慰灵”，安慰亡灵，但也娱乐活着的人。我小的时候，大家还会敬重做道事的人，因为他们算是某种神职人员吧；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它是没有文化、低下、落伍的，应该被淘汰了。
“如果不是因为去了社区大学，我或许没有办法用现在这样的方式来说我们家的故事”
谷雨：片子涉及很多话题，母女关系、同志生存状况、家庭暴力、牵亡阵……你怎么处理这些头绪的？
黄惠侦 ：在拍的时候我有太多东西想讲，可后来我发现真正的主题是“人”。人的生命状态本来就是复杂的，浑沌的，你很难真的有条理地去理。假设这些你都能拍到，但到底怎样把它梳理成一个观众能够明白片子，是直接到了剪辑的阶段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思考和整理。实际上等你一件一件去讲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
长版本的剪辑师林婉玉自己也是个导演。她比我年轻，我的故事跟她的生命经验差距太远，她要花很多力气来进入这个故事。所以我并没有把故事直接丢给她。我只写了前面十分钟左右的脚本，之后都是我们坐在一起，一起重新看这些素材，按照感觉来走。有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撞墙，被困在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往前。这时候，我们的剪辑顾问雷震卿雷姐、也是蔡明亮的剪辑师，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她相当“狠”，看了片子，直接说这边可以不要、那边可以不要。抽掉之后，我发觉那真的更贴近我原本想做的，就是更为纯粹地去讲好某几件事情。
谷雨：比如说？
黄惠侦 ：比如我妈妈做一个动作、一个微笑，我觉得自己能看到好多东西。但并不是每一个看片的人都是我妈的小孩，我有感触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懂。雷姐就直接帮我斩掉这些部分。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的故事，对于我和家庭来讲当然很重要。但我不希望自己拍出一个很自溺的，就只对我自己有利益的作品。
谷雨：你是在社区大学学会拍纪录片的？
黄惠侦 ：台湾在1998年左右成立了大量的社区大学，做成人教育。我去的那个大学是一群做心理学背景的人创立的，想要做知识解放。我在那边学到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叫做社会的结构，什么叫做公民化。我原本想去学拍片，却获得了更宝贵的看问题的方法。这也让我反思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它教你怎么在毕业之后成为一个听话好用的人，但并不期待每个人会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个体。它没有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是怎样的，个人和社会应该发生怎样的关系，遇到问题怎么思考和找方法去处理。
我比较不满的一点是，大家都会说很多当代台湾电影“小清新”，到现在行销诉求已经演变成各种“感动”。但这太表面了，让我们没法去真正深刻地去谈论一些事情。人生不是只有感动这件事。就算你要感动，在这之前还有很多东西得先讲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去了社区大学，我或许没有办法用现在这样的方式来说我们家的故事。但是我现在会这么讲这个故事，跟我在1998年遇到这群人有很大的关系。
谷雨：如果做院线发行，影片和台湾社会当下对于同志平权的讨论有一些契合地方。你希望观众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日常对话》呢？是从议题的方面理解，还是从更私人的方面理解？
黄惠侦 ：短的版本适合进到学校或者社区，看完还能有一个小时讨论议题。长的版本就比较适合电影观众看。我们不会用议题的方式来操作，我不希望我母亲只被局限在这个框框里。一个人，一个同志，她身上还会有多重身份；而我们认识一个人，应该去认识这个人的每一个面向。我在跟发行沟通的时候，他们也很理解我的想法。有句话说，你要传教就是要传给不信的人。我们要进入到同志的族群，但更重要的是吸引非同志的族群，只有这样理解才有可能发生。
我最想讲的是，你要怎么跟另外一个人相处，尤其是这么亲近，却又最难靠近的人。每个人的家庭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能碰触的话题。那些事情让大家产生距离，产生了没办法靠近的痛。而看到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原来有人那么努力的想要去跨越那个鸿沟。有观众看完告诉我，我做到了他没办法完成的事情，因为他父母已经不在了，但看完片子他觉得很安慰。我们不可避免地总会无法理解我们最心爱的人的某一些什么。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还要不要努力试着去做，而不是就此放弃？如果他们看完之后，会想要回家试试看，这不是很好吗？
“我也相信通过这样的拍摄，有一些好的东西会回到我们身上”
谷雨：对你而言，通过影片促成有效沟通是最重要的。
黄惠侦 ：我们在看很多创作的时候，都是带着自己生命经验去看。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我过去也曾经在其他创作者那里获得过力量。你看完之后会反思，如果是你会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对《日常对话》最大的期待。我小时候看同志作家陈雪的书，她帮我讲出来很多我想表达而不能的话，让我觉得我的感觉有人能够理解。
就像我妈，她原来会觉得这些是家丑，不值得一提。可我会告诉她，把它讲出来，能够帮助和我们遇到相同困难的人。我相信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会想要拥抱我妈妈。未必是肢体上的拥抱，而是给予她正面的情感支持。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我妈妈参加放映之后，观众会对我妈妈说：我觉得你是个很棒的妈妈，你很勇敢，很坚强。她现在不会直接跟我讲，但是她会在外面给朋友看报道，我女儿、我们的那个电影要出国、去柏林。
谷雨：对，我也觉得纪录片最好的状态，是能在拍摄的过程中磨合出一种良性的相处方式，同时给被拍摄者和拍摄者某种力量——无论是实际的帮助，倾诉的机会，或是更坦然的态度。
黄惠侦 ：对。可能这跟台湾的发展历史有关，我们很爱谈拍摄伦理这件事。常有人说，看我片子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紧张会不会有拍摄伦理的问题。但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去拍摄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从他身上剥削，没有其他的？如果是，你当然不对。可是我也相信通过这样的拍摄，有一些好的东西会回到我们身上。至少到目前为止，都证明我当初的想法跟期待是真的。的确有一些好的力量，回到了妈妈身上，她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我和她的关系，甚至也改变了她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她怎么看待自己。
“导演害怕在思考的过程中就给别人看，但当有人质问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思考更多”
谷雨：能谈谈你和制片人Diana(李嘉雯)的合作吗？制片人来参与私人题材的纪录片的案例其实还比较少见。
黄惠侦 ：我和Diana是在2012年的一个工作坊上结识的。那时她来主讲纪录片制片人是做什么的，而我是唯一一个在课后问她能否合作的学员。有趣的是一开始她并没有答应我，因为她自己是美国出生，更熟悉议题性的纪录片的制作，而且她觉得同志题材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如何能谈出新的东西。不过我们一直保持沟通，就这样花了整整一年“试婚”。在我拿到辅导金的100万台币之后，我就正式请她做制片。
我和Diana都期望我们这次合作成为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台湾纪录片导演大都习惯单打独斗、身兼数职。这样一来很辛苦，二来作品的深度也会受到限制。毕竟多一个人多一双眼睛，多一个头脑去思考一些事。Diana不会直接说应该怎么做才好，但她会挑战我，问我在这里或者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导演害怕在思考的过程中就给别人看，但当有一个人对你提出质问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思考更多。人是一种惰性很强的生物，有更容易走的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比较困难的那条路。如果我没有跟他们合作，没有去想那些她提出的问题，即便结果可能很接近，过程也可能很不一样。
谷雨：当我们看到制作名单的时候，其实都很惊讶于这里面的全明星顾问团。你们是怎么请到侯孝贤导演做监制的？
黄惠侦 ：我跟侯导是因为社会运动认识的。我在2008在做一个为原住民土地抗争的运动，当时找了一些有名的艺文界的人士来声援这个运动，就这样认识了侯孝贤导演、朱天心、朱天文老师。我们一直就会跟这些前辈们报告说运动后来的发展怎么样，而他们也想了解搞运动的人到底怎么样生活。当时日本电视台想要和我们签约，但是我和Diana都没有公司，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说起此事。天心、天文老师很有意思，她们当面只是说：“啊，是这样。”当天晚上侯导就打电话来说，遇到这种问题为什么不早点讲？用我的公司签约什么事都没有了。
回头看，侯导真是心脏很大，胆子很大，怎么敢把他的名字，借给一个不是专业拍片子出身的人身上。你要问起他来，他会说自己当然是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人是这样，他做电影的风格大概也不会离谱，没什么好怕的。
谷雨：那和侯导长期合作的配乐林强呢？
黄惠侦 ：林强跟侯导不是打包来的。2013年我们在釜山提案，林强刚好是工作坊讲师。我在派对上跟他聊起，其实早在20年前我们就见过面。那时我还在做牵亡，一次法事上我那边翻跟头，他来灵堂上香。林强近年来钻研佛教，相信因缘。其他电影人加入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介绍道，这位是黄惠侦导演，她要拍这样的一个片子，我会帮她的电影做配乐。
谷雨：知名台湾纪录片作者、《无米乐》的导演颜兰权也协助了拍摄？
黄惠侦 ：他是1998年我学纪录片的老师之一。当时他看了我为了课程写的企划之后跟我说想要拍我妈妈。他的角度比较针对同志题材。可后来妈妈跟当时的女友分手，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不过在我2014年要正式拍的时候，他把这几个月的素材给我。眼尖的人会发现在其中某一幕他在画面里。
“为什么拍纪录片的收入一定就比较少？你应该去创造一个环境”
谷雨：这一路真是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善缘。
黄惠侦 ：我觉得我和Diana想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我们希望片子的版权卖出去之后，有了回收，能够给友情帮忙的工作者一些收入，也想就此开启一个好的循环：在纪录片制作中，每一个职位的人，尤其是技术人员，都能够拿到应得的东西。
没钱有没钱的做法。我在2012年拿到CCDF提案大会的首奖，奖金是15万台币，我拿那个钱买了摄像机。后来申请到了100万台币的辅导金，如果拿这笔钱抵所有的成本也可以。但Diana和我就希望能合理分配给团队，并且去申请更多的资金。现在大家都说做纪录片只能开“友情价”。为什么拍纪录片的收入一定就比较少？我们觉得这个局面应该被改变。你应该去创造一个环境，拍片就该有合理的预算。制片、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后制人员……不可能每个人永远都在做义务性的劳动，这样子要怎么样生活？所以其实我除了创作，还很希望改变台湾的环境。
谷雨：台湾有没有委托制作呢？
黄惠侦 ：拿到辅导金之前，公共电视的人一直想说服我接受公视的委托制作，就是他们出120万新台币，片子所有版权归公视。但我觉得这不是120万能够买断的故事。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没有钱我都会做。买断的结果是导演仅仅成为一个代理孕母，这样不对。日本的NHK支付了差不多数目的费用，但没有要全部版权，只是要求几年期间的播映权而已。
如果我真的想要改变台湾的产业情况的话，自己就要做出一个态度。2009年我参加了台北的纪录片工会。工会的目的是想改善纪录片制作的环境，反对渠道出一点点钱，就要拿走全部的权利的做法。我们一直在说服其他的导演要联合起来。除非渠道改善条件，否则我们不会让出作品的权益。不然我们会陷在恶性循环里面。
谷雨：你觉得纪录片的创作和观众的培育哪个更重要呢？
黄惠侦 ：我们对于纪录片的视野还是太狭隘了，以前能看到的片子，要不讲政治议题，要不就是好山好水、生态纪录片、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但纪录片应该有很多的形式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机会接触到。
我们制作这两个片子的过程，在台湾的环境里很多人看来可以算是一帆风顺。当然中间会有辛苦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告诉大家，你有好的团队、有好的创作，就会有好的被看见的机会。我们现在在追求国际认可的时候，会学很多技巧方面的东西，怎么做提案、怎么写企划书，但是我总觉得这没有回到最根本的那件事上，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创作，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不该倒过来事先追求更多的资金，或者在哪里参展。那天记者会，侯导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专心做创作最该做的事，其他的那些他自然就会来。
《日常对话》影评(二)：這是一部金馬影展執行長強烈安利的電影。
這是一部在2016金馬影展上觀眾票選時時高居第一的電影，而在大陸主流的電影網站上卻只有極少數人標記。
第一次聽到這部電影的名字，是在聞天祥老師的課上，他說這部電影很簡單，就是兩個人在家裡聊天，卻非常「猛」，大家一定要去看。
的確，故事的開頭，就是一個dv拍攝的小取景框，取景框裡拍攝者女兒問媽媽，自己結婚了之後她怎麼辦，媽媽本來冷漠的表情，突然迸發出一個詭異的大笑，她說「我去睡公園唄，反正有很多人都睡公園。」然後嘴角往下一撇，再然後，這哭泣的表情被離開替代。
這是一段破碎而冷漠的母女關係。當母親是一位同性戀者，你會作何反應？
不得不承認，這是令人驚訝又尷尬的問題。也是導演即女兒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我記得在前面的一個鏡頭中精準的捕捉到了這一個細節。起初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單純記錄母女關係的電影，片中說到，媽媽在外面打牌、交友的時間總是顯得比在家時快樂。鏡頭裡是媽媽在公園裡跟一群年齡相仿的老阿姨們吃飯，她夾起一塊涼拌過的黃瓜，吃了一半，另一半放進了旁邊一個化了妝的老阿姨的碗中。
台灣的電影院是可以自帶不散發味道的零食進場的，我當時一邊吃著鳳梨，一邊開玩笑地跟旁邊的同學耳語——「哇，她媽不會是拉拉吧？」
沒想到被我猜中了。對我來說，我只是一個如觀眾般的看客心態，但這件事無論放在誰身上，都是一個略顯沈重的議題。
有趣的是，後面紀錄片採訪了媽媽的三位女朋友，她們長得都算的上有幾分姿色。有人提起，仍展現出害羞的少女神情，有些眼神中卻散發著恨意與被傷害過的悲傷。甚至還有人說，你媽媽的床上功夫很好，所以她才能交到這麼多女朋友。女兒又在拍攝的時候問媽媽，妳交過幾個女朋友？媽媽猶豫再三，還是招了——大概十幾個吧。
看這部紀錄片真是一秒都不覺得無聊，因為分分鐘都被嚇到。在家裡沈默、冷漠、神情凌厲的媽媽，在外面原來是一個如此風流的女人，好看的女人都能被她追到。放映到這裡，全場都在大笑，女兒在對這些阿姨發問的時候也帶著笑意，而她後來卻說，我其實心裡一直很難過。能面對這些事情，大概本身就需要非常大的勇氣了。
之所以會有女兒的出生，說明媽媽也曾結過婚。那是一段太過慘痛的回憶，直到這部紀錄片被拍攝，她們才敢再次正視這個問題。
上一代的「形婚」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問題，此時，媽媽與女兒端坐在餐桌的兩邊，是座位能形成的最遙遠的距離。對於女兒的一些質問，媽媽答不出來，長久的沈默之後，憋出一句——「我知道妳一直很討厭我！」
女兒哭了。女兒說：「我覺得妳也討厭我。要不然妳怎麼會讓我跟爸爸睡一個房間，你跟妹妹睡一個房間。你知道我為什麼後半夜都會偷偷溜回來嗎？你為什麼從來不問我？爸爸會讓我摸他那裡，有時還讓我用嘴巴，我不肯。」
媽媽面對如斯真相，像之前一樣地沈默，臉卻憋得漲紅。
後來她們從爸爸家裡逃了出來，有人告訴他們，爸爸曾經拿著刀找她們，揚言要把他們殺掉。不久後，他在房間裡自殺了。
女兒後來說：「有些話，不拍紀錄片，我永遠無法跟你說。」
導演說這部紀錄片大概有16t的素材，是從1998年拍攝至今。這是她一直想要拍攝的題材，放映結束後，工作人員說導演會在外面的海報牆進行映後q&a，我當時第一個去到，她孤零零地站在那裡，看著遠方剛從電影院走出來的人群，一瞬間讓我有些心痛。下午在電影系上課，旁邊的同學說他上個星期看完，走出來抱了抱導演。
如果給我一張白紙，然後告訴我一個人經歷了這些事情，請你假象這個人會有的樣子，我肯定會把女兒想像的陰暗又古怪。而此刻站在面前的導演，卻溫柔而堅強。
影片中還捕捉到了許多非常有趣的細節，如，女兒採訪媽媽的兄弟姐妹以及親戚，她問到「妳知道她是同性戀嗎？」這群來自鄉村的老人們都面色大變，卻強裝鎮定的樣子，讓全場哄堂大笑。但對於這樣涉及隱私的問題，能不能問，另作討論。
面對鏡頭時，媽媽已經是無拘無束的狀態，但當這群農村親戚第一次接受採訪，在鏡頭前一次排開，立正站好的樣子，也讓我笑得停不下來。這種記錄到的「不真實」，也非常可愛。
影院裡時而哄堂大笑，時而安靜得窒息。對於節奏的掌控，剪輯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對於這部電影，它的視聽語言幾乎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常常都是腳架架著攝像機，鏡頭就這麼靜靜地對著媽媽。而它的內容卻已經足夠飽滿。
這是一部比劇情片還要精彩的紀錄片，目前還無上院線的計畫。但在跟導演聊天時，一位新加坡影展的策展人就直接遞給導演名片，並且邀請她去參展。相信這部電影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和看到。
影片最後，女兒讓她的女兒跑去問阿嬤：「妳愛我嗎？」
第一次，媽媽說「你這麼醜我才不要愛妳。」
小女兒直接被嚇跑。
第二次，小女兒再問：「妳愛我嗎？」
阿嬤說「妳愛我嗎？妳愛我的話，我也愛妳。」
小女兒跑到她的媽媽身邊，說「阿嬤都聽不懂我說的話！」
第三次，導演又讓女兒去問，小女兒問「阿嬤阿嬤，妳愛我嗎？」
媽媽說：「我愛妳。」
原文發表於自媒體公眾號：迷走（doveblablah）
《日常对话》影评(三)：日常对话：我与母亲虽近仍远的心理距离
“Documentary is about someone else, fiction is about me.”
“纪录片关于他人，而故事片则关于自我”
这是引自戈达尔对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不同描述，也是多年以来纪录片在大多数人心中所成形的固有印象：它的表现对象可以是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物传记，可以是一场历史事件，也可以只是一碗挂面的制作过程。纪录片之所以留下不夹带私人感情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定义的先入为主。而纪录片难道不可以私人化吗？从他人到自我，这中间所需要逾越的障碍是什么？
纪录片与故事片本并不是遵照真实和虚构归类的那般泾渭分明。纪录片并是简单粗暴地将真实进行拼接，故事片也并不意味着不真实。事实上，两者之间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无论是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在面对素材是都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只是与故事片制造影像的再现和重塑，纪录片的记录方式不被容许有太多虚构的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进入真实，在拍摄、剪辑和拼贴的过程中重新编排叙事链。于是当一部电影承载许多私人化的情感和思想之后，故事片的作者还可以遮遮掩掩将自己隐藏在浮夸想象和润色修饰的掩护之下，以一种蜿蜒曲折的方式抵达观众，和乐于将电影与导演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玩捉迷藏游戏，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无畏的态度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袒露在观众面前。
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就是这样一部私人化的纪录片，它的镜头对准创作者的母亲、对准母亲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段落。黄惠侦在一段段与母亲、家人、母亲的前女友们的对话中试图抽丝剥茧出一个在她心中成谜的母亲。
你知道妈妈是个同性恋吗？
母亲阿女在前夫、女儿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情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更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看戏、赌博和玩乐，这样一面的她似乎更加快乐自在。对于母亲，黄惠侦总是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消散，反而越发鲜明。
阿女是一个被认为是“T”的女同性恋者。T的说法，最早来自台湾的女同志运动。在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台湾，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阿女所出生的台南家乡就是连家族墓碑上不允许出现女性名字的传统农村。最早浮出水面的女同志，是一些举止打扮甚至思维都非常男性化的女性。这些人，自称为T。T是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本来并不只是用于形容女同志，但是T被台湾同志用来指代那些男性化的，或者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志（也就是“显性的”女同志），并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黄惠侦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儿时童言无忌的外甥女因为阿女打扮过于男性化而提出性别质疑：“阿嬷到底是男还是女？”、“阿嬷从来不穿裙子，但是女孩子都穿裙子。”黄惠侦本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她坦言小时候曾因为母亲的性取向而感到可耻，因为她所接触到的社会不理解更不包容阿女这样的人。而当她向阿女仍生活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询问是否知情时，他们大多露出冷淡而麻木的表情，继而否认、回避甚至是听而不闻。现如今儿孙一辈已经可以接受并且支持性少数群体，然而阿女出身的台南传统文化对于她女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不解和忽视。
而另一个曾经让黄惠侦感到蒙羞的是母亲的职业——她是葬礼上表演“牵亡阵”的艺人。黄惠侦和妹妹从六岁起就跟随母亲一同演出，因为无能的父亲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她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而每天在送葬队伍里赚钱糊口。她在20岁时就逃离了这份职业。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从业者向来是中国人觉得晦气也看大不起的人群，更不用说像阿女这样在葬礼上进行表演的艺人。在丧葬习俗占据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阿女这样的“牵亡人”因为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执念而有了经济收入和存在的理由，但却不得不处于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话语之外。
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送葬艺人，阿女既不被传统社会所认可，也被现代社会所远远抛下，误解、歧视和贬低树立起一道无形高墙，将她阻挡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圈禁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提及女同性恋，阿女在回答女儿问题时却有些满不在乎：“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潜台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苦难时隐忍和压抑的脾性，也透视出性少数群体在台湾曾多年被贬斥、被隐形、被边缘化的生活现状。
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在阿女周围筑起高墙，大约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她也在自己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阻隔开那个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甚少感情流露的母亲和社交圈子里判若两人、容光焕发的阿女。
你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怎样的情人？
尽管阿女可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传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她不得不走入婚姻生儿育女。阿女的前夫是个无能而暴躁的酒鬼，她在这段婚姻中常常遭到殴打，因此在黄惠侦十岁时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躲藏起来。在这之后阿女也开始交往女朋友，这是女儿们知之甚少的另一面。
在几位女朋友描述里，阿女是个喜欢漂亮的姑娘、主动大方、而且温柔体贴的伴侣，但也十分地不可靠：
“阿女心情好的时候喊我宝贝！宝贝！但没心情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
“她知道我喜欢看戏，追我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歌仔戏。”
“我前夫常常打我，但阿女对我很好，甚至会帮我洗内衣。”
“她送过我一个玉镯，我曾经带在手上十几年。”
“我以前想和她一起存钱买房，但阿女总是很快就把钱给散光了。”
在与母亲前任情人们的对话中，黄惠侦更是惊讶地发现阿女竟编织出一套关于婚姻和女儿的谎言。她谎称自己结了一周的婚就受不了丈夫而离婚，谎称黄惠侦和她妹妹都不是亲生而是领养的。这套大家在孩提时经常听到大人拿来当玩笑的说辞，在成年后的黄惠侦听来却是格外的刺耳和痛心，阿女看待过去的方式将她和妹妹的出生圈划在一段被埋葬的记忆里。
这段婚姻既不能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保障她生存的基本条件，甚至还常常受到前夫的拳脚相向。事实上阿女并没能在一周内解脱，而是忍耐了十几年才从中逃脱，她也没有以离婚为手段，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东躲西藏。因为喜欢女性和自己的“男子气概”，阿女对于前夫的家暴感到羞耻，她试图抹消掉那段失败的婚姻记忆，进而否定自己曾经的妻子身份也否定自己生下孩子的事实，而在情人面前建构起一个勇于抗争、叛逃婚姻的果敢形象。
你知道爸爸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采访家庭成员和母亲的前女友是在探究他人记忆中的阿女，黄惠侦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时还缺少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打开她身上最后谜团的钥匙则在于母亲自己。当纪录片镜头对准餐桌旁的母女二人时，她将这些问题直接抛向阿女。她想要问她对家人为何如此冷淡疏离，她是如何看待她的家庭和子女，她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
与母亲的对话并不总是通畅，阿女并不是一个健谈的采访对象，尤其被问及关于自身的问题时，她常常沉默不语，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接说：“别拍了”、“我说不下去”，继而离开镜头的直视。然而黄惠侦明白，母亲拒绝沟通是一种自我保护，封闭感情的自卫和下意识的逃离让她可以暂时回避那些痛苦记忆，麻痹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自己和亲人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黄惠侦自己都无法从回忆中的阴暗角落得到解脱，那些经年累月的误解和失语只会成为割裂亲情的利刃。
黄惠侦告诉母亲多年以来她的困惑和不解，以试图撬开母亲封闭外壳上的一个口子。她向阿女诉说年幼时发现自己在父亲床上醒来时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和母亲和妹妹睡在一起，她隐约觉得母亲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她产生疏离的隔阂。黄惠侦想让母亲知道，她既是父亲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也因母亲对往事的回避和否定而备受煎熬。虽然她在十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逃离家庭，虽然父亲早就自杀身亡，但她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灵魂里都有一部分被关在了10岁前和父亲同住的小屋里，不见天日。
黄惠侦向母亲倾诉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得到母亲关于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告诉母亲，是时候揭开遮掩伤痛的障眼法，将那段记忆进行超度。
阿嬷你爱我吗？
在电影的结尾，黄惠侦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阿女嬉笑打闹，不断问她：“阿嬷你爱我吗？天真烂漫的孩童可以脱口而出的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却是如鲠在喉那般的艰难。
黄惠侦想探究的，也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母亲是否真的爱我？她向母亲表达了她的爱，她告诉阿女因为亲情，所以她最终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替她偿还债务。但阿女在对话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她依旧不声不响为家人做好早午餐，然后出门和朋友们度过一天。当黄惠侦哭泣时，已经离开房间的阿女又默默回到桌旁，镜头记录下她缓缓伸出手向黄惠侦递出一张纸巾。黄惠侦并不能从阿女口中获得想要的答案，在镜头和访谈拼凑出母亲的图像时，最后一块拼图的钥匙也许就在阿女的沉默无言中。
《日常对话》影评(四)：《日常對話》─ 私人絮語下的溫柔印記
《日常對話》─ 私人絮語下的溫柔印記
甫於今年榮獲柏林泰迪熊獎紀錄片的《日常對話》，繼去年帶著短片版《我和我的T媽媽》，成為各大台灣影展的常客後，也入圍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雖實為「日常」，也實為「私影像」的紀錄，但從中卻帶著導演黃惠偵私人情感的寄託，她不懼接受鏡頭下的凝視，反而勇於與媽媽提起過往，進而轉為自我反思的辯證詰問。同身為導演的她，不再只是鏡頭背後的人，而是願意走進鏡頭內，溫柔地剝開潛藏在傷痕下的心結。
「這麼多年了，我們卻都不認識彼此。」
在說起長片《日常對話》前，勢必要回溯它的短片版《我和我的T媽媽》。讓人驚嘆的是，同樣素材下卻能剪出不同意涵和敘事手法。即使利用相同問句開頭，進行關於「我是誰」的哲學思辨，但在《我和我的T媽媽》裡，透過李念修的剪輯下，反是從一個對媽媽陌生的角度開始出發。
與《日常對話》極為不同的是，《我和我的T媽媽》所產生的個人主體性較為確切，也就是「我」字的核心延伸，以「女兒」黃惠偵的作者角度去認識「母親」的家庭謎樣／同志生活。至此你很少在短片中發現導演出現於鏡頭內，她多數為影像背後「凝視」的人，也就是女兒觀看母親的視角。而影片做為敘述的主軸，則以母親職業「牽亡人」的牽亡程序，進行「招魂」、「超渡」、「入土」三個步驟，從喚起母親的同性情感、揭開母女對於父親的情結，直至將瘡疤解開，讓你我重新開始認識彼此。《我和我的T媽媽》相反像是女兒給予母親的一封情書，透過女兒中心立場的闡述，探究母親的過往，也連結自身難以跨過的心崁，隨之結合成一場牽亡儀式。
如對比起《我和我的T媽媽》，此片或許更像是近年華語反省式紀錄片的趨勢，不論從李念修的《河北臺北》、吳文光的《調查父親》到廖克發的《不即不離》，作為對上輩親人的謎樣，至此挖掘出一個未知的時空背景，回過頭串連起對自身所帶來的影響。當然，上述幾部也都是從「我」的主體性出發，因為有一個「疑惑」的破口，它可以是戰爭的打壓、故鄉的思念、或是缺乏愛意的思緒，而匯聚成一部帶有自我情感的論文式「私」電影。
不過來到長片版《日常對話》，在林婉玉剪接下，似乎就打破了短片的「我」的主體性，而回歸到「對話」。所謂「對話」的涵義，如拿取該場餐桌之戲，它就能讓母女不再是《我和我的T媽媽》的主與客問答，而換做是平等間的對話家常。儼然媽媽也不再只是一個論文式的指向對象，而是將女兒與媽媽都化為需要被解惑的對等角色。
所以與《我和我的T媽媽》對壘下，黃惠偵於《日常對話》的角色不再是個「觀察者」，反倒成了「中介者」。私人思緒與疑惑雖然仍在，但更多的是她走入了鏡頭，帶著女兒與母親並肩而行，更連接起一份教育及家庭的傳承。不單僅是自我性的尋找答案，相反她把這段私人絮語，化作回歸家庭的溫柔印記。我們更多從《日常對話》聽到的是黃惠偵對於自身記憶的闡述，在實地走訪探視和日常生活的推進下，也更多是她對於「母親」這角色的理解，不論是「T媽媽」到「女兒」，或是自己身為母親後，該如何撫育下一代，甚至讓女兒理解外婆的同志身分。從《我和我的T媽媽》到《日常對話》，所延展的不只是影片的長度、核心的轉換，反是將兩人間的密話，延伸為家族的整體性。
《日常對話》之所以「難」，絕對是相對於「日常」的難，如何脫口心中塵封的陰影，又如何在鏡頭下赤裸地佈公，雖名為「日常」，但也就是因為「日常」，更無法想像下一句所帶來的衝擊。如母親所言「我知道你不愛我」的先聲奪人，抑或當女兒拋出童年的創傷過往，它不再像是《沉默一瞬》一種加害者與被害者間陌生人的攻防之戰，《日常對話》所面臨是餐桌兩端更直接的「互相」傷害，欲想化解多年的瘡疤，卻又害怕聽到真實的答案，最終不會有一方得意的倖存者，而是讓彼此思索親緣間的對等關係，凝視著對方，形而成另一種和解與救贖。
至此《日常對話》其實更像是香妲‧艾克曼紀錄自己母親的《非家庭電影》，以日常生活對話碎片，組織成一段對自己、對家庭的雙向絮語。同樣都是家庭男性的缺席，《非家庭電影》則透過母女間餐桌上的閒話家常，從自身趣聞聊到過去經歷，進而直面到二戰歷史，談起家庭從波蘭到比利時的過往，猶太人與納粹間的仇視。相互呼應的是，香妲‧艾克曼也因家庭因素在童年中斷了學業。
如《日常對話》是個和解的圓滿，《非家庭電影》則是充滿了時間的遺憾，影片縮短時間的漫長性，雖一次次探視母親，卻隨著影片結束、母親逝去後才意識到「家」的解散。因工作繁忙而疏於和母親聊起更多的自己，也許是生活，也許是那些尚未化解的心結。它們雖都赤裸地探視家庭的角落、挖掘出彼此的心傷，但也進而從影像上的拼湊上，重新解構個人過往的堆壘，再次組織一個家庭的全貌。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讓我們重新來過吧！」
從《我和我的T媽媽》到《日常對話》，不僅讓觀者見識剪接的魔力，從個人本位延伸至家庭的全觀。儼然它已不再是一部私影像，而是一部具有宏觀的紀錄片可以反映個人，可以對應舊時代的轉變，甚至更可擺至面臨到相同情況的家庭中。
《日常對話》最難的或許不是「拍」這件事，而是如何「說」出口，它雖聽／看似殘忍，卻無疑是一次賭下自我的勇氣之舉。
文章：https://goo.gl/Y2k8Zz
《日常对话》影评(五)：我为导演新书《我和的T妈妈》推荐序
2017年4月15日，我和一群网友赞助电影放映，包下整场电影厅，全场泪眼直流。电影结束后，导演和前场观众对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惠侦导演本人。她非常瘦小但是气质高雅，你绝对想像不到她从小成长工作的环境。
2017年9月25日，她自己写出文字版《我和的T妈妈》。受出版社邀请，我为这本书写推荐序。这部电影或许不太容易看得到。但是书可能有机会见得，略微弥补看不到电影的遗憾。
以下是推荐序全文：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历史
像大部份人一样，我是因为《日常对话》才知道黄惠侦导演。但是这样的纪录片，或是说这样的真实故事，我可是等了半个世纪。
我是爱看电影的五年级女同志。九○年代末期随着网路普及，对拉子主题影视愈来愈能全部抓住，不，应该是说全神贯注。这一路下来少说有二十年了。拉子社群里什么国家的电影都有人讨论，堪称是极具国际视野的观众群。台湾的女同志影视不算少，但是细腻深厚的作品并不多见。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种说不上来的遗憾，载浮载沉。
直到二○○七年《刺青》获得泰迪熊奖最佳影片，终于达到台湾女同影片第一个高峰，但是整整十年后才由《日常对话》拿下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当别人的电影产业都在飞快进步，《日常对话》得用更大的步伐得到肯定。
《日常对话》早已超越同志主题的框架，不只是描述困难的家庭关系，也从她们身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时代演变。电影受限于拍摄素材，银幕上很难呈现全貌，然而在平稳沉静的字里行间，可怕的传统社会欺凌女性的场景，令我格外愤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真的严重腐蚀人心，别说是过去式，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听到闽南家庭的女儿不能获得遗产，或是怀了女婴的媳妇得不到婆家谅解。
书里的阿女一登场，提到她父亲就是不给两个姐姐上学念书，而是勉为其难才让阿女念小学。她父亲一向只给男孩零用钱，女孩只有家务和农活。
转到阿源的家庭。屈指可数的记忆透露，作者小时候回到父亲老家过年，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抱着孙女道别。阿女的解释尤其感伤，因为孙女不能传承姓氏，爷爷根本不在乎。
这两段场景，表面上是形容外在压力，真正心酸的是出自阿女的解释。明明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好像也潜移默化成内心制约。或许这能解释阿女和书中好几个受到家暴的妇女，常常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会逃离家庭。
其实男性也躲不掉重男轻女的毒害。当男性觉得可以完全宰制家中女性，就会轻易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找到代罪羔羊，诱发人性最坏的一面，终至自我毁灭。我猜想酗酒只是阿源逃避的手段，但是他没有办法“逃离家庭”，只好自杀逃离自己。
有些段落让我联想到其他女同作品，可能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阅读乐趣。例如阿女的第一位女朋友是野台戏的俊美小生，似曾相识的情节出现在凌烟的《失声画眉》、Sarah Waters的Tipping The Velvet，还有以宝琢歌剧团为题的纪录片《梦幻女孩》。
书中提到作者小时候不明原因地特别讨厌父亲穿着黄色的内裤。这段创伤的历史在电影和书中有不同的纠结方式。书里因为这个“黄色”产生另一种色彩心理学的意义。在Sarah Waters另一部作品Fingersmith，初期主角Maud与Sue共进下午茶，大小姐认为女仆是坏人，把三个鸡蛋都推给对方，自己连手套沾蛋黄渍都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黄色常象征邪恶，就像鳄鱼的黄眼睛。
最后，看完电影和书，我有个疑问始终没有找到答案。黄惠侦导演后来是如何克服困境，反转悲情？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段落的closure，在她到达定论之前，经历了多少事情？我相信会是另一个精采而且发人深省的故事。
二○一七年四月十五日，我号召社群网友一起赞助《日常对话》映演。电影的尾声，一向面无表情的阿女会抱着外孙女，还会回应我爱你。也仿佛所有不擅表达的家庭都能在此刻大和解。
我在映后Q&A尾声，在前台代表所有观众拥抱这位瘦小但是充满求生能量的姐妹，直接用行动表达敬佩之意。这本书则像是电影映后Q&A的三天三夜加长版，不只可以清楚电影不及表达之处，还能把书靠在心上，学着《三个傻瓜》轻敲着胸口，让人再次充满无比的勇气面对人生的考验。
ISBN：978957328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