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到底有多可怕
历史上，文字狱案件比比皆是，金朝的翰林学士张钧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然而从规模以及残酷性上来说说，清朝尤其厉害。甚至可以说“文字狱”就出自这个时代。
清军打败李自成入主中原之后，因满族只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当时汉族文人看来“蛮夷”不足以统治中原，所以出现了各种反清言论以及着述，这些种种对于清朝廷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如不镇压，简直寝食难安。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严刑一年后，流放沈阳。
而后，毛重倬因刻写的序文不属上“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时期，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因出版的《明史》在叙及南明史事时，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被处以斩刑，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虽然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雍正时期，年羹尧为清朝大将居功自傲，因祝贺的奏表，字体潦草，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群臣起而攻之，弹劾九十二条大罪。胤禛随即让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当即被革职，后来在他的诗集里又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查嗣庭因出了一道 “维民所止”德作文题目，雍正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查嗣庭被折磨含冤死于狱中，又受到戮尸之辱。儿子惨死狱中，哥哥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康熙和雍正在位期间，有案可查的加起来共四十余起，可乾隆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发生的文字狱多达一百多件，比中国历史之前的文字狱总数还多。文化恐怖政策达到空前。1739年曾任礼部侍郎的沈德潜去世不到一年，被挖坟鞭尸，且株连九族，而翰林胡中藻仅仅因为他的诗集里的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也锒铛入狱。
据说广西有个老人拦了巡抚的轿子上书皇帝，其内容也是一些治国建议，结果清帝以一草民也能妄议朝政为由，全家抄斩。
更搞笑的是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乾隆把文字狱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知识分子如履薄冰，文人们心口不一，三缄其口。
从嘉庆帝开始，清朝帝王结局大多凄凉。哪怕有励精图治的心，然而面对当时西方都已经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清朝内部早已是一片烂泥，最终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不堪一击，落得灭亡的下场。
清朝文字狱第一案 ：和尚写私史记录清兵暴行， 案涉洪承畴免死
文字狱尽管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可以说清朝让整个文字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总数比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和还要多。在清朝文字狱中我们熟知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等，但谁是清朝文字狱的第一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叫韩宗騋,广东博罗县人，出生于明朝的官宦人家，父亲曾任明朝礼部尚书。从小便文采出众，好交朋结友，也经常抨击时弊，算是一个愤青。
尽管韩宗騋心有报国之志，但无奈朝廷腐败，阉党当权。明朝早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身为一介书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随着父亲的去世，他感觉到心灰意冷，于是在1638年在江西落发为僧，法号函可。
函可虽然出家，但毕竟红尘未了，始终想以天下为己任，在听到南明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复国之后，心中满心欢喜，就怀着一丝希望来到南京准备寻机参与复明大业。但没想到的时候，清兵顺流而下，朱由崧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不到一年就覆灭了。
函可将自己亲眼所见明朝军民拼死守城和清军大肆杀戮以及一些志士仁人可歌可泣的事情记录在了一本名叫《变纪》的小册子里。清兵在占领南京后，管控很严，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函可只能找到洪承畴帮忙。洪承畴考取明朝进士时，函可的父亲正是洪承畴的座师，基于这层关系，洪承畴给了函可一块通行令牌。
原本拿着这块令牌本该畅通无阻，但却在出城时受到了清兵的仔细盘查，最终发现了《变纪》书稿。随后清兵对函可进行了严刑逼供，要他说出背后的主谋和同党。但函可始终咬定就是自己一人所做，后以谋反大罪将他移送北京。
函可一案因为涉及到了洪承畴，吏部甚至建议将洪承畴革职查办，但顺治皇帝考虑洪承畴平定江南有功，而且也需要给明朝降将一个榜样，于是对洪承畴予以了赦免。对于函可也没有处死，而是将他发配到了沈阳。
函可所着的《变纪》的书稿当时便被销毁，所有书稿内容从没有得以流传，书中到底记录了多少明朝军民的悲壮和清兵的残酷都无从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