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的读后感10篇
《白银资本》是一本由贡德・弗兰克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页数：5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感觉回答你提的这些问题并不难，但是问题太多，我就尝试着回答吧。
1,贸易往来至少表明世界各地区相互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各个地区都参与进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必须以来的就是贸易往来
2.财富第一、生产第一只是世界体系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货物和货币周转于兹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由此产生了财富第一、生产第一
3.人均GDP是在下降，GDP处于缓慢上升最后下降，因为没有产业革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1815年前，中国的GDP高于欧洲，那年附近就是欧洲上升和中国下降的交点
4.和第二点相关，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欧洲需要的货物有优势，但是欧洲没有足够的货币，因此必须开采每周金银；掠夺美洲材料回欧洲以此和中国人交易，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掠夺奴隶的事情，中国对对外贸易及不重视，海禁政策越来越紧
5.这点我借用彭慕兰（注意，是男士）先生的书《大分流》里面的内容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发达地区在江南，但是这里离煤矿地和铁矿地很远，所有没法用大机器生产。但是更重要的是，正如本书作者最后讲到的，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没有激励去用机器替代劳动力
6.欧洲政府是重商主义政府，中国政府恰恰是重农抑商，这是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结合的产物。
《白银资本》读后感(二)：读《白银资本》分析述评
前 言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是德国学者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代表作，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其人是西方著名的左派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白银资本》的中心观点是：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近代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因为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的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也缺乏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回来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的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低之分。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并从全球贸易的各种物品流通，货币构成及东西方商品的质量、技术等诸多层次仔细分析了各种情况。引用了大量的事例和数字。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论一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震撼，褒贬不一，见仁见智。
《白银资本》主要的最主要两个观点就是要论证，一是打破历史上认为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观点。二是亚洲的经济比欧洲更活跃，更作用重要。欧洲是加入了一个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非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1]下面我具体谈谈这两点。
一、欧洲中心观及中国中心观的演变
（一）欧洲中心观的演变
1. 欧洲中心观的最早提出者黑格尔
欧洲中心论最早应该来源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理性自身的发展过程的展示。“理性向来统治着世界，现在仍然统治着世界，因此也就统治着世界历史。” [2]认为东方的理性发展程度是很低的，“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们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 [3]从而认为应该把东方抛除于世界历史之外，构建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黑格尔认为欧洲的种族优势使欧洲前进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欣慰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4]他把亚洲文明说成“语言的散步和种族的形成是属于历史范围以外。”[5]黑格尔的观点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虽不把东方看成在历史的范围以外，但很多人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2. 欧洲中心观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
而把欧洲中心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白银资本》称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6]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7]。
3.其他欧洲中心论提出者及弗兰克的批判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中心论的主要错误就是宣扬以环境、种族、文化的优略去预见历史，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以一种宿命的观点来利用历史去预见未来。这些是应当排斥的。但要分清“在有关学术史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核心观念和非核心观念,也要区别“欧洲中心论”的鼓吹者和多少受其影响的学者。”[8]如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近代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不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9]他认为：“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这里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的欧洲中心论以非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论，而是一种经济上的欧洲中心观，他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在第三册上探讨了世界经济“所述三个世纪的空间基本上是欧洲” [10]布罗代尔认为世界经济“具有世界性，且有一个中心”，他认为在16-18世纪这个中心一直是在欧洲内变换的。[11]他批评沃勒斯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看出《白银资本》主要是从经济上去打破欧洲中心观，主张东方在16-18世纪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林甘泉说：“弗兰克在书中列举了一大串“欧洲中心论”者的学者名单,但奇怪的是,他对黑格尔这个很重要的“欧洲中心论”者却不置一词。”[12]这样的观点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白银资本》的评价应更多的从经济史、史学史上去评述而非文化史。
（二）东方中心观的演变
1.柯文的东方中心观实质
东方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应该源于西方汉学家不满于欧洲中心观，认为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东方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所以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传统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而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对上述三种模式加以批判。全书最后一章(第四章) 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这一研究取向包括四个特点:“(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 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 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 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三)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 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 的撰写; (四) 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 但也不限于此) 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 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13]所以我们从上面所引能看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只是一种以中国自身为视角，利用中国文化自身去理解中国。以避免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所带来的所谓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而非以中国为中心去理解世界。
2.弗兰克所倡导的东方中心观形式
而弗兰克所提出的“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是认为东方在16-18世纪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认为“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 [14]用东方经济中心观去解释世界近代历史的经济发展问题，及预见解答将来发展趋向。是一种发展了的中国中心观。这种观点可以去解释一些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的问题，对于世界历史有一定作用。这也是本书的价值之一，但我认为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近代世界上的作用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夸大了的。用弗兰克的放大镜去看中国，和中国的本身是不符的。
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变革及影响
（一）弗兰克所认为的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
他在书中这样的形容中国，“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在说明中国农业商品化时他又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棉花”。从中大量提到白银对中国的刺激，与中国的反应。认为是白银注入引起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当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观点的基础是否存在，我认为中国的白银留入的主导作用在于政府，在于政府的货币制度和赋税体制的改变，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的运动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的分配的领域。
（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演变
1.钞币、铜币流通的衰落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白银并非主要流通货币，明朝开国前后，曾数次铸铜钱，下令与历代古钱通用。但因各种铜钱门类繁多，成色不一，“而政府往往任意规定比率，且常常加以种种不合理的流通限制。初时政府为要推行钞法，屡下禁止行使铜钱的令，甚至连本朝自铸的铜钱亦在内。”[12]这样使得人民渐渐失去了对铜钱的信心。而且明朝政府一直希望推行宋元以来的钞币制度，使用钞币为主要流通货币。洪武八年（1375年）仿元朝货币办法制造“大明宝钞”，并命民间通行。规定商品大宗交易用钞支付。“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 [15]可以看出明朝初期不但不是以金银货币为主要流通方式的，且政府是严格限制使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并曾反复重申此原则的，明史中有载，洪武三十年的“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仁宗时“所增门摊课程，钞法同，既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 [16]当宣德初年，民间再次开始使用金银货币时，又下令“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17]当时一石米的价值约在五十贯左右，一万贯就相当于200石大米的价值。这样的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到了明英宗十三年的令中就达到了“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18]的程度。只要妨碍了钞币流通就给予巨额罚款，并且把全家发至边疆戍边。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使用金银的严格控制和其决心了。从明建国至此时已有将近百年了，虽然民间一直努力想取得使用金银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由于政府的阻挠一直不能实行。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时期，可以看出如果政府不同意货币体制改变，那么金银成为主要货币是不可能的。
但是明朝的钞币政策毕竟没有稳定住大明王朝的社会经济。所规定的民间只能以金银兑换钞币，不得以钞币兑换金银。使得人民对钞币信心大失，钞币不断贬值。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 [19]面对这样的贬值，政府就算再强硬也不得不对原有的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了。到了嘉靖四年终于政府作出了改变，“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雍，益专用银矣。” [20]这样把税收原有的收钞币改为折收银两就等于自动废止了原有的民间不能用印交易的禁令。
2.钞法失败后用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原因
但继钞法失败以后，为什么必须用白银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单位呢？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然么？梁方仲认为“民间对银最有信心，银两是依重量计算价值的，它虽非铸币，但辨别容易，价值稳定，且不若钱的笨重，所以民间乐用，经竟取钞银的地位而成为通货。” [21]我们从现代观点也可理解，当人们经过了近一百年的经济不稳定，货币不断贬值的时代，这时就有很强的愿望有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出现。而白银自身的性质正好符合了这些特点。这并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政府原有杂乱的货币制度与钞币的不可信任。经济的不稳定不利于人民的生活，而最终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所以如果钞币的价值稳定，可以正常的用于经济生活是完全不用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因为我们现代也是纸币时代并不需要一定要用金银为货币。可以看出中国当时最终以钞钱的货币制度转变为白银的通货制度完全是由于政府的总是不能自制，去发行大量钞币使货币贬值严重，人民受到严重的剥削的失误造成的。
到了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赋税为一并征银。《明史食货志二》中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顾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通过所引可以看出此时的赋税制度以有唐已来的两税制度的实物地租制转向了货币化的地租。至此政府的财政体系普遍以白银为单位。
3.中国所产白银是否足够国内流通
白银成为了主要通货，中国就需要大量白银以供流通之用。但是明朝的白银供应并不充裕。为和能应付得了以银为本位的货币流通呢？是中国发现了大的银矿么？梁方仲在《明代银矿考》中以《明实录》为根本，摘抄出起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共一百一十年的银课收入，并作表统计。合为银课共一百五十一万三十二两。[22]由此我们可以大略估计出这一百多年的中国采银量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左右。也就是平均一年才十万两不到。这样一个数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满足偌大的中国的货币流通的。
4.中国流通货币从何而来及为什么流往中国
那么中国用以流通的白银是哪里来的呢？据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认为“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23]这中还包括来自日本的十多万公斤，这个数字比中国每年自身所产白银要多出60多倍。弗兰克认为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活跃。但是他没有看出，这种只进口白银出口货物的贸易是不正常的。因为贸易的发达应该是相互的互有进出口，交换有无。但中国是只需要白银，因为政府的财政体系和赋税制度的变化需要大量以供流通的白银。所以正如之前所言弗兰克中国的经济活跃是世界的中心的论点也就是不存在的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也不是经济活跃导致的。
三、弗兰克的史观及治史方法
（一）弗兰克的史观及其优缺点
弗兰克的治史方法是以一种全球史观，这种全球史观的方法，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比如阿诺德·汤因比、爱德华·卡尔、杰夫里·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虽然他们之间各有不同，但大多主张鉴于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汤因比的世界文明体系论。巴勒克拉夫极力主张的史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 [24]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也有同样倾向。这种全球史观在理解世界体系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用于理解现代社会东西方发展变化问题及预言将来趋势时就会产生问题。鲁滨孙在《新史学》中说：“人类的状况—至少我们现代—变化如此的快，所以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25]现代社会有其与历史不同的许多新特点，如果单纯用历史去解读现代社会必然走入“宿命论”的误区。
而且弗兰克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去看政治的演变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时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有决定性的。所以弗兰克才没有看到中国需要大量白银是政府体制改变造成的而经济不是主体原因。这种错误也是年鉴学派的主要缺点之一。所以虽然弗兰克在书中大肆批评布罗代尔的观点，但是他的治史方法还是继承于西方的主流治史方法的。所以他的书中可以看到新史学、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等方法。他所反对的只史西方的一种史学观点（欧洲经济中心说）或说是一种角度。而非在史观和治史方法上的突破。而且以论代史的缺点也是本书的严重不足，使之更象一本经济学的分析著作。
（二）《白银资本》中东方中心观的真正价值
《白银资本》的优点在于这种以东方为中心的去理解世界体系的观点，虽然他的论述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研究方向。这种理论如果加以正确的发展和应用是可以解释现在用原有观点无法准确解释的许多问题的。打破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的不足，也可以解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把中国历史于世界历史联系过于淡略的缺点。可以打破原有的近代历史体系中对东方的偏见，更加重视近代东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有利于更加客观的解读历史。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中可以更好的理解东方的作用，以及正确理解东方在历史中的发展脉络。正确的处理东西方关系等方面都能产生巨大的作用。
注 释
[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年，第19页。
[4]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5]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6]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 页。
[7]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8]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
[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1 页。
[10]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5页。
[11]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7页。
[12] 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
[13]柯文： 林同奇译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 2002年版 。
[1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15]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2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
[16][17][18][19][20]《明史卷81 志五十七 食货五》。
[21]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4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
[22]梁方仲：《明代印矿考》，《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51年第一期。
[23]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页。
[2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25]鲁滨孙： 何炳松译：《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9页。
参 考 文 献
[1]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
[3]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等译，三联书店。
[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2002年版。
[5]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8]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版。
《白银资本》读后感(三)：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几件事
第一等的权力是大家都崇拜你信赖你。第二等的权力是大家都怕你。第三等的权力是大家都抢着跟你做生意。自从绝天地通之后，上帝安拉老天爷都回去了，帝王们开始代表神统治世界。那谁是帝王呢？兵强马壮者为之！有钱又有枪的才可以王成帝。
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你信上帝，他信安拉，我喊无量天尊。谁武艺高强谁说了算，武力是最高竞争力。拳头最大的拥有秩序的最终决定权和解释权。那经济力量是第三等的权力，如果不能把钱变成枪，那你就是软体动物。有枪没钱就去抢，抢着不方便，就逼，逼你按照我的规矩来。
经济中心不等于权力中心。GDP牛逼不等于经济牛逼。所以美国比俄罗斯牛逼，俄罗斯比日本嚣张。中国自唐以后经济中心在南方，权力中心在北方，因为北方要打仗。
先前我们是很阔的，欧亚大陆西部边陲的矮穷矬穷横穷横的，一直想找我们以及阿三做生意。但是全球商业在穆斯林手里掌握着。打又打不过，所以这些精力过剩的海上蛮族踏遍万水千山，想法设法的绕过那些异教徒。他们聪明而勤奋，饥渴而大胆。像踩着马镫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航海技术一流，美洲非洲真是好地方，资源丰富，人民又弱的一塌糊涂。欧洲人很快就因此获得了资本，原材料，市场，加上自己的饥渴和聪明才智，很快就在海上排挤了穆斯林，印度和中国商人。然后，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做任何事情。
白银这个东西，是商品也是资本。1800年之前，欧洲也不是中心，中国也不是。各文明彼此独立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的作用没有这么大。
《白银资本》读后感(四)：读书琐记
作者前言4
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 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用说意识形态颜色了。 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 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 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 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 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
前言5
费正清 (1969: ix) 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 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
前言10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 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顾指气使。 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 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 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 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 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 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前言11
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 称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 就摇摇欲坠了。 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 师以及所有的'大师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 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 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汰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 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1978a， b) 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 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 看吧， 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 身子！
第一章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尔.盖茨 (Hill Gates 1996: 6) 认为，这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 '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 压力……而且在过去儿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 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或'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 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人任何公认 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 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 '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 '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 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悟。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 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人这一图式。这是一个 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 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 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 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 '张冠李戴'错误 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 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 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 '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 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 '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第一章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尔.盖茨 (Hill Gates 1996: 6) 认为，这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 '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 压力……而且在过去儿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 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或'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 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人任何公认 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 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 '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 '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 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悟。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 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人这一图式。这是一个 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 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 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 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 '张冠李戴'错误 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 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 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 '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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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 （1987年） 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 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 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 (Asantel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 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 和努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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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阜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 社会发展起因于社 会内在的特点；(2) 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运渐的 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 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特纳，1986: 81)
虽然论证过程很可疑，但是能为读者打开另一扇窗户，笔记基于abbyy安卓版生成
《白银资本》读后感(五)：欧洲未必是中心，但欧洲起源了现代世界
1.贸易往来是否就代表了世界体系的形成？
2.财富第一、生产第一是否就说明是世界体系的中心？
3.人均GDP、人均收入在中国的1400－1800年间人口大量增长时到底是升还是降？弗兰克怎么一会儿说升，一会儿又说下降，还产生了危机呢？中国和亚洲人口的增长到底有没有制度上的缺陷？
4.同样有远洋贸易，欧洲为什么发现了美洲大陆，又为什么想到了要去搬美洲的银子买亚洲的货物呢？为什么还喜欢搞个殖民地什么的，还把殖民地的原材料掠走，送到欧洲本地进行加工生产？中国不是也有远洋贸易么？号称比欧洲的船队大得多，怎么郑和都到了非洲了，也没拐个把奴隶，也没搞个殖民地，甚至还被召回老家勒令从此以后别再折腾了？华裔不是在东南亚移民很久了么？怎么没想着从当地顺些原材料，在本国搞个“保护主义”，然后向外倾销加工后的产品啊？
5.同样有国内生产，欧洲为什么顺利地开始使用煤炭，为什么想到了要大机器生产，降低成本？中国的煤矿产区不是离北京也远不到哪里去么？怎么就没想到好好利用呢？
6.欧洲和中国不都有强有力的政府么？人家干吗那么感兴趣商人贸易的事儿？咱们怎么就把那些移民当作“弃民”一样啊？皇帝老儿整天感兴趣的是啥？这能不叫制度上的差别么？能不算是现代和传统的区别么？
《白银资本》读后感(六)：反传统的革命性之作
1、先高度概括下本书的核心观点：本书主要是讲述的与传统欧洲中心论不同的1400-1800年经济史。早在1400年甚至更早，世界经济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是体系的核心。欧洲从人口、技术、贸易等等各方面来讲不过是边陲之地。然而正是美洲的发现，三角贸易的格局使得欧洲掌握了美洲的金银（特别是白银）。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欧洲由于对亚洲产品的需求长期产生逆差，只有靠白银输出来平衡赤字。美洲白银以及日本白银通过欧亚大陆贸易和跨太平洋贸易最终大部分沉淀在中国。根据费雪公式的定义，通货（白银）的增加，在亚洲体现为中国、印度的人口、技术和贸易的扩展，而在欧洲却体现为通货膨胀（即价格危机）。以大的康德捷拉耶夫周期理论来说，1400-1800，亚洲处于上升的A线。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人口、资本和资源。1800年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农业技术的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的扭曲，亚洲地区劳动力廉价、资源紧张以及通货的减少（白银减少）从而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要取得和欧洲工厂主同样的效益，亚洲工厂主只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少量的资本，而无需发展节约人力的机器。而欧洲此时由于美洲白银的资本积累以及向殖民地人口输出导致的劳动力价格更高。1800年后，亚洲经济开始处于康波的B线。2、为什么西方会兴起？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方？针对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聚焦在欧洲本身的独特性和内在原因。马克思说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马克思韦伯还加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这种形而上的因素，其他学者不是贬低东方就是在西方内核上再加点东西。而本文作者却认为是统一的世界经济周期以及欧洲在亚洲贸易的资本积累才导致了所谓的“西方兴起”。3、从本书伸展出去还有很多有趣的冷知识。例如日本战国时期石见银山的开采，日本白银产量增加对中国的输出。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额商品中有水银（用于开采白银）以及从宋以来就大量吸收的“铜钱”。日本不缺铜矿，但缺乏冶炼技术。由于中国的铜钱太好使了，战国时期很多大名的家纹都是永乐通宝。明朝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赋税货币化（白银）。但由于纳税是白银，民间特别是农民日常交易都是铜钱，从而变化的银铜比特别是火耗加大了剥削农民。欧亚的金银比率是不一样，欧洲商人货币套利的交易利润丰厚。亚洲诸国特别是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和中日堪合贸易，欧洲商人在亚洲内部的转口贸易利润要比欧亚长途贸易利润大。亚洲经济体系中，大陆贸易并没有萎缩，海陆贸易互为补充。著名的有中印之间茶马古道（赣商），山西为起点的蒙古、俄罗斯贸易（晋商）。俄罗斯为满足中国皮毛需求对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拓殖。以及17世纪小冰河时期农业歉收、美洲银矿工人罢工革命，白银减产导致的明清交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地中海国家的衰落。3、中央编译社和清华历史教授的翻译保证了本书中文阅读的质量。原作者为德国人，已于2005年去世，按照他的理论，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应该在21世纪开始处于康波的A段，同时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衰落先于中印两国的复兴。德国人写书的尿性，大量的枯燥理论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如科学的发展一定会刺激技术的进步么？）和干涩数据引用，不像某些美国汉学家那样引经据典，引人入胜的小掌故小故事娓娓道来。4、于现在发现，足够多的阅读量才能保证对例如此类严肃学术作品的阅读。这本书我隔在书架上吃灰十年，或许是当初拿起来读的时候太晦涩。
《白银资本》读后感(七)：“丸之走盘”与“出位之思”
——读《白银资本》之后所感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①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或许出于中国学界对《白银资本》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敏感；②或许出于作者反诘欧洲中心论，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又一次满足了某些国人的自尊心；又或许出于《白银资本》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③但关键的是《白银资本》标志着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有助于敲碎单一的思维模式，启发我们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本文不是评论《白银资本》，而是笔者看过此书之后，萌发的一些感想，不惧粗浅，记录如下。
丸之走盘
这里借用的是杜牧的比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记于临时，不尽可知。其必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④为何会提及这个比喻？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虽然“远不是没有问题，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⑤但他确实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颠覆。需注意的是，这种颠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弗兰克用以集中火力攻打欧洲中心主义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工厂的产品，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⑥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弗兰克用以反欧洲中心论的这颗“丸”，是否已经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或者只是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中作“横斜圆直”等方向上的变动，实际并未“出于盘也”？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论证：1400—1800年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①他还非常突出地运用了长周期理论、
康德拉杰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以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轮流交替来说明西方的后来居上。②同时弗兰克认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转导致了这种周期的出现。弗兰克在很打程度上运用这种周期理论做出了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预言，东亚（或许还会扩展到南亚和西亚）在21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但这种周期理论究竟有多少的适用性？它是真的存在还是仅为一种目的性的假设？都尚不知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白银资本》潜在的这一隐患，而弗兰克所建立在这个理论上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观”是否能如其所料的出现转向，从而达到“横向的、整合的、全球视野”也是难以预测的。
弗兰克反复强调的超越各种种族中心论，恰好是与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样，充满了“假定存在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模式”③的普遍适用原则的先验预设。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有是：一，整体主义历史观本身成为“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性命题，名变实不变；二，整体主义历史观在今后“垄断”历史研究领域，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但于终极意义上而言，又使学术界转向与之反向（即单元化）的研究，重新落入一种主流历史观占据主导地位的窠臼。就此两点而言，任何一点都不具备历史意义，于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所论证出的结果（这颗“丸”）对于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个“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却不可否认它的功效，“丸”出不出“盘”不应是我们所关注的终极目的，“丸”在“盘”中的“横斜圆直”才是重点，这个“横斜圆直”便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展示的研究方法及思路。
《白银资本》一书将中西共同编入到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有助于在中国 和欧洲的绝对中心论中架起一个平行的关系，以此重塑历史，正如弗兰克自己所说的“绝非用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而是推崇“人类中心论”，最好是“生态中心论”。④无论最后成败与否，其思路于我们确有借鉴意义。另外，弗兰克还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从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⑤再次，弗兰克以长时期的研究方法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使我们发现世界历史中的繁荣、发达中心一直不断的在转移，昭示了东方再次兴起不无可能。
这一系列想象的跳跃都如“丸”的“横斜圆直”，无论它最终是否能出于“盘”，也无论它在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上的某些悖论或方法上的某些不妥，而它的确在运动过程中激起了我们思考的火花，发人深思。
出位之思
中国学界针对《白银资本》作出了一系列讨论，被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出超能否证明经济发达；二是中西经济如何比较以及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三是有关《白银资本》的意识形态色彩。⑥依据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我们终究难以摆脱“西方中心”的阴影。
当然，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并非是要抛弃西方（主要是西欧）的经验，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与对视，“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去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欧洲”，②所以无论以前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或者今后可能形成的“整体全球观”，若都是史学家出于个人好恶对史料择取之后所呈现的“形状”，那么所有的理论、模式就难免流为史学家的个人偏见，我们只在把其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对其成果做学术上的价值判断③即可。
如秦晖教授指出的，《白银资本》动用大量资料证明的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在1400—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但是弗兰克却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中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结论，即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个结论恰恰没有什么实证基础，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甚至从明清时白银输入的规模与“权力资本”积累运作间的比例来看，弗兰克所说的因白银输出减少，才导致中国原本先进的经济体制衰落并丧失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论点站不住脚。④而弗兰克提供给我们的确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便是它学术价值上的珍贵之处。
围绕《白银资本》所做的讨论，也为我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让我们注意到自己需要关注的地方，即从中国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国自身的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应有充分的认识，据之以中国的“实情”。
目前很多学者正在为此作出努力，这方面的代表可推李伯重。李伯重在质疑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是出于对某一事物的执著信念和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时产生的，是一种主观情结的产物，⑤虽然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终极目的，但李伯重这一观点却是打破了中国史学家对外国理论只作“吸收”、“反应”的格局，（见本页注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随后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的面世，更是确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主流倾向中的代表作。⑥对于我们看待西方经典，调整自我视角，更新思维模式，放宽历史视界树立了典范。
所以，本文所说的“出位之思”不是提倡违反专业纪律的胡思乱思，而是跳出西方预设的或已设的理论模式（“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思考。愿这种思考在有关《白银资本》或其它论著的争论热闹过后，不会消失在视线之外，而是得到广泛的关注及运用。
200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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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资本》读后感(八)：白银资本
1500年的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这个世界的边陲之地来说，最大的意义是拥有了能与世界主要经济区（亚洲）来进行贸易的商品---白银。否则欧洲没有任何可以进行世界贸易的商品（直至18世纪工业革命）
中国在17—18世纪吸纳了世界50%的白银出口 （主要来自美洲），印度也吸纳了很多。
美洲的发现对于中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火车头来说，另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高产作物（玉米/红薯）的引入，导致中国人口在明朝以后大幅度惊人的增长。
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无法搭上亚洲的快行列车，也无法积累几个世纪的资本。而美洲的白银也支持了亚洲的经济扩张。
对于为什么18世纪之后东亚衰落而欧洲崛起。人口学的解释是：亚洲在几个世纪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本身，反过来阻止了18世纪之后的继续扩张。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的压力，而欧洲则没有那么严重。
亚洲的人口高增长阻碍了基于对人力节约和产生动力的机械需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收入的两级分化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人口上升带来的工资成本的下降使得没有促进技术投资的刺激 （当代中国？）而欧洲的少人口和高工资促使其投资到节约人力的技术中。
但书中从制度上（政治、经济）、从竞争关系上都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亚洲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亚洲自身衰落和欧洲从殖民地取得原始积累来解释欧洲崛起，有些牵强。
《白银资本》读后感(九)：我看到《白银资本》的精彩片断
第1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Braudel 1992：134）。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欧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 1993）；布劳特（1993b）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 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 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就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对“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Fishwick，Wilkinson，and Cairns 1963：ix）。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1967，1978a，b）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
《白银资本》读后感(十)：结论姑且留着，方法值得反思
一部书能引起学界这样打的反响，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原因在挑战了我们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韦伯还是马克思给我们灌输的。其实这部书的结论并不重要，可能很多学者都不同意该论。要害在于，他给读者一种新的思维，来重新思考东西方的历史和经济地位，冲击了西方文化至上论，人崇拜一件事物被人异议是痛苦的事情，勿论普通人接受不了，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心理更脆弱。西方的经济政治文明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吾国当前的发展方式也不是历史的可取规律，问题是我们是否只有华山这一途？的确值得很多学者思考的。单纯照搬西方成熟的架构和方法过来，例如引进外资和技术制度办一个企业是可行的，但治理一个国家恐怕远远不够。我们有两个最大的悲痛，一是为政者选择的西化模式恰恰是最可怕的；二是我们的学者多是全盘照搬。中国道路，对比起东邻，真是汗颜。贡德・弗兰克，一个域外人士，提出的思考，结论可取先不论， 那种真实的研究精神，不是显示出我们全民族的愚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