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读后感10篇
《记忆小屋》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小屋》或许是我读过的悲伤书之一。托尼·朱特去年死于ALS，这是一种退行性疾病，让他越来越不动 - 只是手指和脚趾，然后整个手臂和腿，直到他根本无法动弹。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实际上详细描述了他每天经历的事情。在白天，他通常会有人交谈，指挥事情，他可以更频繁地移动，等等。但他的问题是夜间 - 当他被放在他的床上一个位置，他不能从整个晚上开始 - 甚至不是一个小调整。在他上床的特定时刻，最不舒服的位置是他所希望的最好的。因此，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他可以理解，晚上无法入睡，他试着从利玛窦的记忆宫进行“记忆宫殿”的心理锻炼。正如它的名字可能暗示的那样，它涉及的是记忆“宫殿”的精神构建，你可以在你的头脑中生动地和详细地描绘，通过它和许多不同的房间的不同路线。这个想法是你可以附加一个特定的记忆，或者你希望通过宫殿以特定方式制作的论点，或者将它放在你学习中的桌子上的一系列抽屉中，并按照你的顺序记住它打开他们。这是一种认知练习，可以让很多人获得更高的保留率。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让朱特度过他的夜晚并记住他第二天早上的想法。
朱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记忆“小屋”，而不是一个记忆“宫殿”。他的“小木屋”是瑞士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他曾与家人一起去。对于像朱特这样的好社会民主党来说，宫殿本来就太过分了。他非常重视这个小木屋的小而完全不起眼的性质，除了他在五十年后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它。为了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从基础开始 - 他的童年时代，并指示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将我们带入他的个人成长过程，直到他成年，然后还有一组论文，讨论各种话题，他的背景给了他强烈的意见。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项目，在很多层面上，最生动地是因为他的建筑。在他关于ALS的章节中，他广泛谈论了他失去的所有事情 - 他为自己做了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以及他如何在没有一切的情况下学会做，除了他的思考能力，以及他慢慢地，痛苦地表达这些想法的能力。幸运的是，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技能，但他仍然犀利地告诉我们，在他增加的思考时间里没有幸福或没有礼物，只是暂时的逃避，如果那样的话。
他所有关于他生活的论文似乎都是为了重新找回他在疾病发生之前完全改变了他每时每刻生活方式的功能。为了能够与他曾经的人联系起来，他从战争结束后的紧急英国的一个章节开始。本章允许他将自己的过去重建为一个有用的基础，似乎给了他更多的武器来对抗这种疾病。如果他能说服自己，他一生都没有做过，也许他所经历的事情会更加可以忍受。因此，“紧缩”的主题，他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吝啬和拯救，以及对奢侈品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几乎在后来的所有章节中都有发现。他正在建造的这个房子的黑暗面是他似乎无法理解他生活中与此无关的部分。他对任何轻浮，任何比它需要的更大，任何华而不实或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毫不同情。他甚至对任何激情，需要或强烈的表达都不耐烦在一章中，他谈到了他对以色列事业的少年奉献以及他在几个夏天生活过的共产主义的基布兹，他认为自己的激情基本上是荒谬的，而是集中精力证明他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是正确的。最终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某主义和以色列。
《记忆小屋》读后感(二)：何以为“公知”
托尼·朱特是著名的欧洲战后问题专家、历史学者、作家，更是一位智慧、清醒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谦逊地认为“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但对于道德与价值判断常被扭曲的世界来说，最后这重身份或者定位更显重要。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被简称为“公知”，这个称呼多少已有些“变味”，讨论某个“公知”的真伪已经变成了比其提出的社会问题更引人注目的焦点。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公知？
对于这个问题，托尼•朱特或许不是答案，但至少是范例。
在《记忆小屋》中的《边缘人》一文里，托尼•朱特概括自己是“一点也不犹太的犹太人”，不熟悉犹太习俗，也不受拉比约束，但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实使然。
他的母亲便是“不怎么犹太的犹太人”，不仅对犹太习俗不甚了了，还对自己的英国身份十分明确，她甚至会在英国女王出现在电视上时起立。而他自己的身份又更加复杂，除了有祖籍东欧的祖父母，身为“女王子民”的母亲，他还有在英国的青少年时光，在法国的大学学习、任教生涯（他特别引以为傲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生涯），在美国的晚年生活，这些因素和经历既增长了他的阅历与学识，给他各阶段的思想以影响，又冲破阶段的束缚交织在一起，让他成为一个“边缘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世界人”。
这种“世界人”的身份在由其遗孀编辑出版的评论集《事实改变之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收入了托尼•朱特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演讲与评论。我们可以读到，在定居美国之后，他原本在《记忆小屋》中对自己纽约人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感也有所松动。在美国，他一方面的确在听着意大利语的电台，吃着法国厨师做的糕点、希腊餐馆里的阿尔巴尼亚菜肴，穿着东欧裁缝改的衣服，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美国（与以色列）对单边主义越来越执迷，对世界格局肆意、蛮横地分割，滥用和亵渎人类共同赢得的道德高地，甚至有挑起种族对立，激化矛盾的愚蠢行动，而今日的美国似乎更接近他担心的样子。
在目睹美国的种种“背叛”之后，曾以为自己是“美国人”的托尼在入籍美国不久后又毫不留情地批评美国。他清楚地看到了美国“世界化”的外衣下的狭隘和孤立，而他作为“世界人”自然要大加批挞，即便在罹患“渐冻症”的最后时光也未停歇。
他的坚持和激烈既可以理解为来自期望落差导致的不满，也可以看做是对“背叛”的愤怒。在《记忆小屋》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乐于成为 “纽约客”的托尼，而在成书时间较晚的《事实改变之后》中，托尼则在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破坏犹太人融入世界的节奏。移民们谨言慎行，唯恐自己背离了美国以移民为立国根本的精神，但美国却堂而皇之地背叛了这种精神，并公然树立起带有种族和宗教敌视态度的战旗。
这种略显辛酸的讽刺恰如托尼在书中讲述的关于犹太小圆帽的往事。作者刚到纽约时，在参加一次犹太成年礼途中，发现自己忘了带传统的小圆帽，于是匆忙返回取来，但最终在这场潦草、简短的“宗教经典”上，他却属于戴小圆帽的极少数人——真正铭记传统教义和为之诚惶诚恐的反而不是那些时刻标榜自己是经典代表的人。
再回到“犹太人”人这重身份上来。托尼一直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却对以色列的批评受到恶毒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看待以色列问题。实际上，托尼年轻时不仅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曾经投入到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场中，从曾经亲身践行“犹太复国运动”到客观、务实地反思巴以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勇气和公正的象征——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时，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更不是也不能是犹太人。
他并非要做“反对派”，但有时候站在事实和理性一边，总难免被愚昧和偏见推到所谓的对立面；他也并非要“洗掉”所有身份，而是要跳出这些身份引起的迷雾，尽量超越情感引起的界限。
托尼•朱特或许不是最完美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在行动中体现出品德无疑是公知必备的：智慧、博爱、公正、勇敢、坚强。
《记忆小屋》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总要做点事情来度过艰难的第二百天。于是敲了半天字。
身份的复杂是朱特的一大优势，让他的视野不受很多难以意识到的观念的左右。祖父母从沙皇俄国移民到比利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意识；父亲出生于安特卫普。外祖父、外祖母来自俄国和罗马尼亚，对这两个国家却并不了解，移民英国；母亲出生于伦敦，却只会说意第绪语。朱特本人于1948年出生并成长于伦敦，“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犹太人，但又强烈地感到自己二者皆是”。后来他还移民到美国，并在美国度过晚年。
托尼·朱特喜欢铁路和火车，他说：“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piii）
朱特的儿子在开篇“驻足停留”中说：“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pxii）
朱特在自己的“记忆小屋”中回忆过往，然而身体状况已经让他的回忆变得艰难——
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和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p11）朱特患的病是一种被称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慢慢变得全身瘫痪。朱特有几段叙述十分感人——
就目前而言，我的病其实已经到了四肢瘫痪的阶段。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稍稍移动一下右手，左臂也只能往胸口挪6英寸左右的距离。我的双腿虽然能在护士把我从一张椅子转移到另一张椅子的间隙保持挺立，但都已无法支承我的体重，且只有其中一条腿尚残留些许自主移动的能力。所以别人怎么安排我的手臂和腿，它们就怎么搁着，直到别人再来帮我移动它们。躯体也是如此，无力和褥疮导致的背部疼痛构成一种慢性煎熬。由于不能用手臂，我无法挠痒、扶眼镜、剔牙，或进行任何一项我们每天都要——不假思索地——做无数遍的事。即便是乐观地说，我也已经是个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了。（p15）……于是我躺着，身子被裹着，眼睛看不清，动也不能动，像个现代木乃伊，孤独地囚禁在肉体的牢房中，只有思想在余下的夜晚与我为伴。（p16）这本书就是作者躺在床上只剩思考这一件事情可做的时候孕育出来的产物。二十多个小标题分别就某个主题论述，都很精彩。摘录一些笔记如下。
公众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中的维米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他看作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p29）论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近来，我让我12岁的儿子去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195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四百击》。作为看着《后天》《阿凡达》之流所谓“内涵深刻”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他表示震惊：“太简洁了。他做了这么少，却表现出那么多。”委实如此。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p30）论汽车——
父亲是个失意的人：桎梏于一场不愉快的婚姻，从事着一种无聊且或许令他觉得难堪的工作。而汽车——赛车、聊车、修车、带他回到欧洲故乡的车——是他的天地。既不喜欢泡吧酗酒又没有同事的父亲，将雪铁龙变成自己全能的伙伴和名片——最终以被评为英国雪铁龙俱乐部主席的高潮收尾。其他男人通过酒精和情妇寻求的东西，被父亲升华成了自己与一家汽车厂之间的恋情——这整件事毫无疑问引起了母亲本能的敌意。……“二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我们从小生活在汽车与汽车崇拜、疯迷汽车的父辈中间。我们学会开车的道路，比战间期和“二战”刚结束之后那几十年中的道路更拥挤、更“封闭”。驾驶汽车不再有冒险意味，除非大大打破常规，不然其中也再无新事物可供发现。我们居住的城市对几年前曾盲目欢迎过的汽车变得越来越敌视：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别的城市，拥有一辆私人座驾不再是合理的选择。在汽车霸权的鼎盛时期，它曾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代表着个人主义、自由、隐私、距离和自私。不过正像许多失调的事物一样，它带有危险的诱惑。如今，它与奥兹曼迪亚斯一样，令我们见证了它的功勋与覆灭。（p43—44）朱特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火车的书，可惜没有机会——
在法语里，火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19世纪初，是为那些没有能力购买私人交通工具的人设计的集体交通工具，后来也逐渐以较高昂的价格向爱热闹的富人开放了豪华舱位。火车实际上以不同车厢的命名和不同级别的设施、服务与舒适度，制造了一套现代版的新阶层系统：任何一种早期的描绘都告诉我们，除了少数有幸跻身一等车厢的乘客，火车在头几十年里对大部分人而言，一直是拥挤而不舒适的。但到了我这个年代，二等车厢的环境对体面的中产阶层来说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而在英国，这一阶层的人都不太张扬。在手机尚不存在的美好年代里，当公共场合尚不允许播放晶体管收音机（而乘务长官对违规行为还能起到很好的管制作用）时，火车仍是个静雅的地方。（p62）一个人在瑞士坐火车，便能够理解效率与传统其实大可以天衣无缝地结合为社会造福。巴黎东站、米兰中央车站、苏黎世中央车站、布达佩斯东站，它们是19世纪城市规划的里程碑，亦是功能性极强的建筑物：纽约市难登大雅之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乃至任何一个现代机场，在历久能力上都无法与它们相比拟。真正好的火车站——比如圣潘克拉斯车站，比如优秀的柏林新中央车站——它自身就是现代化生活精神与实质的化身，这也便是为什么它们历经岁月仍能出色地完成最初被设计出来时所赋予的任务。如今回想起来——滑铁卢车站对我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乡村小教堂或者巴洛克天主教堂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意义一样：它赋予我灵感。为什么不呢？宏伟的维多利亚式玻璃钢筋车站，为什么不能是见证那个年代的大教堂呢？（p63）也许我现在这个病最让人颓丧的地方——甚至比它带来的日常实际症状还要令我沮丧的——便是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再也不能乘火车这件事。这个认识像铅块一样压在我身上，将我无限压向绝症所特有的那种晦暗无望的终结感：明白到有些事是再也不会有了。不能坐火车，并不只是一个乐趣的消失，也不只是对自由的剥夺，更不只是再也无法拥有新鲜经历这么简单。想一想里尔克的话，你就会明白，它实际上意味着自我的缺失——或至少，是更好的、更容易满足与更平和的那一半我。再没有滑铁卢车站，再没有乡间驿站，也再没有孤独：再也没有“前往”了，所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停驻”。（p64）1966—1978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本科、研究生六年和留校六年时间。留学于巴黎高师。这一段也很喜欢——
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力，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抛弃，与死人无异了。（p90）一个关于“平等”的案例，非常有启发。那时候朱特在学校担任领导，铺床工罗丝和一群70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之间产生了冲突，年轻人已经不懂得主仆关系的微妙含义了——
……在老派年轻绅士那儿受了委屈是一码事——这些人翌日早晨一般都会道歉，并以一份礼物甚或一个热切的拥抱来表达自己的悔意。可是新派学生却对她平等以视——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她造成了最大的伤害。铺床工和大学生是不平等的，且永远也不会平等。然而按照过去的传统，铺床工至少有权得到大学生的包容与尊重，即便只在他们就读的年间。如果连这一点也没了保证，做一份低回报的仆役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到了那时，主仆关系将退化成简单的劳资关系，那她还真不如去老家罐头厂上班呢。（p97）巴黎已成明日黄花，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了——
再翻箱倒柜找一找，我们还有个斯拉沃热·齐泽克，但他失禁般连篇累牍的言谈似乎只是为了戏仿、讽刺大众流行文化而作。齐泽克——或安东尼奥·内格里——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以知识分子之名为人所熟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就像帕里斯·希尔顿有名就是因为……她有名。（p100）巴黎知识分子仍然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
为什么这种能力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受尊崇？你很难想象一个英美导演会像埃里克·侯麦在《幕德家的一夜》（1969）中那样，从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一路谈到列宁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却任由让-路易·特林提格南特为是否同弗兰西丝·法比安睡觉而痛苦纠结长达两小时。在这部电影中——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法国电影一样——犹疑不决代替行动成了情节的推动力。一个意大利导演多半会在戏中加入性爱，一个德国导演八成会加点政治，而对法国人来说，纯粹谈概念就足够了。（p100—101）生产知识分子的巴黎高师——
我在高师遇到的人远不及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们成熟。考进剑桥绝非易事，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年轻人多彩的青春。然而，高师的学生却无一不为了入校而牺牲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这种牺牲的成果一目了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的法国同学们总是能大段大段地死记硬背，这也暗示着他们所学的这些过于浓缩的丰富知识，或许有时也令他们难以消化。真让人忍不住想到鹅肝酱。（p103—104）六十年代的革命其实是一场笑话，从东方到西方都是——
如果我当时知道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再那么良好了。我，一个东欧犹太裔出身、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这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发生在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对外界是有多封闭。谈革命理想？那为什么不去当时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布拉格？为什么不去年轻的同辈们正为自己的理念与理想冒被驱逐、被流放、被监禁之险的华沙？（p113）教育的衰微——
40年来，英国教育遭遇了一系列为打压菁英、推行“平等”而实施的灾难性“改革”。而伤情最惨的还是中学教育。为了一举摧毁以公费向我这一代人提供一流教育的公立学校，政客们巧妙地强制国营院校统一降低了自己的水准。（p132）偶尔重游剑桥时，我为其间的怀疑和衰退气象所震惊。牛津剑桥显然也未能幸免于政客为得民心而使出的时新花招：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嘲（“我们国王学院有500年的规矩和传统，不过我们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哈！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困惑。我们在1966年认识到公平主义时所产生的真诚自省，似乎降格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执著：坚持要把学院搞成一个不设精英选拔标准、不行与社会有别之事的地方。（p132—133）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团体：它们的用途正是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不断地对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码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这不过是道貌岸然和虚伪罢了。（p133—134）论语言文字——
学术写作的所谓“专业化”——以及不自信的人文主义者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霸占——帮了愚民政策的忙。在此前提下，一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出现了：在史学领域，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便是“电视讲坛”的兴起，节目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到大量观众，恰恰因为业内学者对交流纷纷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过去的大众学者只将自己的学识化繁复为平直来讲述，如今那些“平易近人”的作者却都喜欢向受众强推自己的理论。结果，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p140）作者去美国了，很喜欢美国——
美国迄今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大学。此处我想说的不是哈佛、耶鲁那一类大学：这些大学虽卓凡不群，但并不算纯粹的美国院校——其根基都伸向大洋彼岸，深植于牛津、海德堡，甚至更远。我想说的是，论普通公立大学，这世上没有哪一处能强得过美国。驾车驶过中西部一片被遗忘的废墟，到处像粉刺般突立着大型广告牌、汽车旅馆莫泰6的招牌和毫无个性的食品连锁店，突然——仿佛19世纪求知若渴的英国绅士们梦中的海市蜃楼一般，竟出现了……一座图书馆！还不是普通的小图书馆：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馆藏包括900多种语言、共计780万册的傲人藏书，且图书馆通体采用印第安纳石灰岩建造，形似雄伟壮观的双塔皇陵。（p151）论“世界之都”——
然而“世界之都”究竟是什么？墨西哥城，人口1800万；圣保罗，人口1700万；可它们是城市扩张的烂摊子，不能算“世界之都”。相反，巴黎市中心的居民从来不超过200万，却是“19世纪世界之都”。难道这是因为去巴黎的游客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也算大都市了。国家首都的地位似乎也不说明问题：想想看马德里和华盛顿（还有盛时的巴西利亚）。财富多寡恐怕也不是关键：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人口1400万）和新加坡（人口500万）必将跻身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之列。可有谁会认为它们是“世界之都”？我曾在四个堪称“世界之都”的地方待过。伦敦自拿破仑战败后、至希特勒称霸前，曾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世代与它竞争的巴黎，自凡尔赛宫建成到阿尔贝·加缪辞世，一直是广纳世界各地文化的宝地。维也纳的盛时也许最短暂：起于哈布斯堡王潮末期，只几年便陨落，然而论辉煌的璀璨程度，它使以上两个城市都黯然失色。然后，便轮到了纽约。（p180）尽管纽约在很多方面呈现出衰微的迹象——
然而纽约却仍是世界之都。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城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它之于美国的关系，从不像巴黎之于法国；纽约从没有将视线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过。（p182—183）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上午。
《记忆小屋》读后感(四)：丹尼尔·朱特谈父亲：火车站是他的大教堂，时刻表是他的圣经
驻足停留
文/丹尼尔·朱特
译/宫保鸡丁
我爸爸在2010年8月去世前，就已经开始写作他的下一本书了。“是时候去写那些人们理解的事情之外的事情了，”他下定决心，“去写那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同样重要，也许还更重要。”我爸爸理解的事情是20世纪的欧洲历史。而他关心的事情是火车，几乎比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关心。他的下一本书的标题是《移动：铁路的历史》。
他把在伦敦帕特尼区度过的童年都花在漫无目的地乘火车游荡上，就只是为了乘火车而已。夏天，他乘坐古色古香的郊区电力火车，周游伦敦郊区和英国起伏的山丘，然后回到克拉彭交汇站（Clapham Junction），在那里一排排呼啸的柴油火车和宏伟的蒸汽火车慢悠悠地驶过19个不同的站台，他从中选出回家的路线。我小时候一直听他说起这些令人留恋的回忆，脑海中想象8岁的托尼如何端详着黑暗而雾蒙蒙的伦敦。[1]
只要有机会，爸爸就会带我们乘着火车环游欧洲。我们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乘上蜿蜒前行的TGV高铁，或者在布鲁塞尔火车南站（Gare du Midi）乘上蓝黄相间、四四方方的比利时区间车，或者在英国帕丁顿站乘上跨越隧道的欧洲之星。我们总是提前到，这样爸爸就能在候车大厅啜饮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
就像我爸爸曾经写过的，如果车站是他的“大教堂”，时刻表就是他的圣经。“我的欧洲是用火车时刻来衡量的。”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妈妈送给他一本库克的欧洲火车时刻表[2]，这本书里写满了关于来往火车最新的细节，即使是地方线路也有。这本书在他床头柜放了好几个月。我爸爸曾是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方面他极力倡导平等主义，他对以下事实非常受用：火车从来不等待任何人。“铁路旅行，”他写道，“毫无疑问属于公共交通。”
我爸爸如此关心铁路准时的影响，其中另一个原因是铁路旅行显然也是历史的。“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他写道，“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
这就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火车寓意的坚定理解，也许很大程度上他带着专业性偏见（deformation professionelle）。不过，当我阅读他关于铁路的文字时，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私下里的托尼，作为父亲的托尼——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对那个托尼来说，铁路显然是单一的、与历史无关的。他最关心的两列火车都不是关于共同前往某地的：一列在叫作缪伦（Mürren）的瑞士小镇，另一列在比前者稍微大一些的、叫作拉特兰（Rutland）的佛蒙特州小镇。它们在开往永恒之境的路上，在那里，过去并不要紧，历史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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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往缪伦，你必须乘火车。劳特布龙嫩山上的冰川反射的阳光落在这个山谷小镇，现出一块块亮斑，从这里出发的缆车轻轻地晃动着，带你越过悬崖来到格鲁施阿尔普（Grütschalp）。一辆小巧的淡褐色单节客车从格鲁施阿尔普出发，沿着山坡缓缓前进，犹如一条电蛇，在把你送到缪伦之前，这列车只在温特埃格（Winteregg）停靠，这里有一家典型的瑞士咖啡馆，供应咖啡和冰淇淋，你还可以看到少女峰和埃格峰令人惊叹的风景。自1891年以来，这条火车路线就没变过。
在前往缪伦的火车上，乘客几乎全是游客，而且都是英国游客。我爸爸在1956年跟着他的爸爸乔（Joe）第一次到这里。乔出生在比利时，但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伦敦人，操着英国中低阶层的口音，把缪伦视作一次逃离：逃离他的妻子（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逃离伦敦，重回大陆。[3]几年前我问乔，关于缪伦他还记得什么时，他告诉我有一种寂静。“那里太安静了，就像一片寂静的冰，这个小村庄被四周的山给淹没了。”确实如此，50年代和今天一样，在缪伦除了聆听寂静，你无事可做，只有褐色电力火车日常呼啸而过的轰隆声才会打破这种寂静。那里没有汽车（没有路能通往山上），而且只有426名村民。缪伦的旅馆——我算了一下只有7家——有将近1500个床位，但几乎从来不会客满，在夏天尤其如此，而我爸爸就乐意在那时候去。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我爸爸对为何瑞士似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这件事印象深刻。那里的旅馆依然“到处是陈旧而坚固的木头”，他写道。火车是井然有序的，技术上无懈可击，在欧洲其他地方基础建设被毁坏的情况下，那里是一个幸运的意外。爸爸最喜欢引用哈里·莱姆（Harry Lime）在《第三个人》中的一段话，他在每次演讲中都会偷偷塞进这段话：“在波吉亚家族统治意大利的30年中，他们导致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他们也催生出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拥有兄弟般的情感——他们保持了500年的民主与和平，那么这又催生出什么？布谷鸟钟。”他觉得这是一种称赞。
但是，当我阅读他的著作，我很难区分开爸爸小时候和成年后对缪伦的看法。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缪伦也许能使他逃离日常学童生活的疏离；也许它意味着一个远离伦敦的庇护所；又或者这里只是他父亲热爱的一处优美风景。但我认为，当他开始研究20世纪的欧洲历史，缪伦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我爸爸选择成为研究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工作：他的资源库就是他身边的世界，始终在那里，就在他眼皮底下。我猜想，我爸爸在缪伦也许可以不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没错，也许这里是一个象征童年怀旧思绪的基地，也是一个可以深度缓解学术压力的地方。如果无事发生，那里就没有可以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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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到1918年间，大约有400名英国士兵和军官在缪伦安家。他们是战时的受伤俘虏，根据英德遣送协议被扣押下来。瑞士的地理位置和中立性使其成为完美的地点：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这里交换俘虏，且无需冒着这些俘虏会重回战场的风险。这些士兵去往缪伦的旅程和爸爸在50年代的旅程一样，和我今天所做的旅行也一样：先坐缆车，再乘一列慢慢前进的褐色火车。
也许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瑞士逗留许久，这些士兵把这个瑞士村庄变成了一个家乡的超现实模型——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伦敦。1917年5月27日，他们重新命名了缪伦的几条街道。你可以沿着“皮卡迪利大街”闲逛，走到“老肯特路”，然后再从那里一路漫步到“弓街”，你或许会在那里驻足，观看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例行出发。（“这里的地形相当复杂。”一位军官承认。）这些被拘禁的英国人建起了商店和训练中心，有一位木匠、一位裁缝、一个牙医诊所，一个驾驶学校，甚至还有一个钟表商店。为了消遣，他们开设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礼堂，设立了一家拥有2000多册英文书籍的图书馆。他们在居住的旅馆外成立了运动队——比如说埃格峰旅馆队和少女峰旅馆队比赛足球——而且仔细地记录比赛结果。
士兵们和远在英国的亲友联络（经常写信问他们要钱），但他们很少听到关于周遭发生的激烈战事的消息。有时，他们什么消息都不想听到。当地杂志《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British Interned at Mürren）的编辑们要求伦敦的通讯记者不要发来最新的战事信息，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希望或恐惧。“好几次我们听到重型武器发出的回声，提醒着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杂志编辑在第一期杂志上写道，“最后一次，我们或多或少耐心地等待着乘着缆车下山……回家的那一天。”
最终，基督教青年会的廉价烟草耗尽了，为了消磨时光，士兵们开始思考应该坐在汽车的哪个位置，缆车在运送他们飞速下山时会不会突然断裂？“小镇的一头看起来死气沉沉，一片荒芜，而另一头也没好多少，”1917年10月，一个无精打采的作者在杂志上若有所思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孤独又悲惨。”
当战争结束了，士兵们在缪伦创造的小世界也终止了。《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杂志悄无声息地停刊了。村庄的道路又被重新命名。那里的旅馆不再代表着不同的运动队，重新开始接待富有的英国游客。那里仅存的一丝文明在某天毫无预兆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两年来，400名英国士兵焦急地盼望着坐上小小的电动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出发离开缪伦，回到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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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爸爸第一次带我们兄弟俩来到缪伦。我当时8岁，和他1956年第一次到这里的年纪一样。我们乘了四班火车：从苏黎世机场站到东因特拉肯站，乘的是完美无缺的现代市内火车；从因特拉肯站到劳特布龙嫩站，乘的是一辆稍慢但同样准时的区域火车，车上有淡蓝色的聚酯纤维座位；一辆通往格鲁施阿尔普站的齿轮索道缆车；最后乘坐一辆米色和淡褐色相间的电力火车来到缪伦。“依然无事可做，”之后他这样写我们的这次旅行，“置身天堂。”
我确信当时爸爸并不知道大约85年前被拘禁在此的士兵们会同意“无事可做”的论断，但反对“天堂”的说法。而且，要是他知道《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知道被重新命名的街道，知道旅馆球队，我觉得他会说历史证实了他的直觉。英国士兵和我爸爸乘上同样风景优美的火车，同样怀有逃离历史的感受，但只有一方对此享受。
我妈妈、我弟弟和我在每天晚上沿着倾斜的小路走到爸爸那里。跑到山坡的比赛让我们气喘吁吁，山上纯净的空气让肺部冷却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爸爸的轮廓渐渐清晰。他像一个接球手，身形健壮结实，粗脖子，面色红润，独自站在干冷的天气里，头上秃顶的地方反射着缪伦街灯扩散到埃格山的光亮，埃格山黯淡的轮廓在蓝黑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难辨的影子。我望着爸爸，爸爸望着群山；一切静止不动。在那一秒，我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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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至少在比喻意义上，铁路把我们从纽约带到佛蒙特州的拉特兰郡。当时也有其他理由，“9·11”事件的震动让我们和许多其他纽约人试图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飞机不会撞上魔天大楼、世界依旧没有改变的地方。我们住的隔板房在一个山丘的顶端，离镇上有20分钟路程，屋里老旧的木头横梁总是嘎吱作响。在山脚下，一堵常绿植物组成的围墙遮住了铁路。爸爸拿着双份意式浓缩咖啡，每天两次站在后门廊，远远瞥见货运火车穿过树林。“因为有火车站，我们特意选择拉特兰。”妈妈说。对爸爸来说，火车意味着拉特兰是美国的缪伦。
拉特兰是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的“伊森·艾伦”特快列车的终点站，这趟列车每天从纽约城出发。火车头是一个巨大的内燃机，蹲坐在车轮上，每天深夜抵达拉特兰，每天清晨出发。火车站里唯一运行的另一辆火车是一辆惊天动地的货运火车，在拉特兰和马萨诸塞州之间来回运输丙烷、大理石和其他任何货物。但是爸爸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这块不大的佛蒙特州飞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比如柏林顿或曼切斯特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拥有到纽约的美铁路线或者毗邻我们家的货运铁路。
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拉特兰郡居民花了更多时间接受铁路。到1840年，美国已有超过3000英里的铁轨，但是佛蒙特州没有一条。由于担心赶不上经济繁荣的热潮，佛蒙特州的商人们促成了一份关于从拉特兰郡到康涅狄格河的铁路特许状，一个火车站赫然出现在小镇中央。邻近的西拉特兰的大理石产业以及代理人产业开始繁荣起来。在1849年向拉特兰—柏林顿线的司库们发表的演讲中，激动的主席T. 福莱特正式宣布：“佛蒙特州将完全参与到那些大企业带来的愉快享受中，后者是当今时代的标志。”火车越多，拉特兰就能向前走得越快。
和火车一同到来的是移民。为了逃离家乡的饥荒，爱尔兰人从波士顿和纽约启程，参与铁路建设，最终在拉特兰安家。瑞典人听闻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作后也来到这里。之后波兰人也来了。然后，在世纪之交，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来了；芬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也来了。拉特兰曾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组成的小镇，1900年这里有天主教教堂和希腊东正教教堂，波兰语和意大利语学校。拉特兰铁路公司在1897年的一份小册子中自夸说拉特兰是“新英格兰北部最重要的市政当局之一”，这是因为拉特兰是“本州的铁路中心”。
但这种情形没有持续下去。铁路的氪石[4]——汽车，最早在1920年就入侵拉特兰。1927年，一次由暴风雨引起的严重洪水对拉特兰的铁路桥梁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1947年，又一场天灾折断了这个蹒跚产业的另一条腿。1961年，一次工人罢工和工厂停工给铁路业带来最后的致命一击；拉特兰铁路公司破产了，拉特兰铁路站场彻底荒废了。“在我看来，某种厄运似乎突然降临在拉特兰。”一位当地人抱怨道。在我的童年，拉特兰的人口暴跌，当地海洛因横行，社区变得同质化和衰老化，一个沃尔玛超市建在了曾经的铁路站场上。
我妈妈同意我的直觉，即爸爸了解拉特兰历史的梗概，了解这个小镇上曾有火车运行，了解这里无声的永恒取决于曾经存在的铁路如今已经消失了。他知道拉特兰郡和缪伦并不相同，被动的美国田园牧歌式的火车和欧洲对乘火车经历的重视并不相同。但他在这里和在缪伦一样，把历史放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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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锢在轮椅上，下半身已经瘫痪。从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成了严酷的考验。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车岁月结束了。“我的病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他写道，“我意识到自己从此再也不能乘火车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妈妈考虑把骨灰撒在两个地方：拉特兰和缪伦。但他们担心，我们也许会卖掉拉特兰的房子，毕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经把他的偏好公之于众。“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他写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火车对爸爸来说是一切的解毒剂，正如他认为火车对我们也意味着如此。“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我们就忘记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铁路，他就忘记了如何独自生活。“当然，我本应该孤独地体验铁路这件事本身就一个悖论。”他曾这样推测。
爸爸沉溺于虚构的缪伦和虚构的拉特兰，如此他违反了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即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的历史。检视它们的过去，我们会发现缪伦成了一处优美的监狱，拉特兰成了她前身的阴影。如果这些小镇及其火车没有任何历史，那么它们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怀旧之情主宰了美国大选，这可能是一个简单但有用的提醒：拒绝承认某地的历史会招致对此地现状的错误观点。）
我父亲把拉特兰和缪伦视作免疫于历史潮流的地点，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写到过这两地。这个决定不是纯粹而简单的否认，也不是一种道德矛盾。对爸爸来说，历史是一项鉴别性的技艺，其中必须有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而在现代欧洲的宏大图景中，缪伦或拉特兰看起来似乎毫无问题。“那里甚至没有过不对劲。”他写道。
但是，我觉得爸爸这一拒绝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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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爸爸是如何发现了这两个小镇，它们远隔重洋，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的所爱——火车与它们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能地转向档案。这种本能来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兰和缪伦这两个原始的迷思，留给了我。但同时他把使它们祛魅的工具也留给了我：他对历史的热爱，他相信档案能帮助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信念。我同时继承了这些天赋，但是我忘了把它们分开保存。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对我来说，通往缪伦的电力火车将唤起闲散的英国士兵的记忆，他们远离社会，一头栽入无聊之中。而现在看来，拉特兰的货运火车似乎伴随痛苦的匮乏而来，当我键入这句句子时，这列火车就在我身后的树林中缓缓驶过。我无法除去这个。爸爸和我知道的一样多，而且比我走在更前面。火车并不会把我们带入或带出社会，历史才会如此。
2010年8月，我们前往缪伦撒下爸爸的骨灰。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意识到把一个人的骨灰盒留在这列电力火车里，这件事本身有点过于平庸了。把爸爸的骨灰撒在铁轨上也不是好的选择，我弟弟令人信服地争辩说，爸爸不希望追求不朽的程度，和他热爱火车的程度一样深。
因此，我们转而去远足。从缪伦火车站——“查令十字火车站”——启程，我们走到镇外，走上一条覆盖着小花和带霜的草地的泥土小路。这条小路不断上升最后稳稳地通往山上，比铁轨高出几百英尺。我们抵达一处连绵的草原。草原下面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大片常绿植物中，几处铁轨在寒冷的阳光中闪烁可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这里。
但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弄对爸爸的遗愿。毕竟，他是一个欧洲人，站在你家后门廊观看来往火车的拉特兰模式只是一种美式妥协。他对别人没有这种耐心，就像他小时候在英国时那个“盲目猎奇”的青少年，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火车进站出站。火车作为历史的媒介，作为现代性最好的部分，作为公民社会或其反面——只有在一个人成为一名乘客时，这种象征主义才有效。你不得不驻足停留。“火车的特点在于，”爸爸曾说，“你得先乘上车。”
[1] 对他而言，父亲通过我再次重温了那些旅程。当我厌倦拼接我的Brio模型铁路时，他会接过来继续拼。我们家很多照片都是如此：我55岁的历史学家父亲扑通坐在客厅地板上，周围到处是模型轨道，而8岁的丹尼尔在角落里看着他。
[2] 《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或《托马斯·库克大陆时刻表》囊括了欧洲每个国家的火车时刻表，以及小部分欧洲以外地区的火车时刻表，最早出版于1873年，至今仍然每月出版一份。——译者注
[3] 和我爸爸不同，乔更喜欢汽车，而不是火车。他在一本汽车杂志上读到缪伦的介绍，并坚持认为用雪铁龙汽车载着家人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或者至少开到劳特布龙嫩）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时刻准点的瑞士火车会毁掉这种乐趣。
[4] 氪石（Kryptonite）是一种只存在于超人漫画中的虚构矿物，来自超人的故乡氪星。氪石对超人有不良影响，或削弱、剥夺超人的超能力，或改变超人的性情，或使其致死。此处指汽车成为铁路的克星。——译者注
原文链接：https://thepointmag.com/2017/examined-life/going-nowhere，译文刊载于《记忆小屋》，2018年版。
《记忆小屋》读后感(五)：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撰文：Evan R. Goldstein
翻译：陶小路
首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编者按：二十年多来，托尼·朱特是各种主流思想期刊上经常出现的名字，在英美世界的智识生活中，他是一个无法被绕过的人物。但这位英国历史学家2009年10月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令许多人感到震撼。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缓缓驶上舞台，他的脸上戴着呼吸装置。他向听众解释自己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渐冻症”），这是一种最终会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能力的致命疾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朱特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朱特的最后一次演讲。一个月后，朱特在他的公寓接受了《高等教育年鉴》的一位编辑的采访，他说话声音非常微弱，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让人听清他的话。采访持续了两小时，整个过程中身体一直处于明显不适状态的朱特谈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思想是学术界的货币，《年鉴评论》（The Chronicle Review，《高等教育年鉴》评论版）多年来致力于为读者讲述这些思想背后的人。本文是一位不仅面对自己毕生工作，也直面死亡的学者肖像。托尼·朱特于2010年8月去世。200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出现在格林威治村的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的舞台上。“我要先斗胆跟各位说几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这样说道，他身上裹着黑色毯子，戴着Bi-Pap呼吸装置。“如你们所见，”他缓慢而困难地说着话，声音沙哑，“我的身体从脖子以下都瘫痪了，还需要借助我脸上这个看起来很荒谬的管子呼吸。”在这场演讲一年多前，朱特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种病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渐冻症”，这种致命疾病会逐渐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吞咽和说话的能力。
2005年，仅仅四年前，这位纽约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出版了《战后欧洲史》，他也因此书的出版而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重生为主题的书籍受到了很高评价。它被选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和《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榜单。学术界之外，朱特在和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吵以及左派内部的争吵中成为一名声名卓著的政论家和令人敬畏的“斗士”。他最受公众所知的可能是他对以色列所持的严厉批评立场，他也是“一国方案”最知名的倡导者——所谓“一国方案”是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国家，以此来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他的这一立场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
朱特10月的这次演讲是雷马克研究所举办的年度演讲中的一场。雷马克研究所是朱特于1995年创建的跨学科中心，旨在促进美国与欧洲相互的理解。朱特的朋友、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这次演讲是朱特的“回顾演讲”，朱特“终生都在思考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演讲给了他对自己思索的一生进行反思的机会。
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对公众发言。之后他淡淡地表示，“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像彻底的废人。”当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驶上台后，整个剧院随之笼上了一层紧张的气氛，在座的700多人顿时安静下来。朱特觉得以他当时的状况，如果要用准备好的稿子演讲会过于费事，于是决定完全脱稿演讲。他能保证自己的注意力不分散吗？他能否完全不顾自己难以抑制的口渴，无法消除的瘙痒和肌肉酸痛？
他开始拿自己开玩笑，他称自己是“脸上套着塑料容器的四肢瘫痪者”，并且承诺不会使用过于夸张的手势。人们的紧张情绪稍稍有所缓和以后，他开始阐述自己演讲的主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朱特呼吁人们关注美国和欧洲对效率、财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崇拜。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代奥地利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是商业理论家彼得·德鲁克，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和约瑟夫·熊彼特以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目睹了自由主义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他们得出结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朱特在演讲中说道。公共责任已经被彻底交由私营部门承担。朱特警告说，美国人和欧洲人（程度稍弱）已经忘记了如何对经济选择进行政治的、道德的思考，他那脆弱的、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越来越大。放弃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和欧洲的福利国家——“是对我们的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
在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朱特谈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几个主题：知识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过去的20世纪，美国人和欧洲人既不理解，也没有能从中吸取教训（朱特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时代”）。在演讲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务实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他仔细地吐出每一个词。 “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
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当时也在场，他说：“演讲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思考能力——不但毫无减弱，而且在很多方面无与伦比——与身体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我感到震惊。 但是五分钟后，我就忘记了他身体上与正常人的差异，注意力完全被他的讲话以及他想表达的内容的价值所吸引。”沃林补充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场面之一。”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朱特的公寓里和他见面。他的公寓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一个砖砌高楼的高层，他和他夫人、舞蹈评论家珍妮弗·霍曼斯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门上的标志写着访客需要洗手。朱特的护工是一个年轻男子，他默默地领着我走在一尘不染的木地板上，穿过宽敞的公寓来到摆满书籍的书房，朱特正坐在轮椅上等我，头靠在一个棕褐色的枕头上，手放在膝盖上，光着的双脚有些浮肿。61岁的他头发剪得很短，胡子灰白。他穿着褐红色T恤和法兰绒裤子，戴着圆形眼镜。他的左耳佩戴着一个无线麦克风。我们之间虽然只隔了几英尺，那位护工还是打开了麦克风的电源开关，朱特微弱的声音突然从附近的扬声器中传出。
“80年来，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了很多，而我们这代人看到了这种投入减少了。我们正在抛弃过去的努力、想法和宏图。”很显然，说话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这不妨碍他雄辩地表达观点。他的眼睛被迫承担起表达“肢体语言”的功能，表现力惊人；当他兴奋起来的时候，他的眉头会耸得很高，眼睛张得很大，比如在他谈起下面这个话题便是如此：“面对一些非常好的问题，20世纪广为流行的某意识形态给出了有很大缺陷的回答。在这个很有缺陷的回答被抛弃以后，我们却也忘记了那些好问题。我想让人们重新考虑这些好问题。”
我问他演讲结束后感觉如何。“我很高兴，”朱特简单地回答。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劝他放弃在演讲中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而是选择谈谈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我考虑过他们的建议，”朱特说，“但我对这种病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表达的，而且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下来谈，也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人们对疾病的理解。他深吸一口气。 “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就去做了，而且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好，让人们尽快不再因为同情肯定我。”
朱特出生于一个属于中下阶层的犹太家庭，家里的长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他们住在伦敦东区，历史上这个区域就是犹太人的聚集区。“一种低烈度、不粗暴、文化层面上的反犹主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完全被接受的，”朱特回忆道。朱特的父母担心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缺乏社交能力，1963年，他们把朱特送到以色列，参加由一个基布兹组织的夏令营。朱特在那时候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想的皈依者，”他说。他后来成了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甚至还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大型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朱特当时吸烟，但他还是在演讲中借机谴责犹太青少年吸烟是一种“偏离常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67年，在“六日战争”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朱特自愿为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翻译服务。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与他一起工作的以色列年轻军官都是“反阿拉伯的右翼暴徒”；另外一些人则“只是配了枪的傻蛋。”当时的他认识到，以色列“已经从一个有些狭隘的拓荒社会变成为一个相当自鸣得意、优越感十足、好战的国家。”
对以色列幻灭的朱特回到了英格兰。他在高中最后一年已经被剑桥大学提前录取。之后，他又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他在巴黎认识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女英雄、颇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她的研究方法将抽象分析与对历史环境非常密切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既不是政治科学，也不是历史，但它把两个学科里最好的部分结合在了一起，”朱特说。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与德国出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乔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极为杰出，同时也非常抑郁，”朱特回忆道。“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方法上对我有很大影响。” 朱特把自己的文集《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献给了克里格尔和利希泰姆。
朱特的第一本书《法国社会党的重建》（La Reconstruction du Parti Socialiste：1921-1926）详细分析了法国社会党与共产主义的决裂，1976年该书在法国出版。三年后，剑桥大学出版出版了他的《普罗旺斯1871-1914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的起源研究》（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在此书中，朱特细致分析了普罗旺斯低地农民在遭受经济上的打击之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法国劳工和政治研究，1830-1981》（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出版）一书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处理。这些早期作品让作为优秀的年轻政治史家的朱特为人所知。1987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历史系任教。
朱特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中，他认为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没有真诚地看待共产主义。“一直以来，托尼对极端左翼对苏联表现出的某种盲目很熟悉，”桑内特说。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朱特写出了《未竟的往昔》，在这本书里，他不留情面地剖析了几位左翼名人——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罗马天主教哲学家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Esprit杂志的创始人）等等，并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鲁莽和天真导致其亲苏。《纽约时报书评》的封面上评论称赞这本书为“一项坦率而极具摧毁性的研究”。众多赞誉纷至杳来。（199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二十世纪》是《未竟的往昔》的姊妹篇，朱特在这本书里描绘了法国政治生活中完全相反的传统：反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独立的传统）。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认为，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之后，新一代的英美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泛滥保持警惕态度，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左派的知识遗产，《未竟的往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这样的反思当时正在法国展开，但里拉表示，“在美国学院里， 仍然存在着对福柯和德里达的盲目崇拜。”
朱特听闻《泰晤士报》对他作品的评论时正在法国旅行。“等我回到纽约以后，我成了讲台和电视台的明星，”他回忆道，几分钟前，他叫来护工帮助他调整在轮椅上的坐姿。（他的身体显然很不适，但朱特还是对于不得不暂时中止访谈表达了歉意。）“突然间”，他继续说道，“我成了研究知识分子的专家。”到当年年底，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各大刊物也纷纷向他约稿。
“我并不想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坚称，尽管他承认人们可能无法相信这一点。他说，自己年轻时很满足于成为一位领着高薪，在精英大学任教的教授：“我喜欢教学，喜欢坐在扶椅上，拿着一杯葡萄酒，点着香烟读书。”
在被引诱进入公共领域之后，朱特成为了一名言辞犀利的论辩家而为人所知。且举他2006年发表在《伦敦书评》的一篇题为“对布什有用的白痴们”（"Bush's Useful Idiots"）的文章为例，他在文中批评了让·贝斯克·埃尔希奇（Jean Bethke Elshtain），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知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朱特认为他们默许了乔治·W·布什的“灾难性对外政策”。朱特写道：“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广受尊敬，因为他们努力做到独立思考，而不是为了服务于什么人去思考。知识分子不应该自鸣得意地设想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更不应该自信地去宣扬并且为战争寻找理由。他们应该致力于让人们不安于现状，首先就要让自己不安于现状。”作为对朱特这篇文章的回应，耶鲁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哥伦比亚新闻与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起草了一份宣言，一些知名学者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宣言中称朱特的说法为“踩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他们指出，每个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都认为这是一场非法且不明智的战争，它破坏了美国的道德形象”。
在其他一些出版物发表的文章中，朱特言辞的锐利程度不减：他称研究冷战史的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对共产主义学说所做的“简略描述”“笨拙、有些令人尴尬”；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那种装腔作势、帮他赢得普利策奖的虔诚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以此来检验文化教养一般的读者政治上的接受程度”；他批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老共产党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拒绝正视邪恶”。去年，朱特赢得了奥威尔奖，该奖每年颁发一次，专门表彰那些能够在写作中达到乔治·奥威尔所期望的“将政治写作变成艺术”的作者。在获奖词中，朱特被称赞为一名“公共议题论战好手”。
2002年初，当时的朱特刚做完癌症放射治疗，在家中休养的他“对以色列无法做出正确的事情感到越来越担心”。那年5月，《纽约书评》发表了他关于巴以冲突的第一个重要声明（《此路不通》，收入《事实改变之后》——译者注）。他认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办法显而易见：建立两个国家，拆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无法拥有原先居住地的权利。朱特指责以色列需要为当前的血腥僵局负责，并将其行动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殖民战争中的行为相提并论。他在文章中指出，到了1958年，法国政策给自己造成的危害已经超过了其对阿尔及利亚人造成的损害。他认为以色列目前也处于同样可怕的困境。
朱特所做的历史类比引发了尖锐的反驳。“如果以色列与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府相似，那么以色列及其作为立国宗旨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是和法国的帝国主义一样都不合法？”政治作家保罗·伯曼（Paul Berman）这样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几个月后，朱特修正了自己的立场。 “如今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 ‘不可思议’的选择，”他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这样宣称（《另求他途》，收入《事实改变之后》——译者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两国方案”“可能已经无从实现”，一个不那么坏的选择是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朱特写道，“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今天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一国还是两国：解决以巴冲突之道》（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作者、本·古里安大学历史学教授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认为，朱特的文章将“一国方案”“直截了当地置于国际议程之上，动静不小”。《前进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称此文“不啻一枚射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弹”。几周之内，《纽约书评》编辑部收到了超过1000封信。《杂拌》（Salmagundi）的编辑、常年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罗伯特·博伊尔斯（Robert Boyers）说，朱特是中东问题的一位重要评论者。如果像朱特所说的那样，随着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2003年的逝世，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讨论出现了“非常大的空白”，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人正是朱特自己。
和同样主张“一国方案”的赛义德一样，朱特也成了众矢之的。《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指责他“讨好那些赞同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布朗大学研究欧洲历史的教授奥默尔·巴托夫（Omer Bartov）认为“两族共存”的想法很“荒谬”；《异议》（Dissent）杂志的联合编辑沃尔泽嘲笑朱特的想法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对于压制恐怖组织，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这些实际工作于事无补”。斯蒂芬·季波斯坦（Steven J. Zipperstein）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犹太文化和历史的教授，也是和朱特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密友，他抨击这篇文章为“众多呼吁犹太人自我毁灭的声音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愚蠢的那个） ”。
最尖锐的批评是，朱特对“一国方案”的支持让人想到他在《未竟的往昔》中谴责的那种鲁莽、不切实际地对待思想观念的方式。 “我也希望每个人都是认同世界主义的康德主义者，希望我们能建立起来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全球民主制度，”《定居者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之争》（The Settl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Zionism，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加迪·陶布（Gadi Taub）说， “但是现实是，这两个民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正是因为缺乏民族独立而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陶布看来，那种认为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是适应中东现状的提议，正是属于“知识分子有时为了自己的良知所做出的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之事， ‘一国方案’如果被采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将永远处于内战状态。”
朱特的公众形象如今与他针对以色列发表的看法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我的名字，”他若无其事地说。“你会立马看到我这篇讨论一国方案的文章。”他又接着说：“对外界来说，我是一个疯狂的、自我憎恶的犹太左翼分子。”玩笑归玩笑，朱特对自己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代言人这点感到不太舒服。“我不会称自己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一些公开的反犹主义者使用反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掩护，”他解释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白人民族主义者大卫·杜克（David Duke）——就对他表示支持，这引起了更多人对朱特的指责，批评者认为他给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智力上的掩护。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说，尽管有这样的“恶意诽谤”，“托尼却只是变得更加直言不讳。”
有人还试图阻止朱特发表见解。2006年10月，因为接到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投诉，朱特原本要在波兰领事馆发表的一场演讲突然被取消。随后，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将朱特置于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争吵的中心。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便是“处于论战中心的朱特”，文章中引用了朱特谴责反诽谤联盟领导人亚伯拉罕·H·福克斯曼（Abraham H. Foxman）和其他一些美国犹太组织领导者的话，他称这些人是“反自由主义、谎话连篇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超过100位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同意朱特的观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围绕朱特演讲被取消一事的“威慑气氛”。
“托尼在争议中变得更加强大，”理查德·桑内特说。我把桑内特这句话念给朱特听，他听到这句话一下愣住了。“理查德有点淘气了，”他这样说道，脸上没有笑容。他承认自己“一直在言辞上尖刻”，但他并非为了制造争议。在这次访问的第二天，朱特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写道：“我讨厌曝光、名人、名气以及恶名，所有这些都与公共争议有关。但公平地说，一直以来我都很坦率地表达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因为从众的需要或者礼数上的考虑而隐藏我的想法。但是，直到那次波兰领事馆发生的糟糕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议——在封闭的小小学术界之外，没有人知道我，我写的学术论辩文章也没有引起什么很大的关注。”
然而其实朱特曾经在学界引起过一次争论。1979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朱特在《历史研讨会》（History Workshop）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他写道，那种转向身份和女性主义历史的后现代主义思路“被胡乱套用在社会史上，导致整个学科研究水平下滑”。（他告诉我，这篇文章让他险些得不到终身教职。）到了80年代初，他对这个社会史领域的不满已经变成一种严重的不适。大约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流亡在伦敦的捷克异议人士扬·卡万（Jan Kavan），后来扬·卡万担任了捷克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副总理。通过扬·卡万和其他人，当时已经搬到牛津的朱特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更广泛的东欧地区产生了兴趣。他买了一本自学捷克语的书，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小时，他还在大学里上语言课程。到了80年代中期，他的捷克语已经很流利了。1985年，他和一些人去了布拉格，组织此次行程的是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扬·胡斯教育基金会（Jan H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扬·胡斯教育基金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出版物和其他秘密文化活动。在那次行程中，朱特偷偷带了很多违禁书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还在私人公寓里对着拥挤的听众讲课。之后他又去了布拉格很多次。他是在那里才恢复了对欧洲政治和历史的热情。
朱特说自己1987年刚到纽约大学时“有一种感觉：如果你有好想法，他们会让你去实现这些想法”。1995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以“非常诱人”的条件向他伸出橄榄枝，当时在认真考虑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条件的朱特向纽约大学提出建议，建立雷马克研究中心，他希望有了这个研究中心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得到促进。急于留下朱特的纽约大学同意了他的建议。朱特告诉校方，“给我10年时间，我会给你们一个闻名世界的研究所。”根据沃林的说法，朱特的确做到了；自成立以来，雷马克研究所通过举行各种会议、工作坊和研究项目，让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对话。“如果你是一位研究现代政治和历史的欧洲学者，而你又想在美国成名，那么在雷马克研究所的经历对你就非常重要，”沃林说。身为雷马克研究所委员会成员的弗里茨·斯特恩补充说，“托尼把雷马克研究所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中心。”研究所的声誉与朱特的声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朱特公开表达对巴以两族共存一国的未来更认可以后，雷马克研究所委员会中两位成员便辞去了职务。）
然而，在朱特心目中，他的“最伟大成就”是他的《战后欧洲史》。1945年的欧洲满目疮痍。1939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3650万欧洲人死亡。幸存的下来的人大多数缺少食物或者没有住所；德国有40％的房屋被摧毁，英国有30％，法国有20％。但在之后的60年里，朱特写道，欧洲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典范”，其社会模式——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医疗保健，提前退休，健全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被视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的模范”。
《战后欧洲史》讲述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整本书的组织显得雄心勃勃，整个欧洲——西欧和东欧——战后的历史被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中。这本书不是一本平心静气的常规学术作品。在序言中，朱特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对欧洲并不遥远的过去所做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解读”。“用一个本不该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来形容，”《战后欧洲史》是一本“观点鲜明的作品”。朱特要表达的、在900页的篇幅里被详尽阐明的要旨是：欧洲通过忘记过去重塑了自己。“在二战刚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故意歪曲记忆（mis-memory）和遗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欧洲的重建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还有很多事要忘记：通敌，种族灭绝，极度贫困。
被翻译成19种语言的《战后欧洲史》被批评家视为一本杰作。“一本非凡的书”，哈佛大学英语教授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中表示。“写作很生动；本书所涵盖的内容广度着实非凡，而且小国和大国都写到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很睿智。”根据牛津政治理论家艾伦·瑞恩（Alan Ryan）的说法，《战后欧洲史》的“节奏有如惊悚片，涉及的内容之广像一本百科全书”。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克日什托夫·米哈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说：“托尼是不多的几位对东欧抱着一种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兴趣的一流西方知识分子之一“。
到去年二月，朱特的手动不了了。“我原以为这对我会是一场灾难，”他平淡地回忆道。没有了双手，他应该怎么写作？他发现，教了一辈子书，而且往往是在没有笔记的情况下口述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他已经有很好的出声思考的能力。他现在可以“在做一点准备的情况下，”口述“一篇文章或一封行文缜密的电子邮件。”如今无法再在黄色信笺簿上随手记下各种想法，他于是自学了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其1984年出版的书《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中描述的精心构思的记忆法。朱特学着16世纪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那样，想象自己的脑中有可以存储自己各种想法、思绪的建筑。这个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想象自己进入一个大房子；左转，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书架和桌子；把一段段记忆存放在书架和桌子上，直到房间装满。然后继续沿着大厅走到另一个房间里。要找回你的记忆，回想一场演讲的内容或一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你便重新进入这个建筑物，重走之前的路，这样你存在那里的记忆应该会被激活。
“这个方法有效，”朱特说。他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思维变得更敏锐。他把自己的情况比之于听力特别敏锐的盲人或视力非常好的聋人。 “我以前在理论上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许多感官能力，那么没有被剥夺的那些能力会变得更强，”他说。“但是真的实际去体会这个过程还是感觉很奇怪。”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我已经61岁了，不再像51岁时那么敏锐。但去年那些我能做的事情，今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他不久前签了一份图书合同，他计划将自己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系列讲座扩展成一本小册子（即《沉疴遍地》——译者注），他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久之后能够出版。“我的精力很旺盛，”他说。他的同事和朋友不太愿意对他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情况做太多评论，他们想要保护朱特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别写他的病情或者他不久于人世，”我们的谈话刚开始，桑内特便这样说道，他的这句话更像是命令而非请求。）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患者自确诊日起，平均寿命只有2到5年。
每天到睡眠时间，护工把朱特从轮椅上抱到有围栏的床上，然后让他保持平躺姿势，摘下他的眼镜，在那之后，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思绪。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回忆自己的幼年和青年岁月——一个脾气暴躁小学德语教师的魅力，60年代中期剑桥处于变动中的文化氛围，火车上令人舒适的孤独感。在他的朋友、牛津大学欧洲研究系教授提摩西·加顿·艾什的鼓励下，他将这些“过往的小插曲”写成了一系列自传文章（即《记忆小屋》——译者注）。
在最近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动人的文章中，朱特直接谈到了他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之后的生活。他在文中写道，“即使当一个人遭遇一次持续时间很短的危机，那种无助感也会令人感到屈辱——想象或回想一下，如果你摔倒或者因为别的原因需要得到陌生人身体上的帮助。然后再想象一下，如果这种给你带来羞辱的无助将一直存在下去——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你的心情会如何（我们也会轻描淡写地顺带讲，得了这种病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死倒是一种解脱）。”
夜幕悄然降临，我在离开他的公寓之前问他，为什么决定用这样个人化的笔法写自己的病。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带任何戏剧性或自怜的口吻说道：“这种病像一座牢笼，你会不时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愿望，想要冲出这座监牢，告诉人们在牢里是什么感觉。” 朱特又深吸了一口气。“得了这种病就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不但没有假释，而且监狱每周都会缩小六英寸，我知道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被它压死，但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Evan R. Goldstein是《年鉴评论》（The Chronicle Review）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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