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经典读后感10篇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是一本由傅佩荣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一)：朱熹错了吗
旧历年，收到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著作《朱熹错了》。一直想说说翻阅这本书的感觉，但却不知从何开始。最早知道朱熹，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始。后来关注朱熹，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江西与生活地福建都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
史料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22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同安区）主簿。任职期间，朱熹曾数次登临嘉禾里（厦门旧称）金榜山，临海远眺，还做诗《金榜山》，做文《金榜山记》，对金榜山情有独钟。现在去厦禾路的金榜山，都能读到镌刻于石头上的朱熹诗文。朱熹诗文中咏及的一人不能不提，就是曾隐居金榜山石室的陈黯。陈黯何许人也？婺源县令陈元通之子，而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婺源县）是朱熹的祖籍，可见朱熹是有故乡情结的人。我还倾向于另一个原因，朱熹有志于学习陈黯。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就自同安弃官，致力于学术研究，历时二十余年。淳熙五年（1178），49岁的朱熹才出任南康（今属江西省星子县）知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因此，朱熹的一生，自举进士至死，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都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
朱熹的一生，除了学术上自成体系，创程朱理学，还推动了书院教育走上正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撰写了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一文。1178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可以说，书院在南宋的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读一读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东、谢泳所著《教育放言录》，就知道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书院的消失，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不得不说，作为国学研究者，傅佩荣选择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研究点，朱熹是什么人？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他错了？错了什么？光这一个“错”字，就让人好奇。
《朱熹错了》副题为《评朱注四书》，“四书”依朱熹的编排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六百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学习儒家，也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傅佩荣《朱熹错了》，针对的问题就是：朱熹表面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首先，作者没有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其次，作者对朱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提出异议，认为《大学》、《中庸》置于《论语》之前有违常理。所以，《朱熹错了》依作者的思量依次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进行了省思与分辨，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哪一句没根据，哪一句弄错了，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论语》上，占用了百分之五十的书量，从52个方面指出朱注思想对《论语》注解的失误。比如第一辑第一篇《时机的重要》，对《论语》首篇《学而》首章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辨析，针对朱注中的“学”、“时”、“习”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讨论。
对于学术史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经典，我是不太懂，但我知道世间的事本就不是简单的错与对，一部戏剧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何况学术思想的探讨与推广。我就不喜欢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孔子总是圣人吧，他不是也说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该打的话么？朱熹对四书的解释阐发了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也有着时代的局限，他本身没有错，错在他的儒学被利用被扩大，错在读书人死读书读死理，关朱熹什么事？傅佩荣的《朱熹错了》对朱注四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辨明朱注与原文之间的歧义，帮助读者了解四书的原意，也是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学习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要有自己的辩证。不苛责，也不盲目崇拜。谁知道六百年后，后人又是如何释解《论语》的？陈寅恪说过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二)：读经典，从不同中找实际
《朱熹错了》 朱熹作为中国最有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一直被读书人尊为解读四书的范本，从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几百年来地位不减。其实傅佩荣命此书为《朱熹错了》未必指的就是朱熹。 在我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东西。比如我们丢弃的“训诂”之学，作者运用了这一个大方面作为贯穿全书的格局。比如开篇说《论语》，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其实是否接近真意倒没有傅佩荣这种以经解经和全局把握的态度有意义。 再如，关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首先针对“传不习乎？”傅佩荣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前面两句的主语是曾子，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主词变成了‘老师’传授给我的，主词无法统一”。如果是此意倒也没有不妥之处。不管当年曾子的真意如何，今天傅佩荣老师的看法有时候也能让我忽然有所得。 正如前人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语》，每个人都能从《论语》中读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与不对能用到生活中就行。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说法偏博，但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一丝这样的味道。 勿庸置疑的是，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但这不是一本国学普及书，前提是你需要有一定的国学功底作为基础，否则，谁对谁错？真得难以论断！最终论断还是没有断。平时读过各种各样的论语读法，比如南怀谨，于丹，易中天，李零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以经解经也好，我注六经也好，最终把那些有用的拿来用比满口仁义好的多。难怪傅佩荣开口就说“学而时习之”。最后还是“学而不思则罔”，多读一点这样的书我们就不“殆”了。2014.01.01.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三)：慢慢的读，细细的品
——《卜算子》 严蕊
开篇的一首词，和《朱熹错了》这本书没多大的关系，但却与朱熹其人有关。提起朱熹，不一定会想到严蕊，但提起严蕊，却不得不提起朱熹。如果说是朱熹成就了严蕊的青史留名，并不夸张。
我是先读了上面的一首词，进而知道了严蕊，然后知道了朱熹。先入为主的观念，使我并不待见这个在儒家学术推动上做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朱熹错了》，这本书拿到手时，看着题目有些八卦的小心思去翻看了内容。然后，渐渐的被其中有关学术类的质疑和重新注解定义吸引。
自认读书甚少，不过一些《论语》的句子，只要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就还是可以背诵几句的。比如书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将其中的“时”是按“时常”作为译文的，可见是采用了朱熹注释。而傅佩荣教授提出，这个“时”可做“合适的时间”解释，即适宜。我不能简单的判断对与错，却喜欢这样的一种探讨，甚至可以说是质疑。
做学问本身就应该是带着疑问的，这才是一切不断向前的原因。每个人都可以被质疑，同样，每个人都可以去质疑。毕竟写书人讲的是什么，往往都会有被曲解的部分，因为每个人读到的理解的，都不尽相同。我们只是在根据自己的思维去感受写书人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理解出笔者当时的心境。
记得看过一则小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画家的画作被展览，参观的人争相评论，不发一言的画作被诠释出了千钟风情万种故事，最后这幅画作被奉为经典。然而，当画家本人来看画时，发现，他的画被挂反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限定，所以看到的只是某一个角度的真相。所以，很喜欢这样的一本书，不仅让我完善了朱熹的另一面，抵消了一部分对他的不待见，也让我的思维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思考。就好像一块拼图，在一块一块的拼贴，更加完整。而至于，这本看似严肃的学术书中，所辩证的内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已经不再重要了。很多东西不是对立存在的，只要是让你的思维经历了一场思维风暴，那么，这就是一本值得的书。
“人性向善”，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为何不可说人性向善。
也许，这个“时”就可以成为一种解释，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注解。这样的一本书，慢慢的读，细细的品，总是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颠覆，被颠覆，一再颠覆，在这样的一种探讨中，抛弃固有的思维，接受了更广阔的天地，才真是人生的一种收获。
带着你的疑问，来接受一场洗礼吧！让大脑换换新鲜的血液，让心灵体会另一份感悟。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四)：孔子去哪啦？
四书拢共加起来有4万3千多字，但历朝历代对论语的解释、解读、阐述，应该以n次方计，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人出来做开根号的工作。历史上，比较为人周知的“开根”儒学家，按年代排列至少有叔孙通、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钱穆……傅佩荣教授的这本《朱熹错了》显然也是在做开根号的工作。
第一次是周秦之际的“引儒入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后胜出的是法家，所谓“秦砖汉瓦”，指的就是法家是立国之基，秦朝很明确说，“以吏为师”，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像毒品一样，可以令人腾云驾雾，最后飘飘欲仙不到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开始觉得权力老是裸奔的话，一不太好看，二容易着凉，所以直到董仲舒出来，算是完成了汉瓦的搭建，也就是用法家思想改造和吸收儒家思想，简称“引儒入法”。具体可参看秦晖网络视频——“秦汉史”系列讲座。
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交融”，东汉末年，天灾频繁，仅公元107年—219年的112年中，特大自然灾害便达150次之多，按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天子岂不难辞其咎？为巩固国本，只能将责任转移给三公，所以不少宰相自杀或被杀就被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了。但这种把戏，骗百姓可以，骗有知识的人就不行了，所谓魏晋风度，放浪形骸，总之，忽悠不下去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佳少年队员”孔融先生当年就说，父母算个球啊，我只不过是你们快活的副产品而已，言下之意，父子之伦都是荒谬的，君臣之伦就跟纯属扯淡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瓦中，出则离矣。）这样的人，你想想还能活吗？不用抓嫖娼，直接找人诬告他意图谋反，于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给弃市了，并且是连同他的妻子儿女连锅端，一面谬种流传，惑乱朝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喜欢谈玄论佛，此诚儒家生死存亡之秋也，一直到武则天时期，先是尊佛，后是灭佛，一直到两宋，才算完成了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其中的过程，可以参看金观涛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所谓“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本质上就是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只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儒家，不是孔子时期的儒家，而是“引儒入法”之后儒家法家化之后了的汉儒。
第三次就是近现代了，这就更复杂了。简单来说，还处于争斗中，具体而言，可以大体归结为“反法之儒”和“反西之儒”之间的百年缠斗，乱得一塌糊涂，至今尚未尘埃落定。也可以参考秦晖教授的一个网络视频演讲——“晚清以来启蒙运动再思考”，内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以此观之，我的问题不在于朱熹错没错，历代为儒家开根号的学者错没错，我的问题是，孔子去哪啦？
以上面的陈述而言，孔子显然被至少拐跑过三回，不敢说解孔的人都是赵本山，但问题是很少人知道孔子被“拐”过。也许你会说，你这是原教旨主义。那么好吧，除了孔子本人，还有谁能比孔子更有权威解释自己的学说？博学鸿儒吗？非也！谁能自成体系，言之成理，并得到权力的认可，谁就是最后的胜者，历史的来看，这才是儒学的真相！
傅佩荣教授在这本小书里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所做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的孔子。有用吗？有用！就像当西方的《圣经》变成人手一册的时候，宗教革命就发生了。
我们以为孔子已经死了，其实没有，他一直还活在我们的头脑中和言行中。只是我们不敢直视而已。
只要你在中国社会生活十年以上，你的心理结构一定会被装上儒家的程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无孔不入。
孔子去哪啦？孔子像软件一样就装在你的头脑中。
如果朱熹错了，那么读一读这本小书，赶快查找一下你的系统漏洞吧。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五)：《朱熹错了》论语部分细析（上）
傅佩荣先生的《朱熹错了》一书，对朱注四书进行了质疑和辨析，并提出了朱熹其实在很多地方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论语》，根本目的则是夹带私货，贩售自己的理学思想。其实，这一点倒也不是了不得的新发现，朱子作为理学家，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所谓扯虎皮做大旗，把理论的源头上溯到孔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一向都有这么做的传统，所以朱熹错不错倒是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傅佩荣先生是如何解论语。
市面上流行的解读论语的版本很多，作为一个业余读者，先后入手了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以下简称钱注）、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李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以下简称杨注）、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以下简称南注）、李炳南先生的《论语讲要》（以下简称讲要）和比较新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以下简称李零注）7种版本。下面以《朱熹错了》（以下简称傅注）为纲，结合各家注解逐项进行列举和比较。
1.时机的重要——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傅注认为学字不用牵涉性善性恶论，此说为是。时字解释成适当的时候，适宜，正解。
钱注、李零注将习字解释为复习，傅注、李注、杨注、南注解释为实践、实习，亦通，且含义更深。
傅先生提到的以经解经并不能证实《论语》中习有实践的含义，“传不习乎”通用解释是受老师所传是否复习，单是这一句话并不能提供佐证。
2.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
“传不习乎”仍然是老问题，可以解释成复习或实习。三指多数，区别在于是指多次反省，还是反省许多件事。
钱注、李注、杨注认为是前者。
傅注、南注、讲要认为是后者。
据钱注、杨注认为若指反省多件事，按《论语》文法应该说吾日省者三，此说应是。
3.好德与好色——贤贤易色
傅注认为贤贤易色一句专指五伦中的夫妻一伦而言，与此后言父子、君臣、朋友相呼应，仅少兄弟一伦耳。此说是。杨注也认为应该专指一伦，钱注、李注则泛泛解释。
按贤贤易色当为并列结构，第一个贤和易是动词，第二个贤和色是名词，当做重视德行、轻视容貌解。
易，钱注解作改易，李注解作替代，杨注解作轻视，南注解作改变态度，自然不认为是专指夫妇一伦。讲要同傅注。李零注解作代替，以好色之心来尊贤，并认为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等句中可见孔子并不否认好色的重要性，因此不该作轻视解。
愚以为重要与否应在比较中体现，与妻子的贤德相比，色相确实相对不那么重要，因此在此两者之间，重视德行，轻视容貌是说得过去的。
4.交友之道——无友不如己者
本句与“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等句可并列千古疑难。
傅注同讲要，解作不要跟不像自己（志向）的人交友，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但在遇到长沮、桀溺时，孔子曾经感叹“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似乎彼此之间的道不同，并不影响孔子与他们交友的想法，何况道不同便不交友，未免过于封闭。
钱注和杨注都按通常说法解成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其中钱注从精进求学的角度来阐释，解作不要（刻意）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否则就是俗语所说的与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差。
李注解作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南注同李注，认为若指不要，则《论语》中用毋字，不用无字，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仍嫌孤证不立。
李零注同杨注，并引《吕氏春秋》等书记周公旦言为证，但此书晚出，是否因循《论语》而杜撰并不可知。
5.贫而乐道
傅注认为集注本缺一道字，应为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此说是。
无论从文意，还是文法上讲，道字都不可或缺。
钱注、杨注、讲要同傅注。李注、疏证、南注、李零注仍做贫而乐解。
6.情感真挚——思无邪
傅注引《诗经 鲁颂》，解为出自真挚情感，鉴于论语多次引及《诗经》，本条又是对《诗经》的评价，应做此解。
钱注、李注、讲要、同傅注。
杨注认为孔子愿意是思想纯正，属于错引《诗经》，以春秋时人对《诗经》的熟悉程度和孔子的学识修养居然会错用，令人难以接受。
南注认为是思想纯正。
李零注认为春秋时曲解诗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还援引西方文艺理论来佐证，确否，待考。
7.立志学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此句无疑难。李注从宗教、社会角度阐释，发人深省。
疏证按志于学实为志于道，志于学为谦辞，亦通。
8.解除迷惑——四十而不惑
傅注引论语中辨惑的语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和“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来阐释不惑，虽然内容具体了，但无疑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所谓四十而不惑，更像是禅宗的因渐悟而顿悟的感觉。顿悟后，“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
讲要引“可与立，未可与权”，解立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不惑是遇事行权，无可无不可，亦是一说。
9.天命是什么——五十而知天命
傅注将天命解作每个人都拥有的使命，此说是。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天赐使命，其实是由于其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如一个人走上学医之路必然有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其有了一旦学成，则应当去治病救人的使命。
钱注作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钱注善从个人求学精进，增进修养处体悟圣人话语，多及个人体悟，对人大有裨益。
疏证按“五十以学易”，学易渐知天命。
10.顺从天命——六十而耳顺
傅注引韩愈《论语笔解》和《敦煌石经》，认为耳是衍字，应为六十而顺。如此解的只有傅注。
愚以为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实为心顺。盖六十尚需有意识的自觉约束，七十则由心所之，不逾矩了。
钱注解作一切听入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并细分耳与目的区别，稍嫌过度阐释。
杨注解作一听别人的话，就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似非。按此说更近于四十不惑之境界。
李注解作自然地荣受各种批评，有理。所谓忠言逆耳，能耳顺，自然能纳批评。李零注同李注，认为是能接受批评及毁誉之言，举长沮、桀溺言为证。
讲要解作闻他人之言，即知他人心意。
本句各家解说纷纭，盖因耳顺二字难解，在《论语》中又仅此一现。按傅注过于生僻，钱注较好但失之过细，李注直白浅易，可以钱注互参。
11.从心所欲——从心所欲，不逾矩
傅注解作自然与应该的完美搭配，自然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都做的很自然。此注是。
钱注解作纵己心之所至，无不合于规矩法度，己心道义，内外合一。此注更深一层。
此句各家注解无大差别，钱注较为透彻深入。
吾十有五句李注旁征博引，结合现代学术加以深辨，可细细体会。
12.尊敬父母——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傅注认为应解作犬马皆能养人而不知敬人。讲要同傅注。
钱注认为如此过于曲解，应解作人养父母，亦养牛马，不敬则无以别。
李注、杨注、疏证、南注、李零注同钱注。
傅注过于曲折，今从钱注。
13.脸色和悦——色难
傅注解作子女应保持和悦的脸色。本句与犬马皆能有养类似，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仍然属于养的范畴，而保持和悦的脸色，无疑属于敬的范畴。
还有一种解法是子女应视父母的脸色而行事，但此说过于曲折，钱注不从。杨注、傅注、南注、讲要、李零注亦不从。
李注解作不给父母好脸色，较少见。
14.面对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傅注将异端解释成与自己不同的另一端，李注、杨注、李零注同傅注。
钱注则认为异端就是事物的两端，教导人不要偏执。讲要同钱注。
傅注将已解释成语助词，于是变成攻乎异端，斯害也。意思是不要对异端攻击，这样是有害处的。钱注、李注、讲要、李零注同傅注。
杨注认为已是停止、消灭的意思，指可以消除危害，意思刚好相反。
已字解释成语助词自是公认，异端的解释则两种均可，但我视他人为异端，他人视我我也成异端，由此观之，钱注较胜。
15.三纲五常——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此言并不涉及三纲五常这些具体内容，因此可以不必辩驳。在世代因袭中总有不变的成分，在不同国家也有相同的成分，即今日所谓之普世价值。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指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可与本句合参。
本章无疑难，李注从历史政治等处入手阐释，可细参。
16.礼的意义——绘事后素
傅注与别人不同，傅注认为当时绘画用绢帛，在画好后用白色充填其间，使其他色彩更为鲜明。子夏由孔子说绘事后素受启发，明白了人的品质经由礼来凸显的更为美好。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唯一存疑的是当时绘画，是不是真的最后再填白色。按常理来想，绢帛本身是黄色或咖啡色，其他颜色涂上去会受影响，不复本来面目，因此先用白色涂满打底，然后再绘画其上似乎更为合理。因此傅注确否，有待考证。
钱注同傅注。李注、杨注、讲要、李零注认为白底在先，绘画在后。
南注以为是说绚烂后才见素淡的可贵。
李零注引《礼记 礼器》记载“白受采”，《考工记》记载“绘画之事后素工”。据查原文为“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由此可见，两种注皆可通。
17.祭祀鬼神——吾不与祭如不祭
傅注的断句是吾不与，祭如不祭，即我不赞同那些不诚心祭祀的行为。李零注同傅注。
钱注同朱子注，认为应断为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虽然别人已经代我祭祀了，但我终究觉得好像没有祭祀一样。李注、杨注、疏证、南注、讲要同钱注。
傅注看似有理，但祭如不祭这种行为，我们普通人也不会赞同，又何必圣人专门来讲？何况《论语》多强调自身修养，反求诸自身，所以解作孔子诉说自己的心态更为可信。
18.向天祈祷——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傅注纠结于朱子所言天即理，若直解《论语》其实不必理会。
所疑有两项，一是奥与灶代指什么，二是王孙贾在暗指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孔子的坚决态度，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些须小处不必细究。
19.一贯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乃曾子的自己理解无疑，本句的症结在于曾子的理解是否正确，孔子之道是否由忠恕贯之的。
傅注以为曾子未必理解正确，钱注则以为曾子虽不中亦不远矣，引“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为证，且钱注折中宋儒和清儒的意见，平正公允，可以细参。
李注将忠恕解释成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说法新颖。
20.天道之意——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本句无疑难。各家分歧在性与天道何指。孔子既罕言性与天道，自不必穷究，盖孔门学问都在日常细微处下功夫，日求精进，很少设大题目。
21.人与本心——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朱子注言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是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傅注以为不妥。孔子屡言好德如好色，自然不是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一路，以无纤毫私欲解之，太过偏颇。
22.无关天命——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朱子注言命矣夫里的命是天命，傅注解为命运，傅注是。
伯牛自非穷凶极恶之人，何必天命报应使之有疾？言命运不好足矣。
各家注只有讲要解为天命，余皆谓命运。
23.颜子之乐——回也不改其乐
宋儒多寻孔颜乐处，傅注以为因之前“贫而乐”少一道字，故不可解。今既云贫而乐道，颜子不因箪食瓢饮改其乐道之心明矣。
各家注均不做如此解，傅注简洁明了。
24.应该真诚——人之生也直
本句无疑难，惟傅注将直解作真诚，钱注解作直道，李注、杨注、讲要、李零注解作正直，南注解作率直、真诚。
正直与真诚有相通之处，但正直包含价值观判断，真诚则重在内心与外在一致。若说人生来是正直的，有些性善论的味道，孔子其实并未说过人生来本善。如此看来，解作真诚和直道较胜。
25.关于鬼神——敬鬼神而远之
傅注以为远之是人应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劳烦鬼神的意思。傅注较曲折。
钱注以为民心即神，故不必求鬼神，但得民心而已。
李注认为此种态度是实用理性的范例——对无法用理性探明辨析的事物保持距离，不去思考。
钱注、李注一从古，一从今，各有所得，宜合参之。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六)：重新启蒙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早就听人说过不该喊打倒孔家店而应该是“打倒董家店”，因为孔子的思想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叫那个叫董仲舒的人一番取舍演绎，早已和孔子关系不大了。
自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儒学的历史地位都很不稳定。直至宋朝，朝廷重文轻武，大兴儒学，儒学才重新确立自己的思想统治地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二程和朱熹也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和发展的。
朱熹在这时将儒学发展为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成为儒学的代名词，他的《四书集注》也成为此后近千年对儒学的经典解释。加上统治者的推崇和科举的助推，宋以后的人习四书五经基本都是照着朱熹那一套来。而傅佩荣在此却说“朱熹错了”。
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以为作者会就朱熹的哲学观点对其进行批判，却没想到作者是“以经释经”，文中出现的与传统释义不同之处皆有据可考，非常忠于原始文本。
比如第一页批朱熹对“学而时习之”中的“时”指一子的解释。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的解释是“学习并时常温习”，这解释脱胎于朱注。而傅佩荣的方法是遍查全书，算出《论语》中“时”字出现11次，共有四种解释，一指历法，一指季节，一指人生阶段，剩下的皆意为“在适当的时候”，又引孔子于它处的言语以证此处的“时”是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紧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证明此句中的“习”是实践之意。最后得出“学而时习之”的原意是“学习，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的结论。
之后对《论语》和《孟子》的新解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直到《大学》、《中庸》才开始从宏观的哲学思想体系着手，到此已经有点总而结之的意思。
总得来看，全书大都是从原始文本出发，并且让四书互为解释，对许多字句都给出了新的释义，可是看完全书才发现傅佩荣的高明之处，在一字一句的新解当中，作者已经注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将程朱理学那一套从里到外推倒了。
可是看出这一点之后，我就开始质疑书名了。
儒学从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到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到程朱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一路发展至今，早已不是孔孟的那一套了。至于如何解释，不过是顺应最高权力者的需要。朱熹也许是错了，但傅佩荣也不一定就对，就比如前文所引的“时”的解释，傅考证出有四种解释，而“合适的时候”这一解释在《论语》中出现了8次，因此断定“学而时习之”中的“时”字也是此意。可是焉知“时常”就不是那第五种解释呢？毕竟前三种释义也都只出现了一次。
所以，对四书的解释关键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能不能自圆其说。
我曾向友人推荐这本书，叫她拒绝了，理由是四书本就是后人编纂的，经朱熹解释一道，再经傅佩荣批判一道，如此经了三道手，哪还能看到原文之意。她是指着什么时候看原著的。
看完此书，我觉得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即使是看原文，也总是要给那些文言词句一个解释的，而傅佩荣这本书不过是在传统的解释之外给了它们一个新的解释。其实谁的解释都没有对错可言。我们看这些古书本来就是为了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在这一点上和曾经的最高权力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傅佩荣这本书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一种新的为我所用的解释方式。
依我看，傅佩荣大可不必以“朱熹错了”之名来吸引眼球，也免去了发生我朋友理解的那样的误会。他大可写一本“傅注四书”来好好阐释自己的观点，来一次重新启蒙。如此也显得更加从容而不用那么咄咄逼人了。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七)：一本使我读懂“四书” 的书
我们能读古籍，是因为我们汉字字形的稳定性，而我们能读懂古籍，就全赖于历代注家对古籍的注释了。但是，由于古代典籍言约意丰，这就造成了对很多语句的解读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果是为了政治或其他的需要，就更是会出现先入为主的歪曲解读。
朱注四书从元朝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开始，就成了读书人从启蒙开始的必读书。毋庸置疑，朱注四书在儒家文化的传播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在此后的六百年间有很多的学者发现了其中存在问题，但是，几百年形成的学术潮流无法逆转，朱注四书早已随着科举考试深入国人的骨髓血液。
朱注四书之所以会出现这么的被质疑之处，诚如傅佩荣先生所说朱注四书的目的：“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
但是，虽然自古至今反对朱注的人不少，却没有一本专书能对朱注作全面深入的评价。可以说，傅佩荣先生做了一项前无古人、填补朱学研究空白的工作。
总体上，作者对朱注四书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是朱熹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相对的，儒家也可能因朱注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与主张。二是朱注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有违常理，《大学》、《中庸》不应置于《论语》之前。三是朱注自始至终认定儒家说的是“人性本善”，而作者认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这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可是对于四书，朱注又是不可绕过的一座山。既然影响深广的朱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若想学习“四书”，怎么办呢？傅先生指点：首要之务就是以平常心看待朱注，肯定朱注为诸多注解之一。他的说法若有值得商榷之处，就须以合理的思维去验证。这实在是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了。这也就是“学贵有疑”、“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吧。
本书虽然是批驳朱注四书错误观点的，但在此过程中涉及的是“四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读书的过程中，作者旁征博引，钩玄提要，使我们明白朱注的不足在哪里，傅先生认为正确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书中对引自朱注的语句，都用了加粗的字体，非常醒目。读书的过程中，嫌辩驳的过程过于缠绕，每篇我都读两遍。第二遍则是把有关与朱注辩驳的段落略去，只读作者观点相关的语句。这样，作者对四书的解读就非常清晰明了了。通过本书的阅读，很容易对四书的内容核心也就有了一些总体的了解。
借由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就能懂得“四书”大要，岂不快哉！
另外，版权页标明了书的印数，当今之世，殊为难得，著者及出版社的底气沛然纸上也。
好书！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八)：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经典，重温先贤智慧
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很典雅的小书，从封面设计就能感受到一股稳重大气的古典之风。翻动书页时柔滑的触感与稳重的排版相得益彰，看得出来，它实在不是那种小资的“xx古典情系列”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进行过详细的注解，后世之人从启蒙开始，就必须学习他的论著。因此，朱熹成为了一座大山，让很多人在山路中迷途而不知返。而这本书就是作者经过多年研究、推敲，针对朱注曲解、谬误的地方进行思辨、论证的成果。
四书之中，我们大都对《论语》了解较多，因为它常年占据各式语文考试考纲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却没有想到，翻开书的第一辑，第一个内容就颠覆了我十多年来的认知。
“学而时习之，不宜说乎？”，时，时常、经常；习，练习，实践。学习了知识又经常实践，不也很快乐吗？相信这是考卷上相当标准的答案。而无论是百度还是搜狗，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答案也基本不离其左右。但是这就是最正确的解读么？作者说，这是错的。朱熹错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人，也错了。
为什么是错的呢？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
说完“时”字，作者又谈到“习”字。按照朱注所引，“习，重习也”，即再三练习。而之前的“时”，又是时常的意思，这不是重复啰嗦了么。因此，在这里，朱注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作者再摆出自己的证据——《论语》中，孔子对“好学”的看法皆离不开“实践”。所以，“习”在这里，以“实践”解，更为合适。
经过上述论证，最终结论就是“学而时习之”应该是指“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
且不说作者的结论是否正确，单是这种缜密细致的研究之法就很值得我辈学习。此外，那些信手拈来引经据典的论证也彰显着作者胸中之沟壑，让人钦佩不已。就像对佛经的解读已经衍生出数个不同的流派一样，古老的典籍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并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从朱熹错了这一点出发，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烂熟于心的箴言，重新认识流传千年的智慧。文字，代表先贤的智慧，如何领悟，则是我们的智慧。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九)：浅谈傅佩荣的逻辑矛盾
对于四书及《朱注四书》的评述，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很难说哪一家的言论是完全对的或错的，只要本着严肃的治学态度，对基本的史料妥善运用，言之有理皆无可厚非，针对这一点，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新人，我着实不敢妄加评论，仅针对书中存在的逻辑矛盾谈谈自己的看法。
研究一门古代的学问，必须要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来进行讨论，本书既是评述朱熹，定要知道朱熹拥有怎样一种理论构架，这一点傅佩荣是认同的，正如在本书《大学》部分中诠释“亲民”这一概念时，作者评价王阳明观点所说的那样：显然不是《大学》那个写作年代的儒家学者所能认同。
同时，作者也运用了逻辑上的方法论来指出《朱注四书》的错误，例如他指出朱熹在注释孔子六十岁和七十岁的人生状态时，朱注分别利用了《中庸》中描述圣人的一段话的两个方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显然，《中庸》这句话中的两个方面是并列的关系，而孔子从“六十而耳顺”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很明显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作者仅利用逻辑上的矛盾就验证出朱注的问题，这种验证可以说是极为稳固的。又如朱注引述程子的说法：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作者认为从逻辑推导来看，能敬者必为鬼神者，信鬼神又是“惑”的表现，非“知矣”。因此在这一点上，朱注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再如作者认为《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太过神秘。作者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关于“格物”的一种不同的诠释观点。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逻辑证明的方法是一种极为稳固的纠错方法，作者在对它的运用上也做的恰到好处，让其他想否定他的人很难证实作者可能会存在的错误。然后我们在认可作者方法论的同时，还应看到，书中许多地方又违背了作者自己所运用的方法论，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的局面。
例如作者在谈及“贤贤易色”时，将其解释为“夫妇”，虽然夫妇确实为人伦中的一伦，但在孔子所处的年代，夫妇关系的地位显然应是排列在父子、君臣之后的，而孔子又是一个特别遵从礼制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教育学生这套有违常理的事，因此作者对“贤贤易色”的见解并未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是偏颇的。
有如作者对《论语》中“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全。”这段话的解释，他将“共学、适道、立、权”分别解释为一起学习、一起走上人生正道、一起立身处世、一起权衡是非。首先，从语境上看，立身处世与权衡是非应当为个人修身之事，如何能与他人一起为之。其次，《论语》这段语句显然带有递进的意思，而权衡是非的意思较前面相对弱一些，如何能排列在最后？从这段翻译来看，作者的说法本身很值得推敲。（在《丧家狗》一书中，作者李零将其译为：学道、适道、守道、用道，至少从逻辑上找不出毛病）
再如作者关于“性与天道”的评述。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看，“性即是理”是其标志性的观点之一，这一派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在《朱熹错了》整本书中，朱注多次出现用“理”来注释四书的片段，因而朱熹将“性与天道”解释成“理”是从其立场出发的注释，也不无其合理的一面。傅佩荣固然可以反对这种见解，但从整篇章节他也未给出“性与天道”作何解释，反而用“天命”替换了“天道”这个概念来作为论据，这之中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在本章节的结尾处作者居然说：无论如何，以“天道”为“天理自然之本体”，是宋朝学者的见解，与孔子或子贡都扯不上关系。那请问作者之见解不也是当代学者之见解吗？又与孔子扯得上何种关系？这样看来作者的评述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
纵观全书，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作者在许多细节上突破桎梏、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尤其在《大学》部分，作者敢于一同违背朱熹与王阳明两位正统权威，可见作者有自己独立思考、摆脱权威束缚的治学态度，本书看似是评《朱注四书》之错，其实也是在阐述自己关于四书的见解，只是逻辑上略有不足，仍不失其借鉴参考之价值。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十)：读懂的道理
读懂的道理
Keywords:四书；道理；朝闻之死
第一次读傅佩荣老师的书，觉得好深奥，很深刻，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我的是一种真正的，不同的知识，输送了不同的正能量。
《朱熹错了》是傅佩荣老师评朱注四书的书。傅老师用他对四书的研究，理解和领悟又一次在朱熹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个人觉得傅老师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四书的理解更加全面，更加清楚，更加深刻，更加领悟四书中的道理。
我以前并没有完全读过四书，在读书时只有对《论语》比较熟知。在这本书中，我不仅读了四书到底写的是什么，还懂得了书中说的道理。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论语》是要教会我们懂得人要善，要真诚并且要自我主动地道德修养；《孟子》讲究着人性的“情”“才”“心”“善”。《大学》让我第一次知道“三纲八目”。三纲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强调修养，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即是用中，即是人之道，即是择善固执。修成此道的是三达德，亦即智仁勇。
我对傅老师批注的《论语》中的“朝闻之死”记忆深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注解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时之近”。傅老师在批注中对这句产生了疑问，并采用了宗教《新约》里的具体例子来诠释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听懂人生理想与人生正途，让自己内心由此转向光明。
在我看来，朝闻之死，是人的一种境界。在人的生活中，要看你在追寻着什么，在生活中的梦是什么，当自己所有的梦和理想都实现，内心没有遗憾时，就应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的生命长与短的衡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对于生活的“质”高低吧。当人觉得生无可恋时，我个人觉得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因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死去可以得到安宁。
《朱熹错了》可以当做一本《朱注四书》的补充本，在朱注四书的基础上更深刻的理解，领会四书存在的意义。
总体上来说，从内容上，它是一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的书，很全面；从制作来说，它不是很厚，纸质很好，便于携带和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