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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精选10篇

2017-11-06 21:49: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精选10篇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本由[美]道格拉斯·诺斯 / 罗伯特·托马斯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一):诺斯已逝 中国经济该何去何从

 作者:江瀚
  2015年11月23日,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溘然长逝,伴随着长者的离去,纵横经济学界数十载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科斯、诺斯的相继离世,整个新制度经济学派仅剩下威廉姆森等寥寥数位大师。虽然斯人已逝,但诺斯留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思考范式依然闪烁着其不可磨灭的光辉,让我们再重读一遍《西方世界的兴起》,用历史分析方法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再来审视我们当今中国的经济与历史。
  回顾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正如杨慎先生所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从华夏文明建制伊始,五千年来中国表面上朝代更替,帝皇更迭,王侯将相风云突变,不过是在于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从诺斯的经济史观来看,中国千年制度就在于土地二字,一个王朝的兴盛就是土地制度的兴起,无论是商周的井田制,还是秦朝的军功爵,其核心就在土地。一个王朝的兴盛,往往因为一个全新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一个王朝的由盛转衰普遍因为土地的豪强兼并,当土地兼并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必然流民遍地,饿殍遍野,官逼民反的大幕由此展开,当通过起义破坏了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新的王朝兴起,强制实现了土地的制度变迁,一个新的循环再次展开,并随着王朝控制力的降低土地的新制度安排——路径依赖——制度损耗——豪强兼并——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建立的历史轮回就又一次展开。
  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当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历史国门,当洋务运动用自强求富打开了中国的工业文明,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土地制度不再是唯一的控制变量,但五千年的历史让制度在中国始终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力量。通过土地改革,共产主义用星星之火实现了燎原之势,最终打破了旧制度,实现了新中国,这依然是土地的制度安排。通过一五计划,新中国从百废待兴中崛起用制度安排实现了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壮举。但同样是制度设计,有成功也必然会有失败,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成功的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实现全国的解放。同样,通过制度的过度使用同样会形成路径依赖,长期的计划经济最终导致体制僵化,乃至让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错过了日本崛起,错过了四小龙的腾飞。
  1979年的春天,在经历了多年计划经济之后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曙光,正是每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制度藩篱,并以市场经济开放的胸怀,实现了顶层设计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统一,让多年形成的路径依赖被化解,正式对经济制度的层层松绑让经济的活力被逐渐激活,实现了从产品市场开始,到服务、要素的不断开放,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幼小走向成熟,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苍天大树。
  时至今日,当95岁高龄的诺斯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制度框架是不是成熟了呢?当然不是,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制度是不断发展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塑造两大全新的经济制度引擎,这就是“互联网+”与“供给侧改革”。
  何谓“互联网+”,这绝不是信息科技发展这么简单的技术问题,通过诺斯先生留给我们的视角可以发现:“互联网+”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实现互联网与多个产业的有机结合,以互联网的形式一步步的化解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经济发展中最难以突破的交易成本,让路径依赖变得逐步弱化,产业制度壁垒被不断打破,从而实现了基于互联网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且通过草根的力量,去逐步完善制度监管,让监管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力量,而不是“诺斯悖论”中的制度阻碍。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互联网+”,可以说“互联网+”将有可能成为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安排模式。
  那又何谓“供给侧改革”呢?面对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的经济拉动三驾马车都逐步显现乏力,需求管理模式正在走向衰落,供给管理正在崛起。从诺斯先生的范式来分析,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供给的顶层设计,一方面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困扰企业的交易性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桎梏一举打破,实现企业的制度松绑;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更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制度路径依赖,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让制度变迁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利于经济的发展。
  今天,诺斯先生斯人已逝,但是他的思想光辉依然在引导着中国经济的方向,相信借助诺斯先生的发展眼光,中国经济会走的更稳健更健康。
  江瀚,供职于中国银联政策研究室,从事互联网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曾发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二十余篇。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二):所有权制度为产业革命搭建了舞台

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因是什么?
在马克思眼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价值的增多要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革新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于是经济增长的动因就落在了技术革新上;在诺斯眼中,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快。那么怎么保持这个趋势呢?有两个办法:增加人均生产资料的持有量,这样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资源的拥有量总有一个天花板;或者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也会增加(就是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说)。但是,仔细看10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历史,生产资料增加(投资)与生产率提高(创新)并不会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为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纪里,农业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这个阶段里,正是生产资料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把经济送进了这个陷阱中。这个过程一共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14世纪,欧洲国家无一幸免,第二次在17世纪,英国与荷兰打破了陷阱。正是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使得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帮助这两个国家突破农业的天花板,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所以在诺斯眼中,所有权制度比技术革新更重要。
具体来说,所有权制度是怎样使得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就是社会总收入比人口增长快,但是历史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是因交易中的第三方“搭白车”,拿走了收益造成的,所有权制度就是保证私人对自己财产的排他性专有,别人要使用必须付出代价的制度。从10世纪到17世纪,伴随着所有权制度从不完整到完整,从单一到复杂,确定所有权的主体从领主到君主,经济也突破了农业的限制,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三):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作者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证明此论点,作者分别讨论了公元9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700年的经济史。全书有两天清晰脉络,一条是人口增长,另一条是产权变化。每个章节分为五小节,分别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四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一个小节则起承上启下作用。如此排布便于理解文字内容,在翻阅之前所读章节时对比更加清晰。
      作者认为,所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仅仅是增长本身;当“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便会出现经济增长。“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提供了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个人才有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
达到这个目的地手段是明晰产权。但是,创新制度是否真的出现更关键的还在于创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革才会出现。所以对于创新制度的成本分析就显得很重要,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口,作者在接下来分析了西欧产业革命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变化。
      10世纪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是庄园经济,农民通过劳动为生产产品,和领主订立契约,为领主提供生产的产品,作为交换,领主为农民提供保护。作者认为庄园经济模式存在的条件是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劳动力不足等。作者提出打乱这一制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将改变土地丰裕和劳动力不足等条件。在土地丰裕地区,当人口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人们就会开发新土地,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于是贸易得以发展,市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用货币计量产品。更好的土地被拓殖,人们开始更加集中或转移到更贫瘠的地方。劳动生产率降低,土地价值升高。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人少土多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封建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作者在第四章讲解了11-13世纪的经济形势、庄园的具体任务分配、各级领主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土地授予的形式、二圃制耕种方式、契约协定的选择。人口的增长带了边疆运动、产品市场的扩大,生产也变得更有效率,于是货币代替契约协定。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总结来看,由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13世纪),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没有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3世纪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欧洲人口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饥荒、流行病、战争是人口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在这期间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引起了:土地价值降低,政府支出需求提高,交易费用提高。这些引起了接下来的所有权变化。契约形式变更,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取代庄园提供保护)。频繁的战争使得君主需要想办法扩大财政收入,于是所有权进一步变化。17世纪欧洲又面临一次马尔萨斯陷阱,这次英国和荷兰获得了人口增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则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法国的分益耕作制和行业垄断的盛行,西班牙的广泛存在的垄断和财产权安全感、可耕地的所有权这些决定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败。荷兰的市场发展,使得交易费用下降,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英国的垄断法,专利法等法律的颁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正是所有权的发展为产业革命做了铺垫,技术革命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而是所有权等确立的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四):从西方世界的兴起看所有权保护的意义

这绝对是我看过的翻译最差的书之一了,一个经济学专业学者果然不适合翻译这个职业。但是,本书却毫无疑问是一本卓越的作品。作者提出了一个论点:所有权完善的制度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为证明此问题,作者以一个宏观的经济学视角回顾了欧洲10世纪到18世纪的社会发展史

10世纪的欧洲

本时期人口稀少,人口集落呈散在分布,领主和农民形成了一个个散在的社群,领主为农民提供保护和公正,农民负责为领主提供生活来源。各个社群之间有大量无主荒地,因此,社群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交通和安全的限制,成本很高。所以此时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为主。

11到12世纪

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迎来了边疆运动——人口向边疆迁徙,社群之间的距离相对缩小,商业交流成本降低,于是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活动,技术革新有限度的出现,但还是得到了广泛利用;散在的小封建领主不能为长途贸易做出安全保障,所以,较大的封建领主逐渐出现,庄园体制逐渐衰落。欧洲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人口增加意味着可用耕地的相对不足和人均粮食产量减小,与此同时,封建领主为维护其产品——“保护和公正”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其收入逐渐从农民上缴岁入扩展到了商业税等其他方面。这段时期社会鲜有出色的发明创造,因为这项活动需要在前期付出大量成本,但成功以后别人纷纷仿制导致发明者不能得到与其付出相称的收益。

13世纪

13世纪是经济和贸易大幅增长的时代,但农业仍然是此时的支柱产业,农产品在贸易中占很大份额。银行业、保险业在此时初露端倪,商业城镇开始在意大利南部(威尼斯、热那亚)及北欧(汉萨同盟)开始兴起。农业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在英国,大型领主逐渐对小型领主取得压倒性优势,直接体现为大领主对土地控制权的增加,各个小领主属下的自由民持有的土地逐渐开始可以自由转让。领主获取岁入的手段在各国开始出现差异:英国王室通过其他贵族控制的议会获取岁入,议会掌握了征税权;法国王室直接通过官僚获得岁入,贵族势力被削弱。但是,未形成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导致这个时代并未大量涌现出改进农业生产的发明创造,导致农业的增长与人口增长并不匹配,为下一个时代的衰退埋下伏笔。

14-15世纪

由于饥荒、瘟疫和战争不断袭来,欧洲人口出现了持续性的衰退,贸易量随之减少。封建体系被民族国家逐渐取代,随着军事技术越发先进,国家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但封建岁入却减少,从农民手中获得岁入的量及稳定性出现下降,而从商人手中获取税收的难度相对下降了。因此,国家通过出卖特许权、垄断权从商人手中获取稳定收入。

16世纪

16世纪是近代的开端,人口开始逐步回升,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已经建立,西欧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获取税收的手段:法国和西班牙王权强势,因此能够继续通过出卖垄断权获得稳定收入;而尼德兰和英国的商人和贵族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遏制了垄断的发生,王室必须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收入。法国和西班牙的垄断意味着进一步忽略所有权的承认,导致其经济未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而荷兰在鼓励贸易的政策导向下发展出了股票、信贷等金融产品,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英国王室在没有垄断权可以兜售的情况下发明了专利这一产品,无意中保护了知识产权,从而带来产业革命和发明创造的爆发。在当时看来,西班牙和法国可以获得稳定收入,无疑是成功国家,但是由于未能建立所有权保护,法国和西班牙未能摆脱下一个人口增长农产品不足带来的马尔萨斯循环,而英国和尼德兰却凭借所有权保护带来的创新成功地获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所以,英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创造了专利权,保护了知识产权,创建了所有权保护的新时代,从而迎来了新技术的爆发式增长,进而决定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由此可见,所有权保护乃是刺激新的增长点的必要条件。对比今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严重滞后,在文化产业尤其如此,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健康发展。单靠短期的物质激励推动创新不能持久,而缺乏创新的隐忧便是,当前的技术储备耗竭之后,国家便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值得警醒。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五):政府财政利益的期限性对产权制度的影响

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的重要观点。设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设立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制度。而在我看来,政府财政利益的期限性会极大的影响到产权制度最终能否建立。

易言之,政府的财政利益若具有长期性,那么政府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便是连续性的,有利产权制度的最终建立;若政府的财政利益具有短期性,那么政府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你便是间歇性和短暂性的,产权制度即便建立也最终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个中原理将在下文中得到具体阐述。

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在这样一种的理论原理下,13世纪的中世纪欧洲人口增长趋势终于在饥荒疾病蔓延的14、15世纪停止并反向发展,13世纪欧洲并未脱离马尔萨斯陷阱。

13世纪欧洲仍然是庄园式的封建经济占主导,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各个国家之间爆发偶发小规模的王室战争实乃常事,而战争经费恰恰需要王室去筹措资金,尤其在13世纪中期,欧洲的统治者在战时的财政要求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岁入,于是乎欧洲统治者或借外债或者创立和实施新的所有权。

第一种是政府借贷方式。政府或者向教会和骑士团借贷,往往以土地作为抵押担保;或者向债权人(一般为商人和城市)以外包税收的形式作为贷款抵押筹得大量物质财富。前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转让土地所有,并不能发展出新的所有权,后者有利于城市和商人资本的逐渐发展,但依赖于政府战时短期的的财政收入需要而存在,也没有迅速蜕变为新的所有权或者产权制度。

第二种是政府创立和实施新的所有权。政府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社会产品提供者,同样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突出优势,这是私主体所不可能具备的能力。在十三世纪,在保护商人群体的远程贸易中,远程贸易为君主岁入提供了新的来源,这样一种保护行的实施办法实际上构建了贸易专有权的雏形,尽管很不完善。发展新的所有权最重要的因素是,只有当所有权本身符合政府长期的财政利益时政府才会真正建立稳固长期性的所有权。13世纪准予土地转让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完成。而在对外国商人的保护方面,王室允许商人家族建立集市后,尽管政府可以从他们那里征得一定的商业税收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在我看来,由于13世纪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国家之间的持续性大战也尚未出现,故而国家对商业税的财政需要是短期性的,并没有那么迫切,反而对商人采取了增加通行费、任意没收、强制贷款等破坏性措施,变相收费,于是乎真正的新产权制度并未产生。

总而言之,13世纪欧洲国家的财政利益时短期性(特别是战争本身的短期性)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个时代不可能催生出变革性的新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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