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根基
自古中国的问题，始终与土地有关。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实力强过自己凡多的国民党而最终取得了天下，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适时出台了符合占中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农民利益的土地改革制度，让农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而心甘情愿地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所以说，共产党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天下，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使每个农民获得了生存的根基。有句流传很久的话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唯有土地，方是农民最看重的生存根基。由此延伸到诸多领域，仍离不开土地的问题。
说清朝丧权辱国，而使国家失去了诸多领土，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以大炮、军舰开道的经济侵略。这些都是真实存在且被列入历史的。但就其领土问题，李敖在《蒋介石研究》一书中说道：“清朝在公元1644年入主中原，自明朝政府手中，接收了3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却带来了248万平方公里的“嫁妆”（满洲），入关后积极开疆拓土，努力经营，又增加了内蒙古、外蒙古、台湾、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方，连带满洲在内，总共增加了947。6万平方公里，合计130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藩属部分）。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最大帝国，其实元朝扣除四大汗国，本部不及清朝。
“自清中叶，由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挟着工业革命的余威，进行炮艇外交，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疯狂侵略，自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以迄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清廷总共割让了161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虽然“立足空前”，但却“势难绝后”，比起国民党卖国，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912年清朝覆亡，清廷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的土地面积是1142万平方公里，仍较明朝多出三倍有余。如此说来，清廷不但自明朝手中得到的土地几乎原封不动地交回，而且还“连本带利”交给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更多、更辽阔的土地面积，严格说来，大清王朝绝对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按照李敖的说法，如果抛开负面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仅从土地面积上来说，清廷还扩增了“原有”中华的根基。意中以为，一个国家，在评述领土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并综合其诸多的政治因素。如果把满族与汉族的领土争夺看做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争夺，而出让给西方列强就应该算被侵略而丧失国土，就是一寸土地，也是损失——伤到了根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万不可混为一谈。
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胡适认为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土地问题是五大问题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意中以为然。国家唯有有了领土、人民唯有有了土地，才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建设、发展来摆脱贫穷。
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熊培云说到：“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而在改朝换代的年代里，土地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筹码。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莫不与打破既有土地分配格局有关。而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平均地权既是革命者的最初梦想，也是动员农民拥护并参加革命的集结号。
“1921年中共建立之后，一直以工农同盟为其革命主力。1927年，在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积极组织农民运动的前提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攻克武汉、南京及上海等长江以南地区。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支持。直到抗日前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采以“二五减租”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政策。
“检讨蒋介石政权如何失去在大陆的统治，除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高度重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至少是没有及时推动土地改革。年轻的共产党能够在三十年代前后在赣南建立起红色苏维埃政权，同样在于他们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国民党政府，作为一个精英政府，虽然内部有些人士认识到，必须组织农会以巩固下层基础，尤其要实行“二五减租”，以争取农民支持，但是实际情形是，党内有的主张土改的青年激进分子被以“共产党”之罪名逮捕下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1928年10月颁布《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实施以党治国的所谓“训政时期”，…直到1936年才公布《土地法施行法》，由于未施行土地测量与登记，土地法仍是一纸空文。一方面，自是因为国民党丧失了当年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历史一次次证明，革别人的命不易，革自己的命更是难上加难。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国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其后发生的内战，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很快扭转颓势，反败为胜，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共产党的战时土改政策。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办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然而一年后，这个承诺因内战发生了变化。1946年5月时，内战即将爆发，迫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开始采取激进的土改。据美国学者胡苏珊分析，“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达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胡苏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这就有了1946年5月4日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一年之内，即完成了老解放区和东北新区的土改，使解放区近亿农民获得土地。”…毛泽东的结论是，“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的进攻。”…李炜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腐败之类的问题，而是它不明智的土地政策，由此它失去了农村，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一着被动，满盘皆输”（《李炜光说财税》） (情感文章大全 www.wenzhangba.com)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指示》发布不久后，毛泽东曾经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都没有采纳这种购买进行的“和平土改”方式。而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所进行的土改，正是这种方式。”
“一个自称“不建设，毋宁死”的政权，何以丢掉大陆，败走台湾？倘使当年国民政府能像阎锡山所说在完成民族与民权大任时兼顾民生，能像后来在台湾一样进行土地改革，急农民之所需，历史会不会有另一种写法？有一点是已经发生了的，国民党的军队有能力将苏区的红军赶到陕北，却没有能力赶走自己在土地政策上的漫不经心。当它一错过再错过，历史终于失去了耐心，已经不愿在给它时间了。”
上述诸人所说的，应该也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只是所表述的方式、用辞不同罢了。农民为什么舍死忘生地支持共产党人闹革命，因为想获得生存的根基——土地。国民党之所以在台湾最终站稳了脚跟，是否与其后施行的土地改革有关？意中以为然。
如果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土地的政策，是利于国家发展、进步的，意中认同这个观点。简单地把国家对土地政策划分为这么几个步骤：一是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完全私有化；二是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将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三是土地重新分配，还原于私有化，甚至可以买卖。不去评说政策更迭的原因及国家领导人变更、意识、观念等因素，就仅从这几个步骤来说，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当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人民普遍比较贫穷，盼望过上平安的生活。但思想比较保守，且多数人盼望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希冀通过耕种而改善生活。这时候把土地分给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能够在行动上与政府保持一致。而当国家意识到了仅凭农民的努力和当时的生产力、生产资料水平，不足以迅速实现农业快速增长，而有益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时候（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又把土地收为集体所有，把农民组织起来。也许很多人会说，这个阶段把土地收为集体所有是错误的，是限制了个人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发展。意中以为，在那个特殊阶段，如果任由农民自己把持土地的所有权，有些生计困难的农民，就会第一时间把眼光放到土地上，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土地出让、买卖问题，又会出现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了根基。而那个时候，农民一旦没有了土地，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在集体所有制的控制下，无形中保住了农民的根基；而到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很多重新分到了土地的农民出现了土地出让、出租、买卖，那是因为社会进步了，政策变化了，农民有了其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新的出路，完全可以摆脱只靠土地生存的羁绊，而这个时候出售土地，就是一种观念的进步，社会的进步。纵观一些发达国家，农民亦是这样转型的。而农业的现代化，亦是通过土地整合后实现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不会把土地当做根基，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根基发生了转移了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层次探讨的问题。过去的人们喜欢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今天的人们，依然喜欢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的人们，只要条件允许，第一时间就会购置属于自己的住房。这个观念，是否可以看做是对拥有土地——根基的延伸呢？意中以为然。
土地，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运用特殊的手段而进行重新整合，但也仅限于政权更迭状态下，而作为建造在土地之上的房屋，却很难进行再分配。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政党稳固、持续的大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让人民拥有心目中的根基，是国家的大事。也许有人会说，个人拥有土地只是形式上的，只是拥有使用权，但我们更应该知道，任何时期的权利，不是政府赋予人们的？哪有绝对的拥有？其实，在人们的心中，在乎的只是一个形式——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个虚幻的根基。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