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文化的读后感10篇
《论美国的文化》是一本由[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5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美国的文化》读后感(一)：主要谈美国的文化政策
我想主要谈论的是本书中所研究的美国的文化政策。从章节上讲，本书介绍文化政策并非直接根据历史演进的顺序。它开门见山，首先阐述了美国文化政策核心部门建立的过程以及最初的运转情况，随后交代了文化政策的源起和历史演进过程，突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文化政策的变化和特征。
文化政策的形成
美国没有文化部——既然如此，那么美国文化政策的核心在哪？为什么不通过在联邦设立部门的手段来管理文化？作者的目光聚焦于这一问题。简单地讲，谈清楚这一问题，就把握了美国文化政策最主要的脉络和它产生作用的方式。书中顺应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直截了当的阐明了美国文化政策根基的形成。作者将这一过程通过两位总统执政时在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展现出来。他从总统文化幕僚的人生经历讲起，恰当的过渡到政策的形成过程和作用特点上，突出了不同总统和不同文化幕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上简短地提到了艺术，给了美国文化政策一个良好的开端。五个因素揭示了美国总统何以前所未有的投入艺术领域：文化繁荣、国际形势、总统政纲、精英群体意识、第一夫人作用。在这其中，核心的要素是美国文化发展的繁荣以及国际舞台的宣传形势。作者列举了表征美国“文化爆炸”的一系列数据，并对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较量给出了分析。在这样的局势下，文化政策的出台符合国际国内的呼声，能够使美国文化成为象征美国民主自由的符号武器。
总统手下的文化幕僚有效地分析了美国国内的文化形势，给出了帮助总统出台文化政策的诸多建议。这些建议和纲领显得缺乏系统性，缺乏考量，从而也缺乏总统先生的关注。作者认为，“肯尼迪的文化建树不在立法上，甚至也不在政治上，其成果在于想法和象征”。他列举总统在文化领域的行动，而这些象征意义的行动较多的符合了总统先生的个人兴趣，例如到访白宫的艺术家们可以构成这一历史时期的“名人录”。而作者又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其他的一些举措，这体现在作者对肯尼迪“艺术委员会”、“国家文化中心”等想法的称赞。
对林登·约翰逊时代的介绍也是从他的文化幕僚罗杰·史蒂文斯开始。一个生意人最终成为美国文化部长，他用自己的方式很好的概括了约翰逊的执政时代。约翰逊的上台是伴随意外的，不过他上台之后，在文化领域延伸了肯尼迪的想法，继续把文化当做冷战时代自由的象征和外交的武器。两份报告指出了当时艺术行业的危机，美国文化政策诞生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了，通往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大门打开了。“约翰逊的强项在于他对国会运作机制的亲密的、敏感的、几乎是本能的认识。”从斜线政策出发，约翰逊小心翼翼，从教育向艺术不断靠近，首先以纪念肯尼迪的名义建立了“全国艺术委员会”。渐渐地，他将“艺术”和“人文”结合的想法当做自己的战略，成功建立了国家艺术与人文学科基金会。这样，以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全国艺术委员会为核心的文化政策初见雏形。这一政策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它曾一直受到而且还将不断受到一些反对联邦干预艺术的声音的阻碍。美国人始终认为艺术是自由的，联邦政府不必要也不需要通过任何形式干预艺术的发展。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告诉艺人应该创作什么，坚决反对通过公共财政给某些艺术行为以特殊的帮助。约翰逊政府不能避开这个问题，在美国文化政策打开窗口的时刻，约翰逊政府给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归纳如下：组织评委会来保持基金会的中立性，避免国家的任何直接介入；补贴不针对任何商业组织和活动；将联邦一级开展的活动“去中心化”；配合公共捐款按比例认捐，激活慈善业。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成立时主导的论据并不是在欧洲建立类似的部委或事务处时通常所使用的论据，问题不是补贴艺术，而是培育市场，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在美国不存在文化部。
文化政策的源起
随后，作者调转方向，从文化政策的源起开始逐一谈起美国文化政策发展、作用的全过程。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美国文化政策上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并不多。从1935年起，罗斯福发起了“第二次新政”，创立“公共事业振兴署”（WPA）。领导WPA的人从一开始就遇见到这一政策的文化空间，Federal Project Number One(联邦1号计划)应运而生。这是一项艺术公用计划，作者列举了“联邦艺术计划”“联邦音乐计划”“联邦舞蹈计划”“联邦戏剧计划”等例子，着重通过“联邦戏剧计划”反映了这一文化政策的成败。迫于压力，罗斯福政府在短暂抗拒之后牺牲了这些备受争议的计划。这表明WPA和联邦1号计划都未能在美国产生文化政策。随后，美国文化中前卫潮流的发展在国内国外呈现出一定的矛盾。由于共产主义色彩，这些文化势头在国内受到阻碍和封杀，而在国际舞台他们却大施手脚，彰显出美国的自由价值观。抽象主义是这一矛盾极好的例子，美国实业界艺术赞助计划和推进美国艺术计划都斩获一定的成功。
基金会的黄金时期
尼克松和吉米卡特的时代是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黄金时代。南希·汉克斯是尼克松总统的文化幕僚，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时任主席。她的战略是倚靠各州、城市和社群来扩大艺术的受众，她将政治说服技巧提高到了独特的艺术高度。国家艺术基金会通过向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专业人士选择的艺术家、各州文化事务处分配基金，形成了美国文化政策的核心。南希·汉克斯使公共文化资助去中心化，并将文化普及化，竭力将文化带到最偏僻的地方，带给最闭塞的观众。作者列举了三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针对博物馆的“博物馆计划”；针对传统的“民间艺术计划”；针对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入校计划”。水门事件之后，吉米·卡特的当选标志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新趋势。他肯定的说想要驱除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教育基金会的“精英主义态度”，要“将他们的计划扩及所有的美国人”。这有许多例子：城镇政策、族群多元文化政策是卡特这一浪潮的核心，黑人文化尤其受益。
文化政策的后期发展
在美国文化政策发展的后期，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焦点：文化“去中心化”以及“文化战争”。第一个焦点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地方文化普及。作者分不同的小标题介绍了这种文化革命的若干特点和具体案例，归纳如下：各州文化事务处渐次形成并不断发展；各地区文化事务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补贴在地理上遵循令人惊讶的民主原则；分权之后，诸多其他形式的机构介入文化领域；各级文化机构蓬勃发展，执着于历史和图书馆，描绘出文化去中心化的全景图；城市用不同方式，不同来源形成各自的市场，创造出文化政策的多元化；公共艺术以及艺术节在城市之间横向展开，在纵向去中心化的同时打通了文化生活的横向联系。这其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列举的美国各级文化事务处所创造的规模庞大的统计数字。“文化战争”问题则是新右翼与激进自由主义的一次大争论。这是美国文化政策在回答“怎样资助”“要不要管制”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摇摆和挣扎。冲在争端前沿的有三部文化作品：《完美时刻》《尿基督》《见证：抗拒我们的消逝》。这三部作品涉及令人难以接受的色情、渎神、艾滋病、同性恋等题材，是美国艺术创作自由的一个极端。以这些为首的其他色情艺术、渎神艺术、人性艺术蓬勃运动而且获得了广泛支持，紧紧地揪着美国文化政策的神经，给新右翼以极大的刺痛。这次文化战争可谓激烈而狂热，并最终在一些微妙的妥协中草草收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玉米换色情”和牺牲极端艺术，保全艺术自由的一系列政策折衷。作者列举了非常多的“前卫艺术家们”的作品，曾几何时，行为艺术、淫秽艺术展览和其他形式的自由抗争令人望而却步，而后来又风头一转，这些作品遭到抵制和排斥，战争的激烈可见一斑。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国家艺术基金会因为它对前卫艺术的支持以及摇摆不断的政策而被人们嫌弃，最终走向衰败。
后来，在克林顿和小布什的时代，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命运走势经历摇摆。而在奥巴马的时代，文化的多元性趋势显现，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插曲结束了。现在，“美国由于他的各种基金会、慈善业、独立机构、艺术赞助人、大学和文化多元性——奥巴马总统是其代表，美国又重新成为美国。”
以上便是本书中所给出的美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图。概括地讲，美国的文化政策倾向于多元化、市场化。我想以作者一句精确的概括作为本文的结束：“问题不是补贴艺术，而是培育市场。”这便是美国文化政策的核心。
《论美国的文化》读后感(二)：读《论美国的文化》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手上从图书馆借到的这本《论美国的文化》（副标题：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3月12日就要还了，这是续借一次之后的还书日期。在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跨度里，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至少看过一遍，部分章节反复看过，还留下了一些摘录。由于时间拉得比较长，总体感觉效率不高。有人说过，书读得太快或读得太慢都会一无所获。孔子先生也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要想学有所得，需要对学习内容进行一番思考，仅仅是看和翻，那只是在消磨时光而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的这本《论美国的文化》，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深入研究美国文化及其运行体制的当代巨著”。本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是法国社会学家、记者，并在法国政治研究院和法国高等商学院任教，他的观点对法国现行文化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其主要著作有《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戏剧在美国的衰落》《我为什么不喜欢文化萨科奇主义》。有人把他比成《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将其誉为“研究美国文化的当代托克维尔”。应该说，这种比较是贴切的，因为二者都是从法国（欧洲）视角对美国社会进行的近距离观察和研究，都让法国、欧洲，甚至全世界的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作者用了4年时间走遍美国35个州110个城市，进行了700多次访谈，采访了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大剧院、交响乐团、大学艺术中心、大学出版社、慈善基金会、非营利机构、社区等与文化相关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并查阅大量档案。他认为，“美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是美国精心策划，并在不断地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 而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美国的文化政策。
为什么美国的文化政策这么难以理解？ 因为法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政府设有文化部，政府直接管理文化，而美国则是政府不起直接作用（实际上又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众多彼此独立的私人企业、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慈善家、公众和社群构成的同盟体等，相互影响、协调发展、形成合力，且异常高效。马特尔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解释美国文化体制中这些“不可思议”现象背后的文化运行机制。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美国的文化体制。大概可以这样说：慈善业、美国税法“501c3”条款、大学校园，以及文化商业化、文化多元化，是美国文化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也是美国文化在全世界急剧扩张的基石。
欧洲人嘲笑美国好莱坞文化输出的千篇一律（真是这样吗？），为自己的历史文化感到自豪。奇怪的是，“没有历史”的美国，却成为今天全球文化的中心？《论美国的文化》一书试图通过美国文化运转的观念与机制寻找原因。
一个现象是，无论是城镇、乡村或是大学，美国人拥有数量可观的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等文化设施，是什么推动了美国普罗大众对文化的热情，以及，怎么拥有这么多资金去建设运营这么多公共设施？
“去中心化”是作者最大的发现。“去中心化”的意思是，国家在“文化”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国家不应去定义什么是文化。任何在政府和美国的权力中心对趣味、对美和卓越的裁定都是人们不希望的。文化应当属于所有人。所以美国没有文化部。
结果是，当把文化交与人民手中，形成文化公民社会，激发的民间智慧，创造了美国今天巨大的成功和美国对全球的普遍吸引力。
文化交与人民手中？如何理解？采用什么途径和方式？
在欧洲，人们通常认为是国家根据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决定对税收的分配。在美国，这一选择被留给了公民，他们用自己的捐赠来决定扶助那些机构，实际的参与文化行动。
美国的文化政策实质是一种税收政策。拥有慈善和教育使命的非营利组织具有相当普遍性。它们的蓬勃发展并不仅仅依靠非营利性质而享受特殊地位和好处，而是首先因为捐赠非营利机构的捐赠者能够获得巨大的减税。
这一行动动机混合了地方自豪感、社区意识，但促成捐赠的根本推动力，是捐赠者能够对自己的钱做主。政府向你收税而税收分配的选择不受你控制，而捐赠却能让你自由的行事。“我的金钱我做主。”税收感觉强制，捐赠感觉自由。
慷慨无私会受到褒扬，一整套形式上的优惠确保捐赠者的“身份”，以让捐赠者获得对尊重的需要、对地位的追求、对权力的喜好等等社会威信。而组成这一系列的机构与行为——非营利机构、董事会、基金与募款，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动机下，构成了符合人性的运转机制。
去中心化结果带来的就是文化的多元，多元带来的就是创造的活力。文化多元能够让每个人能够拥有一种认同，能够属于一个社群，并从中得到好处：减少孤立感和劣势感，造就个体稳定的社会归属感，产生对抗歧视的屏障。文化多元是一场为了自尊和认同的斗争。这是普世的价值。
美国人甚至为文化多元制定了一系列标准，以评判、调整与维持美国各地区间的文化多元性，比如：外国学生数量，外国艺术家数量，少数族裔创作作品数量，少数族裔文化节数量，在家中说一门非英语语言的美国人比例，黑人或拉美裔剧院数量等等。
作者对美国“文化霸权”的认识还有很多全新的见解。批评美国缺乏多元性的人，往往只是看到了文化输出的霸权，如果来自美国的艺术和娱乐太过于千篇一律的话，欧洲人真的想进行自我保护，其实应对相对容易。美国的外部帝国主义掩盖了自己内部的民主多元，作者提醒，欧洲人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而不是多元性缺乏的文化霸权。
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多元可能的缺陷是，缺乏整体框架、集体代表性、共同语言元素，文化显得破碎性。而最被诟病的是，多元同样存在“审查”，就像一句谚语：出钱买笛子的人，选它喜欢的笛子。谁付钱，谁说了算。这也是美国民主被一些群体诟病的地方。
但谁能否认，去中心化、文化多元、文化公民社会，不是美国体制不可估量的核心价值呢？美国的民主，实质是人性洞察、普世观念、经济机制混合的产物。
《论美国的文化》读后感(四)：明智的说三道四——托克维尔后继有人
在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中，老流氓亨伯特对幼女洛丽塔的迷恋，让某些人解读为欧美文化关系的一种隐喻——老迈欧洲迷上了青春美国。老纳似乎对批评家们的看法不太感冒，与其被看做“复调小说”，他倒宁可人家当情色故事来赏鉴呢。
话虽如此，自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以来，前者对于后者总不免怀着一种“介入”的欲望，直白说就是“意淫”。假如这可以看做一种怪癖，那欧洲列国中，就数法国人癖性最深，从拉法叶特自费参加独立战争，到拿破仑卖掉路易斯安那州，再到他失势后流亡美国的企图（当然后来放弃了），法国内外的种种变动，总免不了牵扯到这片年轻国土，而这边的大小事体，也免不了有法国佬搅进来指手画脚。
指手画脚是一种态度，说三道四是另一种态度。以《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著称于世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便是后一派的鼻祖。
托克维尔生于拿破仑称帝一年之后的1805年，一生身历五朝，从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到波旁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再到拿破仑侄子的第二帝国)，其间做过议员，并游历英美，考察政治民风，1849年还做上了外交部长。但三年后“小拿破仑”称帝，托克维尔作为共和主义者，实在看不惯，于是去职还乡，后来于1859年逝世。
托克维尔从政之余不忘著述，如《美国游记》、《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死后出版的《回忆录》等。学界至今还称道他的大名，大半是因为这些著作的关系。其晚年自称“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实乃明见。比起前辈或同辈那些“世路上的英雄”，托克维尔虽然身入仕途，但几乎从未为某种思潮或行动狂热过，他只是观察、观察、再观察，然后著书立论，如伏尔泰说的“思考、也让别人思考”。这样有理有据的说三道四，正顺应了一个政治学家的本分。
法国外交界历来不乏文理清的通的人才，无论是与托克维尔同时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还是之后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马尔罗（Andr Malraux，1901-1976），都是笔头健捷、著作等身的人物。
史学家看不起文学家，文学家看不起记者，似乎是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论美国的文化》读后感(五)：美国文化体制的前世今生
终于看完《论美国的文化》。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人的体制总是靠法国人的观察来揭示清楚呢？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法学名著，手中的这本《论美国的文化》，分量也相当重，由商务印书馆来出版，足见其思想含金量颇高。
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丝毫都不陌生。虽然国家有广电总局对文化美国电影电视进行严格审查和控制，但美国影视文化还是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了。年轻人通过互联网、电影院广泛地接触美剧、美国电影，同时又由于美国影视的有趣、有料、新奇，让无数年轻人为之痴迷。有许多观察者称这种文化入侵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而至于美国文化如何能、如何强、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捕获中国年轻一代的心，我们却缺少深入的探索。《论美国的文化》的出版之所以受到重视，也与这种研究视角的缺乏有密切关系。
《论美国的文化》实际上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篇长达460页、超过30万字的调查报告。尽管如此，该书不仅不缺乏严肃的深刻的洞察和思考，而且还富有简洁明快的语言魅力，让人读之爱不释手、一气呵成。在对美国文化体制的发端、生长、构成、问题、走向论述上，实证材料与睿智分析结合地非常完美，一环扣着一环，足以满足你的探索欲和好奇心。
依照马特尔对美国的文化体制的分析，其构是多维度、多梯层。首先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维度；其次是捐赠与文化的关系、基金与文化的关系、大学与文化关系、社区与文化的关系，这是第二个丰富的维度；第三是文化的商业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维度，最后是美国文化体制的问题及挑战的维度。四个维度，立体阐述了当代美国文化体制的全貌，让读者管窥了美国文化体制取得巨大成功奥妙。
细细说来吧。现代美国文化体制的自觉构建发轫于二战之后、冷战之处，政治家们看到了文化在争夺冷战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变开始抛出了宏大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但美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都有一个致命的制约因数，那就是财政拨款受制于国会，这就决定了美国构建文化体制的冲动，不论其设想多么宏伟，雄心多么壮大，一切都必须以拨款为前提，才有下文。而美国国会在对政府新增财政拨款带有先天的不信任和刁难，国会基于对纳税人负责的标榜，从来都不会那么容易被政府说服。这就决定了美国文化体制如果仅仅靠成立一个类似于“文化部”的政府机构和转向财政拨款，那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了。因此，美国人采取了充满政治智慧的手法，以成立一个附属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国家艺术发展基金会来审视文化发展战略，一方面避开了国会的步步紧逼式的穷追猛打，另一方面以公益组织面貌出现扶持国家文化事业显得具备合法性合理性，才最终建立了受政府指挥、实施政府意图的文化指导机构，并顺利获得了财政支持。但正应为这种政治妥协下的美国文化体制，使得美国依靠政府推动文化发展的战略功亏一篑、事倍功半，随着政府不断换届，不同总统的施政纲领也不断变化，对文化的重视时有时无，若有若无，附属于政府的文化发展机构实际上进退两难，取得了一定成果，作用却非常有限。马特尔分析指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靠政府来扶持发展美国如此庞大的文化事业，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政治充满了变动性，政府政策严重受制于总统的想法，所以美国联邦政府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管理机构——“文化部”，就变得遥不可及。
那美国文化何以在没有政府强势扶持管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弱势政府）的情况下，却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呢？经过马特尔的考察，奥妙还在于捐赠、基金、大学、社区对文化发展的鼎力支持。美国建国时间短，因此文化底蕴天生不足，精英分子一直以崇尚欧洲文化自居，欧洲人也始终认为美国是一片仅剩商业的文化沙漠，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但偏偏有一些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富人阶层，他们有意与欧洲那种贵族文化区别开来，开创属于美国人自己的文化事业，于是便有了大资本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捐赠，再加上美国税法对捐赠免税规定，于是，捐赠既能为资本家带来良好名声，又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实际上就鼓励了资本家大肆散财。于是，靠着资本家一笔笔丰厚的捐赠，一座座图书馆、博物馆馆、学校、剧院、剧团、出版社在美国国土上拔地而起，文化行业成为捐赠直接的受益行业。同时，为了确保对文化事业细水长流的支持，捐赠的钱财以基金的形式存在，形成钱生钱的基金运作模式不断盈利来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支撑美国文化发展最为有力的机制。当然，由于这些基金运作打上了公益的名号避免缴纳重税，而基金的运作完全依靠职业经理人，因此，职业经理人在通过基金盈利的同时获得了过高的报酬成为马特尔诟病之处。但这是美国商业文明成功的基因，即使是公益基金，只要基金存在并且运作开来，便抵挡不住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就与文化体制无关。
另一个体制是通过大学来发展文化，也是美国文化取得成功的奥妙。美国大学适应市场需求，在接受文化捐赠的同时，以商业化为导向既发展文化事业，又培育文化人才。比如美国许多大学中的博物馆、剧院规模都很大，足以媲美社会上专业的文化机构，大学组建的剧团、交响乐团水平也达到专业水平，文化表演活动也接连不断，关键之处还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机制和人才优势，推出了艺术硕士课程，为美国文化发展培育了一批批人才，保存了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美国大学出版社也是美国文化发展重镇，在美国图书出版传播中占据了半边天的为止，也成为繁荣文化的一个成功机制。
回头来说说社区对文化发展的贡献，那就在于对美国多元文化的推动。美国是一个充斥世界各大洲移民的国家，各种族裔在美国杂乱相处，各自带着各自顽固的文化底蕴，在试图融入到美国主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抵抗与消融的过程。在马特尔看来，美国文化就是一个文化小联合国，一方面各种文化彼此产生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为美国文化多元化发展、并成功将其文化价值推向全球、形成文化霸权提供了试验田。显然，在不同族裔聚居的社区，鼓励资助和发展不同的族裔文化，在满足不同族裔文化需求的同时，也释放了族裔之间的敌意、减少了社会矛盾、增强了族裔的归化，同时也通过文化展示和交流消融了彼此的隔阂，增加了彼此的尊重，并最终汇聚成美国独有的对多元文化的珍视，成功把这种多元文化统统收编在美国核心价值观之下，形成了最富侵略性的文化软实力。这就不能不让人钦佩美国文化体制的强悍。
马特尔在全书结束之时总结到：“多元主义和‘去中心化’的美国体制将主动权留给每个人，因为艺术不附属于技术官僚的逻辑，不附属于官僚机构，也不附属于预算的束缚。行动者是独立的和负责的，大学可以有所作为，社区可以自由创造。这一体系尤其让一些无限‘去中心化’的评判机制成为可能。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资金的多元，是因为国家在‘文化’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这一根本思想。在美国，没有文化的宗教，更没有关于休闲的说教。很大程度上，美国体制的这些不可估量的核心价值解释了它的成功和普遍的吸引力。”美国的文化体制，“一方面，是对国家的恐惧和对市场力量的信心；另一方面，是公民社会、基金会、非营利机构、大学和社区。”因此，“美国的这一切的一切，这两种解读构成了同一模式的双重面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创造了一切及其反面，总之，它创造了最好的，也创造了最坏的”。这个总结，实在是太精辟了。
《论美国的文化》读后感(六)：论美国文化的神话与现实
当今世界，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我们无法忽视这个年轻但却成熟的国度。继《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出版之后，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再次为学术界奉献了一部鸿篇巨著——《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法文原著一经出版便引起法国乃至欧洲学术界和文化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商务印书馆于今年年初推出中文版后更是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编者颜子悦在序言中所言，“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全面深入研究美国文化及其运行体制的当代巨著”。 但这份成就并非轻易获得，而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获得大量真实而精确的第一手资料。马特尔先生的治学态度也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记者，曾任法国驻美国外交官。他著作颇丰，除本书以外，其他代表作主要有《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戏剧在美国的衰落》、《我为何不喜欢文化萨科奇主义》等。马特尔先生被誉为研究美国文化的当代托克维尔，他的观点对现行法国文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其他国家也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在本书中，马特尔主要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来进行论述，即美国的文化是如何运转的。在这一核心问题下，又分支出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没有文化部的美国其文化却能影响全球？为什么艺术在其他国家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而在美国却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美国各个地方政府如何利用文化发展地区经济又如何给予艺术隐性补贴？为什么美国的富豪热衷于向艺术捐赠？非洲裔骚乱之后文化如何成为美国振兴旧城中心区的唯一途径？艺术的上山下乡为何受到美国民众欢迎？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为什么既是美国思想的孵化器同时又能获取持续的资金支出？等等。马特尔从文化政策和文化社会两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本书信息量很大，仅仅谈论以上这些问题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精髓和要点，但却能引导我们认识到美国的文化体制是如何协调与平衡其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特点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从而使其意识形态成为各民族各种族认同的共同文化。这也正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一、美国文化体制的形成过程
美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并非天然形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文化体制起初形成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土壤并不深厚。这样说或许会引来争议，但美国文化体制的形成确实经历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过程，甚至在当今“自下而上”氛围的背后，政府对文化的“自上而下”仍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从历届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尤其在这些总统身旁，不乏一些“文化政策咨询家”为其出谋划策，并对总统制定相关文化政策进行游说，而总统所做出的鼓励发展文化的决策或出于获得民众支持的目的、或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将文化视为一种战争手段（“文化攻心战”）。总之，是文化的功能作用而非真正对文化的热爱导致政府高层做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决策，但尽管如此，这样做确实对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在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努力”形成的。这种努力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
那么，为了实现其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目的，美国的文化体制又是如何巧妙地施展其魔法般的魅力呢？从马特尔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美国的文化体制在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市场中实现了有效的平衡，它们犹如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支撑着美国的文化体制处于一种稳定的存在状态。因此，美国虽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设立文化部，但却更加有效地对文化实施着管理与监控。
（一）国家对艺术的沉默——美国为什么没有文化部？
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之前，国家对艺术的介入是边缘性的，而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却第一次对文化进行介入，虽然其目的在于解决就业问题，但这一转折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为什么美国在此之前对艺术保持沉默呢？马特尔给出了详细解释。
首先，从宗教角度来讲，移居美国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清教教义和新教道德认为天主教的瞻礼音乐和视觉表现看作是多余的装饰，直到18世纪晚期他们都拒绝任何舞台表演，加之费城贵格会教徒崇尚苦行和一切从简，认为艺术毫无用处。其次，从现实角度来讲，早期移民的首要目的是“开拓边疆”，劳动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而艺术则并非他们的必需品。再次，从文学角度来讲，文化个人主义构成19世纪的文学传统，它认为艺术家应当过特立独行的生活，艺术从精神上是个人主义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国家介入艺术。最后，从政治角度来讲，18世纪末形成的美国政治模式对国家不信任，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文化方面都选择无所作为，美国国会因此认为文化不属于国会的职责范围。总之，当时与美国人的简朴和理性精神相悖的艺术遭到国家的排斥，艺术实践和文化被归之于私人领域，国家不应进行过多干涉。
这些也是美国没有文化部的历史原因，这在美国文化还没有强势发展的阶段是易于理解的。然而，为何当美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文化并对其实行一系列促进政策后，却仍然拒绝设立文化部呢？我们可以从肯尼迪任期内找到一些征兆和端倪。马特尔这样说道：“肯尼迪一直反对建立一个有自己的官员和补贴的文化行政管理系统，因为它认为行政机构会将艺术变成体制，会催生行政科层系统，这对于创作的活力与艺术家的自由将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肯尼迪为继任者们确定了路线：将不会有美国文化部。” 因此，肯尼迪和其继任者都不愿意建立某种美国式的文化部，否则将会导致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国家对艺术标准的独断，这与美国当初让人人都接触到文化以及极力想避免的“文化政治化”初衷相违背，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模式的特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现了针对共产主义的麦卡锡主义，文化也成为“赤色恐慌”的同义语。可以看出，美国历来有反对这种建立文化行政管理系统的传统。
谈到这里，无法不提到美国的国家艺术基金会（NEA）。1965年创建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带着种种美好的愿望却也无法避免走向衰落。马特尔认为其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左派和右派的自相矛盾的批评所致。其实，国家艺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的使命就是模糊、矛盾且不稳定的，其第一任主席罗杰•史蒂文斯是“雅文化”的热情捍卫者，他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并不相信艺术具有流行形式，不太关注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肯尼迪偏爱的“为美国文明寻求卓越”在他这里得到延伸和强化，“艺术品质”、“卓越”、“高雅追求”、“严肃”、“专业”等词汇的多次出现使得其创立之初对“雅文化”的支持和鼓励太过于高调，这引起民粹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在吉米•卡特任期内，国家艺术基金会就被民主党和少数族裔指责过于维护精英主义的欧洲文化，而不考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到第二任主席南希•汉克斯，国家艺术基金会对于艺术的定义扩展到现代舞、视觉艺术、“民间艺术”以及民间和乡村艺术。按理说，国家艺术基金会此时应当受到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共同支持，然而“水门事件”的发生惹怒了知识分子和艺术界，尼克松对艺术的贬低揭露了美国政府对艺术的虚伪态度。之后，博物馆、乐团等文化重镇也开始指责国家艺术基金会过于支持民间艺术或乡村与社区文化。国家艺术基金会处于一种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它无法平衡这种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从而导致双方的不满与反对。其衰落证明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的国家意图定义文化并用公共资金来资助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困难。美国政府拒绝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任何有影响力的文化行政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也再次证明由联邦政府来负责艺术的模式在深层次上也与美国精神不相容。这是理解美国文化体制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设立文化部。
（二）神秘的美国文化——用公民社会来代替国家
尽管美国没有文化部，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文化或是对文化的轻视。相反，美国的文化生活比比皆是，甚至在全球大行其道。如果没有有效的文化体制，美国文化不会在全球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美国的文化体制是牢固的、有足够张力的，在这种坚不可摧的体制背后，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在支撑。这也是美国文化的神秘之处。我们在书中也可以看到，马特尔反复提及一些激励性的税收政策、一些非营利性的特殊机构、大学、院外游说团体和工会等，这些是美国文化体制的依靠力量。这种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市场的结合构成美国的文化体制。因此，美国的文化体制通过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与市场之间的搭建而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去中心化”是美国文化体制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文化没有权威，但却存在着无数的独立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根据自己的原则和方式来展开文化行动。公民社会使得文化生活被交到其手中，完全去中心化，文化变成一种社会活动，这种模式下的中介组织都承担着对文化发展的责任，全部自发地为文化体制做出贡献。而这种“自发”的动力则是美国公民十分看重的“文化公民权利”。因此在文化方面，美国较为接近自我组织的社会模式。在公民社会的引导下，美国产生了多种文化行动和独特的艺术计划。
前文提及，在美国用公共资金支持文化是不可行的，那么，为何美国的文化发展却从来不缺乏资金？这也要归功于公民社会。在这种体制中，财源是充足的，公民社会的多样性构成使得任何类型的文化计划都能得到资助。与中央集权的文化政策相比，这种体制是充满活力和效率的，它不需要政府来增加对文化的预算来发展本国的文化。美国政府的工作也不在于为文化提供公共资金，其聪明之处在于，它善于推动利用有效机制和相关措施在全社会兴起一种资助文化的热潮。与欧洲大肆宣扬地支持文化不同，美国利用间接补贴、免税、预算项目、专项基金、市政债券等繁复的手段来掩盖其对文化资金上的支持。这些政策由国会通过立法程序加以保护。例如，在税收减税体制中的“501c3”社团，其非营利性与公益目的是根据税法的“501c3”条款决定的，因此它们享有特殊的税收身份。在美国正是以这种隐蔽而不动声色的方式来间接资助文化。
因此，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却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一方面，美国文化体制利用其强大的手腕与巧妙的平衡使得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基金会、大学出版社、文化社团、博物馆、图书馆等共处于一个宇宙般的文化系统中，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自如、各司其职，但却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毋宁说是一种文化体制，倒不如说是一场“文化运动”，美国成熟的公民社会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而随着文化艺术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美国富豪也热衷于向艺术捐赠，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除了服从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安排来对文化艺术进行资助外，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逻辑来做出此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依靠私人领域和慈善业的资金来发展文化，但这种不依靠国家的文化体制却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原因在于，美国成功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稳定协调的、能够自我修缮的文化体制，这种体制隐藏在公民社会之中，其力量甚至比那些利用公共政策治理的体制模式更为庞大和有效。
二、美国文化体制的双重面孔
对美国文化体制的正确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它的歌功颂德。马特尔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文化并没有像它宣称的那样美好与自由。他认为，这个自诩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正面对一个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都产出最佳作品的文化体制的弱化。除了对美国文化体制的成功运行进行介绍外，书中也对非营利性机构丧失本义、公民社会遭到侵蚀、市场侵入非商业领域的恶果、文化民主化的失败、文化多元主义的偏差、新的审查制度等进行了详尽分析。
（一）文化商业化的过度
在美国，文化首先是商业。美国文化体制早期对商业领域与非商业领域的划分变得模糊，商业领域对非商业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公民社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艺术与市场的平衡被打乱了，市场风险或负面效应侵蚀了一些传统艺术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运营面临困境。歌剧院、交响乐团、“文学”戏剧等因为市场的原因而无法生存，它们让位于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迪斯尼等“娱乐”机构。非营业性机构也在“实用的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具有商业性，公民社会越来越对此力不从心，而因为商业化的需要或者单纯为了保持“竞争力”而进行创新或扩张，如今成为其公民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
这种公民社会的创新和扩张可以在最早的“轰动性展览”中找到答案。托马斯•霍温在1967年至1977年领导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在任命之初呼吁，博物馆应当对外开放，走出象牙塔。他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轰动性展览”的发明者，博物馆第一次走出去迎接公众，也因此获得了私人资金、门票收入、书籍、服装销售、餐厅利润等多元化的收入。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功过参半的，一方面，人们指责他出于民粹主义的考虑而破坏了艺术至上的传统；另一方面，他确保着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过渡。同样进行“轰动性展览”还有领导着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J•卡特•布朗。然而，美国文化商业化的演变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扩展到了整个非营利领域，美国的交响乐团、剧院、歌剧院和芭蕾舞团等也已经进入了娱乐时代。慈善、赞助等美国公民社会引以为傲的形式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带着非营利情感的商业投资”，它们行动的初衷便是为了获得回报。
美国文化的这种过度商业化使得其公民社会遭到削弱，美国公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热情和主动性受到影响。其传统艺术领域对于商业目的的过分追求使得非营利机构一向重视的将艺术与教育使命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的公益意识日渐弱化。美国文化体制需要不断地斗争才能重新捍卫文化。
（二）文化民主化的陷阱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国家，美国历来以自己完善的民主制度为傲。在美国，民主理念也在文化领域里被经常提及。林登•约翰逊提到：“艺术与文学属于人民，因为终究是人民创造文化”。在这种民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美国的历届总统都致力于让所有人都接触到文化，这一愿望是美好的，却又是充满陷阱的。对待这种民主意识形态不应过度乐观和盲目的理想主义。不论是“拓展艺术计划”还是“黑人计划”以及其他文化行动取得了多大的社会反响，黑人在交响音乐会、歌剧院甚至爵士音乐会的完全缺席，民众阶层在当代艺术博物馆或现代舞演出中的缺席，以及青少年对“雅文化”的冷漠等，仍然是美国文化实践的特点。美国的文化体制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多地面向大多数人。
美国的文化体制已经暴露出其有限的文化民主化。在提到富豪慈善家、精英机构和赞助商对艺术的支持时，我们可以巧妙地发现，艺术或曰“雅文化”正在与金钱与权力产生一种不言而喻的关系。这些富人的“在场”隐含了贫民阶层的“缺席”，它表明美国的文化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地属于阶层和社会地位的问题。然而，美国文化有限的民主化却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此外，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政府标榜民主的文化生活中依然无法改善，这是美国多元文化融合的怪圈，更是“文明的悖论”。
（三）文化多元化的局限
文化多元化也是美国文化体制致力于达到的目标，甚至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多元化是紧随民主化而来的理念。民主化的不可能完全实现使得美国政府开始追求文化的多元化，那些在雅文化中缺席的民众、青少年、黑人等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并和雅文化处于相同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一理念仍然遭到欧洲等其他国家的批判，并成为这些国家用来对抗美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同时，这种多元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从美国内部来讲，美国当之无愧是最多元的国家，博物馆、乐团、造型艺术、流行音乐、电影等丰富而多产；另一方面，从国际角度来讲，美国对文化产品的输出却是千篇一律的。然而，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正在繁荣昌盛，这尤其得益于文化产业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旨在让其产品适应于全球各个种族和民族的目标并非不能实现。对此，马特尔评价道：“文化多元性至少是美国人所看重的文化多元性，因为美国人常常维护的是‘自己’的多元性，这正是美国能够用来加强其在世界文化中的霸权的手段”。可谓一语中的，正如他所言，美国文化追求的是内部的多元，但却不考虑外部的多元，甚至用一种霸权的手段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多元民族文化，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的。
此外，美国文化多元化逐渐发展为相反的结果，由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各个文化社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上升，反而分散了美国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因此，美国也逐渐推崇创造一种“共同文化”。然而，这也正是美国文化体制面临的难题，即如何在构建一种共同文化的同时又不会摧毁那些身份认同？这些难题使得美国的文化体制或许并不像它表面上的那样无所不能。
（四）文化自由化的控制
美国不设文化部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文化的自由发展，但这种自由的表面之下果真是畅通无阻的吗？时至今日，文化审查成为很多国家的常态，美国看似比任何国家都要宽容。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麦卡锡主义时期对文化的简单粗暴对待，这也说明美国并非对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不闻不问。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文化生活中的“软性”审查形式和自我审查形式。这也是美国进行文化审查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本书提到了许多关于美国对文化的许多间接的公共支持机制，这些税收减免、鼓励捐赠等间接补贴形式之下实则存在着一种强劲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美国文化领域对于那些捐赠人的过分依赖，使得艺术逐渐发展为为了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富豪权贵者量身定做的艺术形式。美国艺术在与金钱权力的联合中逐渐表现出那些资助者的审美品位。即使在今天，美国文化仍然受限于审查与自我审查。
在国际上，美国在国际谈判中以全球化为由来指责其他国家对文化的直接补贴和扶持，并要求在全球实现毫无阻碍的文化自由化。实际上，美国并非对文化放任不管，它伪善地将他们的间接补贴、鼓励公民参与的那些内在的配额和文化领域存在的许多管制措施进行合法化地掩盖了，并拒绝承认自己正在补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美国正在掩耳盗铃式地建构一种“文化例外”。
三、对美国文化的再认识
当下，美国文化覆盖了国际文化版图的大片疆域，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文化。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美国文化究竟何以称霸世界？如果仅仅说美国文化的成功完全来自于其有效运行的文化体制，那就太过于抱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了。诚然，美国文化之所以称霸全球，不仅因为其强大的产业实力，还依赖于其文化体制在不同层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应该承认但不应过分夸大这种作用，而应认清在这种体制背后，还有切切实实在发展的全面而丰富的文化内容。
首先，在全球最为人称道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的繁荣，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百老汇商业戏剧、文学畅销书等商业文化的成功，依靠大规模成熟的生产和发行来吸引和笼络全球公众。在这一层面，美国文化体制确实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美国文化绝不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美国以交响乐团、当代艺术博物馆、舞蹈团、大学及其出版社等为渠道输出的“高雅文化”以及美国独立电影、实验电影等精英主义文化和卓越文化也在全球拥有极大影响力。同时，美国在前卫、“反文化”、另类文化、“亚文化”等领域也极具创新与活力。此外，马特尔尤为指出的是，最大的反讽存在于学术界对这一体制的分析与批评也不得不以美国著作与理论作为论据，当今学术话语体系也离不开美国文化的影响。
美国文化强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已融入到整体社会的发展之中。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窘迫的生存困境不同，美国对艺术家的尊重与热情使得他们能够自信而充满活力地进行艺术创作。美国经济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包括设计、互联网、数码音乐、有线电视、衍生品、软件制作等领域，这些领域也即是当今热议的“创意产业”。
马特尔指出，“美国文化实际上是商业和‘反文化’、前卫和雅文化、数码艺术和全套的无限丰富的族群‘亚文化’混合并存的文化体制，它的功能特征是极其的有效而稳定并且善于协调同步”。 这是美国对各种文化极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所致，其所催生的强大的文化实力是美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文化霸权也因此而得以建构。而之所以所有对抗美国文化霸权的尝试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没有对美国的文化体制进行正确的分析，对美国文化完全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其全部要义。认识到美国文化并非叱咤风云的神话般的存在，并看到美国文化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能够有助于在抗衡中掌握主动权。马特尔理性深邃的论述带领我们一步步地揭开了美国文化这些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看到美国文化的双重面孔。
对于在全球大行其道的美国文化，一方面，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和潮流，我们应当持开放的态度来欢迎异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全球化进程中严重的美国化倾向及其形成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这是学术界讨论美国文化的主要观点。但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使得其他国家在批评美国文化的同时却又无法拒绝消费美国文化，这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尴尬境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各个时期的文化政策战略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强化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而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战略与战术，这种战略与战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它们旨在在各个国家打造并固化一个整体的以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文化社会环境，又在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构建被内化为一个亲美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美国文化在其他国家大行其道、盛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从而确保了美国的文化体制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快速而高效的双向运行。对于美国文化体制的双重面孔，我们应予以正确解读，但是我们却无法进行有效选择，正如马特尔所言，“美国文化创造了一切及其反面，它创造出最好的，也创造出最坏的”。
马特尔撰写本书的理念是：“我们研究美国的文化，是为了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只有了解这位朋友兼敌人，我们才能有效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文化。然而，与其沉迷于“文化战争”，不如埋头于发展本国的文化，只有强大深厚的文化力量才是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重要资本。因此，虽然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使得文化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美国在文化方面所做的很多积极尝试仍值得我们去学习。美国文化的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必将成为我们自己国家文化体制的镜鉴，引导着我们国家的文化道路应该通向什么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