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证明的读后感10篇
《完美的证明》是一本由(美)玛莎·葛森著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4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完美的证明》读后感(一)：畅销书作者写的非第一手学术传记还是少看为好
昨天读完这本书，很失望。除了一些细节内容外，如田刚和Perelman良好关系以及Princeton求贤献媚的态度，这本书干货（数学价值）太少了。畅销书作者写的非第一手学术传记还是少看为好。关于Perelman，他是个天才，同时又很精明，本质上与Andre Wiles是同一类型，对自己研究都讳莫如深。
目前只看完了第一章多一点。最开始本来是好奇一个价值百万美金的数学题是什么样的，打算看看题目而已，没想到翻开书后看了半天没找到题目，倒是收获了不少历史知识。苏联其独特的体制吸引了我，更让我着迷的是在这种体制下诞生了不少天才！奈何时间有限，书吧关门了…………接下来就打算当本历史科普读物看了。
All three Papers on arXiv
http://arxiv.org/find/all/1/au:+Perelman_Grisha/0/1/0/all/0/1
二 这本书给竞赛教练如何培养学生给出了指导，让学生给他们讲思路、困难，等等。以这种方式来学习和科研，同样能获得极大的成功。
三 数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因此，金钱的力量影响到数学这个圈子并不足以为耻。佩雷尔曼和很多数学家的冲突是一种相互不理解造成的。这个世界上和佩雷尔曼相提并论的数学天才很多很多，黎曼、高斯、庞加莱、陶哲轩等等，他们却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如果没有一些政客给黎曼提供舒适的环境和奖金，黎曼可能早就因肺病而死。）
四 世界是多元的，佩雷尔曼认为的绝对真理未必就该是他想的那样。一个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伟大的数学家，也不应该以他的意志来主导数学家。正如书中写的那样，佩雷尔曼做竞赛教练时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他比别人多学2年，却要求其他小孩儿达到和他一样的高度，等等。
五 很多人学术做得好，人格未必高尚。中国一大批的院士是如此，丘成桐也是如此，田刚的人格也未必好到哪儿去。陶哲轩很亲善、很有成就，然而他的学生没有一个做数学达到一定的水平。值得敬佩的还大多应该是犹太数学家。
六 总之，我佩服佩雷尔曼的成就，尊重他的坚持，但是仅此而已。
《完美的证明》读后感(五)：近乎完美的故事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佩雷尔曼如何完成庞加莱定理的证明的故事。故事讲得非常棒，非常引人入胜，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的。
一、作者本人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学生，她对于苏联中小学教育的介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苏联的数理学科如此之强大。中国的中小学知道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明显的是模仿的苏联（这几年好像在改革了），但是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与苏联这么像但是却没有出现像苏联这么强大的数学、物理学？我现在上到研究生，念的也是数理学科，其实现在中国的数理学科主要的学者都是学的欧美的研究方式。这本书中的内容值得参考。
二、书中对于苏联数学界那些伟大的大师们背后的种种往往不被介绍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看到。柯尔莫哥洛夫、亚历山大洛夫、庞特里亚金的教材我都用过，真的是很伟大的数学家，但是我们对于这些伟大的苏联数学家的了解非常至少，在图书馆里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传记。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他们的一些事情，描写了他们人性中比较真实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关于苏联数学界歧视犹太人的情况，介绍的比较到位。看了这本书才了解为什么庞特里亚金一阻挠，阿诺尔德就与菲尔兹奖失之交臂。
三、对于佩雷尔曼的种种让人觉得怪异的行为，作者认为是阿斯伯格症，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在读了作者对于佩雷尔曼的行为的分析之后，我觉得我似乎也有一点阿斯伯格症的症状，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怪才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他们。
本人是学数学的，看这本书主要是了解一些八卦罢了。但是我想说，书后半部分对围绕庞加莱猜想的争议及对佩雷尔曼本人的一些判断还是有些不恰当的，正如很多人对数学界、数学家常有的偏见一样，而且里面的某些揣测显得过于恶意了。
八卦部分有：关于柯尔莫哥洛夫与（拓扑的）亚历山德罗夫的同性恋伴侣身份，这个虽然之前也有耳闻，但是似乎也并没有如本书这样肯定（比如见这二人的wiki页面，里面也有说法是秘密警察为了逼迫他们参与对他们的导师鲁津的批判而利用这件事）。当然这是纯碎八卦。
关于佩雷尔曼（名义上）的导师，（几何的）亚历山德罗夫的一段介绍很让人感动：
另一方面，亚历山德罗夫把数学看做是一场漫长的解决问题的马拉松赛跑。一位学生回忆起曾经走进亚历山德罗夫办公室时的情景：
“那么你已经证明了这个了吗？”亚历山德罗夫问道。
“您期待我证明了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
“这种对结果的持续的期望影响力相当巨大。”这位之前的学生如是写道，“在这次对话之后，我努力准备随时回答这个问题。”
之前听别人讲过亚历山德罗夫在研究常平均曲率曲面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著名的移动平面法的雏形就是他在研究这个时引入的）。做研究时的艰辛恐怕是很难向外人说。
另外轻易地将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归之于某种精神疾病，不知道是否妥当？而且里面所引的 Gromov, Jeff Cheeger, Anderson 等人的某些话，估计他们本人看到会很恼火吧？最后对丘成桐过59大寿的评论，也显得相当傲慢。即使说这话的人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写书的人把这个包括进来也是非常不妥当的。
《完美的证明》读后感(七)：一个数学奇才的故事。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主人公佩雷尔曼不仅仅是一位智力超常者，同时也是一位人格超常者。佩雷尔曼确实无愧于数学大师的称号，他几乎就是为数学而生，数学以外的东西就像被过滤掉了一样，都无法挤占他已完全属于数学的大脑。破解世界数学七大难题之一——证明“庞加莱猜想”这一震惊世界的创举，在他看来，就如同完成了一道家庭作业题一样平常。他不想听到任何褒奖之词，甚至对百万美元巨奖也不屑一顾。我真的怀疑，这样的传奇之人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吗？
读完本书，最能引起我思索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超常儿童就一定能够成长为超常巨匠吗？答案是不一定。本书的作者也说，如果佩雷尔曼早生五年或晚生五年，情况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说佩雷尔曼生逢其时，“其时”实际上就是苏联当时独特且成熟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苏联的教育体制曾经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数学家，在数学、科学、工程与军事领域都极为强大，足以与美国抗衡。该体制的一个特点是选拔特长学生，开展特殊化的高强度训练。这种教育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附属，有缺点也有优势，其强调荣誉至上，在官方领导下大力开展奥数训练，最优秀的数学竞赛选手可以在升学中获得特别优待，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收获颇丰，佩雷尔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再看看佩雷尔曼的成长经历：“卢克欣引领着他学习竞赛数学；雷日克细心照顾着他度过了高中生涯；扎尔加勒在大学里培养了他的解题技巧，并把他交给亚力山德罗夫和布拉戈以确保他能毫不中断、无所妨碍地研习数学；布拉戈又把他引荐给格罗莫夫，后者带着他走向了世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守护天使们不断地接力，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佩雷尔曼。庆幸的是，所有的“如果”都奇迹般地集中到了佩雷尔曼身上，这些近乎完美的环境终于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看完了俄裔美籍记者兼传记作家玛莎·葛森（Masha Gessen）写的《完美的证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点小感想和大家分享。
原书的题目叫做《Perfect Rigor》，这个Rigor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本书主人公格里高列·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名字缩写，另一方面这个词有“严格”、“苛刻”的意思。
佩雷尔曼是个俄罗斯数学家，2002年在网上贴出了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获得了数学千禧年奖金，总计100万美元。这个奖是为了鼓励数学家向7个世纪难题发起冲击而设立的，迄今为止已过去了10年，目前仅有庞加莱猜想被攻克，其余6个还没有迹象。
这本书难度相当大，因为葛森从来没有见过佩雷尔曼，全部是根据对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了此书，很不容易。
本书前半部分描写了佩雷尔曼在苏联上中学期间的奥数班生涯，这部分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我本人当年就参加过很多这类培训班，除了苏联特有的反犹主义外，我对书里描写的很多事情都相当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唯一想说的是，苏联和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模式是否更利于培养天才？我说不好，本书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起码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生存环境，即使如数学这种纯脑力科目，也很难获得成功。根据书中的描写，佩雷尔曼在美国的那几年是相当关键的，他和国际数学界的沟通促成了庞加莱猜想的最终破解。
这本书讲述了当年围绕“千禧年奖金”的发放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大八卦，那就是丘成桐于2006年在自己主持的《亚洲数学杂志》上全本刊发中国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证明，并四处宣扬说他俩（其实都是邱的学生）完成了“临门一脚”，试图染指千禧年奖金。根据本书的描述，这件事在国际数学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笑话，最后以曹怀东和朱熹平再次刊发修正文章，向大家道歉而告终。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当年三联就曾经做过一个封面故事，邱是主角。不久后《纽约客》记者专程去俄罗斯找到了佩雷尔曼，做出了一个和三联相反的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纽约客是事件发生后唯一采访到他本人的西方媒体，我当时就慨叹，媒体之间的实力差别太大了。
为了在媒体造势，当年丘成桐多次打出民族牌，试图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把曹和朱捧成民族英雄，可惜数学不看出身，最后千禧年委员会依然决定把奖金全部发给佩雷尔曼，可是他拒绝领取。另一方面，为庞加莱猜想提出了证明路径的大数学家哈密顿曾经为丘成桐辩护，而且在很多场合故意冷落佩雷尔曼。根据葛森的描述，哈密顿这么做纯属个人原因，因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问题就这么被一个“小人物”在一夜之间解决了。
我认为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精华所在。普通读者不必领会庞加莱猜想的真正意义，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人性，或者关于这个社会的故事。但是人性和社会都太复杂了，佩雷尔曼的故事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化版。
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的人都知道，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将问题的各个因素尽量简化，并将各个条件极端化，往往立刻就能看出问题的核心所在。遗传学当年就是这么开始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恰巧就是遗传规律的一个极端简化版，自然界很少能见到这样简单的案例，正因为如此，老孟才获得了成功。
在佩雷尔曼的故事里，社会这个大江湖被简化成了数学小江湖，不但人数大大减少，相对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人性这个复杂的因素，也被简化成了一个明显一根筋的佩雷尔曼。葛森认为，佩雷尔曼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清晰图像，他一直在按照这个心目中的“剧本”在行事，并对任何偏离剧本的人类行为感到不解。比如，按照“剧本”，人们不应该谈论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果数学家们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理解佩雷尔曼的证明，那在此之前就不应该出来乱发表意见，哪怕是赞赏自己都不行。
葛森猜测，佩雷尔曼患了汉斯·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奥地利心理学家）综合征，患者有正常或者高智商，但他们的心智发展与正常人显著不同。后来一位英国心理学家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亚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非常类似，患者的大脑发育不平衡。简单来说，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应该同时具备“系统化”和“移情”的能力，自闭症患者前一种能力超群，后一种能力非常拙劣，被称为“极端男性的大脑”。书中描述了一个“洋娃娃试验”，说明自闭症孩子只信仰唯一的真理，完全没有能力根据人类的认知限制来进行调整。
这种病和正常人的区别不是0和1，而是有不同的程度，伯龙-科恩设计了一个AQ测试（Autism-spectrum Quotient），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偏向哪方，偏了多少。
佩雷尔曼没有做过AQ测试，但他的很多表现都很像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比如，笨拙的身体动作和不合适的面部表情是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两种外部特征，佩雷尔曼都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过于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完全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些也都是佩雷尔曼的特征。
把佩雷尔曼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放到社会上去，很快就会被所谓“复杂的人性”所淹没。好在他学了数学，在数学圈子这个避风港里暂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你也许不认识如此极端的人物，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周围的朋友，我相信你会发现不同程度的患者。或者说，你周围朋友的AQ值都是处于0和1之间的，程度不同罢了。我觉得，只有先尝试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各自的特点，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优点，并做到各取所需。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保护的是那种“偏向男性的大脑”，他们往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非常“吃不开”，很容易成为民众的笑柄。但没有他们，很多事情就找不到答案，人类就没办法进步。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几乎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你看到了吗？
（下图就是年轻时的佩雷尔曼）
《完美的证明》读后感(九)：公知笔下的数学家，哦，以及他们的乌托邦
下面是发在杂志上的书评的原稿。其实，有些话没来得及讲：看这本书，会忽然有点心疼。从数学上来讲，佩雷尔曼是成功地，那些加诸于他身上的磨难，与他的成功应该也有关系吧，虽然这些关系曲折而吊诡。感觉，就如《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性格、行事方式，你可以说是幼稚，不够圆滑，这些缺陷成就了这些天才们，也生生地毁了他们。
这个故事里的坏人们，我不想多说，其实，坏人之所以成为坏人，同样不容易，大概也会有这么长的故事。同期，还看了写关于陶神童的经验回顾文，跟佩雷尔曼比起来，陶神童是个多么幸福的例子，看完这本书，我忽然很期待一本陶神童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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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古怪的数学家佩雷尔曼的传记，英文名Perfect Rigor，中文翻译时把“完美的苛刻”改成了《完美的证明》。作者玛莎•葛森是个绝对的畅销书作家，女性，犹太人，女权主义者，莫斯科同性恋人权运动的活跃分子。她跟科学写作的主要联系包括，她曾是俄国最古老的科普杂志Vokrug Sveta 杂志的主编。2012年，葛森出版了一本普京的政治传记《没有脸的人：不大可能的普京的崛起》，然后，这个女人就被迫辞职了。
葛森没能得以对佩雷尔曼本人进行采访，于是，那本书把开头也是重头放在了苏联的数学，她分析了苏联数学的幸与不幸：数学实在太过艰涩难解了，以至于那些喜欢事事指手画脚的领导人们都对数学不感兴趣——想起了李森科和苏联的遗传学，我们得会心一笑。在苏联，对数学研究最大的阻碍，资源困乏，缺乏物质鼓励，却也因此造就了苏联让人羡慕的单纯的数学社会，“与真实世界中任何地方的任何体制都不一样：在这个纯粹的真实价值体制中，学术成就本身就是数学家们的报酬…”
作为一本由公知书写的数学家的故事，虽然内容的专业深度、准确客观大概得先打个问号，好看却该是必然的。合上书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些佩雷尔曼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女人、同性恋、犹太人们栩栩如生，反倒，没有特别体会到数学的美。后来，我去问了一个比较年轻的数学家，他说，其实像彭加莱猜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因为过于艰辛，只剩下了艰涩，对普通人，甚至普通的数学家，都远谈不上优美，美好的，只是那些延绵百年的故事罢了。
数学家学校
佩雷尔曼的故事源于一个学数学的女研究生，犹太人，又是30多岁的大龄女。因为该女生早已过了苏联女人的婚育年龄，导师一度认为，她应该已经下定了决心把一生投入到数学中去了，甚至自己做主帮这个女生申请了一个研究职位，就在新的灭绝师太即将诞生的之际，该女生意外地拒绝了这个职位，决定去某中专任教，结个婚，养个娃。很多年之后，那个女生的儿子长大了，该上五年级了，女生带着娃又去找到了他的导师，她说：我不能做数学了，这个孩子很有天赋，您能不能帮他找个老师？
导师给女学生的儿子找了一个很好的奥数老师说服了小孩放下小提琴，至此，世界上再也不存在能够让这个名叫佩雷尔曼的孩子从数学中分心的事情了。
有了数学俱乐部的助力，佩雷尔曼考上了当时的数学实验学校——“第239学校”。这是苏联著名的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柯尔莫哥罗夫一手创办的超常儿童培训学校之一。
柯尔莫哥罗夫是个数学家，他的数学在苏联二战时发挥过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纵容。即使当时的苏联已经宣布男同性恋为非法，柯尔莫哥罗夫跟他也是数学家的同性伴侣一直同居着，所有的学术会议中，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把两人作为“伴侣”来接受。
对数学，柯尔莫哥罗夫本身就是个天才，他的教育理念是与苏联当时基于“统一”的教育体制相左的。苏联的主流教育理念主张让每个人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课本、被教授同样的东西；而柯尔莫哥罗夫则倾向于把高中生根据其在数学上的兴趣和能力分成不同的群组，使天分最好、动力最强的学生能够走得更远、进步更快。
在柯氏的学校里，学生们学习音乐、诗歌，被带去划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他不喜欢学生们被过多的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
柯尔莫哥罗夫的目标不仅是为有天赋的数学家创造几所精英教育机构，他还研发课程让孩子们摆脱加减乘除等Boring的数学运算，让他们能用清晰有趣的方式来思考数学，他希望给有能力的孩子传授真正的数学。
这种具有着“致命的自由主义特质”的学校像个气泡，抵御住了苏联这个国家的压力。事实上，这些数学学校里不仅保护了那些热爱数学的孩子，还保护了那些并不是特别喜欢数学，却希望能够自由地去学习其他学科的孩子——只要他们能考进数学学校就行。
在数学俱乐部里学习数学是佩雷尔曼的业余爱好。他不是一个行动敏捷的孩子，鞋带老是散开，放弃小提琴后，他曾有段时间迷恋过声乐，但自从听说了阉人歌手的故事，他就再也不喜欢声乐了。
参加奥数对佩雷尔曼而言，只是个他自愿的游戏，他甚至对成绩都不怎么关心，在苏联奥数的市选拔赛，比赛规则是选手如果认为自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举手示意，然后在教室外给评委老师讲出他的做法。根据佩雷尔曼奥数教练的回忆，他向评委说明了他队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两位评委说，他是正确的，随后打算离开。然后，佩雷尔曼拉住了以为评委的衣角，他说“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三个可能的结果呢？”他一点都没想过，如果自己后面的三个解答是错的？
在当时的苏联，作为一个犹太人，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进入那里一流的大学读书。不过，佩雷尔曼的母亲从不告诉儿子关于犹太人正在受歧视的事实，还好佩雷尔曼拿到了奥数金牌，从而顺利拿到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入场券。
数学家的价值观
进入大学后，他的大学校长亚历山德罗夫因支持那些“因为意识形态不可靠或身为犹太人而受到抨击的数学家们”而知名。1982年秋天，佩雷尔曼大学毕业，经过了教授们的一些幕后操作，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顺利地升入了研究生院——这也许还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那是在1986年。
1989年，当佩雷尔曼忙活他的毕业论文时，苏联人民正在观看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半民主化的选举以及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公开议会辩论。之后，苏联开启了大门，佩雷尔曼去美国学习。即使在美国，一切也没有什么改变，佩雷尔曼所在的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方形的混凝土塔楼里，这种楼与俄罗斯之前30年里建造的大楼几乎一个样。佩雷尔曼还喜欢走到布鲁克林外围买纯正俄罗斯口味的黑面包和发酵的牛奶，他把那段路当作日常的独处和锻炼。甚至在他的研究所讨论班上，经常出现的也是一些来自苏联的熟面孔…
所以，一直到他证明了那个伟大的定理，佩雷尔曼应该一直觉得，苏联体制施加于学着（特别是犹太学者）身上的种种不公，以及所有那些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纷争，与数学研究没有关系，也不能左右数学家的大脑。
然而，盛名之下的时候，事情就变了。佩雷尔曼把自认为已经可以完整的对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群发给了这个领域里的朋友，他觉得该自己干的事儿，他已经做完了，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大量的跟成人世界有关的非数学的事情开始冲击着佩雷尔曼的价值观，数学不再纯洁了，它沾染上了政治的最卑劣的特征。
根据玛莎。葛森的推测，之所以不接受菲尔兹奖，是因为佩雷尔曼认为他们并未声明“佩雷尔曼已经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而拒绝百万大奖则是因为他觉得，发奖金的克雷研究所反应太慢了,他们没有在应该站出来的时刻站出来，时过境迁，一切都晚了。
2005年夏天，已经回到了莫斯科的佩雷尔曼跑到研究所的会计室，质问：为什么自己的工资卡上多了8000卢布。那是捷克洛夫研究所的惯例，当实验室完成了一项研究，一部分研究资金剩余了下来，按照通常的做法，实验室负责人会指示会计室把剩余资金分发给实验室人员……通常，人们知道佩雷尔曼不赞成这个做法，并不会把钱发给他，这一次，有人弄错了。大闹了一场之后，佩雷尔曼退还了那笔钱，半年后，他辞职了，原因不明，也许与这件事情无关。据说，辞职时，佩雷尔曼对研究所的主任说：“我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不满，但是我没有朋友。而且无论如何，我对数学已感到失望，想试试去做其他事情了，所以，我辞职了。”
《完美的证明》读后感(十)：佩雷尔曼谜团
佩雷尔曼谜团
位处波罗的海东端涅瓦河三角洲的圣彼得堡，是一座建于18世纪的历史名城。由400多座桥梁连通40余个岛屿组成的城区，风景旖旎，建筑精美，在1918年前一直是俄国首都。
200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一对美国男女在圣彼得堡市区搭乘的士——他们是头天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搭乘国际航班飞抵普尔科沃机场的——直奔市郊的一栋老旧公寓。寻问到相应的单元门牌号，犹豫片时，两人终于没有敲门，只将留言纸片与一册纳什论文集一起塞进房主的信箱。
次日下午，两位男女出现在公寓附近的运动场上。除了偶而交谈，更多时间用于张望来路——他们显然是在等什么人。天色向晚，俩人再度返回公寓，这次留在信箱里的是一盒珍珠奶茶，再加上一张留言条。
第三天下午的等待依旧无果。第四天黄昏，返回公寓的美国人揿响了门铃。少顷，一位老太太从门内探头打量，试图搞清楚外面的状况。经一番语言碰撞，一个“秃顶，有着蓝绿色眼睛，浓密的睫毛，卷曲的胡须，手指纤细”的男子在“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露面了……
——以上并非谍战小说场景的仿写，这对男女乃是美国《纽约客》周刊赴圣彼得堡采访的两位作者：西尔维亚-娜莎尔，著有数学天才纳什的传记《美丽心灵》（改编的同名电影荣膺2002年奥斯卡奖）；大卫-格鲁伯则是一位年轻的科普记者。
疑问在于，他们打算采写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秘人物，竟如此大费周章，使得整个过程犹如谍战片或罗布-格里耶小说中的描写呢？要知悉来龙去脉，还须从头说起。
由国际数学联盟（IMU）发起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CM），是一个全球性的学术盛会，自1897年在苏黎世举办首届大会以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四年一届的会议从未中断过。
2006年8月，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在即。一些新闻媒体敏感到，至少在近十几年内，还没有哪一届大会如此引人瞩目—— ICM2006几月前就贴出公告：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数学难题证明将在大会上宣布；里查德•哈密顿的一小时报告：《庞加莱猜想》。
亨利•庞加莱(1854-1912)，史称“最后一位数学全才”，其伟大不止在解决了多少疑难，更在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数学命题。这个1904年公布的著名猜想可通俗表述为：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到一点，那么此空间一定是一个三维圆球。2000年5月，美国克莱数学研究所设置“千禧年数学大奖”，标的为七大“数学世纪难题”，每题悬赏百万美金求解，“庞加莱猜想”即其中之一。
上世纪30年代前，庞加莱猜想鲜有人关注，之后英国人Whitehead声称完成了证明，但不久即发现错误自行撤回论文。50-60年代，又有不少数学家相信自己解决了猜想，知名者有宾、哈肯、莫伊泽等人。维布伦奖得主帕帕毕生都未放弃证明庞氏猜想的努力——据说他在1976年辞世前曾将手稿交付给一位同行好友，不料很快被发现有误——为让帕帕安心离去，同行只好选择沉默。
一次次尝试失败，使庞加莱猜想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秘难题。
60年代初，斯梅尔在里约热内卢海滨生出一个天才之想：三维的庞氏猜想难以解决，高维的会否容易一些呢？之后，他与福里德曼先后给出了五维及四维猜想的证明，并因此获菲尔茨奖。但继续用传统方法证明猜想的工作再无进展——当瑟斯顿引入几何结构方法对三维流形进行切割时，菲尔茨奖又一次被收入囊中。
哈密顿在70年代末着手探讨Ricci流——此一以意大利数学家命名的方程可用于构造几何结构，将不规则流形转变为规则流形，从而解决庞氏猜想的一系列拓扑手术。但随手术次数累加，奇点也会递增至方向失控，研究遂止步不前——自上世纪90年代始，Ricci流工作长期陷入困境，直到一位天外来客式的奇人突然出手，促成猜想证明的柳暗花明……
亲爱的【姓名】
请允许我提醒您关注我在arXiv上发表的论文，该篇论文的编号是math.DG 0211159。
摘要：我们提出了一个Ricci流的单调式，在所有的维度中成立且无需曲率假设……我们还验证了与理查德•汉密尔顿关于瑟斯顿封闭三维流形几何化猜想证明的纲领相关的一些假设，使用先前关于局部曲率下界的塌陷结果，给出了对这一猜想的证明概要。
祝万事如意！
格里沙
这份电邮的发送于2002年11月12日，据说收信者共有12位数学家。发件人称头天在arXiv org（一处收集多学科论文预印本的网站）贴出了一篇30页的论文，系其三篇关于几何化猜想研究结果的第一篇。发件人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是一位生活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沙即其昵称。
犹如强震前地应力的改变，上述邮件打破了拓扑学研究领域的平静：各国拓扑学家的电邮交流突然异乎寻常地频繁起来——
连夜读完论文，纽约州立大学的米歇尔-安德森确信证明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次日晨5点38分，他发出一封电邮，希望收信同行“请让我知道他是否已经完成了我认为他已完成的工作。”当日晚，几位也是夤夜未眠的几何学者回复说，“Ricci流”研究如今非常“火”，可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佩雷尔曼其人。
面对拓扑学界的大地震，“Ricci流”团体的中心人物、哥大教授理查德-哈密顿却奇怪地不置一词，这未免让人有点纳闷。
事实是，论文前半部分即给出了哈密顿苦寻20年的答案——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为之付出半生努力的目标因他人的捷足先登失去意义，且成功者竟名不见经传时，会生出何种心理感受。如果承认人类行为的潜在动因大都来自名利抱负、竞争心理和职业的自我价值感（源于纯求知兴趣的探寻者毕竟凤毛麟角），也就不难理解佩文引发的非学术效应了。
前述收件人大都专研过几何化猜想问题，设若佩氏真的证明了庞加莱猜想，不消说值得欢欣鼓舞；但当一个人的胜利以他人希望破灭，多年殚精竭虑付诸流水为代价，反应的犹疑乃至矛盾失态亦属必然。让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不少同行暂时搁置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对论文的解读，这至少反映出学界对佩雷尔曼研究的重视。
发出电邮不到一周，佩雷尔曼收到了米歇尔-安德森和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田刚的访学邀请，他很乐意地接受了邀请。
2003年3月10日，佩氏在网上提交了第二篇论文，此文本比上一篇少8页。4月初，佩雷尔曼抵达麻省理工学院，瘦削秃顶，长发纷披，指甲长长的他予人印象深刻。首次讲座大厅里座无虚席，可真正研读过论文的听众并不多，一些同行只是想一睹他的尊容而已。之后两周，他每天都对小规模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并耐心答问。
4月中旬，《纽约时报》刊出一则题为“俄罗斯学者报告称已解开著名数学问题”的新闻，这让佩雷尔曼非常生气，因他从未“报告”过这个。报道还暗示他或会为“千禧年大奖”提交论文给专业期刊——实际上佩氏在网上张布证明，用意就是对需花钱订阅的科学期刊的反抗，他毫无让人审查论文以获发表的意愿。
MIT的讲座结束，佩氏去纽大石溪分校讲演，专研Ricci流的哈密顿未到麻省且继续缺席石溪，而哥大距此仅一个半小时车程。4月25日，佩雷尔曼在普林斯顿讲演，次日去哥伦比亚，哈密顿终于露面了……可返回石溪的佩氏有些沮丧。他抱怨对方所提问题大失水准，因其并未认真研读文章。何以如此？原因微妙且复杂。费解的是，佩雷尔曼对从麻省理工到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多所世界一流高校伸出的橄榄枝一律回绝，并且不给任何理由。
佩雷尔曼4月末回国，7月17日提交了论文的第三篇，最后的文本仅7个页码。好在讨论仍在继续，2004年夏，克莱纳、田刚和摩根等4位深研论文的同行打消疑虑，认定了证明的正确性。如其所料，数学界费时一年半才理解了他的工作。
田刚和摩根后来出版了一本研究佩氏证明的专著，2006年两人把书寄往圣彼得堡，邮件被退回，退件原由是“拒收”。在佩雷尔曼看来，费去他近10年生命的庞加莱猜想已成为过去，他再无兴趣讨论这个问题了。
事态的发展并未完结，而且愈来愈波诡云谲。
2006年6月，《亚洲数学杂志》以全刊300余页篇幅，发表了中国数学家曹怀东、朱熹平的论文，摘要自称是“对哈密顿/佩雷尔曼的Ricci流理论的封顶成就。”论文指导者丘成桐，系哈佛大学数学教授，菲尔兹奖得主，《亚洲数学杂志》主编。
6月3日，丘成桐在北京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某院士认为上述论文“第一次……给出了猜想的完整证明”，并操刀将这块肥肉一分为三：“哈密顿做出了超过50%的贡献；佩雷尔曼做出了大约25%的贡献；丘成桐等人做出了30%的贡献。”（一道数学大师演绎的神奇算术）
纽约大学教授米尔诺称曹、朱的论文是一把“猴子的扳手”（美俚语，近似汉语的“搅浑水”）——吊诡在于，写出符合规范论文的人却非真正的证明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菲尔兹委员会及“千禧年大奖”评委的参考资料。米尔诺认定，佩雷尔曼不但建成了大楼，而且封了顶，其他人所做的不过是铺平道路，好让验收者不至不得其门而入。
8月22日，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幕。一大早，世界各主流媒体收到一份新闻稿，内容是佩雷尔曼将因对“几何学的贡献及对Ricci流的分析和几何结构的革命性洞见”被授予菲尔兹奖。而同日出版的《纽约客》则发表了深度报道《流形的命运》，该文详述了佩氏的数学人生，曹、朱论文的出笼经过和丘成桐幕前幕后的运作……
“这很有趣，”一位与会者说，“杂志正好在大会开幕时出刊，复印机马上全速运转起来。要是没这篇文章，我可能会感到枯燥，现在一下子气氛变得活跃了。”
至此，我们回返本文开头：据《纽约客》作者自述，他们行前给佩氏发过电邮，希望能安排见面，但未收到任何回复。在圣彼得堡的情形如前所述，两人凭借经验、耐心和对对方的尊重，最终让佩雷尔曼接受了采访。——第四天贸然按响门铃，是以为佩真不在家，故退而求其次，希望能与其母谈谈。见到佩氏才听说他已有几个月未登陆过电子邮箱，公寓信箱也一周没打开，根本不知道有人心急火燎想见他。
第二天上午，佩雷尔曼携美国人在市区闲逛了四小时，随后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观看了一场持续五小时的声乐比赛。他强调自己已辞去研究所职位，但还是表达了对学界的失望：“那些破坏道德标准的人并未被视为异类，而是像我这样的人被孤立了。”
ICM开幕前，程序委员会信邀佩氏作大会讲演未获回应，这让组织者们很为难：因为庞加莱猜想是会议的主要内容，而菲尔兹奖委员会也已将佩氏列入获奖候选人。为了确保其参会并接受奖项，该奖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约翰-鲍尔爵士亲赴圣彼得堡拜访佩雷尔曼，两人在某会议中心长谈了几小时，佩氏还是拒绝受奖。
据《流形的命运》分析，正是菲尔兹奖促使佩氏完全离开数学界，而早在1996年，他就拒绝过欧洲数学会的奖项，这让某些同行有被轻视的感觉。
ICM的举行和《纽约客》文章的传播，使佩氏成为俄罗斯媒体疯狂追逐的对象：受众广泛的第一频道脱口秀栏目的摄制组人员冲进他的居处，将其母推离镜头，以便拍摄一张凌乱的床；在街头、剧院和超市，好事者用手机抓拍他的照片并发送上网，市议会着手研究是否要在母子俩租住的公寓外设置岗哨……莫斯科某私人基金打算赠送一笔钱，作为对佩母培养出一位天才儿子的奖励，发怒的佩雷尔曼夺下了正接听电话的母亲的话筒——这位温驯的犹太男孩因公众围观一变为家庭暴君。
当有关纷争告一段落，2008年春，克莱研究所主席卡尔森绕道圣彼得堡，在酒店房间跟佩雷尔曼通电话。他并未直接问对方愿否接受奖金（“我当时觉得提这个问题不太合适。”），但当他表示希望见面详谈时，佩氏明确回应：“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见面。”
因坚拒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茨奖和百万美元克莱奖，佩雷尔曼引起了世人的更多关注。
有人迷惑地发问：他是谁？天才？怪物？现代隐士？外星人？过早被迫学习的神童？一个家庭破碎的不幸者？一位拒绝百万美元的穷人？有传记甚至推断他是一位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精神分裂型的人格障碍）患者。
佩雷尔曼196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母亲是教师，爸爸是工程师。在一个广泛仇犹的环境里，其母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儿子把正确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数学几乎是其中的唯一内容。
刚上完小学4年级，父母就将他送入少年宫的数学班，小佩雷尔曼在几乎无菌的微环境里成长，直到进入以物理和数学教学闻名的第239中。1982年，佩雷尔曼参加国际数奥竞赛，并以史上最高分——满分42分获得金牌（此成绩至今无人超越），高中毕业后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就读。
5年后，取得博士头衔的佩雷尔曼在斯捷克洛夫研究所就职，很快成为一颗上升的数学新星。不料生活因父亲移民以色列发生逆转——由于母亲不愿离开俄罗斯，乃父只好独自出走。这使得佩雷尔曼更深地沉入内心，随母亲过起了“隐居”生活。
90年代初，赴美访学的佩氏依旧不修边幅，天天穿同一件灯芯绒夹克衫，吃俄罗斯黑面包、奶酪和发酵奶。“就像怪僧拉斯普丁，长发飘飘，指甲巨长”，加州大学教授格林对他如此描述。
在普林斯顿期间，瑟斯敦和哈密顿等人的工作对佩氏产生了影响。美国和以色列的几所大学都看好这位年轻数学家，可他谢绝了所有的加盟邀请，从同行视野里消失了——直到02年突然贴出几何化猜想证明的论文，这位被遗忘的数学奇才重新浮出水面。
所谓亚斯伯格综合症并非普通自闭症，患者大都智商正常甚或是高智商，但其心智发展“异常”。主要表现为社交成熟性/推理能力滞后，交友交际困难，说话的语音节奏常令人不快，不善控制感情，在日常生活中多依赖家人。
有英国心理学家认为，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同具“系统化”和“移情”能力，自闭症患者可能前一种能力出色，后一种能力却不及格，系统化优秀的类型更易罹患自闭症。测试表明，数学专业学生较其他专业学生的患病几率高3-7倍。
俄罗斯数学天才们的生存环境或许更容忍了这种自闭——柯尔莫哥罗夫在莫斯科大学任职时，有人向他示意并自介，柯听而不闻。此人忍不住问：“你不认识我，是吗？”柯回答：“我知道，我意识到你是某某教授。”在亚斯伯格症患者的眼里，对话是信息的交流，而非无意义的客气。
佩氏的老师卢克欣坚信，一定程度的“社会退化”正是天才的标志。某次，一位母亲将11岁的儿子带来“看看”，卢在约定时间走出办公室，那位男孩正安静地坐在过道唯一的扶手椅上。卢克欣一眼就认定这是个天赋很高的孩子：他脸色苍白，动作笨拙，看上去心不在焉，不合适的体态和表情正是亚氏综合症的外部表征。
——以上是传记《完美的证明》里的叙述。作者认为传主行为特征与亚斯伯格症患者吻合，如无视个人卫生，说话喜欢加入太多细节，为讲述而讲述等——佩氏对数学问题的回答从来不厌其烦，假如你未能理解，“他会把同样的内容丝毫不差地重复一遍、两遍、许多遍。”
有关天才的定义，以及天才与癫狂，天才与病人，天才与白痴，天才与非我族类，天才与高低能不平衡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笔复杂深幽难以言尽的糊涂账，是“人类”生命无法穿透、理喻、描述、经验的黑洞和谜团……佩雷尔曼只是一个耀眼的个例而已。比较上世纪另一位数学神人格罗滕迪克——其虽桀骜不驯，也无视或有意冒犯人类社会规则，但本人神智大体正常（当然晚年就比较魔幻了），采用方式也基本是他人能够识别的，是以他仍属“主流”天才。佩雷尔曼则是“弱”类的异端天才——尽管有时人们会因他对文明规习的彻底无视，用攻击行为显示自己B面的暴力，用彻底弃绝释放淤积的迷乱和狂怒，以至予人强悍、强大、粗野、极具攻击性的错觉，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的困兽犹斗，一种受到至深伤害却无力对抗的本能反噬，一种遭遇人性/社会/行规之铜墙铁壁时的避让与自保。
那么，到底应如何界定天才？或者说，应如何看待天才的含义与意义？源于愚盲与惯性，大多数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习见，手握现成标尺度量自己的同类而不假思索：千人一面的凡庸者相互免检、无须指认即成为同一阵营里的战友，而对天才这种偶或误入人世的不明飞行物，精神思维智力的异类，我们的反应大抵是惶惑、疑虑、围观、恐慌、离弃、排拒……条件具足时甚至会灭之而后快（“灭”当然并非专指肉体）。盖因庸众的眼光嗅觉、认知水准、辨析能力，只能在既定范畴运行，一旦逾矩，波长变异，其对信息的接收识别就会失准失效。
此即古今中外历史现实里各色天才悲剧之外因。佩雷尔曼谜团即天才之谜，天才之疑。
何以会有天才？天才为何而生？天才于人类的意义何在？这或许确实是一个永存的悬疑，永恒的叩问，永无获解的难题，永久的斯芬克斯之谜。
“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当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受痛苦，这是一个消极的理想，世界一日不灭，痛苦终不能已。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那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研究和思考真理中享受到自由。”
体味这段庞加莱语录，或可发见通向亘古谜团的一缕微光，一点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