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竖琴读后感精选10篇
《草竖琴》是一本由【美】杜鲁门·卡波蒂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据说杜鲁门•卡波蒂欠缺虚构的能力，这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是个吊诡的缺陷，不过若非此，或许也不会有“非虚构小说”这种文体的诞生（聪明的卡波蒂总要给自己的难言之隐找些回补的）。至于《草竖琴》的创作，虽然还未到作者开宗立派的时候，但其非虚构的本质却是毋庸置疑的，故事的主体来自卡波蒂的童年生活，人物亦自有原型出处。那段早年的经历或许是他最为温暖的时光，以至其标志性的阴郁色彩在《草竖琴》中淡薄了许多，而是增添了如许的凄婉与静谧。
男孩柯林•芬威克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在父母亡故后，被姨婆韦莱娜和多莉两姐妹收养，生活在大宅院里。后来韦莱娜和多莉因浮肿药水秘方起了争执，在冲突后多莉、柯林，以及黑人女仆凯瑟琳一起离家出走，躲进了树林里一座古老的树屋，不过，这种隐居的生活很快就被外界的力量打破了……
卡波蒂善于以哥特手法表现社会边缘人物，而《草竖琴》中的多莉、柯林、凯瑟琳，及后来加入的退休法官与少年莱利，在小镇中显然也处于边缘位置，但例外的是，卡波蒂在描写他们的时候却并无太多哥特色彩。这表明卡波蒂沉浸在一种回忆的温情中，过往的美好时光将不定的阴霾荡涤一清，温和的刻画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不过尽管如此，对边缘人物的关注于卡波蒂而言却是一以贯之的，而在《草竖琴》中，更是采取了一种戏剧化的形式来呈现。虽然没有更多的背景材料支持，但我猜测，故事的大多情节与元素都是真实的，但隐居树屋及镇上权威人士的声讨与追打大约是卡波蒂难得的虚构，这不仅出于戏剧性的要求，且构成一个隐喻，即社会主流对边缘人物的极度挤压与迫害。
有如此的隐喻打底，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镇上的名流兴师动众对树屋隐居者的讨伐。表面上，众人前来是受了韦莱娜的暗示与鼓动，为她出头，谴责多莉没有服从姐姐权威，竟然以离家出走来抗议。但深究内里，他们暗藏着某种恐慌，是主流社会对逸出生活常规的群落与个体的不屑、抵触乃至恐惧，必欲驱逐之、纠正之、弯拗之而后快。多莉，这位在镇上生活多年的老小姐，胆怯羞涩，从未有逾矩的行为，忽然间反抗大家长——姐姐韦莱娜——的意愿与权威（不肯交出药水的秘方），并以出走为抗议方式，这在镇上是如何石破天惊的事情啊，于世道人心难免是个大的“破坏”，“有识之士”当然要负起责任来，于是，出现了群情涌动的场景。这对多莉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但她挺住了，坚持自己所要坚持的，自主性的原则是不可退缩的。有意味的是，三个边缘人（多莉、柯林、凯瑟琳）组成的群落遭到主流社会的挤压之后，不断有声援者加入进来，退休法官、少年莱利，还有坐着大篷车的艾达一家，而他们的共同点，即都处于社会的边缘，或被这个社会所遗弃，或遭遇忽略。这种声援有主动的，亦有不自觉的，实质上是同类的相惜，他们在互相取暖与慰藉。而在其反面，镇上的讨伐队伍即使以韦莱娜之名，却行的是自己潜藏心底的恐惧之实，任何对常规轨道构成威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惩罚。这也能解释为何如此一桩小的事端，最终竟出现了一声枪响（虽然未酿成大的悲剧），未免小题大做了。其实就更深一层面而言，是有着未明言的缘由的。
至于韦莱娜，不论在小镇，还是家族中，都是有影响力的强势人物。她霸道，说一不二，强迫妹妹多莉交出药水秘方，妹妹出走，立刻鼓动镇上的人去追赶，宛如“女领主”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在小说的末尾韦莱娜向多莉的诉说中，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位女强人的不为人知处，她的脆弱、她的孤独，使她向妹妹妥协，也是先前明知一个男人的骗子本性却仍然信任之的原因。此时，一位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似乎在心理层面与昔时鄙视的边缘群落“同流”了，这是一种矛盾的逆反，却也是人性的幽微所在。
自《草竖琴》而见，卡波蒂对边缘人物的钟爱，这种爱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而就是切切实实的局中人。他曾经生活在其中，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亦不能忘怀，细腻地表现于创作中。边缘群落的真实处境无法摆脱阴郁色彩，在《草竖琴》中我们亦隐约窥见，但卡波蒂无法掩饰自己的温情，为畸零人的遭遇加上了许多和美的光线，于是，一切都变得朦胧可人，进入岁月的悠然轮转之中了。
《草竖琴》读后感(二)：纯真温暖的卡波蒂
每一个作家都会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独特的风格构成了一个变幻的文字世界。我们会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喜欢一个作家，或者说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举例来说吧，人人都爱马尔克斯，他会永远把读者放在首位，读他的小说你永远也不会感觉枯燥无味，他会牢牢的把你抓住，不给你留任何喘息的机会。他的叙述是君临天下，不容置喙的口吻，这也就构成了他魔幻现实的瑰丽世界。当然马尔克斯的极简主义写作也极其出色，我们暂且不多说了。还有很多这样风格独特的作家，托马斯•品钦磅礴纷乱的各学科知识储备令人叹服，永远的阴谋论后现代主义作家。纳博科夫如蝴蝶羽翅般纷繁的意象，忽视读者智商，将文字游戏和潜藏细节发挥到极致。伊恩•麦克尤恩的残忍暴力和爱欲纠葛，想要发掘人性黑暗的无限可能。朱利安•巴恩斯他太聪明了，作品总是夹叙夹议，把平常人细枝末节的细腻情感一股脑的甩给你，让你花费好长时间才能体味。这张作者名单还可以继续延长，只要文学还在，那他很可能是无限长。
我会觉得一个作家一辈子能讲好一个故事，将一个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也就足够了。比如卡森•麦克勒斯小姐，她是美国南方作家，她的所有作品都只在讲孤独。她成功了，而且几乎在她二十五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就成功了。后来的她反复言说这这个主题。而下面要说的主角也是美国南方作家，他出道的风格和麦克勒斯小姐很相像，都是美国南方特有的哥特式阴郁气质，但是后者的文笔更华丽优美。以我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的角度去评判两位文学名家肯定会被人贻笑大方。所以就不说了。
花了两天时间忙里偷闲读完了卡波蒂的小说《草竖琴》，期间夹杂着玩ＬＯＬ，看电视，睡觉，到底是有多精分。小说还是我们熟悉的早期卡波蒂温暖治愈系风格，亦如《圣诞忆旧集》般纯真美好。读卡波蒂的书总会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在某个寒冬凛冽的下午，一座屋顶上积了厚厚白雪的木屋，你坐在铺着厚地毯的壁炉边上，火苗劈啪作响，手里捧着热巧克力的你读着卡波蒂先生的小书。是的，后来成名的卡波蒂他变了，细腻温暖的笔触消失殆尽。他的《冷血》和《蒂凡尼的早餐》我完全没有阅读的欲望。
《草竖琴》是卡波蒂最具自传性色彩的小说。什么是草竖琴呢？如作者所言：“山下的那片土地上长满了印度草，这种草会随着季节改变颜色：秋天的时候去看，九月底的时候，它会变成晚霞般的红色，暗红的阴影火光一般扫过，秋风随意拨弄着干草叶，吟出人间的音乐，人声的竖琴。”这就是草竖琴。
卡波蒂善于描写边缘人，对自己同性倾向追寻的乔尔，敏感忧郁的柯林，都是我们卡波蒂先生的分身，他们都是——按他自己的话说——太漂亮，太美丽，太白皙。卡波蒂从来都缺乏虚构的能力，你能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他的影子。在《草竖琴》中他借法官之口阐述他关于爱情的理论：“爱是一连串发生的，正如自然是一连串的生命串起来的”。他诉说差异不被理解的苦闷“灵性的人接受生活的安排，承认差异——结果就老是惹麻烦”。他亦言说友情的真谛“那个可以尽情倾诉一切的人，但是，一切都可以讲，也许就没什么需要讲了。最后卡波蒂给出了恋人相处的完美状态“他们不动声色的接受了彼此，人们心有所属，心意已定时总是心平气和，不动声色”。这是一本节奏缓慢的小说，卡波蒂不急于告诉你结局，他会用他优美炫目的笔触带领你去观察他故乡的一草一木，就像多莉带着柯林漫步林间去发现一串儿鸟脚印，一根雉鸡毛，捡一口袋枯萎的蒲公英。我惊讶于卡波蒂对家乡植物动物的了解，那些他熟悉的印度草、天竺葵、青苔、苍耳、猫头鹰、松鼠。这些在书里俯拾皆是。我却汗颜虽然小时候也在野地里玩耍可是那些可爱植物的名头大都记不清了。这也是一部充满回忆的小说，故事中散发着对多莉也就是现实中苏克小姐的怀恋。据说卡波蒂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是我，我是巴蒂，我冷！”巴蒂是小时候姨婆苏克唤他的名字。卡波蒂一生都怀念着他与苏克小姐童年时这段真挚深厚的情谊，屡次回望过去，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圣诞忆旧集》。他借多莉之口告诉我们“当你能爱上一件东西，你就能爱上别的东西，那你就拥有了它们，生命中有它作伴，你就可以原谅一切”。我觉得正是对苏克小姐的回忆支撑着小卡波蒂能在这冰冷躁动的世界活下去。他会说：“多莉告诉我的话，这是草竖琴，里面聚集了多少话音，讲着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们倾听。”也许我会没时间去重读这些可爱的小说，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做，那么多好书需要去读，但是当我困惑伤心时，我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和我一样孤独无助。我会回头看看树丛中的窸窣，继续赶路。
好了，罗嗦了这么多，用卡波蒂第一部小说《别的声音 别的房间》中的名句——也写在他的墓碑上——结束：“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不懂地理，所以不识边界，随你怎么给它拴上石块，沉入水底，它总能浮出水面，为什么不呢？”
《草竖琴》读后感(三)：草竖琴
《草竖琴》The Grass Harp
杜鲁门·卡波蒂（美国）
长篇 张坤/译 译文出版社 2012年11月一版一印 ISBN 9787532759477
读《草竖琴》总让我联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子爵》，当然，前者虽然荒诞，但是并没有像卡尔维诺那样彻底地置身虚构世界描摹精神世界的对抗。《草竖琴》讲的是一个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最荒诞的故事。
树屋是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乌托邦，它的本意并非坚强、也不是对抗，只不过远离这种行为赋予了它对抗的意义，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对抗”的失败。现实的世界不会允许这种远离的长久存在，它会像拿着枪的警长、牧师以及更多的从众者一样步步逼来，软硬兼施，直到你“选择”重新回到现实。当选择来临，子爵乘上一颗飞来的气球飞上了远远的高空，不知所踪，终于没有落到地面，而树屋中的一行人，却纷纷离开，接受了成长，用一种温情的方式，实现了和解，最终，树屋的对抗，只是遥远的仿佛一场童年的幻梦，印度草用竖琴一样的拨风声讲述的过去的故事。
本书深意大抵如此吧。翻译整体不错，开始略有磕绊。作家其人行事颇为特立独行、吸引眼球，但要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两位美国作家之一，啧啧，还待考量吧。
2017年4月22日
当然，不排除我读得不认真的可能
每天都要读好书
《草竖琴》读后感(四)：必也正名乎
翻译的作者Truman Capote遭遇了wifi一样的麻烦：读音问题。最初译文外国文学译介时叫“卡波蒂”，后来南海出版公司的《蒂凡尼的早餐》；以及南大社《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都将作者译作“卡波特”。如果查阅谷歌翻译，有道词典等，你听到的读音的确是“卡波特”，但，请查文学百科，或维基百科。
Truman Capote ( /ˈtruːmən kəˈpoʊtiː/)，这是维基百科的注音。卡波蒂这个姓来自作者的古巴继父，因此也许发音来自西班牙语，可以解释为什么最后的元音e会发声。FT曾与 @杨全强 就此有过讨论。 以下链接有有声资料：
http://www.biography.com/people/truman-capote-9237547
杜鲁门•卡波蒂的小说格局通常都不大，有趣的是，那邮票般方圆数里的一块地上总能聚集起一伙亦仙亦妖的人物。长篇小说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就有同性恋、罗莉控、假小子和两个侏儒（其中一个还活到百岁高龄），中篇小说《草竖琴》（1951）中有老处女、娘娘腔和流浪女，《蒂凡尼的早餐》（1958）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郝莉除投怀送抱的一打情夫外，竟然还是个喜欢在商店顺手牵羊的贼骨头。
你不得不惊叹卡波蒂的文学图景是如此丰富，他随随便便就能碰上你这辈子未必能碰上一半的上述人物；你又不得不感慨这些人大多是卡波蒂自身的投影，卡波蒂书写他们，其实也是在抒解自己。没错，卡波蒂就是同性恋，至于娘娘腔，这怪不得他，因为他年轻时一张脸委实精致可人，用他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描述十三岁少年乔尔的话说，“太漂亮，太白皙，容貌的每一处都生得细腻精确，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
卡波蒂当然不是侏儒，但他长足了个儿也就一米六一，即使百般挣扎也只能在《草竖琴》中拔高自己十个公分。卡波蒂也确乎像个男人那样闯荡江湖，却像个男孩一样到处惹事生非。他在《纽约客》当小厮开罪了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十年后做访谈冒犯了大明星马龙•白兰度，等到他自己做了大人物，更是肆无忌惮揭上流社会的丑，把人都得罪光了，只好酗酒、嗑药、乱搞，死到临头还振振有词替自己开脱：这不是罪恶，而是纯洁的放荡！郝莉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自白敢情就是说他自己：“我会去盗墓，我会去挖死人的眼睛，如果我认为这能使我那一天过得高兴。不做胆小鬼，不做冒牌货，不伤人家感情，不做烂污货：我宁可得癌，也不愿要一颗不老实的心。”
是的，一颗“老实的心”，正是以《蒂凡尼的早餐》为分水岭的卡波蒂早期小说所汲汲探索的一个主题。他笔下那么多怪人，宁可得癌、盗墓和挖死人眼睛，也不愿回避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样的凌然决绝，势必格格不入于周围的人事。但我们不能说卡波蒂从一开始便有这样的气魄，20世纪50年代毕竟不似60、70年代那样文风跟着性一块儿解放的时代，卡波蒂再是惊世骇俗，也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如果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卡波蒂祛除心魔、直面自身的预备作，那么《草竖琴》则是凝聚了他的思辨和内省、趋于成熟的转型之作。相较前者充满象征和哥特韵味的神秘特色，《草竖琴》更像一脉潺潺涌动的温泉，细腻、委婉、诗意，如风吹草叶般撩动人心。
小说塑造了五个“怪人”。十六岁的“我”科林在父母双亡后寄居韦莱娜和多莉这两个六十岁的老小姐姨婆家。姐姐多莉不满妹妹韦莱娜的贪婪势利，与“我”和一位同样六十来岁的黑人凯瑟琳一起离家出走，栖身在离住家不远的一棵树上，随后又吸引来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莱利和年逾半百的法官库尔。这个树上团伙不久成为小镇的耻辱，几经围剿之后，“树屋”散伙，有人成长，有人去世，希望与沉沦一同永留“我”的心头，成为“我”珍藏一生的记忆。
因为卡波蒂的身世与科林几近一致，我们似有理由认为科林即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其实不然。书中能够成为卡波蒂传声筒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库尔法官和黑人凯瑟琳——一个是纯粹的“社会人”，受过哈佛大学专业法学教育，足迹遍布大西洋两岸，可谓见多识广；一个是纯粹的“自然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偏见和迷信倒有一箩筐，正经事不干一件，还经常帮倒忙。婆娘上树已是惊人，法官上树更是不得了，他们的夸张举止其实就是卡波蒂情感与理性的外在投射，他们时不时的彼此拆台，也反映卡波蒂自身在“纯洁的放荡”这个大问题上的纠结。一颗“老实的心”固然可贵，可为了获得这颗心，是否有必要碰得头破血流，而不采取一点点策略，就算这策略有那么一点点“不老实”？
法官是承认这一点点“不老实”的，当然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首先批判社会对人性“差异”的漠视，那么多怪人、畸人、飘零人，都是被生活或者社会放逐的失意人，可他服务的法律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判他们有罪，于是这些人“只好费尽心力、彼此隐瞒，怕暴露自己”。他庆幸有生之年“再也无须担忧我们表面的形象”，因为人们一旦直面了自己的本质，就会承认差异的存在，而这些人加在一起，“也许就是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只不过他有十几张面孔，走在上百条不同的街道上。这是我的好机会，让我找到那个人——就是你，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
法官不愧是法官，这一番如法庭陈词般条理清晰、掷地有声的宣言，其实是向读者而不是“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发表的。他以一种策略性的、唤起大众理解和同情的方式，为“怪人”“怪行”辩护，使之具备一层人性的光环。但在凯瑟琳看来，这不仅多此一举，而且矫揉造作。按她的逻辑，女人替男人洗衣做饭，跟男人睡觉生娃，这个男人便天然属于女人，同理可证，一个人屋前屋后忙里忙外打点一切，那么这个家包括这块地就是这个人的，没人能擅自私分或遣来推土机独占。爱一个人，或者爱某个物，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凯瑟琳话语粗糙口齿不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句诗意盎然的名言可以为其加注：“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所以不识边界”。
所以说，法官为啥要藏掖自己冒充十五岁少年同一个十来岁小姑娘交换照片通信的事实，而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怪蜀黍不就得了？科林为啥要隐瞒自己在莱利把尿撒在他鞋上而不动怒、跟莱利脱光光下水洗鸳鸯浴心儿咚咚跳、莱利结婚后如弃妇一样自怨自哀的、那颗“老实的心”？可贵的是，彼时的卡波蒂，心有猛虎而细嗅蔷薇，把小说处理得含蓄内敛而从容典雅。遗憾的是，小说之外的卡波蒂却无法制衡这只猛虎而一任其恣肆妄为。的确，卡波蒂创造了库尔法官这样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但小说家又何曾受制于他所创造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