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如何看待“逃”

　　读过一篇文章，名叫《潘先生在难中》，所谓的难即在军阀混战前夕。难中即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落荒而逃。以潘先生为代表，去论述一些自私，胆小怕是，内心矛盾的一群人。战争年代如何逃成了一大问题。怎样粗鲁的逃却又不失风度，或妻离子散，或全家齐跑。跑的时候也不忘记眼前的利益，究竟如何做到在别人的眼里高尚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矛盾，于是出现了“潘先生”。

　　归根于底，逃分为三种，一种有权有势，心理和行动齐行动。一种是没有思想，处于社会最低阶级，社会生活全靠别人的推动，过着混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最后一种则是处于社会中层阶级，既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失去自己的身份。这是最聪明的人更是活着最累的人。

　　中国于1840年拉开鸦片战争的序幕，这时候中国人思想过于迟顿，并未感觉到战争到来会怎样。于是出现一大批站在岸上看海边的人，看一个个炮弹如何进入中国，更对外来事物侃侃而谈。谈坐在轮船上的洋鬼子，看各种各样抽着大烟的国人。直到后来慈禧太后也看上了鸦片。我不知道多久以后的她是怎样拉着光绪帝东逃西窜的，历史给予怎样的评价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说的是心理上害怕行动上早已规划，等到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再出来压压惊。是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怎能够不怕外来者呢？论谁都怕，可怕的结果还不是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令，你是正真的逃掉了吗？论一个国家，所有人都不逃，像那些看热脑的人，等待灾难的到来，知道有人觉醒大喊一声，战争来了，国家亦会灭亡。怎样逃，是像大狗一样看还是像老鼠一样逃？这是问题。 (很有哲理的日志 www.wenzhangba.com)

　　如果行动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私欲，那么思想可以摆布一切。

　　不论是慈禧思想中的如何去应对敌人还是鲁迅笔下阿Q精神，思想总是很容易满足。潘先生想着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去安全的地方，这对思想无非是一种解放。行动让自己知道，他们已经去了安全的地方，思想让自己明白，私欲可以这样埋在心底，让表面上自己奉献于事业，不论国家如何自己也坚守岗位，多伟大呢？这条贱命怎有国家的事业重大呢？这就不逃吧，我的行动思想早已决定。于是，战争尚未来，人心早可猜。我说阿Q他只是虚拟的代表，他并未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活成了一类人，一类活在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不论生活如何欺侮他，他绝不反抗，我如何逃，逃与不逃总会有人指点，我总知道我是正确的。所以阿Q让我们知道他并不会去逃跑。所以这是一群不敢面对现实的人，一群自欺欺人的人，他们自称一派，成了无思想，无行动与慈禧相比，他们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还有一类人叫做潘先生。有了思想却无法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类中层阶级。他们思想强烈，却不敢像邓世昌谭嗣同那些人直接反抗起来。这些人拿起自己的武器去猛烈的抨击别人，无论有多不满意绝不直击死亡。我说他们怎可局限于眼前的不满而一命呜呼了？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怎可让好汉吃了眼前亏呢？你们行动上可以制止我，思想上怎可以禁锢我。而我可以在人前叫你一声大人，心里却想着你这卑鄙小人。这类表里不一的人最容易适应社会，更容易生存。技术刚好，嘴上功夫了的，可是当今社会却缺了这类人才，我不该大笑我该狂笑。而我是真心实意的厌恶这类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自私的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爬的时候还不忘记抱怨几句话。这值的思考。

　　如今年代少了战争却多了战事，而战事的受害人还是这群“潘先生”，如何看待逃跑，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