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裂缝，仍有阳光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却越来越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呢？最近心情痛苦到了极点。舅舅在北京住院，表弟对我说，医生已经毫无隐瞒地将实情告诉了舅舅。不做手术，三个月；做了手术，也只能维持一年。来医院太迟了，晚期。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么脆弱。我的心如跌进了万丈深渊，连呼吸都疼痛起来。
读书时代喜欢赖在舅舅家。他的家是我的第二个港湾。那里有黏着我处处照顾我的表弟，有疼我爱我的外婆，至于舅舅，亲戚家小孩都怕他，我却不怕。舅舅爱读书，喜欢聪明的小孩，我读书时一直很乖很努力，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疼爱我。
青少年时光的三分之一在家，三分之一在学校，剩下的三分之一就是在舅舅家。舅舅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他对我的影响不比父亲小。
先生说：“生老病死，谁也无法控制，再难舍，自己也要好好活下去。”我忍着压抑，踏上了教育行走的路。
同去的姐妹，估计谁也没有发现我沮丧沉闷的心情。去宁波的快客很慢很慢，我一直单独坐在前面，我想看前面的风景，我觉得自己呼吸困难，害怕自己的情绪一不小心会流露出来。前两天在宿舍，我微笑着和室友聊天，总是在低头的刹那，眼泪簌簌往下掉。还好，宿舍里开着空调，窗帘总是半拉着，光线很暗。我偷偷抹掉眼泪，继而昂起头。
那些名字，深深刻在心里。曾桂安，余年初，刘根平，王树举，扈永进，方心田，谢云，傅国涌，李庆明，张文质，孙明霞。如一朵朵出水芙蓉，出淤泥而不染，清新脱俗。生命化教育，他们做到了，他们每个人都绽放出生命里最好的状态。
曾桂安教授从小在海外长大，他说：我九岁妈妈就去世了，十个孩子，最大的病死，最小的送人，我排行老五，最喜欢唱的歌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到新西兰升学的时候，我四个哥哥高中毕业后都工作了，我爸爸是个文盲，只会拿一把剪刀，他坚持我们是中国人，不准我们去读外国人办的学校，我从小交不起学费，我能用母语讲话。没有妈最想妈，离开家最念家，离开国最爱国。
余年初教授说，我出生在一个谁都可以随意欺负的家庭，曾经遍体鳞伤，成长跌跌撞撞，今天的收获都是血色阳光！人家成功靠背景，回首过去我只有心酸的身影。我属猴，是行者的命。
方心田教授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小时候，遇上了文革，记忆里只有父母邻舍的辛苦劳作和全家全村的饥寒交迫，间或夹杂一些骇人的关押批斗场景。以文学青年的身份大学毕业，尔后被看不见的手抛物线一般将我抛进了偏远闭塞的乡村学校里。后来体制外的被抛感和危机感，做边缘人的孤独和自由，弃家别舍收入拮据的苦衷和难堪，一个人出门上路的寂寞无助……
李庆明教授，为了“田园教育”，日夜奔波，崇明岛上留下了多少血汗，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
听张文质老师说他的大学时光，看到了那个因年龄小个子小到处不讨好的愤青，多年的隐忍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像佛一样的张老师。我们说他像母亲，像隔壁奶奶，像姥姥，道尽了他为了教育未来的苦口婆心，道尽了我们对他的信赖！
那位将我带上教育行走的明霞老师，我清楚地记得，她讲的灰色的记忆。
谁的生命没有裂缝呢？不同的是，软弱的人面对裂缝怨天尤人，萎靡不振；坚强的人面对裂缝奋力拼搏，和命运抗争。不同的心态，不一样的结局。我心口沉重的石头终于慢慢卸下来。生命里不是只有阳光雨露，也会有狂风暴雨。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坦然面对，越是要坚持自己的追求，好好活，活出自己的色彩。把生命中的苦难封存起来，那些痛苦的经历必定会化成前行的力量。
扈永进教授坚持要把《最好的教育，先给自己的孩子》，让我们换种思维去对待教育，或许，教育会洞外有天。
谢云老师详细地给我们讲解，教师写作需要学习的技巧和注意事项，他的文章总是能给我理性的思辨，他的刀就是一把解剖人思想的手术刀。看着他的文章，我发现，面对社会现实，我不再轻浮急躁，我会慢慢改变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深刻。
傅国涌教授的讲座，让我看到了“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每一种理想的实现一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傅教授已经做到了。
刘玉峰老师说：我今年54岁，才长大。我想说，有着年轻的心，每天都是18岁。
于丹曾经说：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想说，生命的价值就是在有限的生命力里，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王树举校长说：中国教育有哀鸣、有困顿，有悲观，大家相聚于宁波，就犹如每人一支蜡烛，我们都有光，我们都应该像亚马逊的蝴蝶，掀起飓风，万物皆有裂痕，那是有光照进来的地方。
万物皆有裂痕，个体，家庭，教育，社会，大至世界宇宙。有裂缝的地方，恰恰使阳光能够照进来。生命有长有短，生活中工作中也有许多无法摆脱的魔咒。但是，从此以后，我不再唏嘘，不再颓废；我要用最柔软的心，最坚定的信念，做自己该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一路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