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的狂欢的读后感10篇

　　《街头的狂欢》是一本由[美]芭芭拉·艾伦瑞克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一)：《人民嘉年华之消亡与重生》文/彭砺青（香港图书馆职员）

　　晶报深港书评

　　这是《失控的正向思考》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在2006年发表的著作，原名为《在街上跳舞》，表达了在“公共空间”“载歌载舞”的意思。现在欧洲有些城市仍有嘉年华活动，但这种舞蹈活动的意义被淡化了：在中世纪，它让平民百姓颠覆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人们扮演愚人王，教士被嘲笑，甚至人们在这节日里杀人、暴动，这也是巴赫金的文艺理论里提及的嘉年华。

　　吊诡的是，在船坚炮利的殖民时代，当以往热衷于嘉年华活动的欧洲人在非洲、美洲目睹原始部落的狂欢热舞时，却视之为“邪教之风”，不管是立誓要匡正道德风气的传教士、关心生产力的庄园主，抑或后来以文明之士自居的人类学家，都责难这种行为。不过后来的人类学家却指出，这些狂歌热舞的背后实则有着谨密的社会功能。当西方学术界将他们的狂欢活动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和中世纪的嘉年华联系起来时，才发现嘉年华活动本是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

　　如果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近世新教改革(特别是清教主义)对西方人心理和社会活动的消极影响。因为清教主义，早期美国人大多忧郁易病，遂而有“正向思考”的反动。也因为禁欲的清教思想，嘉年华才会在近世几百年间逐渐消失。除此以外，作者还在罗马至中世纪的基督教活动中，寻找酒神崇拜的残余痕迹。根据作者引述学者研究，耶稣崇拜很可能就是酒神崇拜的变体，例如基督教以酒和饼象征基督的血和肉，与酒神崇拜中以撕裂活人象征撕裂酒神如出一辙。

　　嘉年华的意义在于，在辛劳工作的一整年中，让平民大众得以颠三倒四地从日常生活秩序中解放出来。基督教权威对狂欢活动的态度是微妙的，这类活动虽可以凝聚群众的宗教情愫，却也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天主教教会一直限制这类活动。

　　直至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与旧教对立，狂欢活动又添另一重意义，正如佛兰德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1559年画作《嘉年华与斋旬期的战斗》所显示的，新教教会最初利用平民嘉年华对抗天主教的禁欲节日，但后来又禁止狂欢活动。作者也屡屡提到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在倡议新教教义之初，如何提防平民百姓的狂欢活动，因为这类狂欢活动意味着对上帝的忤逆。

　　另外，自发的狂欢活动亦一直为卫道之士所谴责，然而禁绝的结果，反而令上至学者下至平民，皆郁郁然不可终日。艾伦瑞克以宗教小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和英国大学者撒缪尔·约翰逊为例子，并援引当时理察·伯顿写的著作《忧郁的剖析》，从他们的忧郁症来分析清教主张对个人心理的负面影响。除了心理影响，还涉及社会与自我的对立。自从加尔文宗、长老会等新教教派强调内在灵魂的修炼，自我就成为一个无时不在受折磨的“灵魂”，于是信众的心灵无时不处于自咎和痛悔的状态，连小小的娱乐都视之为对上帝的叛逆。

　　新教不单带来了人的禁欲，也迫使人们自我训练成自律、理性的人。在后来启蒙时代的饱学之士和高雅贵族心中，嘉年华中的公开歌舞活动粗鄙不堪。社会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中，展述了贵族阶层如何渐渐远离这种大众化的狂欢活动，同时也讲述法国大革命早期人民举行庆祝革命的嘉年华活动，及当权者罗伯斯庇尔将这类活动限定于政治意识形态挂师的游行。他所制订的国家活动模式很重要，因为现代集权国家举行的国家游行活动，皆由法国大革命及罗伯斯庇尔模式而来。

　　在书中，作者审视了纳粹德国著名的纽伦堡游行，发现这种活动冗长、单调、乏味，令不少参与民众兴起打退堂鼓的念头。说到这里，不难读出作者的看法：嘉年华或类似的狂欢活动本为民众摆脱日常秩序的规约而设，隐含着一种与建制或王权的冲突，故而历代的统治者和教会，一方面压制人民自发的狂欢活动，另一方面发起以宣扬其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大规模游行活动。

　　本书原名为《在街上跳舞》，令人想起法国左翼都市空间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不过艾伦瑞克是以文化史的角度来写此书而不是展述那种关于身体动作的理论或历史。台湾译本名为《嘉年华的诞生》，似乎更贴近作者的书写要旨，然而从作者讨论的范围来看，其中涉及题材之广，似乎以一本书的篇幅去写未必足够。

　　作者还讨论了现代人参加大型盛典的狂热行为，比如足球赛、摇滚乐演唱会。其实足球与摇滚乐的联系是很微妙而有趣的，南美观众在足球场上演奏舞曲，美国人在运动会上奏乐，皆源自实施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比赛活动中的爵士或蓝调助庆表演。不过直到九十年代，狂放的摇滚乐才正式与运动比赛连结在一起。

　　不过作者也提到，本来因为狂热而被电台禁播的摇滚乐，很快又因为其受欢迎程度而被大量广播，甚至连商场的广播器也播放较温和的摇滚乐了——这似乎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把一切有反抗特质的事物统统以金钱驯化。艾伦瑞克再三提醒读者，一部嘉年华的历史，根本就是狂放的群众与建制之间的漫长斗争史，结果是现代人越发“理性”，社会分工越发细密，真正充斥陌生他者和危险的狂欢活动就被推至社会边缘。其实，人类以狂欢打破日常桎梏的心理需要从未泯灭。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二)：重塑欢愉

　　物质中诞生了欲望，铁拳中造就了阶级，权贵集结成就了国家，自上而下的统治衍生出政治。国家意志束缚着人类本性中的野蛮与暴力，也剥夺了自由与热情。在个人主义被推崇的今天，抑郁侵蚀着我们空洞的灵魂，解药在哪里？

　　读完最后一章时，正当新闻实时滚动播报着刚发生于美国弗州的暴力冲突事件，各色人种纷纷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倾泻不满，直至最后引发流血冲突。人类的聚集从抵御饥饿、严寒与侵略变成抗议社会疾瘤的行动，全球经济的不景气，战乱不断，移民增多，白人民族主义以及新纳粹势力又有所抬头。种族，阶级，宗教，国家...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那么多人为的壁垒阻碍着全人类的互通共融。在序章中所表达的成书初衷，着实让人心酸，也发人深思，人类真的需要返璞归真的觉悟与力量，我们是否能从远古祖先的狂欢中寻得更好的出路？

　　一部简明“集体欢愉”小史，在作者收集如此之多的欢愉历史文献史料之中却隐藏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线索。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从蛮荒时代艰难走来，文明摒弃了昔日的传统，带来了科技的发展与生活的便利。人类社会高度集中，寿命在不断延长，眼界在无限拓宽，但我们却无法顾及自己的心灵，彼此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疏远。国家带来了更多凝聚力，却在阶级之间高墙累筑毫无改观，更多的不公与矛盾，更深的偏见与仇恨，现代社会所有让人心酸失望的结果看来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宗教，在让心灵回归宁静的同时却又禁闭着心中那一团团原始的烈火...有人支持无政府主义，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是否消灭了阶级就可以完完全全破除这个魔咒呢？再怎么标榜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也还是等级森严，要让权贵阶层抛弃自己的一切似乎也是天方夜谭。

　　历史的车轮向前，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反乌托邦小说里描绘的未来世界就要实现。当人类一批批量产，再也不会出现侠盗与抗议、惊慌与不安，消除对物质与权力的欲望，每一个人都安于自己的阶级与现状。在这样一个波澜不惊的世界里，我们早已忘了热情是什么，当我们翻看史书，也许会对祖先们的集体欢愉嗤之以鼻，也许会兴趣满满，那便是我们内心最本能、最深的渴望。

　　地球在安静地运转，不少人们正在默默努力着，重塑原始的欢愉，那是一团充满原始与真挚的烈火，当她慢慢融化着这冰冷的世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而去。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三)：《街头的狂欢》：民以“舞”颠覆庙堂

　　《街头的狂欢》：民以“舞”颠覆庙堂

　　中国哲学家韩非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儒与侠，都称得上是体制内的人，或者叫庙堂里的人，他们从文与武两个方面，反制着现有的稳居于庙堂之上的体制。

　　那么，那些散居于江湖上的“民”呢？他们是不是默无声息，毫无力量？

　　应该不是。当民众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产生一种强大的反噬的力量。

　　我们都熟知的陈胜吴广起义，最初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群民工汇聚到一起，一旦民众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发地生成一种力量，成为颠覆秦王朝的第一推手。他们的力量，最醒目的标志，就是“揭竿而起”，“竿”成为一种舞动，一种标杆。每一次暴动中，“舞动”与“狂欢”都是一种最初的原始力量，不要小看这种民众的“狂舞”，一旦这种“舞动”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溢的时候，便掀起足以能颠覆庙堂之稳的洪荒之力。

　　这种历史上的“狂欢”对于革命的启蒙意义与标志性体现，一般只能夹在历史书的夹缝中，闪现出它们的不可忽略的存在，但它们的意义，却很少被正视与研究。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学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所著的《街头的狂欢》正是把人类历史上“狂欢”的种种面目独立地抽取出来，去解析它们内在的意义与作用，不得不说作者眼光的深刻与见解的独到。可以说，这是一本以“狂欢”、“舞动”为“纲”，重新提拎出的人类历史。它涉及到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运用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去展现了人类各个阶段“狂欢”的地位，以及它们所生发出的巨大的能量辐射。直到今天，“街头的狂欢”，依然能够以“颜色革命”的形式，汩汩地流动着，对世界政局产生或显或隐的巨大的影响。

　　《街头的狂欢》里讨论“狂欢”的线索，最重要的一条是按照人类历史由远到近的时间图，而逐层展开的。在原始社会，人们对舞动的热衷，体现出“狂欢”的正能量的一面，就是它能够凝聚起人的一个群体，“通过舞蹈，将身体投入在音乐之中，就是将自己融入在社群里，而且比起享有共同的神话或习俗，这种融入的程度更深。”（P25）。

　　然而，这种舞蹈以及它表现出来的狂欢形式把人群凝聚起来之后，便又形成了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得“狂欢”走出最原始的形式之后，一直受到重重的打击。《街头的狂欢》一书中，作者展示给我们“狂欢”在历史的各个区间段所受到的种种不同的对待。源自于作者立足的欧洲文化的身份，作者选取的世界历史，是按照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展开的。当然书中也偶然提到了中国文化，但作者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东方这个古国，“狂欢”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高密度压制，而被作者直接弃置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外，其实，如果对应于作者的叙事链条，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史册中，同样会看到“狂欢”给民众带来的激发意义。上面所说的陈胜吴广起义开始了一次“狂欢”的暴力革命起点，之后出现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直到近代的义和团运动，都可以看到它们本质上所带有的“狂欢”为外在体貌的啸聚性质。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看起来很中庸，很软弱，但是一旦爆发起来，同样是暴烈、偏激。《街头的狂欢》中的主脉观点，可以拿过来用于透视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隐性基因，我们会发现中西一理，古今一脉。

　　《街头的狂欢》作者按照西方文明史的流程，洞察了“狂欢”在希腊时期尚能大行其道，而到了罗马时期，当政者开始隐隐地感觉到“狂欢”的反制力量，于是就出现了罗马帝国迥异于希腊时期的对“狂欢”的压制，紧随而来的是西方漫长的被称为“中世纪”的时段，主宰这段时间的精神力量就是基督教，作者指出在这一段时间内，基督教从开始时纵民狂欢到后来的竭力压制，体现出了一个体制、一个思潮从“攻城”到“守城”之间的观念的演变。作者引用韦伯的话来说，“每个新宗教发展的要务是以‘理性的道德体系’取代早期狂热、狂野的灵感’。”（P75）即使中世纪的黑幕瓦解之后，教会依然没有放松对民众“狂欢”的压制，直到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依然采取压抑人类的狂欢活动，因为资本主义更注重于金钱与效益，而狂欢所制造的散漫状态，无疑是在“浪费资源”。（P99）。

　　人类的狂欢越来越被扼杀了，看起来，社会更稳定，人类更有秩序了，但是，就像大禹治水前的事实一样，堵塞了一个发泄渠道，却引起了另一个地段的病变。作者在整理出西方人类历史日益强化的对精神的钳制之后，转而将目光透视到人物的内在与灵魂，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却不能不被我们正视的现象，就是“忧郁情绪”的出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忧郁症现在是世界第五大死亡与失能的主因，而缺血性心脏疾病占第六位。”（P128）。

　　而在十七世纪之前，人类尚无闻听有忧郁症这一种病种。作者引述道：“研究欧洲文化的历史学家已有重要的共识，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作者认为这个改变称为“主观性的兴起”或“内在自我的探寻”。“此后，我们就把每个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看成有独特的个性以及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有普遍的能力，以自主的‘我’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区别大多数无法信任的‘他者’。”（P134）狂欢的缺失与自我的焦虑，构成了看起来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并且一直困扰着沿续到当今的时代病。如何诊治？看起来，找到了病根，对症下药就可以了。“伯顿、布朗、亚当·斯密都把庆典当成忧郁的解药……有大量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单纯的庆典乃至于狂喜仪式，团体活动在许多文化中都被当作舒缓、治疗忧郁症的方法。”（P146）

　　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利用这种民众狂欢的先河，启动民众的力量去达到某种诉求。甚至包括上世纪的德国法西斯的狂热喧嚣，作者都将其归因于法国大革命的引导与诱发。在这里，狂欢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的“蛊惑个体”的爆炸效应得到了淋漓的释放。作者分析道：“因为群众的本质就是疯狂。个人一进入人群，‘就进入特殊状态，就像被催眠一样，在催眠师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觉。”（P179）。这就是聚会的另一个危险的刀刃。它能凝聚起集体，但同时又让这个集体变得非常极端。作者为此总结道：“这就是文明与集体狂欢的矛盾症结所在：狂欢仪式能营造团体向心力，但若团结起来的是被统治者——农夫、奴隶、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会呼叫军队来帮忙。”（P244）作者归纳出的这种历史的规律性，可以说在已发生的事件中屡试不爽地上演着，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否论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模式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就能够销声匿迹。

　　由此可以看出，群众的狂欢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遗产，受到了人们更为冷静的审视，毕竟，啸聚的可怕力量可以横扫一切，摧枯拉朽，人类的理性在这种爆发中会丧失殆尽。正因为如此，人类一直像控制着核弹一样，控制着人类啸聚所可能产生的爆发力量。前一度时期我国文化界流行重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本质上还是事关法国大革命与群众狂欢后遗症的关系，意图从近代狂欢的原型法国大革命那里汲取稳定社会、建构和谐的历史经验。这一点，值得我们的反复咀嚼与深思。

　　当然，我们不排除街头狂欢在这个世界上依然不断上演，如书中提到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还有最近美国发生的白人抗议啸聚，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街头的狂欢无疑是危险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加以严谨对待的。在书中，作者还提到了一种以摇滚乐为攻击力的狂欢形式，这就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另类文化中心”的文化冲击波，这种狂欢革命，配合着社会上的反战情绪，一度时期同样冲击着美国社会，令社会的思想体系发生了强烈震荡，也引发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巨大逆转。可以看出，这种狂舞的文化，也在悄然改变这个世界与社会。

　　作者在《街头的狂欢》一书中，让我们看到了“狂欢”在凝聚人心与激化人心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梳理出狂欢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的与此相应的矛盾角色，显然作者肯定了狂欢所具有的心灵释放功能、集体凝聚功能，认为这一功能在当今世界上狂欢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应该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整合人心、释放心灵的正向作用。然而，作者也正确地看到了“平民庆典与狂热仪式”给庙堂所带来“迫切的威胁”，指出这背景原因是“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P244）。作者这一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不能不能够让我们觉得它是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即如最近美国弗吉尼亚骚乱，它反映出了“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潮的抬头，但背后的原因，还是白人族群，对那些所谓的有色人群的大举入侵所感受到心理压力。对照作者在《街头的狂欢》的分析，我们不能不说作者的这本书既有历史感，更有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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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四)：狂欢的意义

　　一提起“狂欢”二字首先就能想到巴西的狂欢节，我不是爱凑热闹的人，相反我喜静，喜欢独处，也许就是因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凑热闹，喜欢聚在一起狂欢撒野，所以我才极其想读这本《街头的狂欢》，欲在其中一探究竟，也顺便从相反的角度解释自己为什么厌恶扎堆人群，以致生生错过朴树的演唱会。

　　《街头的狂欢》一书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是美国专栏作家，因出身底层，著有《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不过我之前从未接触过她的作品。只期待这是一次极其有趣的阅读经历。

　　开篇前的“导论：来跳舞吧”中，对于“原住民”风俗中的狂欢仪式，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及想法，从媚惑迷人到达尔文自以为是的反感，也有社会学家提出“集体欢腾”的概念，我比较理解和相信“仪式诱发的热情或狂喜，能够巩固社会关系，集体欢腾是宗教的根本基础。”这一说法。

　　可以看出在本书中，作者参考了大量同题材的书籍，所以它有着非常丰富也十分新奇的事例，让这本归类为社会学的书籍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那么枯燥，也让不在乎作品学术性的读者至少满足了猎奇感。

　　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据其自称来源于一种失落感，曾经风行的狂热仪式与庆典，到今日却所剩无几，为何会如此？作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解开这个谜题。本书的基础是建立在她另一本著作《血的仪式：战争狂热的起源与历史》之上，这本书的名字再次激起我想读的欲望。

　　当正式走入本书的第一章“狂欢的古老源头”时光居然闪回到一万年前，在岩石绘画中了解史前的舞蹈艺术，在恶劣环境下生存需要付出更多体力，但是史前人类狩猎之余仍会舞蹈这一事实让人不禁思考这一行为的意义。作者选取事例以及解析其中缘由，不仅从心理层面剖析，还有精神与肉体的生理构造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狂欢”究竟是人本性需求促使而成，还是因为某一目的性人为的产生。

　　作者基本按历史时间顺序来引述关于狂欢节对人世的意义，我的历史观是由近向远建立的，所以阅读这本书是越读到后面越熟悉，而使我感兴趣的是“狂欢”行为带来的影响是否波及宗教，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联系，可这同时也需要对宗教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老实说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放弃对原有疑问的追根究底，在书中也有太多是作者甚至很多学者都解答不了的困惑。既然如此，那就随自己的兴趣读吧，跳着段落寻找并阅读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似乎这才是我打开这本书的正确方式。

　　于是心安理得的翻到第十章“摇滚革命”，果然这才是我更熟悉的世界，每一次摇滚乐的演唱会都是一场集体狂欢，人类某些特性从古至今都不曾改变，若有时光机，那冒着心脏爆掉的危险也要去听一场披头士的演唱会啊！

　　《街头的狂欢》翻阅结束后顺手给了信基督教的友人，我说也许你比我更能理解这本书的内容。读完之后理顺再以最简洁的方式讲给我听可好。

　　祝各位阅读愉快！

　　疯猴勿杀20170802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五)：庆祝无意义

　　有一句话能很好地概括本书主题——庆祝无意义。

　　在现代人眼中，跑步一个人就好，干嘛要去报名城市马拉松；演唱会在家看视频就好，干嘛要去现场吵吵闹闹……

　　所以，本书作者想从最原始的集体狂欢讲起，告诉读者，群体的庆祝曾是底层最喜欢、上层最讨厌的行为，而这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今天喜欢独行的我们。

　　作者是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因出身底层，所以特别关注底层社会。有趣的是，对集体狂欢的排斥，从欧洲人踏上新大陆的时候就开始了，看到当地土著在聚众欢祝，欧洲人认为这就是野蛮的象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的街头狂欢，又被宗教人士视为对神灵的亵渎。

　　本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时间线，将所谓文明的欧洲人、清教徒，以及现代的法西斯对嘉年华般狂欢的镇压逐步解构、剖析。

　　最后，她想告诉我们，在这个拥挤的星球，我们需要更多无意义的活动，去体会我们存在当下的奇迹，并且好好庆祝一番。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六)：《街头的狂欢》：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人类学读物

　　相对于1元的价格来说，芭芭拉•艾伦瑞克的《街头的狂欢》算是有不少惊喜了，从神话时代的祭祀仪式科普到近现代的战争、戏剧和舞蹈，浅白易读。

　　虽然有很多观点不太经得起推敲（比如作者认为忧郁症一度在欧洲流行是因为庆典被禁止了，却没论证是否存在其他历史原因、又或者是由庆典中的特殊行为而非庆典本身引起的），但就当看看人类的狂欢进化史还是挺有趣的。另外亚马逊的介绍感觉又是欺诈啊，不是啥好玩的故事册，更像人类学的科普读物吧。

　　摘抄：提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这个概念：仪式诱发的热情或狂喜，能够巩固社会关系。他还提出，集体欢腾是宗教的根本基础。人类是社会动物，仪式、庆典或其他活动可用来表达社会性，是一种增长情谊、联系社群的方式。段舞蹈看起来似乎不足以纳入他正式的报告当中。］ 特纳的理论广受各方赞誉，他赋予集体狂欢（包括那些自发与不受控制的行为）在人类学上的合法地位。但事实上，他赋予的是边缘、次要的地位。对特纳而言，文化的核心是“结构”，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热仪式的功能是，借由集体的兴奋情绪和庆典活动，让整个社会结构能暂时松动，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不过这些活动不能维持太久，仅能偶尔为之。在特纳的理论中，“共同体”的狂喜必须是“阈限”（liminal）或边缘的，否则社会崩解将随之发生，“暴政随即来临”。[33]因此，他惹恼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嬉皮同胞，他描述道：“嬉皮士使用‘增强感觉’的药物、‘摇滚’乐、五彩灯光……建立彼此之间‘完全的’交流。”此外，嬉皮士们还想象这种“自发性的共同感所带来的狂喜”可以发展成一种常态。[34]对特纳来说，这种“伊甸园的想象”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他提醒读者，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食物、饮水、衣服等基本需求”上。（特纳显然没注意到，许多嬉皮士下田耕作、自给自足，或从事其他有建设性的工作。）他又说，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与神秘感”也是好事，这一点呼应了传统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偏爱。[35]对特纳而言，文化的核心是“结构”，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热仪式的功能是，借由集体的兴奋情绪和庆典活动，让整个社会结构能暂时松动，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不过这些活动不能维持太久，仅能偶尔为之。在特纳的理论中，“共同体”的狂喜必须是“阈限”（liminal）或边缘的，否则社会崩解将随之发生，“暴政随即来临”。[对特纳而言，文化的核心是“结构”，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热仪式的功能是，借由集体的兴奋情绪和庆典活动，让整个社会结构能暂时松动，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不过这些活动不能维持太久，仅能偶尔为之。在特纳的理论中，“共同体”的狂喜必须是“阈限”（liminal）或边缘的，否则社会崩解将随之发生，“暴政随即来临”。[痛苦依旧是心理学全神贯注的议题。该领域的期刊过去三十年发表了45000篇关于抑郁症的文章，但只有400篇关于喜悦。[40]假使同性之间的吸引是“不敢说出口的爱”，那么将群众紧扣在一起的爱也无以名状。“共同体”和“集体欢腾”描述了整个社群兴奋时的特色与感觉；这种难以言喻的爱、力量或需求，能够引领个人寻求融入团体的极乐。即使在狂喜活动的高潮，群众的行为依旧遵循文化规范，不同性别、年龄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甚至最“疯狂”的一刻——出神，也是在特定流程后产生。人类学家倾向认为，他们能区分“仪式”和“庆典”，前者较具宗教和治疗的功能，而“庆典是指非宗教、具娱乐性或为孩童举办的”。[51]也就是说，仪式和庆典分属宗教和娱乐，但这种区别对参加者而言不见得有意义。他认为舞蹈仪式比交谈重要——舞蹈“能让人表现当下内在的需求”，并提供人们“形而上或宗教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现已发现上百个史前时代跳舞的图像，但石头上却没有任何线条图案是有关聊天的。舞蹈只能在以下情况将人们拉近：第一，活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欢愉；第二，提供小团体无法达到的欢愉。[假如团体的动态活动确实能促成人类的集体防卫，那么能从这种活动中感到愉悦的个体，就比较能在天择过程中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演化必须让脑神经系统更紧密地连接：控制动作的中枢神经、回报他人动作的视觉中枢，以及边缘系统的愉悦区。节奏律动的快感也能帮助我们克服面对掠食者的恐惧，就像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行进音乐能鼓舞士气。跳舞的时候装扮得好看，男性发出低沉的声音、女性展现凹凸有致的身材，也都是性选择的结果。跳舞和作曲的能力不限于单一性别，我们常被这方面能力优越的人所吸引，因此人们都说女祭司是徒手杀掉猎物，但根据艺术史家莉莲·乔伊斯（Lillian Joyce）的研究，在一个装软膏用的容器（pyxis）上，则有另一种方式。容器上画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祭司，“悬空吊起一头鹿，让它的肚子外露，头无力地垂下”。这个受害者马上就要被解体了。接着女祭司拿出刀，之后这个粗暴的场景更加血腥，看起来就像传统上男人会做的事情。[36]所以从合理性来看，人们是以祭典的种种特性，来赋予酒神人格化的特质，而不是通过其他活动。至于他不涉入性交，这正能说明，希腊人认为集体狂喜的本质并不是性欲，这也和后来欧洲人的想象不同。此外，女人若跑去参加性爱庆典，丈夫很少可以视而不见。但这个神出了名的对性不感兴趣，也相对确保这些女人在山顶上的贞洁。英文才会有“狂喜”（ecstasy）一词，其希腊文的根源便是“抽离自己”。古代人的性情可以分为狄俄尼索斯与耶和华两种类型，一个是注重享乐与平等，另一个是强调阶级与战争。一边追求当下的享乐，另一边则致力于如何面对未来的风险。一边的特色是女性化、雌雄同体、玩乐精神，另一边则是冷冰冰的族长权威与教条。异教徒常将耶和华当成狄俄尼索斯，这很容易理解……但令人讶异的是，这样的认同竟是由犹太人先开始的。”要清楚地区分中世纪“神圣”和“大众”的舞蹈是不可能的。转变——“仪式”（ritual）表示在宗教脉络下举办的活动，而“庆典”（festivity）则是比较轻松、世俗的活动。教会切割庆典活动，要让自己的宗教节日变得更单纯，结果反而让集体欢愉更加世俗化。这些庆祝活动不再包含宗教性的高潮，例如被神灵附身、与神灵合为一体，庆典就变成吵闹又无谓的酒席了。今后不管他们感受到什么快乐，都是源于自己，完全是人类创造的。对精英分子来说，庆典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没做的事”（不工作），而是人们“做”的事情（去玩乐）。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这些嘉年华迅速加温转变成暴动——是酒精催化，还是气氛太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些绝对是事先计划的，如罗马的叛乱。法国大革命哪怕没什么意义，至少也显示出枪支在传统嘉年华式的叛乱中的功能。民众攻下巴士底监狱，抢夺里面的枪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民兵。一般人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也利用嘉年华的装饰图案直接表达对革命的渴望。十八世纪革命前夕，活动一到这个阶段，中上阶级就会急忙离开，以免身份曝光。[53]十九世纪在德国，分裂的情况更加严重，“精英分子越来越只愿意在住所或私人俱乐部庆祝”。[中世纪的贵族每逢假日就招待他的奴仆饮酒吃肉，还跳进舞池里，打赤膊和铁匠一起摔跤。他熟知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也相信自己生来就是高人一等。他是马克思一派的欧洲历史学家倾向以“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动力的决定因素，忽略了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谓的“破坏工具”。因此他们较容易把工业革命视为宗教改革背后的原因，但其实枪炮所带来的军事革新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情况也很耐人寻味。她并没有清楚区分双极性疾患（如躁郁症）和单极性疾患（躁症或郁症），而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比如塞缪尔·约翰逊是单极性疾患。倘若忧郁症的传播真的有个开端（大约在十六、十七世纪），我们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是否与助兴的场合不断减少有关，例如嘉年华与传统庆典？数个世纪前人们陷入的忧郁情绪（melancholy），和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depression）是否相同。即使举例来说，也许因为生了病，忧郁的人失去参加团体活动的兴致，甚至觉得庆祝活动令人厌恶。但还有其他可能，第一，从四百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忧郁症的蔓延与庆典的式微，代表某种症候，显示人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一直在改变。第二，更有趣的可能性是，传统庆典的消失本身就是忧郁的原因。剧院喜欢推出跟假扮身份有关的舞台剧，以莎士比亚为例：波西娅假装成律师（编按：出自《威尼斯商人》）、罗莎林假装成男孩（出自《皆大欢喜》）、朱丽叶装死。在社交场合中，外表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人人都在处心积虑地塑造自我，谁还会想在集体狂欢的嘉年华中“迷失自我”呢？尔干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过自杀问题，他提出“无规范”（anomie）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十九世纪欧洲自杀率攀升的原因；“社会”的概念与“自我”的概念同时兴起，这绝非巧合。全新、自主的自我，最在乎的其实是他人的意见，后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举例来说，镜子不会呈现出我们“自己”，只会呈现别人所见的自己；38]“自我”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就称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赖。这种情况下，“玩”（play）一词衍生出另一个严格的意义——“扮演”（play a role），但那不是为了玩乐。庆典受到官方打压，绝对是精神失调的病因之一，这不是我的创见。从近现代初期开始，精神失调就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 未必,夜可能只是音乐和舞蹈的压抑里斯泰迪斯·昆体良（Aristides Quintilianus）就观察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生活境况与不幸的遭遇会带给他们焦虑与忧郁。酒神庆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乐好玩的活动，让旋律与舞蹈将焦虑一扫而空。”[读者大可合理提出质疑，指责我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只着眼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过在欧洲大陆，随着宗教改革发起的社会革新，目的不是要消灭参加庆典的人，而是庆典本身。人类学家露西·梅尔（Lucy Mair）发现，千禧年的狂热教派的脑中充满“幻想”，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常见的症状。[70]兰泰尔纳里比较有同情心，但他也认为，被殖民者的狂热教派是“集体性的精神病”，是“逃避的工具”。[卖菜的女人另一个身份是女祭司，他们都是可怕的对手。。中，“没有人只是站在旁边看，人人都参与了”。[30]食物和酒取之不尽，大城小巷都有人在跳舞，连田野间都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展现了无穷的生命力。摇滚文化助长人们沉溺于药物与性。想一想，我们不需要那些才能助兴，古代人参加传统庆典时，只靠节奏律动便可达到狂热状态。就哲学上来说，精英分子是想逃离混乱的公众娱乐生活。阶级的本质便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界线，谁可以去哪些地方，谁可以接近谁，这里欢迎谁、不欢迎谁，但庆典划破了这些界线。这种补偿性的欢愉并不能满足我们深处的渴望。一旦你拒绝消费文化、商业娱乐、药物的诱惑，很快就会发现人类生活中有些事“消失了”。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七)：你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但是我们有一千种解救你的办法

　　心理学家太讨厌了。他们区别正常人和不正常人之间区别的标志之一就是那个人是否拥有“自我”。弗洛伊德更讨厌，他觉得光“自我”这个定义还不够，又加了“超我”和“本我”，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是，“本我”一天到晚想着饮食男女，“超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道德、比如理想，“本我”则是协调前两者矛盾的中间部分。

　　数一数心理学史上有多少关于“自我”的理论就知道，他们有多看重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他们太看重“自我”的理由不仅是学术上的偏狭，还可能基于一种十分险恶的用心——那就是为了讨好大多数人——不说得让你们高兴一点，你们又怎么会买心理学家的帐啊！

　　接着，他们还把无法控制自己情感和行为（也就是失去“自我”）的人定义为疯狂，当然了，能讨好大多数人的最简捷有效的办法不就是把那少部分的人设立为敌对的一方嘛！这样，你们在整治、安抚少部分人的进程里一定会过得志得意满！你们会给他们归类、开药，特殊人群实行关押，再适当发挥你们的同情，多么光明伟岸的正常人类啊！

　　现在，请正在看这篇文章的正常人类再往前走一步，发挥你们更大的同理心，试想一想，万一不是那少部分人有病，而是你自己。你仔细想一下，你在生活中经常感到痛苦不自在的时候，是不是多半因为你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你晚上睡不着，是不是老在想什么事情，怀疑自己的人生；你感到紧张、焦虑，是不是因为你老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好，或者这一天又荒废了太多时间……这些全部是因为一个病灶——你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不过，你也不要太担心，对付这种病，我们有一千种解救你的办法。

　　这就是这本书里所讲到的——《街头的狂欢》。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认为，从传统心理学的角度根本无法解释集体狂欢的现象，从定义上看，心理学首先是着重个人的问题。而集体狂欢被看作是少数族裔里残存的、原始的、野蛮的行为，一种与文明的、精细的、先进的城市景观相对立的病态现象。在集体狂欢中，人们身着奇装异服，情绪亢奋，身体无法自主，所有的狂热活动看上去也毫无意义……不过在作者的眼里，心理学家对集体狂欢的病态描述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预设了自我迷失的欲望必定是反社会与退化的本我所驱策的结果”。这暗含着一种可能是，自我实际上是需要迷失的，迷失自我不再是一种反常。

　　不过，集体狂欢在人类学上也几乎没有被赋予一个合法的地位，即使是把它归于正常，也只是把它摆在边缘、次要的位置。文化的核心是结构，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欢只不过作为一种暂时松动社会结构、“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的辅助性功能罢了。

　　在作者看来，社会学家也是比较糟糕的，虽然他们跟眼里只看得见疾病和非理性的心理学家相反，但是它的发展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团体行为诠释成纯理性且自利的行为，只是满足参加者的利益”。

　　其实，那些在人们眼中看来野蛮又粗鲁的行为，的确是经过用心规划和安排的。这种古老的仪式我不再多作介绍，它在作者的眼中成了一种失落的文化现象。作者将现代社会越来越流行的忧郁症与集体狂欢的失落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因果论证，我觉得也不算是十分新颖的见解。

　　其实要对抗使我们经常感觉痛苦的自我意识，我们人类的确发明了一千种解救的办法，狂欢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办法，比如作为古代狂欢仪式的替代品演唱会、马拉松、Livehouse等——把自我交给人群；信仰宗教——把自我交给神灵；享受爱情——把自我交给另一半；沉溺于酒精、毒品、性爱——忘却自我；……

　　苏格拉底曾教育我们说“认识你自己”，不要太看重这条千年古训；今天，如果你有病，我想对你说，放下你自己。

　　《街头的狂欢》读后感(八)：在狂欢中交流

　　来呀，我们大家拽紧手；来，让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让我们普天之下的人都挤进那充满仁爱的，包含牛奶和精子的世界中去。——梅尔维尔，《白鲸》在泸沽湖，我见过一次摩梭人聚在篝火旁边跳舞，那天有点小雨，雨滴中看到模糊的火花撒向周围跳舞的人们。虽然是一次商业化的表演，但是依然能感受到摩梭人在面对大多外来游客所展示出来的热情、狂喜，过了一会，大多数游客也参与到其中。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这个场景定义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认为这种集体的狂欢是一种仪式，构建一个共同体，从而巩固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宗教性的仪式在西方思想主流中被标签为“不理性”，大多知识分子对“群体”持有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体是理性且文明的，但是如果聚集在一起，恶魔就将降临，大型的法西斯集会便是如此，可是他们都忽略了20世纪的法西斯大会的原型是抢占巴士底监狱的那场革命。“狂欢”如何从社会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这本书尝试着给出一个答案。

　　这本书从跳舞习俗的史前史开始溯源，在赤身相对的原始人那里，跳舞不是阀域性的活动，而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到了信使时代，舞蹈仪式一直延续到了文明初期，“跳舞”（choreia）一次，源于“喜悦”（chara），典型的例子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作者幽默地称呼狄俄尼索斯是历史上第一位摇滚巨星。到了罗马时期，战神马尔斯（Mars）取代了狄俄尼索斯，罗马男性贵族担心非法的狂欢集会会威胁到自己的生活，在公元前186年官方取缔了狄俄尼索斯祭奠。早期的（一、二世纪）基督教也可以让信徒体验到狂喜，然而随着基督教从被打压到发展成为官方的宗教（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改宗，并立基督教为国教），宗教性的舞蹈、集体的狂热被慢慢抛弃（四世纪末，君士坦丁堡主角约翰一世John Chrysostom下了舞蹈禁制令；公元691年，君士坦丁堡教会颁布法令禁止崇拜狄俄尼索斯）。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认为早期教会对狂热活动、各种节庆与仪式的敌意，是宗教走向成熟时不可避免的过程。

　　狂欢或者跳舞是无法完全禁止的，所以教会做出了妥协：不能在教堂里跳舞。为了抑制信徒的狂欢的热潮，教会发明了嘉年华（carnival），嘉年华除了跳舞，还会有飨宴、饮酒、角色扮演等，作者认为这是具有一定政治意味的，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在努力消除阶级、性别。“仪式”ritual转变成了“庆典”festival，宗教脉络下的活动变为了世俗的活动，庆典时人类专属的活动，成为了如同面包或自由一样值得被争取的社会财产。

　　到了16—17世纪，官方开始打压节庆活动，跳舞、戴面具、在街上狂欢等等类似嘉年华或庆典的活动，遭到官方的禁止。为什么？

　　韦伯在19世纪末提出，庆典活动受到压抑，从某方面看来，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效应之一。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史学家汤普森也强化了这一观点：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无情地只在乎成本，认为节庆活动无益于生产力，是低下阶层需要戒掉的坏习惯。作者认为禁欲的加尔文教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人过于孤立，也带来了焦虑，同时这群人也是更容易忧郁、厌恶集体欢愉的人。

　　知识分子认为群众运动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热仪式没有两样，作者在这里为我们区分了类似大型的法西斯集会的群众运动和嘉年华，前者是由一小群领导者规划的党代表大会，是为了教化众人，后者是自发性的庆祝活动。规划前者的人对后者是持有敌意的。

　　但是如今我们依然有类似集体聚集在一起的活动，体育活动、演唱会等。作者在最后两章中讨论了摇滚乐和运动会，嬉皮摇滚乐迷重新创造了嘉年华文化（虽然后来也被商业、消费收编）。运动会到了20世纪开始被嘉年华化，比如J.K.罗琳在第四部中对魁地奇世界杯的描述就是一场运动嘉年华，这里人们戴面具、角色扮演纷纷来看球赛，球场上的精灵等表演；比利林恩参加的超级碗。啊再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作者认为在美国，摇滚音乐和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运动赛事变成嘉年华，运动比赛成为了高消费活动，再次把劳动阶级排除在了狂欢之外。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提高，必然会导致人的原子化，人们不再通过集体来创造愉悦，而是在消费中、商业性的娱乐活动中来获取一时的快乐。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世界各地同志们的骄傲大游行，各种音乐节，在这里我们没有性别、没有阶级，颔首微笑，我们拽紧手，我们挤在一起，挤进了这些充满了仁爱，包含牛奶和精子的公共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