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10篇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是一本由马国兴著作，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一)：真正的精华只有7+72页
忘了是从那里看到的这本书的介绍。我看了目录一直以为是马先生在书店工作过程中的经验之类的。起码大部分篇幅是的。书店从业人员写的书店经营类书籍真不多，之前也就见过中信出版社的《我爱做书店》。
实际到手阅读后略有失望，上篇可以同通俗的换名为书店趣事。加之时间距今有些久远，有些生疏感。
下篇书生活，也是各种小短篇，从实际意义来说，和上篇的没什么太大区别。仅仅内容不同。
中篇才是我对这本书最看重的地方。
前篇是读库的出版历程和出版理念。7页。对有志于做关于书的行业的人来说很有帮助。
后篇是马先生的若干书评合集。72页。应该说是马先生的推荐书的榜单，摘抄了段落，有了评论和介绍，起码对我来说，知道了更多的选择。
全书最末看到了附录，再去找了下马先生的信息，发现全书其实是马先生的一个文集，还是老文集。《如是我闻》的书评大都也是前几年出版的书了。
这本书对我而言，有三个收获。
2：林达的系列书籍，虽然最早的一本已经间隔了15年，但是已经有想法收一套看看。
3：刘勃的春秋战国系列，估计会先看看，是否收藏。估计要先去书店看到实体书在说吧。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二)：看完坚定了想在江苏镇江开一家特别的书店一M.X在天涯书店，图书漂流，让书被更多人分享，让书发挥最大的价值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一一马国兴 当时是被书名吸引了，古人说三大善举，修路，铺桥，建学堂，他说在城市开书店兼具三种善举。 最近初中好友想开书店，希望能够梦想成真。 我一直很喜欢读实体书，也喜欢做读书笔记，虽然字写的不好，一直很记得初中语文老师让我们做的文摘卡，当时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卡片，记录了不少好词好句，虽然后来记得的寥寥无几。但是培养了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高一的暑假，去我表哥家，他一直语文很好，当时我仔细研究他当年积累的读书笔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读书的三种境界，印象很深。虽然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三种境界，但是读书对一个人提高认知和思考水平都很有帮助。
M:思念/想念，代表过去的美好回忆 X:未知的自己/他人，代表不可知的未来 M-X，中间的符号，代表现在，过去，现在，未来 要知行合一，才能拥有未来
不忘过去，珍惜现在，直面未来，在MX在天涯书店，通过书籍的阅读，灵魂的交流，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找到 那个未知的X，当年明月说过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 MX在天涯书店希望每一个来过书店，参加在天涯图书漂流活动的人，能够学会分享的快乐，体会阅读的乐趣，找到灵魂的栖息地，希望在这小小的书店，能够让你放松你疲惫的心，感到舒心和温暖，赶到愉悦和快乐， 平安、顺遂、喜乐、从心。
“有一个忘年交，他从十八岁到三十二岁，在西藏从军十四年。某次聚会，四十五岁的他感叹道：‘谁要说西藏不好我跟谁急，可谁要是现在再让我去那儿，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去了！’”
马国兴对于郑州“三叔”（三联书店），也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情结。从22岁到25岁，他生命中的黄金岁月都挥洒在了哪里，在那里也邂逅了与之偕老的另一半。怪不得6、7年后，“三叔”依旧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追忆之文一篇一篇汩汩而出，仿佛要用文字立一座书店青春的纪念碑。
那时的三联还是郑州一座绕不开的文化重镇，身处其中，一种读书人的自豪感会忍不住地油然而生。五年之间，他从店员、库管到店长，一路拾阶而上，全方面参与到三联农业路店地工作中来，沐浴在书店业最后的余辉盛景之中，乐此不疲。
那个时候还有还有一批痴顽可爱的热心读者为书店捧场，远不像今日的门庭冷落。有读者像亲人一般将鸡蛋糕亲自送到书店；有读者专门索罗以“天”字打头的图书并将书斋命名为“天斋”；河南建业俱乐部的老总也会百忙之余到三联买书，对于足球和书店的同病相怜大发感慨。
那个时候都市报上书香犹存，书评版块还未被车市、楼市、消费等副刊挤下舞台。他也乐意亲自操刀上阵、撰写书评，为一些“巷子幽深”的好书摇篆呐喊。
那个时候每年的图书订货会都是冠盖云集、人气鼎盛，他代表三联书店徜徉其中，与各地书店聚议交流、互诉衷肠，结交了不少一见如故的爱书之人，回郑时总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后来，随着网络书店的挟低价、便利之优势后来居上，培育数年的书店文化几年之间即被冲击的花果凋零。除了新华书店背靠财政大树衣食无忧之外，大多数民营书店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更有大批标志性的文化“灯塔”相继熄灭，令爱书之人哀婉不已，当然郑州三联也难以独善其身，他所供职的农业路店已经因为不堪房租迁至他处，书店的灯光虽然依旧温暖，但等下人影却日渐寥落稀疏了。
当然，他在巨轮漏水之前就先上了岸，进了一家待遇优渥的事业单位——杂志社。在宽大敞亮的办公室里，左边是位不断呼叫着个股价格、股市盈亏的男同事，右边是位大声放着黄小琥、沉浸在QQ聊天之中的女同事，只有他的桌上空空如也，身后的书柜如丰收的谷仓。
他在书店时的一位同事在郑州开着一家城市之光书店，虽然每年都会亏损几十万，但夫妻二人皈依了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每年背着背包优哉游哉地环游世界。虽然书店近在他工作单位几条街之外，他几年来却从未踏足。
虽然远离了书店，他作为文学青年的情怀依然温热，十五年间出版的60期手抄报《我》却是走向末路的纸质时代的一份难得的坚持。1995——2010，他将自己15年的人生都浓缩进了这60期墨迹淋漓的报纸之中，可以称之曰“纸上博客”。其中没有凌空蹈虚、言不及义的宏大主题，只有从正面、侧面、里面、外面书一遍遍写着一个大写的“我”字。有幸获赠者不仅能见证者他一步一印的心路历程，更能够从文如其人的笔迹中看到一个男人如何从稚嫩走向成熟，这是手抄报有别于印刷、网络的独特魅力，在这个笔墨蒙尘的年代几乎已成绝笔。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四)：杨晓敏：一部书店的史记——《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序二
一部书店的史记
杨晓敏
十年前，还在书店供职的马国兴来百花园杂志社办事，交谈之际，他取出几份手抄报《我》送给我，并说已经办了六年，出了十八期。我颇为诧异，翻看过后，清秀的字体、贴心的文字之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热情与坚持。
毫无疑问，每个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取决于对世界的认知，而最后能有多大的成就也和各自的世界观息息相关，想在某一个领域里有所建树，热情与坚持必不可少。能将别人视为小儿科的手抄报办得如此长久而又别具一格，自然贵在坚持。那时，他身兼采购与企划总监，是郑州三联书店的骨干中坚。出于爱才之心，我邀请他加盟小小说事业，最终如愿。
十年来，马国兴在发行岗位上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创造性地工作，为杂志社以及当代小小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业余时间，他延续了自己的爱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致力于散文随笔的写作，作品先后发表于《读库》、《天涯》、《北京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转载于《散文选刊》等报刊，入选《当代散文精品》等选本，而且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书生活》。
马国兴在书店多年，由仓库理货到店面营业再到采购企划，熟悉书店的每一个角色，与业内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并且一直以来好学不倦，勤于阅读图书及社会生活这本大书，对图书以及书业有独到的认识。他的《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是一部关于书店与书业的文化随笔集，记录了他从业十五年的经历与感悟。
书店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城市学堂的功能。正如作者所说：“古时有所谓的‘三大善举’：铺路、架桥、建学堂，我一直以为，在城市里开办书店，兼具了三者的精神实质和象征意义，可谓善事一桩。”每一位读者在成长的历程里，大都会从书店获益，并对书店充满感情。侍弄书店是许多人的梦想，如今身处书业的经营者，应是逐梦而投身其中的。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不同于其他有关书店的图书，作者以书店从业者的角度，对书店及书业各个环节娓娓道来，绝无空洞的抒情，文字带着体温，朴实而有趣味，对书店从业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钟情传统书店的读书人也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共鸣，既可解惑，亦可解痴，还能解馋。
“书店传”一辑，描摹出入书店的读者、作者、同事的众生相，记述书店的营业、邮购、签售等服务细节，采撷排行榜、书评、订货会等书业元素，展现书店及书业的方方面面，以及从业者的五味生活，堪称书店史记。“偏见书”一辑，以书为纲，展示个人的阅历，在书与非书之间，带出内地近年来的出版史，以及他对书业的见解。“书生活”一辑，从更广泛的角度呈现其读书体验，举凡聚书、散书、出书、偷书的故事，妙趣横生，而他对盗版书、签名书、漫画书的观察与思考，可谓一代人阅读史的勾勒。
“‘你碗里的米是谁给你的？自己，才是自己的施主！’当然，其间应有如是推导：你的工资表面上是书店发的，深一层则是读者给的，更深层则是自己创造的，因为销售额与你那琐碎的服务密切相关。”诚然，任何大事业，皆由繁琐的事务造就，正所谓“工作无大事，工作也无小事”，面对繁琐的事务，须秉持“耐烦”的精神。每一个人从业者都是大事业的接口，自身的积极努力必会促其提升发展，谁也不要看轻了自己。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读者不仅能体验到一种生活方式，还能获得人生哲理，每一位读者不妨取其精神，起而行之，在工作与生活中去实践。
十年过去，马国兴现在已是百花园杂志社副总编兼事业发展部主任，担负探求文化产业新路的重任。他具备耐烦的品质，加上一贯的热情与坚持，必能在新的岗位上，为推出精品、成就作家、传播文化、服务社会而继续奋斗。同时我也期待他笔耕不止，不断有新作问世。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五)：书店将死，书籍永生
越是在书店业哀鸿遍野的时候，许多读书人心中开一家的书店的想法越是蠢蠢欲动、破土欲出。老六提名的这本《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可谓搔到了不少人的“痒处”。“侍弄”这个词贵族范儿十足而又不失风骚妩媚，以前这个词可是和英国国王连在一起的，老六借而用之，更是吹皱了爱书人心头的一池春水。
这两年来，书店之书成了寂寞书市上的一道别样风景，资本寒风摧枯拉朽之下的幸存者奋力发声，抱团取暖，爱书人看在眼里颇能激起“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一个时代尚未黯然落幕，各种挽歌却已纷乱奏起，文化人在这个兵荒马乱年代的丧家之忧呼之欲出。
如果抛开种种浪漫想象、文化寄托，书店本身不过是出版业链条的最后一环而已。前几个月读台湾出版人陈颖青的《老猫学出版》，写的是出版业的上游，如今上游虽然来水减少，但尚无断流之虞，下游却正在改道转向，书店这一渠道正在被文化流水线弃之不顾，从出版链条上迅速滑落，成为城市中一个个伶仃无依的文化枯岛。
虽然在数字化浪潮的激荡冲刷之下，出版业多年来编织的荣辱共存的产业链尚能抵挡一些时日，但是对于书店业短短十几年间由盛转衰的变迁，难免生出唇亡齿寒的嗖嗖凉意。一根绳上的蚂蚱，绳尾那只已入麻雀之腹。
在凭吊书店的集体仪式中，主角永远是人文气息浓厚的独立书店，而新华书店一类的大型书店则被排除在外，甚至作为“书店杀手”的黑暗角色而频遭责难。有意思的是，马国兴所侍弄的“三联书店”正属于后者。难得的是，他以一己之力将一家大型书店办的和独立书店一样风生水起、人情洋溢。他对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如数家珍，让每一个遍索不得的读者满意而归。他左右周旋，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牵线搭桥，办签售、搞研讨，做展览，让书店不再仅仅是一排排书架而已。在他看来，书店属于服务业，让每一个读者满意实乃分内之事。
然而，由于体制、职位所限，他的诸多文人理想并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实，比如，他对于书店”公共空间”“思想市场”的设想。更何况，郑州三联只是一个分支机构而已。也许正因为有志难伸，他趁图书订货会的机会结识了天南地北的独立书店主，遥遥关注他们的生存实验，困境突围，无意间竟成为独立书店兴衰史的一位见证人。
书店之困，难就难在如何从一个bookstore转身为一方public space，咖啡馆是一个无法效仿、只能偷羡的对象，因为人家兴起之初就承担着公共论场的使命。人们可以在咖啡谈天说地、舌尖争锋，书籍的属性之一却是私人阅读，似乎与公共辩论的氛围格格不入，强行混搭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只能像如今大部分书店做的那样，卖书区与讨论区截然分开，彼此成仇。至于让创意产品来扛起“养家”重担，为书籍撑出一块喘息的空间，虽然在先锋书店等地方尚能维持。然而书籍低首于“他人”屋檐之下，由主成客，终究令店主难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试验成功。
或许，实体书店这种业态终将要成为历史，书籍将不再享受被单独“供放”在一间店面的殊荣，而是会成为咖啡馆、剧院、博物馆等文化场所中的一件文化产品，走向高端、小众、奢侈……就像黑胶、CD那样最终被数字化赶入艺术的殿堂。
《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读后感(六)：沈昌文：郑州往事——《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序一
郑州往事
沈昌文
马国兴先生谈经营书店的大作在网上流传时，我已不断拜读。我是书业的老兵，自然要关心书店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说起创办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是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那年头，我接手重新开张三联书店，心里又高兴又惶恐。幸亏有好多老前辈相助，让我把三联书店逐步兴办、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位罗孚先生就帮了大忙。我在别处说过，罗孚这位闻名海外的老报人当年之在北京居留十年，是上帝的旨意。这十年里，他实实在在帮了我的大忙。别的不说，他介绍了好多文化人同我见面，让我广辟“人脉”，十分难得。某日，他安排老报人徐铸成先生与我们共餐。我一听说要见徐老，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一九四七、四八年期间，我受地下党员的影响，趁给他们买市上进步报刊之际，自己也常常先找来看。于是，我在我的同辈工人中间，常常念叨一位上海的进步报人“徐寿成”。我那时不识这“铸”字，一直读成“寿”。现在居然要与这位大人物共餐，如何了得。
徐老那天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孙子，徐时霖先生。时霖兄不久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薛正强先生。徐、薛两位年轻人当时都在北京跟从一位冯教授学管理科学。我很奇怪，徐先生学化学出身，薛先生本业是考古，两个人现在都去学管理科学。这也许是八十年代的时尚吧。以后，更想不到的是，薛先生向我提出，他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还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是，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由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做“三联书店”。但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书店的经管人员如马先生者有这样的水平。从现在马先生的文章看，还不好只说他有水平这类话。这位先生简直是个书迷。具体的事情，请大家看本书，我现在就不多罗嗦了。
我还想罗嗦的，是郑州三联书店另一方面的活动：它同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兴办的“郑州越秀学术讲座”。
我是“好食之徒”，到了郑州，正强老兄自然要招待我上饭馆。三吃两吃，在金水路上一家越秀酒家吃上了瘾。于是又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崔乃信先生。崔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对文化又很有兴趣，本人就有不少珍贵的收藏。谈来谈去，正强兄提出利用越秀酒家这方宝地，搞个“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大家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我想使这主意便于实行，不致遭到还在遥控三联的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就先同也是“好食”的丁聪老人家商量，并把他请到郑州去考察。丁老了解后大为赞赏此举，我有了他这个靠山和挡箭牌，更壮了胆，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第一次讲演。那时，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正好住在北京，我同他时相过从，于是就邀他赴郑州作第一讲，讲题是“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这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月都要请一位专家赴郑州讲演，累计下来，前后一共办了一百四十多场。为了报答崔先生和正强兄的盛情，提高讲座的声誉，除了邀请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外，我很费心机地邀了不少学术界的领导人也去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我就都邀了。我利用我曾是胡绳名义上的老秘书的身份，居然设法把他请去（五十年代中，胡绳名义上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而我是社长室的秘书，可他从不来人民出版社，我当年极少见过他）。于光远老人家去了不止一次。最值得我感念的是费孝通老人家。他当年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居然被邀到了郑州好几次。每次去，河南省领导都亲自接待。有一次，省委书记李长春借机同他在郑州长谈，费老对河南的发展提了不少意见。据说，当年河南省为防止干部吃喝，对餐馆门口停的汽车要实行登记，但越秀酒家例外。因为那里常有北京去的领导人出席。
费老对这类活动很感兴趣。多次同我用英语说，多同其他学者和读者交流是一种“脑力锻炼”。我们老年人除了体力锻炼外，还应该进行“脑力锻炼”。他希望我在北京也进行这类活动。可惜我后来没有办成。我还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指出，这是“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并引用一位领导人的话说，“越秀文化现象是一种现代经济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良好标志”。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郑州越秀学术讲座，除了怀旧，主要是还妄图在现今提倡这类活动。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当然，这种积累需要投资，书业本身可能力有未逮。但从我在郑州的经验看，像崔乃信先生这样肯于助人的企业家大有人在。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
二零一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