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斌：我工作，我写诗
黄斌，1968年出生于湖北赤壁市，现居武汉。1993年获《诗神》全国诗歌大奖赛一等奖。2005年与武汉一些诗友合作，编辑诗性文化读本《象形》。诗作散见于《诗刊》《天涯》《诗歌月刊》等刊物及诗歌选本。出版诗集《黄斌诗选》（2010），随笔集《老拍的言说》（2016）。
我 工 作，我 写 诗
黄斌
还在读高二的时候，那是1984年，我就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诗歌习作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才华出众，而是得益于父亲的关爱。父亲给我找了两个诗歌老师，诗人叶文福和饶庆年。他们给我改稿，教我如何写诗。另外，我自己还敲开过诗人梁必文的房门，请他给我改过诗。他们怎么改的，现在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蒲圻的诗风很盛，在蒲纺开过《诗刊》的“青春诗会”；《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如韩作荣等，也在蒲纺和蒲圻市里开过诗歌讲座。1985年的时候，蒲圻楚剧团里，还办过一次“赤壁诗会”。那时不到16岁的我，以一首《我故乡拉板车的父亲》的长诗，上台摇晃着身体朗诵，竟得了一等奖；后来上了大学，还能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文艺节目中听到；诗歌好像是著名的播音员陈亮朗诵的。我一直记得他的嗓音。另外，当时还有龚卫民、范超、肖剑华、宋星珍等一些同样写诗的同学，我们时时聚在龚卫民家谈诗，或者读诗。这是我和诗歌最早的相遇。
1986年上了武汉大学，我读的是新闻系，遇到的写诗的人更多了。大学里社团多，被人随便一拉，就入了伙。我记得军训回来，参加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一二·九”诗歌大赛，因为是临时才被通知，就直接去了，被主持人点了名字，就走上台，背诵我的另一首诗《梦李白》，是高三时写的。在台上，我看到台下的一排评委在一起翻打印诗稿，但我当时并没有准备打印稿，只能直接背。我一边背，一边看到他们后来都放弃了寻找，就安坐着听了，没想到的是，还得了两个一等奖中的第二名。我还记得发奖品的时候，又上了台，评委们上台和我们一一握手，奖品是一个通电后能发光的玻璃制品，像个小鱼缸，我回学校后，就送到女生宿舍了。
武汉大学当时很自由，很多课学生可以不上，老师也不怎么管。我读的虽然是新闻系，四年下来，算算在哲学系上的课最多。这些老师都是一代大儒，如陈修斋、肖箑父、刘纲纪、邓晓芒、郭齐勇等。还记得听过台湾学者傅伟勋的“创造的阐释学”讲座。这算是难得的缘分了。社团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了所谓“珞珈诗派”，成员有七个人，如李少君、洪烛等。诗歌活动参加了很多，如武汉大学的樱花诗会，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南财大的、中南民院的等等。当时在诗学上，我更认同湖北大学的诗友张良明、沉河、周雪菲一些，在一起还利用当时的《武汉青年报》搞过诗歌专版什么的。现在想来，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只要开口，都可以是诗的。我还记得87级的一个小师妹，随便写一首诗，都有好句，比如这样的句子——她在自己的体香中迷路。
于我，诗歌就是一种习得，像一门技术，曾经学习过，操练过，也没有被认真反思过，如果灵感来了，就写下来。但那时钱省有一句话影响了我。我记得一次我们并排在湖大宿舍里一起上厕所，钱省在边上说，写诗不能太书卷气，就像屙C，要有屙C的快感。
大学毕业后，诗歌的名誉，好像一夜之间变坏了。比如听到有人说，在街上随便扔出一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写诗的。1992年后，在媒体上班，也听到同事开玩笑，说，如果说谁是诗人，那是骂人的话。
可能我是一个真正迟钝的人。到了媒体上班以后，我做的是一种很另类的事情——版面编辑——上夜班，给报纸画版，或者像诗人黄灿然一样，编辑国内国际的时事。我大学毕业后，本分配在一所大专的党委宣传部编校报，可能是当时年轻，觉得太过轻闲。校报一月两期，除了安排稿子，就是跑印厂，给学生家长寄报纸，太闲了。平常没事，就是睡觉、写毛笔字、下围棋。
到了媒体上班，才真的让人充实起来。在那个时候，报纸刚开始激光照排，可以听到很多老编辑讲铅排时代的故事。日常上班，一般是晚上九点半上班，在四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一边通过办公室顶部挖出的一个洞，接收顶楼电台里用绳子扯下来的一卷卷来自新华社的电稿（是针孔打印机打的，电稿两端，都有针孔）。一边读，一边用毛笔醮红墨水，在上面删稿。有时要组合稿件，就用浆糊，把稿子拼接起来，真是剪刀加浆糊了。把稿子改好了，就拿一张版样纸，版样纸和报纸一样大，上面全是八栏的空格，小五号字的方空格，然后就用铅笔和版样尺，在上面画，给标题定栏区，标明字号，如标宋特大号、或大黑小一号什么的。画版的版样尺都是定做的，听说要花大几十块钱。左手转着版样尺，右手拿着铅笔和毛笔，在纸上画着。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左手转动版样尺时那种独特的手感。媒体责任重，在出版环节，更是如此。我听老编辑说，以前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因为报纸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发得版位偏低，酿成重大政治错误，结果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一起下台。还听说某个小编辑因为发了自己的文章，一高兴，把自己的名字用了小二号字体，被开除。当时在新闻版上，只有国家领导人这样的级别，才能把名字在新闻副题或署名文章中用小二号字。
上夜班无疑是辛苦的，一般要到凌晨两点左右才下班。但夜班也是快乐的。一般是，版样画好了，坐在拼版工人边上，看他们把大样拼出来，就到晚上十二点左右了。大样出来以后，看看没事，就交给值班主任，等签字。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夜班食堂吃宵夜。当时都发餐票或发夜餐补贴，吃一碗粉或者面条；有时食堂的师傅还做锅贴饺，看到煎饺在油锅里响着，食欲一下子就上来了；如果想喝酒，就可以简单炒两个小菜，包菜、青椒肉丝加花生米，就可以喝二两了。吃饱喝足，回到办公室，值班主任已经把大样看了，并签了字，再看看顶楼的洞里有没有用绳子递下来的新电稿，如果有，就再看看，决定是否换搞。如果没什么，就直接给校对清样。下班前，还要看一看新华社的关机通知，如果没有改稿或者新稿，就可以下班了。
从1992年年底到2001年，我的每一个夜班，就这么过了。我感觉最深的，是在下班的路上，一边释放着多少有点劳累的身体，一边想着今天有没有可能出错，或者哪个新闻的标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走着走着，有时偶一抬头，看到头顶的月亮，安静地播撒着它的清辉，突然感到一种清冽的美，有时甚至眼中会涌出泪水。我想，不管我们人在做什么，负载着多大的压力，都不能改变天上的明月的这种普照。这，可能就是永恒了吧。自然的伟大，就像空气，给人的允诺，都是不要求回报的，它从来只给，任何时候只是展现自身，没有惩罚，没有追究，有一种博大的无私。
上夜班的这段时间，我仍然写诗，也写毛笔字。1994年的时候，我把大学毕业后断断续续写成的《追问的十四行》组诗，选了六首，用了一个笔名，寄给了《诗神》杂志举办的全国诗歌大赛，没想到也得了一等奖。
自从我学会了写诗，不管是在哪里，身边都有写诗的朋友。虽说诗歌在大众的眼中，越来越是一个笑柄，但我和我的朋友，好像并无知觉，也没有愤懑，似觉得现代新诗的这种公共形象，在我们几个人的交往中，作用不大，我们仍然是一群爱着诗的人。这一段时间里，沉河的诗，是我们评论和阅读最多的。他当时在古田二路的四十三中当语文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天才，有超乎寻常的感性。他的诗脆弱、敏感、疼痛。他比我大半岁，但因为他的写作，我一直把他当成了弟弟，好像有责任鼓励和安慰他，支持他应付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不是太容易应对的日常生活。的确，就像苏格拉底说的，美是难的。对我们来说，生活也是难的。沉河的诗和散文，在这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喷发着，我有时读他的日记本，有时读他打印的诗。钱文亮和夏宏比起我来，更多了一种理论的或者说是美学的视角，他们在沉河的诗和散文中，发现了无力的美和善，还有爱，以及他诗中的敏感和疼痛显现的人文价值。我记得钱文亮在看了沉河的散文《生命》之后，说，这篇文章要进中学教材。后来，没想到这篇文章果然就进了中学教材。
我们在一起谈诗，同时我们也热爱思想。我们几个人，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都成了哲学家张志扬先生的校外弟子，接近一种在现在被称为现象学的学问。我们读张老师的书，讨论“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讨论“汉语在言说苦难的时候为何失重”，以及“偶在的偶性”；就像讨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伊壁鸠鲁的单子是弯着下降的。在我，是读过不少哲学书的，从欧陆理性主义到英美分析哲学，一直作为一种知识在学习。但如果没有张老师，我的这些阅读，是没有血肉的，和生活是关联不起来的。我庆幸的是，我的朋友钱文亮、沉河、夏宏，都以一种兴奋在感受张老师的哲学，这，也让我无比兴奋。
思与诗，可以说是我九十年代的关键词。
1995年以后，我继续上我的夜班，同时还和尹卫华等朋友一起做《声样》民刊。工作和诗歌，在一起交错着。1997年底，李少君出于对朋友关爱之义，在他主编的《天涯》杂志上发了我的两首诗，感觉很温暖。
还有宇龙，我一直很少提及，是一种隐痛。当余笑忠1995年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后来还一起很时尚地用上了电子邮件，交谈诗歌，还打算一起出诗集。2001年以后，我从报纸调到网站上班，我记得正在一个上班的时间，余笑忠告诉了我宇龙的死。我对宇龙的祭奠，是和余笑忠一起起草了一个文本，谈诗人之死。
生活就是残酷的，是残酷的美。所以，我有时躲在禅宗里，向空无讨生活。还发现了庄子。庄子的伟大，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想理你的时候，庄子这个时候就站在你身边，给你生活下去的支持。
做网站的时候，我仍然写诗，一直写到现在。
这期间，我的母亲去世，然后父亲去世。对一个无父无母的人来说，日常生活无疑孤独了很多，就像河流，突然没有了上游，中断了。父母的去世，让我感受到生活中最大的疼痛。我的迟钝，一直让我觉得父母是不可能死的。他们是我生命的缔造者，是爱和温暖的源泉。但他们的相继因病去世，让我觉得生活更残酷。我在悲痛中问自己，为什么生活让你亲眼看到死，为什么爱会被突然中断？在父母的死中，我才发现自己的眼泪是多的，不仅是热的，还是有重量的。在生活中流泪，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在父母的死中，悲痛，让我发现，人生中，眼泪有它们最重的时候，最烫的时候。
我本可以不写诗的，是父亲要培养我，想来他是要履行做父亲的责任，让儿女成才吧。
自从我接触到庄子，或者自以为理解了庄子，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过尔尔。所以，庄子和骷髅的对话，有让人一醒的感觉。在这个层面上，诗歌，能算什么？
但我还活着，我和我的父母一样，要成家，要生儿育女。就像薪尽火传，要把生命的火种，传下去，爱，也要传下去。生活是最朴素的指令。
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汉字。
现在我认为，最大的思想，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比如孔子或老子。汉字，才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孔子和老子，必须用汉字写出他们的思想。如老子提出道，他这提出的道，在现在那种叫做“中国哲学史”的学问中，应该是最高的范畴了，但这道，不过只是一个字而已，在老子本人，也是“强字之”，勉强而为的意思。也许他有更伟大或更深刻的思想和智慧，但在他个人，他除了写字，无法记录和表达。汉字的演变，在我，就像是父母之爱式的演变。就像我自己，只有经由父母，才能拥有生命，只有在汉语和汉字之中，我才能思想，才能表达生活的感受。
我庆幸的是，汉字是象形的。汉字，是一种生活中的看见，有生命的看见。
我想，或许恰是因为这种看见，我们的生命，就都没有离开，除了个体的死，是必须离开的。
因这种体验，我回到了汉字的“象”，正是人和人、和自然相望的这种表象活动，允诺了我们所有的可能。
诗歌，不过是这种表象活动的分泌物之一罢了。
所以，我仍能继续写诗，哪怕它已经僵死，成为被大众唾弃的艺术。
现在，我知道了自己写的是现代的汉语新诗——一种并不成熟的艺术。
还有，因为个人无法通约的生活经历，在诗里，我不孤独。
生，我认为就是恶的。是生，就要成长，要攫取。就像恩格斯说的，恶，才是推动的力量。还有赫拉克利特也说，只有干燥的灵魂是高贵的，当它一旦变湿，就粗浊了。
这，都不过是进行时态的现实。
荷尔德林估计就是这么发疯的吧！他说——人充满劳作，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生活的确就是这么美的，这么诗意的。
我因这样的感受，写过一首《惊讶》。生活的诗意，在你任何感受到它的时候。
工作和诗，想来也不过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偶然拎起来的一对映照，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被谈及。
我工作和我写诗，这几个字排列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有了对比，其实不过偶然如此而已。
只是在生活之中，有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
在此，我突然想到，还是沉河随性说出的话，最能动人。他说——
善，是最高的道德。
爱，是惟一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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