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10篇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是一本由[美国] 菲利普·罗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8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刊于《文艺报》2011-05-13 文/陈嫣婧
1998年，菲利普•罗斯完成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手稿，它与1997年写就的《美国牧歌》及2000年出版的《人性的污秽》合称为 “美国三部曲”。这其中，以美国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味是最浓厚的。虽然它同时涉及到政治、历史、种族、伦理及多方面内容，这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写100本以上大部头的小说作品，但罗斯对庞大的小说建构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掌控力，他的创作野心常常隐匿在那些举重若轻的故事情节中，以一个非常小的切口逐渐蔓延成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
小说以青年内森及老年默里为叙述者，描绘出艾拉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学生时代的内森深受艾拉的影响狂热地信奉着共产主义，后历经了思想的蜕变成熟并最终脱离了少年时期的信仰。默里是艾拉的哥哥，内森的高中老师，一位富有魅力的英语教师。小说以两人对艾拉的回忆为主线，以“复调”形式勾勒出艾拉从一个普通贫穷的工人变成以扮演林肯成名的广播剧演员和共产党员，在娶了著名女演员伊夫之后夫妻生活不和并最终被妻子陷害落魄的传奇一生。
罗斯的小说普遍存在一个妙处，那就是他对人性有着异常准确的把握及最大限度的尊重。人性的发展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基础，而人与人之间人性的碰撞与抗争则是小说高潮的主要着力点。艾拉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麦卡锡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之下，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倒下了，难道仅仅是政治迫害的结果吗？有头脑的作家绝不会以控诉某个政治现象为由创作一部小说，因为这将很容易被另一种政治派别或潮流利用，这显然是作家们不能忍受的。优秀的小说家应该非常善于在各种社会身份和事件中，在历史个每一个阶段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一定是理性、冷静而冷酷的，并且可以被放置在不同的背景及环境中。菲利普•罗斯在这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艾拉是一个怎样的人。默里的妻子多丽丝对他有一段精确的总结性概括：“他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共产党人，他是一名激奋的共产党人，却生来不适于党内封闭小团体的生活……从共产党的视角看他不完美，他无法抛弃自我。尽管艾拉要自己做强硬赤诚的人，他的自我却不断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忠于自己的党是一回事，做回自我，无法克制自己又是另一回事……”是的，其实那个黑心政客格兰特也好，懦弱没主见的妻子伊夫也罢，都不是陷害艾拉的真正凶手，她们只是让他的自我更彻底地背叛他忠诚的党，让他自身的矛盾性更激化而已。艾拉是他自己的敌人，他最终被自己打倒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形象，共产主义只是一个英雄所信仰的诸多理想中的一种，至少对艾拉而言，它与政治无关，虽然他一直把它当成政治。所以，这确实是一本讽刺政治的小说，但也绝不是在讽刺某种政治的不合理性，它与奥威尔的《1984》有天然之别。它不过是在说，对某些人而言，政治更像是不能实现的梦，是夸父不断追逐的太阳，虽然夸父认为太阳对他很重要，但其实，他自己会比太阳更让人觉得重要的。这难道不是对政治最大的讽刺？
就因为艾拉不仅属于共产党，更属于他个人，于是这个曾经的码头工人，爱上了混迹于上流社会，有着女神般容貌及修养的著名演员伊夫。他爱她的雍容华贵，她的优雅迷人，她身上一切能强烈震慑到他的美丽，他都爱。他是共产党员，更是男人，更是一个事实上非常粗俗平凡的男人，至少在审美观和对人的判断上，他缺乏他哥哥默里那样的睿智。默里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细读过狄更斯与萨克雷，并能记住所有19世纪英国小说每一个细节的女人，已经为她的华美躯壳奉献了太多，这大概是所有演员的悲哀，上帝是公平的，太丰盛的外表往往只装得下一个怯弱无能的灵魂。伊夫有过三段不幸的婚姻，一个霸道强势的女儿，她甚至无权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她不属于艾拉。然而，爱情是非理性的，正因为如此，爱情最能将一个人的人性根本暴露无遗。理想化的艾拉把他强大的理想主义精神毫无保留地倾注到这段婚姻和拯救伊夫中，他奢望着自己能一边拥有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一边拥有充沛的革命精神与热情。而事实上，对于婚姻的失望带给他的只有一个尚能安放他理想的小木屋和一段最终毁了他的婚外恋。在贫穷的锌镇建造一个小木屋进行自我修炼的艾拉与和伊夫生活在豪华公寓里开派对的艾拉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前者是他的理想，后者是他的欲望，理想与欲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否认。于是当欲望的一端挥拳打倒理想的一端，就像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打得你死我活，注定两败俱伤的事。
如果艾拉可以更理性一些，能用更长远的目光看到伊夫身上致命的弱点，甚至如果艾拉能接受更多的教育，那么也许他就可以避免这场不幸的婚姻带给他的灭顶的灾难。艾拉去世几十年后，当默里和内森坐在一起回忆这些往事时，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罗斯的小说一直都有很浓厚的知识分子意味，表现在这部小说中同样十分明显。默里和内森作为艾拉的亲人朋友，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同时承担着审视与评价的责任。对艾拉，特别是他身上的局限，他们两人是非常清楚的。作为艾拉的至亲，默里本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曾经追随过艾拉的内森，最终也选择了走学术这条路而不是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家，或许他们不但看到了制度本身的缺陷，更看到了制度的特征与某种人格的特征背后的关联性。于是作为更成熟理性的人格，他们下意识地选择了更适合他们的道路。
不难看出，菲利普•罗斯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在小说中还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一些优越感。但是，我们很难评判，在这个小说里哪个人是成功的，哪个人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没有标准的，就好比一块多棱镜，每一面所折射出的图像都是不同的，只有旁观者才能分清它们的样子。
旁观者，就是这部小说的角色，它应有的位置。
就成书年代而言，一九九八年面世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是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而如果按照三部曲的时间轴，这部描写五十年代美国的作品可以看作开篇。和另外两部作品一样，叙述者是犹太男子内森·朱克曼，故事开始于六十五岁的内森邂逅高中时代的英文老师默里，两名老者的谈话和内森的回忆相互映照，衬出故事的主角，默里死去多年的弟弟艾拉，也就是书名所提到的共产党人。
四十年代末，内森还在念高中。身材高大的艾拉酷似林肯，用“铁林”的名字出演名噪一时的广播剧《自由勇敢者》，同时还经常为工会在各地扮演林肯。
在十五岁的内森的眼中，“铁林”是个巨人。身体和信仰都是如此。艾拉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在这个崇拜汤姆·潘恩的男孩心中点燃了新的憧憬。年轻人照例有背离家庭寻求新偶像的阶段，对内森来说，艾拉是全新的亦父亦兄的角色，可以给他人生的指引。内森那位医生父亲被反衬成谨小慎微的布尔乔亚，他读艾拉推荐的书籍和报纸，去艾拉为自己营建的小木屋，也去过艾拉和他同样是广播界明星的妻子伊夫的家。他隐约感到艾拉身上的奇妙间离：住在高尚社区的伊夫的丈夫，受人爱戴的广播剧演员铁林，还有那个在木屋反复畅谈革命的艾拉。
随着进入大学并拥有更多的思考，内森和艾拉渐行渐远。曾经的导师在他眼中折堕成无法解决自身重重矛盾的愤怒人物，他甚至不止一次地猜测艾拉是否出于暴怒杀过人。
艾拉的故事说来既简单又复杂。他出生于贫穷的犹太家庭，只念完高中，在各地流浪之后参军，于军中遇到给他指引和教育的奥戴。借着天赋的高大和嗓音，艾拉成了“铁林”。他的个人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左倾力量的帮助，他是一名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个男人。渴望安定的艾拉娶了伊夫，就此开始了无休止的婚姻龃龉。
如果说内森的视野一度被艾拉充溢，默里则用他的理性回望艾拉和伊夫这对怨偶。伊夫是反犹的犹太人，伊夫虚荣又美貌，伊夫试图改造她的巨汉“铁林”。比艾拉年长的伊夫有个二十三岁的女儿，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常见的继父与继女之间的冲突，更有伊夫和女儿之间根深蒂固的被控制与控制之瘾。艾拉发现他陷入了古怪的僵局，他本来是可以爱伊夫的，如果不是那个肥胖蛮横的继女逼着做母亲的将艾拉的孩子流产。他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被伊夫歇斯底里的眼泪逼回形同监牢的家。他不知道伊夫的眼泪只是出于对爱的扮演，正如他自己的革命热情也是另一种扮演——人必将成为他的性格决定的角色。
艾拉性烈如火，这注定了他最终的崩溃如同巨厦倾覆。伊夫的熟人格兰特夫妇混迹政界，他们选择艾拉作为垫脚石，用伊夫的名义写了一本名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自传。正值麦卡锡年代，这部充满捏造的作品毁了艾拉的事业，并使他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在罗斯充满各种憎恨与背叛的故事中，惟有默里一家对艾拉的支持是无条件而温厚的爱。默里也因为亲弟弟被送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被告席，他失去教职，有好几年不得不靠卖吸尘器维生。九十岁的默里谈起艰难时日，语调惟有淡定。岁月过滤了愁绪，何况他是一个以理性为要任的人。他对麦卡锡自有评价，却也并未滑向艾拉的信仰。他对弟弟的遭遇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使艾拉除去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
有人说，罗斯的这部作品写的是美国历史上那个人人猜疑人人背叛的年代。也有人认为这本书写的干脆就是背叛。其实不止于此。罗斯的主角们是犹太人，他们以他乡为故乡，背负犹太式的野心和悖论。他的故事总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重注解。十六岁的艾拉因激愤杀人，三十五岁的艾拉被一个与自己截然相反的女人吸引，并注定在四年后遭遇妻子的背叛。他差点又杀了伊夫，如果不是默里的妻子制止了他的缘故。等到伊夫被新闻界同情艾拉的人们驱逐，艾拉为她衰老孤独的死亡大笑，口吐当年杀人后的句子。时事仿佛划了一个从起点到起点的圆，在荒诞时代的疯狂剧中，人逃不开时代，更逃不开自我，人人都是脚踩无法停步的魔法舞鞋的舞者。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三)：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
菲利普·罗斯的三部作品《美国牧歌》（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1998）和《人性的污秽》（2000），与其说是“美国三部曲”，倒不如干脆说是“背叛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分别对应了 美国的不同时期：激情洋溢的六十年代、充满恐怖疑云的五十年代以及政治丑闻娱乐化的九十年代。这不是罗斯第一次书写政治意味浓厚的作品，但是他以如此密集的方式连续关注不同时代中的精神面貌，在其中倾注如此的精力和思考，还是有些令人意外。当然，美国的时代精神，只是这三部曲表面的共性，我从中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那些被卷入时代风暴中的普通小人物一次次陷入背叛的漩涡时代悲剧。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很多悲剧都具有史诗性，但是偏偏在罗斯的作品中，读者都很难读到一种史诗性的描述，就连那些描写大时代的作品也仍然是普通个体者的眼光和写法。三部曲中，有个共同的人物，就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作家内森·祖克曼。他是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者，旁观者，也是不同阶段历史的见证者。这个人物的设置时而是个儿童，时而是个作家，时而是个身患前列腺炎的普通老人。他连起了三个故事，也串起了美国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内森有多大程度上是作家罗斯的身影，但是从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们才能察觉到他是有意造成这种时代的断裂感。这是一种高明的叙述策略，换句话说，罗斯从不“讲述”，他只是“叙述”——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被整合规整过的故事，后者是镶嵌在历史中的回忆断片。
这种小说策略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采用最为明显，故事的主人公艾拉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二战结束后因为成功扮演林肯总统成为一个广播明星，并因此结识了过气的女演员伊夫。他们短暂的婚姻因为在信仰与价值观上的不同愈加难以维系。婚姻破裂后，伊夫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捏造和嫁祸艾拉是一名共产党人，让他陷入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中，内森不但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还是艾拉最为喜欢的年轻一代人的代表，他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内森，希望能继承他的信仰。但是内森的成长伴随着更多的选择，经过一种思想的磨砺，他们之间的思想和信仰的分裂也理所当然。内森对艾拉信仰的背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一种基于自我意识的成长，作出的正确选择。在这部小说中，内森并不是这个故事唯一的叙述者，小说的开篇提到了默里，是艾拉的哥哥，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同时具有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位老人多年的回忆，另外一位儿童的视角，同样是一种回忆——多年后的内森也是一位老人，但他的回忆却掺杂了儿童时期与艾拉交往的记忆。罗斯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采用了这种双重的，叠加的叙述方式。小说家库切注意到这种罗斯式的小说策略时说：“我们所读到的叙述并非假装成天真的叙述。向我们讲话的那个声音，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声音，但这个成年人服从于他本人年幼的自我视域，反过来把一种任何孩子都不具备的强烈自我意识借给了这个年幼的自我”。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要服从一个孩子的世界观，一个孩子的青春视角，但是这个孩子的青春，却深陷在一个老人的回忆里，这种双重的交织，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的特色。
读罗斯的作品，你很难抽离出一个清晰的主题，所有的片段都深陷在回忆里，断断续续，似真似幻，虚构的笔法与真实的历史交融。他从来没有兴趣描述一段历史，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深陷那个时代中不同的人物因为不同的道德困境和政治困境造成的悲剧。《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的悲剧是他为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丧失了一切，他被他的信仰所背叛，他被他的国家所污蔑，他被他的妻子和精神导师所背叛。《美国牧歌》中，那个犹太企业家利沃夫，被他的女儿梅丽所背叛，在那个反越战的年代，年轻的梅丽成了炸弹客，恐怖分子，她同样被她激进的理想所迷惑。《人性的污秽》中，古典学教授科尔曼因为在课堂上说两个未来上课的学生是“幽灵”，被污蔑为种族主义者，开除雅典娜学院——因为那两个学生恰好是有色人种。科尔曼同样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背叛，被他担任院长期间治理的井井有条的雅典娜学院，被他得罪和未得罪的同事，其中还有当初他力排众议聘请的第一位有色人种教授。如果追究更为深层的原因，科尔曼的一生也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他原本也是有色人种，但他的幸运在于在那个种族歧视的年代里，选择背叛了他的肤色，背叛了他的家庭和亲人，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荣耀。但现在早年的背叛追上了现在的他，给了他狠狠一击。电影版的《人性的污秽》中有句台词说的好“我为了自由，最终却变成了自由的囚徒”。这种背叛自我的背叛，让所有的人性丧失了光辉。
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罗斯借默里之口说出了背叛的意蕴：“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不但背叛的快乐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就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的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我说罗斯的这三部作品的主题是背叛，因为时代的诱因，一个个普通人都深陷各种背叛的漩涡，但是仔细分辨开来，反而有不同的背叛形式。冷战时期，艾拉因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背叛；六十年代，梅丽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反战而背叛；到了九十年代，夹杂着克林顿的性丑闻，背叛仿佛成了一种娱乐形式，大众口中津津乐道的娱乐话题。几种不同的背叛，掺杂着几代人的伤痕，背叛的快意，隐秘的情事，在人们的回忆中逐渐沉淀发酵，淹没无声。
背叛，最有名的说法来自于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的萨宾娜。昆德拉在后来的书写中，特意用一个词条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可见他对这个人物注入了很深的思考。昆德拉说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也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同样背叛了家庭，祖国，爱人，把自己投向了未知的国家。这种背叛具有了一种更加叛逆的流亡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背叛与罗斯笔下的背叛最大的区别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你会发现萨宾娜没有任何根基，她的背叛是主动选择的，而且绝不与人有任何关系。而罗斯笔下的背叛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而那些看似主动者也往往纠缠在另外一层的被动关系之中。这些被动者的背叛是一种“被背叛”，而且往往用一个高尚的理由和理想包裹起来。萨宾娜的主动背叛起始于逃离一个专制的国度，后来却被这种背叛的魅力所吸引，在背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再也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内心充满了对流亡的渴望。这种背叛最终除了不断地背叛自己，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罗斯笔下的人物同样在背叛自己，但是这种背叛如此猥琐，如此卑劣，如此阴暗。他们生活在一个貌似民主的国度，但最终却被这种民主所背叛，被一种美国精神所背叛，被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所背叛。这些人物的悲剧就在于此，“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的梦想。”
思郁
2011-3-24书
美国牧歌，【美】菲利普·罗斯著，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美】菲利普·罗斯著，魏立红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人性的污秽，【美】菲利普·罗斯著，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四)：颓败时代罅隙间的人性荒芜
关于背叛，关于复仇，并非人类这一族群独有的现象，置诸自然界比比皆是；不过若论及心机重重、波谲云诡，人类社会当仁不让可挑起大梁。事关个体，固然痛入肺腑，有切肤之感；可一旦牵扯进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更可见出那暧昧的世情与颓败的人性荒芜。小说家菲利普•罗斯的作品《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列入“美国三部曲”之一，显然有其野心在，个体在时代的浪潮中飘摇不定，其创伤的解剖已不囿于一个小的层面，而是折射出国族的痛楚与一代人梦幻的破灭。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讲述了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美国社会，主人公艾拉出身贫寒，做过很多体力工作，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二战后机缘巧合，他成了广播明星，与著名演员伊夫结婚。但因为有伊夫乖戾的女儿西尔菲娜在其间作梗，家庭一直不和，直至破裂。后来伊夫在他人唆使下出版《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浮夸地将自己的丈夫与苏联间谍联系在一起，致使艾拉陷入被群起而攻之的困境，在美国社会再无存身之处。历史不能假设，可小说却为虚构，若将艾拉更换于另一个宽松自由的时代，即使还有其他种种险阻，但想来绝不会如此惨淡。而菲利普•罗斯的本事即在于，艾拉处身于这个时代，绝无拼合的游离感，而就是于此环境中真切的产物，为时代之子，著时代之色，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美丽的美国之梦碎裂。
艾拉信仰共产主义，以其出身、性格与早年长期所处的环境而言有其必然性，这给了他生活的信心与目标。而在哥哥默里看来，艾拉其实是一个“热爱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这或许可以解释其身为共产主义者为何要和一个矫揉造作的演员明星结婚，住在城里漂亮的豪宅，却经常去郊外简陋的小木屋。艾拉总在探求自己想要的，不断地努力，困惑与疑虑使其不断走上岔路，可他仍在走，不愿停歇。
而正是狂热和矛盾的艾拉，有意或无意开启了背叛之门。对家庭来说，他背叛了妻子，有了年轻的情人；对某些原教旨的革命者来说，他背叛了革命理想，因为没有“留在斗争所在之地”。其实这均源于其本质天真的个性，他心怀梦想却必须脚踏实地，热血激荡却有环境的制约，只得行行复行行，但“永远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而可怕的是，他这样一种性情与身份偏偏遭遇了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妻子伊夫的复仇与背叛便不是简单的家庭矛盾了，直接演变为波及整个社会的大风波，将艾拉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艾拉与伊夫之间的背叛与复仇是交互的，环环相扣，直至毁灭彼此，似为快意，实则荒芜。他们均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被卷进无情的齿轮中绞碎，杀人如草不闻声。人性在颓败的时代中早已消耗殆尽，人们互相撕咬纠斗，气度全失，更有觊觎者虎视眈眈在旁，伺机利用这荒芜，挑弄是非，渔翁得利。伊夫这样软弱的女人，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正是有这样的“朋友”帮助（自然，做国会议员是后者的终极目的）。在如此黑暗的大环境中，清者难清，浊者愈浊，没有人能够自外于时代。亲情、爱情、友情都在这迷雾的笼罩下，一旦沾染，挥之不去，无望亦无助。
在另一个层面上，演员伊夫对自己所属的族群身份又何尝不是一种背叛？她千方百计地遮掩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好莱坞以伪装过活。在多年的伪饰后，她也几乎已经完全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在生活中极其自然地流露出对其他犹太人的轻蔑与厌恶，这似乎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因之，当伊夫将艾拉推到人民公敌的境地时，艾拉最有力的反击就是将她的伪装尽数揭开，于媒体上公诸于世，被击中最软弱地方的伊夫，陷入癫狂的状态在所难免。背叛自己的族群身份是畸形的心理，伊夫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时代罅隙所散发之丑恶的一种折射。有何种时代，即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伊夫不过是其中微渺的一份子而已。背叛招来随之的报复，使这荒芜更其荒芜。
在这样的情势中，少年内森对艾拉作为精神之父的逐渐远离，是源于精神的背叛。不过这种背叛少却了颓败之意味，毋宁说是成长道路的一种选择。少年心性渴望着叛逆，内森遇到了充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艾拉，适逢其时，为荷尔蒙时期对社会的逆反冲动寻找到一位精神导师。而一旦内森长大，昔时的狂热顿显幼稚之色，于是，对艾拉的渐离渐远亦莫足为怪了。在这样一个时代设下的困境中，内森的成长历程是对艾拉美国梦之幻灭的一种补充，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生活，不过未如艾拉般迷乱奔突，其遁世者的生活方式亦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
菲利普•罗斯具有非凡的历史感，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重构了一个诡谲的时代，以个体的选择、背叛与复仇来折射变幻风云的正面景观或角角落落，虚构的故事较之社会学史料更有现场感和鲜活度。他显然对故事的主角抱有同情与理解，但并不避讳其狂热与迷乱，品行有亏，以致给对手攻击的口实；而对软弱的人物，他揭开其咎由自取的缘由，亦暗示在那可怜的畸形心理后隐藏的时代之丑恶特征。罗斯将笔下的人物投至那个黑暗颓败的年代，无可避免地看到他们沉沦复沉沦，落入人性的荒芜之中不可自拔，直至相互毁灭，切齿之后唯余空无。想来罗斯对这个大时代的悲剧故事并不是为了重构而重构，而是借如许梦想的破灭，暗喻一个思想混乱的颓败年代会带来怎样的人性灾难，时间虽不可倒转，但黑暗却无界限，对历史的警惕戒绝之心是不可置诸脑后的。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五)：菲利普•罗斯美国的“巴金”
摘自《深圳晚报》作者：李晓水
菲利普•罗斯（Ｐｈｉｌｉｐ Ｒｏｔｈ），１９３３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１９５７年 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学习，专事写作，１９５９年以小说《再见吧，哥伦布》一举成名，是美国文坛的“获奖专业户”，业界 称他在美国文坛相当于中国的巴金。
近日，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文本出版，加上２００３已出版的《人性的污秽》中文本，２００４年出版的《美国牧歌》中文本，“美国三部曲”终于在中国内地齐聚亮相。作为奉献这一精神盛宴的“服务人员”之一，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负责人田智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１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进入”中国
田智介绍，菲利普•罗斯作品最早在内地出版，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１９９３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国际保护版权公约组织”之前，１９８７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收有他的作品的《鬼作家及其他：美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见，哥伦布》，陕西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该书，１９８８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反生活》，１９９２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国加入“伯尔尼国际保护版权公约组织”之后，除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２０１１年再版），《美国牧歌》（２０１１年再版）及刚出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外，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的《垂死的肉身》，２００６年版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２０１０年版的《乳房》；２００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再见，哥伦布》。
２ 美国活着的文学神话
田智介绍，菲利普•罗斯作为当代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深受国外读者和主流批评家青睐，三次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得到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古根海姆奖、美国书评奖、欧•亨利小说奖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奖在内的几乎左右美国重要文学奖项。因为卓越的文学成就，罗斯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之一，他也在１９７０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２００５年，罗斯还成为将著作刊印于名声显赫的“美国图书馆”系列丛书的第三位仍然健在的美国作家。美国文学界普遍认为，罗斯与福克纳、贝娄等文学巨匠比肩，已然成了“美国活着的文学神话”。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读者对这位声望斐然的作家不大熟悉，特别是代表他最重要文学成就的“美国三部曲”在国内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
３ 魅力在于呼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
田智认为，罗斯的作品之所以始终拥有大量读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不断追踪现实流变，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美国历史，以自己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始终完整地呼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出于菲利普•罗斯显要的文学地位和作品的价值，译林社在１９９７年就买下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的版权，随后又陆续买下《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人性的污秽》等书的版权，率先向中国读者译介罗斯的代表作品。
对于菲利普•罗斯及其作品，田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罗斯的成长和发展阶段恰逢美国犹太文学的繁荣时期，很早就跻身于美国一流作家行列。他认为，其早期作品中特别关注来自各地的犹太人，这些人的希望与成就之间有着巨大差距，罗斯总能以同情和理解的笔调叙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困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放手》，便是探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现实主义作品。罗斯在后期的创作中转向新现实主义，对美国的文化和历史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和解读。《美国牧歌》是罗斯在２０世纪末推出的“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和《人性的污秽》。他再次起用其代言人祖克曼，将焦点聚集到美国政治上的大事件。此时的祖克曼已步入老年，他像罗斯一样熟悉现实社会，对美国神话看得更清楚。“美国三部曲”揭示了战后人们的内心世界，将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描绘得栩栩如生。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六)：“美国三部曲”中的“背叛情结”
摘自《深圳商报》 作者：思 郁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很多悲剧都具有史诗性，但是偏偏在罗斯的作品中，读者都很难读到一种史诗性的描述，就连那些描写大时代的作品也仍然是普通个体的眼光和写法。三部曲中，有个共同的人物，就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作家内森•祖克曼。他是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者，旁观者，也是不同阶段历史的见证者。
菲利普•罗斯的三部作品《美国牧歌》（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1998）和《人性的污秽》（2000），与其说是“美国三部曲”，倒不如干脆说是“背叛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分别对应了美国的不同时期：激情洋溢的六十年代、充满恐怖疑云的五十年代以及政治丑闻娱乐化的九十年代。这不是罗斯第一次书写政治意味浓厚的作品，但是他以如此密集的方式连续关注不同时代中的精神面貌，在其中倾注如此的精力和思考，还是有些令人意外。当然，美国的时代精神，只是这三部曲表面的共性，我从中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那些被卷入时代风暴中的普通小人物一次次陷入背叛的漩涡时代悲剧。
大时代中的小叙事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很多悲剧都具有史诗性，但是偏偏在罗斯的作品中，读者都很难读到一种史诗性的描述，就连那些描写大时代的作品也仍然是普通个体的眼光和写法。三部曲中，有个共同的人物，就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作家内森•祖克曼。他是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者，旁观者，也是不同阶段历史的见证者。这个人物的设置时而是个儿童，时而是个作家，时而是个身患前列腺炎的普通老人。他连起了三个故事，也串起了美国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内森有多大程度上是作家罗斯的身影，但是从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们才能察觉到他是有意造成这种时代的断裂感。这是一种高明的叙述策略，换句话说，罗斯从不“讲述”，他只是“叙述”——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被整合规整过的故事，后者是镶嵌在历史中的回忆断片。
这种小说策略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采用最为明显，故事的主人公艾拉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二战结束后因为成功扮演林肯总统成为一个广播明星，并因此结识了过气的女演员伊夫。他们短暂的婚姻因为在信仰与价值观上的不同愈加难以维系。婚姻破裂后，伊夫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让他陷入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中，内森不但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还是艾拉最为喜欢的年轻一代人的代表，他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内森，希望能继承他的信仰。但是内森的成长伴随着更多的选择，经过一种思想的磨砺，他们之间的思想和信仰的分裂也理所当然。内森对艾拉信仰的背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一种基于自我意识的成长，作出的正确选择。在这部小说中，内森并不是这个故事唯一的叙述者，小说的开篇提到了默里，是艾拉的哥哥，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同时具有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位老人多年的回忆，另外一位儿童的视角，同样是一种回忆——多年后的内森也是一位老人，但他的回忆却掺杂了儿童时期与艾拉交往的记忆。罗斯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采用了这种双重的，叠加的叙述方式。小说家库切注意到这种罗斯式的小说策略时说：“我们所读到的叙述并非假装成天真的叙述。向我们讲话的那个声音，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声音，但这个成年人服从于他本人年幼的自我视域，反过来把一种任何孩子都不具备的强烈自我意识借给了这个年幼的自我”。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要服从一个孩子的世界观，一个孩子的青春视角，但是这个孩子的青春，却深陷在一个老人的回忆里，这种双重的交织，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的特色。
“背叛三部曲”
读罗斯的作品，你很难抽离出一个清晰的主题，所有的片段都深陷在回忆里，断断续续，似真似幻，虚构的笔法与真实的历史交融。他从来没有兴趣描述一段历史，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深陷那个时代中不同的人物因为不同的道德困境和政治困境造成的悲剧。《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的悲剧是他为了信仰丧失了一切，他被他的信仰所背叛，他被他的妻子和精神导师所背叛。《美国牧歌》中，那个犹太企业家利沃夫，被他的女儿梅丽所背叛，在那个反越战的年代，年轻的梅丽成了炸弹客，恐怖分子，她同样被她激进的理想所迷惑。《人性的污秽》中，古典学教授科尔曼因为在课堂上说两个未来上课的学生是“幽灵”，被污蔑为种族主义者，开除雅典娜学院——因为那两个学生恰好是有色人种。科尔曼同样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背叛，被他担任院长期间治理的井井有条的雅典娜学院，被他得罪和未得罪的同事，其中还有当初他力排众议聘请的第一位有色人种教授。如果追究更为深层的原因，科尔曼的一生也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他原本也是有色人种，但他的幸运在于在那个种族歧视的年代里，选择背叛了他的肤色，背叛了他的家庭和亲人，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荣耀。但现在早年的背叛追上了现在的他，给了他狠狠一击。电影版的《人性的污秽》中有句台词说得好“我为了自由，最终却变成了自由的囚徒”。这种背叛自我的背叛，让所有的人性丧失了光辉。
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罗斯借默里之口说出了背叛的意蕴：“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不但背叛的快乐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就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的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我说罗斯的这三部作品的主题是背叛，因为时代的诱因，一个个普通人都深陷各种背叛的漩涡，但是仔细分辨开来，反而有不同的背叛形式。冷战时期，艾拉因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背叛；六十年代，梅丽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反战而背叛；到了九十年代，夹杂着克林顿的性丑闻，背叛仿佛成了一种娱乐形式，大众口中津津乐道的娱乐话题。几种不同的背叛，掺杂着几代人的伤痕，背叛的快意，隐秘的情事，在人们的回忆中逐渐沉淀发酵，淹没无声。
背叛自己的背叛
背叛，最有名的说法来自于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昆德拉在后来的书写中，特意用一个词条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可见他对这个人物注入了很深的思考。昆德拉说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也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同样背叛了家庭，祖国，爱人，把自己投向了未知的国家。这种背叛具有了一种更加叛逆的流亡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背叛与罗斯笔下的背叛最大的区别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你会发现萨宾娜没有任何根基，她的背叛是主动选择的，而且绝不与人有任何关系。而罗斯笔下的背叛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而那些看似主动者也往往纠缠在另外一层的被动关系之中。这些被动者的背叛是一种“被背叛”，而且往往用一个高尚的理由和理想包裹起来。萨宾娜的主动背叛起始于逃离一个专制的国度，后来却被这种背叛的魅力所吸引，在背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再也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内心充满了对流亡的渴望。这种背叛最终除了不断地背叛自己，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罗斯笔下的人物同样在背叛自己，但是这种背叛如此猥琐，如此卑劣，如此阴暗。他们生活在一个貌似民主的国度，但最终却被这种民主所背叛，被一种美国精神所背叛，被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所背叛。这些人物的悲剧就在于此，“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的梦想。”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读后感(七)：“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
作者：孟宪华
作为美国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活着的文学神话”，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 ) 已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犹太裔作家，堪与福克纳、贝娄等文学巨匠比肩。从1959年发表《再见，哥伦布》以来，整整半个世纪，罗斯一直笔耕不辍，目前已发表三十部著作，第三十一部作品《复仇女神》(Nemesis)将于2010年出版。2005年初，《纽约时报书评》举办近二十五年来美国最佳长篇小说的评选活动，有两百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等文坛重要人物参与了此次评选。在评选出的前二十部小说中，罗斯以六部作品位居数量之冠：《美国牧歌》(1997)、《反生活》（1987）、《夏洛克行动》（1993）、《萨巴斯的戏院》（1995）、《人性的污秽》(2000)和《反美阴谋》(2004)。由此可见，罗斯已成为1980年以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
罗斯的作品深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睞，也获奖无数，曾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三次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奖，1970年他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1998年荣获白宫颁发的美国国家艺术奖章，1999年获得普利策奖，2002年荣获美国国家艺术院最高奖——小说金奖，2006年获得美国笔会/纳博科夫奖，2007年获得首届美国笔会/贝娄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久候不至的诺贝尔文学奖外，罗斯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事实上，罗斯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后提名，是美国当代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小说家之一。除此之外，罗斯的所有作品都被收入“美国文库”，在美国作家中，只有三位作家在活着的时候被收入该文库: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和菲利普•罗斯。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罗斯以其三十本著作，记录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历史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透过个体的生活来看历史一直是罗斯感兴趣的事情，罗斯在对昆德拉的访谈中也提及了小说对个体存在的关注。作为一个关注个体存在的严肃作家，罗斯以其高超的小说艺术，通过让主人公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探索个体美国人在历史洪流中生存、追求、抗争乃至毁灭的一生。事实上，罗斯的作品之所以能在日新月异的美国社会始终拥有大量读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断地追寻美国社会历史的流变，并将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其作品中。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发表于1998年，同年获得英语联盟大使书籍奖，与1997年发表的《美国牧歌》和2000年发表的《人性的污秽》一起构成了罗斯的三部曲。贯穿三部曲的叙述者是1979年最早在《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中出现的犹太裔小说家内森•朱克曼（共在罗斯的九本小说中出现过）。更重要的是，这三部曲的主题极其相似，在展现主人公曲折的人生历程甚至悲惨的命运遭遇时，将叙述的焦点集中于二战后美国社会生活中深刻影响了罗斯同代人的重大历史时刻——麦卡锡时代、越南战争和弹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1998年。《美国牧歌》讲述了犹太移民塞莫尔•利沃夫一家的美国梦及其破灭的始末，重点突出越南战争和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对利沃夫一家的灾难性影响；《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展现了犹太裔美国人艾拉•林戈尔德在黑暗的麦卡锡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人性的污秽》以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为背景，呈现了浅肤色非裔美国教授科尔曼•西尔克由于被诬为种族主义者而导致的悲剧人生。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以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上个世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在全国采取多种形式遏制共产主义的运动中，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遭到公开镇压，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受到迫害，美国社会各界大批民主人士受到“调查”、“指控”和“审讯”，其范围涉及到政治、军事、教育、影视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共产党员艾拉•林戈尔德及从事教育职业的哥哥默里同样未能幸免。小说以已进入耳顺之年的叙述者内森•朱克曼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遇见自己的高中英语老师默里•林戈尔德为开端，在连续六个晚上的交谈中，已是九十高龄的默里向朱克曼娓娓道出弟弟艾拉悲惨的一生。在麦卡锡时代，艾拉的个人生活极其不幸，他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样，为了信仰，毁于政治、毁于历史、毁于背叛与复仇的恶性循环中。
罗斯借默里之口阐释了自己的背叛观，他认为历史的精髓就是背叛，包括世界史、家庭史和个人史在内的历史就是一部背叛史。“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的残酷。”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个个都有背叛行为。朱克曼不顾父亲反对，答应艾拉参加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举行的聚会，答应艾拉去锌镇“小木屋”住一周的请求都意味着是对父亲的背叛，从此以后，他看到父亲的脸上总是流露出遭到儿子背叛的痛苦。因为“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学，不能背叛纽瓦克的下层居民”，默里不愿搬离动乱的纽瓦克黑人区，致使妻子多丽丝在暴力抢劫中死于非命。为此，他心中始终怀有背叛妻子的负罪感。
艾拉的毁灭有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但他主要毁灭于来自家庭的背叛。已成为亚伯拉罕•林肯的扮演者、强壮的美国人“铁林”和流行系列剧《自由勇敢者》主角的艾拉同样没能逃出背叛的窠臼。他对婚姻的背叛遭到了妻子伊夫的报复，妻子利用丈夫的私生活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这一特质，于1952年3月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指责艾拉是一位“共产主义疯子”，是致力于控制美国广播系统的地下共产党间谍部门的头目，是受命于莫斯科的美国人。结果艾拉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和政治两方面的危机，在家庭生活乱成一团之际，政治方面的压力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不仅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名声，还受到政敌的指控，遭到被解雇和永远列入黑名单的厄运。伊夫的报复让艾拉堕入万丈深渊，在他的余生里，他只能靠在矿石场卖矿石为生，孤零零地因主动脉爆裂而离世。为了报复伊夫对自已的背叛，艾拉请一位与他持有相同政治倾向的记者挖掘出伊夫卑微的犹太出身，指责伊夫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中捏造事实，使她在纽约娱乐界无法立足，关键时刻，伊夫与前夫的女儿西尔菲德也背叛了她，置她于不顾，只身到法国继承父亲留下的巨额财产，并在那里结婚生子。身败名裂的伊夫最后落得非常可悲的下场——孤零零地死于醉酒后的昏迷。就这样，伊夫与艾拉先后毁灭于背叛与复仇的恶性循环中。
在艾拉人生落入低谷时，他在新泽西西北部锌镇的邻居雷蒙德•斯维克孜和他最喜欢的朋友霍勒斯•布里克斯顿相继加入到背叛他的行列。他们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经常来艾拉“小木屋”的客人名字和他们的车牌号，他们的行径为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付默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艾拉被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四年之后，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对默里进行政治迫害，默里被教育委员会剥夺了教职，理由是他在反美活动审议委员会听证时拒绝合作，他的所作所为与教师身份不相称。从此，默里开始了靠卖吸尘器养家糊口的日子，经过六年的漫长诉讼，他才得以恢复教职。朱克曼也因为经常出现在艾拉的“小木屋”里，便被联邦调查局误认为是艾拉的侄子，并因此失去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机会。
有批评家指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是罗斯对其前妻——英国著名女演员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1931— ）于1996年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的报复。小说中的伊夫即以克莱尔为原型，她被刻画成一个政治小丑，为了证明自已的婚姻是输给了共产主义，便以爱国的崇高名义把个人婚姻问题置于意识形态面前的小丑。罗斯认为布鲁姆在回忆录中把他刻画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握有完全控制权的“厌女症患者”形象是对他的背叛，而布鲁姆则认为罗斯在1990年出版的《欺骗》(The Deception)中丑化她是对她的背叛。如同作品中的艾拉和伊夫一样，罗斯和他的前妻布鲁姆也被卷入了背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小说的题目非常值得玩味，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罗斯如此为小说命名就是要突出公共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的私生活之间的紧密相连。在那样一个为了生存而不断背叛他人的年代里、在那样一个背叛行为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年代里、在那种以恐惧和不信任为主色调的历史土壤中，必然会结出背叛的恶果，必定会让每个灵魂都成为制造背叛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