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经典读后感10篇
《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是一本由高阳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496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2013-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读后感(一)：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
翁同龢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百日维新帷幕刚拉开时，翁氏即被开缺回籍，给戊戌变法留下了沉重的阴影。翁氏为什么被罢官？谁罢了翁氏的官？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慈禧为了剪除光绪皇帝的羽翼，而强迫光绪帝将自己的师傅罢黜。梁启超《维新政变记》称，四月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谕令强令皇上罢黜翁同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亦称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这些记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慈禧强迫光绪帝颁谕将翁氏罢
黜。然而，从我们近日在东京发现并翻译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文雄的一番密谈看，应是另外一番景象。这篇谈话揭示了罕为人知的宫廷内幕，对评价这段历史公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史料。
矢野文雄的报告是写给日本外务省大臣的密件，是为了让日本政府了解清廷权力改组而采取相应对策的。矢野报告称：
窃思本事件，系清国政府内有某种变动之兆候，遂于当天本使访问张荫桓，兹将所闻，概记如下：
翁氏免官，其原因之来甚远，先年日清事件主张开战者，即是此人。该事件以来，清国多灾多难，尔后，翁所主张之诸多政策不合时宜。又由于翁氏在清廷内部往往被视为专权骄恣。此种状态渐为积累，遂导致此次结果。
又关于近期德国亨利亲王谒见一节，翁坚拒皇帝与之进行握手之礼。而皇帝采纳其他革新派的意见，当日果然行之。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言。另外，当外使来访之际，大臣等应该陪食飨宴，而翁又拒不出席。翁对诸事之意见都被排斥，其愤怒之心显诸行迹。诸如此类，又成为被罢黜的主要原因云云。
张荫桓又谈及，西太后之权力会增加，太后具有开新之见，皇帝也倾向于开新。盖因皇帝感于近年诸多事变层见叠出，故而懂得需要采取开新主义，同时也知道了翁等旧派不足依赖。加之，日前接待德国亲王之事，皇帝事事以开新派之意见为恰当，而以守旧派之意见为迂腐，与西太后俱从实践得知。由于内有太后之诱掖，外有种种攻击，皇帝终于决定罢免多年的亲信翁氏。皇帝虽然竟在开新，却经常掣肘于左右之守旧派。翁一派肯定围绕皇帝。如今既然失去了其首魁，宫中之侍臣等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皇帝已倾向于开新之说，如果有太后帮助，不知将来之事，会否稍微改变面目。盖从熟悉宫中内情之人早已闻及，因为皇帝倾向于开新之说，翁氏等守旧派败退是早晚会发生的。
太后向来喜悦新派之人。因此，皇帝翻然归于开新之说，与太后更加亲密，势必增加太后之权力。虽然，推本溯原，毫无疑问恭亲王之薨去大大有助于此。亲王为帝室之近亲，拥有一股势力，站于帝后之间，经常保持两者之平衡，一朝薨去，不得不偏重于其中一方。这也是太后权力增加的原因之一。
但是，大部分列朝诸臣仍以守旧派为多。至于今日之开新派是否具有充分的根底，毫无被倾倒的危险，张荫桓说尚属疑问。然在大势上不容置疑，开新派早晚会得到胜利，也许再等三五年，或者六七年。又，李鸿章是太后认可的人物。所以其权力将来会有所增加。近来太后屡次命其召对，也许可视为兆候。然而，李氏有许多事被人嫌忌，故很难直入为军机大臣（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M124号）。
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档案所述内容，十分重要。因为它是百日维新中的关键人物张荫桓提供的情报。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与康有为同乡，且关系不同寻常。据胡思敬揭示：“有为之开保国会也，演说二十事，人莫能明，皆是之荫桓。二人表里为奸，有为尝单骑造荫桓门，密谈至夜分，往往止宿不去。”胡思敬对张荫桓与康有为之间亲密关系的揭示，还可以从文悌的《严参康有为折稿》中得到证实。文氏之奏折谓：“康有为两三月中，凡至奴才处十余次，路隔重城，或且上灯后亦至，往往见其中车携有衾枕。奴才家丁部其随仆，皆言其行踪诡秘，恒于深夜至锡拉张大人处住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是则许应言其夤缘要津，亦属有因。”其时，张荫桓是清廷最通达外情的高官。自戊戌春季始，他屡被皇帝召见。仅戊戌三月，光绪皇帝即於初一、初二、初十、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共七次频繁召对张荫桓（参阅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53页）。因而，他对于皇帝的意向，颇为知情。也正因如此，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徐桐对张荫桓高度戒备。他专门向皇帝呈递密折，指责张氏贪奸误国，屡蒙召对，耸动圣听，接待德使亨利，曲循夷情，有伤国体。国家密谋大计，何一不可输于洋人，吁请皇帝“特伸乾断，将张荫桓立即严谴，禁锢终身，勿贻肘腋之患”。可知，张荫桓的确是了解内情的关键人物。
其一，皇帝要同洋人行握手礼，在清廷上层引起轩然大波。张荫桓揭示翁氏被罢官的直接原因，乃是接待德国亨利亲王的礼仪，在皇帝与翁氏之间起了严重冲突。尤其是光绪皇帝在接见外国要员时坚持行握手礼，翁氏则认为违背祖制，坚决反对，进而对皇帝“大放怨言”，并且在清廷举行的欢迎亨利亲王晚宴中，翁氏又拒不出席。翁氏这些出格的举动，使皇帝十分生气。故在开缺翁氏的上谕中，有“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之语，与张荫桓所述真可谓若命书符。
张氏密谈，还可以在翁氏戊戌闰三月二十五日接待德国亲王的日记中得到证实。翁氏在日记中流露出对于皇帝所行的外洋礼节，非但不能适应，而且十分反感，以至于连晚宴也不奉陪。至于皇上与亨利亲王行握手礼一节，翁氏四月初五记曰：“上御勤政殿，亨利入，摘帽鞠躬，向上立致国电，数语毕，上起立，命之前握手，赐亨利坐，略言谢彼美意。”又《国闻报》有《德藩觐见仪》一文亦提及皇帝握手之事。文曰：“顷接宫中来信云，廿五日为德亲王入觐之期，由总理衙门各堂官带领至颐和园玉澜堂……嗣觐见皇上行握手之礼。皇上赐之座。庆亲王作陪。旋庆王设宴于别邸，为之洗尘，同席者系各堂官及顺天府尹。”
皇帝要和洋人行握手礼，在清代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难怪翁氏会大放怨言。而这一导致翁氏被罢官的直接原因，却长期被史学研究者所忽视。
其二，张荫桓没有把翁同龢被罢官这件事归咎于慈禧。密谈反而称“太后颇具开新之见”。皇上早先信任翁氏等守旧派，后来见到翁氏所主张诸多政策不合时宜，转而罢黜翁氏，与太后一起主张“开新”。这种对百日维新初期政治格局的描述与现在流行之看法大相径庭。张氏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当事人，他的观点值得重视。百日维新中王照等曾主张争取太后一道进行变法的方针，可惜康有为与皇帝没有予以采纳，以至于使一场很有声色的政治改革，演变为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且愈演愈烈，实为很大失策。
其三，张荫桓的密谈还涉及到维新派的前途以及清廷上层的其他动向。张氏认为，翁同龢开缺后，宫中之权力结构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开新派是否具有根底而毫无被推翻的危险，张荫桓称“尚属疑问”，因为廷臣中以守旧派为多。但是，他又认为，开新派早晚会取得胜利，也许还需三五年或六七年之久。此项估计，未免有些过于乐观。张氏还指出，李鸿章是太后认可的人物。所以将来其权力会有所增加。近来太后屡次命其召对，可视为其征候。然而，因同僚嫌忌，很难直入为军机大臣。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以后，又主张同俄国签署中俄密约，一直是日方所关注的重要人物，故张氏谈话中特别提及李氏在变法中的处境。
张荫桓的密谈并不太长，内容却至关重要，均为局内人之真知灼见，对于深化戊戌维新史研究无疑有借鉴意义。
《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读后感(二)：翁同龢与李鸿章
养成笔力可扛鼎，
准备花时要索诗
此是帝师翁同龢集古人诗句所撰之联。首句“养成笔力可扛鼎”，本是唐宋旧章，多为文人治国平天下之自况。殊不知，扛鼎之工，仅靠“笔力”远远不够，但古往今来，书生自大，持一笔而欲扫天下者，不在少数，终致误国误民误己。
翁师傅即是其中之典型。
翁师傅与鸿章之最大区别，在于鸿章自来以裱糊匠自居，营营役役，如同西谚所谓“西西弗”滚石上山一般，屡败屡战。而翁师傅则只动口、不动手，多说少干、甚或光说不干，外面电闪雷鸣、甚或洪水滔天，他亦是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相沿成习，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有关。
因公结怨
欲以一笔之力扛鼎救国者，往往急功近利，“笔力”与“心力”相左。笔下俾睨群雄，内心实际虚弱不堪，不能容人，更难以容世。鸿章与翁师傅，同殿为臣，位列宰辅，本当同舟共济，共赴时艰，亦因此而成天敌，缠斗一生。
翁师傅与鸿章之结怨，当溯至平“长毛”（太平军）之时。
其兄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为鸿章家乡之父母官。初，同书守定远，“长毛”来攻，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同书本有守土之责，却弃城远遁，逃往寿州。此为其第一次溺职。
同书转驻寿州，势穷力绌之余，乃招抚江北匪首苗沛霖，以为对抗“长毛”之奥援。为绥靖地方，剿抚并用，以贼制贼，本无可厚非。不料同书识人乏术，误抚中山狼，养痈贻患。苗沛霖专横跋扈，且反复无常，暗中与“长毛”之“英王”陈玉成相通。未几，苗沛霖借口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竟举兵围攻寿州。徐立壮所部本为捻匪（捻军）招抚而成，同书至此无奈，遂以“通捻”之罪名，杀徐立壮、孙家泰等以慰苗沛霖。
不料苗沛霖并不罢兵，挥军攻寿州，杀戮甚众，而同书为了活命，仍申奏朝廷，称苗沛霖并非反叛，入城之后亦未杀害平民，且“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不数日，同书再度上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查明旌恤。前后两奏自相矛盾，遂激起朝野质疑。
当同书招抚苗沛霖之前，曾上书朝廷，称苗逆必应诛剿，内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及至苗沛霖攻破寿州，翁同书却于奏折中力表苗沛霖之忠义，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且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
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曾师（曾国藩）痛恨同书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乃拟上奏弹劾，却因同书之父翁心存为（同治皇帝）之师，圣眷优渥，投鼠忌器，游移再三。
时鸿章于曾师幕府中伺候文墨，曾师遂命鸿章拟稿，鸿章添寥寥数语以塞翁氏一门之口：“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曾师称是。
弹章递上，朝廷果然下令将翁同书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之后，依律定为“大辟”（斩首）。时同书之父翁心存病重，太后皇上终不忍，先暂释同书，伺候老父汤药，送终之后，守孝百日仍入狱，再加恩改戍新疆。
此事于鸿章，无非公事公办而已，毫无偏私之心，不料却因之而与翁氏一门结下深仇。及至翁同龢当政，时时处处伺机报复，几令鸿章不安于位。
掣肘北洋
甲午之前，翁同龢执掌中枢，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但凡北洋水师有造船购械之举，莫不多方阻挠，动辄以帑绌为言，十准一二。甚或私下指责鸿章昏愦，重价收购窳败之船械而不察。掣肘之下，鸿章直如唐代之“使相”（唐时授予地方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衔，与宰相并称，号为“使相”，荣衔而已，并无宰相之实权），徒唤奈何。北洋之船械更新，亦被耽搁，致令北洋除却战舰吨位之外，如船速、炮速等，均不如日本军。
朝鲜乱起，日人多方挑衅，鸿章深知北洋之底细，海军弱，器械单，尚无力与日本决裂一战，且此时仍有外交回旋之余地。翁师傅亦深知此点，却昧心鼓噪，终致朝廷决心对日决裂。翁师傅曾对其门生王伯恭坦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参阅本专栏《李二先生非汉奸》)
世人所言：“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虚。若说翁师傅公报私仇，为陷鸿章于不利之地而主战，倒也未必。甲午主战，于翁师傅而言，根子里还是书生意气，不知兵凶战危，急躁冒进，以为蕞尔日本终不在话下，既可助皇上大展神威，亦可助自己立威朝堂。前敌自有鸿章，翁师傅黄雀在后，胜则揽功自矜，万一略有挫败，则鸿章即是现成的替罪羔羊。此乃一番包赚不赔的算计，其心思之缜密，实在鸿章之上，绝不料我军战败会如此之惨。
世人或有传言，谓战端开后，我水陆两军节节败退，鸿章与日使小村寿太郎谈妥，以银百万换日本退兵。不料小村入京觐见时，翁师傅怂恿皇上力拒，谓日本小国何足惧，一意主战。及至马关定约，割台湾、割辽东，赔军费二万万两，鸿章曾痛斥：“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世人因之感慨“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鸿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
此一传言，并非事实，虽为鸿章辩解开脱，鸿章却不敢领情，更不敢自比为“岳忠武第二”。战前鸿章力主战端不可轻开，乃是基于战力的衡量；及至两国宣战，鸿章身为前敌主帅，自当奋勇向前，百计取胜，岂可私下与敌媾和；再至马关谈判，鸿章亦是奉旨钦差，绝非私相授受。主和、督战、再主和，鸿章均是尽心尽力而为，毫无私心。鸿章之痛恨日本，绝不亚于国人之下，故日后鸿章出访欧美，返程路经日本，绝不上岸，即便换船，亦在两船间搁置跳板，宁冒险蹈海，誓不踏足倭土。
帝师之党
所谓“帝党”、“后党”，世人多以为皇上、太后各领一党，其实大谬不然。帝后本是一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岂能自相攻伐，两败俱伤。“帝党”、“后党”，其实是帝、后身边近臣暗结之党，争权夺利，帝、后并不知情，更不参与。鸿章为官，但知办事，特立独行，既非“帝党”、亦非“后党”。
“帝党”实乃“帝师之党”也，多为“清流”人物，其核心即帝师翁同龢，文廷式、张謇为其股肱。
翁师傅其人，据云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其总角之好潘祖荫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翁师傅惯用“巧妙”，于康有为之事尤甚。翁师傅窥知皇上对康有为欣赏有加，遂具折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及至发现康某人之桀骜狂妄，恐将来累及自身，便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退路。
至于翁师傅之用人，潘祖荫说:“叔平（翁同龢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 翁之股肱文廷式、张謇，均为同龢主持科考时，竭力搜拔而得。此二人乃文学之士，昧于世务，却精于权谋。文廷式走的乃“后宫路线”，其与珍妃之兄为密友，遂以此为捷径，上达天听。张謇则以同乡之故，得同龢赏识。张謇与鸿章可算旧识，其曾赴朝鲜，与日本军有所接触。当时鸿章尚以为璞玉可以雕琢，此人可用。不料其热衷虚名，回国后拜入翁师傅门下，遂为状元。张謇堪称“知日”，甲午之争初起，本当助鸿章平息朝中虚骄之气，不料其为博虚名，不惜鼓噪一战。此真正是“名流误国”，王照曾以为：“甲午之役，翁同龢延揽清流之浅躁书生文廷式、志锐等，蒙蔽圣聪，多方掣李鸿章之肘”，其中还遗漏了张謇。
“名流误国”绝非甲午一战。戊戌之后，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强占胶州湾，翁师傅与张荫桓奉旨交涉。翁一味与德国人纠缠于口舌之间，张荫桓虽洞察俄国在期间或会图谋渔翁之利，提议应及早告知俄方中国将自主处理对德纠纷，岂料翁师傅认为不妥，终至于德俄从容联手，一出双簧，唱去了胶州湾，也唱去了旅顺港。
当国如同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需身体力行，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至于宰辅之位，尤需实干之人。调和国家鼎鼐、协理天下阴阳，自古便是宰相之责，倘或宰相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将天下未治归咎于“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这“庸相”二字，估计便是逃不脱的考语了。
新政伊始，恭亲王等即倡“实事求是”，然吾中华泱泱五千年，早已养就空谈之虚骄浮躁，居宰辅之位者如翁同龢之流犹甚。多说空话、少干实事，他人动手、自己动口，实已成为立足官场之不二法门。如鸿章等所谓变革派，自然处处受气，既要挑担，又要背锅，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读后感(三)：翁同龢
翁同龢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龢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龢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龢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龢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龢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龢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龢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龢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龢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龢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龢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龢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６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龢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龢，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龢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龢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龢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
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９月４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９月６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龢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龢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有人猜测，是翁同龢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龢时曾说：
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世铎）庆（奕）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可惜我们对此知道得实在太少，自然难以确切地说出翁同龢被黜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政治残酷，官场无情，天威难测，任何人都能成为牺牲品。翁同龢服官一生，教育过两个皇帝，到了六十八岁，依然在劫难逃，这可能真是天数。呜呼哀哉，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