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人际交往的基石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故事浅显易懂，我们在赞叹元方的聪慧的同时，不得不对古人交往中所秉持的诚信而衷心地赞美。古人对交友的第一要求就是——信。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把与朋友交是不是守信作为每日自我反思的必修课。
“信”作为五常之一，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交的一把重要的尺子。在“八荣八耻”中的第六条就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不论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诚信都被列为古今社会交往的第一准则。《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诚信，即诚实守信，讲信用，守诺言，办实事。《礼记--乐记》中记载：“着诚去伪，礼之经也”。《商君书-靳令》提倡的“八风”：“诚信、礼乐、修善、孝悌、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诚信为首。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学则把“礼、信、仁、义、智”作为立人的“五德”。诚信作为原则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法律中，现已成为各国法律中公认的帝王条款。
“诚”与“信”本义上是相通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诚，信也；信，诚也。”两者为互训。其中“诚”的内涵更深，它是“信”的基础，是一切规范要求和道德行为的指南。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把“诚”视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人无信而不立，从商鞅辕门立木，伯乐重金买死马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信，行必果，是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三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说范巨卿客在他乡，得温症与旅馆，张元伯救之。后两人结友，范约来年今日拜访张元伯并张母，张元伯乃约定鸡黍待之。回家后张元伯秉明母亲，开始专门养了一只公鸡，酿了一坛酒存了起来。谁料范巨卿到了约定的头一天才想起来，第二天就是约定的时间了，但相隔千里，范无论如何也去不了了。于是对其家人说，与朋友交岂能无信，我只有变成鬼，才能夜行千里，准时赴约。你们不能把我下葬，等伯元兄来方可葬我。于是，自刎，其魂魄与约定是夜赴约。与张伯元说明一切，托付张伯元凭吊再葬，张伯元托付母亲给弟弟，赶到范家葬了范巨卿，然后自刎，以谢知己之信。古人以“信”为人为事，今人应当自省。
古代讲诚信的故事非常之多，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之中毅然把“信”内化为一种自我修炼的崇高境界。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唯利益论、唯金钱论已经泛滥成灾。很多人在人际交往、商业往来的过程中，把利益摆到了第一位，把诚信抛之脑后，使人际关系变得淡漠，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赖度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潮流很快渗透于青少年之中，讲诚信守德操的孩子被讽刺挖苦，被视为“异类”、“弱智”。若此风盛行，国将不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试想人与人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如何交往？
在日常的学校教育中我们发现，学生欺骗老师、家长、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等层出不穷。深挖根源社会的、家庭的、学校的众多弊病，积重难返，比如说：利益驱动假冒伪劣盛行；比如说：家长自觉不自觉的撒谎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学校为了达标和应付各种检查造假并教给学生撒谎。学生在这么多的弄虚作假的耳染目濡下岂能不丢弃诚信？
教育部曾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诚信教育的通知》，针对中小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内容、途径、方法等作了具体安排。诚信教育应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着重解决两大问题：一要解决“心口不一”的问题，要求做到真诚、诚实，言行与内心思想一致，不能口是心非，虚情假意。二要解决“言行不一”的问题，要求做到重诺守信、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出尔反尔。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诚信教育应从细微处，从青少年儿童身边的小事入手，从不说谎话、不抄袭作业、考试不作弊、明礼守纪、拾金不昧等最基本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入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诚信教育前程光明，但任重而道远。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但要真正做到整个社会讲诚信，还需要假以时日。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听——那朗朗的读书声： “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