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者》经典读后感10篇
《投敌者》是一本由[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投敌者》读后感(一)：两次“投敌”，两种抗拒
人性光辉的闪现，无一不存在于矛盾之中。 《投敌者》是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普罗斯卡在东方战线的战争经历。在战争中，个体生命被毫无意义地碾压，相熟的战友无声无息地死去，时日如同被打出的子弹一样，也被白白浪费。伦茨再现了残酷而琐碎的战争场景，战争的常态不是冲锋陷阵，不是硝烟滚滚，而是小心翼翼的对峙和随机无厘头的死亡。 故事采用倒叙手法，开头与结尾都是普罗斯卡寄信的情节。他向自己的姐姐写信，忏悔自己在战争中误杀了自己姐夫的事实，但信件投递失败，姐姐已经不在那个地址居住了。无法被接受的忏悔，恰如每个亲历战争的人，难以安放的良知。要么去杀人，要么被杀，一场战争就是一个“黑暗森林”，造就了多少个普罗斯卡？电影《血战钢锯岭》中，因为成长过程中的阴影，道斯迟迟不愿拿起枪支，战争摧毁了他那位和善、正直的父亲，让他无数个夜晚重复血淋淋的梦魇。 在这样的描述中，普罗斯卡的第一次“投敌”就可以被理解了。在找不到目标和意义的战争中，士兵的身体和精神都被摧残到不堪忍受的地步，被另一种理念说服，转寻其他可能，不失为一种拯救自我、拯救人性的方式。 然而，这本小说残酷而深刻的地方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拒绝异化有多么困难。普罗斯卡战友沃尔夫冈的影响下投向了红军。战后他在苏占区生活，得到了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工作，物质生活也有了保障。然而，他在这里感到十分压抑、困惑；他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接一个神秘地消失，谁都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他既不参加政治教育，也不参加集会或游行，和这里的生活格格不入。后来普罗斯卡自己也面临被整肃的险境。于是他偷偷越过分界线，离开成立不久的民主德国，移居西德。 从作者写作的初衷来看，《投敌者》的“投敌”主要指的是第一次由德军投向红军的转向，这也是为什么成书后，小说会被“封杀”；但从苏区越过铁丝网，重新投向德国，何尝不是另一次投敌？战争的结束带来的不是安宁与和平，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开始。“那个团伙”在正义之火上融化，更多的“团伙”开始组建，开始试图掌控别人的生命和灵魂。普罗斯卡想要保持自我、拒绝异化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向内的自我拷问，“但是，他看不到获取真相的可能性。” 可怜的是，普罗斯卡在小说结束时，也没有找到内心的安宁。可能，他将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也许他会像小说开头出现的那位药剂师阿多梅特一样度过余生，陪伴自己的是药物和永远难以摆脱的回忆。 阅读这部小说时，我时不时会想起奥登的战争诗，摘录一则如下： 一个时代结束了，那最后的救世主 懒散不欢而寿终正寝；他们感到轻松： 那巨人的大腿肚不再在黄昏时分 突然投下影子在那户外的草坪。 他们平静地睡着；当然，在沼泽地带 随处都有不传种的龙在奄奄待毙。 但不过一年，野径就在荒原上消失了， 山中精灵的敲山声也归于沉寂。 只有雕刻家和诗人有一些忧伤， 还有魔术团里精明的一班人马 也埋怨地走开了。那被击溃的力量 却喜于自己化为无形而自由活动： 它冷酷地把迷途走来的男儿击倒， 奸污着女儿们，并把父辈逼得发疯。 ——节选自奥登《在战争时期》，查良铮译
他先是折磨了给他接生的作者。当作者的恩师出版商大加赞扬一番后，要求作者修理一下普罗斯卡时，作者在反复思考后，无奈地回复出版商说，无法去背离写作时的灵感，我写不了照你们修改意见的人物。
于是，这本书稿封存60多年，作者去世后才出版。
然后是折磨了二战时的敌对双方。德方，把他视为投敌者，苏方，视他为整肃的对象，正如俗话所说，这家伙，里外都不是人。
当然，最大的困惑是折磨了他自己。要说，他追求正直、善良、人性，自由，敬畏生命，都没错。但是，他老是不失时机地思考；什么是人的职责、良心？谁是敌人？我为谁为什么打仗？他思考战争、人性、人生，思考生存的意义……
于是，在强大的组织、体制面前，在别人睡着他却醒着的状态下，普罗斯卡就如鸡蛋去碰石头，他活着，就一个字：累。
会思考的这个士兵，让太多的人害怕。比如，德方的那个下士，苏方的那个上校，已经对普罗斯卡说得够明确了。
打个比方，本书第一到第八章，普罗斯卡是一架机器，而第九章开始，他想的太多了，成精了，这就是麻烦的开始。
普罗斯卡这个艺术形象吃没吃长生不老药，天知道。普罗斯卡还要折磨多少人？鬼知道。
欣赏或是厌恶，喜欢或是害怕普罗斯卡这个艺术形象，就看读者，从什么角度去思考啦。
《投敌者》读后感(三)：两次投敌却让人同情，渺小的生命背不动太多的罪
《投敌者》是德国杰出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生前唯一未能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原本应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却因德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发表。
伦茨拿过多项德国文学大奖。2014年德国文坛设立了两年一度的“西格弗里德•伦茨国际奖”，以纪念他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去世后，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尘封六十多年的《投敌者》小说成稿。2016年《投敌者》一出版就登上了畅销榜，让人不由得想起伦茨的成名作《德语课》在战后的广为流传。
《投敌者》写成后未能发表的原因，自然是涉及战争中“投敌”的敏感题材。通篇读下来，看到普洛斯卡两次投敌，我却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因为在战争的复杂环境下，他只是一个被摧残的可怜人，一个挣扎着生存的渺小生命。
《投敌者》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普洛斯卡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和其他几名士兵聚集在一起，在战争中饱受死亡的威胁和良心的折磨。他爱上了敌方的女游击队员汪达，却又无意间打死了对方的弟弟；他惦记着自己的姐姐，却又误杀了自己的姐夫。他不堪折磨投靠了游击队。当游击队建立新政权后，他做着不知有何意义的工作，承受着不知自己何时会被莫名抓捕的无形威胁。他又再次逃离这个压抑的新政权，回到自己的故乡，却始终甩不掉压在心底的杀戮之罪。
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普洛斯卡心灵所承受的折磨。在战争中，他和其他几个散兵游勇聚集在一处沼泽中，没有明确的战斗目标，处于随时被游击队射杀的死亡阴影之下。每天都有同伴失踪或者死亡，仿佛陷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生命刑罚中。杀人或者被杀，就是他们每天面临的全部。
普洛斯卡渴望一点点生机，想要一星点儿的奔头。就像他投靠游击队后，随着游击队战线的推进，他觉得至少是在进步。他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点的进展，让他感受到战争是会慢慢结束的、当前的状态是会逐渐改变的。他不想陷在死亡的沼泽中坐以待毙。
投靠游击队让他从第一场无尽的死亡中解脱，随之而来的新政权却带给他另一种无形的阴影，一种战争阴影的延伸。他机械的工作、机械的生活，遵循着被安排的规则，生活毫无新意。身边同事莫名的失踪，是横亘在心头最大的威胁，他不知这种命运何时会落到自己头上。为了逃离这种恐怖氛围的笼罩，他终于选择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两次投敌，两次逃离了死亡的笼罩，普洛斯卡生存了下来，却只能背负着战争中的罪和良心的谴责度过余生。
战争不是普洛斯卡的本意，杀戮同样不是他的本意。不管是射杀汪达的弟弟，还是自己的姐夫，普洛斯卡都是在慌乱中做出的。不杀对方就会被对方杀掉，这是战争中求生存的本能，是战争加诸在他身上的罪恶。当这些无情的杀戮降临到亲友身上，这份心灵的罪责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他的良心背负沉重的枷锁，他渴望得到姐姐的原谅。当写给姐姐的坦白信因无法投递返回到手中时，普洛斯卡知道，他这份罪要永远背负下去，得不到解脱。
他爱上了汪达，这是珍贵的一丝温暖，跨越了敌我的界限。他想抓住这份温暖，却不可能。没有和平世界，何谈爱情幸福。战争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太渺小，只能随波逐流。
战争中的爱情各有千秋。有时候充满大爱，格外浪漫，就像《卡萨布兰卡》中里克对伊尔莎的爱那样；有时候超越战争和道德，感人至深，就像《英国病人》中艾马殊对情人凯瑟琳的爱那样。普洛斯卡和汪达的爱，却是两个渺小生命之间的爱。他们挣扎不过战争的力量，只能各自分散一方，徒留遗憾。
《英国病人》中的艾马殊为了赶回山洞去救护身负重伤的情人，把手里的地图交给了德国人，也是一次变节。艾马殊的变节，把爱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有人憎恶，有人同情。普洛斯卡的第一次投敌却不是因为爱情，对于他来说，爱情是够不到的奢侈品，生存才是首要的。只有生存下来，等到战争结束，等来和平，爱情才有生存的土壤。
《投敌者》中没有大的战争场面的描述，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战争对生命的摧残。那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是生命无法承受的。渺小的生命背不动沉重的罪。能够在阳光下自由呼吸，该是普洛斯卡最大的夙愿吧。生于战争年代，一个普通人的生存艰辛，令人同情。
2017.10.17雾凇
《投敌者》读后感(四)：一个背叛者的救赎之路
这本书因为创作之后的特殊政治原因，导致被出版社拒绝，直到作者离世后因为捐赠的资料中发现的作品，才得以出版。西格弗里德·伦茨的《投递者》主要讲述的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普罗斯卡，因为经历了战争中种种令人窒息的高压心理历程，最后投靠了苏联红军。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敌方阵营中的一位女孩暗生情愫，且意外打死了女孩的弟弟和自己的亲人，当战争结束后，在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下，他又一次面临叛逃的抉择，加上对亲人地忏悔，他再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投敌者》最喜欢的一章莫过于投敌之前的描写，普罗斯卡和几位战友，在湿漉漉地沼泽地里艰难行走，树林、蚊子和恶劣的天气，环境和战争如影随形，大腿对河里的一条大梭子鱼耿耿于怀，鱼儿上钩了快到手边又挣脱了，他因为挑战失败，开始发癫，长久以来的压抑，杀鱼是一种发泄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疯狂的征服欲，大腿在梭子鱼逃脱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信仰和上帝丢了，他开始漫无目的疯跑。还有一位战友，因为对无止境战争消耗了耐心，直接跑到敌方的阵营。普罗斯卡和小面包在背叛之前的一番对话，很形象地呈现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士兵们对于战争的恐惧和抵抗。温馨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之间，夹杂着生死不明的现实。每一个稍微有人性的扛枪者，一旦投入到战争中去，生和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每一次死里逃生，活着的那个人，永远要比死者要承受得更多。
在硝烟弥漫之后，他们也在深思，战争到底是什么？国家是什么？人民是什么？我是谁？为何在这里举着枪要射杀对手？面对枪口下的死者，面对身边的死者，稍有空隙，思绪就在不停地晃荡，拷问着每个人的信仰。不得不说，伦茨把控着这些节奏很微妙，一个人设，他很坚强，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他还没有崩。但是喜欢的女人不能在一起，有人疯，有人逃，失手打死最亲爱的亲人，所有的这些，逼着他一步步走到死胡同。伦茨构筑的空间里，普罗斯卡在一所房子里不停地打转，他的灵魂不断地遭受拷问。伦茨一次次地凝视普罗斯卡，一次次给予他制造更多恶劣的境遇，一次次抽掉房间里的氧气。仿佛能察觉到普罗斯卡在挣扎，在快要窒息的空间里，艰难地呼吸。是生是死？是去是留？撇去战争的外环，他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想念故乡的姐姐，想要一个温柔的姑娘，想要一个没有硝烟的家。战争打破了这一切，他经历了一系列的辩驳，说服自己走下去。即便成了一位投敌者，依然备受歧视。即便战争结束，又重新进入新的囚笼。这种身不由己的困顿，伴随着他的一生。越是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候投靠到敌方，也没能改变命运，越是这样，越觉得一种残缺的美。由此想起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我们触手可及的生活空间，却是他们最遥不可及的梦。战争能给统治者带来利益，但是这些平民，投入到血腥的征途中去，带给他们的，除了噩梦，除了永无尽头的战役，身体和心理上，备受折磨。投敌者要比那些坚持到底的队友经历更多的心理过程，要说服自己，要原谅自己，要承受现队友的质疑，还要承受前队友的鄙视。
《投敌者》让一个人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经历两次“背叛”，一次次自我洗脑，他是一个浓缩的影子。呈现了当时在二战中前线士兵经历的自我救赎之路。全书中最精彩的描写莫过于主角的几次对话。这些对白展现了当时的士兵对于战争真正意义的反思。主角很坚强，也很脆弱。他能幸运地躲过枪林弹雨，却无法抹去硝烟的痕迹。一个人最恐怖的不是害怕对手，而是，不知道对手在哪里。要么被对手打死，要么自己被逼疯。这些荒唐的、戏剧性的行为背后，却是令人心酸的一幕。也正是这些失去理智的行为，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如果每个人都对生死无动于衷，那才是真正地毁灭。结尾很有意思，他打开一扇门，又被关上。但是我私以为，那些信纸上的字迹，已经提前原谅了他。
《投敌者》读后感(五)：平庸也是罪：一个叛徒的困境与自我修养
y 王白石云
若干年前，当凯特·温斯莱特凭借在《朗读者》里细腻传神的表演摘得奥斯卡小金人时，她倾情演绎的汉娜也在不少影迷的内心掀起了难以言表的观影困惑。 当法官一次次以数条陨落的生命来质问这名纳粹战犯的良心时，她只是一遍遍义正词严地强调：“我是听命行事，难道这也做错了吗？”法官哑口无言。在场的众人也都愤怒不已，却感到无言以对。 的确，汉娜的发问戳中了每一个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的痛点。他们引以为傲的“尽忠职守”的德意志精神，在二战前后被纳粹党践踏得体无完肤，从此罩上了一层难以抹掉的羞耻阴影。接受审判时，无数在集中营里供职的战犯均像汉娜那样，以听命行事作为犯罪理由。这其中不排除为恶行开脱的动机，但心怀恶意真的是最危险的吗？ 关于纳粹战犯，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一个颇受争议却十分具有震撼力的观点。在采访了著名纳粹战犯艾希曼后，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指出，促成集中营惨剧的并非罪大恶极者，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正常的人”。他们本身并非邪恶，只是遵纪守法和忠于职守的公民。他们的罪恶在于执行命令时抛掉了思考，不辨正邪。“平庸之恶”一语中的，道出了《朗读者》里从未言明的思想内核。 平庸之恶或许并非大恶，难以独自掀起大的波澜，但对阿伦特而言，“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当所有人都如同流水线上的机器，没有独立的思考，拒绝对命令做出符合人性的判断时，这些平庸之人就间接地成了贯彻恶人意志的刽子手。 阿伦特的观点不但更新了“恶”的定义，让无数平凡的人开始自我反思，更是直接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置于战争的审判庭。 阿伦特或许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但很多人可能早已在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里读出了类似的观点。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尚未被纳粹洗脑的少年，出于懵懂的正义感与对美的崇敬，他偷偷为一位熟识的画家藏匿画作，以免被纳粹烧毁。而他那身为乡村警察的父亲，却被职业道德泯灭了良知，一丝不苟地执行纳粹当局的命令。 《德语课》中的表述相当委婉，特意避开战场上的厮杀与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罪行，以一个孩子的口吻来讲述成年世界的罪恶，不经意间在德国民众的心头狠狠地捅了一刀。这是伦茨写作的特点，也是其高明之处。他的作品极少直接探讨宏大的历史，而是着眼于更贴近个人生活的故事，从小人物的视角来表现那个荒诞年代的情感脉搏。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德语课》之前，伦茨就曾毫不委婉地质疑过这种绝对服从的德意志精神。这本被尘封65年的《投敌者》将背景设置在二战前线。借助男主人公普罗斯卡的敏锐观察，伦茨展现了亦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一面——德军中不乏被纳粹洗脑后不辨是非的狂热分子，但更多的是一些顺从的士兵。他们被送到战场上，为保住性命或忠于职守的理念，充当了毫无情感的战争机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在大罪大恶面前，他们真的无动于衷吗？ 前线的战火纷飞能激起无尽的悲悯，战争舞台之后的景象更让人不寒而栗。《投敌者》并未带领我们去观摩血肉横飞的现场，而是把镜头对准这些“战争机器”难以和解的内心。职责与良心，国家与人性，他们或许并未认真权衡过，但必定在某时某刻有过犹疑。德国士兵的种种荒诞可笑之举，正是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结果。于是我们的主人公普罗斯卡在目睹了如同电影《野战排》和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种种骇人场景后，最终听从人性的呼唤，投靠了红军。 拒绝平庸之恶应是代表智慧与勇气的举动。可疆场上的两军对垒，使士兵们的任何行为都打上了爱国或叛国的标签。在二战后德国紧张的政治氛围下，普罗斯卡的变节极易被解读为叛国通敌。伦茨写作生涯初期的这部大胆之作因此被尘封雪藏。当历史的尘埃被渐渐拂去，《投敌者》终于以崭新的面貌来到读者面前时，它当初的被拒依然能引发我们对民族性与战争的思考。 人类为了求得归属感而建构出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却时常在兵戎相见时将本属一体的人性割裂成一个个互不两立的孤岛。于是伦茨反其道而行之，让主人公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还与波兰女游击队员汪达发生了一段恋情，在充满敌意的战场上开出了温情之花。也许正如本书译序所言，这是“人性的胜利，是善良人之间真情的流露，是民族和解在普通人心里的基因”。 战争的残酷无关乎正义与否。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句“为祖国捐躯是甜美而光荣的”曾激励过无数的战士冲上前线。当人类的战争发展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弹药、毒气等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摧毁了冷兵器时代战士们的满腔热血，将疆场上的英雄情怀与尊严极尽嘲讽时，战争中寄予的种种情怀也越来越遭受质疑。因此便有维尔浮莱德·欧文这样的战争诗人，用一幅幅惨烈景象来讽喻贺拉斯这句古老的谎言，哀悼那些死去的英魂。而《永别了，武器》和《第二十二条军规》 里那些当了逃兵、疯疯癫癫的士兵，也道尽了人性中向往和平的本能。 值得一提的是，《投敌者》是一部颇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伦茨曾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尽管他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并且上过二战前线。目睹了战争中无数人逝去、流离失所后，他对纳粹党也渐渐失望，最后做了一名逃兵。或许在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也有过种种关于职责与良心、忠诚与背叛的纠结，但所幸，他最终站在了人性的那一边，并一次次书写那个战争年代的人类困境。这个世界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伟大的作家。
《投敌者》读后感(六)：投敌者
投敌者这本书写的德国二战时期的一段感情。二战的书前面看过很多了，既有对胜利者的歌颂，也有对战争罪行的鞭挞，但是以一个德国士兵的 “变节”作为写作题材的，这还是第一阅读。战后德国人对于战争进行了各种的反思，这一本也基本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只是更加不同寻常一些，写的是所谓投敌变节，似乎看起来不那么高尚，但是细想起来，这种写法却更加直指人心。让读者看到了德国人在那个疯狂的时期依然也有人在思考，这个民族虽然集体性的犯了错误和罪行，但是依然还有思想的火花在闪烁，也许也就是为什么二战后德国人能全体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原因所在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德国人的作品的，虽然字里行间总是透露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但是其文字背后的思想却很深刻，能引发人的思索。爱情似乎可以成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只是投敌者中所展示的这一份爱情更加的不同寻常，那份挣扎与彷徨带出的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投敌者》读后感(七)：“一本必须坐着读的书”——《投敌者》阅读分享会对谈记录（嘉宾：赵登荣、张辉）
8月25日10：00，“迟到65年的大师‘新’作——西格弗里德•伦茨《投敌者》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本次活动的嘉宾有《投敌者》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赵登荣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辉。两位嘉宾都对德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颇深，对西格弗里德•伦茨及其创作也非常熟悉。
赵登荣：
当时外研社联系我翻译这本书，知道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遗作，就很感兴趣；拿到书的电子版样张一读，就更确定自己要做这个事情。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很好读、很好看，无论是小说讲述的故事、小说的结构，还是情节安排、叙事方式和语言的运用，都比较符合一般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能够让他们一口气读下去。但同时，《投敌者》又不是一本可以躺着读的书，不是一本拿来消闲娱乐的书，它的深度，让你必须坐着读，带着脑子读。
对于这部小说为何被尘封65年，我认为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书的内容，《投敌者》描写了一位在二战中投向红军的德国士兵，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1951年前后的西德是不被接受的。彼时，两个德国先后成立，联邦德国进入阿登纳时代，政治、文化、教育都开始被政府管控。纳粹德国时期的一些官员、公务员也重新被起用。因此，联邦德国境内的保守倾向比较严重。这样的政治氛围注定了类似《投敌者》这样的小说不会受欢迎。比如，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自由的樱桃树》，描述德国士兵二战时在意大利战线临阵脱逃的经历，就曾被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审稿人拒绝：“这本书的销售数不会超过70本”，小说虽然于1952年由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但也只有区区两千册销量。
第二则是审稿人本身的原因，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委托评审书稿的奥托•戈尔纳博士，不认可这种所谓的“叛国”的行为。戈尔纳认为，作者没有为主人公树立一个正面的对立面人物，“和平主义、失败主义的思想没有更正”，因此这是一部带有“对祖国明显不忠的污点”的小说。
第三个原因是“投敌者”故事分量的加重。在第二稿中，相对于在俄罗斯沼泽地的游击队员章节，伦茨增加了对于“投敌者”故事分量，而且塑造了一个对祖国、责任、战争等问题不断辩证思考的大学生沃尔夫冈的形象，使稿子被彻底修订，偏离了初稿时的设定。
张辉：
《投敌者》拿到手的当天，我就一口气读完了。在西格弗里德•伦茨去世之后，他合作一生的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发表悼词称伦茨是德国当代最重要、最好读的作家。伦茨写出了拿到手后就放不下的作品。二战结束以来，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小说、回忆录、电影，直面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伤害。但《投敌者》切入的角度非常独特，是从侧面入手，写一个几个人的小分队与游击队对峙的故事，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可读性很强。
感谢赵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译本。译者将书名译为“投敌者”，非常精妙。书名的德文其实也可以译成“叛国者”、“变节者”、“投诚者”，但这些词都有非常浓厚的价值和伦理判断，“投敌”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判断，只是对主人公行为的基本的描述和呈现。通观全书，第九章是转折性的一章，通过普罗斯卡和沃尔夫冈的沟通，普罗斯卡做出了投靠红军的选择，但后来到了苏联之后，他又再次选择回到西德。这样，两次“投敌”的经历，使读者很难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伦理判断。
《投敌者》在极端社会政治状况下，来看具体的个人和人的处境，带给我们一系列思考。就像勒卡雷的《小鼓女》，描写了双重间谍的人生，通过主人公的困境来揭示人性的丰富性。
赵登荣：
书名译为“投敌者”应该比较符合伦茨的本意。伦茨年轻时也曾经有“当逃兵”的经历。二战时在海军服役的伦茨，因为听说一个战友因反抗上级被打死后而逃离了部队，潜入丹麦的森林。这件事使他开始觉醒，对权力、制度、责任等命题开始反思。
具体到小说中，《投敌者》的主人公普罗斯卡走上这一步，也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关键选择。他本性善良，不愿杀戮，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开枪打人。比如他枪击年轻的波兰小伙子时，就是处于“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境地。一个六七人的小分队，在密林丛里，没有面临什么大场面，但每一天都会死人。没有仇恨，却不得不去杀人；没有战斗，生命却无谓的消失。这些经历不断促使普罗斯卡思考，使他有了投向敌方的思想基础。伦茨对这样的场景和人物是充满同情的，因此书名译为“投敌”而不是“变节”，更能体现他的本意。
张辉：
在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往往会说出作者对事情的看法和判断。在《投敌者》中，作者赋予了沃尔夫冈这样的任务。在和普罗斯卡的对话中，沃尔夫冈抒发了大量的议论，给了主人公很多启示。而这些议论，实质上表达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正义不是住在拳头里，而是在头脑里。正义感不取决于个别人的精神。……道德的东西不是到处有用。有用的东西不总是符合道德。例如：国家理论。”类似这样的段落有很多，尤其是在第八章。普通人被国家理论所牵制，是一种戕害和牺牲，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理论”才是人性共同的“敌人”。
关于“敌”，还有其他层面的解读。普罗斯卡遇到一个波兰女游击队员汪达，并和她发生了爱情。而他不小心打死的“敌”——那个波兰年轻人，是汪达的弟弟。这样，“敌”的内涵就更加模糊，也更加丰富。更进一步，普罗斯卡在投靠红军后误杀了自己的姐夫。当时他也以为自己击毙的是敌人，但杀的却是本来应该爱的人。也就是说，国家理论制造了敌人，这是政治家的常用伎俩。伦茨的小故事却戳破了“敌”这个需要认真审视和批判的概念。
赵登荣：
议论是德国小说的传统。伦茨的小说在议论的篇幅上掌控得很好。德国一位评论家说：“以前看小说，好像总缺少些什么。伦茨的小说多了一些深度和厚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者要去阅读严肃作家、道德良心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投敌者》里的议论兼顾了深刻性和可读性。
张辉：
《投敌者》是伦茨25岁时写成的小说，先于他最负盛名的《德语课》。但是如果要真正读懂《德语课》，同样要读《投敌者》。反之亦然。《德语课》描写的是更小的事情——身为警察的“爸爸”应该怎样履行职责？和《投敌者》一样，讲述的也不是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等看得到的大层面的问题，而是在更深入地反思，在每一个个体层面上，纳粹为何能让全世界卷入一场浩劫之中。也就是说，追问具体个人是如何作为的，而不是将罪责统统推给纳粹，毕竟，严格说来，希勒特“这个恶魔”，甚至连德国人都不是（此处意指希特勒生于时属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地区）。当然不是不去反思希特勒等人的罪恶，但将所有问题归结到这个层面是不够的。
赵登荣：
2016年《投敌者》尘封65年终获出版，这时距战争结束和希特勒垮台已经70年了。但是，这本书还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连续5个星期都名列德国明镜畅销书榜第一名，连续5个月都在明镜畅销榜单上。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德国人对“投敌”题材更加宽容；另一方面说明德国人对历时12年的那场浩劫，还愿意去阅读、回忆，还愿意去思考。要向历史学习，就是要先记述下来，然后被人阅读，再引发人们的记忆，启发人们思考，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假如不记述、不阅读、不回忆，那又如何进入历史呢？如何从历史中学习呢？德国人还愿意看这类题材的书，说明他们愿意还反思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
两位嘉宾在对谈中，涉及了《投敌者》的成书历史、创作方式、内容思想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如何正视人性等问题，本书责编孙嘉琪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感受：“这本书时隔65年才出版，是作者及作品的不幸，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当时顺利出版，可能会同《自由的樱桃树》一样，没有什么反响。伦茨有他的自尊、自觉，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出版的，至于是否是在自己生前出版，并不重要。”
《投敌者》读后感(八)：谁在检验世界的价值 个人意识与集体大脑
《投敌者》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生前仅有的未发表的长篇小说，直到作家逝世之后才问世，迟到了65年。 书的扉页附上了1952伦茨对于出版社退稿的回复。它坎坷的出版之路说明了它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小说形式的与众不同，也是和当权思想的格格不入。现在我们有幸读到这本书，可以去了解战争时期人们在爱国情怀下内心的怀疑态度，职责与良心的选择，是掉转枪口，还是与恶为伍。
故事开始在二战最后一个夏天，助理员瓦尔特·普罗斯卡在遭遇一次火车爆炸后，被负责警卫铁路的士兵援救，困在一个驻扎在森林里，叫“林中静庐”的堡垒之中。在那里，普罗斯卡遇到了沃尔夫冈。沃尔夫冈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对战争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在他俩的一次巡逻之中，沃尔夫冈给普罗斯卡讲了他对战争的怀疑，还有他弃之以鼻的国家义务。沃尔夫冈虽然爱德国，也肯定自己身为德国的一份子代表德国，但是他不能为了德国，为了空洞的“义务”牺牲自己。
他们成天向我们耳朵里灌的德国是谁？丹东曾胡诌道，人们无法把祖国绑到后跟，一起带走。我能！这你懂吗？德国不是飘在空中的熏香烟丝，而是一个我们可闻、可感、可切分的东西。我可以把我的祖国放到衬衣里带走，他们射穿我的脑袋、结束我的生命之时，对我来说，德国也就没有了。你不要误解我：世界上当然有这个国家，我在这里出生，我特别爱它。我爱它，因为我熟悉这里的每个角落、每条道路，我把这个国家锁进了我的心里。可是，我不想像我的父亲那样，为了一个角落、为了一条道路，让人打碎我的脑袋。我父亲谈论“义务’，谈论‘时刻准备好’，以及诸如此类不管叫什么的空洞说教。瓦尔特，你要明白，我们也是德国，并不只是其他人是德国，所以，如果我们——我们本身就是德国——为德国，即为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岂不是荒谬绝伦。这就如同一只熊，它割下自己的一条腿，一边忍着剧烈的疼痛吃自己的肉，一边说服自己，必须牺牲自我。在战争的大环境下，人们很容易就会煽起一片爱国情怀，人们扛起枪去战斗，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义无反顾的交给国家。二战中的德国士兵，被纳粹洗脑，士兵们在执行命令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我的认知和判断。不辨是非、不择手段的执行命令，他们正是在团体中迷失自己的“平庸之人”，他们所犯的罪叫做“平庸之恶”。
这要求我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对自己绝对于坦诚。一旦我们认识到追随了二十年之久的事业不仅错误，而且还卑鄙、阴险、危险、凶残，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对着它狠狠踢上一脚。你大概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警惕民族主义的煸动者。偏过头不听，耳朵里灌上水，耳道里塞上棉球！除了自由，我还推崇怀疑。我们该用小车把自由的肥料推到心里，在上面种上怀疑的种子。德国的战士们作为单个的个体谁也没有过错，但是扭曲的意识将他们组织起来去宣扬所谓的家国，是沃尔夫冈受不了的，沃尔夫冈终于在一个巡逻的晚上逃走了，普罗斯卡被抓后在狱中和他相遇，沃尔夫冈讲，他知道在堡垒中的人都不愿意继续待在那里，但是谁也没有逃走没有叛变，可是同时又恨那些派他们到堡垒的人，如果一个人被迫向两个方向恨，就陷入了一个自作自受的困境，德国人把自我否定推到极致。他决定摆脱这种折磨人的环境，自愿投靠对方阵营。
“我是自愿给他们送上门的。也许他们会用到我。”沃尔夫冈咽了一口口水，“不作为的、被动的和平主义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幽灵。谁如果总是只说，我反对战争，而说完就完，什么也不做，不去消除战争，谁就只能进和平主义博物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和平主义的方式，即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有采取严肃而断然行动的意愿。仅仅致力于思考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假如我们想过喜庆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承受一种积极的生活。谁在检验世界的价值？是你，只有你自己。只有在每个个体人的意识中，事物才获得并保持它们的价值。道德动机始终是个体人的事情。我们终究应该把我们的力量用来准备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能得到安全的未来。”沃尔夫冈无疑是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仅仅只想不做没有办法消除战争，掉转枪口并不是由于对方的强大而怯懦的表现，而是在自我觉醒后，需要强大的勇气才能做出的决定。投敌并不是消极，相反，“投敌”与那些过分服从，在执行命令时抛掉了思考、自我的人面前，显得更加积极和充满希望。
人类是群居生物，有人的地方就有集体，在这里人类可以得到归属感或者血浓于水的家族情义，集体让人类不再孤单，集体的力量让人类变的强大。可是我们在享受集体带来的安全感时，是否也有一个“集体大脑”在无形的操纵着我们，是否那些宣扬的指责在无形中麻痹我们的个人意识。
谁在检验世界的价值？是你，只有你自己。
《投敌者》读后感(九)：来自炮火中的凝视
人们在战争中觅得爱情，人们在战争中葬送爱情。人们在战争中找寻自我，人们在战争中迷失本性。人们在战争中探索光明，人们在战争中没入黑暗。人们在战争中渴求希望，人们在战争中感受绝望。人们在战争中升入天堂，人们在战争中跌下地狱。战争，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尽的故事。
《投敌者》就是一本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男主人公在战争中找到了一份爱情，但爱人却是敌方阵营。军人的职责和爱情炙烤着他的神经，并且接下来一连串的阴差阳错，成为了压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看了内容就知道这本书在当年绝对不会被出版的，虽然这个故事可能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过，但它太真实、客观，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思考，对战争的质疑，对世界的惶惑。
作者没有使用很多的笔墨去烘托气氛、渲染感情色彩，更多的是平实的讲述故事。读者仿佛在看一部哑剧，但去掉了声音的画面却更加震撼，如同划开皮肤的手术刀般锋利。到底什么才是对的，责任还是爱情？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要不然他也不会两次变节。
这本小说对待战争的写法，和我刚看的电影《敦刻尔克》非常相似，都是大量的采用了白描手法，让战争更加真实，读者才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投敌者》读后感(十)：左右摇摆的“投敌者” ——反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和平之声
左右摇摆的“投敌者” ——反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和平之声
相对于使用《投敌者》这个书名而言，我觉得这本小说更适合使用最初和霍夫曼-坎佩出版社签订的《一定再聚首》更为合适。因为“投敌者”，是从一个国家的战场，投靠到另外一个国家，这的确从表面上描写了普洛斯卡的状态，然而普洛斯卡最终也逃脱了红军阵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讽刺了红军阵营的集权主义。
一、世界冷战格局的隐喻
《投敌者》毫无疑问隐喻着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立，但伦茨同样否定了这两个阵营。首先是德国纳粹民族主义，主人公普洛斯卡是火车爆炸中的唯一幸存者，被茨维索斯（别称高个子、大腿）带到堡垒，从而认识了堡垒是士兵，组成一个组织。在堡垒这个封闭的组织中，以权威主义者威利为代表发号命令。堡垒中的成员：大腿、波佩克、斯坦尼、扎哈里亚斯和两个杂技演员埃勒、屈而施讷对威利的统治非常不满，他们各自都对个人、国家组织、自由有着一些看法，但依然屈从于威利的统治。先是大学生沃尔夫冈（小面包）无法忍耐组织的气息逃离了组织，再是普洛斯卡处于无奈，被迫投向了红军。
威利不可抑制的权威，让战士们在空余时间思考国家、组织、自由等话题。在大学受过教育的沃尔夫冈（小面包）首先露出了反抗的神色：
“他们成天向我们耳朵里灌的德国是谁？丹东曾胡诌道，人们无法把祖国绑到后跟，一起带走。我能！这你懂吗？德国不是飘在空中的熏香烟丝，而是一个我们可闻、可感、可切分的东西。我可以把我的祖国放到衬衣里带走，他们射穿我的脑袋，结束我的生命之时，对我来说，德国也就没有了。你不要误解我：世界上当然有这个国家，我在这里出生，我特别爱它。我爱它，因为我熟悉这里的每个角落、每条道路，我把这个国家锁进了我的心里。可是，我不想像我的父亲那样，为了一个角落、为了一条道路，让人打碎我的脑袋。我父亲谈论‘义务’，谈论‘时刻准备好’，以及诸如此类不管叫什么的空洞说教。瓦尔特，你要明白，我们也是德国，并不只是其他人是德国，所以，如果我们——我们本身就是德国——为德国，即为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岂不是荒谬绝伦。这就如同一只熊，它割下自己的一条腿，一边忍着剧烈的疼痛吃自己的肉，一边说服自己，必须牺牲自我。”（P93-94）
如果说沃尔夫冈（小面包）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倒不如说他对德国所处的社会认识得更为清楚：
“‘‘‘你说的向往的目的指什么？一个没有消化道不适的生活？”
“你的嘲讽很蹩脚，瓦尔特，但是没有传染性。有传染性的是民族主义的怨恨。这种怨恨是德国的傲慢之根，那该诅咒的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之源。” （P216-217）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变得越来越强暴，德国的士兵在执行一次又一次任务时，突然意识到战争的残忍性，和德国纳粹民族主义的无礼性，士兵们在战斗，在守卫，但他们究竟是为了谁？当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棋子，而且是非正义的棋子时，他们便受到极大的冲击。沃尔夫冈（小面包）和普洛斯卡投向敌方军队——红军。
红军接受了他们，但委派给他们任务，普洛斯卡带领他们进攻姐姐的村落，最终在无意之中杀死了自己的姐夫罗加尔斯基。之后，他便在红军阵营的办公室里工作。这里出现了红军阵营的集权主义，即可以和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或《二十二条军规》做一种极妙的对比——普洛斯卡每天在办公室做机械的工作，但“普洛斯卡办公室同事换得很快” （P287）这些人被换掉，只因为他们不符合上校心中的条规，不符合为了一种共同事业而去献身的模型。沃尔夫冈（小面包）已经在之前的战争中阵亡，此刻，普洛斯卡再也没有道德上的导师，他靠的只有自己的直觉。他知道，他将要面临抉择，所以他去寻找上校问清办公司里一些人消失的原因，以及自己为什么被高强度地监视：
“你看来是担心我知道你自以为就你 一个人知道的事。相信我，唯一的可能在于，没有风险地进行革命。要是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要是我们对你们想要的东西毫无所知，那我们就该躺到炉子上，让祖母喂食了。我们为什么为了公共意识而提高个人意识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辞辛苦，爬过你们的神经节？我们为什么像小虫子钻进地里那样，钻进你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违背自己的意愿，跟你们盖一条被子睡觉、穿一条裤子流汗？因为我们意识到，革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功。这个条件要求我们必须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只有我们发现你们在脑子里都装着什么知识，我们的知识才会有价值。谁不准备跟群众共眠，在睡着时不保持冷静、能察觉他们的反应，谁都毫无希望地完蛋了。” （P300-301）
红军如同思想警察，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思，从而让整个革命富有意义，当然，这也是在监视之中，个人失去了自由活动的可能。普洛斯卡很快便离开了红军。《投敌者》隐喻的东西方世界的对立，但无论哪一方，最终都发展为限制人自由的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并没有哪一方的战争，是真正为了自由和人民而战斗的，它们只是为了政府或者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冈（小面包）开始思考法律、国家义务和道德之间的差距：
“到底什么是法律？有序的、有控制的残暴。——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而没有任何反抗？为什么这样，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打死我了？面对国家的义务是一种干瘪的热情。铁罐头里的狂热，可保存，可寄送，能无限存放。只要轻轻地击打两下，无足轻重地击打，就漏了。一个国家应该像自然那样有道德、讲道义。在这里只能有道德的臣仆，或者良心的臣仆。谦卑该成为宪法宗旨；第一条：慈悲。风当议员，还有土地。——到底谁躺在路堤上？我看见他倒下。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后要朝谁开枪。”
在国家权威失去公正的代表时，战士们只能通过自己良心的道德底线对事情进行重新评估，这正是他们投敌的原因，也是后来普洛斯卡投敌的原因。
二、敌我双方解决的出路：人性和爱
《投敌者》全篇出现三位女性，一个是沃尔夫冈（小面包）和普洛斯卡谈到一个名为夏娃的女性，一个则是普洛斯卡的恋人汪达，还有一个则是普洛斯卡的姐姐玛利亚。作者伦茨试图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爱，来化解双方战争的敌对状态。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隐喻，普洛斯卡故意问沃尔夫冈（小面包）最初的名为“夏娃”的恋人是不是圣经里的那个夏娃：
“夏娃。”
“那个拿苹果的？”
“不。她一头蓝黑色头发。” （P101）
夏娃最初的形象很单纯美好，和沃尔夫冈（小面包）形影不离，是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当沃尔夫冈（小面包）决定和夏娃去远一点的河边约会的时候，他却发现夏娃和其他男人有染，夏娃的形象在这里轰然倒塌。夏娃其实在这里隐喻了一种“恶”，也即是人的原罪，这种原罪恰巧说明了德国为什么会走民族主义道路，而之后的红军又为什么会是集权主义，而连个阵营之间，没有哪一个是绝对公正的，而想从战争中找到人生的意义，那么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底线来去判断，并且做出一定的决定。
当无论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还是红军的集权主义都在抹杀人性的时候，那么人活着的出路是什么，战士们是为了什么而去战斗的？他们只是为了战斗而去机械的战斗吗？伦茨给这种绝境一种出路，即爱。
接下来出现汪达和普洛斯卡关系的进展。普洛斯卡在未知情况下杀死了汪达的弟弟，汪达是波兰的游击队，和普洛斯卡是敌对阵营。汪达虽然有恨普洛斯卡的一面，但她在抓住普洛斯卡并没有处死他，而是放走了他。汪达最终找到普洛斯卡，并且和他复合，而且幻想着战争结束后，两个人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显然是两个阵营里的人和人之间的爱，超越了战争的局限。他们跨越战争的界线和解起来。
就普洛斯卡和汪达的爱情而言，更大意义上，他们所期待的则是和平，并且他们愿意为了和平而去付出行动：
“‘‘我是自愿给他们送上门的。也许他们会用到我。’沃尔夫冈咽了一口口水，‘不作为的、被动的和平主义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幽灵。谁如果总是只说，我反对战争，而说完就完，什么也不做，不去消除战争，谁就只能进和平主义博物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和平主义的方式，即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有采取严肃而断然行动的意愿。仅仅致力于思考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假如我们想过喜庆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承受一种积极的生活。谁在检验世界的价值？是你，只有你自己。只有在每个个体人的意识中，事物才获得并保持它们的价值。道德动机始终是个体人的事情。我们终究应该把我们的力量用来准备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能得到安全的未来。’ ’” （P216）
作者伦茨最终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阐明自己的立场的，即无论哪个国家以哪种形式发动起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国家应当以尊重人为根本，在尊重人的基础上来建设国家，国家需要的是和平，是人和人之间友好的融洽关系。战争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伦茨认为尊重人性，并且双方付诸于爱，这才是理想的生活模式，这也是不使的战争陷入非人道主义立场的出路。
姐姐玛利亚的形象贯穿了文章的始终，文章以普洛斯卡想给姐姐寄一封信开始，最终以姐姐玛利亚没有收到信结束。在西方中玛利亚（Maria）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救赎意味。很显然，在文章中，玛利亚相对于普洛斯卡意味着家的温暖，和亲人关系的复合，意味着一旦玛利亚原谅了他杀了姐夫的罪行，那么自己就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战争结束了，普洛斯卡逃离了红军阵营，他想回归到自己的故乡里。普洛斯卡在火车站台看见姐姐寻姐夫的启示，这个家因为战争而支离破碎，但又因为战争结束而寻求复合。最终姐姐玛利亚会不会原谅普洛斯卡，普洛斯卡能不能得到一种来自家庭的宽恕，从而心安理得地生活在故乡中呢？作者伦茨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猜想空间。
三、宗教意义上的和平救赎
上文已经提到小面包的夏娃，这里隐约着人类的原罪。战士们之所以要受到民族主义的洗脑，或者忍受千篇一律的生活，只因为他们也是有罪的，即使逃到红军阵营，也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他们还要忍受另一种形式的非人性生活。
沃尔夫冈（小面包）是非常清醒的人，他甚至知道自己是背叛祖国的犹大，但他试图在两个国家的两种法律面前，选择最好的那一个，从而找到救赎的道路：
“‘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有一个倾向，把不合法看作合法？难道我们不一直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有两种不同的发法律？人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道路获得赦罪？” （P218）
茨维索斯也试图寻找救赎的道路。在枯燥的战争氛围笼罩之下，他之前所有的兴趣在于抓住一条老梭子鱼，他三番两次观察老梭子鱼，使用各种方法捉住它，但它都狡猾地逃走了。当他的父亲寄给他一些上乘的钓鱼工具，并且他满怀信心自己能抓住大梭子鱼时，茨维索斯还是在对决中失败了，他只是勾住一块鱼嘴上的角质。因此茨维索斯有些疯狂，他大声呼喊，失去理智地跑往塔马施格罗德，在铁路旁边大声喧哗，并且冲向教堂发表自己的观点：
“耶稣是一条大梭子鱼”，“我们大家都太弱了。——有的人有足够的力气，但不够聪明——有的人聪明，但力气不够——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真见鬼！” （P161）
“——我的耶稣有牙齿，又尖又锋利——他必须得有！这是对的——世界是坏的、腐朽的——世界就像火车头：黄铜亮闪闪，锅炉脏兮兮——耶稣一定得会咬——如果他只给予大爱，那么一切都是给猫的——给很小的猫——谁没有被咬，谁就不知道疼——谁在一生中从来没有疼通过，谁就不知道，什么是大爱。” （P162）
人类的原罪并非毫无救赎，上帝设置战争、苦难，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磨砺人们的灵魂，只有在疼痛之中，人们才可能获得救赎。茨维索斯认为人是不可能琢磨到耶稣的意思的，耶稣是全能的，他让人类痛苦，也必然弥补人类以爱。《投敌者》整本书覆盖着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作者伦茨似乎想以宗教的救赎来完成对战争的解说，即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而战争会结束，带给人类的将是弥赛亚的救赎，是一个充满爱、温情的世界。
《投敌者》整体采用倒叙手法，即先叙述主人公普洛斯卡想给姐姐写信，阐明是自己杀死了姐姐，然后叙述自己在战场上，是如何一步步投入红军阵营，最后在逃离红军阵营的。在普洛斯卡逃离的过程中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他似乎回到了安宁的故乡，回到了和平的，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小说最终以姐姐玛利亚的地址“无法投递。收件人不知迁往何处”结束。就整本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而言，后部分普洛斯卡投入红军阵营的书写篇幅较短，和前面在德军阵营的生活篇幅不对等，因此无法详细突出红军阵营的集权主义，对于要突出的“和平主题”而言，红军阵营的生活应该写得更全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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