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全六册）》经典读后感10篇
《管锥编（全六册）》是一本由钱钟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16开图书，本书定价：340.00元，页数：276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一)：转帖：“宣和两《谱》，谄佞之书” （安迪）
钱锺书先生对中外美术一直很关心，《旧文四篇》中两篇是关于美术的论述。手稿集《中文笔记》中留下了不少阅读古代书画著作的摘录笔记，大致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图绘宝鉴》、《佩文斋书画谱》、《画继》、《庚子销夏录》、《苦瓜和尚画语录》等二十来种，在第十册中还有读全部《故宫周刊》所作的近十页笔记。
拿笔记中的有关摘抄和《管锥编》对照看，很有意思。如果谁有兴趣，或许还能根据笔记（包括即将出版的外文笔记）写出一本“《管锥编》发生学”来。《管锥编》在论述《诗经·泽陂》中“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时提示：“参观《广川画跋》卷六《书伯时藏周■画》……”《中文笔记》第十五册有《广川画跋》笔记摘抄，其中有“周■画，人物丰穰肌胜于骨……此固唐世所尚”云云。而《管锥编》在谈《太平广记》卷一八一时引《广川画跋》卷五《书举子图后》“人物衣冠作唐人”一段话，《中文笔记》中却没有摘录，是另有笔记呢，还是钱先生已熟记在心？不得而知。
《管锥编》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仅有一句，在第三册１１２６页：“宣和两《谱》，谄佞之书，识趣庸陋”。而《中文笔记》中两《谱》的摘抄却有六七页（第九册５３９—５４５），间有批注。《画谱》第二卷有云：吴道元（玄）“在当时犹取重若是，况于传远乎？议者谓：有唐之盛，文至于韩愈，诗至于杜甫，书至于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元，天下之能事毕矣”。钱先生在这段话上加批曰：“用东坡语而没其名，盖元祐党案，故宣和两《谱》只字不及苏、黄。”又指出，卷十八提到崔悫“写芦汀苇岸，风怨雪雁，有未起先改之态，殆有得于地偏无人之态也”云云，是隐用东坡诗；卷二十文同画竹“月落亭孤，檀栾漂发之姿，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云云，也是用了东坡的诗句。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二)：转帖：钱先生的不忍之心（钟叔河）
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98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
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2010.6.30）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三)：转帖：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 （张隆溪）
近一年中，我曾数次去拜访我所敬重的前辈学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钱锺书先生，听钱先生就比较文学及一些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比较文学目前已在我国引起广泛兴趣与注意，北京大学集中好几个系和研究所的力量成立了大陆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全国性的学会也正在酝酿中。在此形势感召之下，我决定不揣浅陋，把与钱先生几次谈话中涉及比较文学这个题目的内容略加整理，追记如次。
比较文学在西方发展较早，它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而作为一门学科，也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法国和德国逐渐形成。比较文学是超出个别民族文学范围的研究，因此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早期的法国学者强调rapports de fait〔实际联系〕，德国学者强调研究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比较的文学史〕，都说明了这种情况。钱锺书先生说他自己在著作里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诗和散文、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戏剧和小说等等，都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钱先生认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得很早，佛教在汉代已传入中国，而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二五四？——一三二四？)于元世祖时来中国，则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发生巨大影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它是西方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有关东方的记载。研究马可·波罗的权威学者本涅狄多(I.F.Benedetto)曾把马可·波罗的《游记》与但丁《神曲》和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总汇》(Summa Theologica)并举为中世纪文化的三大“总结”，并非过奖。在《神曲·天堂篇》第八章，但丁描写金星天里一个幸福的灵魂为欢乐之光辉包裹，如吐丝自缚的蚕，这个新奇比喻毫无疑问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六世纪时，拜占廷帝国(即中国史书所载“拂菻”国)就从中国走私蚕种而发展起养蚕和丝绸业。据拜占廷史家普罗柯庇(Procopius)记载，两个拜占廷人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唆使下，从中国把蚕卵和桑种藏在一根空心手杖里偷偷带到君士坦丁堡，从此使西方也发展起绫罗绸缎来。以昆虫学家的眼光看来，蚕吐丝作茧不过是蚕的生活史中由成虫变成蛹所必经的阶段，但在诗人的眼中，吐丝的春蚕却成为为爱情或为事业献身的感人形象。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中国诗中千古传唱的名句，而在西方文学中，除刚才提到的但丁之外，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以春蚕吐丝喻诗人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而创作，辞意与义山诗颇为贴合：
Wenn ich nicht sinnen oder dichten soll
o ist das Leben mir kein Leben mehr.
Verbiete du dem Seidenwurm zu spinnen，
Wenn er sich schon dem Tode nher spinnt.
Das kstliche Geweb’ entwickelt er
Aus seinem Innersten，und lβt nicht ab，
is er in seinen Sarg sich eingeschlossen.
——Torquato Tasso，V.ii.
如果我不再思考或写作，
生活对于我也就不再是生活。
你岂能阻止蚕儿吐丝结网，
哪怕它是把自己织向死亡。
它从体内织出这珍贵的柔丝，
一息尚存，决不停息，
直到把自己封进自制的棺材里。
——《塔索》，第五幕第二场
此外如元杂剧《赵氏孤儿》，已经有不少文章论述过它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它对英、法某些作家的影响。钱先生指出此剧不仅在英、法文学中产生影响，意大利诗人麦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歌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也采用这个题材，并且在剧本前言(argomento)中声明这一点；这个问题值得让留心中意文学关系的学者去进一步研究。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林纾的翻译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文学的外来影响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闻一多以及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郭沫若自己曾说他写诗受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影响，他诗中那种奔腾呼号，与他研习德国浪漫诗人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重要作家无一不精通一种或数种外语，深深浸淫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中，因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而不懂外语、不了解外国文学，就很难摸到底蕴。有人不必要地担心，以为一谈借鉴和影响，就似乎会抹杀作家的独创性，贬低他作品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现代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如鲁迅所说“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就中外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而言，直接影响的研究毕竟是范围有限的领域，而比较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按韦勒克(René Wellek)讥诮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学“外贸”(the“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érature géné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是实践家，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否则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钱先生最近发表的“诗可以怨”(见《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就是比较诗学的一篇典范论文，其中对韩愈两篇文章中的用语，就有幽眇精微的辨析。韩愈《送孟东野序》里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并不同于司马迁所说“发愤所为作”，而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才是“诗可以怨”一个明确的注脚。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比较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钱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仅要读诗话、词话、曲论之类的专门文章，还应当留意具体作品甚至谣谚、训诂之类，因为很多精辟见解往往就包含在那片言只语当中。研究文论还应留意画论、乐论，象文论中品诗言“韵”，就是取譬音乐而最早见于谢赫论画的“六法”，这与印度和西方文艺理论中以不绝余音喻含蓄有致的韵味，如出一辙(参见《管锥编》第四册，第1352页)。同时，对于脱离创作实践的空头理论，钱先生不甚可许。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他举了一些现代法、美文论家滥用“结构主义”的例子，批评了象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这样一类人的理论。
各国文学要真正沟通，必须打破语言的障碍，所以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见《旧文四篇》)一文中，对文学翻译问题提出了许多见解，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先生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在各国翻译史里，早期的译作往往相当于译述或改写，以求把外国事物变得尽量接近“国货”，以便本国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实际上加进了许多译者自己的阐释。林纾根本不懂外文，他的译作是根据别人的口述写成，遇到他认为原作字句意犹未尽的地方，往往根据自己作文标准和“古文义法”为原作者润笔甚至改写。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翻译，这种改译的例子也很多，《剑桥英国文学史》及马蒂生(F.O.Matthiessen)、斯宾干(J.E.Spingarn)等人都有论述。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三章有论剧作家处理题材的不同方式一节，说法国人出于对本国文化的骄傲(aus dem Hochmut)，把外国题材一概本国化(sie haben sie nur nationalisiert)。这和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论翻译分两派的话正相发明：一派让作者安然不动，使读者动身上外国去，另一派让读者安然不动，使作者动身到本国来。意大利诗人列奥巴蒂(GiacomoLeopardi)论德、法两国的翻译不同，和于两国语言性质的不同，也和黑格尔的话印证。钱先生用黑格尔《美学》中的论述来谈论翻译问题，显然是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因此适用于其他艺术的美学原则，也应当适用于文学翻译。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对翻译重视得还不够，高质量的译文并不很多，翻译理论的探讨也还不够深入，这种种方面的问题，也许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会有助于逐步解决。
比较文学在我国真正引起学术界普遍注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内的事，而一旦大家注意起来，希望促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对于比较文学的性质、内容、方法等等理论问题，就有探讨的必要。钱锺书先生借用法国已故比较学者伽列(J.M.Carré)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est pasla comparaison，littéraire.)。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既无理论的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对比文学”(contrastive 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不仅如此，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能加深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对某一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这就要求作品的比较与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作者个人心理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换言之，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因此，钱先生认为，向我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课程，是目前急待进行的工作。同时，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实际去从事于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正象哈利·列文(Harry Levin)所说那样，Nuncage：是时候了，去实际地把文学作比较吧。
一九八一年六月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四)：以管窥天，以锥刺地
四本厚厚的《管锥篇》，凝集了钱先生的毕生心血，可我只花了三个月就快看完了。看《管锥篇》时的情感除了钦佩就是疑惑了。一个人的大脑怎么能记住这么东西？古今中外的诗文典故信手拈来，很多时候援引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以前看历史书时，常能看到有写到一些能过目不忘的人，如《后汉书》里的王充，《三国志》里的张松，心里是极不相信的，而今却有点怀疑的相信了。虽然从钱先生征引的痕迹里可以看出他是运用类书方法来看书，且常引用如《艺文类聚》、《事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之类的类书，但我还是拜倒于其记忆的广博清晰，用《史记》里赞屈原一句来形容钱先生是再恰当不过了——强闻博记。
《管锥篇》，要对这套书来定个性是有一点困难的。有人说是它一种文学理论书，我觉得好像它没那么理论；虽然它里面也有不少地方涉及谈艺的内容，但是好像这并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和旨趣。它更多类似于一种“文话”——这是我自己想出的一个名词，是不是真有这个名词，那就实在因为隘见陋闻而没有看到过。正如诗话或词话一样，《管锥篇》里的内容往往是拈出一篇文章里一段文字或一个观点旁征博引地或校注或敷衍漫开申明其义或其趣。然而说是“文话”又不尽然，因为在第一册里有对《诗经》做如是的闲话，所以这一部分该是诗话才对。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诗话也好“文话”也罢，好像人们都很习惯把它断作一种文学理论书。
《管锥篇》对我来讲最大的旨趣在于让我长见闻，当然因此也让我的视角高远了不少。但这只能说在我的观念上有所助益，说很实在可运用的知识，恐怕从里面可撷取的东西正如披沙能拣到金一样有限了。
从钱先生写《管锥篇》的手法里，我很得到读书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分类法。其实这真不算是什么新鲜的方法，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其实就是一种分类读书法。再如牛顿做研究的习惯与方法也是分类法。牛顿在学一门新知识时，总是会把该学科的概念分类用卡片写出来，然后再逐一解决这些知识点。虽然很早就知道这种读书的方法，可是以前读书很是随便，而且很不喜欢作笔记，所以想都没有想过要用这种方法去看书。所以，到现在虽然看过那么几本书，可是留在大脑里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可用来征引的东西更是如沙漠里的雨水。到现在自己才有想要来这样看书，念及不免汗颜，心里只好拿苏洵来平衡一下自己了。而用这种方法来看书，应该可以刷新整理一下自己的知识库。道理很简单，我不妨借用下福尔摩斯的那个有关知识库来说明是最明白不过。不把知识进行分类，那么留在大脑里的知识就如把东西杂放在仓库，那么当要用仓库里的东西来找时，自然很难找得到；而如果仓库里的东西是分门别类摆放的，那么要找起来自然方便容易得多了。
读《管锥篇》，对于我来讲，除了在上面那些视界与方法上有所拓展与启谛外，更在理念与方向上有极大助益。它给了我一种指引，也给了我一种信心，让我在文学上更明白。
《管锥编》体大思精，但这一"体"并非习见的"思想体系"的"体"，而毋宁说体现在对中西传统思想体系的独特消解、融汇之中。以"打通"为至高理想的钱锺书，本无意在藩篱外另扎篱笆。仍然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即一部《管锥编》并不像寻常"思想的系统"那样，"总得有一个结构上的关联，亦即总有一部分托住另一部分，但后者并不反过来托住前者"。读《管锥编》，事实上从第四卷开始，与从第一卷开始，没什么两样；从第一卷300页处开始与从第1页开始，也区别不大，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托起"与"被托起"之别。人们常会依据该书的目录编排，想象作者有一个宏大的学术规划，一个对中国先秦以降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清理的规划。差矣！虽然以钱先生的才华，笔墨所经之处，必会如春雨过林一般，令对象焕然一新，非复旧观，但该书的章节，似更多地只是提起话头的"说由"，一个容纳文字的框架，使钱先生天马行空、扶摇三千的运思，得到如同水库调蓄江河的作用。故"体大"后的"思精"二字，在《管锥编》中亦从来不曾体现在第二卷对第一卷的展开、第三卷对第二卷的演进、第四卷对全书的总括和牢笼之中，不，它是即兴生发式的，随机点化式的，精研密思总是随眼前的书页同步展开，卓见锐识每常偕笔下的贤哲同时映现。钱锺书断烂万卷，胸中自是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巍峨呈"围城"之势，然反映在文字上，反映在具体的兴味、寄慨上，钱先生感兴趣的又似乎更是"点"的突进，而非"面"的展开。所以，决意想从《管锥编》中总结出一条千古不易之理，恐怕会错了意。说《管锥编》具有百科全书的规模，那也应该同时承认，《管锥编》的写作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即追求每一个词条的绝对准确，而非让所有词条效命于一种理念。
如果一定要在《管锥编》中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许是这样一个八字诀：打通中西，融汇古今。严格地说这不是体系意义上的主线，而是精神力量的强力体现，这一精神是弥漫、渗透而非演绎、层进在书中的，所以面对《管锥编》，读者完全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尽享左右逢源之利。简单地说，你没必要抱着通读《辞海》般的勇气，你尽可随意开卷。开卷必然有益，至于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视各人问学造化而定，自又当别论。
再来看看《管锥编》的古文问题。
虽然《管锥编》颇令人头疼地插入不少异体字，使阅读横生枝节，但稍加坚持就会发现，这一貌似拒人千里之外的语言，竟同样适用于"可读性强"这一现代判语。钱先生良好的幼学底子，使他的文言一如他的白话，一开始就建立在精粹纯熟的基础上，而他卓越无伦的西方文化素养，更令这份精粹与纯熟，别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逻辑力量。当我们想到逻辑本是文言的弱项、想到汉语的长处在生发诗意而非理性思辨时（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澍对此深有会心，他曾提到，他只在日常事务领域才使用与汉语性质相近的日语，一旦思考到亚原子粒子领域，必换用英语），对钱锺书在赋予文言新功能上所峥嵘展现出的能力，便只有叹为观止了。说到用文言说理，人们常会本能地想到汉贾谊那篇被选入不少课本的雄文《过秦论》，并被那个夸诞的开头弄得一愣一愣。然毫不意外的是，正是钱先生向我们指出：贾生此文，犯了"词肥意瘠"之病。多么犀利的判断！
得此一语，已可眉眼清新，若再以子之矛，探子之盾，则蓦然发现，钱先生向我们奉献出的，也许竟是一种自有文言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文字，不惟"词肥意满"，丰渥华美，抑且陈力就列，条贯分明。让诗性的古国文言胜任理性的逻辑推演，是钱锺书的一大贡献。我纵无意作惊人之语，但仍不得不想，自苍颉造字始有文章以来，这一曾化育出无数绝妙好词的语言，还从不曾有幸遇到这样一位方家：像钱锺书这样幽默，像钱锺书这样善疑，像钱锺书这样充满思辨强力，像钱锺书这样拥有大开大阖的人文观念。通过《管锥编》，自铸伟词的钱锺书其实向国人奉献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新语言，这是思维的奇迹，汉语的造化，读者的福音。也许，除非钱先生本人提供反证，不然我们只能说，这也是最适合展示钱家风范的语言：其细如针，文心龙虫并雕；其理如笋，释意丝丝入扣；其识如老吏断案，人与事到眼即判；其情如处子怀春，事与人触手风流。因想古国语言，劫数未到而遽遭抛弃，本就自怨自艾，忿忿不平，突遇高手搦战，不觉抖擞精神，与之厮杀。一方有泱泱三千年文明家底，自是有恃无恐，绝无轻易言败之理，一方藏洋洋九万里东西韬略，亦当有进无退，焉有鸣金收兵之心，双方遂各施手段，各展绝学，直把个老气横秋、嗒焉若丧的中华文言，引逗得时而妍如二八处子，时而俊似七尺须眉。一部《管锥编》，正是双方大战三百回合的结晶，判词是：不分胜负。钱锺书借此考校了文言文的现代生命力，文言文则聊发少年狂，大大出了回老来俏的风头。
能读而不读这样的语言，那可真是错过了人生。
最后再简单说一说外来语。《管锥编》中出现的外语，其实多可跳过不读，作者缀上它，除了稍带展示一位"文体家"的爱好，主要还是为了体现学者的严谨。事实上所有这些外语，钱锺书都曾作了多数是完整的、偶尔是措其大概的翻译，它们的作用在于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而不是如俄国小说那样，强迫俄语读者还得兼通法文。所以如果你无意检验钱锺书遴选资料的真伪，不读这些海外符号，并无损于理解书的内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恰巧懂得外语，那么顺眼对照一下钱锺书的翻译，往往又仿佛得到一笔飞来横财，你竟因此读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文字。让那么多老外突然用文言说话，钱锺书虽非创制者，但实在是玩得最转的。
随便举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萨克雷《名利场》中描写滑铁卢大战的结尾。据说"最脍炙人口"，英语原文为：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dead，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钱先生援笔译来，竟成就出一行神雕侠侣般的文字："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文意、文趣，无不酷肖。
再举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钱先生由《西游记》第八三回沙僧劝八戒"助助大哥，打倒妖精"说的一句妙语"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联想到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下为钱先生令人笑瘫的翻译："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
这样的例子，《管锥编》中俯拾皆是。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五)：转帖：我与中华的今世姻缘（扬之水）
并没有特别珍惜的意思，我买书生涯中的第一部书，不过很自然地和二十四史放在一起，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书柜里，包着牛皮纸的书皮——那是当日买书时候的原包装——书脊上写着编号，从“1”到“8”，直到今天不曾更换。版权页的内容是，“宋书（全八册），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人民路36号）”，“1974年10月第1版，定价7.60元”。就在刚刚查看版权页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还夹着当年的发票，时间是1975年12月12日，椭圆的红印上有“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的字样。王府井大街，在文革期间改作了“人民路”。所谓“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乃是王府井南口新华书店开设的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是书店前面辟出的一个窄长条，“早晚服务”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早七点至九点，晚七点至九点。模糊的印象中，“早晚服务部”的时代新华书店好像尚未恢复营业，但是这里居然经营“古书”了。那一年我二十一，正在王府井果品店开车，月工资40.50元。这是知识饥渴的年代里，最初享受到的中华之盛宴。以后我又在服务部里陆续买到《史记》、《曹操集》、《陆游集》等。《曹操集》书皮上的编号是“27”，保留至今的编号到此为止。
七九年，我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常来借书和聊天的一位是傅信，大家都称他“老傅信”，其实并不老，但是他读书多，被公认为最有学问。他说，“有一部书你一定要读”，这部书就是《管锥编》。我听了他的话，马上买了来，便是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的一部四册。《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中华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缴上一份答卷。
中华版《赵守俨文存》中收有一篇《幻园琐忆》，是读罢令人动容的文字。结末说道，“那里永远是鸟语花香，永远有一个年轻的我”。冥冥中的安排，我成了这所幻园中另一个“年轻的我”，守望着至今的“鸟语花香”。与中华的缘，竟会结得如此之深，且如此奇妙，不容人不想到“前世因缘”。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二零一二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六)：读《管锥编》札记
读《管锥编》札记
一、绪论
今日开始，每晚读一点《管锥编》，能懂多少算多少，不懂就先略过，此亦“管窥”之意。读的是三联版的《钱锺书集》，比较完整。希望可以持之以恒，至少先过一遍。
《钱锺书集》收钱先生六十年来各类学术、文学作品十种十三册。代序是杨绛先生写的，题目为《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1、钱先生不愿意出《全集》，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
2、钱先生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
3、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
4、《钱锺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
5、《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
6、他酷爱诗。
7、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
8、钱锺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
9、钱锺书说“自己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
10、杨绛先生希望钱锺书先生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管锥编》初序写于一九七二年八月，所谓“锥指管窥”，典出《庄子·秋水》。钱先生自谦其为“敝帚之享，野芹之献”，比之为“木屑竹头”。并感谢周振甫，以为“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
一九七八年一月又记，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因“多病意倦”尚未成编，“聊为异日之券。”
一九八一年八月又序，对全书进行增订，又及周振甫，盖此书为中华书局初版，周为编辑也。
一九八二年六月再版识语，感谢学人纠谬，有施其南、张观教、陆文虎三君。而范旭仑君刻意爬梳，是正一百余处。并感谢编辑马蓉女士。此次钱先生校定勘改五百余处。言“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在在可见钱先生与学术一途，尽心以求完美，严谨求实之态度。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又弁言，谢学人王依民校仇百十事，又谢马蓉编辑。钱先生所作《增订》已出之二，自谓“床上安床”，后结集为《管锥编》第五册。（中华书局版）。对此书校勘增订，转瞬十余年，犹未尽焉，钱先生称之为“徒有务尽之虚愿，终以求阙为解嘲尔。”
一九九三年五月又弁言，二十余年后，钱先生“又一披阅，修益二十处”。自谦为“衰朽为学，如燃见跋之烛，行逆水之舟，徒自苦耳，复自哂也。”
《管锥编》为钱锺书关于中国典籍的阅读札记，是采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博采众家，积数十年之力的集大成之作。共论述典籍十种，为《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以最后二种耗力最巨，占全书近半篇幅。
注释：
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收著作十种：《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
周振甫：现代著名编辑、学者。为钱锺书编辑《谈艺录》、《管锥编》闻名于世。与钱先生为数十年挚友，有诗词唱和。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注译》、《周易注译》、《诗品译注》、《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主编《文心雕龙辞典》、《谈艺录读本》等，有《周振甫文集》十册出版。
管窥锥指：典出《庄子·秋水》：“以管窥天，以锥指地”。形容见识狭小。又作“管窥蠡测”。《汉书·东方朔传》：“以管窥天，以蠡测海。”
2007-8-8夜记于砺剑阁
（今日先开个头，每周至少写一则吧。少量注释也是自己加的，聊作备忘。下一篇为——《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下个星期发上来。学识有限，错解误解之处必然很多，过于艰涩的部分也会略过去，只希望可以坚持下来，如有会心之处，也算不小的收获。——砺剑阁主人记，2007-08-10）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七)：转帖：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傅杰）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八)：列举派
很想说不是太好，但又不能说不好的一套书。
初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其中有一条陆游诗注，洋洋洒洒地罗列了陆诗中以打虎表现勇猛与畏虎的句子，后来发问却在“陆游到底怕不怕老虎”。当时看的一头雾水，觉得很是好笑。后来再看《管锥编》才明白，钱是个实足的列举派。他并不甚关注一句之于全诗的作用，更不用提拿出整首或整篇来作分析，或者作些统筹性的综观。大多只是就一件事物、一样情感或一个词语，罗列其他中外古今有相同情状事物者于其列。而这事物、情感、词语却也多是平易的，偶有考据，但也是以罗列类例的方法为主。这得益于他超凡的好记性与广博的阅读经历，自然也与此书定位在读书笔记上相关。
钱的文笔与博识很吸引人，若将此书看作一套笔记闲暇时读下去是蛮有趣的一件事，这是不能说不好的一面。但之所以又想说“不是太好”，是因看其他评论将它定位在值得“攻读”的地位上，这就实在差得太多了。换言之，不是因这书不好，是被人说砸了。仍以为当读经典在先，即便钱著是解经的。况且他此一套书是以申发己意为主，与经典实则相关不大，不过是引个话头罢了。至若其罗列性的贯通惜少上位性的俯瞰，实则倒也是笔记体的本色。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九)：转帖：感念钱锺书先生（钟叔河）
去年《偶然集》出版后，寄了一本给杨绛先生。元旦过后收到回信，提到二十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
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因而忆及钱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真不能忘。
我与钱先生本不相识，八十年代初他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向《读书》杂志社董秀玉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见面谈谈。八四年一月我到北京，秀玉同志便将我带到三里河南沙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我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先生则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旋即取道上海回湘。
回湘后便见到秀玉同志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云：“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这“意见”便是给我的第一封信。
给我的信一开头就说：“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参考。”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有四，其实都是重要的批评。第一点讲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序文里似乎忽视了这点”，并告知李圭的《思痛记》曾为胡适、周作人和日本汉学家所称赞。第二点讲斌椿《乘槎笔记》，说徐继畲“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而“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第三点质疑我“删去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必要么”。第四点指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里译音还原的错误，“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Holy”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
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尤其在外文方面，我做这事本来就像《兰学事始》所述日本人初译《解体新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只能靠查字书。钱先生指示应从原作背景和语境中用心，才使我茅塞顿开，有了一点长进。
给钱先生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十三处错误。如“地员海涵当作地负海涵，韩退之文”，“张印之当作张即之，宋书家”┉┉都看得出他学识的渊博和校读的精细，反衬出我自已的浅陋和草率。从此益知学无止境，虽日暮途远，仍当赖“炳烛之明”，继续努力；至于小小的蜡烛还能点多久，还能照明多少东西，就不必多考虑了。
八四年是钱先生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抽出时间来认真地审读提意见，在他确实是体现了“共襄大业”的精神。这句话当然含有鼓励和奖饰的成分，但也是他在对全书和叙论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说出来的，并不是戏言。证以他为丛书叙论集即《走向世界》一书作序的认真修改至再至三，更足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便专门来说作序的事。
很多人都佩服钱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以为他写起文章来，一定下笔千言落笔不改。我当然也是佩服他的众人中的一个，却知道实际情形有时并非如此，为《走向世界》作序便是一例．我以为，这正是学人与才人的区别，至于以投机趋时为能的所谓高产文人，则更无论矣。
钱先生为《走向世界》所作序文的第一稿，我是八四年三月下旬收到的，开头第一句是：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了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兴趣，也起了愿望。
附信云：“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两天后又收到来信和序文第二稿，信云；“今日稍暇，即将拙序改本誊清送上，请审定。我将把副本交秀玉同志。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历史研究》上大文昨晚细读，玉池老人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也，甚佩甚佩。”序文的头一句则改成了：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见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比钱先生小二十一岁，学问相差更远，他却说“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此决非讲客气的门面话，而是学人虚受的真实表现，我当然亦只能以诚敬待之，于是给他回了封信，表示感谢，并对序文对我的奖饰和一处可能引起“骂影”（指着和尚骂贼秃）嫌疑的词句提了意见，请他考虑。这信还没有到北京，他又于三月廿八日晨寄来第三稿，附有一信云：“昨日寄上拙稿，想达览。今又在第一页和第三页上改动三处，请代在稿上誊正。”头一句又用红笔改为：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当然立即照改，但第二天又收到一信，云：“序中词句又小有修改，无关弘旨，忙中不暇录副送阅。如兄认为呈稿尚过得去，请便示，我即迳交《读书》。”
三月三十一日，钱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又回信道：“拙序佛头着秽，邀君许可，甚喜。所嘱改两处，已遵命增正，勿念。弟交玉秀稿上，又有字句修饰四五处。‘文改公’之谥法，所不敢辞。请告李侃同志（按《走向世界》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李侃为书局总编辑），将来以《读书》所刊为定本。”
自称“文改公”，对文章的字句，即使“无关弘旨”，也要一改再改，务求合适。这是多么认真的写作态度，多么认真的生活态度啊！
关于我请他修改的两处，我们还继续有些讨论。四月六日来信云：“顷又得信，尊虑甚是。弟说老实话，而读者每以为曲笔微词。如弟序内人《干校六记》谓生平最不喜《浮生六记》，而美国人译本导言云：‘钱某语多须反看，此句恐亦然’云云。‘骂影’之嫌，于‘采访发掘’下添‘找到了很有价值而久被埋没的著作，辑成┉┉’这样似乎可减少‘春秋之笔’的味道。┉┉‘强称内行’云云，则当代号称‘通晓中西’之大作家名学者所撰《漫步美国》之类，均不免此讥，况光宣间人乎？┉┉”这些谈论，和钱先生前后写给我的其他几十封信里写到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当代文坛掌故，极有价值。
我过录了钱先生的修改，自已又在上面妄加了一二字句，然后将改稿复印了寄给他审阅，想不到却与钱先生自已改添者暗合。钱先生收到后来信云：“昨复一函，告遵示添一句，以免‘骂影’之嫌，想达。顷得挂号函及复制稿，甚感。兄所代增两处，与弟已改两处，无只字异。盖弟虽暗中摸索，而葫芦未走样也。”接着又对我寄去请他阅示的《后记》提意见道：
“大作《后记》甚好。知得力贤内助，尤使愚夫妇忻慰不已。有二处请再酌：（一）第一节‘我的杯很小┉┉’后，宜插入‘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否则太突兀，而显然此语为谁所说并不周知也。（二）末节关于弟处太多，使我局促不安，亦非体裁所宜。且弟与李侃同志并提，而大讲钱，只字不及李，反冷落一边，务请削去此节。兄书卓然名家，不以弟序而重。┉┉即如‘杨宪益先生的大手笔’之‘大’字，亦可省去，‘借重’字亦太过。斤斤之愚，求免于俗，幸垂察焉。”
这些意见，都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或帮我弥缝。而我在《后记》中对钱先生表示感谢的话只一两句，并不“太多”，他却一定要我“削去”，无奈只能照办。改稿复印寄去，先生看后才回信道：“读尊序（后记）改订稿，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钱先生的信藏于箧底已二十年，这次因为杨绛先生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记忆。开函再读，重沐春风，心念旧恩，不能自已。因思这些信对于作文和做人都有楷模的意义，不忍其湮没，遂摘录发表一二，不足见先生德行文章于万一，聊表私心对前辈学人的感念而已。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十)：转帖：回忆钱锺书兄 （杨宪益）
20世纪已经过去了，回想这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触。钟书兄比我大两岁，他的学识文章则比我高明得多，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去世前，虽同在北京，但我从未到医院看望过他；去世后也没有写过什么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国外读书时就认识他，解放后也曾见过好几次，因此要我写篇文章纪念他。现在随便想到哪里就写几句。
我最早认识钟书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国读书的。当时因为喜爱希腊罗马文学，就决定去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学士学位，可以先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一年半，再学一门选科，如哲学、历史、东西方语言文学等，一共是四年，得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考上一二三四等，还要在每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读希腊拉丁文，学期是三年，毕业成绩也不登报。我当时选的是四年课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国伦敦，先找一位老师，教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补习了五个月。次年春天，就去考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因当时学院里没有亚非学生名额，又在伦敦等了一年多才进了大学。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钟书兄在国内已经读完大学，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写一篇论文，便可得到文学士(B.Litt.)学位，一般通过研究论文是两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钟书兄因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过论文毕业了。所以他在英国牛津时间不太长，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离英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得了什么学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国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教授，我在英国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集抄写敦煌资料的。他有时去伦敦，有时住在牛津。他同钱钟书兄也是一见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钟书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杨绛同来的，季康嫂(杨绛)我当时也认识，初次见面大概是在他们两位家里。钟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钟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钟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钟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钟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Monlin Ruge)。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钟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评指责的原因。
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我在重庆、贵阳和成都教过几年英语课，后来就到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译馆翻译《资治通鉴》。听说他回国后，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因同某些教授同事关系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到上海。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又曾应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贺昌群教授之约，在学校历史系当过一年教授，教东罗马史，后因学生罢课请愿，反对内战，只教了几堂课，没教完一年而终止。由于上述原因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不知道这个学刊到底出版过几期，也许两三期后也就停止了。我们后来见面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好像也未提到解放前他在上海主编过一本英文学刊。
总之，解放前他回国后的生活经历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围城》，虽是讽刺小说，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传，但是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遭遇。
解放后，听说由于朋友的推荐，他被调来北京主持翻译英文毛选的工作。我当时还在南京，正热心处理民主党派和政协事务。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这样我就失去了一个同钟书兄共事的机会。1952年底我还是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见到过钟书兄，也不清楚他当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在完成了翻译英文毛选工作后，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又听说他很怕开会或被人访问。我自己情况也不太好，心情也不很愉快，因此也没去看他。记得只是在他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宿舍后，去过一次，但也未久留。还记得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忽然要我翻译司空图的《诗品》，我译完了，说对于译文没有把握，他们就决定送去请钟书兄审定一下。他看了送来的译稿，只提了一点小意见，我也没有去见他一面。
1989年我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的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记得也还见面过一两次，时间都很短，而且有许多别的人在一起，没有多谈话，只记得当时他就感觉每年怕过冬天，有点气喘病什么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当时对这话没有多在意，不料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