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父亲的读后感10篇
《两个父亲》是一本由袁琼琼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个父亲》读后感(一)：你该如何回忆我
2016年年末，到南京办事，顺路先锋书店小坐，无意间翻到这本书，坐在店里读了两篇，买回来准备作为途中消遣来读。
恕我孤陋寡闻，在读《两个父亲》之前，对袁琼琼作家一无所知。无知地以为，她像漫画师吴琼琼、作家鲍鲸鲸那样，是位青年。没想到，读着读着，却发现，她竟是位长辈。随手百度了一下，1950年出生，顿时感觉不可思议——
六旬老人，回忆起童年，竟犹如昨日发生，那些细碎的日常、顽皮的小伙伴、爱教训孩子的大人、仿佛隐于市的桃源眷村……啊，这些，多么像我们的小时候啊。不知不觉，跟着她的文字，走进了眷村，走进宝岛，走进那个时代。
曾一度，我以为她应该是幸运的，是这社会的宠儿，万人疼爱的小公主，但后来想想，或许并非如此——物质匮乏的童年，重组的家庭，19岁就要结婚的黑社会，以及断裂的婚姻……这样的生活，换作他人，该有多不想回首，可她在文中说起来，却无比美好，竟会让人心向往之。如今想想，或许没人是宠儿，脱离“眷村”，人人都是nobody，回忆的美好，大多来自于内心的纯净，或如今的淡泊吧。
你该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未来的我，该会如何回忆我呢？现在的我已陷入沉默，但是袁琼琼却始终带着笑。沉浮也好，坎坷也罢，再回首，不过莞尔一笑。这样，真是再好不过。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失利被迫转往台湾，浩浩荡荡超过150万人口，其中60万官兵和公教人员，伴随的还有他们规模庞大的亲属家眷。少数自大陆来台经商、工作、或游历时得知关闭两岸通讯大门回不去的。“眷村”的修建，为的便是安置这群滞留的特殊人口，为了解决迅速激增的人群造成的城市负担。而这种抱有临时安置房的想法，并不能秉持初衷。这些眷村的建设，年复一年，搁浅了一代人的渴望，也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
袁琼琼的童年记忆，与眷村有关。母亲从南京来到台湾，父亲顶着骄傲的带兵官头衔，紧跟最后一波部队撤退台湾，彼时女儿诞生，夫妻团圆，齐家欢乐。记忆伊始，一片幸福美满，而影像最后，依然懵懂无知，天真烂漫。袁琼琼说:“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可能跟我尚未成年就离开眷村有关。”十五岁，父亲逝世，母亲改嫁，搬离曾经的一方土地。
这本随笔记录了四到十五岁的眷村记忆，而孩童的记忆，总不会如大人那般沉重。不关门没有秘密的村落，象征性的竹篱笆围栏，“护送”小学生上学的交通车士兵，始终不见修葺庭院加盖砖砌新建筑的某户人家，随时吃着邻居大妈们的饭，抑或被大妈叫唤一声，便屁颠屁颠跑去“啪”一下打上身的巴掌，还有不亲近的生父，和更疏远的继父。不管怎么看，事事都是平平淡淡，无惊无澜，竟一一被记起。但这正是袁琼琼的眷村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清新。她说“我小时候，据说很穷。不过大家都穷在一块的时候，好像这个字眼失去意义。”具体现实是什么，似乎已不重要。她在《两个父亲》里的讲述，种种情节、各个片段，也多有不确定评价。
她不相信记忆。
“记忆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记忆，时常是经过虚饰和扭曲的。”开篇自序就这么直白写到。于是整本书的讲述，就像一次对人生的整合与再创造。
母亲具有戏剧性人格，她讲故事宛如观看一部电影，讲她和父亲相遇，在喧闹嘈杂的人群中对看一眼一见钟情，除开客观性和大背景，变成两个人的单一场景下的发生；而作者讲她母亲的美，当副官忍不住诱惑在母亲手臂咬下一个咬痕，以求参与母亲生命留下隐秘的印记。这些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圆润潮湿，说它们没有经过筛选与放大矫饰，自是难以服众。这样的回忆，仿佛又一次历经一场风花雪月。是否真实哪儿还那么重要啊!
为什么我们总爱雕琢我们的记忆？遗忘一些，添加另一些？书中有一幕打动了我，给出了答案一种。 当作者继父出现与实际真相有所偏差的记忆时，他乏善可陈的一生，突然有了精神上的安慰，那比真实更辉煌、更值得缅怀的记忆，“在他生前几年安慰了他。”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在平凡黯然的生命里不停地灌溉阳光空气和水分，岁月存在太多荒芜的角落，努力丰富那些，显得活着的自己，有经得起咀嚼的人与事。为此，我们何尝不都是“一边思索一边编造。”
因为写的是有关眷村的生活，一定程度，难免要对比我曾了解到的眷村模样。 讲眷村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台湾娱乐教父王伟忠一度把“眷村”搬上大银幕，把这个逐渐失落的地方带入大众视野，同时激起人们对眷村的特别情感。对于刻录眷村的行为王伟忠说:“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代来说故事，我们蛮希望这个民族的故事能够世世代代，在中国人社会里面传下去。”
临近七十年的台湾历史，罕有的人类迁移，背井离乡的颠沛，烙入骨髓的乡愁，都让眷村成为时代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然而袁琼琼的讲述，类似把“竹篱笆大杂院”的小生活摊开絮叨，让媒体一再渲染的更能激动人心的家国情怀，反倒隐没了，凭添一份孩提般的质朴。好像说着:这就是眷村，记忆生长的地方就这样。它尚未赋予更深的意义，它始终停留在儿时懒散无忧的情境里，那些被长辈讲述的摇晃，一幕幕写满历史的背景墙，抑或是沉沉的家乡思念，仍然只是记忆里不确切的样子。
但若看现实生活，曾经竹篱笆房舍已是钢筋水泥建筑；曾经你一口我一口的亲密变成记得使用公筷的礼貌；从每个人都最好知道如何假装捡石头威慑狗狗的野气到越来越温顺任人打扮的狗狗演变；甚至从童年到老者，有关眷村的一切，像撕碎的纸片，拆迁的房，离去的人，更替的场景和遗失的记忆，正一片一片洒落天际，袁老太太一点点拼凑，不见得是试图描绘画面供人留念的，更像是把记忆这个私有物牵出来装点装点遛遛弯，用以填补她年岁的荒芜，滋养人生的贫瘠。
不过也许，花甲之年的袁老太太恐怕就只想尽情回忆一番，不管确实与否，贴合与否，回忆，这件个人的事，在倾倒的时候，它变成犒劳自己的财富。生活毕竟没有太复杂，并非记住历史刻度的东西，才能把铭记变深刻。呈现记忆这事，有时是留给历史看，有时是给自己看的。袁琼琼的追忆，便是追自己的岁月，追自己在时代中游走的生活痕迹。 虽真假不定，但信以为真不为过。
如果娱乐教父王伟忠或更多的人想表现的是第一代眷村人群体对于眷村的深厚情结，那袁老太太展现的，则是第二代眷村人个体对于眷村感情更纯粹的一面。 它真诚，坦然，温情脉脉。
《两个父亲》读后感(三)：趣味横生的童年记忆，鸡鸣狗叫的眷村生活
今天读完了袁琼琼的《两个父亲》，是一本很生活化的散文集，具有趣味性和传记性。书写记忆的散文是比较好读的，文章中充斥着作者童年的趣事，她写到了自己女儿、母亲、父亲、外祖母、祖父。几乎所有的回忆都是围绕着作者的眷村生活来写，交代了眷村的生态。如果想要了解台湾，我会推荐《我们台湾这些年》，如果想要了解“眷村”那样一个小众又在历史上切实存在的群体，我会推荐这本《两个父亲》。
袁琼琼以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相当真实的眷村。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作者也书写了一些自己对于人生、时代、亲情的感悟。她认为，我们对宠物的爱是建立在权力至上的，相信宠物永远不会变心才愿意毫无保留的去爱；她也承认，我们在不自觉的变造着自己的记忆，每个人用自己的意愿解释自己的人生；她眼中的黑社会大抵是荒唐乖谬多于血腥恐怖的……诸如此类，很多很多，但是袁琼琼似乎从不为了感慨而感慨，所有的感悟，都是充满了趣味的故事中自然流泻，绝不给人一种夸夸其谈之感，一切是那么的水到渠成。
全书最吸引我的并不是作者一生阅历凝结而成的生活感悟，而是那些充斥在字里行间的童真童趣，天真浪漫。她真的生而为作家，在小小的她的眼中，世界是一个跷跷板，白天的时候，人们往上升，太阳和星星落下了 ，隐藏在地底下，美国砸地球的另一边意味着，在夜晚，他们都睡着的时候，美国会升到天空上，高高悬着，发出光亮。这种充满着童趣的逻辑在散文中俯拾皆是，使你的阅读过程总是不经意的就会扑哧一笑，然后继续沉浸在作者的个人记忆中。我感到很神奇，她竟然有这么多有趣的想法，竟然，在年逾花甲之际，依旧记忆如新。
《两个父亲》读后感(四)：眷村的童年往事
文/夏丽柠
“在眷村生活，从小就是nobody，在那样的年纪，全世界都认识我，而我也认识全世界。”台湾女作家袁琼琼在《两个父亲》的开篇写道。
袁琼琼生于1950年的台湾新竹，从四岁到十五岁生活在眷村。作为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本书讲述的是她“从全世界经过”的童年往事。全书分为“沧桑”、“眷村”和“备忘录”三部分。
从1949年至1960年，不断有国民党部队及家眷溃逃至台湾。为了安置这些“外省人”，国民党军队在军营附近为家眷盖起了居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眷村。在台湾，公有加上非军有的眷村多达879座。独有的眷村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眷村文化。
在“沧桑”里，袁琼琼宛若刚学会窥看世界的小学生，描摹着自己成长的痕迹，开始述说家事。正如她自己所说，“眷村除了背井离乡，一无所有，全无共同之处”，袁家的“两个父亲”的确值得跟我们说一说。
既然是两个父亲，那么主角其实就是母亲了。袁母生于江南的乡绅之家，聪明美丽。袁琼琼觉得母亲是个戏剧化的人物，讲述的都是戏码很足的故事。而外祖母家的事事非非，都写在开篇的《我母亲与她的母亲》里。读她外祖母的家事，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张爱玲的《小团圆》，感叹民国时的传奇。
在南京遇上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父亲时，母亲才十七岁。后赴台湾，生育五名子女。“十五岁丧父，三十五岁丧夫，六十八岁失去独生儿子”，这就是母亲的命。丈夫去世时，她无数次地哭晕在厕所里。可谁知这样一个女人，在改嫁之后无比强悍，不许第二任丈夫大声斥责儿女们一句。
尽管袁琼琼叙述平淡，可我们却仿佛看到一个柔弱女子，用强悍的脊梁去支撑艰辛的生活。幸好继父木讷善良，在养育子女的问题上，“除了给钱，是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就是这位孙先生，养活了袁家的五个孩子，还供养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博士。也许，眷村里还会有类似心甘情愿的男人。他们在大陆老家都有妻女，救赎和偿还是他们一生里最想做却做不到的事。那么，还给别家的孩子，也是种心灵慰籍。有时，命运在冥冥中找寻公平。
袁琼琼说，眷村最容易出两类人：一类是黑道人物，另一类是作家及演艺明星。邓丽君、林青霞、张艾嘉、胡慧中，皆是绝世美女; 白先勇、朱天心、龙应台、张大春，堪称华语世界的顶级作家。我们不论读书还是看戏，都会发现他们在努力保留“每个眷村都有个杂货店，有棵全村最大的树正好在店门口，树下躺着几条癞皮狗。”的共同记忆。
对于在眷村长大的孩子来说，“眷村没有围墙，但是四周有水田，有广袤的竹林。”眷村的丰饶与欢乐，只有从眷村走出来的人才懂得。他们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趣，不再像舞台，所以他们只有不断地扮演自己，才能融入真正的台湾社会。
袁琼琼的“童年往事”拉拉杂杂地收集了许多生活碎片，有自己的，有父母的，有邻家的。可事实上，我认为袁琼琼恰好到处地表现了眷村里的这些“外省人”，笑当人前而哭藏人后的内心世界。每个人都把生活的疾苦、思乡的情绪和对未来的希望隐藏起来。每个人都自成一个“漂流的星球”。这些星球正在逐渐地消失，他们的后代如今是台湾人，而非“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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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父亲》读后感(五)：关于过去，记忆和文字知道
文/文小妖
在读袁琼琼的《两个父亲》时，首先让我震动的地方，是袁琼琼质朴温柔的记忆，带着几分坦荡和磊落把一个时代的缩影原汁原味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矫情，没有修饰，袁琼琼像一个口齿伶俐的说书人，把汉字编排得恰到好处，让人感受到绘声绘色的同时，也读懂了包裹在文字下面的炙热情感。
《两个父亲》是由“沧桑”“眷村”和“备忘录”三个部分组成。写下这散文集时，袁琼琼已过花甲之年，而书里的全是她儿时到十五岁左右时的记忆，这些记忆定格了时间，故事，情绪，以文字的形式被保留下来，满足了对自己交代，也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太多作家都写过父亲，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所提取的记忆点也不一样，袁琼琼笔下的两位父亲亦是如此。她的生父永远的停留在了她十五岁以前的记忆里，而后，又多了一位瘦瘦的继父参与到她的生命之中。两位父亲都被裹挟进这个生命的冷暖世界之中：国运、家族、远走……命运将他们带入了另一个地域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一切。
袁琼琼以白描的形式记录了两位父亲，冷静而克制，字里行间中找不到小女儿依赖父亲的娇羞，读到的更多的是两位父亲不同的为人与教育方式，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对根系、血缘家族、生活日常秩序的尊重和依赖所凝结的经验。在袁琼琼的记忆中，生父多话直接，继父口拙含蓄，似乎都与她过于疏离，他们并没有刻意的教养章法，也不懂怎样教育孩子，可他们的为人处世却潜移默化的灌输到孩子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待到袁琼琼开始写下关于两位父亲的文字时，她才惊觉到两位父亲给予她的深沉父爱，然则这迟来的憬悟，却也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如果说父亲是袁琼琼遮风避雨的摇篮，那么眷村则是她命运的温床。父母把她带来了这个世界，而眷村则是她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眷村是台湾一个时代的缩影，1949年，国民党的大迁徙，带走了一大批与故乡从此天涯两隔的移民，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群居，安营扎寨，就连居住的房子都大同小异，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自己固定的地界里形成了独特的眷村文化。
袁琼琼十五岁前的一切都与眷村息息相关，这经历是不可复制，也不可能消除的，她通过文字书写，以一派真诚的方式把身边所有细碎的小事，当时的心情都不加修饰地写了下来，那种细腻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烟火世界。
每个在眷村生活过的人对眷村的理解都不一样，孩童有孩童的想法，成人有成人的理解，可不管眷村的好与坏，它的存在都是里面每个人生命里的烙印，贯穿着生命的始终。而对于袁琼琼来说，眷村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她对眷村有着浪漫的亲切和孺慕，也正是这份美好的记忆，才让眷村的存在有了美好的一页。
任何人或事物都会随着历史和时间的洪流被掩盖，唯有记忆和文字才能将它们的存在再现。然则袁琼琼的这份记忆和文字，是我所见过最平淡，且也最温情的一次对过去的再现。
《两个父亲》读后感(六)：只道寻常
之前完全没有读过袁琼琼，听都没有听过。幸亏现在长大了，如果是少女时代一定会觉得很挫败，因为我少女时代两个理想中的一个就是：要读完这世界上所有女作家的书。不过坦白讲，袁琼琼这个名字听上去还真不像写作女人的名字，尤其是台湾写作女人的名字，没有朱天心朱天文听上去那么华丽大气，没有萧丽红听上去那么朴素，没有琼瑶岑凯伦听上去那么言情，没有林海音林文月听上去那么古典，没有苏伟贞听上去那么意味悠远，没有。。。。总之，“琼琼”这样的叠字姓名，圆乎乎的，没有写作女人所惯有的沉重感，像是受宠的小家碧玉的名字，是被宠爱的女孩的名字。（好吧，原谅我对名字的执念，因为梦枕貘说名字就是“咒”，什么样的名字有什么样的“咒”）
当然，她确实是受宠的女孩。比如她会写她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父亲在家里不那么宽裕的时候会给她买苹果让她去野游，而她孩子气的认知里食物只有好吃不好吃，觉得苹果咬着像木头，吃一口就丢了；比如她会写她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母亲用尽所有的规矩试图把她养的十全十美，而她偏偏不乖，凡事都要冲着规矩来，生活技能几乎为零，以致母亲要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为她操持；比如她会写道莫名其妙被老师觉得作文写得好，表扬到此女是大才，然后再莫名其妙的被推去参加作文比赛，再然后就成了作家。写作人的那种对自己所秉有天赋的戏谑，被宠爱的那种有恃无恐的骄矜，还是会在笔触之间让人有舒服的放纵的和心悦诚服的察觉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受宠，同是眷村这一历史感、符号感强烈的环境和氛围里长出来的作家，她的文字里没有太多浓郁的粘稠的甚至血淋淋的东西，而是用一种闲话寻常的方式写一些眷村里的人，眷村里的事，比如眷村里打架的孩子，比如眷村里的年青军官，比如眷村里拼命生育孩子的夫妻，比如在眷村生活的自己一家人，比如眷村的女人们要去野餐了，比如眷村人要过年啦，比如，比如。她笔下的眷村，更像年青时候的奈保尔所写之《米格尔大街》，她是清醒的，意识的到其中残酷的、荒诞的以及悲凉的成分，但也意识的到其中甜美的、可以在以后生活中用以慰藉自己的成分，而这两者都来源于世间人情。字里行间也没那么多知识分子气，像是大人拉住小孩子的手道：来来来我给你讲讲从前的事儿，小孩子半推半就的听着然后在闲适的絮叨中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想，昨天听了什么故事呢，想不来了呀，因为根本就没有讲故事，只是讲了些事儿。
那么说到故事，她说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故事，她母亲应该是有故事的，因为长得美，后来又丧父，再后来为了生活再婚，而父亲的故事则开始于他25岁时离家报名参军改名为“一”从此给人生化了一条界限，她也确实讲了很多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故事，这些关于父母的故事，是每个人最初的，无比温柔的乡愁。可是所谓的故事，也不过是个人命运际遇的沉浮，不是那么辉煌的可以让看客愿意自我代入的剧情复杂刺激，然而这又确实是故事，比如“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源头，谁能说一个人又不是故事。当然也会有一些颇具使命感和历史感的诸如“我们的时代”、“世界末日”这样的大标题，但读进去才发现其实是“山河故人”的调调，拟了一个大大的背景，说的却还是小人小事，甚至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的成长呓语或是一群小孩的白日梦，说来说去，山河变迁，时代更替，与我们相干的，也不过眼前的血肉。
文章写的是平常事，细节却写的有某种咬牙切齿抓心挠肺的骚动之感。比如她写母亲的一个女朋友，极年青时开始守寡，守了很多年，这期间她和她周围的人几乎都已经忘掉了她的女性身份，然而某一天，或者说，某一刻，邻居男人帮她来换灯泡，光亮冲破黑暗的一瞬间，她抬头看到男人，心中忽然一动，于是预感降临，她知道自己站在了悬崖边上了，她的人生要发生改变了，退一步和进一步她都要粉身碎骨了。谁也说不清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强烈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那就是发生了，就像萧红的一个短篇《冯二成子》，冯二成子是个赶车的，也是喜欢上了自己的邻居，但又娶不得，反而接活要赶车去送姑娘出嫁，送罢姑娘回来后已是黄昏，他看着天色想到了一些类似于命运呀人生之类与他的生计全无关联的事情，然后他去了村里的一个寡妇家里，寡妇是见过世面和生死的人，什么都懂，递给他一杯酒，他们不用言语，就彼此明白了，各自哭了一场，没有花炮礼乐，就此结为夫妻。大概就是这样吧，某些细微的难以言明的东西在那时撅住你，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一切都已经不同。
再比如她写一个来眷村发油的士官长，彼时物资匮乏，士官长的漏油斗倾一下斜一下而滴出的份量是大事，她写：“那里头或许有些故事。他会按照对象的美或丑，或者是不是触动了自己心房某些柔软之处，也或许只是想忽然做点好事，他会稍稍，把油滴入漏斗时稍微放宽一些，让这个人的油瓶里比其他人多那么一点点。很难看出来，但是施与的人和接受的人都明白，两个人对瞄一眼，在大庭广众下交换秘密。下次领油时他会在人群中找寻她，而她会特意穿上好衣裳，梳顺了头发，或许稍微抹一点口红，再擦掉，不能太明显。之后在人群中两眼发亮的看他。一个月一次，不需要更多了。只要一个月一次，在人群里彼此对视，二十秒或三十秒，那一整个月变因此丰富起来。可以如同粮食一般，慢慢咀嚼，一天三次，每次烹饪或进食时，那个秘密便被提醒一次，被咀嚼。从喉头，划过呼吸的位置，划过心的位置，进入胃里。”这匮乏时期的也许只是出于想象和无聊的秘密的爱那么容易让人成为多情犯，慰藉着匮乏本身，让人觉得非常的孤独，又有种很禁欲的性感。
少年时代读过一个小说，具体的故事已经忘了，却在模糊中记得一个情节，大概是主人翁之一去探病，其实她是希望病床上的人死掉的，似乎是想试图拔掉输液管的，于是她真的在那有输液管的手臂上捏了一下。后来那人真死了，主人翁在此后的人生里总觉得其实就是自己杀死了那人，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她忘记了很多事情，但总不能忘记，她曾在谁的手臂上捏了一下。也许那些宏大的我们终将忘记，只因那些小小的也许更能暴露我们解释我们表达我们，平淡，生活里的，刺。
除了要用针尖扎你，她想要可爱起来，或者说萌起来也是要命的，毕竟，无论是大起大落，还是平淡如水，度过生活，没有那没点自嘲精神和幽默感很难以为之的。起题的一篇《黑社会》，本以为暴力街头要再现了，结果：“有人介绍了新朋友给我，跟我说他是黑社会的，这人后来变成我男朋友”，紧接着了讲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荒诞故事：小弟和大佬的女人相爱私奔，隐居埋名，有天有人敲门，以为是大哥找来了，小弟为先发制人，自己先拿刀剁了手指以求唤起大哥怜悯，结果开门一看是个推销保险的。
袁琼琼19岁结婚，应该就是这个她口中的“黑社会”，虽然只在几篇小文章里对爱人有几笔轻描淡写，但总觉是情深的，一如她自己所说，当年人们表达爱的方式是：绝对不要让人知道你爱他，但是虽然不说，他会在她牙疼的时候坚持带她去看牙齿。我没有太多的资料知道她的生平，然而，15岁丧父，19岁结婚，又敏感而富有才华，她曾在文字里感激母亲没有听他人之言在父亲去世后将她嫁人换的生计，而是允许她狂想说梦到现在，想来她的人生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顺遂吧。“我年青时候是危险的女孩，总在想着残酷血腥的事情，因为害怕。害怕这件事情好像会让生活或生命立体起来，”这句话并不是她关于爱情的表达，而是她关于牙疼的表达，可是，牙疼和爱情，我们总习惯于它们相互比喻，再可是，这般表达，倒真真是写作女人的危险。
所以表达所呈现出的平淡也许是疼痛之后的平静。她弟弟四十二岁时去世，她回想起少年时并不与弟弟特别亲近，有一次她放学路上出了车祸，怕被骂不敢告诉母亲，躲在浴室里哭，弟弟听到她的哭声，看到她脸上的有血，说我带你去医院吧，女孩子破了相就嫁不出去了，之后的几个星期按时陪她换药。“我脸上没有伤口，甚至没有那个可以回忆他纪念他的伤口”，疼痛有时候并不需要展示伤口。戴望舒说，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秋的清愁，她也不说伤口的名字，拉拉杂杂，只道寻常。
再所以，其实，一个19岁文学女青年的理想归宿是嫁个黑社会平平安安说说闲话一辈子，前提是没有谁要追着剁你的手指，以及不要受困于自己的想象的危险，这也是我少女时代两个理想中的另一个，也是一个遥远写作者的寻常。
《两个父亲》读后感(七)：《两个父亲》：针脚细密如织
读袁琼琼的散文，会有种“温润的满足感”——叙事平淡，如闲话家常，但其中的深情却会在平铺直叙后深入人心，引人感慨万千。
散文集《两个父亲》是袁琼琼年逾花甲时结集出版的一部作品，记述的是有关自己，更有关一个群体的眷村往事。1950年生于台湾新竹的她似乎是最适合书写眷村的人中的一个，对于自己父母心心念念的故乡，从不曾登临那里的她却分明能感受到这割舍不断的乡愁。在这部作品里，她是这样评价那次最终导致了眷村形成的大迁移的：“不过这次迁移跟任何朝代的迁移不同，这群移民浑然不知他们永远不能回家。”
不论何时何地，对于任何人而言，故乡——或者说是“家”，永远都是一个人在凉薄不定的生活里最温暖，也最值得信赖的归所。可是“眷村子弟”的特殊性便在于，他们生在眷村，眷村却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呆立于生而聚居于此的土地上，心灵却无法停止漂泊流浪。但就个人体验来说，对于眷村的回忆，却可以是快乐多于痛苦的。因为这样一个临时编制而成的聚落，人与人来不及隔阂，便会生出羁绊——命运使人流浪，但结伴而行，总是人的天性本能。
于是尽管承受了太多的不堪与苦楚，但有关眷村记忆的书写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帮携却总会成为不可忽视的主题。“眷村带给我一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之情，彷佛那里就是全世界，我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我，做任何事都有同伴。”在《两个父亲》中，袁琼琼这样写。其实个人命运越单薄越破落，一旦获得些许空间得以喘息，便越容易由己及人，在人与人之间生出相互的怜惜。这大概便是袁琼琼眼中的眷村——一个“大人分享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孩一起跳房子、打弹珠、编鬼故事”、“现在已然烟灭消逝”的地方，孕育了如此独特的“眷村文化”的原因。
而回到个人的命运书写，袁琼琼写自己的母亲和两位父亲，同样也是蘸满了深情。母亲原本是位千金小姐，随当兵的父亲一道迁居台南。生父的早逝让她担起了生活的全部责任，原本美丽的她“仔细地消灭”自己身上的性别痕迹，只希望能顺利地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可这重担毕竟不是容易承受的，种种原因下母亲选择了改嫁。继父同样是个好人，他“清瘦，严肃，口拙”、“像影子一样疏离于家人”，却只是因为害怕惊扰了永远年幼，却已经承受了太多颠沛的孩子们。
作为作家的袁琼琼是敏感而深情的，但作为女儿的她或许是并不安分的。只是不安分的人，更容易发现和珍视疼爱自己的人的牵挂与惦念。继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个木讷的男人似乎从未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却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这个“不省心”的女儿在报章上发表的每一篇文字。世间深情何其相似，只是当我们发觉它时，往往也只能怀念，发誓自己永志不忘，聊作补偿了。
人总是爱回忆的，可是能够像袁琼琼这样既冷静又深情，从而留下真诚的记录，或许实在难得。时间的针脚细密如织，缝合了太多原本不相干的人和事。除非在夜深人静时细细抚摸回忆的来龙去脉，否则有关命运的一切，似乎本就如此这般，不容得改写或是辩驳。
《两个父亲》读后感(八)：眷村子弟江湖老
亲情写作渐成两岸文学创作的一门“显学”，赵刚教授在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的序言里援引陈映真的话“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对亲情写作容易出现的问题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他对该书的评价“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的书写，而是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似乎也成为对写作者的要求与责任的企盼。倘以此来衡量袁琼琼女士关于眷村及家人回忆的散文集《两个父亲》，未免只能将其归入“私人书写”一类，但细细读来，那些对眷村生活的回忆片段，既是对邻人的观察，何尝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观察；既是追忆，何尝不是对回忆的再度回忆。这位善讲故事的眷村第二代，在狭小的书写空间里表达对眷村生活的颇有个人特色的感受，既具故事性，又去故事性；既具历史性，又去历史性，糅合说书人的起承转合与个体观察者的柔软体悟，虽少有“反省”之努力、大江大海的历史悲情乃至“拒绝遗忘”的铿锵宣言，却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蕴发出了几许“异色”与“亮色”。
1949年底，国民政府将“行政院”由四川成都迁往台北，正式宣告大陆弃守，陆续迁台的人员达百万之众。除去少数权势人物，多数军公教人员身无长物，辗转流离。1956年，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至1967年结束之时，共建成3万余栋眷舍，分布全台11个县市，据不完全统计，共计888个眷村。五湖四海、不同性情之人在统一规划下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渐融一体，眷村生活的历史悲情难免成为共同经验，袁琼琼引友人之话，“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其冲击感可谓强也。然而，时代变迁终究是由每个个体来真实承担，共同经验并不能排斥个人经验，袁琼琼说，友人对眷村的回忆充满不堪和痛楚，“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我没吃过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处”。没吃过苦，无妨视为耳顺之年作者故作天真烂漫之语；眷村生活的“好处”却实打实来自母亲、生父和继父的关爱，或可说是母亲和两个父亲给予了作者一种异于邻人的生活感知，终衍化成为她体悟眷村与人生的底色。
作者生父响应国民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离家从军，随迁台湾，后因病去世。生父去世时，作者年已及笄，已是颇知事体的年纪，如何处理对母亲改嫁的认知和对两个父亲的感情纠葛，端看作者的笔法和功底。《两个父亲》文中，作者不惜“丑化”美丽母亲的形象，以“母老虎”比之母亲的护犊情深，从“与其嫁掉小的，不如嫁掉老的”的后知后觉中感恩母亲改嫁作出的牺牲；写继父之处，则从肢体接触的触感、嗅感落笔，“过去的他跟我们完全没有肢体接触，甚至没有眼神接触，但是最后十几年，我们开始习惯见面或离开时拥抱他……他那年已经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年少时的几多龃龉、牵牵绊绊，唯自己的成长老去才能体会父辈在无言中的关切。作者在《两个父亲》一文结尾时，想象两个父亲的相逢，“一个胖胖的，浓眉毛大眼睛，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是本书最深情的一处。
在第二部分《眷村》中，作者追忆眷村生活，以《在塞尔维亚》一文显出观察之独特，不在生活的困窘、成长的烦恼，而在青年男女之间流动的情意——每月一次分发米粮的士官长和某个年轻妇人之间可能存在的“隐秘心事”。作者写到，“一个月一次，不需要更多了。只要一个月一次，在人群里彼此对视，二十秒或三十秒。那一整个月便因此丰富起来。可以如同粮食一般，慢慢咀嚼，一天三次，每次烹调或进食时，那个秘密便被提醒一次，被咀嚼。从喉头，滑过呼吸的位置，滑过心的位置，进入胃里。”发乎情而止于礼，岁月静好之时如是，动荡颠沛之时如是。这种“思无邪”的美好穿越白云千载、穿越大洋海峡、穿越政党更替，在海岛一隅扎根结果，不妨视为农耕文明基因的强大遗传力。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长大的眷村子弟终究会离开眷村。袁琼琼在《身在此，魂魄在彼》一文里叹道，眷村子弟离开眷村，并不是开枝散叶，而是汇入社会洪流中，就此无影无踪。她以说书人戏谑的口吻解释缘何加入影视圈和黑社会者为多，“在群众里生活，要被重视，必定要夸张自己的行为和感受，眷村成长让人容易有戏剧性倾向。这大约就是这两种‘行业’特别吸引眷村子弟的理由”。但前路茫茫，来者犹未可追。作者继续说，眷村生活的封闭性，使眷村子弟比一般外省人更不容易融入台湾社会，在被保护也被隔绝的眷村里生活，使我们融入外界的时间推迟至少二十年，等到我们出来融入社会时，许多优势早已丧失，许多眷村子弟沦落到台湾底层，成为二或三等公民。以《一百年漂泊》中杨渡父亲的例子作对比，这位台中农民家庭的儿子投身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亲身参与台湾“短工业化年代”，克难前行，终成为如赵刚教授所言“轰轰烈烈”群体里的一员。尽管并未具体刻画某位眷村子弟的腾达或沦落像，相较于眉目分明的非眷村子弟的外省人或本省人，如何在被忽略、遗忘的现实之上前行，是袁琼琼作为“返来的女儿”对同侪、也是对自己的发问。
眷村子弟只是台湾外省人的一部分，眷村生活史只是台湾外省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台湾外省人生活史也只是近现代台湾史的一部分。在《宝岛一村》等作品挟来的强势“眷村热”下，同是眷村第二代的朱天心说，“如今眷村书写或演出，显得悠哉自在、甜美怀旧，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外省人第二代的蒋晓云也说，“台湾不仅仅有眷村，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的”。为谁代言发声、选择何边站队、无意或有意美化（丑化），在这个本来可以越来越开放的时代，仿佛超越叙述本身，成为越来越难以摆脱的羁绊。感谢袁琼琼柔软而模糊的小作，摆脱羁绊，着意追忆，有这样一群人，生于眷村，老于江湖。
眷村子弟江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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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父亲》读后感(九)：流亡不可逆转，沧桑带来故事，
流亡不可逆转，沧桑带来故事，时代的悲喜，辗压出欢乐的童年。
有一群人，他们跨海而来，原乡像回不去的旧梦，是流离；有丛聚落，它们因流亡而起建，败落似无法抵抗的宿命，是沧桑。
身在此魂魄在彼的眷村人，有一种特别的五湖四海味，只有自己人才得嗅出这特殊的密码，如不书写，很快成为第二、三代人的记忆烟云。
袁琼琼以灵动爽俐的笔触，描写了生活在封闭小眷村、失根漂流的外省人，于穷乏生活中嚼出各式好玩有趣的生活滋味。眷村的外省人跨海而来，原乡像回不去的旧梦，身在此魂魄却在彼，有一种特别的五湖四海味，只有自己人才得嗅出这特殊的密码，如不书写，很快成为第二、三代人的记忆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