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10篇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是一本由[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80，页数：10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一)：斯宾格勒的文化漫游记
这是一本与超验主义（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而人类世界的一切不过只是宇宙的一个缩影。换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心灵认识一切）有些思想共鸣的、属于斯宾格勒个人的文化历史漫游记。
生加入超验主义这个词纯属个人感觉，至于超验主义的提出者爱默生及本书作者斯宾格勒之间的历史前后关系，不在考虑之列。我只关注一种思想和另外一种思想的联系。
在这个实证主义，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超验主义早就过时了。不过和周国平一样，我同意这种哲学对于塑造柔软而细腻的灵魂的作用，特别是在人文主义极其缺乏的时候，特别是现在。
本书的目的是预断历史，斯宾格勒将文化（一种最大意义上的文化，可以看成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看成一种生命有机体，有着从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必然历史，通过这种必然，他得出了西方（西欧、北美）的“没落”的结论。不过现在来看这本书（本书出版于1918年，时值一战尾声），我疑心这首为西方世界所唱的挽歌，更有其世界意义。
刚开始看到“斯宾格勒”关于“预断历史”、“预断文化”命运的豪言时，我的态度是不屑的。这正是我的矛盾所在：我相信理想、心灵的力量，却一直不停为了现实、物质而改变。这种矛盾贯穿着我这二十余年生活，这种自我改造，让我处于一种尴尬之中。
扯远了。总之，我的态度是矛盾的。我惴惴不安地质问斯宾格勒：去哪里找文化的显微镜？去哪里找历史的手术刀？斯宾格勒给出了我想要的答案：用心灵。对，是心灵，而不是被实证主义无往不胜的利器——理智。心灵是属于个人的。所以我称本书为“斯宾格勒个人的文化历史漫游记”。
用心灵去认识文化需要一种艺术的方法，一种审美的方法来引导的，这需要灵感，需要智慧。斯宾格勒给出的具体方法是：观象。简单的来说就是相面。“相”文化的“面”，通过与其他同源（同发展阶段）文化的对比，为文化进行诊断。也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称之为文化比较形态学。
斯宾格勒的这一理论有趣之处在于，文化被看成是生命的象征形式，表现形式，它是生命的各种表达。因此我们还可以从特别细小文化细节中进行观象，比如绘画、音乐、建筑，比如我的锅碗瓢盆等等。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原始象征，而这些原始象征就体现在所有我们能见的文化表征中。当然，这对心灵的要求就更高了。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有其产生、发展、成熟、消亡的必然过程。斯宾格勒用春天、秋天、夏天、冬天来进行了富有诗意的比喻。对于这种划分较学术的划分是：前文化阶段、文化或高级文化阶段（又分为早期、晚期）、文明阶段。
文化早期：对应的是人类乡村时代，我们有对土地依恋，我们和谐的生活在自然之中。
文明阶段：城市否定乡村，自然景观消灭殆尽。金钱至上。虚假外表的民主。世界城市的出现。仿造自然。“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机器和技术统治人类”。
文明阶段意味着人类的醒觉意识到达了顶点，一种文化形态已经完成了其外在（物质），内在（意识）上的绽放。
文明最终将走向一种斯宾格勒所谓的“凯撒主义”或帝国主义。政治成为“金钱”的独占范围。独裁式的通知、冲突，最终走向战争，然后灰飞烟灭。
人类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循环。
而之所以说“西方的没落”，是因为作者认为西方以及处于这一轮文化循环即将终结的部分。而得出这个观点的方法就是通过与其他已经或正在走向没落的文化的对比。
斯宾格勒因为这种观点备受指责，“历史悲观论”是最大的罪名。斯宾格勒个人强调，真正明白自己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这是悲观论调。
“不悲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其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管什么文化终结不终结，到时我估计早都没了。所以不用悲观。
其二，历史中总有一些智者、贤人善做“悲观论”，其意在提醒。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度。
其三，把文化生命体的循环看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过程，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这自然就不能悲观了。
对于斯宾格勒，或许应该是第三种。
这本书我没看完，时间上已经不允许。只能就我所涉及的部分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我期待下次再会。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期待自己的观象，在文化历史中漫游。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二)：《西方的没落》断想
春节看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形式与现实”前五章。
1． 人类的心灵成长、人类社会的历史成长、还有自然的生态成长都是一种形式的实现过程，这个形式就是简单的从新生到没落再复兴的过程。对形式的追求，是对秩序的一种认同，是对方向性的崇尚，是对规律的服从。所有的现实都是基于形式的实现。
2． “同源性”认识是一种形式认识，既是对方向与结果的一种把握，也是基于自然与世界的“谱系”关联性把握，更是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把握。类比与综合是“同源性”认识中的一个小部分。
3． “形态比较”是“同源性”认识的一种发展与应用，是方向上的共性与阶段性的差异认识，是“观相”的微观性与“同源”的系统性的认识。结构主义的躯干与形式主义的外包。
4． 没落是形态的完成，是有机体生命的“后可能性”表现，是广延与空间的极度繁荣后的“沉寂”，是力量的瓦解，是暴发性的消散。也是一种原始心灵状态的回复，一种新原点主义的坐标审视。
5． 没落是从混沌到有序的完成，是从无限到有限的实现，是从无机到有机进化的终结。是形态学中的“后现代”与“后表现”。
6． 历史的“后表现”：无边的过去已消失于未知的黑暗之中，无界的未来仍漂浮于无知的黑暗之中，现实就是我们在两个黑暗世界中的“无间道”。
7． 正是由于对古典文化长久的敬仰和谦逊，我们每个时代才有 勇气去思考和表达自己时代独具的思想，而每一次表达都是对古典心灵的一次远离，这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甚至是很不情愿的一种远离。
8． 西方古典文明，作为浮士德心灵的历险，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的表现，已耗尽了每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完成了它的命运，“上帝已死了”，盛产伟大思想家的时代已成过去。
9． 一种文化的成熟，表现为其形式语言的刚毅、严律、强度、结构，越是这样的形式越具有文化的自信。
10． 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同构演变”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是方向的同构，但也许具有时间尺度的非同步差异。
11． 观相的重构是一种历史的“生态修复”技术。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三)：关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文化”和“文明”
在中文的语境中，甚至是在斯宾格勒之前的西方拉丁语系的语境中，文化都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没有反义词。而文明不是，文明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一个名词，指伟大的、延绵很长时间的，有很大影响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文明也有反义词，那就是野蛮。但是，西方的语境下，文明——civilization（名词，动词为civilize,指教化，开化；形容词为civil，指有礼貌的，有教养的）——意味着“开化、教化的过程”，既然文明是过程，是一种存在的动作。作为一个动作、动词，无论是否有及物格或不及物格的变化，都存在动作的出发点，“文明”作为一种教化的动作，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斯宾格勒给出的答案是“文化”，文明靠着文化来施行教化，以达到一种更高的文化层次和文明的状态。
这个概念一旦树立就意味着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独立的主体，文化和文明之间是有差异和对立的，斯宾格勒的伟大就在于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生命规律”，有形成，前文化时期，成熟时期和衰落时期，文化的最终归宿就是文明，文明是文化的终结和坟墓。如此文化和文明又是同一个概念了，又回归到我们的常识，只是我们（大众）不知道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过程而已。
斯宾格勒花了巨幅的笔墨来叙述文明和文化的差别，还有文化各时期的形态特征，抛开方法论不谈，仅从斯宾格勒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文化的象征是人文精神，文明的标志是自然科学；文化产生形而上学，而文明则把它发展成实用主义；文化时期的伦理社会注重宗教，而文明总以个体为由提倡怀疑主义，进而纵容了人的欲望无限扩张；文化时期的文化更理想主义，艺术更生猛，文明时期的文化更物质，功利，艺术陷入形式的桎梏之中。这些都是斯宾格勒以他的“观相”的方法得出的，这种观相的方法将历史学家置入“大宇宙”（Macrocosm，个人觉得翻译成“宏观世界”更直接）之中，以一种跨越式的眼光扫视各个时期的文化，将他们横向地对比就能发现，文化和文明并不是笼统的抽象概念，它们都是独特的生命体（我不接受“有机体”的译法，太片面）。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对比其实就是希腊和罗马的对比，就是佛罗伦萨和纽约的对比，就是哥特与巴洛克的对比，更直白一点就是浮士德的两个灵魂，两个意志的对比！
斯宾格勒只在导论中提到了两个需要感谢的人，歌德和尼采。我认为，观相的方法背后一定隐藏着超人哲学的启发。而歌德的影响则是全面的，从方法论，文化、文明的形态差异的论点，到概念的用词，都有歌德的背影。（这段行文有点托大，我对《浮士德》的了解仅限于一本缩写版的儿童读物，时间太长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在GoogleScholar中找到了《西方的没落》中“文化人”和“文明人”的德文原文——Der Kultivierte Mensch & Der Zivilisierte Mensch，翻译成英文是The Cultured Men & The Civilized Men，文化人的词根是名词形容词，而文明人的词根是动词，文明人是动作的接受者，是被动的。在这里人的因素就很重要了，因为文化和文明都是人创造的，可吊诡的是，在文化被人创造之前，文化史是不存在的，在文化教化了人之前，人能否被称作人，这也是个问题。正因为有这个逻辑上悖论，我必须特别注意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不同的是“文化人”创造发展了一种文化，而“文明人”被这种文化沿袭而来的文明塑造、教化。这个不同很重要，能看出来文化人往心里走、往前面走，而文明人只想向前走却有很多的阻力。
那么要谈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形而上的高度来谈了，我们进入世界历史。文化和文明的对比对立仅仅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如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和凯撒时期的罗马。但是我们都能看到，以斯宾格勒的方式来划分的话，世界上在同一时期内，并存着很多的文化和文明。如“轴心时代”到来时，埃及文明已经没落，古印度文明处于文化的晚期、文明的初期（雅利安人的入侵和佛陀的出现是一个转机，而非本次文明的结束），而中华与希腊迎来了文化的成熟辉煌时期。很快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入了帝国时期；希腊诸城邦被罗马吞并，融入了强大而僵化的帝国。文化也慢慢地步入文明，“城市”发展出“世界都市”，“原始的”人类生活状态被强加上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压制下，各种形式的固定储存形式最终形成，艺术停止了那种充满朝气的创造，开始对古代的外来的主题进行模仿，停滞不前，于是文化没落了，可文明依然依附于她自己所创立的政治体制而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她的帝国灭亡，文明才结束。
但是文明灭亡了，文化却不会。文化被新的征服者们所遇见，犹如一块未被人雕琢完成的璞玉在道路上让人拾去，进行另外的加工，也就是说文化总会在各个文明的夹缝中生存，不断被各个强势的文明、文化转换为属于自己的形态作为一个外来的、新颖的形式补充到新的文化与文明中。只要人类不彻底灭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存在过的文化都不会灭亡，他们只是被我们遗忘了，这种“遗忘”只是不在场，而不是不存在。古埃及文明灭亡了，可我们在古希腊古风时期留存下来的雕塑中依然能看到她的魅影。古印度文明在历史上灭亡数次，但是在中国却保留了大部分的佛教文化、印度文化的身影，在隋唐之前，面对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印度，古代华夏人曾很谦虚地自称东土，而称印度为天竺、“中国”。在中华历史上，除了古印度，我们用“天”这个字命名过哪个国家、民族？
文化的宿命是文明，而文明并将走向没落。这种没落并不可悲，把我们都放进历史，我们都不过是一颗尘粒上，一个文明、一种文化没落了，她们还会以其他的形态出现在其他的文化中，继续他的使命。
中国56个民族中有一个民族名为“瑶族”，这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上古时期，随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侵，瑶族先人被迫从河套平原迁徙到了渭南平原，又在之后混乱的部落战争中，迁徙到江汉平原，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华夏文明形成。中原文化天下概念确立后，这支最正统的华夏原住民却被当做南蛮而被连年征讨，流离失所，以至于整个华南，南越，东南亚都有这个吉普赛式迁徙民族的足迹。还好，瑶族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放弃他们薪火相传的文化。他们不能在平原地区居住，不能进入城镇，甚至在共和国之前，所有官方的记载包括湘南、桂北、黔东南各地的县志中都是使用“犬”字旁的“猺”来指代他们。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根本没有机会走入“文化的坟墓”，可是他们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融合了各个上古民族的文化艺术、服饰风俗。瑶族信奉创世神“盘王”（我一直怀疑这是否就是盘古开天的原型），在每次盘王大典上都要唱的“盘王大歌”，其中一部分的歌词中我们能听到他们整个民族的迁徙史——“我们翻过一道山岗，趟过一条大河，到了平原上哟……”反复吟唱中，我窃以为这就是一个悲剧版本的《诗经·大雅·绵》。
没落也好，不没落也好，甚至没有没落的机会也好，文化都能让我们领悟到她的力量——一种文明没落了，文化却是不死的，她一直等待着有人将她的灵魂送入天国，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再造辉煌。
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文革初年，一位老知识分子在目睹了浩劫动荡不复华夏的惨状之后，在上海的大街上边游荡边唠叨：“中华文化死了，中华文化死了……”说实话，如果以家国天下的兴衰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话，中华文化不知道都死了多少回了。上古即有西岐武周灭殷商，魏晋之后五胡乱华衣冠不再，南宋末年陆秀夫背负小皇帝与崖山十万军民蹈海赴死。我们的文明历经磨难几度灭亡却靠着文化延绵至今。这种文化的包容程度太可怕了，谁灭亡了我们，谁就会在文化的感召下成为我们。真正的危机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失去了文化的方向，文化的眼睛。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到的“生命体”的概念那样，一种文化一旦没落，如果不能以另一种形态再生，那么就只能苟延残喘，甚至消失殆尽（不在场）。现在中华文化的危机就在于我们在看待历史，看待传统文化的时候续不上“文脉”，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与古人完全不一样，这是西方式的，全盘西化的后果。我不反对西化，但是这种西化却把我们的眼睛给洗了，以至于我们跟新生的文化没有两样。当代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不理解东方，我们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总要绕过两个话题，一个是西方，一个政治。绕过西方是为了避免现在中国人以西方的方式看待古老中华文化所带来的误读；绕过政治是为了避免那种盲目乐观的机械唯物主义史观的侵蚀。说到这，我想这种再造中华文化形态的困难已经勾画出来了。
后记：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并非没有他的缺陷。大胆地说一句，有可能是译本的原因，“观相”概念的提出就有些问题，我追查到原文，观相的原文转译过来应该是“形态比较”，观相的提法似乎简单化了。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四)：西方的没落 第一卷 末章翻译小瑕疵
末章节"baroque"译为“巴洛克”未与前章节的“巴罗克”统一。
页381第二段第15行“这有这样”，疑为“只有这样”。
页411第一段第11行
中译：“在我们西方人当中，没有信仰不依伴着某种类型的宗教裁判的。”
英译：“Amongst us there is no faith without leanings to an Inquisition of some sort。”
我译： 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某种不受宗教审讯所支持的信仰。
页425第一段末：
中译：“在那时，人们不再需要证明。人们只是欲望信仰，而不是解析。”
英译：“Men dispense with proof, desire only to believe and not to dissect”。”
我译： 人们只索求信仰，无需唯理的验证和解析。
英译参考版本：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五)：西方的没落
这书的写成时间就在尼采后不久，想来还真是有些讽刺，就在尼采高喊“上帝死了”后（我理解为人类文明已经到达顶峰，可是不久一战爆发，此书诞生，又提出西方没落了，这也太快了，虽然二战后西方文明似乎又强盛一时，但那更多是美国文明，与作者所认为的欧洲文明不完全是一回事，而就算是现在似乎美国文明也在没落当中，这不得不说颇为有预见性。 从书中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很雷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是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黑格尔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而显然此书的结论不是如此。 作品从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和阐述，不过话说回来，委实太难以理解了，我怀疑此书的得享盛名只是顺应了时代，而非有严格的逻辑基础和推论过程。可以看看，但能理解多少就看读者自己了。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六)：笔记
西方的没落
这本书我在看前言，中间跳着读了一点。
作者认为世界有种统一思想，统一的思想可以贯穿人类生活的各种方面。文化也是有形体的，可以生长，死亡。文化这个词内涵包括：建筑，美术，绘画，商业，政治，道德，社会精英，生产方式，地理等的社火生活所有方面。一种文化可以在时间上分为前文化时期，中文化时期，后文化时期，也可以说成诞生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死亡期。
作者界定了西方的没落，必然需要提出了界定发展不同阶段文化的标准，说明文化在发展不同时期表现是不一样的。而这一点肯定是比较历史不同时期文化得出的。我还没有读到标准的提出。
关于八种文明观点的提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间关系，估计是一种学术传承。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七)：笔记
国家和历史
抽象的正义观念充斥于那些在精神上高尚而有力，可血气上软弱的人的心灵和著作中，充斥于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中——但是，历史的事实世界只知道胜利，它把强者的法律转变成所有人的法律。它毫不留情地无视理想的存在，如果曾经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为了坚持正义而否决当时的权力——那么， 他或它的理论声望一定会在思想和真理这另一种世界中得到确认， 但 是 ，同样可以确认的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也必将到来，那就是：那种理论声望必将屈服于另一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生命力量。
在历史世界中，根本没有理想，而只有事实——没有真理，而只有事实。没有理性、没有诚实、没有平等、没有终极目标，而只有事实。谁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他最好去写写书谈论政治——可千万不要去从事政治。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按照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而只有成长起来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不过是“合乎形式”的活生生的民族。毫无疑问，这是“生活自身所展现的盖有印记的形式”，但是，这印记不过是存在的血统和节律的印记，它整个地是本能的和不自觉的；至于展现，如果它有政治高手做指导，它就会采取血统所固有的方向；如果是理想主义者做指导，那它就会采用理想家自己的信念所规定的方向——换句话说，即虚无的道路。
这就是与那些纸上谈兵的迂腐之辈心目中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现实国家的组织。仰仗设想是不可能实现最好的、真正的、公正的国家的。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个国家，按其本来样子都只能存在一时片刻；接下来它就立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论其法律－宪法的外壳有多么的坚硬。因此，诸如“共和国”、“绝对主义”、“民主制”这些字眼，在每一情况下意指的东西是不同的，那使它们变成口号的，不过是哲学家和思想家要用它们当作确定的概念而已。国家的历史，是观相的，而非体系的。这一观相的任务，不是要说明“人性”如何向着获得永恒的权利前进，向着自由和平等前进，向着一个至为明智、至为公正的国家的进化前进，而是要描述在事实世界里真正存在的政治单位，描述它们是如何成长、繁荣和消亡的，描述它们何以实际上不过是“合乎形式”的现实生命。
文明中的伟大概念的历史作用十分不同于设想它们的空想家心目中所呈现的样子。一个真理的效果总是与它的倾向大相径庭。在事实的世界中，真理不过是手段，它们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它们支配着精神因此也决定着行动。决定其历史地位的，不是它们是否深刻、是否正确，甚或是否符合逻辑，而是它们是否说了什么。
生命必须要成为强者，才能是伟大的；只允许它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要赢得胜利，就要敢于做胜利的牺牲品。因为只有文学——书面的、意念中的或者活的文学——才会在事件的旁边兜圈子，一味抱怨和嫉妒，它不过是迷失于运动着的、纷杂的事实之中的真理而已。历史从来不屑注意这些主张。
事物的逻辑现在所允许我们的唯一道德， 就是攀崖者面对峭壁时的道德——只要有刹那的软弱，就前功尽弃。今天，所有的“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放弃和放任，或者说是一种想借神秘主义来逃避现实的怯懦的希望。
政治的哲学
伟大的政治家惯于雷厉风行、立即行动，并以对事实的可靠嗅觉为行动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以致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去对其行动的基本的一般原则——假定这些原则确实存在的——进行反思。在所有的时代，他们都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有关这一知识的任何学说，对于他们的能力和趣味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那些关注于人的既成事实（faits accomplis）的职业思想家，在精神上是如此之远离这些行动，以致他们只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抽象观念的网络——偏好于诸如正义、德行、自由等这样的抽象物的神话——并进而将它们作为准则运用于过去，尤其是运用于未来的历史事变。因而结果，他们忘记了概念只是概念，并由概念引出这样的结论：存在一种政治科学，我们由此可依据一个理想的处方来描画世界的进程。
当我们称人类的存在川流是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称其是运动着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民族、邦族。政治是这个涌动的存在借以维持自身、成长、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路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上，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是政治。我们现今喜欢称作生命能量（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身上的那个不顾一切努力向前、向上的“彼物”，那个渴望有效性和权力、同时仍是植物性的和种族性的盲目的宇宙冲动，是与大地、与地“基”联系着的；方向性，即实现的需要——在每一高级人类中作为其政治生活出现的，正是这种东西，这种政治生活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伟大的决断，以决定人类是将成为一种命运还是将遭受一种命运。因为人类要么是生长，要么就死亡；没有第三种可能。
战争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原始的政治， 因此， 在深层的意义上 说 ，战斗和生活是一回事，存在和追求战斗的意志是共生共灭的。
在事变之流中赋予节律的，不是体系、法律或谋划，而常常是一种生命。世上只有个人的历史，因而也只有个人的政治。斗争的是个人而不是原则，是种族品质而不是理想，因为执政的权力就是一切。
宗教从不曾改变过一种生存的风格。
宗教渗透于醒觉意识中，渗透于智性的人的身上，它对另一个世界给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决绝的忍受而创造出无比的幸福感，但对于生命的力量，它无能为力。在生命的领域，只有伟大的品格——那个“彼物”、种族性、宇宙力量是与这种品格相关联的——才能具有创造力（不是塑造的力量，而是培育和训练的力量） ，能够有力地矫正整个阶级和民族的类型。能称得上是事实的，不是“那种”真理、“那种”善良或“那种”正直，而是“那种”罗马人、“那种”清教徒或“那种”普鲁士人。荣誉和义务、纪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通过活生生的典范所唤醒的。
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园丁从种子得到一种植物，或者他改良那植物的品种。他能使隐藏在植物里面的倾向、它的生长和颜色、它的花和果，发展出来，让它盛开或使它凋谢。植物的完成、它的力量、它的整个命运，皆有赖于园丁对各种可能性——因而各种必然性—— 的眼力。但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方向，它由此而来的阶段、速度及方向，都不是园丁所能掌控的。植物必须自己完成这些事项，然后枯萎凋谢，这对于我们称作“文化”的巨大植物和与其形式世界相关联的人类家族的存在之流也是一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即是一个民族的园丁。
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公开的、可见的外部形式并不是本质的形式，而仅仅是伪装，因而可以被改变、被理性化、被写成宪法的条文——而它的现实性并不必因此受到一丁点的影响——故而，一切革命者的野心得以在历史的表面上玩弄权利、原则和选举权的游戏。
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 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 也不具有脱除影 响 、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
货币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八)：相术师的修辞、隐喻与灵知：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文明没落之说并非没有前声，尼采早在斯宾格勒之前半个世纪就预感到这一切，你如果只将尼采当作一个疯癫的诗人来认知，简单地将超人图解为时下三流小说中的庸俗小资产阶级形象，就会看不见诗化哲学背后，他作为冷酷哲人的那一面：洞察人心，明晰万物，早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之际，就意识到哲人/超人迟早将被大众放逐，庸众在广场群蝇的孳生里自甘为末人，乞求科层制官僚国家施舍的微末嗟来之食，在无尽的永劫轮回中化作历史的劫灰，等待时间的终结。曾经肆虐在亚细亚的时间之外的往事，今日也轮到美丽的欧罗巴。
时间的终结在基督教语境里有其特殊意义，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再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来到人间，为人类做出公正的审判，良善的人统统复活，随天使被接引至神圣天堂，邪恶的人则自有其报应，在地狱还是在炼狱则看罪孽的程度。时间终结了，历史不再有其意义，因为善与恶已然两明，好坏各得其所，时间如果再流动不过取其物理上的意义，在神性的谱系里它已经了结一切。
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终结论，则反其道而行，他们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历史不断在下行，一直腐败堕落到无可堕落，历史终结了，是因为历史的意义仿佛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手中的蜡烛，燃烧殆尽，善与恶被一同抹消，仿佛泰晤士河畔的桨声灯影，影影绰绰，干净地早已不见一丝血色。当然，这里的腐败指代的是古希腊与古罗马语境中，政客罔顾公共和长远的利益，以自私和短期的恩惠收买选票；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腐败相比，行贿者和受贿者恰好交换了位置。
这个道德的谱系可以从尼采追索到托克维尔、贡斯当、柏克、休谟，乃至光荣革命诸君子，其实是中世纪史诗社会在近代散文社会中的一个少有人注意的尾音。艾略特与切斯特顿是这个道德谱系的历史中间物，如果用历史观相学进行牵强类比的话，那么托克维尔、贡斯当与孟子同享一个时代，而艾略特、斯宾格勒则是伏生一类人物，前者观察到贵族的没落，并意识到社会即将扁平化与原子化，后者亲身经历社会的解体，努力参与到共同体的重建中却以失败告终，一战对欧洲文明的动摇无异于秦汉之变，我们将看到末人抬头，如蛆虫蛀蚀着脚下的文明，最后与文明同归于尽。
十九世纪末叶一切非理性主义学说的兴起，都是在力图摆脱末人与历史终结的阴暗图景。但在一战之前，整个欧洲流行着一种浅薄欢快的氛围，诚然，此时整个世界都是欧洲的殖民地，也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达到如此高度，将现代性卵翼众生，欧洲人有理由在上帝死后，为人类的理性与辉煌的成就而自傲，就像刚高考完的年轻人，以为日后前程也将一帆风顺，并将这份过于奢侈的乐观带入新的战争中来。人们像欢迎圣诞节一样欢迎战争的到来，为平凡无聊的闲暇时光增添乐趣。
德意志霍亨索伦王室的宣传和控制技术远不如日后的希特勒，但在民众中激发的狂热纳粹帝国却永远不能望其项背；法兰西以应付1871年普法战争绅士决斗的方式迎接1914年鲁登道夫总体战，一如日后他将以1914年的堑壕战应对1939年的闪电战；在佛兰德斯平原上埋葬着伊顿公学诺曼贵族的血脉，妖冶的罂粟花在寒风中摇荡；哈耶克晚年感慨自己在学术上能出头，不过是因为维也纳同时代的英杰在战场上都死光了。
理性与启蒙之光黯然褪色，一代人的脊梁骨被彻底粉碎，文明与理性带来的荣耀被总体战反复凌辱。不幸的是，这并非灾厄的结束，二十年后他们将再度重复这一梦魇，哪怕大半个世纪过去回忆往事也会隐隐作痛。
于是，冷眼旁观一切的斯宾格勒抱持如下信念写下他的著作：每一个文明都必将经历生老病死轮回，而他作为相术师，截取历史的只言片语，直观每一代人的精神与气质，高贵亦或卑贱，慷慨亦或猥琐，以已然消亡的文明的命运为鉴，判断而今的文明已走到何种地步。他所擅长的乃是一种情境模拟能力，通过观察命运的进程，梳理重要节点，判断大势所趋。实证考据实非此书专长，因此被这本旁征博引的巨著折磨地焦头烂额的勤劳读者切勿将每一个细节都当真，知其大旨即可。就像我们皆知人都有一死，以何种方式夭亡却超出我们预测能力。
这仿佛相面术，通过察看一个人脸部的某些特征，来判断对方此时的命运吉凶及身体状况。江湖术士根据经验总结出规律，知道我们的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精神气劲很难遮掩近来幸与不幸的际遇，倘若你对预言精准感到惊诧不已，说明你还是更适合像哲不解一样，呆在象牙塔里读女博士。我们不能否认这必然伴随根深蒂固的偏见，一如占卜师不会每次都预测正确，然而偏见符合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贝叶斯信息更新过程，在足够多的样本面前，偏见足以完美地解释世界，恰如切特斯顿所言：偏见是智慧之母，伟大的偏见蕴涵着比事实更深刻的智慧。
这种相术的直觉，被斯宾格勒称之为观相的历史方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历史观相学。我在文章之初就提到，预感文明没落与腐败并非斯宾格勒的专利，判断命运趋势的情景模拟能力在人类历史上他亦难说最佳，据我所知，早在古罗马时代乃至华夏春秋战国就有能与其伯仲者，如果我们不说犹有胜之的话。他所新颖的地方，反倒在于修辞。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通过比较形态学的方式，对不同文化形态进行观相的比较，来揭示历史无可奈何的必然性。大仲马说，大狗叫，小狗也叫，毕竟有所不同。
如果有人阅读《西方的没落》可曾有过愉悦，抛却被他像耶利米先知颁布耶和华神谕一样勾勒历史必然性的堂皇威严所震慑，多半是由于斯宾格勒诗一般的语言，不时点缀于经典的德式饶舌之中，让我辈智商捉急者产生以愚夫之力，可详尽理解此书的幻觉。
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看来，含糊其辞的语言从来无助于概念的清晰，反倒会将我们拐进存在的歧途之中，但要用工笔描绘斯宾格勒思想每一个角落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负担）的重任，一如预言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也是超出他能力的妄想。使用诗性的语言来写作，违背了无产阶级专业学术界任何一条可以被违背的规范，却与命运的不详不实凑巧对应，从这个角度来讲，偷懒只描摹斯宾格勒思想的基本脉络，在角落处吞吞吐吐一笔带过也不能说有错。如果你发现本文存在对他无伤大雅的误解，无需惊讶，作者乐意于此，读者不必在意，这种无聊的隐喻也是斯宾格勒在他的修辞术里热衷采用的小彩蛋。
由于深受德国唯心主义与唯意志论的影响，斯宾格勒相信存在超越原子个人简单相加的实体，在他笔下便是所谓文明、文化与民族，或者说，他认为文化上千年绵延不绝，个人的生老病死在这长时空中一同组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不同文化实体。这些实体至今为止共有八个，与万物万生一般都将经历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四阶段轮回的过程，这里所谓的生老病死指的并非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价值谱系上的兴衰，汤因比用自决能力的有无与起降来指代似乎矮化了这一概念。
在进一步阐释所谓西方的没落时，斯宾格勒列举了三种理想型：原始民族、文化民族与费拉民族，窃以为刘仲敬所举的史前之人、历史中人、史后之人比汤因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前之人如韩原野人，只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茫然于天地，不知圣人文章为何物；历史中人如孔子，为礼崩乐坏惶惶如丧家之犬；史后之人如范进，为科举及第功名利禄四方奔竞，却无意向于礼乐教化。
所谓文化的生死，西方的没落，指的就是人们就文化的法统与宪法解释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一旦无人在意文化的法统与道统，失去对文化的所有自信，没有延续文化的意愿，活着只是为了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活着，哪怕披挂着文化的外壳苟延残喘，在隐喻的层面它其实已经死了。换句话说，哪怕某种文化早日烟消云散，只要人们还有继承他的意愿，其实理论上也可以起死还生，虽然这不大可能。
对文化实体生与死的隐喻，它绝非永生不死之物，是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核心，是最重要的灵知，至于递次经历春夏秋冬四个阶段的譬喻，反倒不过是他使用观相的历史方法，在援引比较大量细节上需要商榷的史料后，给出的直观印象，在重要性反倒居于其次，虽然也很有洞察力。我们不必否认，斯宾格勒在编排几千年历史，进入这个框架时肯定会有削足适履的现象，然而这无损于这个框架的美感与解释力。
与传统的刻板印象不同，斯宾格勒并非一个后现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者，亦如你不能将施特劳斯解释为一个庸俗的相对主义者。东方文化的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切莫将斯宾格勒视为已经走出欧洲中心论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书中对非西方文化的称颂，不过是出于一名绅士的礼貌而做出的恭维。只要我们想起，在斯宾格勒的框架里，只有西方文化虽然即将没落，却依然富有活力，其他七种文化已然僵死时，再回过头看他对非西方文化的恭维，就能解读出无尽的言外之意。
在他的视野里，文化的身影只可能从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民族之中勃然而兴，抖落无知无觉的混沌，在自我与他者的间隔和区分里认识你自己，从而开始他漫长的一生。原始民族乌有文化的自觉，仅是植物性的存在，他们与无形态没有边界的大宇宙俱同一体，无智无识，是卢梭笔下高贵的野蛮人，对世界怀持朴素的敬畏，行走于丛林之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必须在存在的醒觉意识澄明解蔽以后，方形成具体有限的文化形态，先民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天地人神四体同居的共同体。
斯宾格勒认为，各文化形态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春夏秋冬四个阶段，文化初生之时为春季，斯宾格勒称之为文化的早期阶段，此时为阶级社会，由军人贵族与祭祀僧侣主导，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的强大政权，各阶级由法统与传统赋予的诸特权与诸自由自我治理，彼此不得逾越。国家机器方见雏形，尚未有日后压垮所有阶级，以所有组织资源为自己血食的威能。人们扎根于土地，在乡村之中呼吸古老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英国意义上的，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
他们虔敬神明，以尚武为美德，以担当为天职，不事奢侈。共同体内部的联系是有机的，自组织资源丰裕，并非被外在强力纽合在一起一团散沙的乌合之众。他们的理性尚未发达到解构一切，却偏偏不解构自己虚荣心的地步，对亘古星辰怀有本能的敬畏，因而尊崇神明的戒律与道德的准则，奉之而不易，旺盛的生育力本能的繁衍后代，血气十足。
一般来说，文化的春季极为漫长，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了无新意的黑暗时代，然而它却是为日后的刹那光华积累力量。最初的历史中人不以私智贪天之功，风气淳朴，没有虚荣心，以默默耕耘为务。等到人们厌倦耕耘，阶级开始缓缓解体，游士出现，奔竞之风稍行于世，此时文化实体便进入夏天，零星的城镇出现，散落于大地，像孤岛被海洋包围，市民乃至商人阶级集体登场，工具理性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过往的信念，就仿佛叛逆的青年对父亲的反抗，国家机器开始伸展它越来越长的触角。
随着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发展到烂熟，文化进入秋季，理论上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在斯宾格勒看来，这却是一个挥霍的季节，他称之为文化的晚期阶段，人们将祖先的积累在此际挥霍一空，因而文化的秋天非常短暂，又因其空前辉煌，使人念念不忘，比如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华夏的战国，以及短暂的十九世纪，经年累月的黑暗，换来片刻阳光下的蹀躞。阶级解体速度骤然变快，自组织资源迅速被消耗，人们涌进城市中，积攒在内层的能量被一下子点燃，出现不真实的黄金时代，在艺术与科学上达到的高度让后人难以企及，只能遥遥追望。
与此同时，伴随的却是社会的扁平化，贵族精神没落，平民化大行于道，尚武的美德被柔顺的和平主义打压，人们将战事委之于雇佣士兵，浇浞之风取代了朴实刚健的民德，崇尚权变奸诈的厚黑学逐渐更替对神明与道德的信仰。由于自组织资源的消耗，国家机器成为唯一能够仰仗的组织体系，不断壮大，或者说，两者互为因果。
当祖先的积累被彻底挥霍一空时，凛冬便至，斯宾格勒称之时的文化变成了文明，彻底地僵死，不复有生机与活力，只是因为历史的惯性而苟延残喘。国家机器彻底坐大，以生民为血食，如迦太基神话里的摩洛克邪神，人们却再也离不开它，他们需要官僚机器来统治自己，一如需要面包与空气，汤因比所谓自决能力丧失殆尽，只能仍由颟邗无能的官僚来统治。决断、担当、勇敢诸美德已成上个纪元的遗迹，由于共同体内部维系彼此的组织纽带断裂，人与人互不信任，置身其中仿佛身居霍布斯丛林之中。他们也只相信丛林主义的教条，对陌生人的友善抱以最大的怀疑，外人临此，怀疑自己身入鬼国。
出现世界性的大都市，汲取所有资源奉其一身，不同地域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此时只有首都市民与外省人的对立，农村被世界性都市吞没，人们像沙丁鱼般拥挤于世界大都市之中，以福利国家的面包和马戏为务。机会主义盛行，人们重视短期功利，以当下一时幸福为乐，再也没有人注重积累，而文化的本质却是人们以辛勤的劳作，驱赶大地之上的悲怆与虚无。
解构一切的理性发达成熟，最终除了自身的虚荣心以外，解构了一切。法统与宪法习惯再也不重要，没有人珍视国本斗争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承担历史意义是痛苦的，一如做出决断是艰难的，然而决断与担当是共同体最重要的德性，无此无以保护和延续共同体。他们也不愿意生育，原子式的丁克小家庭驱赶走数代同堂的大家族，人们出于理性计算，恐惧生育的代价，而当生育都成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时，这说明该文化实体已到病态地步，直待边疆热衷生育，尚未遗失血气与本能的蛮族席卷而来，吞没原子小家庭，鸠占鹊巢，原本的共同体分崩离析。
到这一地步时，凛冬结束，因为该文化实体已然死亡，他的某些碎片或许会被朴实尚武的蛮族继承，以其尸体，成为新文化实体出生的养料。但大多数人，因为其过于发达的理性，不再信任神明与道德，失去了变成文化民族，组建新共同体的资格，并由于不愿生育，而日渐消亡于风尘之中，斯宾格勒称之为费拉民族，也就是尼采笔下的末人，卑贱如同虫豸，让人再难想起昔日高尚荣光。
在经历第一次世界鲁登道夫式总体战摧残以后，欧罗巴十九世纪短暂的辉煌被不幸终结，斯宾格勒悲观地认为西方迟早要步其他已然僵死或者灭亡的文明的后尘，荣光不再，整个世界在福利国家与平民社会造就费拉化的陷阱之中逐渐沉沦。此时所有人共同享受一种奴役下的平等，仰食国家福利，以劳作为耻，以滥交、吸毒、信仰禅宗、败坏道德风气为荣，因为除此外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乐趣调剂现实生活的单调与无聊，他们凝视着虚无主义的深渊，直到虚无主义将这群过于理性的末人吞噬殆尽。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迎接末人社会的来临，或许正在迎接普世性的末人风潮，这取决于你的情景模拟能力对命运节点与趋势的判断。我们每个人都有此类情境模拟能力，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我们以此来剔除、分析命运的分岔口，至于何者为佳则见仁见智，但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他的德性所应有的下场。
也许早做决断更能躲避洪水滔天，毕竟决断与担当是共同体中最稀缺的资源，在我辈非以尚武为美德的柔顺文人当中更是稀缺，就仿佛在撒哈拉沙漠中寻觅一滴冰水，往往是白费气力。如果有人对未来感到无限悲观，迷茫不知所措，我倒是想以我最喜爱的现代诗人，汪海鸣阿姨的诗歌为他劝解：“年轻人别哭啊，你可知希望不会来。”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九)：时光隧道
所谓经典，便是可以穿越时光列车，打破空间禁锢，低吟着永续光辉的声音……
时光隧道
――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之“世界历史 的问题（A）观相的于系统的”引发的现实思考
历史的车轮在一遍遍的辗转，社会的永续发展呈现着黑暗的循环，而无知的人在外在的物质诱惑下慢慢迷失了生命的源泉，早已忘却人类终极起源……
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指引着我们在文化的习性背后探索历史的自然。对于作者所提出的“同源”和“类比”的观念（这两个词不是他创造的，但是在本书中他有另外一番解读），思索着当今的中国，缅怀古人的时候，也看到其思想的光辉在现代的解读……
作为一个社会上时时刻刻充斥着“经济”二字的时代，中国的崛起被赋予了超乎人们想象的色彩。“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像万能膏药一样刺激着愚蠢的人们脆弱的心。中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企业的高速成长，而西方管理思想和经济学理论像潮水般向中国涌来；被“踩倒”的儒学因为于丹的《于丹论语》、李零的《丧家犬》再次席卷华夏，老庄之道在企业“无为之治”的挑逗中又焕发了青春……
或许对于斯宾格勒的书的解读实在是过于肤浅，特别是对一个没有任何学术和文化基础的人来说，但是来自内心的呼唤并未需要知识的包装才可以呈现出来。我也算“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批斗”那些庸俗的人，庸俗的思想……
何为“西为中用”？在我看来，斯宾格勒的“同源”和“类比”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对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包括“海归派”），学术届一直在对他们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有所诟病，却始终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许有，但是我孤陋寡闻），更甚者，就算把背后的理论依据理清头绪的“能力”都没有。“文化背景不同”、“员工素质不同”、“企业家的水平不同”……种种的分析好像也只是停留在表层（连我们都懂的话，大概也深不到哪里去）。
按照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思想，纯粹理性的、逻辑的分析对于历史研究在说，只能算是蹩脚的“历史学家”的做法，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必须像歌德所说的“身临其境的幻想”，而又可以超脱，不被自己的主观偏好和“狭隘”的知识所限制。当然现在的讨论不在于历史研究，只是希望借鉴他的一些思想而已。个人认为，“西为中用”到现在为止还运用的那么蹩脚的原因在于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希望超越意识形态，希望超越企业发展的形态“规律”（在斯宾格勒看来，规律是很低层次的东西，因为只要你刻苦研究，用的方法对路，规律的发现是必然，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我这里找不到什么好替代的词语，也就将就着让目前的大众理解来用吧），希望超越财富积累和精神积累的必经阶段……根据斯宾格勒对“同源”的理解，“同源”是可以而且经常超越时空的限制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古长城、金字塔、罗马斗兽场……这些建筑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同源”性（当然，在斯宾格勒看来，这种同源性是最基层的，所以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它们并不在同一个国家，它们也并不在同一个时代完成的。但是当我们解剖其建筑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时候，“同源性”便显示出其强大的威力（这种解读也被斯宾格勒认为是蹩脚的历史研究，不过我不尽信他），而其中经常被我们所忽略的是：自然形态的发展的起源、发展、高潮，衰落是不可以逆转，也不可以跳越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在加速度上花功夫……
回到前一段讲的“西为中用”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中国企业、中国的企业家都试图跳越形态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到达高速发展的形态，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理论假设。妄想像火箭升空那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跳跃式口号的人显然是“误国误民”而已……引进西方最先进的管理思想，试图运用最新的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的举动其实无可厚非，只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和“三人成虎”的社会文化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就是“盲目跟风”、“敢于超越”……真想不出“大跃进”时代的思想残留现在居然还没有清洗，再加上中国每年GDP以双位数的增长的势头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都觉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大步迈进，社会浮躁风气更是“势不可挡”……
我没有愤世嫉俗的思想，只是比较喜欢用文字发牢骚而已。不管看到的问题的原因是否正确，既然提出来，那就得“敷衍”一下解决的思路。
刚才已经提高“同源”这个词，而“类比”呢？既然“同源”可以超越时空，那么对于中国的现状和西方来说，存在的发展阶段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的问题同样可以用“同源”的思想来做指导，那就是：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认真研究西方的历史和现状，找出我国国家形态（或企业形态），即发展阶段中与西方历史中的“同源”（这是艰苦的研究过程，不同于我刚刚举的那些建筑的例子，太基层次了），我们大可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历史中去，去考察在与中国现有发展形态存在“同源”因子的时代，去考究它们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表现，通过“类比”来发现中国目前发展的瓶颈、隐患和解决方案，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企业的进步“提速”，而不是寄希望于我们可以有人家的“前车之鉴”就能够超越这个发展“形态”而顿时“飞黄腾达”……
诶，困死了，要去睡觉了，对于“古为今用”的问题就留给其他人去“吹水”好了，我也吹累了。顺便提一下，《西方的没落》本人现在只看到这一部分，这本书真的是晦涩难懂，个人对于这本书的理解也是浑浑噩噩。不过无所谓，不管有没有理解斯宾格勒的精髓，反正能够引发我思考就好了。如果读书还停留在追求“我注六经”的阶段，个人还是认为不是很好。当然批判我不尊重古人的心血也可以，只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孔子、老子也要掀起棺材板，气到跟我们这些现代人“瞪眼睛吹胡子”了：“你们怎么搞的，这样‘亵渎’、这样‘糟蹋’我的心血……
呵呵，纯属调侃，看看就好……
《西方的没落（全二卷）》读后感(十)：理性的野心
《西方的没落》是几年前看的，论点还记得些，论据是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不过我对文化差异的观察兴趣，确实是被这本书培养起来的。
印象中，这本书像是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孤独求败之作。斯宾格勒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知识领域内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并大发议论。
但作者随意在数学和物理领域内发表的错误言论仍然免不了被人讽刺了。穆齐尔说：数学章节“能把那些借助文学幽灵迅速侵入到各个知识领域中的模仿式博学轻易地与实事求是区分开”，于是毫不留情把他揪了出来。但我想说的是，斯宾格勒的错误和东方式的对科学的错误引用，感觉上还是很不一样。
例如南怀瑾是这么说的：“佛这个话是转一个弯说的，实际上就是说，物质世界的物质，如果经过一个科学家来处理，把它分析到最后，变成核子、电子、原子等等，最后是空的。是空的力量形成了这样大的威力（他是说原子弹威力），但最后是空的。”这就是纯扯蛋。
斯宾格勒虽然也扯，但不会扯得这么无厘头。在他这里，科学仍然是论据，而不是类比。他想证明他的论点（这个论点的核心其实是不可证伪的），而一切的历史都是他的论据，科学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先有论点，再找论据，这无论如何有点不妥，至少是不够科学。
但我们还是可以“很钦佩这种意图把整个世界历史塞进新的思维形式中去的热情决心”。这是理性的过剩，是玻璃球游戏。在斯宾格勒之前有马克思，在他之后，似乎再没有人有过这么大的决心和勇气了。
*黑塞《玻璃球游戏》：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65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