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何谓读后感精选10篇
《农民何谓》是一本由司徒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假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农民何谓》读后感(一)：谁都为了活着
一个词汇高密度出现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好好想想它的时候了。现下，“活着”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同样是活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一个人群有一个人群的活法。司徒朔的《农民何谓》说的无非也就是活法二字。当我们超越似乎更代表正在进行时的“活着”的时候，活法应该可以在某种模式上引起我们的思考。
抛开本书高大上的宣传用语：“不了解农民，如何理解中国”，我认为，农民和其他定义下的人群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要靠自己的腾挪反转活下去的人。同时，我也并不认为如何理解他们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人同此人，心同此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与苦。从中，我更深刻地看到的是时代留给人们刻骨铭心的印痕。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罢了。无所谓是否农民，谁都逃不脱的是时代。
司徒朔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暗合了“正反合”的讲述方式。爸爸作为主要叙述者，中间又掺杂了妈妈的插科打诨，有的时候又是二者换位，两相印证之间，让我们有了不偏不倚的判断，而作者自己充当的是旁白或者解说、归纳的任务，将问题提出、引申或者添加相关时代背景。于是，有了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纵深式的全程回顾，一个农村家庭以及周边村民的真实生活样貌一点点浮现出来。如果说是口述史，也因为有了作者的精心组织与背景丰富，使得这六十年的生活历史有了理性和客观的一面，未流于零乱。
在父亲母亲的叙述，在作者的旁白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饥饿与灾难，看到了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和文革，看到了七十年代到二零零年之间的计划生育和高考，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对疾病和健康的恐惧、对农村治安的担忧。六十年的时光荏苒，在两位老人的口中云淡风轻，没有歇斯底里的揭发、控诉与泪水，调侃之间日升月落韶华流逝，就像家中坐在炕头的老人闲谈碎语中的“说古”，几十年不动声色地过去了。
许多在我们印象中固有的认识，在这样的叙述中改了样貌，对于生活在孩子都保不住的落后的医疗条件中的人们，活着就好，哪有什么穷扯的讲究。说到地主坏不坏的问题上，地种不过来需要雇人和开个厂子需要雇人有什么区别？为了让猪卖个好价钱，骑自行车100公里去天津卖猪，可这也不算什么，还有人走着去天津只为了卖鸡蛋。生产队的运作，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民主。干部权力大，老百姓的解释是“要不maozhuxi几年就搞一次运动？”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无非就是闷着头往前走吧。掀开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知晓老百姓的活法，所有的深邃、精致与普罗大众难以结缘。那些粗粝的忍耐的负重的身影，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也是我们自己有朝一日回首之间的自察自省。谁都逃不开时代，谁都为了活着。
《农民何谓》读后感(二)：农民记忆中的历史
母亲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进入60岁以后，她变得越来越喜欢絮絮叨叨，只要我一回家就不停地和我说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中间有她的经历，有她的家族，有她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有她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次，我和她开玩笑说，不如把她说的这些都记下来，给她出本书吧。没想到母亲竟然完全赞同。我便很郑重其事的去买了一支录音笔，准备着手去干，但因为工作忙的原因一直蹉跎着。而今，我发现竟有人先我一步这么做了。
这个人便是司徒朔，他最近出版了新书《农民何谓》，这是一本含义非常丰富，非常值得一读的小书。
他在书中通过与父母问答的形式，通过父母的回忆，有最朴实的语言勾勒了一幅中国农民60年间生活变迁的画卷。农民的眼界不很高，记忆也是非常琐碎的，但其中有一个清晰的线索，那就是都在为食物、为如何更好的活下去而努力，所以填满他们记忆的基本上只有两样事物。一个是食物。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都处在填不饱肚子的恐惧之中，吃食就是挣扎着活下去的最基本要素。所以文中不但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刻骨铭心的饥饿，而且还有山药冷汤、鱼糊饼、王八蛋、茄皮咸菜等食物的构成、制作及其食用感觉的详细描述。食物在生活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因为招待亲戚的一顿饭菜而影响了两家几十年间的关系，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另一个是人际关系。中国是乡土社会，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型社会，他们甚至一辈子都在围着这个小圈子里转悠。60年来这个圈子的组织方式多次变化，不管是大队、生产队，还是现在的行政村、村民组，他的父母亲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小圈子里的人情往还、恩怨情仇，以及因为种种偶然关系而改变的邻里、亲戚、朋友关系等。
从作者父母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虽然困苦，但精神非常饱满。他们在物质上是贫乏的，经常缺吃少穿，甚至是贫苦到饿肚子，作者的父亲就不止一次提到那种对饥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他们在精神上似乎毫不萎靡，也并不激愤，反而是在困苦中靠着一种近乎于原始的本能——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以此转化为一种等同于宗教般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正是依靠这种力量的支撑他们才能挺过苦难。在他父母的记忆中，那些艰苦的岁月，那些混乱的年代似乎只是生命中的一段历程，现在读来并不觉得苦痛，有种小孩过家家的味道，只是经历而已，并不如有些人写的那样悲情，痛苦的记忆终究会过去，成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而已。所以，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听不到任何的抱怨、仇恨，而是一种平静，正是在这种平静之中孕育着对未来的强烈希望。
如果说我想要记录母亲的回忆的动机，只是出于对母亲过往的好奇，那么，司徒朔显然有着一种更大的野心，他想要通过父母对于历史的叙述，用一种最为形像的方式，用农民自己的本色语言来呈现中国农民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的体认方式，从而回答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原因。无疑，他做到了。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叙述、解读的权力一直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反映的也是他们的立场，普罗大众通常是被忽略的。但是，这本书帮助农民拿回了历史的表达权。我们看完全书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即他父母对于历史的记忆有别于当今很多社会精英对于那个年代的描述，甚至截然相反。在他父母的记忆中，苦难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每个人都怀有一种未来会更好的强烈渴望。他的父母对于那些年代的描述与我母亲的叙述，包括对饥饿的感觉，以及对那种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的认知等等，都惊人的一致，不无怀念。我们固然可以说那时的人们都被洗脑了，但数十年后人们在回忆中回味和咀嚼那段经历时感受到的仍然没有苦难，这似乎足以说明，中国农民对社会、对历史的体认方式与我们的社会精英完全不同，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农民的心理、行为方式的变化是各个社会阶层中变化最为缓慢的，他们共同心理、历史认知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形成只能来源于更为久远的历史、更为复杂的环境。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埃到尔说，历史就是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书也可以算作一部中国农民的口述史，司徒朔通过农民之口讲述存在于自身记忆中的历史，用一种非常形像化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农村、农民的60年生活变迁的画卷，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可能更多的不是历史现象，而是农民在思想意识中对于历史的构建方式，这完全就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正是从这一角度，司徒朔通过原景呈现的方式，从而展示出中华民族的在传统文化基因、在特殊的民族共同心理作用下，对于历史的独特的体认方式，从而非常巧妙地解释了“何谓农民”。当然，至于到底“何谓农民”，这仍然有赖于读者自己从文中那些鲜活的事例中去体会，去总结了。我相信，应该，也能够从他们的记忆中去拆解出那段历史的另一重意义来。
确实，我也得加把劲了，必须争取早日实现对母亲的许诺……
《农民何谓》读后感(三)：笑谈说古，为农民寻根
司徒朔说，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早些年，骂人土气、乡巴佬时会说“你真农民”，语含贬意。那个时候，想着法子，钻着钱眼里也要“农转非”户口。几十年过去，中国城市化建设，让一部分有田地的农民因为土地迅速地富了起来，甚至农村中有按人头分例子钱，也让早先一步抢着进城没有土地的前农民羡慕不已。司徒朔早先年对朋友说他“你真农民”时，还接不了口，感觉有点被侮辱，但骂回去，又觉谈不上；到后来，可以笑着回应“我确实是农民”时，又有点心虚，因为自己还算不上个真农民。于是他心头一直悬着疑问，“何谓农民，农民何谓”？
他与父母的交谈，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聊起，一直聊到当下的三农问题。从这些笑谈说古的对话里，司徒朔渐渐了解曾经一些农村和农民事，他将自己的父辈称为最后一代农民。父母口里的农村和农民事，按时间顺序又分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中期至1977年、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以及2000年后到2012年四个重要时期。平民化的口述历史一向比较偏向个人化，司徒朔在父母的口述中还原了许多上辈人的故事，夹叙夹议，一般父母说两句，作者给这一两句补充许多旁枝细节。其实，相类似的口述也看过听过不少，那一辈的父母除却个人经历，几乎所有的大事件也都很相似，在这些大风大浪里走过来，幸存下来的人们，回忆过往，也都只是只言片语，甚至不怎么愿意回忆那些苦难日子。我曾经试图询问过老一辈人这些相关人事，但他们多是不怎么愿言说。司徒朔这种讲述方式蛮好，因是与父母交谈，于是少了许多隔阂，又因是亲人间的对白，也少了许多功利，而这种父母提几句重点，再由听闻者补充完整其他内容的互补形式，也可帮助读者形成个囫囵印象，这种口述形式值得学习。
五六十年其实蛮苦的，土改、大跃进、大炼钢铁、又遭遇自然灾害，几乎没什么吃的，可五六十年代的回忆里，苦字说得浅，运动政治说得少，而各种吃食和春夏秋冬衣穿住行说得具体生动。
到六十年代中期至1977年，几乎就在十年动乱期间。
爸爸说，“不吃亏。一辈儿是一辈儿的，按劳分配呢！那时候设计得其实挺好。”
其实，看到这样的回答暗摇头，这样的答案也不过是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官面上的这些话都是说着好听，听起来正派，做起来很混蛋罢了，到最后究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只是那个时代，没有人敢致疑政策，否则就是反革命。
涉及文革的小说，曾看过几部，语句、立场、观点、事实与此文对话之中描述完全不同。如今听红卫兵之家谈起当年事，即便只是这些只言片语中所描述的场面来看，直觉仍让人心有余悸。反封建残余，就是看到女的扎个辫子，一喀嚓给剪掉；裤子带明线的，带鞋带的鞋，全都铰了；裹小脚的，抓住恨不得揍死。真是，还是立场不同，恩怨异常分明，全不是如今宽松社会可以想象。
对这段黑暗沉重的历史，我其实不喜欢文中这种对话的轻慢劲儿。比如，称因为干部权力大，所以“毛主席几年就搞一次运动”，似乎搞运动是对的、正常的、常态的，多搞搞才对。尽管这也可能是几十年过去，在老一辈看来，什么都云淡风轻了，但历史终究沉重，调侃过头的历史终究变了味道。
简单的事实对白里，呈现的还是一家之言，看到最后，其实作者依然没有回答何谓农民。真正的农民说话不会说得这么有趣又俏皮，如同历史是儿戏；真正的农民，只会以沉默回应时间，也只会把苍桑留在脸上心头。
《农民何谓》读后感(四)：无题
其实想评论“较差”的，介于这是谈论农民，农村的事情，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还是提高到“还行”级别吧。
是在微博上看到吴国师对此书的评价，说看了前面十段，就把自己吸引住了，于是在书还没出来的时候就预订了，等了10天，收到书，急不可待的打开，发现的确让人失望，辜负了这个书名，也再次认识了什么叫做炒作。
读起来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的快感，夹杂着一些方言，虽然会在旁边解释成普通话，这点严重影响了阅读速度和读感，通过与爸妈的对话了来了解几乎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历史，没有新意，没有新东西发现出来，能告诉我们的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了，这本书是快速翻完的。
唯一有感受的是，农村出来的人，对于童年对于农村总有相同的感受和经历，不管你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吃米饭的还是吃面粉的。
可惜了这个书名。
《农民何谓》读后感(五)：我不是农民
我不是农民。作为一个纯粹的城里长大的人，实实在在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此即便是谈不上对农民有误解，但至少是真的不了解。
我对农民的认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上大学之前，只是单纯的 认为农民很土，土到说的话没有我们城市人地道（包括方言和普通话），土到以我身边人的标准看农民总是衣冠不整或者邋邋遢遢不讲卫生，土到言谈举止总有那么一些别扭。
第二个阶段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到我从事银行工作之前。我对农民这个群体比较麻木，因为我的生活圈子里似乎找不到农民的影子，青年一代总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并且沉溺于其中，因此似乎无暇顾及其他。
第三个阶段是在我从事农村金融工作之后，开始了跟农民兄弟实实在在的打交道。我的客户就是农民，我必须做实地调查，深入田间地里，走村串户，跟农民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他们一起喊爹骂娘……
我一直觉得南北方的农民是有差异，但是仅仅是区别在生活习俗上，毕竟生活的背景不一样，但农民的本质却没有根本差异，那就是质朴。
跟农民打交道，一个字，就是舒服。只要农民兄弟觉得你是个让他舒服的人，那就什么事都好办。让农民舒服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话不拐外抹角，不耍小心眼，有一说一，不搞繁文缛节，喝酒爽快等等。
老实说，农民是苦过来的，或许他们自己不觉得，但不管是种养业还是其他农副业，总少不了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生而不平等，因为历史以来的各种原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身的农民总是因为或这或那的限制被错过社会进步的浪潮。
好在农民乐知天命，他们不计较，不埋怨，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感。
相反，为什么很多城里人，拥有了农民从没有过的东西，却遗失了自己的幸福感呢？
在《农民何谓》这本书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农民兄弟幸福的蛛丝马迹，这种幸福感并不是体现在作者时不时蹦出的诙谐幽默的文字，而体现在农民生活描述的那种真实。
陈之藩在《剑桥倒影》中说：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
岁月神偷，带走的仅仅是人所能意识到的时间，却带不走时间留下的积淀。时代再怎么进步，我相信农民的优秀品质是可以传承下去的，而这种品质，最值得养尊处优的城市人静下来好好的去反思。
我不是农民，但是我要向千百年来养育我们的农民兄弟致敬！
《农民何谓》读后感(六)：那是农民
上学时候学过了中国历史,也曾知道那时候会有怎样的日子。大生产、大跃进、农村合作社、高考的开始和结束等。算起来时间离现在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 可是生活却是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而那当段时光里农村里的改变,却是父辈爷爷辈口中的说古了。他们是那段日子的见证着,随着作者的对话,那段记忆也都慢慢打开。
那时候的农村娃儿的名字都没有什么诗意,而是一个求字。比如:王卷朋。听着似乎有义薄云天,呼朋引换的意思。而实际上这几经润色的名字原来是王圈棚。道理是因为他属牛,把牛关在棚里可保平安。大名尚且如此,何况小名子了,农村相信越低贱越好养。那个贫穷的日子里,活着吃饱能就是最大的渴望。作者的妈妈说她上面有十个兄弟姐们都死掉了,一直到她出生,姥姥姥爷家才算有孩子活下来。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吓人的年代,可以想象生活的艰难。死亡、饥饿、食物;天人、公私、国家,你要相信那时候的人们是勤劳的是有信仰的。互帮互助、婚丧嫁娶都会让整个村里活动起来。日子穷,那就努力干活,食物缺,那就想办法。20世纪60年代的食物别说吃,可能想都想不到。四种饺子、山药冷汤、鱼糊饼、漂汤席。有的是习俗,有的是自创。农民们忍受苦难,感受悲伤离合,却依旧的努力寻找幸福。
我也曾听长辈们偶然唠嗑着以前的日子,小时候听当故事当传奇,可是长大后才明白那时候的不容易。作者的父母讲述也都是用着比较轻描淡写的语气,即便是为作者出书,也不难看出那是一种抛弃诉苦的中性讲诉,没有诉苦也没有泣不成声。我看出那是老一辈人骨子里的坚强,那是他们在饿殍偏野里走出来的路。总觉得农民是一种坚强,一种精神,了解他们也是了解自己,了解国家。窥一豹而见全斑,他们是了不起的人。
作者用和父母聊天的方式讲诉了当代农民的故事。轻松的方言,还有作者偶尔插入的史实记载都让这样一部农村纪实跟接地气的让人明白。有人说,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那么就让这样一本介绍农村的书籍带着我们城乡穿越,安顿不安的心灵。时间总是很快的过去,但是现世安稳也让我们想想当年的日子,忆苦思甜,会让现在的生活更为珍惜。
《农民何谓》读后感(七)：解读农民进城“抱团儿”的根由
文/严杰夫
小米科技的雷军近日再度成为焦点。他宣布原新浪总编陈彤加盟小米，并担任主管内容业务的副总裁。同时，雷军还宣布，要投资10亿美元进行内容建设。如今的雷军站在中国的IT大佬队伍里，他的每一次动作都会接受注目礼。这位被称为“雷布斯”的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品牌创始人，可谓站在了世界之巅。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跻身于世界顶尖行列的企业家，是从沔阳县剅河镇一个名叫赵湾村的小村庄中走出来的。也就是说，曾经的雷军是个地道的农民。
事实上，何止是雷军，恐怕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许多人，都无法撇清与农村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尽管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目光聚焦在“三农问题”上，但除去被用来作为股市题材炒作的背景外，究竟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来重新审视当下中国农村发展遇到的问题。
倒是一些知识分子，愿意将其他人“逐潮”的时间，用来审视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困境。雷军的湖北老乡李昌平就不用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则将目光放到自己的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并写出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作品；另外，中央电视台的知名制片人王学友（笔名司徒朔），在他的新作《农民何谓》里，也同样呈现了家乡——河北河间尊祖庄乡北司徒村——自1949年以来的变迁。这些作者的文字风格迥异，题材类型差异悬殊，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期望为我们展现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图卷，以提醒更多的人再次意识到那个已被反复提及的命题：即使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三农问题”依旧是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的那句名言，“解决了农民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放到今天依旧适用。
如果说，梁鸿在她的两部作品中，希望通过真实的案例，来反映当下中国农村的各类现实问题和发展困境，那么司徒朔在《农民何谓》里所作的，则是想通过父母的口述，来探寻当下“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有趣的是，不同于李昌平严肃而学术的文字，也不同于梁鸿深情而沉重的叙述，司徒朔在《农民何谓》里的书写倒是轻松谐趣。比起前两者来说，司徒朔的文笔或许有些琐碎，却更容易将读者代入到书中的世界，听一听作者想讲的那些“故事”。
不过，无论这些作者的风格有多大差异，他们描述的对象在地理空间上又存在多远的距离，但其中对农村的现实观察则是共通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中存在的传统人际关系。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及，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好像是扔一块石头到池塘里形成的波纹，个体自我是中心，而其他人则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纹围绕着中心。这种格局存在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也决定了农民解决现实问题的观念路径。无论是婚丧嫁娶这样的红白喜事，还是盖房耕地这样的日常行为，农民最先想到的支援总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亲友。
这样一种模式在《农民何谓》中有着多处体现。司徒朔的父母1976年起分家单过，逼不得已要建房。但那个年代建房要复杂得多。即使你有钱，也没有人力也没有材料，一起生产资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似乎个人建房就是桩“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幸运的是，生产队队长是作者父亲的表哥，这就解决了“建设用地”的现实问题，再加上同村人的协助，新房出人意料地顺利建好了。
不光如此，作者母亲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出当“出脚牙医”的经历，同样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典型体现。她母亲依靠着自己和徒弟的亲属关系，才能走南闯北，在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赚了不少钱。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样的“差序格局”依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所依赖的生存路径。正如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观察到的那样，外出务工者都存在 “抱团”现象。人们打工选择的目的地、所从事的行业，总是与亲友、老乡相同或接近。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体现。正如司徒朔写道，“农村人出行，并非无目的‘盲流’。基本思路是寻找哪里有同乡或者亲戚立足，再以此为突破口……”。
不过，司徒朔从父母口述中观察到的一点，似乎是被以往的学者、作家们所忽略了的。中国农民在现实主义的外壳下，拥有着极强的适应力。从某种程度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许多农业制度，其实是在农民实践中孕育出的。它们最终成为一项制度，无非是国家对农民的这些自主实践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
或许，每一个人都记得在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当代中国农业的解放意义。不过，在司徒朔父母的记忆中，类似于小岗村的“革命”早就在农村悄悄试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父亲并没有将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增长归因于制度的变革，而是认为农业技术发挥了更大的贡献。普通农民的直观感受，常常会这样出乎意料地颠覆我们熟悉的理论观点。但或许这也正说明，个体解放才是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
这样一种现实是不是在正告我们，与其费尽心机地进行“顶层设计”，不如亲自去问问农民的意见，或者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我变革空间，或许这才是寻找解决“三农问题”钥匙的捷径吧。
我们不能否认，城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着农村社会；也的确，传统的“乡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迅速塌陷。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而应尊重和期待，看似孱弱、卑微的农民个体在生存发展上拥有的智慧和潜力。费孝通曾说，“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在阅读了梁鸿、司徒朔们的作品后，我则要说，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诀窍，恐怕不在于从制度上去规定农民和农村发展必须执行的路径，而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聪明才智、寻求对策。毕竟，正是在这样的农民群体里，已经孕育出了像雷军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家。
所以，与其我们都着急地想要抛离农民与农村，不如重新回到农民与农村，在那之中才蕴藏着真正的“大智慧”！
《农民何谓》读后感(八)：劳动人民最光荣！
拾捡的只是一代人的散碎记忆，亦有旧时与今朝的鲜明对比，算是揭疮疤，但没那么苦大仇深，倒是让人看得精神一振。看到作者断言：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所以不了解农，你就不能说理解中国。（P.自序/003）我也是很服膺的。事实上，我一直觉着，不管到了啥时候，干活的泥腿子从来不羞耻，该羞耻的倒是那些吃着、用着泥腿子一滴汗珠摔八瓣种出来的东西，却打心眼里觉得“体力劳动”是地位低贱的人才会去干的人——
崔健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传统有几样东西一直没变，一个是皇权政治，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思想专治。尤其到了信息社会，皇权政治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阻碍。它老是认为：你死我才能活。但信息社会其实是：你越火，我也越火。”
国家对公民有责任，公民对国家有义务，二元结构，核心在平等的国民待遇。当年说农民不缴农业税了，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影响的，倒也说不上是无稽之谈。“孙立平等人，曾经论述积极国家的影响：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P.157）
只能说在这方面，从开始东西方的传统就不尽相同，好比同样是“宁娶大家婢，莫娶小家女”，表现的形式也截然相反。古代就连选进宫里的侍女，都是生死由人的等下之人，大家的姑娘媳妇们是不会去做的。像是明朝后期的“奉圣夫人”客氏，诺大个名头，但究其出身也不过是庶民的妻室，想就知道了，在古时候能去干奶妈子这种活儿的还能是什么好出身不成？
反之，西方诸国就不同了，哪怕是封建权利最巅峰时期的中世纪领主，同样无权对领地内的女农奴“合法强奸”。更别提什么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顺延下来的“天下所有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所有的女人也都是皇帝的”这种混账话了。毋庸置疑的是，中世纪领主是会和女仆、女佃户生下私生子，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领主们的这种权力从来没有法律或不成文的传统的支持。领主可能会恐吓、诱骗、威胁，最终占有；但他们从来没有可以要求和女仆发生性关系的“权力”。
所以，外国的女孩选择去贵族家庭干活并不是卖身给对方，而是为了蹭教育资源，学好了本事以便提高身价，等到了年纪回家了好找个婆家。而且，侍从侍女和仆人女仆的身份也是不同的，前者大都是贵族家庭的出身，一般是领主封臣的子女，也有同等级贵族的子女；而后者就是些普通的自由民。
按照当时的传统，在大约7 岁时，贵族中不打算进入教会的男孩就会被送至孩子父亲的朋友或亲戚的家中。在那里，他们作为仆童服侍主人，并接受正式的军事训练。用同样的方法，贵族们和较富有的骑士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城堡去学习作为高贵夫人所需要的、家庭和社会场合所需要的东西。一个大封建主的女儿通常是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被培养长大的。在多数大城堡，餐厅用餐时都有一群文雅的女士相陪伴，她们陪客人跳舞，晚上睡在有警卫的寝室里。
对女孩的教育比对她们兄弟的教育明显要好很多。传奇故事的作家对两性教育的差别给于了诙谐有趣的夸张，在他们笔下，男孩学习“喂养鸟，玩猎鹰，了解猎犬，学会射箭，学会下象棋和十五子游戏”，或者“学习击剑，骑马和比武”， 而女孩则学习“刺绣和织布，读、写及说拉丁语”，或者“唱歌、讲故事和绣花”。 ……好吧，闲话少提。
应该说，这个世上的人都是不知足的多，懂得惜福的少。或者只是经历的不够多，所以，纵向比较和以前比的人少，横向比较和周遭的人比的多。常见有女同胞在那抱怨单位里把女人当男人用，家里里里外外都得一手抓的辛苦，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想噎她一句，还是庆幸吧！早个百十年的，你这样的性别，别提要出门工作了，就算是想把家里的里里外外一手抓，也是想太美了。照着我外祖母的说法，他们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把女人当牛做马呢。
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健康的文化，“农耕文明”也只能像野兽一样在不开化的世界挣扎，生于泥泞，死于蛮荒。“以农为生，却无米下锅，无火入膛，无草料喂养牲畜。这样的农耕，有何文明可言？”（P.211）当时全国上下有那么多的人务农，但仍有人食草维生，仍有一半以上的婴儿夭折，仍有妇女在田间做牛做马。落后的经济滋生贫寒和野蛮，人人都渴望改变，渴望出走，渴望救赎。
“我念叨起李昌平的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它和正统的对三农的表述不同。不是内容，而是顺序不同。标准说法，是‘农业，农村，农民’。农业自然重要，因为粮食稳则天下安。可农民如果生活糟糕，又怎么会有农业无忧呢？”（P.173）幸好，再不是过去的农民无从选择的时代了，一如作者感叹的那样，“农业，对于大部分的农民而言，如今倒像个副业了。”
略囧的发现书中出现时人赞为“冰清玉洁武藤兰，铁骨铮铮郭沫若”的后者，专门为了《养猪印谱》写的奇诗的部分〒▽〒悔不该傻到上网搜索了全诗，还从头到尾的看下来了！不明白那个时候的周总理是怎么忍受下来他的，该不会靠的是眼不见为净吧？如果说我以前对此公还未有太过深刻认识，但是读了这首诗之后，实在是有种大开眼界之感，……
“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
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这种东西，但凡是爱惜羽毛点的都写不出这种东西来呀。只能说，相较之下鲁迅的早亡倒是一件值得幸事了，否则，在那个疯魔了的年代里，太有自尊、太有骨气的人都是活不好的。总的来说，会怀念毛泽东时候的都是对现实不满的人，但不管咋说，也该给毛泽东立一块“无字碑”了。记得马伯庸之前见过一幅写给武则天的楹联，让这个对女皇陛下无感的人也不得不感叹道：“这幅楹联说得大气磅礴，就算搁到无字碑旁，也压得住乾陵的气场。”
史分正稗，褒耶贬耶非定评，如果凭心论，岂止六宫粉黛无颜色。
理有长短，抑也扬也实难度，何妨放眼量，曾经万国衣冠拜冕旒。
不知道啥时候，也有人能够为我们的主席写上幅这样有水准的，……记得他总是和当官的过不去，心里总是想着农民的难处的。
《农民何谓》读后感(九)：农民的天
我来自农村，出生于八十年代，对于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一直深切关注，也先后阅读了许许多多的研究三农问题的书籍，诸如《种粮行为与种粮政策》《粮价谁决定》《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回乡记》等，每关注一次三农，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现实，残酷的数据，不由得对数千年来躺在食物链最低端的三农心生敬畏和同情，也深知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三农对于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
拜读了司徒朔这本讲述华北农村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变迁以及生活期间的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之后，让我不由得反观自己的老家皖北农村的发展变迁史。八九十年代的皖北农村，市场经济刚刚兴起，发展比城市相对滞后，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时候农村人口已经开始大批向城市流动，之前一直担心的人口激增对于土地的刚需可能造成的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甚至出现温饱问题不仅没有出现，随着越来越多青壮劳力的输出，农村的土地出现了无人耕种甚至荒芜的现象。
以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为例，大约在95年前后，村里青壮劳力开始大批向城市进军，主要目的地为上海和哈尔滨，所从事职业有三：卷帘门、工地、收废品。一开始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男劳力迁移，在城市扎稳脚跟后，紧接着就是提儿携女举家迁移，只留下孤寡老人看家护院。后来就出现了作者在书中说的社会治安问题，小偷猖獗，本来六畜的养殖随着青壮劳力的进城就已经急剧下降，尤其猪、牛等大体积动物几乎灭迹。留守老人也只养着狗、羊等动物，猫都成了野生的了。与作者所说的小偷猖獗是因被生活逼的不同，我们那边小偷猖獗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敌退我进”策略，青壮劳力一进城，那些平日就游手好闲的三只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大显身手，于是现如今，农村荒草疯长，若说有动物，估计也就剩下蛇了。
这20年来农村劳动力的输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一是对农业的影响。主要劳动力因为生活的逼迫外出务工，导致国家一直在说的一个十八亿亩红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地方土地大量荒芜，即便被人承租，也因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的低下导致农作物收成不好，看天吃饭的结果是勉强温饱。当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衣锦还乡之后，更刺激了更多人涌入城市。这时候，农民已然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裹挟下，由单一的农耕文明继而朝着工业文明的身份转换，于是一个新的词汇诞生了，这就是农民工。
国家看到了农耕社会的巨大裂变，不得不果断采取措施，这就是后来的六个连续一号文件的下发，取消农业税的出现，以期刺激和引导农民回乡，但早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早已适应农民工身份，最关键的是尝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甜头，终于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有了临时搭建的小窝，过起了房屋不及老家，但衣食俨然小康的生活。国家无奈，最后又推出了新的政策，开始试点大包干，把更多无人耕种的农田包给那些种田能手，并给予政策倾斜与扶持。但目前为止，似乎效果并不明显。
一项数据显示，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口有900多万，其中以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人居多，光安徽人就占去三分之一。但安徽、河南又是产粮大省。以我们家为例，我家目前只有四口人有地，有7亩多地，常年给姐姐种，但姐姐也在去年来到上海。恰在这时，国家推出大包干的政策，于是我父亲与村中与我家土地毗邻的另外两户人家签了合作协议，土地归拢到一处，一年一次轮流种植，这样或许效益会好些。
其二是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在文中说到一点，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农村户口的学生可以说占去很大一部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打通了由底层向上层流动的可能，这就是那时候常说的“鲤鱼跳龙门”。但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变化，以及市场经济对于农耕文明的冲击，教育不仅没有更好地在农村普及，反而加快了其没落。现在新闻上常曝的某小学只有一个学生便是农村在市场经济裹挟之下发展的尴尬处境。
更多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农民工，受制于眼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对教育不再重视，直接后果就是一大批适龄学生辍学外出打工。当然，也有可能是教育还未真正普及到农村便被市场经济的脚步赶超。以我们那边为例，95%以上的适龄学生小学、初中辍学，读高中的都寥寥无几，就更不用说读大学了。不仅成本高，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是元凶之一。我们村要好几年才出一个大学生，记得我考上大学那年，可以说不仅全村轰动，附近几个村的人几乎都知道谁谁家考出个大学生。
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农村读到小学毕业辍学或初中毕业甚至未毕业就辍学的这一批人，大多与我同龄。一个后果是这批人早早地到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乐于接受新事物，但身无长物，大多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电子厂、服装厂这类高劳动强度、低学历要求的工厂。结婚生子后仍然留在城市，生活压力顿增，对于下一代教育没有强烈的观念意识，这个很可怕，似乎走了父辈的路子。还有一个后果是当初辍学外出务工的这批人在一年两年后往往在衣食住行语言行为习惯上会渐渐朝着城市的生活习惯靠近，且一定程度掌握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在过年回到农村后，对于留守农村的同龄人或小三五岁还在读书的人，有着领袖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导致更多的人走出校门，跨进城市，过早地进入社会，却不知这是一条艰辛的不归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光鲜的生活，而是日夜的劳作。
其三是对生命的威胁。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也有提到，现在的人口死亡率比之早年的乡村居高不下，且多以非正常死亡为主，也就是不是自然死亡，所以多以青壮年居多。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变，打开了人与外界的连接，打开了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这也直接导致了乡村熟人社会的破裂，如今的农村虽不说是一座空城，至少也成了留守老人院。如今更多的老人被挣了大钱的儿女接往城市养老，农村开始出现空城。青壮年劳力城市打拼，生命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威胁。还以我们村为例，有几年，每一年都死人，且都是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第一年有一个人出车祸被烧死了，第二年一个人修理电源被电死了，第三年一个人操作工具被电死了，第四年一个人在建筑工地摔死了。如果这些背景换在农村，可能完全不会。每一次我父亲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都很感概甚至哭泣，生命原来这么脆弱。
当然，除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也有三个明显的成效。一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种田与打工的收入相差很大，就像作者书中说的，种玉米刨除一切的投入，最后可能一亩地只赚了几百块，而且这期间还投入了大量劳动。但如果打工，以在建筑工地为例，只需要劳力，一天下来最差也有一两百，好的三五百，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见钱快”，说白了就是周期短，投资回报率高。子女众多对于农民进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像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人，如果只是种地，自然不会饿死，但永远也别想富裕。但如果是进城，就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仅衣食无忧，一年到头还能剩下个三五万，当然这是用姐姐、弟弟他们辍学换来的。从饭桌上最能看出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以前在农村，吃顿饺子吃顿肉都很奢侈，一个因为农副产品不丰富，最主要的还是吃不起，过年就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而进城后，一切不再是物质的，而上升到了享受的精神层面。所以我认为，农民生活的真正改善是从打工开始。
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进程，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步伐，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交通、教育、医疗等服务设施越来越先进和完善，千万级别的超级大城市涌现。现在开始有专家预测，未来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一线城市圈可能会出现亿级别的国际超级大都市。不可否认的是，农民的付出是其中最基层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值得深思的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三农问题愈来愈不可回避，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是当前国家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重中之重的一件大事，事关八亿农民福祉。
三是民智的开启。以前在农村，东家长西家短的一件小事，几乎全村每个人都知道，信息贫乏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慢，渠道窄，保真度低，但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庄，彼此之间的信任度高，这不仅仅是熟人圈，信息闭塞造成的一种良好的结果，这跟民智也有极大的关联。而市场经济的开放，让更多的农民开始走出乡村，走出几十年来赖以为生的熟人社会，那种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彼此之间建立的互信互助的关系瞬间给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断。本身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父辈进城后，开始接受外界的新奇，不断调整着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身边人的态度，为人处世的准则以及生活习性都随着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乡村社会是因为民智未开所以彼此互帮互助紧密相联，是一种集体捆绑行为。那么在农民进城民智被开启后反而极大地刺激了个体经济个人主义的萌芽，权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都观念开始苏醒。如果以前是逆来顺受，那么现在就是争取更多真正当家作主的机会。这与信息的畅通、渠道的拓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像作者说的，城市反哺农村，本意应该是还债。邓小平之前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套用在这里似乎也合适，就是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这期间，可以说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和让城市富起来的奠基石，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发展建设不会势如破竹。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富裕起来后，不仅没有及时的反哺农村，反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不用说与农村的差距了。城里人吃着农村人种的蔬菜瓜果，住着农村人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楼房，却让农村人居无定所，不为别的，只因为户籍差异，出身不同。当然，这与国家政策也有着内在的不可言说的关联。
几千年来，最苦的还是农民。地里刨食，勉强温饱，城里觅食，略有盈余，却物价飞涨，仍然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取消农业税就能改变，更不是每年少得可怜的补贴就能扭转，更不是用大包干的政策就能挽回，关键能不能让农民真正看到实惠，说白了，就是种地比进城务工还赚钱，那样的话，有哪个农民不愿意回来呢？毕竟根在农村，但凡跟城市打工收入相当，他们其实是愿意回乡的。
当然，也不是单纯的收入上去了人就回来了，新农村建设应是下一步国家对三农扶持的重点，包括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的完善。还有专家研究说，未来是城镇化社会，自然村会越来越少。如果出现大批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对于城市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许多工厂会出现用工荒。说到这一点，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鼓励中小企业在农村、乡镇投资建厂，国家给与政策倾斜，并在初期帮助解决产销，逐步消解城乡之间的壁垒，在缓解城市压力的同时，又解决了三农问题。未来最佳的状态应该是农民半工半农，农忙时以农业为主，农闲时就地就业，国家可以不同程度调控农、工市场的供求关系。当然，这只是我美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