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梅尔的帽子》的读后感10篇
《维梅尔的帽子》是一本由[加] 卜正民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之前看过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和那本明代市井生活画卷历史不同，这本书从一个很奇特的视角，透过荷兰小镇画家笔下的几幅画，做为窗口，延伸出17世纪荷兰、中国贸易历史的一角。
如果中国历史学家学习这个方法的话就比较困难，因为中国画不重视写生，不会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画在文人画里（当然清代有些宫廷画还是有些社会生活的）
1、董其昌是第一代看到欧洲版画的中国人，在董的绘画风格上，欧洲版画影响改变了其画风，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而维美尔尔是看到中国绘画（通常是在瓷器画上）的第一代荷兰人，有人说他使用的“台夫特蓝” 和大量背景留白，体现了中国画的影响。
2、画中军官所带的海狸帽子，背后是荷兰火枪手使得法国人深入五大湖区，为欧洲提供新的海狸毛皮来源，产生了这种海狸帽的流行风格；
3、画中水果盘是中国瓷器，中国盘子在荷兰不断普及至随处可见，成为新兴绘画流派的一部分。
1）中国制陶商数百年来一直根据外国口外，专门制作外销陶瓷（例如压扁豁口的花瓶适合土耳其风，盘子中做出分隔适合日本饮食习惯，较为扁平的汤盘适合欧洲，因为欧洲人不允许举起汤碗，而要专门的大汤匙）
2）对于中国人来说，古董的含义是与古代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承载着古典意味，所以海外物品很难成为古董，它只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但欧洲人对于中国古董的看法，是因为它们是美丽的。
4、《地理课》画中所透露出来的，是耶稣会和远航商船不断送来新的地理知识，让荷兰人能不断勾画更加完整的世界地图。
《维梅尔的帽子》读后感(二)：【转】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上）
◎楊照
（根據2009年4月4日楊照在誠品敦南店「浮華與蒼涼」系列講座演講內容，由林姿君、李靜慧整理）
二十幾年前，我在臺大念歷史系，當時三年級有一門必修課程，其他的學校向來稱作「史學方法」，獨獨只有臺大命名為「史學方法論」。
為什麼臺大開設的不是「史學方法」而是「史學方法論」？「方法」與「方法論」是不是同一回事呢？至少，當時的臺大學生都很清楚老師們花極大的工夫闡述的差異性何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的老師黃進興編了《中國史學論文選集》，開頭第一篇文章正是黃老師自己寫的〈論「方法」與「方法論」：以近代史國史學意識為系絡〉，談論中國的方法意識，探討方法和方法論的差異。「史學方法」意味著對一個未來歷史學家的方法訓練：教導你如何作史學研究、如何寫歷史書，歷史的定位對你來講是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講「史學方法」時，我們把史學當作一種技術，老師可以傳授這門技術，訓練完成之後，徒弟便可以自立了。
可是多加了一個「論」字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這時候史學方法不是一門技術。「史學方法」是把最好的方法告訴你，你一定要學會史料是什麼，要怎麼去接觸史料、如何整理史料。但「史學方法論」教的不是這個，而是拋出一連串問題：在研究歷史、陳述歷史、書寫歷史的各種方法之中，哪個比較好？為什麼比較好？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面對歷史材料，應該採取哪一種方法？這才是我當年在臺大所受的訓練。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套現成的方法，可以讓我們登堂入室，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反而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要去追問：歷史是什麼？
當我們提及「方法」的時候，會牽涉到兩個重要的前提。第一個是歷史的範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我們現在在這裡做的事，到了明天、到了十年後，到了誠品五十年，一旦變成過去，就成了歷史。但是歷史不等於「歷史學」，不等於「歷史著作」，歷史實在太大、太多了。所有人類經歷過、擁有過的事物都是歷史。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或歷史著作可以囊括統整所有的歷史，因此「方法」至為關鍵。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正是：在這麼多的歷史材料和事件裡頭，在巨大的歷史本體當中，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選擇，讓那被擇取的一部份變成歷史學，變成歷史著作。
第二個前提是：史學家是敘述歷史的人，他是一個出發點，而他所敘述的歷史將有一個終點，那個終點是讀者。不同的讀者懷抱著不同的關心，專注於不同的面向，擁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歷史會引起不同的感應。
小大之辨
從我在臺大歷史系念書到現在的這三十年間，史學界發生巨大的變化，人類看待歷史的方式，尤其歷史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我們可以挑出兩個和今天這兩本書有關的面向，第一個我稱之為「小大之辨」。
讓我們先回到最基礎的問題：歷史是一件過於龐大的事物。因此，歷史書寫的起點是「選擇」。傳統史學面對同一個問題，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歷史要寫「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寫，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標準。換句話說，歷史要寫「大事」。正如小時候老師教我們寫日記，老師都會說：刷牙洗臉不要寫，走路到學校不要寫，因為這是「小事」，是每天都會重複的事情。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有個根深柢固的傳統──「看大不看小」。一個歷史學家專注於細節，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並且是不對的。憑著有限的經歷，面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的茫茫大海，我們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歷史學家如果不能辨別什麼是大的、重要的，在過去的概念裡，他不可以做歷史學家。頂多只能做些掌故、筆記。
掌故、筆記有它自己的一套傳統，它們由一些瑣碎事物組成，它有一些獨特的趣味，因此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傳統。掌故、筆記雖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歷史。以過去傳統史學的眼光檢視，正因為有所謂大小之辨，所以會認為：人生當然也有無聊的時候，偶爾去搞一些掌故沒關係，但是一旦面對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興趣要做一個史學家，如果你要當黃宗羲、要當王夫之、要當顧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侷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時間去做的事。
中國傳統裡面的這種想法，在西洋傳統史學裡面也有，而且一樣難以打破。我念書時，在「史學方法論」這堂課裡見識到各種不同的歷史，眼界大開，發現到原來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歷史只是其中一種，就是政治史，原來在政治史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歷史，例如經濟史，人怎麼吃、怎麼活著，都可以用經濟力量的變化和階級互動來做最根本的解釋，這就可以談到馬克思跟唯物史學的影響。還有社會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將相，人類的社會可以分類成各種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決定世界的樣態。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學方法論裡見識了這麼多樣的歷史方法，這些都還是「大歷史」。為什麼要講社會史？因為社會上面有大事。社會上的巨大變革是政治史沒有辦法涵蓋的，所以要講社會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興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斷被質疑、攻擊。曾經我們認為，歷史學家必然要關注「大事」，有這麼理所當然嗎？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呈現歷史？再來，用過去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前朝夢憶》寫張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寫維梅爾，這兩本書都是近三十年來新的史學意識下的產物。在這一件事情上，兩人屬於同一股潮流，置身於同一個思想觀念。到底這新潮流是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歷史態度呢？它當然沒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響很多人的事情當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現那些影響力巨大的事，不見得只能靠描述大事。（方法！）
在這三十年當中，這場小大之辨相當複雜，如果你去看《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話就會發現，講到歷史理論時──更早以前可能說歷史哲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會被談到的歷史理論只剩下一種，就是歷史方法論。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這三十年來的新潮流，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動。落實到史學研究與書寫上面，倒不是說大家來寫小的題材，而是我們應該「重視細節」。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中）
從知識到體驗
什麼叫做「細節」？在過去的小大之辨裡，如果要發現大的、核心的事物，必須先忽視、拋棄的一些其他不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細節。然而在這三十年當中，為什麼「細節」一再被拿出來重新檢討？重新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歷史漸漸從一個「形式上的知識」，移向「非形式上的體驗」。以前我們感覺歷史是一套知識。知識是外於我的生命，是一些我可以整理、打包、帶走的事物。
但愈來愈多的歷史學家不滿足於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它還要變成一種體驗。意思是說，它不光是要讓你知道以前發生什麼事，它還要讓你去體驗、感受、經歷過去發生的一切。這是歷史學根本性的調整，它的功能與它的社會角色都起了巨大的變化。很可惜我們的感受並不深切，也許大家做的事情並不夠多。關於這種讓大家不只是理解知識，而是體驗歷史時光的的精神，我們學院做的事很少，跟外界的溝通交流也很少。但是我們的確不能否認這是整個世界──尤其西方歐美史學──的重要主流。
知識跟體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細節。當我們說「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這是一個知識的陳述，它可以很簡單。但是，如果我想要把這句話變成一種體驗，我就必須設法讓你感受，這句話對活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到底產生了怎樣的衝擊。我們必須換一種表達方式。
首先，當然要有很多的細節，它可以一層一層、不斷往下降。第一個我們要先想想看什麼叫做「統一中國」。背後是另一個問題：什麼東西被統一了？我們可以用知識性的方式來簡單回答：原來的戰國七雄被消滅，剩下一個國家。但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分析──透過細節。活在西元前二二一年之前與之後的人，有什麼不一樣的生命經驗？一個簡單而直接的細節：西元二二一年之後，所有出土的考古遺跡，道路遺跡上開始有了車轍。漢朝之後的道路遺跡，即使是石板路，都會看到一條直直的車痕，這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後「車同軌」所留下來的，這是在之前不會發生的事。
在這之前，不同的車有不同的軌距，所以路很難走。統一中國之後，後來的漢朝開石道時，便預先刻出同樣的軌距以方便行走，這時候你就有了一種歷史的感受，這就是統一中國。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漢朝人在官道上搭乘馬車或牛車，它的概念比較像是「搭火車」，因為車子事實上是走在凹陷的軌道上的。這叫做歷史體驗。如何從歷史知識中提煉出體驗的感覺，是需要細節。如果沒有生活上的細節，我們不可能從知識的理解變成體驗的想像。
在這一方面，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可以帶給人精采體驗的作者。例如史景遷寫張岱、以及過去他所有寫過的人物，他的寫法如一，必然會累積眾多細節。《前朝夢憶》一開始就寫張岱的回憶──當然，張岱是很好的題材，因為他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史景遷會一路告訴你他怎麼跟叔叔討論泡茶的學問，要用怎麼樣的水可以泡出最好的茶？接著他回憶起他的祖父……史景遷將許多材料聚攏，他強調眼睛所能見到的細節。例如張岱回憶他的幾代先人時談到了科舉。如果寫一般的傳記，用大事紀式的寫法，這類主題必然放在最前面，劈頭講他的第四世高祖哪一年中舉，他的祖父哪一年中舉，一口氣寫完了，整個對他的家世做一個交代。但史景遷的選擇當然不一樣，他會告訴你考場裡面的經驗，一個考生怎麼樣進入考棚，在考棚裡面會發生什麼事……他要你去體驗、去瞭解什麼是「晚明文人的生活」。
那麼卜正民呢？他對於細節的察覺更直接、更清楚。這一點從《維梅爾的帽子》的封面就可看出，卜正民用閱讀畫作而寫成一本書。不僅如此，他還花了很大的力氣在閱讀畫中的帽子。就是這麼一頂帽子。這幅畫畫的是軍官跟一名女子在對話，卜正民捕捉這頂帽子每一個可能的細節，從這個帽子到這幅畫，延伸到與維梅爾相關的任何一個細節，他通通不放過。
所以，在寫作方法、或歷史的研究方法上面，他們兩個人是一致的。我們都可以叫他們「細節史學家」，他們不放過任何的細節，他們追求的歷史著作正是由細節構成，這是他們最習慣、也是最喜歡的寫作方式。從最一開始我們說的，今天為止歷史學上的巨大變化，我們可以在這兩本書裡看到。
向文學取徑：歷史敘述的策略
另外一個近三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史學界愈來愈重視narrative，敘述。「敘述」以前被視為理所當然，始終都是方法的一部份。是的，作為一個史學家，依照以前的標準，你當然要「能寫」，你要有基本的文字功力，史書基本上是用文字寫的。史學方法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一個章節告訴你怎麼寫歷史論文，它有什麼規範、規矩、規則。這不是我要講的narrative。以前歷史學界認為歷史有一種標準答案式的寫法，那是刻板印象，在這二、三十年當中，史學界開始向文學取徑，從文學中獲得巨大的刺激、靈感、借鏡、參考，開始意識到各式各樣的敘述策略。同樣的內容與材料，可以說不一樣的話。所以「敘述」（narrative）與「敘述學」（narratology）是近三十年來史學第二個重大改變。
史學界從文學那裡發現，沒有必然的敘述。以前我們會說，最好的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如果學會了史記那套敘述模式，你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史家。在西方，你去看普魯塔克（Plutarch）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歷史應該要如此生動。但是，現在我們不把史學當成技術了，史學方法也不是問題的答案，反而是一道「問題」。新的問題就發生在新興史學家心裡面，不斷逼迫他們去思索──我所面對的讀者是誰？這就是敘述策略！
以前的史學家從不想這些。但現在，史學家怎麼可以不去想想讀者是誰呢？不一樣的讀者對不一樣的事情有不同的感應。所以史學家要有一些本事，這套本書叫「敘述策略」。掌握了歷史的資料，在組織、整合、呈現的同時，要不斷地反問：「要給誰看？」進一步再問：「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呈現我想要呈現的內容？」如何打動想像中的讀者，讓他們讀到我希望他們讀到的東西？
從敘述策略的角度來看，卜正民與史景遷恰恰相反。他們同樣愛好細節，但兩人手法各異。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下）
讓陌生變熟悉
容我這樣說：史景遷的敘述策略比較接近「讓陌生的東西變熟悉」。這牽涉到他的寫作背景與環境，史景遷剛從耶魯退休，之前長年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史。如果你去翻查史景遷的資料，你會發現他很少在期刊上發表史學論文，他寫的幾乎都是給美國一般社會大眾的書。他在耶魯開的課也一樣，他的對象多半不是針對研究生，都是大學部的課。所以你可以想像，他面對的是一群美國第一流、最聰明、也最討人厭，最自以為是的年輕學生。他們進入長春藤名校，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史景遷教學時，面對的是這群年輕學生，而他寫書時，面對的是美國一般大眾。這兩群人有個共通點：他們不那麼瞭解中國史是什麼，而且並不清楚自已認知上的模糊。
我在哈佛當助教時，一旦學生發現我這個東方人，會立刻抓住我，和我談老子，他當然覺得他懂，然後他要比較老子和尼采，看你懂不懂尼采。他們吸收了許多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然後漸漸形成一股傲慢。美國社會大眾也一樣，大部分的人對中國有一種「大概是什麼」的想像。因此，當史景遷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細節，編織其著作時，面對的是這股傲慢。他要讓這些美國人瞭解到，他們其實對中國歷史陌生無比。
我們如果看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時報出版）。對我們這些學中國史的人來說，老實講，這本書並不值得讀，它描述了我們「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運動有關的人物傳記拼湊在一起，替他們做了一部群傳。像魯迅這樣的名人，史景遷在《天安門》寫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沒有什麼我以前不知道的。但這本書畢竟不是為我們這種人寫的，它的敘述策略不在我們，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們。史景遷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清楚認知他的讀者，他知道他的讀者不懂May Fourth，他們只知道一個籠統的「中國革命」。美國另一位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對美國人來說正是這樣，中國有個大革命，就像法國有個大革命，俄國有個大革命一樣。但革命的細節，例如五四運動，他們全然陌生。
你如何讓一個人對他完全陌生的事情感到有興趣？如何讓他覺得，一件遙遠、陌生的事情，是他值得知道的，並且進一步讓他一點一滴地體驗？史景遷必須累積、堆疊這麼多的細節，讓你感覺到歷史裡的每一道紋路與肌理，都在你可以撫摸的範圍之內。透過這種策略，他讓讀者親近了中國歷史，親近他筆下所寫的人。他用同樣的寫法寫張岱，聚攏所有蒐集得來的材料，鉅細靡遺，幾乎沒有任何遺漏。他並不打算提供新鮮的觀點，或者讓你知道其他研究張岱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作出一些其他研究者會嚇一跳的結論，而是將所有材料組合成一個豐富且易讀，引人入勝的人物完整寫照。所以他擅長組織，習於編織。
史景遷往往從一些特殊之處著筆，讓讀者感到吃驚。他會告訴讀者說：欸！以前有人在很遙遠的地方用這種方式過活哦。你以為接下來會有一個傳奇故事，就像魔戒或飛在天上的龍，不是。接下來，他鋪陳所有的細節，告訴你，事物有其道理，並且你可以體會、可以理解。
我認為這是史景遷最重要的寫作方法，他成功地把所有陌生的東西化為熟悉。所以我們讀史景遷的書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了：如果他要寫的對象是你本來就熟悉的，你不必讀，因為你不會在裡面讀到特別的觀點、特別的解釋。但如果他寫的題材是你本來就覺得陌生的，沒有比史景遷更體恤你的作者。像對很多人來講，張岱是陌生的。那麼，讀他就是一件愉悅的事。
你真的知道嗎？
卜正民也很重視細節，但他的敘述策略剛剛好和史景遷相反──讓熟悉變陌生。史景遷會告訴你，你覺得這頂帽子很奇怪嗎？不，這帽子一點也不奇怪。而卜正民會問你：你覺得這帽子再平常不過嗎？對不起哦，我告訴你，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是他們不同的策略。
《維梅爾的帽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卜正民面對的西方讀者眼中，〈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這張畫是他們的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沒有人會覺得這張畫有什麼特別之處，但他會連接不斷，丟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你知道他的帽子嗎？她為什麼要包頭巾？窗子為什麼要這樣開？畫面的後面有什麼？地圖為什麼要掛在這裡？
我們再看〈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這幅畫。對於看過這幅畫的人來說，沒什麼神秘之處。但卜正民會問：她在讀什麼樣的信？他會透過他累積的材料來說明，她應該是在讀一封來自遠方的信。而這個「遠方」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再來，她的身邊有一張床，床上有一些水果──我頂多讀到這裡──但卜正民會進一步問說：水果放在青花瓷盤上，這個盤子為什麼會在荷蘭？接下來，還有我們真的不會看到的東西，卜正民看到了。這個讀信的女子後面，有一堵空白的牆。研究藝術史的人透過X光，發現維梅爾本來在牆上畫了一幅畫，後來卻塗掉了。卜正民會告訴你，維梅爾他為什麼要畫那幅畫，後來又為什麼要塗掉？
這就是卜正民。他會逼問你：你真的看到了嗎？你真的知道嗎？本來理所當然的事被他愈搞愈複雜，本來我們自認為熟悉的東西，但他弄得愈來愈陌生。他選擇這個策略自然也有原因。因為他要面對的讀者，與他所想要產生的效果，和史景遷是不同的。他面對的是那些已經有所瞭解的人，例如，我們可以在書上讀到安東尼‧貝利（AnthonyBailey）的推薦：「有些人自認已把十七世紀的尼德蘭摸得一清二楚，但他們若是讀了卜正民這部精彩之作，肯定要大為震驚。」是的，自認為一清二楚的人，將接到卜正民的挑戰。正如我剛才說的，如果你已經對這題材熟悉，史景遷的書不打算對你多說什麼。但你以為你對十七世紀的尼德蘭再熟不過？卜正民正是要向你挑釁。
所以，讀這兩本書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如果你讀完了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我敢肯定會一連有好幾天，張岱會時時出沒在你的身邊。曾經那麼陌生、十六、七世紀的一個明朝人成了和你長相左右的人。但讀卜正民的書剛好相反，把《維梅爾的帽子》從頭到尾讀完。我想，你大概還是不知道維梅爾是誰，你不會對他有什麼清楚的感受，卜正民要做的事不是這個。他只是想告訴你：第一，從十六、七世紀開始，這個世界所有的事物彼此連結、彼此互動（interconnect）；第二，凡事都是有個來歷。
他另一個敘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這些事怎麼來的？我們享受了這些事事來歷的答案。一旦我們反過來追索它們的來源，所有的事，我們曾經以為簡單、必然的，頓時成了一則則豐富、生動的故事。他從維梅爾的帽子講起，一開始先談論這種帽子和荷蘭軍事的關係。這種帽子不是在歐洲生產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這個帽子的材料，必須從歐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談起，而歐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當地印地安人，之間又擦出什麼火花？一個一個問題丟出去，一頂帽子拉出一個世界。
最好的時代
從寫作方法論上面看，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細節史學家；從敘述策略看，他們恰好相反，一個要把陌生變熟悉，一個要把熟悉變陌生。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最後，另一個最重要的共通點，為什麼我們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談？因為這兩本書談的都是明代。
一九九九年，紐約《時代雜誌》做了很大的專輯。千禧年即將來臨之前，他們回顧了過去的一千年。訪問了許多的史學家，問他們說：「如果你不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那麼你最想活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方？」我記得很清楚，史景遷回答：如果他生活的時空不是二十世紀，他希望自己能活在十六世紀的中國。
十六世紀的中國就是明朝的後半葉，那的確是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他們沒有問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寫的《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聯經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縱慾和享樂，直到今天都還令人驚訝。
但我想十七世紀吸引這兩位史學家的理由，大概不只是這些縱樂。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從明朝進入到清朝，其中的變化種種，對任何一位史學家來說，都是令人振奮的挑戰。一個完熟而散發出陣陣香氣，正準備開始腐爛的文明，外來的事物陸陸續續進入這個文明之中，和它起了互動。在這之中，任何一種misunderstanding（誤解）都曾經發生。這個世界從未學過要如何彼此溝通。正因為這個世界從未學過，溝通是在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極其熱鬧、極其燦爛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事都在這個created misunderstanding中發生。對一個擁有高度歷史敏感性的人來說，這裡有太多太多歷史的題材，沒有比這更好的時代。
即使是今天的我們，著眼十六、十七世紀，大概也會有諸多感慨。例如，對研究臺灣歷史的人而言，大概也沒有比這段更精彩的題材了。但許多漂亮的題材到今天都無法好好的整理。史景遷讓美國人體驗張岱。我在想，臺灣有沒有人能寫鄭芝龍呢？有沒有人能寫鄭成功呢？我們一直以為我們瞭解鄭成功，事實上還有太多我們尚未釐清的事。
看看鄭芝龍吧。他的出身是荷蘭的通譯，他的生意遍及整個東亞海域，北達日本平戶，於是他娶了個平戶女人，生下了鄭成功。他的基地是今天的澎湖、金門，這個人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中國人。這是一個陌生人。我雖然不曾研究這方面，但我想我們總有方法鎖定一些問題，例如他為什麼會去當通譯？他怎麼學會荷蘭語？他和平戶的關係是什麼？在過去的東亞海域，鄭芝龍如何和他的仇敵廝殺，如何和朋友往來？
鄭成功的角色又如何悲劇？他的媽媽是平戶的朱印船主之女，但鄭芝龍為了拉攏明朝，把他送進國子監讀書。這些人物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明朝過於豐富，有太多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這時候不就需要有一個像史景遷一樣的人，把鄭芝龍這樣一個陌生人變成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體驗嗎？
同樣的，在那樣十七世紀的臺灣，稀奇古怪的力量互相作用，卜正民曾經在《維梅爾的帽子》裡談及每一件事物：毛皮、茶葉、菸草……都可以和臺灣有關。但誰能從這些文明變化的細節中牽扯出臺灣的歷史呢？
藉由閱讀這兩本書，我希望我們不只得到這些作者想給我們的，同時，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寫作方法、寫作風格中得到一些啟示。他們如何看待歷史，這樣的價值如果能在我們的文化裡生根，在諸位的腦海中刺激出雄心壯志，那麼我們的收穫足矣。
《维梅尔的帽子》读后感(三)：17世纪的世界—关于细节的描述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关于17世纪历史的细节。作者独特的视角，从维梅尔遗留下来的画作着手，通过那一个个17世纪有代表性的物品和人，试图找到隐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历史，进而描绘出萌芽时代的全球化经济。
《台夫特一景》中的东印度公司正是17世纪最具标志性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荷兰，来往于世界各地，无数的荷兰人为了财富与荣誉，开始踏向未知的征途，整个世界开始慢慢融合。《维梅尔的帽子》中的那顶帽子将我们带到17世纪的北美洲，在这里，两种文化既冲突着又互相磨合：带给欧洲人财富，带给土著人先进的文明的同时也带给了他们灾难。这是个矛盾的世纪，却也是一个冒险与刺激的世纪。《一盘水果》中的那个盘子正是中国的象征，是17世纪欧洲对中国奢侈品的渴望的象征。通过这个瓷盘，我们回溯17世纪中国与荷兰的贸易。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荷兰人对东方奢侈品的欲望得到满足，中国人在这个渐渐开放的世纪里也开始对瓷器的生产进行调整以适应外国人的习惯，由此可见，贸易的影响是相互的。但中国人还是缺乏面对的世界的勇气，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外来的人，对新生的事物充满着惶恐与惧怕，尽管有一少部分人开始了解世界，可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地理课》中的人物再现了17世纪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他们，将那些冒险家或者商人带回来的信息转化为地图或转化为知识留存下来，为更多出去的人服务，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因此也才会有更多中国的物品，譬如瓷器、丝绸之类的被运往欧洲。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外在的始终是外在的，即使看到，除了表示或惊恐或好奇以外，中国人始终没有产生去探索世界的欲望。海洋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胜利可见一斑。曾经如此崇拜中国文化、争相学习东方品位的西方人，若干年后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强行拉近世界贸易的网络。《吸烟学校》中那个吸烟的老头让我们看到了17世纪全球化的产物—烟草。烟草以它独有的魅力征服的全世界。文化在转眼间就盖头换面，人们也变很快忘了转换前一刻文化的本来面貌。不得不说，除了烟草，人们很难再找到第二种物品这样大范围的改造了各种文化。作者还带我们回顾了烟草传入中国的三条路线，并谈到了烟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烟草发展到19世纪，与鸦片的结合，甚至一度让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沉沦。直到今天，烟草在各个国家仍是大宗消费物品。我想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自己民族不吸烟的那些过往面貌。《称量白银》带我们认识到17世纪经济贸易中的重要一环—白银。作者介绍了整个世界是如何通过白银联系在一起，正如瓷器是西方渴望的东西一样，白银市当时的中国唯一渴望的商品。因而17世纪很大一部分白银都流向所谓白银之坟墓—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相互交换、交往的过程中，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便渐渐有了雏形。《旅程》这一章为我们介绍了来往于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遗留在当地的外国人，于是不同种族肤色的人便渐渐融合在一起。正如作者所说，“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结伴同行，走在阴暗的大地上，迈向不可知的未来。”这是对17世纪的人再贴切不过的描述。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看到了他们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更看到了当地人被征服的无奈与痛苦，但是世界开始渐渐成为一个主体，人们的交往渐渐扩大，各地的物品互相流动。毋庸置疑，欧洲人是17世纪最大的赢家，就整个世界而言，也不见得是个坏事。但是，高峰低谷，都在所难免，所以总有人为之牺牲。北美的土著人是这样，发展到后来的中华民族还是这样。
个人觉得本书的一些缺陷在于对史料、引用文献的来源交代得不甚清楚，如果想进行深一步的阅读很难。当然老师所指出的那些翻译的错误充分说明的译者历史常识的缺乏，但因我不是历史专业，对这些倒是不是很清楚。
《维梅尔的帽子》读后感(四)：因陀罗网上的珍珠
画家维梅尔喜欢将曲面入画，并用它们映照出周围的环境，行家指出，他有可能在作画过程中使用了凹凸透镜。现存的35幅作品中，至少有8幅作品描绘了戴珍珠耳环的女性，画家在这些珍珠上画上了淡淡的形状和轮廓，暗示着所在房间里的场景。比如那幅最为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硕大的珍珠映出了她的衣领，也映射出画室左侧窗户的光线。在某种程度上，只要细看维梅尔的一颗珍珠，他朦胧的画室就会浮在观众眼前。
汉学家卜正民将自己有关17世纪的全球贸易的著作命名为《维梅尔的帽子》，我心痒痒手痒痒地想替他改成“维梅尔的珍珠”。一则珍珠本身，与海狸皮、中国瓷器、白银、烟草和黑人奴隶一样，端赖全球贸易所赐，从稀缺走向普及，由炫耀性消费步入市民家庭。二则此书的核心隐喻，乃是“因陀罗之网”，华严经中提到，因陀罗将世界做成了一张网，网上的每一个绳结处都绑着一颗珍珠。每颗珍珠不仅通过因陀罗网与其他珍珠相联系，而且，每颗珍珠表面还能映射出网中的所有其他珍珠。卜正民再三援引这个譬喻，指出自己著作的“以小见大”之特点，以及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如何像因陀罗网一样往复织缠、交相辉映：
“忉利天王帝释宫殿，张网覆上，悬网饰殿。彼网皆以宝珠作之，每目悬珠，光明赫赫，照烛明朗。珠玉无量，出算数表。网珠玲玲，各现珠影。一珠之中，现诸珠影。珠珠皆尔，互相影现。无所隐覆，了了分明。相貌朗然，此是一重。各各影现珠中，所现一切珠影，亦现诸珠影像形体，此是二重。各各影现，二重所现珠影之中，亦现一切。所悬珠影，乃至如是。天帝所感，宫殿网珠，如是交映，重重影现，隐映互彰，重重无尽。”
本书一开始回溯“著作缘起”，作者自陈是因为20岁时骑车漫游，在维梅尔的故乡荷兰台夫特摔了一跤，因此摔出无尽灵感。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卜正民狡黠的托词，他刻意选取了8幅出自视觉文本的图像，将画中物——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军官的海狸皮帽子、读信妇女身边的青花瓷器、列文虎克手旁的世界地图、以及烟斗、银币、小黑奴和“东方三博士”——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布局之用心、构思之巧妙，令人叫绝。本书封底，另一名史学家汤姆•斯坦迪吉惊叹：“我自己怎么没早想到这点子”！我亦有同叹。
在卜正民的因陀罗网中，台夫特是网络中心最大的珍珠，它时时映照着美洲、亚洲、欧洲、特别是远方的另一颗大珍珠：中国。台夫特不仅有维梅尔，更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台夫特商会，在1595年至1795年之间，近一百万人依附于东印度公司，怀揣着“中国梦”，踏上了从荷兰到亚洲的海上之旅。作为汉学家的卜正民，质疑一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肯定了中国是16-17世纪海洋贸易的终点。
冒险家尚普兰终生致力于“无论从北方还是南方出发，最终到达中国”，他用火器从美洲土著那里换取毛皮，贩卖海狸皮的收入则为水手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提供资本。他的“林地探子”让•尼克莱特，在参加土著人的宴会时，穿上了自己行李里最好的衣服：一件绣有花鸟的中国传统长袍。
17世纪上半叶，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总计超过300万件。欧洲人对明代文震亨为代表的格调游戏一无所知，在文震亨看来，外销的“武装帆船瓷器”太厚、太粗、太像垃圾，可是欧洲人对此趋之若鹜，他们将青花瓷装饰在一切地方，甚至“远距离剽窃”，台夫特工匠发明了荷兰的青花瓷，售卖给无力负担中国瓷器的普通人，在英国，瓷器被称作“China”，可是在爱尔兰，它们被称为“delph”，台夫特因此成为欧洲瓷都。
在荷兰陶工造的赝品中国瓷上，有一个猛吸烟管的仙人，对于中国人而言，烟草本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北美烟草种植业催生了罪恶的奴隶制度，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市场，兵士吸烟，官吏吸烟，文人吸烟，甚至18世纪的苏州仕女得先抽几管烟才能起床，烟草为19世纪的鸦片铺垫了道路。
比烟草更通行的商品是白银，从1610年到1660年的五十年间，东印度公司将500吨白银运往亚洲，大部分进入“欧洲钱的坟墓”——中国。从美洲开采出来的白银，用来购买在亚洲制造的商品，这些商品再被运到欧洲消费。大量的白银助长了明末奢靡的社会风气，而对马尼拉白银的依赖，使得一次短期紧缩造成贸易停摆，加上气候与瘟疫雪上加霜，明朝就此覆亡……
贪欲、贸易、资本、文化转移、人力流动、商品流通，这全球资本主义的雏形已经编织出一张因陀罗网，将世界一网打尽。同样，用这些隐形的线索串联起史料的珍珠璎珞，珠玑琳琅，耀人眼目，显然，卜正民的叙事功夫是好的，此书的可读性没的说。可恼的是，这个中译本翻译和校对不够精细，尤其是删去了索引和文献，硬生生将一部过硬的史学著作，变成了让读者将信将疑的通俗演义，罪不可赦。
就我个人来说，读此书的初衷的确在维梅尔的画作上，卜正民用了5幅维梅尔的画，分别是《台夫特一景》、《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窗前读信的女子》、《地理学家》和《持秤的女人》，他对画作的分析非常专业。依我个人浅见，既然用了，索性多用几幅，除了前文提到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于珍珠，还有《倒牛奶的女人》之于荷兰乳制品，《织花边的女工》之于荷兰蕾丝加工业。即便写不成三章，也可化为因陀罗网上的三颗珍珠。可能，是我太贪心了吧。
《维梅尔的帽子》读后感(五)：一个窗口看世界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以画中的东西为一个引子，然后开始用作者的博大知识库构建一条线索，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关于烟草、白银的问题谈的很有趣，值得一看。
世界贸易，本身乃是一种交换。白银作为一种商品和资本，其流动乃是因为套利的国际可能性——中国的东西比欧洲的便宜，可以倒卖。于是，白银就从美洲，辗转来到中国。而白银作为财富，有着刺激经济的作用。所以，当白银来到中国后，虽然有些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但却也同时刺激了中国的经济，甚至在奢侈品方面可能会造成泡沫也说不定。同时，欧洲的白银外流，这也让他们的经济显得不那么好过——市场萎靡了。于是，让白银回流就是一大问题。怎么办？根据贸易的相对生产力的规律，只有让别的商品打入中国，才能扭转这种以白银作为优势商品的局面——换言之，当时的情况是，国外盛产白银，而中国生产其他，于是国外的相对优势成为了白银，而且这种优势产品也的确很容易地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只不过，这种产品有着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而这种一般等价物作为相对优势商品进入别国的市场则是任何出口国都不愿意看到的蹩脚情况——除非带来的是利润，而不是简单的商品（这是不会增值的，除非再次倒卖）。于是英国要进行鸦片贸易。如果不这样，钱就被吸光了，在中国促进了经济，却丢给英国一个没钱的烂摊子，随着那些茶叶被喝光了以后，英国只有穷滚到生产银子和生产茶叶一样困难的地步，才可能扭转其局势，而那个时候的优势产业，在绝对值上讲，也差的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