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10篇

　　《瞩望新轴心时代》是一本由汤一介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0元，页数：4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一)：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王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致辞

　　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

　　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

　　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

　　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

　　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

　　第三，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的哲学史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

　　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

　　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二)：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汤一介的发言

　　今天非常高兴，来了很多朋友，特别是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一年也不会太多，但是，到今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朋友能够见面，而且还与新朋友一起见面，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本书，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是在两个考虑下面来出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间发现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70多岁了，也退休了，我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成一个王博讲的大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自知我天资不够，我个人的努力也不一定够，我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国家的环境也很难给予你这个条件。所以，我想，至少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但是问题怎么提出？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间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我确实像王博讲的，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但是，中国解释学实际上比西方——不说解释学，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可能不可能呢？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写一个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但是，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能不能考虑这个问题。而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比如说《瞩望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讲到中国、欧洲、印度，还有古波斯等等这些国家在公元前600－2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而且，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印度独立以后，就把印度教（即从前的婆罗门）教定为国教，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我看到一本书叫《新欧洲》，欧洲也在找寻自己的民族。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如果说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个几大文明——特别包括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回到原点，重新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焰。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比如说，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这样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维持中国政权是理法两套，这个在孔子的《论语》中讲到，在《礼记》中间也有，大家可以在“二十四史”中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儒家的理想，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是儒家的理想。

　　我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在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反正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确实非常惭愧，没有很好地利用一生的时间。在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有我自己的责任，也有我们这个环境总体的责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它的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

　　我今年马上要迈进87岁了，比起周有光先生还是小弟弟。我给周有光先生写了一段贺词，完全用孔子的话来写。当然，我现在身体不好，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同志，谢谢大家。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三)：汤一介新作《瞩望新轴心时代》出版

　　南都讯 记者李昶伟 发自北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编撰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的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日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书汇聚汤一介先生新世纪以来的三十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一介先生对华夏文明统序的深切反思。

　　“进入新世纪，我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年人，想成为大哲学家是不可能的了，天资不够，勤奋恐怕也不够，知识结构也有缺陷，但至少可以提一些问题。”在提及此书的写作时，汤一介先生谦逊地表示，此书中收录的文章来自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的一些可思考的问题。

　　汤一介先生早年学术活动的重心在研究佛道两家思想及宗教问题，著有《魏晋玄学论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郭象与魏晋玄学》等论著。自上世纪80年代受到国际新儒学的影响，汤一介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儒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汤先生谈及联合中、日、韩、越400多人纂辑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经过，谈及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谈及自己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关注儒家思想，以及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冲击的积极意义等思考。

　　“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汤老说遗憾的是自己一生最有创造力的时间已经过去，但会尽他可能的力量为中国文化做贡献。 稿源：[南方都市报]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四)：仰视“光前裕后”的哲学之师—汤一介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从而使国人在华夏文明丰厚遗产的基础上重构核心价值理念。

　　汤一介的另一重要命题是世界各国家、地域的文明共存、中国哲学所独有的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等学说，正可为当今人类解决矛盾冲突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根源；而以两希文明为基干的西方现代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基础上，定当迎来人类的又一崭新的轴心时代。

　　为什么要出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作者汤一介坦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发现了有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但我还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

　　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汤一介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在年届八旬之际思考，“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从时间上讲，中国对经典的解释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注释《春秋》的《左传》，有注释《易经》的《易传》。“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汤一介有了这个想法，这多半缘于他对西方的了解。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讲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过之后，汤一介想，能不能有一本书来讲述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能写一篇关于中国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中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不可以呢？”基于这种考虑，汤一介写了长达万字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收录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

　　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汤一介在新近读过的一些书中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中国政权靠的是礼法两套。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讲过，在《礼记》中也有，在“二十四史”中同样可以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讲述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国家。“我就想到，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对于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中，汤一介反观中国哲学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同样对人类社会有重大的贡献。

　　比普通读者先读到《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说，我从汤一介的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那种热爱，那种家国情怀，尤其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明清感受到汤一介正是在做这样一份崇高的工作。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汤一介在这部最新作品里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以学生身份评价汤一介说，“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最核心的，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一种根基。”“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始终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中国。”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的论文，包括汤一介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都给后来者指明了一个方向。

　　汤一介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一介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王博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汤一介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

　　从2003年起与汤一介共事10年编纂《儒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说，《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收录的文章体现出汤一介拥有一种真正学者的恢宏胸襟和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最为重要的是，汤一介还勇于担当。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汤一介经常讲的“事不避难，又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

　　汤一介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的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说，汤一介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但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这表明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光明日报刘彬)

　　（《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汤一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五)：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孙钦善教授发言

　　主席，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各位专家，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首先，祝贺汤先生大作的出版。汤先生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这一次我集中阅读了一下，以前也是不断地看，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集中起来读这些文章有如下感受：首先是一个学者的恢弘的胸襟。其次，是高瞻远瞩的大视野。还有刚才方先生提到的勇于担当，知行合一，这集中体现在汤先生经常讲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几年以来，我有幸参加汤先生主持的《儒藏》这个大工程，跟汤先生的接触更多了，我们一起共事。这些感受更深切了。讲胸襟，是一个学人所应具有的宽阔的胸襟、恢弘的胸襟，不仅爱国，有民族的情怀、国家的情怀，而且还要有人类的情怀。新世纪的思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立足于中国，胸怀世界，考虑全人类的问题，考虑精神的支柱，考虑信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另外，还要高瞻远瞩，有哲学思考，有最高的视野：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思维本身。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认识。瞩望，也就是考虑我们整个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当然，汤先生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立足于我们祖国来考虑的，所以，他更关心的、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新文化，是当下文化的繁荣、文化的复兴。他考虑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汤先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是自我封闭的，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光考虑片面的；他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角度来考虑的，并在世界文明当中考虑中华文明的地位。在21世纪，中华文明应该作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中国的文化被压制了，世界不了解我们，身子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自信，没有自立，没有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文化自觉的问题。如今，汤先生又提出反本开新的命题，我们既不能自我封闭，又须与时俱进，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合而不同，对话交流，最后融会贯通。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考虑人类文化的走向、特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业。再一个讲知行合一，就是要做实事，把自己的认识付诸实践。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第一，汤先生提出来一个普遍价值，或者一般讲的普世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有人还在否定这一点，不愿意提，一提到普世价值就以为是在提倡西化。当然，西方人有西方人的选择，后现代也有它的毛病。世界上文化多元，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像从前那样与过去决裂，与西方决裂，彻底决裂，那就要出问题。文化不能决裂，文化断裂了，我们的民族就会出现断层。不能否定普世价值。我们今天讲继承，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我们还继承什么，借鉴什么？包括对于中国文化，汤先生考虑的很全面，儒佛道都考虑，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儒家文化的普世价值，包括儒家的人文精神。由于这个普世价值的提出，儒学的定位也提出来了，儒学在中国文化定位也提出来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都提出来了，提得都很好。而且，汤先生提出我们文化有走出去的责任，这就是勇于担当。以《儒藏》为例，汤先生在这项工程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一家风的影响。汤先生年事已高，然而在工作中似乎忘却了这一切，“不知老之将至”，这一点我体会得非常深刻。因此，与汤先生一起共事，本人深受感动。

　　文化不仅仅是空疏的学问。现在，我们搞文化的人空谈比较多，离开文本，离开自身文化的土壤，崇尚虚谈。离开载体哪有什么文化？没有。汤先生就是要给这些空谈家送去一个文本，坚持编《儒藏》，把这个文本给大家，不空谈，不事奇谈怪论。

　　刚才，很多先生提到了诠释学的问题。现在，诠释学对于我们继承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过去，我们如何继承文化传统？只有原原本本地正确地诠释文本。诠释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正确地理解、诠释文本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继承下来，继承之后再发展。汤先生特别提到创建中国的诠释学，这个提法很重要。我们知道，红海顶（音）在一篇文章里面讲，他说，总的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是有区别的。要用这样的特征跟我们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至于怎么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今后一起来讨论。我感到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发掘，有人说，我们的经典注释只达到施莱尔马赫阶段，还不是哲学诠释学，我不大同意。有一次，我同一位德国教授翻译哲学辞典，我讲到“六经注我”。他一听这个话，马上说：“诠释学这一学科在你们中国早就出现了，几百年以前就出现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对中国经典诠释作一些梳理，便能够提出一些必要的理论，以此来补充西方的诠释学，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有待大家来做。这是西方的专家说的，是西方诠释学的专家说的。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的诠释学并不是从1969年开始的，应该说从孟子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的经典诠释有三个层面，一个是语言文字，一个内容层面，还有意义的层面。所谓意义的诠释就是诠释学，就是相当于西方的诠释，我们不是补充，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发掘、发展。所以，汤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历史上有两种诠释，一种附会诠释，很多思想家通过诠释经典加以附会，从而表达新的思想。另外一种则通过追求本意的诠释来发展。我们要作本意诠释，就要有正确的诠释学，要回到本来的意思，不要歪曲，不能歪曲，歪曲就不是历史了。所以，汤先生提出的方法论很重要，这里面提出接续传统的问题，大家第一要看原典，第二要有方法，这个诠释的方法很重要，汤老的这个提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祝汤先生健康长寿，在理论上有更多的建树。谢谢大家。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六)：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蒙培元老师发言

　　我记得在一个访谈中，谈到汤先生是不是哲学家。这个问题似乎围绕汤先生的学术生涯谈了很久。我认为从这部书里所反映出来的汤先生的思考，可以见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我还记得有人问冯友兰先生：他在做什么，他平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宗璞先生有一个回答：他一生永不停止地思考。所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思考是不容易的。而汤先生的思考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极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理论性，而且能很好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前面很多学者都谈过了，他思考的不仅是国人所面临的严重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时，这些思考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比如说，《瞩望新轴心时代》这个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对于汤先生所提出的“反本开新”这一命题，我认为需要认真地思考与探讨。港台新儒家也讲反本开新，但是这个本是什么，本源是什么，意见是不同的。汤先生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这已经站到我国传统哲学理论的最高点了。天有神圣性、超越性，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他留有余地的。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可以进行讨论。现在，我们对天人合一的认识众说纷纭，到底天是什么，天人关系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至高点上。

　　另外，比如说，对于中国哲学境界形态的提法，冯友兰先生认为佛教是精神形态，有人认为道家是精神形态的，而儒家则纯粹是有用的。汤先生提出中国哲学从整体上是境界形态的，这一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意义。他所思考的问题大都是十分深刻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比如说，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儒家的仁学问题，他很强调仁学，而且把这个仁归结为一种情感意识，这就跟境界问题统一起来了。他不是一个主客相分的知识论问题，也不是本体论的问题，他是一个境界形态的意识状态。凡此种种，在汤先生的思想中都具有统一性。

　　我就说这些好了，谢谢大家。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七)：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牟钟鉴发言

　　今天确实有一些心得，因为感觉到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找回了做一名学生的感觉。我今天特别高兴的是，汤先生年纪大了，身体有病，但是精神特别好。他的发言思维非常清晰，讲得很有创新意识，眼界开阔，时间坚持也比较久，这是我感到欣慰的。我觉得他能够闯过这一关的，能够健康长寿。虽然汤先生离开了会场，作为一名学生，我还是要祝福他和乐老师健康长寿。

　　在我们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这个领域，汤先生是一面旗帜。老的都不在了，我们希望汤先生把这杆大旗举得更长更久。我为什么说来到会场找回了做学生的感觉呢？我在1962年做汤先生的研究生以后，汤一介先生专门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当时有一个南边，给我辅导，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做得更好。他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授给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辈子忘不了。毕业以后我到了社科院、民族大学，汤先生一直非常关心我，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这份师生情谊非常可贵，我非常珍惜。

　　另外，我想重点讲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汤先生有很大的担当精神和凝聚力量。他在进入老年以后从事的一些事业，不要说他那个年纪，我比他小十几岁，我都不敢想象。从开办文化书院到编纂《儒藏》，再到主持什刹海书院，他每天要思考多少问题，要做多少安排，这在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我肯定是望尘莫及的。这不仅需要有担当精神，还要有凝聚力，就是要有人跟着他做，要把一支团队凝聚在一起，不光是北大，像什刹海书院，佛教界、道教界的人都有。他能够把儒释道各方面的人组织起来，推动文化事业向前发展。如今，在他这个年龄的学者中间，好像很难找到第二个。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

　　第二，他有一种文化战略眼光。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之路怎么走。另外，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现有的思想文化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人类需要创造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如何开拓？中国文化在这里面能够或者应该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他在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宝藏很丰富，而表现出的却是文化贫困户，我们在世界上是文化贫困户。怎么脱贫致富？怎样才能摆脱王阳明所说的那种状态？汤先生提出新轴心时代、中西融合、融会贯通等等一系列的理念，以此来推动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汤先生有一个专访，他的题目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中国文化要繁荣，就必须贯彻二百方针，必须有学术自由，这是汤先生反复强调的。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有创造？不可能。他提出这一点是很有胆略提出来的。学术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指导思想，否则的话，就不可能百家争鸣。他讲得很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实际上也是如此。比如说指导思想，我们有人把某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理解上又有不同：有教条主义的，有苏联模式的。如何正确理解，也需要正名；如果不争鸣，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我个人觉得这一条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北大。我们北大有什么特点，从北大出来的人有什么特点？就是拥有独立的思考。只有具备了学术自由，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创新，学术也才能繁荣。汤先生在这一点上所具有的胆略，值得我们好好地发扬；我们要共同努力，为中国争光，为北大争光，为哲学系争光。我就讲这些，谢谢。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八)：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金春峰先生发言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汤先生的这个新书发布会。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汤先生的学生，毕业以后还是汤先生的学生。在北大的时候，我们是在课堂里听汤先生给我们讲；毕业以后，主要是看汤先生的文章了。前几天收到汤先生的新作，这是我们做学生的又一个很好的学习教材。刚才大家都讲了汤先生的治学与德行实践，我结合自己研究的体会，讲一点汤先生在哲学方面给我们学生指引方向、开辟道路的重要意义。

　　我觉得，汤先生最重要的成就是1983年在蒙特利尔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上提出，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在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于对真善美境界追求的；还有内在超越、内圣外王一体两面。这在当时是首创，不仅彻底廓清了我们从前所尊奉的教条主义和西方哲学那一套搞法，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时代，是继往开来，是反本也是开新，由此，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便挺立了起来。在蒙特利尔的会议上，汤先生不仅以上述创建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同时也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学说的融合，引起强烈反响。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因为长期以来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封建性扭曲了的玄学二者势同水火，不能相融，哪有融合的可能？但是，这二者的融合今天正在变为现实，因为提出了教条主义的遮蔽以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活的灵魂就显现了出来，其内在的精神正是对神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幸福追求的关注，而这也正是一种内在的追求和本质所在。我国传统学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神学，从孔子至汉学，一直延续至谭嗣同、康有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但是内在的精神和关注是始终如此、一以贯之的。

　　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不仅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也继承和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先进思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1884年的著作中，恩格斯引入一段话说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博爱、权力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儒学，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从金钱和异化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发展，即作为享有全部人权的个体的自由发展。这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所焕发的新面貌，成为新千喜年更高阶段的显学。而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玄学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汤先生的这本新著在我看来既可以说是玄学的，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今天，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特别具有时代气息，这是一个象征，编译局在我们的印象中是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由他们来出版汤先生的新著，这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因而更应为我们21世纪的学人所重视。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很多变化，中国哲学研究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这一巨大变化就是沿着汤先生指引的方向进行的，因为汤先生所讲的正是时代所要求的汉代玄学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经学或者阴阳五行，我觉得应该强调和补充的一点是：其核心是哲学；而这个哲学的核心是在《孟子》中出现的论证神的尊严和崇高价值的儒学，是孔孟学的新形态。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我也参加了讨论，这对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有很大的启发促进作用。沿着这一方向，我对朱熹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西方出现了诠释学，于是，汤先生就提倡创建中国的诠释学，汤先生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时代特色的问题，很多学者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强化和研究，我在这里听听其他学者的高见。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九)：精彩片断

　　2000年，我已经73岁了，到这个年龄要想写一本大的专题研究著作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学术生活呢？此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有个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编《儒藏》。因为前人已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辑一部《儒藏》，早晚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环境，我没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学问题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说，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编《儒藏》，另一方面还在思考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术生活，也许两方面都做不好。

　　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个重大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启动，总会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北京大学中标了，并由我出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

　　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习惯，我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学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还是写了若干篇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在这本集子中，我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采择19篇。另有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1983年为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中国佛道两教的研究，此次发言令我转而对儒学发生兴趣。这篇小文也许对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所帮助，故此作为附录选入吧。

　　本文集中还收入6篇我为前辈及友人著述所写的序言，读者或可从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问题的路子。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盖“五经”（或“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发端于孔子的儒学自觉地继承、阐扬着“五经”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国社会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身体性命之学开启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独有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冲击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反思、自省其哲学传统的契机，让我们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吸收什么，从而使中国哲学文化得以在现时代反本开新。反本才能开新；尤为重要的是，反本是为了开新。

　　本文集收录了部分报刊记者对我的访问记。这些访问记在发表前大体都给我看过。之所以收录这些访问记，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我写作的背景。我写文章大体上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与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思、所感密切相关，我往往是有所思而发。我想，从这几篇访问记，读者或许可以对我为什么写这些论文的原因有所了解。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理想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我自知学术基础并不很好，而且也并非天分很高的人，文集中难免有错误，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会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来接受的。

　　《瞩望新轴心时代》读后感(十)：“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评《瞩望新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评《瞩望新轴心时代》

　　文/秋风（著名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弘道书院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纠缠百年中国之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汤一介先生在这本大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今天，中国知识人能否走出这一思维定式，承担起自己的文明使命？

　　七十年前，抗战烽火连天之际，汤用彤先生作《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基于自己关于佛教传入及其中国化历史进程之经典研究，指出外来思想输入之基本模式：

　　外来思想之输入，常可以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这三段虽是时间的先后次序，但是指着社会一般人说的。因为聪明的智者往往于外来文化思想之初来，就能知道两方同异合不合之点，而作一综合。在第一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并未深入。在第二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比较深入，社会上对于这个外来分子看作一严重的事件。在第三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了。

　　不过在最后阶段内，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到这时候，外来的已被同化。比方佛教已经失却本来面目，而成功为中国佛教了。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合不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照这样说，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

　　而今，汤用彤先生哲嗣汤一介先生著文告诉中国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中国人当在开放的世界中，以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

　　新轴心时代的说法，乃针对于过去数百年间的西方文化独尊地位。不光西方人，更重要的是，非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展示着普遍的人类文明形态，此外的文明都是特殊的，最终必将终结于西方形态或西方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西方文化的霸权在中国有上百年（其中包括苏联，变异的西方）。百余年来，纠缠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而主流知识分子简单地以为，中是古，西是今。基于这一历史观，知识人的文化乃至社会政治上的纲领，就是“去中国化”，以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由此而有一波又一波文化激进主义：从年轻时代的梁启超、严复，到新文化运动，其极端表现形态是文化大革命，最奇怪的是，知识人对摧毁中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竟一转而成为八十年代反中国文化之“文化热”，而今在思想学术界仍有余绪。

　　然而，九十年代之后，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可称之为“保守化”。拙著《国史纲目》及相关论文中论述过，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体走向就是保守化，或曰中国文明的复兴。只不过，在“野”的基层社会的复兴，远远在先，知识分子深受古今中西范式之纠缠，反而很晚觉醒。

　　当然，放眼世界，不仅中国由此转向，整个世界都有一轮保守化转向。大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一介先生断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相对隔绝的重要文明体实现了其文明的突破，趋向于成熟，形成了各自思考神人之际、人的属性、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关乎人之存在、过程和目的的重大问题之独特理念体系。大约两千年后，有西方文明之独尊地位之树立。但历史地看，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欲有效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不能不运用人类过去所生成之全部智慧。故而，西方之外的智慧再度主张其权利，再度凸显其价值。汤先生指出，在相对平等的关系框架中，西方文明与西方之外的文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构成了新轴心时代。在此时代，不再存在独霸者，各种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那么，中国知识人对于这个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是否做好了准备？最为关键的是精神上、心态上的准备。汤一介先生本书正是一个高声的呼唤。汤先生呼吁中国知识人应抛弃把中西与古今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

　　汤一介先生回到汤用彤先生的文化调和范式断言，今日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似已过了第二阶段，也即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的阶段，而进入第三阶段，也即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其具体路径则是“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了”，从而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国化的佛教、宋明儒学，就是如此。

　　事实上，同样的故事已部分地出现过。汤一介先生反复提及一个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事实：现代中国，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哲人开始构建现代中国哲学，但各种哲学创造的历史影响，大不相同，其中冯友兰、熊十力先生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汤一介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冯友兰、熊十力都较好地“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而金岳霖、张东荪的哲学则较为西化。

　　我可能比汤一介先生更极端一些，曾提出过这样一个也许有点极端的命题：现代中国百余年来唯一的哲学成就，就是以熊十力、牟宗三等先贤为代表的新儒学。至于其他一心西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均无任何可观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可言。

　　道理十分简单：思想乃是心灵之智性发用，中国人不可能理解西方思想与知识的精微、高明处，沿着西方路径，中国人只能是永远也毕业不了的小学生。而天生中国人，就是要让中国人在中国发现关于人类美好生存之思想和知识，此为普遍的人类思想和知识之具体而微者。因此，中国人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就可以发展普遍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这就是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之基本模式。一言以蔽之，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无非就是一百多年前张南皮所说之“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体，化用西方之知识，从而激发自己身体的生机，发育强健。一个强健而文明的中国，必有助益于人类趋向更良好的生存状态。如汤用彤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自身进一步成长，而其他文化也因为中国而发生变化。

　　因此，汤一介先生再三呼吁中国知识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中国促成新轴心时代到来、并在此时代有所贡献于人类的关键。

　　编者按：

　　正如秋风先生所言，他可能比汤一介先生的看法更极端一些。二位学者在“体用观”上显然存在观点差异。秋风先生主张“中体西用”；而汤一介先生曾说“我认为不能用‘体’、‘用’来套用‘中学’、‘西学’”，他提供的围绕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运转的“普遍和谐”系统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观，是对“中体西用”、“西体中用” 、“中西互为体用”等模式的突破和超越。

　　《读药》书评人介绍：

　　姚中秋，常用笔名“秋风”。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弘道书院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先前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及其现代运用，中国治理秩序演变之历史，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出版《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