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日报丨一份珍贵的遗产
《 人民日报 》2018年05月21日 24 版
我爷爷出生于动荡不安的1917年，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箩筐，却机缘巧合，与《人民日报》结下不解之缘。他零距离接触和见证报纸诞生的过程，一个普通农民有了不普通的际遇和经历。这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与自豪。
我自小也与《人民日报》有缘，因为是听着“爷爷与《人民日报》的故事”长大的。这个故事，我听了不知多少遍，却百听不厌；这个故事，爷爷讲过很多次，却常讲常新。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说起这个故事，爷爷年迈而浑浊的目光便马上清澈起来，变得炯炯有神，那段被光亮映照的历程，是他生命里的华光。
上世纪四十年代，爷爷到家乡所在的河北省邯郸市一个旅馆做伙夫。一天，旅馆老板把店里伙计都召集起来说，旅馆要租赁出去，人员就地解散，唯有伙夫可以留下继续工作。就这样，爷爷无意中参与了一项“重大工作”，成为历史见证者。
第二天，旅馆所在的火磨街东口二层小楼外墙，出现“人民日报馆”大字，红色的油漆，在灰暗的墙上显得格外醒目。原来，华北重镇邯郸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首府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办一张报纸，这就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日报》。
爷爷没有文化，也不知道报纸的作用和价值，更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的任务就是为大家做饭。据爷爷讲，当时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做饭任务也不繁重，所以闲暇时就看着报社工作人员忙碌。小楼是个独门独院，内部的结构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站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另外任何地方。爷爷每天看到的都是紧张有序、穿梭不停的身影，有人伏案疾书，有人编辑校对，还有人在院子里一刀一刀地搞木刻，听说是制作栏头、标题、题词、画像等用的。
爷爷说，自己虽然是个“外人”，但因为院里人不多，地方也不大，所以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当时，张副部长（张磐石）是负责人，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说话特别和气，据说是留过学的；有个叫小安（安岗）的小伙子，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还有一个老袁（袁勃），年龄看着大一些，成熟稳重，不多说话，像是总有心事似的……每当说起这些，爷爷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似乎在讲述着一个并不遥远的故事。可见这段经历已经深深镌刻在爷爷的内心深处。
美好的记忆总是短暂的。令爷爷感到新鲜、兴奋和激动的这项工作，因为战事紧张、《人民日报》随晋冀鲁豫中央局外迁而变化。爷爷与《人民日报》的缘分告一段落，但心中却播下与《人民日报》深厚的感情种子。也许，历史不会记得那个无足轻重的木讷伙夫，但爷爷却已经把《人民日报》当成他生命中休戚与共的一部分。
爷爷回到故乡刘大寨村后，让三个儿子全部去学堂读书。这在炮火隆隆的战争年代，对于并不富裕、世代农耕的家庭来说，不仅难能可贵，而且还产生了轰动，村里很多人都不理解，不知爷爷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他们不知道，爷爷与《人民日报》的短暂邂逅，已在心里播下希望和憧憬，因为他通过接触办《人民日报》的这些人，看到知识的重要和文化的神圣！正是得益于《人民日报》的影响和启迪，一个地道的农民下定决心让孩子都接受教育，进而培养出医生、教师和铁路干部，而且荫及子孙，专家、教授、公务员辈出，成为受人赞誉的文化家庭。
爷爷1996年去世后，我们打开他珍藏的一只枣木箱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沓沓各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很多人都百思不解：爷爷没有文化，《人民日报》传播的理论他不可能懂，文章他也读不下来，留这些报纸究竟干什么呢？我想，他珍藏的应该是他对《人民日报》的一份朴素的情感。这份情感里凝聚着他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凝聚着他对一段情缘的感恩。而那白纸黑字的印刷品，绝不是简单的报纸，而是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