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首位状元的奇人奇事

　　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体制，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个。是创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延续至元、明、清，长达一千三百年历史。进士第一名为之状元。

　　“状”取自“投状”，“元”即为第一，居首之意。唐朝时规定，各州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应试之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的出身履历等亲状，统称为“投状”，也就是报名。考试及格后，礼部将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呈报给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状头。当时只分甲乙等，无状元之名。到武则天天授元年(六九○)首创殿试之例，对礼部的考试再行覆试，这才开始把按成绩排在最前面的称状头或状元。状元之名，自始而起。从唐朝到清朝的一千三百年中，共开科考试七百四十五次，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六百五十三人。

　　一张张状元榜的背后，叙写着无数的传奇故事，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的人生轨迹值得我们去学习思考。

　　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生年不详，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无。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隋朝初立之时，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大举改革落后腐朽的门阀人才选拔制度。孙伏伽就是抓住了这次历史的机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孙伏伽参加科考之后初显身手，就将进士头衔收入囊中。但是对于当年众多的考生而言，考中进士并不等于就此当上了公务员。当时科举考试给获隽者发榜，就像现在举办高等学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一样，只是认可了考生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捧上金饭碗，权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设置“四试三选”的吏部。这一类吏部举办的定期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所以，孙伏伽只得默默走回书房，拨亮黝黑的油灯，继续备考。从斑斓的灯花里，他隐约看到了遥远的家，斑驳的墙壁，屋檐上破旧的草毡，心中顿时升腾起进取的渴望。他的目标是考进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

　　在隋代，科举士人、贵族子弟、军功人员、基层干部等都可以报考大理寺公务员。出身不一样，试卷亦有别，但都要测试“疑案”的处理能力。已有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自然占便宜，但孙伏伽依然凭借自己在“理刑断狱”方面的天赋杀出重围，竞争上岗。

　　在大理寺，孙伏伽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龌龊循默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总之是捧着金饭碗，恣情度流年。目睹此情此景，孙伏伽内心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因为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隋炀帝昏庸无道，隋帝国大厦将倾的隐患；混迹官场、庸碌无为的最终下场，必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王朝中几无立锥之地。于是他决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理政能力，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即便是身处黑暗散乱的隋朝官场，孙伏伽也因为德才兼备而获得提拔，被派往京畿重地万年(今陕西西安)县任法官。孙伏伽在任上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审清了许多陈年大案，也赢得了赫赫政声。(情感倾诉 www.wenzhangba.com)

　　公元618年，隋朝国戚李渊在晋阳易帜，起兵反隋。不日长安即克，唐政府定都于此。孙伏伽顺应时势，投奔到李渊麾下。刚开始，李渊并没有把这个县级法官放在眼里，只是考虑到孙在万年县很有政绩，才顺水推舟，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才干。至于那些早就看不顺眼的官场混混，则全被新皇帝扫地出门。

　　唐朝平定天下后，李渊颁布了大赦令。但是不久之后，李渊又要处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往昔攻打天下时，应该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应该制定法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者陛下自作，须自守之”，这样天下百姓才能相信而畏惧啊。“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自己做事不讲信义，而要天下的人相信你，怎么可能呢？

　　为了汲取隋炀帝拒绝受谏而亡国的教训，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可以指责君王过错，评议朝政得失。众大臣明白，这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所以没人愿意当出头鸟。李渊正扬扬自得于一片赞美声中时，突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区区一介县级法官，居然趁此机会，连上三折，把皇帝近期的失误兜了个底朝天。

　　孙伏伽在奏折中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晋阳不久，就接受了下属献上的猎鹰、琵琶、良弓等物品，还予以重赏。您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前朝的弊风，隋炀帝就是因为“恣其心”而亡国毁身的啊！

　　李渊阅折大愧，赶紧放飞了猎鹰，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诏荡涤前朝弊习，同时表示自己要率先垂范。可没过几天，前线传来了捷报，李渊一高兴，决定在玄武门搞重大庆典。又下旨让太常寺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太常寺卿极欲美化政绩，哄皇帝开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献舞玄武门”的馊点子，可眼下朝廷草创，连演出的服装都甚是匮乏。无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达行政命令，在民间紧急借调妇女裙襦500套。这件事被孙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折：百戏散乐，是隋末淫风，献舞玄武实在有损陛下形象，陛下应当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做到(《论语》中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那么天下兴甚！李渊览折无语，不过稍后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谕：罢庆典。正当唐高祖致力于规范自身行为雅正社会风气之时，孙伏伽又上书提醒他，隋朝亡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因此皇储及诸王身边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李渊抚折大悦，下诏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 曷贻利行之益! 伏伽既怀谅直， 宜处宪司， 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 知朕意焉。”并赏赐锦帛3 0 0 匹。从此， 孙伏伽从一个基层小法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府纪检干部， 正式迈上了平步青云的仕途。

　　就在人们都认为孙伏伽一定会按皇帝的意愿诚言直谏、当好御史时， 孙却做出了一个令众同僚大惑不解的举动— — 他竟以从六品官员的身份， 请求参加唐王朝首次“ 进士试&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