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的读后感10篇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是一本由[美]乔纳森•科特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一)：2005年的另一次访谈
陈耀成 黄灿然 译
这个访问是在苏珊·桑塔格位于曼哈顿切尔西区（Chelsea）的顶层公寓做的，时间是2000年7月底一个阳光灿烂但不是热得太难受的日子。
我与桑塔格的助手打开公寓门时，桑塔格正在把一些废物倒进垃圾桶。后来她提到，自从她生病以来———她于1998年被诊断第二度患上癌症———她的公寓就变得一团糟。“近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设法空出一些地方，来容纳我过去两年买的书，还有整理出来的文章和手稿。”她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把她的文章《迷人法西斯》和短篇小说《一次中国之行的计划》译成中文在香港发表，当时没太多考虑版权问题。多年来，我见过她作品的中译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登在港台和内地的刊物上。当我向她描述中文出版界的混乱情况时，她对此满不在乎：“人们以为我会因为被侵犯版权而愤怒。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位好市民。当然，我乐意获得报酬！其实要联系我也并不困难……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最喜欢的还是被人阅读。”
我们坐在厨房一张桌边。我背后敞开的一扇门，向着一个视野开阔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水光闪烁的哈得逊河和午后剪贴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桑塔格把一条腿搁在桌上，使座椅后仰，呷着咖啡。她说已在两年前戒了烟。她开始谈论她最近看过的中国电影《洗澡》。她说，由于背景是转变中的北京，故她觉得这部电影“尚算有趣”。在香港电影导演中，王家卫当然是她所熟悉的。她挺喜欢《堕落天使》，但对《春光乍泄》感到失望。桑塔格是1986年夏威夷电影节的评委，选择台湾名导演侯孝贤那部崭露头角的《童年往事》夺取大奖。她还在2000年12月号《艺术论坛》上，把台湾另一位大导演杨德昌的《一一》列为该年最佳电影。
2003年，我翻译了桑塔格的新书《旁观他人之痛苦》，在台湾出版。12月，得知该书获得《联合报》2004年最佳书奖，我将这本书送给桑塔格。但给她的信里写点什么呢？当时她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我心中有不好的预感。最后，我只写了一句祝愿：祝你2005年愉快！
没想到，她没有等到2005年。
陈耀成：在60年代，你是其中一个最早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现在，30多年后，我们见到“高级文化”或所谓传统的经典，正遭到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围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多元化和全球互相浸透的时代。它被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称为后现代主义。到目前为止，你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似乎基本上是敌意的。
桑塔格：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但我也欣赏很多别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我们似乎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以及为什么这可以并行不悖……以及多样或多元的标准是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非要作出选择。话虽这么说，可我绝不会辩称它们有同等价值。然而，我惊见人的经验可以这么丰富和多样。因此，在我看来，很多文化评论家在谈到他们的经验时，都是在撒谎，都在否定多元性。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并不吸引我，尤其是电视上的东西。电视上的东西似乎大多陈腔滥调、了无营养、单调乏味。所以这不是消除距离的问题。只不过是我在我体验的乐趣中，看到很多同时并存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感到有关文化的论述大部分要么太市侩，要么就是肤浅的势利。因此，并非这是“这”，那是“那”，而我可以架设一道桥，消除其差距。实际情况是，我明白自己享有多种多样的经验和乐趣，而我试图理解为什么这是有可能的，以及你怎么还能够维持等级制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被称为后现代的那种感性———顺便一提，这不是我使用的词，我也不觉得这个字有什么用。我把后现代主义与拉平一切的态度和再循环的手法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一词起源于建筑。它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它是指包豪斯建筑学派、科比西埃（瑞士建筑师）、盒式摩天大楼、抗拒装饰的风格。其形式也是其功能。建筑中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信条，它们的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学价值。这些理念是有物质基础的：用这种方式建造楼房更廉宜。不过，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越过这个领域，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起来的时候，它便被滥用了。实际上，很多曾经被称为现代或现代主义的作家，如今都被称为后现代了，因为他们再循环，使用引语———例如，我想起唐纳德·巴塞尔姆———或从事所谓的互文写作。
陈耀成：一些作家被重新标榜为后现代，这种做法有时确实令人困惑。例如，我非常欣赏弗里德里克·詹明信的著作，但他把贝克特称为后现代作者，在我看来，贝克特是现代主义全盛时期的终极产物。
桑塔格：詹明信是试图把后现代主义这个类别变得更有意义的主要学者。但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仍无法使我信服，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不觉得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甚至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理念。如果他在乎文学，就不会连篇累牍地援引诺曼·梅勒。当你援引小说片断来说明你的理念，你就在含蓄地建议人们去读这些书。我想，要么詹明信不知道梅勒并不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要么是他不在乎。另一个例子是，詹明信为了找例子来阐述他的理念，竟然把梵高与沃霍尔相提并论。看到这些现象，我只好下车告别。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即是说，把一切等同起来———是消费时代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便于令人囤积、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理念。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
陈耀成：在你把自己变成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过程中，你似乎接通了新的能源来撰写《火山情人》和《在美国》。我想，很多人会形容这两部小说是后现代小说。
桑塔格：虽然我写了两部以往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我并不把它们称为历史小说。即是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某个特定的类型内写作，像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或哥特式（恐怖）小说。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这些小说只能写于二十世纪末，而不是其他时代。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我不觉得可以纳入任何重返常规或具象绘画的流派。也许，应把这些小说视为有关旅行的书、有关人在异乡的书：《火山情人》写的是在意大利的英国人；《在美国》写的是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我目前正着手的小说，写的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在法国的日本人。不过，我并不是试图发展一套公式，而是试图拓展自己。
陈耀成：你是否觉得你近期的小说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一些叙事元素，例如“角色”？角色只是约定俗成的项目吗？
桑塔格：我不敢肯定“角色”是常规的项目而已。但我总是由人物开始，就连《恩主》和《死亡装备》也是如此。《恩主》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笑）《死亡装备》写的是一个自杀的男子。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
在写了最初两部小说之后，我旅行了更多地方。我曾踏足北美和西欧富裕国家以外的地区。例如，我已去过北非和墨西哥。但越南是第一个使我看到真正的苦难的国家。我不只是从美学角度看这类经验，更是从严肃的道德角度看。因此，我并非对现代主义幻灭。我是要让自己汲取更多的外在现实，但仍沿用现代主义的工具，以便面对真正的苦难，面对更广大的世界，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唯我论。
陈耀成：《恩主》的开篇使我着迷———“我梦故我在！”也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庄周梦蝶”的故事。可以看出，《恩主》受到克莱斯特的文章《论木偶戏》的影响，在小说中，希波吕忒的旅程探求自我的平静与安宁。
桑塔格：关于克莱斯特，你说得对。我很小的时候就读克莱斯特这篇文章，完全被他折服。不过，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而这些东西，像克莱斯特那篇文章一样，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以小说或戏剧的形式写一写萨拉热窝被围困的事情。我的回答是，那个经验还没有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
陈耀成：你在萨拉热窝上演《等待戈多》，对你这次政治介入萨拉热窝，尚·博德里亚有如此看法：“即使世上还剩下任何知识分子…
…我也不参与那种知识分子的同谋式孤芳自赏，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某事，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特权，即过往知识分子的激进的良心……像桑塔格这样的主体再也不能介入政治了，哪怕是象征式地介入，但这也不是预测或诊断。”你对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特权”有什么看法？
桑塔格：博德里亚是一个政治白痴。也许还是道德白痴。如果我曾经幻想过以典型的方式充当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的萨拉热窝经验早就会永远把我的妄想症治愈了。要知道，我不是为了导演《等待戈多》才去萨拉热窝的。如果我这样做，我一定是疯了。我去萨拉热窝是因为我儿子，他是一位记者，已开始在报道这次战争，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于1993年4月首次到那里，我对人说，我愿意再回来，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工作。当他们问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打字，我可以在医院简单干活，我可以教英语，我懂得制作电影和导演戏剧。“啊，”他们说，“导演一出戏吧。这里有很多演员无事可做。”跟萨拉热窝戏剧界商量后，便选择了《等待戈多》。关键在于，在萨拉热窝演戏，是我已在萨拉热窝、想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萨拉热窝略尽绵力的时候，萨拉热窝一些人士邀请我做的。
我与“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任何关系。我去那里的意图，并非要作政治介入。相反，我的冲动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我很乐意甚至仅仅把一些病人扶进轮椅。我下这个决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环境极难忍受，而且枪火无情。炸弹四处爆炸，子弹从我耳边掠过……那里没有食物，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没有邮件，没有电话，天天如是，周周如是，月月如是。这不是什么“象征式”。这是真实的。有人以为我是兴之所至跑来排演一部戏。要知道，我于1993年4月首次去萨拉热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直到1995年年底。那是两年半时间。那出戏花了两个月时间。我怀疑博德里亚知不知道我在萨拉热窝待了多久。别把我当成某个拍摄波斯尼亚纪录片的伯纳德—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evy）。在法国，他们把他简称为BHL，在法国他们称他为DHS（在萨拉热窝两小时）。他乘坐一架法国军机于上午抵达，留下摄制组，下午就离开。他们把毛片带回巴黎，他加了一个密特朗访问，配上旁白，然后在巴黎剪辑完成。当琼·贝茨（美国著名女歌手）来做二十四小时访问的时候，她的脚从未踏到人行道上。她乘坐一部法国坦克到处转，整个过程都由士兵包围着。这就是某些人在萨拉热窝干事情的方式。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经把博德里亚称为“狡猾的虚无主义者”？
桑塔格：我怀疑。我想我不会把他称为虚无主义者。我想，他是无知和犬儒。他对知识分子有很多见解。然而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同流合污。但有些很勇敢，非常勇敢。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在那层次上我不想乱套理论。我的兴趣是理解意念演进的系谱。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
摄影是否在麻醉我们？
陈耀成：回顾起来，你的书《论摄影》可视为论述后现代的开拓性作品。例如，你说摄影的品味天生就是民主和均等性的，泯灭好品味与坏品味之间的差别。摄影，或者说影像文化，已把惨剧和灾难美学化，已把我们的世界碎片化，取代了现实，灌输一种宿命感：“在真实世界，正在发生某件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如何演变。”（这番话预示了维里利奥的一种看法，也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被“快进”、“播放”和“倒回”取代———现代或后现代人的形象变成一位安坐家中、手执电视或摄录机遥控器的观众。）在你看来，摄影是现代主义的终点但亦导致其崩溃。
桑塔格：是的，也许如你所言。但我再次不觉得需要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但我确实认为，用摄影角度看世界是上天下地把事物均等起来。然而，我也在疑虑摄影影像吸纳这世界的灾难和恐怖所带来的后果。它是否在麻醉我们？它是否使我们对万事万物习以为常？震撼效果是否消减了？我不知道。此外，硬照影像与活动影像之间有距大差别。活动影像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你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在《论摄影》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谈到我在中国的经验，我目睹一次在针刺麻醉下的手术。我看见一个人的胃因患上严重溃疡而大部分被切除。针刺麻醉显然很有效。他睁着眼睛，一边讲话，一边藉一根麦秆吸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某种液体。这是一点也没得作假的，针刺确实有效。医生说，躯干使用针刺麻醉很有效，但是四肢就不那么有效，而对某些人来说根本就不顶用。但它对这个病人有用。我没有畏缩地观看这次手术，看着那个胃被切开，病人的胃那一大片溃疡的部分呈灰色，像轮胎。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手术，我原以为我会看不下去，但我看下去了。接着，半年后，我在巴黎一家电影院看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在针刺麻醉下的剖腹产术。孕妇的肚子被剖开那一刻，我不敢观看。多么奇怪！我不敢看那影像，但我敢看现实中的手术。这点非常有趣。影像文化内有各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陈耀成：《论摄影》中一些最不祥的预言，都应验了。例如，摄影———在数码技术的最新化身中———确确实实战胜了艺术。电视、好莱坞和资讯娱乐业俨然垄断一切，其中一个结果是造成你所谓的“电影的枯朽”———电影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戈达尔最近说，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桑塔格：他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几个理由，包括分销系统的崩溃。我得等待8年才看到艾伦·雷奈的《吸烟／不准吸烟》，我刚在林肯中心看的。这是雷奈在1990年代初期拍的电影，但过去10年内他的电影没有一部在这里放映。我们在纽约可选择的东西愈来愈少了，而这是一个被视为看电影的好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容忍那些小制式（指录像带、DVD等）———我碰巧不习惯微缩影像———你不但可以看到整个电影史，还可以一看再看。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例如，大家对（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在这个愈来愈犬儒的世界，他镜头下的人物都很纯洁、认真。由此看来，我不觉得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陈耀成：有人说，在你两组小说之间的漫长空隙期间，你把写小说的冲动转向电影制作。（桑塔格的电影作品包括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
桑塔格：也许是吧。但我的创作并不遵从一个工业模式。我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一本书后立即着手另一本。我要写必要的书。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计划把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客》改编为电影？
桑塔格：是的。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西蒙娜·德波娃那里获得版权，并找到小笔资金来拍摄。但是半途中突然对那电影剧本或那电影或那题材失去信心。我没有信心可以拍得够好。
陈耀成：你是不是已经跟拍电影说再见了？
桑塔格：我热爱电影。我一生中有很多时期每天都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看两部。布勒松和戈达尔，还有西贝尔贝格，最近则有索库罗夫，这些导演对我都极其重要。尚塔尔·阿克曼的《尚娜·迪尔曼》、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法斯宾德的《有十三个月亮的一年》、《美国士兵》、《彼特拉·冯·康德之苦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安格普洛哲思的《流浪艺人》、艾伦·雷奈的《梅洛》、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克莱尔·德尼的《美丽的工作》（《军中禁恋》）……我从这些电影学到很多东西。不，我没有说过要跟拍电影说再见。我没有兴趣改编自己的小说，但有兴趣写原创剧本。是的，我还想拍更多电影。
我被反美帝的斗争吸引
陈耀成：你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悲叹“启蒙时代的价值所体现的世界主义道德和政治标准在过去一代人中普遍下降”。我想，这篇文章，加上你1984年那篇《模范异国》，可谓击中我们这个后冷战和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困境的要害。如你所言，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治因为坐享其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利可图的务实经济关系”的关注而“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桑塔格：必须声明，那不是我写的。我的一次即席发言被录了音，转成文字，被《纽约书评》拿去了。几天后，我首次听说我的发言将被发表。《纽约书评》打电话来说，他们要派信差把文章的校样送给我。（笑）
你知道，我不是相对主义者。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听说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学不同。一代代的汉学家，包括费正清，都宣称在涉及亚洲的问题时，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是不相干的，或者不适用的，因为这些标准源自欧洲新教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个人，而亚洲文化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但这态度是有害的，其精神是殖民主义的。此类标准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传统社会，也包括欧洲的传统社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按其定义并不是传统世界的现代世界，你就想要这些自由。每个人都要这些公民社会的成就。而把这点解释给来自富裕国家、以为这些自由只属“我们”的权贵阶级听，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是被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吸引。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使我不能自拔。即使到今天，美国人都还在谈论五万六千名战死越南的美国士兵。这是个大数目。但是，有三百万越南士兵和无数平民百姓死了。而越南的生态环境被严重毁坏。扔在越南的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扔的炸弹总数还多，与朝鲜战争中投的一样多。美国进入这些国家时，其军备悬殊的程度是惊人的。就拿在伊拉克的战争来说吧。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美国人还扔凝固汽油炸弹和轰炸撤往北方的赤脚伊拉克士兵。这些事情使我沮丧绝望。我们必须记住，1963年至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伐洛克———那是一个引起我们很多人思考的时期。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越战运动出现之前，我已参与反越战运动。越战才刚刚开始。我和一位前绿色贝雷帽（译注：指美国特种部队成员）一同在加州巡回演说。我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1960年代中期，我碰到来自苏联的人，他们确实说过，事情真的比以前好多了，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接着，1968年8月，一切梦想都幻灭了。因此，没错，可以说，在1963年至1968年，我愿意相信反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发展另一种合乎人道的政治，不同于以前殖民地的状况……结果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我关注世事的一生中，这5年似乎并不太长，不算犯错误很久吧。
陈耀成：你会撤回1982年在纽约市剧院发表的有关“戴着人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声明吗？
桑塔格：当然不会。左派政府有过一阵子吸纳了深广的理想主义资源。在1930年代的欧洲，很多杰出人物投入左派运动，他们不知道运动的实情。接着，质疑的人一再被要求闭嘴，因为当务之急是对抗希特勒，我们一定不要对不起西班牙内战中正确的一方。
陈耀成：你没有完成那本有关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书，是不是因为你担心这本书会被当前的新保守主义利用？
桑塔格：肯定不是。放弃它，主要是因为我想重新拿起写小说的笔，只专注于写小说。我知道这本书会花费我一两年时间。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不是那种每天都写作的写作狂。有几个时期，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二)：45岁的苏珊•桑塔格
关于思想家的年龄，尼采曾经说过，叔本华永远是一个忧郁的青年人，而柏拉图则是一个踌躇满志35岁的成年人。文字的皮肤，在千百年后依然能保持着它的温度与触感，或冷或暖，或柔软或粗糙。而创作者已经消失在时间之中，他们或长寿或短命也不再重要。苏珊•桑塔格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一直是那个穿着毛大衣、夹着烟侃侃而谈的中年女人。
当然，上面说的是思想家成熟期的文字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作为个体，除了那些被文字过滤掉不为人知的性情，他们在生命不同年龄也会有不同的思想面相。《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系1978年《滚石》杂志特约编辑乔纳森•科特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对苏珊•桑塔格的采访录，此时，桑塔格刚经历过一场死亡的考验，她在1974年到1977年接受乳腺癌手术和治疗。而在1977年她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论摄影》，另外两部著作《疾病的隐喻》、《我，及其他》也将相继出版，访谈很自然地选择从这三本书切入。
如果说《论摄影》是桑塔格对《激进意志的样式》的延续，那么《疾病的隐喻》、《我，及其他》则是她在这个特定生命时期的产物。桑塔格说到，“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去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比放弃它去写别的东西容易得多”，处于生命边缘的她，由羞耻与负罪这对伦理学上复杂的概念开始，思考疾病（肺结核、癌症、梅毒、精神疾病等）如何被隐喻化。《疾病的隐喻》一书并没有再现思想的完整过程，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疾病生命的背面，是一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本著作由于桑塔格没有太多关心医学史以及社会史，所以略显单薄。至于运用文学资料来叙述，本就是她的看家本领，桑塔格不但熟悉近代以来关于疾病的文学作品，而且对古代经典也是了如指掌。
访谈中有趣的是，乔纳森•科特提及《疾病的隐喻》的封面，这幅15世纪的版画描绘了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的神话故事，而巨蟹座的形象则来之这次战斗中前来相助九头蛇被赫拉克勒斯踩死的螃蟹，巨蟹座与癌症的英文正好都是cancer。桑塔格坦率地说，自己之前并不知道，纯粹是凭感觉选择这幅画来做封面。事实上，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有说到，古希腊医生盖伦用螃蟹来命名癌症的原因。
桑塔格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聊天的人，她经常对乔纳森•科特的看法表示赞同，然后再叙述，也时常反过来提问，让谈话很自然地延续下去。可能，也有另外的原因，桑塔格认为写作一旦完成就成为过去，就不必再去重视。当她责备《论摄影》的读者过份强调“摄影是一种侵犯”的观点时，就好像忘记《论摄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摄影人像是升华了的谋杀，正如相机是枪的升华。摄影是适合在悲伤、恐惧的时候进行的软性谋杀”。
反对阐释，反对隐喻，是她一贯的看法，但上面这段文字正是因为其隐喻性才让读者产生误解。令人惊讶的是，桑塔格竟然认为自己的文字风格是朴素的，她在写作时也会尽量地剔掉形容词。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她文字的魅力，正在于智性与感性之间游走，装饰性的语言闪耀着一种思想结晶的光芒。没有人会否认桑塔格是一个玩弄隐喻的高手，她终究也不是完全否认隐喻与阐释——“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更令人惊讶的是，桑塔格说到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所以一直不敢写自传性的东西，但她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我”——小说集《我，及其他》多了个人的影子。桑塔格不再是那个写处女作《恩主》的女作家，偏执地认为伟大的小说得写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主人公。
《我，及其他》中多篇小说的主人公都试图粉碎现有的一切，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45岁的桑塔格也这样想，“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重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然而，她终究还是得继续跟世间一切偏见、谬误去争辩，继续去思想——只有“爱、工作，心灵的狂喜”，才能丰富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她作为思想家最成熟的一面。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三)：你不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
苏珊•桑塔格说：“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太多人依旧缺乏成为所谓异端的勇气或决心，而甘愿呆在安全区不愿跨出一步，尽管他的思想总是与别人不同。
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也是边缘人，这样的人是安全的。而勇敢站出来的人，牺牲自我，让安全区继续安全。
“病是生命的背面，是一种极为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总是会不知觉潜在人的身体里或是精神里，时刻准备爆发，人对疾病有时是不可抵抗的，如果医疗无法治疗，这一切都需要靠自己有个良好的心态来准备，有生则必有死，迎接死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苏珊•桑塔格在被医生告知活不过两年之时，却又活了三十年。奇迹这个词好似在多数人眼里遥不可及，可是生活中是有着不同的奇迹的，只是被隐藏起来了罢。
生病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无疑都是一种麻烦，不是麻烦自己这么简单，难免会给别人也带来麻烦，想必对于一个乐于自力更生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但疾病有时也是一种馈赠，是上天带给某人的礼物，就像苏珊•桑塔格，如果没有这次的疾病，那么她是不可能写出《疾病的隐喻》这本书的。这病被称作奇迹又有何不可呢？
不仅是在以前人们的想法总是认为远离自己时代的一切都是过时的，那么我们所处在的社会是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过时呢？时代从不会过时，过时的是人心。
人太容易一概而论了，好像一个作家里的主角就是作家本身的折射，其实不然，也有的与作家本身完全相反，就像一个人总是对每个人的相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苏珊•桑塔格说她喜欢摇滚乐，摇滚乐改变了她的生活，没人规定作家就一定是安静的，或是其他的任何形式。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这一章说任何摄影家都写不出《论摄影》这样一本书，好像有些东西 只有置身事外的人更能看到不一样的闪光，而沉浸于其中的却总是遗漏，或者被看作是毫不重要的东西，而苏珊•桑塔格只是因为喜欢收藏一些好看的东西，以图片的形式让它留存，永不死去。摄影只是生活中的小碎片，但从图片中可以看到的东西不少，只不过人一直是欣赏它的外面美或是拍摄意义，而忘了去探索这里面的一些细微的东西。
当苏珊•桑塔格面对这个“当你写作时，你感觉自己像个男人还是女人，还是精神脱离了肉体？”问题时，她说写作是除去性别特征的活动，其实确实是这样，你不能说女人就写不出男人写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女人该写出来的东西，而什么又是男人该写的呢？不同的作家总是有着各不相同的写作方式，站着，坐着，以及如何着衣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这样做，可能无从下笔。
没人知道爱带来的感觉究竟是如何的，但是人又好像一直都知道，只是无法准确的描述清楚。到底爱是不是性？谁也无法解释清楚。苏珊•桑塔格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没有错失当母亲的非凡体验。她也从来不后悔自己离了婚，去过自力更生的生活，她渴求体验不同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总是需要放弃另一样，比如生活与事业。
读完整本书，不敢说苏珊•桑塔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从她书写的文字来看总给人一种理性，独立，自主，血液里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而文字中也总带着隐喻。
“你不可能成为另外的什么人，只能在像不像你的程序上有所不同罢了。”你一直都是你自己，尽管你总是尝试改变。就算改头换面，换名，总是有人一读就知道这就是苏珊•桑塔格的文章。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四)：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充满智慧交锋的对话集子。桑塔格的确是才华横溢，兴趣爱好很广泛，尤其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无论是谈艺术、谈疾病、谈人性、谈社会，她总有着独特的见解，语言简洁有力，读后颇有启发。
尤其对这段话深有感触——
“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作斗争……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五)：这是一扇窗口
去读一本一个完全不了解、不认识的人的访谈录，是件挺奇怪的事。她是谁？她在哪里？她做过什么？她有过哪些成绩？这些都像迷团扑面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阅读这本书的兴趣，也不妨碍阅读带来的快乐。
通读完全书，我终于对她有了一些了解，这些了解像一幅朦胧画，远看有影像，近看却不真切。就因为这样，才进一步迸发了我了解她的兴趣。当务之急，就是找她的书来读一下，带给我无限期望的是那两本——《疾病的隐喻》和《论摄影》。这两本书不知在苏姗.桑塔格的写作生涯中占有何种地位，但是通过作者与桑塔格的访谈，我对这两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或许，这是一扇窗口，就此可打开了解桑格塔的大门。
桑塔格是何许人？她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年纪轻轻就与大她十几岁的老师结婚，生子，几年后离婚，她说，她很庆幸，在年轻的时候把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这样才能让她安心的工作、写作。她与老师结婚时不到二十岁，认识十天就结婚——这要放在当下，也是件极具个性的个人事件。
书中令人我着迷的是她对人生和写作的解读。她说，“你不能把一件事情无限期的推迟下去，事实上你已经做出了选择。”翻译成我理解的，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当各种选择摆在你面前时，你无从下手，甚至懒惰下去，以为今天推了明天、明天推了后天，就可永远逃避下去。当时你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其实不知道的是，这也是无意识地做了选择。
她说，“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光亮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我热爱摄影，只是觉在拍照留下的瞬间，可以让今后多品咂、多玩味，仅此而已，却不知那道光亮被我永远的凝固，生命的细节就此打结、就此放大，多了许多日后回味的见证。
“我作品的关键就是不要表现‘我’，我可以把自己‘借给’一部作品”原来，“我”只是在一部作品中的一个短暂映射。许多作品，作为读者都曾探究这究竟是不是作者，是不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不管如何，作者肯定是来过，埋隐在某个事件中、某个人物里、某个细节下。所以，总有蛛丝马迹看到了作者借给作品的自己。如《红楼梦》，更让我有探究的心理，有些细节真实到历历在目，让人不得不确信作者肯定亲身经历过的。
她说：“写作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我理解，写作的过程是拥抱自己的过程，是自我疏理、自我释怀的过程，同时又是正视另一个自己的过程。头脑中想的，到亲手写下的，是一回事，其实又不是一回事，在这个过程，自我发生了转变，或许由模糊到清晰，或许由不确定到确定。写作就是一个温暖与被温暖的过程。
整本书读下来，感觉桑塔格应是那种极具个性魅力的作家，她肆意宣扬自己的个性，又不乏真知灼见，她能精确的、概括性的又有趣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些语言在读者看来需要经过消化与反刍，才能品出句子的精妙，而她就那么随意地说了出来，实在是让人嫉妒不已。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六)：不能停止思考的生命
能到达顶峰的人源于他的坚持也是他的固执。
1979年，滚石杂志的记者乔纳森，时隔多年后，重新整理了他对苏珊桑塔格的采访汇集成了这本书。书的标题标注着“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不知道是否是巧合，值中文版出版， 恰逢苏珊桑塔格逝世十周 年。
2004年，苏珊桑塔格因为癌症去世。此前早在1975年，她就已经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而在1998年又查出患有乳腺癌。前一次医生说她能再活两年的概率仅有10%，后一次她又被告知她的寿命还有五年，而且这个概率只有5%。而苏珊桑塔格自己却在第一次生病时在病房中完成了《疾病的隐喻》。
她在任何时候都能审视自己审视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豁达，苏珊桑塔格已经将思考本身融入了生活本身，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就像尼采一样，苏珊桑塔格对于思考也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着，这也是她从头至尾笔耕不断的原因吧。
在访谈的开始，他们谈到了她的疾病，苏珊桑塔格将疾病当做一次冒险。她说：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命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生病之初，她也是恐惧的，但是在恐惧之后开始重新审视疾病本身。在她看来这是痛苦的也是令人兴奋的，痛苦源自于要接受死亡本身，而兴奋在于她接受了并且将它纳入了自己思考的头脑。她给了疾病精神的意义。以梅毒举例，她说“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生畏和富于教化意义，而且附带有精神疾病的属性。“”梅毒被认为是天才的代价。“原因在于梅毒患者都是焦躁不安的、情绪高涨的。很多人，尼采、莫泊桑都是死于梅毒。”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造就了他们的天才。“这种思想者的高度让我们看到了苏珊桑塔格的敏锐。
苏珊桑塔格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倡导者之一，与之起名的包括写第二性的波伏娃。她不承认文化的性别区分化。像社会一般认为的那样，女性与男性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她认为“我们文化中的一切使（男性女性之间存在的）这种区别扩大化，根本的区别可能只在于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性器官。“她自己并不接受所谓的女权主义的标签。她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区分对待的嫌疑。因为社会的选择让女性认为自己更感性，应该对年轻人更温柔等等。苏珊桑塔格说：”我相信我们思考是更多的是通过由文字提供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又事物产生思考，而不是因为性别本身。所以不应该以女性的身份而去争取权利，而是要以社会人的身份去竞争更多的权力。在”论风格“的篇章中，这种观点多有体现。
最后的题目是“自画像：作家眼中的自己“。不能否认的是，苏珊桑塔格是美丽的。她可以将自己的肖像作为封面。除了大家一贯认识的左派激进作家以外，苏珊桑塔格也是生活的，她有着自己的喜好，喜欢摇滚乐，喜欢纽约胜过加州。她不像通过其作品想象的那样偏执，反而像传统的加州人那样友善好客和仁慈。
这是人们崇敬的苏珊桑塔格也是人们喜爱的苏珊桑塔格。而访谈本身是一种还原也是一种接近。这个从头至尾以思想征服世界的女人。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七)：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2010年07月05日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
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斗争吗？是指遗忘吗？是指原谅吗？或是指一种无比的倦意、一种疲劳、一种积怨的彻底排泄？
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是指胜利。胜利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
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是和平需要放弃合法权利，如是这种不可接受的观念为大家所接受，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欺骗性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
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发球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却继续盛行。
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最应说的合乎礼仪的话，是自己配不上。）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
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
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奖”。
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
我不这样想。
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政治意见的领域，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
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我指的是文学界的成员们——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
每个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实是，其反面也同样真实。
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祝福。
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问题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印象，也即你们——或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于国内译文不能概全，国外网页上找不到一篇
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也是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一种根植于各种素来爱反驳的强烈愿望的实践。
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须矛盾地谈。
因此：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
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文学概念——作为社会参与的文学、作为追求私人精神强度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满足或虚荣和自我恭喜的形式。
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制度——一个多元制度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些界限内运作。（就像所有人类活动。惟一没有界限的活动是死亡。）问题是，大多数人想划分的界限，会窒息文学的自由：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的自由，以其一切创造性和能力令人流动不安的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种致力于使贪婪一致化的文化里，而在世界广阔而灿烂的多样性语言中，有一种语言——我讲和写的语言——现已成为主导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世界众多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中，英语扮演了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界的文化中，我们也陷于真正的群体或刚自命的群体日益分化的要求中。
那些古老的人文理念——文学共和国、世界文学——正到处遭受攻击。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似乎太天真了，还受到它们的源头的玷污。该源头正是欧洲那个关于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某些人会说是欧洲中心论的理想。
近年来，“自由”和“权利”的概念已遭到触目惊心的降级。在很多社会中，集团权利获得了比个人权利更大的重量。
在这方面，文学的创造者所做的，绝对可以提高议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可信性。即使当文学的创造者把他们的作品用于服务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他们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赖于超越这个目标。
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
但是这种独一无二是私自培养的，又是在长期反省和孤独中训练出来的，因此它会不断受到作家被感召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考验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八)：短评字数受限
2017年的阅读记录 26-27）对访谈类的出版物一直有点隔膜，总觉得是假，对一个不熟悉的采访者短时间内就掏心掏肺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好像桑塔格就没什么障碍；然后这个问题很快就在《永远的苏珊》里得到了解答。
访谈蛮长，看之前先看了书尾小传，补充背景知识。这种高质量的对话看得好过瘾。说到文学时候，几个作家搜不到出版，也不知道是不是此书译法不是常用的。关于自己的部分很精彩，一些描述真是直接坦白，看了不少感触。这几天的一篇热文提到维特根斯坦认为能不能把思维说清楚是一个道德问题，桑塔格应该是没有这个困扰的。
《永远的苏珊》薄薄一本很快看完。不得不说也是直接坦白。这是一段年轻的文艺青年和（略带）病态的导师的关系：曾经进入了她的生活圈子，然后又费力跳出来，接着再想摆脱，但是又根本没法彻底摆脱。几乎是一种魔咒。桑塔格对亲密关系的处理实在是又固执又笨拙，扭曲了她自己的和那些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的小世界；即便后来承认自己是病态了，也是梗着脖子一样承认的。至此我甚至会为和她的一些想法有点共鸣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访谈是崇拜者角度，《永》更多是努力想要摆出冷眼旁观的姿态但是并不能。两本书读完，想到如果是先读了《永》一书，再看访谈，大概感触会很不同。尤其是“爱与性”和“自画像”两节，感觉她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全是敷衍，所以决定要再翻一遍；然后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不该去好奇“下蛋的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九)：站在世界的对面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苏珊•桑塔格的书籍，即使有些思想还是比较难以消化，但她一直“站在世界的对面”思考着她的思考，因此她引人注目、言辞犀利。我崇拜着她，因为我也坚信要剖析思想，因为我们接受思想的过程有时候总是过于简单而粗暴，没有经过剖析和验证的思想有时候便是假的，正如她认为最可怕的事情便是对自己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便意味着她停止思考了，所以她的世界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她在否定一切，追求真的世界。这本访谈录还是很不错的，简单易懂，让我们从科特的视角了解他世界中的苏珊•桑塔格，科特是《滚石》杂志的特约编辑，从他的采访的问答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灵魂，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苏珊的作品以及理论进行对话，包括疾病的隐喻、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论摄影、论风格、写作与阅读、爱与性和自画像等六个部分，这些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她把生病和死亡看作冒险，她视自己是个异端，但从未停止战斗，她绝不允许谬误这种东西的出现，于是她不停地咀嚼着所有真理，她对爱与性有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冒险，她选择了剑走偏锋，于是她就是个“异端”，但站在世界的对面，令她如此清醒！
我们都爱书籍，正如苏珊所认为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好的书籍令我们思考，我们凭借着它们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我尤其赞同“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越来越简单了，连算作思考的行为也快丧失了，现在的书籍的思考越来越简单，全是无病呻吟，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简单，习惯了懒惰。我愿意做一个复杂的人，绝不停止思考，我也愿意站在世界的对面，觉醒着，观看着，思考着。
y江焕明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读后感(十)：阅读是拥抱，也是被拥抱——《我幻想着粉碎着现在的一切》读书笔记（一）
苏珊.桑塔格是我少有的学术界偶像。她的思想与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息息相关，她写过《中国旅行计划》，她的《疾病的隐喻》让我醍醐灌顶，她的《反对阐释》是哈佛文学专业的必读书目，她的《论摄影》跨越了生活和艺术的鸿沟，她从容游走于纽约的时尚圈与学术圈；她是个美丽的黑发女子，但她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是都市生活的思想者，也是狂热的左翼分子。和大多数认为真理是和沉默联系在一起，和记者采取敌对态度的作家不同，桑塔格喜欢交谈，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这本书里，乔纳森科特不仅是个学生，更是一个完美的对话者，他的访问轻松又充满思想的动力，桑塔格则借此梳理了自己的整个写作生涯。
政治理论家汉娜 阿伦特认为：“唯一适应精神生活的隐喻，就是感受到在生活。没有呼吸，人类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类的心灵就死亡了。”桑格塔就是不停在思考，并把思考作为自己唯一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者。 这个生于1933年的美丽女子，她混淆了时尚和学问之间的界限，热爱陀思妥耶夫的同时也热爱大门乐队；她像所有天才的作家一样，把文字当做对世界的爱；她长相清秀，颇有气质，但从来不把美貌当做武器，只有爱和工作才能让她感觉强大。整个职业生涯，桑塔格都在试着挑战和颠覆。她颠覆了二元对立，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就如天鹅绒的绒毛，正摸和反摸会是明暗不同的两种理解。
“写作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所以我们要写作，写作是拥抱这个世界，同时也会因为自己的敞开而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一种思想会因为回应和激荡而变成无限延伸的各种思想。“认知在思想者心中起作用的方式，与爱神在恋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一个对世界充满爱意的人，总是难以放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相通。正如安妮 卡尔森坦承：“恋爱和认知这两件事让我真正感觉到活着。”
华兹华斯说：“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和快感是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必然是能够体会到世界痛苦的人。她访问过北越，慰问过萨拉热窝，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到：“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只能说明他在道德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她像鲁迅一样看透了这个世界的苦痛本质，但同时也奉献了自己的深刻大爱：“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
本书的对话者是桑坦格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没错，就是王力宏太太的那个哥伦比亚，也是奶茶妹妹的哥大。六十年代，他是哥大校报的撰稿人。六十年代的美国，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命名其为“乌托邦的时代”，就像鲍勃 迪伦在《郁结如麻》中所唱：“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他们是旗鼓相当的谈话对象。正如张楚所说“孤独的是可耻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对话的那个人，没有人喜欢孤独，没有人热爱独白，阿城在新西兰岛说着别人都听不懂的中文，在原始森林里寻找能吃的木耳和树皮的时候，在疯狂地歌颂语言和逻辑的时候，也是寂寞的吧！可是每个人的宿命就是，当你开口的时候，却感到空虚。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对话者。确实幸运，桑塔格找到了，他们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完成了对话，借用“他者”的镜像，桑塔格又一次完成了对自我的书写。乔纳森 科特主持过电台节目，编过《滚石》，对桑塔格具有粉丝的热情与知音的了解。桑塔格不同于一般离群索居的作家，她喜欢交谈，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
最后，我不得不表达我的惊羡：在纽约的河滨大道和106大街交口，俯瞰哈德逊河的宽敞的顶层公寓里，有她藏书达到80000册的图书室，这是她“愿望的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