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沉默的大多数”致敬
引导语：今天，我们为沉默倾听的大多数点赞，明天，我们希望能在沉默中，给她们力量，也给我们自己在茫茫天地间，点亮一把火。
1.
看了那么多次电影，第一次只买到了第一排座位的票。
电影结束后，影院的工作人员开了灯，大声说：“感谢观影，请带好随身物品离开。”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
所有观众的眼睛都望着电影屏幕上滚动着的几万个名字：安姐、阿楠、曾晶晶、赵华……这些都是参与《二十二》这部电影众筹的普通民众的名字，一共32099个，一个也不少。
屏幕上是满满的名字，台下是满满的观众。台上台下，一样的座无虚席，静默无声。
直到散场，大家安静有序的离开，静得只能听到偶尔发出的啜泣声。走在人群中，心瞬间被一种沉默而又浩大的力量撑满了。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这样一部沉静的非商业的电影，让半个娱乐圈为之默默转发传播，仅有的1%的排片率，一票难求。导演郭柯说，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为什么这部电影，全程没有恢弘煽情的音乐，没有特效，甚至没有一句旁白，只有平实的生活场景和平静的叙述——
老人盘坐在炕上，摆弄着药瓶，动作缓慢，孙媳把饭菜端过来，儿媳上前闲聊。
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纳凉时，三四个孩子在门的那头聊天打闹。
她们偶尔打牌，身体好的还会自己做吃的给孩子们发，闲时站在门口喂猫。
导演和摄制人员，是在这里拍了多久，有多安静，才能让这些老人、孩子甚至家里的猫，都忽视掉他们的存在？
导演是沉默的，电影是沉默的，支持者是沉默的，观众也是沉默的。我们和影片中的人物一样，都是同样一群人，普通的人。
这一次，我很想向这“沉默的大多数”致敬。
正是这份沉默，让我们看见了她们，也听到了那些微弱的声音。
2.
“谢谢你们。”
“我希望中国和日本能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从她们的口中说出的。
她们是被冠以“慰安妇”之名，背负着历史的酷刑度过大半生的20万受害中国女性中的一名。 这部影片《二十二》，记录的正是其中仅剩的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晚年生活。
其中一位奶奶坐在炕头上，对拿着相机的韩国志愿者说，“这个东西好啊，啥都能拍。这个东西很贵吧？”一个韩国年轻人和一个中国老太太，语言不通，却互相聊得很开心。
她们今年平均年龄都90多岁了，但她们看上去，比我们想象的更温柔，恬静，开朗。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的普通。但这份平实却死死地揪住了我们内心绷着的那根弦，很害怕它会在我们面前崩掉。
每当这些婆婆们说起当年“慰安所”的情景时，都会哽咽地止住。“不说了，不说了，说了难受。”几乎所有的叙述都止于这里，无论导演和观众，都不想再往前走一步。
“老人们本来就受过苦，你还要把苦挖出来，让她和大家流泪，这很无耻。”在整部电影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导演郭柯没有用剧情去积累影片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用煽情的手法来激发观众的情感。
镜头与她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份克制的温柔。“适度的靠近，静静的聆听，深情的凝视”。
也许这份沉默的距离，正是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
3.
沉默的背后不应只是沉默
一位儿时从朝鲜过来的奶奶，原名姓朴，后来她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跟的是毛主席的姓。虽然她如今已经不会说几句韩语了，但依然记得儿时学唱的韩国民歌。她说着就对着镜头唱了起来。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
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
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歌声柔软悠长，仿佛让我们跟着她回到了那个年纪，但歌声却再也无法飘回她的故乡，也无法为她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少女梦。
如今，她收养的中国女儿也已经年过半百，这些年都是养女在照顾她。女儿说：别人说她是日本人、韩国人。我管她是哪里人，她把我拉扯大，我应该照顾她报答她。
还有一位奶奶一直照顾自己后来中风的丈夫，“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也就能吃点饭，我就做饭给他吃。我说我会照顾你，给你做饭的。一直到他去世。”
奶奶们说起自己去世的丈夫，依然充满感恩。“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的，也不说你打我，我打你的。”“他说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也不是我愿意去（被抓去慰安所）的。”
老人说，对于当年的事，“记住了一些，也忘掉了一些。”我想她们也许宁愿忘记自己想忘记的，记住自己想记住的吧。
“你们这些记者来了三四次，之前我也没有跟你们说真话。”
“都这么大年纪了，小辈儿们问我，我从来没说过。”(伤感友情日志大全 www.wenzhangba.com)
“从我17岁那年起，我就再也没有跟人说过这些回忆。”
这些镜头下的老人，有的轮廓深陷，有的鼻梁高挺，有的笑眼弯弯，她们都是从最好的年纪走来的，经历了人生惨剧的人。伤痛早已深入骨髓，也深埋于心。
我不想说她们的名字，也许她们并不想被提起，也许连她们自己也想忘记。
影片在今年8月14日全国公映的时候，22个名字，已经有14个画了框，如今还活着的名字已经变成了8个。
在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名字里，有的因为蹂躏折磨致残致病，终身不能生育；有的丈夫在战争中离开，自己终身未再改嫁；有的遇到了待自己很好的男人，好好过了大半辈子日子；也有的在当年生下来日本的孩子，又承受了半生屈辱。
一位跟儿子儿媳同住的老人，因为怕他们生活受到影响，没有出现在镜头中。巨大的痛苦渴望倾诉，同时又害怕身边的亲人跟自己一起承受莫名的指责和压力。
在他们不愿提及的记忆里，有目睹亲生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锥心之痛，有躲进山里也会被抓进日军据点的极度恐惧，还有那些在窑洞里度过的“痛苦无法言表”的岁月。但是，比被迫充当“慰安妇”更令她们受尽折磨的，是活着回来之后还要忍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有的老人说，“日本鬼子是敌人，但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受到的白眼却是几十年了。”
就像电影中一位关注“慰安妇”历史30年的志愿者说的，“30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如果当初知道结果这样，我宁愿不去惊动她们的生活。”
灾难中受难最深的是她们，而灾难结束过后，却还有更深远的伤害，来自于身边那些不肯接纳她们的人。而这种来自于同胞近邻的终生伤害，不亚于前者。
面对这些国难的经历者和受害者，我们真的欠她们一句对不起！
此时，我宁愿你我，还有他们，也都是沉默的。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若此时沉默也是一种文明，我宁愿你我一声不吭。
这样的沉默，这部电影做到了。这部电影背后的人们，也做到了。
从2014年1月至7月，由各方学者及爱心团体加入，与国内外电影专家共同组成的摄制组，以拍摄为目标，关爱为目的，陆续奔波了中国五个省、二十九个不同的地区，潜心纪录全国各地的“慰安妇”幸存者当下的生活状态。
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票房收益部分除去还债，将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沉默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当她们鼓起勇气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也有人默默地走在背后，给予她们力量。
1992年，来自山西的刘面换、侯冬娥等四位“慰安妇”，第一次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默，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她们赴日演讲、上庭作证、等待审判，山西民间志愿者张双兵曾5次带着“慰安妇”老人前往日本诉讼，折腾了十几年。
不过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她们反而受到了全村人的指摘。她们顶着白发，拖着衰老的身躯，愿意活下来，撕开伤疤，告诉同胞历史真相，而我们给了她们什么？
就在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姓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这意味着，不再会有亲历者以原告身份，通过法律手段为20万受害的中国妇女讨回公道。
有媒体说，3万个参与众筹的名字，没有那20万受害者的姓名更值得被记住。但是，那些名字正在以我们无法阻止的力量逝去，但是这三万个我们，还活着，在她们沉默之后，我们还可以发声，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知道吗？这部电影在全国的排片率只有1%，很多三线以下城市的人还无法看到这部影片。
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道歉，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谢罪和赔偿意愿。但唯独对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事，表现出沉默和回避的态度。至今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否定还在继续。
“慰安妇”这个叫法，实际上是日本人定的，因为它带有女性自愿的含义，实际上应该是带引号的。2012年12月6日，中国历史学者在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发布会上提出，应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朝鲜等国的“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这未完成的更正还在继续。
在导演郭柯2012年开始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为他们拍摄记录短片时，这部片子还叫《三十二》，到2014年可以在荧幕上点映时，就已经变成了《二十二》，到前天在大荧幕上全国公映时，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个位数，8。这“最残酷的倒数”，还在继续。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内心是挣扎的。如何在人性和生命面前，做到温柔与克制，同时，又尽到媒体的道义。
当她们说话时，我们可以沉默，倾听。但当她们永远说不出口的时候，我们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做些什么？
那一天已经很近了。
沉默，应该是尊重背后平静的沉默，是知史背后理性的沉默，是作为背后有力量的沉默。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今天，我们为沉默倾听的大多数点赞，明天，我们希望能在沉默中，给她们力量，也给我们自己在茫茫天地间，点亮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