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受害者》读后感10篇
《发展的受害者》是一本由【美】约翰·博德利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展让土著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文明，在发展中土著不断受到迫害，这种文明是以无数土著牺牲为代价的，文明给土著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文明者最初总是以暴力手段去开发土著，脆弱的土著不堪一击。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受害者总是土著，土著原始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人类生来是平等的，土著却受到不平等的遭遇。
《发展的受害者》读后感(二)：现代化语境下的土著
土著居民及文化向来被视为原始落后，当做未开化的人，甚至在某些种族主义者眼中，都不能视为人。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视为自然的观点是时候改变了，文明没有低级或高级之分，因为他只要是处于一种稳态，就肯定是最适应所处的环境的。由此，本书作者通过诸多事例，说明现代化文明或明或暗的手段来排除自己身边的异质文明，将其转化为西方色彩浓厚的现代文明，而打出的幌子是为了开发土著区域，富裕土著居民。
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多的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流失，这些也是作者一再痛心疾首地强调的，也是他由此提出诸多解决实例和土著权概念的动力。
在此我也不再冗言，主要理由有三：a，看似多样的实例都指向土著血泪史和斗争史这一悲情主线，在一个读了n年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孩纸眼中，这种悲情牌已经很不感冒。b，作者隐约中还包含一种俯视的姿态，即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罪，应该由他们来赎，而排除土著所拥有的能动和主体。c，如上所言，作者认为土著所遭受的悲剧都是由西方文明造成的，否认其他文明对异质文明侵害的可能性，即他对中国这一片的研究一片空白。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这本书，对于受西方文明侵蚀严重的土著的研究，本书仍然很值得一读，而是想引出关于土著问题中国化的思考，反思我们的民族政策。
说实话，在比较了很多国外少数族裔生存状况的时候，还是的承认中国的民族政策确实有可值借鉴之处。同时，也要看到，强行转变其文化习惯，破坏性引入现代文明（通常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只发展经济，不注重文化，觉得有了经济啥都有，在民族地区进行移植式发展，即将内地企业、资金、劳务带入民族地区，致使本地民族企业遭受挤压（类似于殖民），使其难以培养出自生的新文化等问题。
而这些才应该是这本书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价值。
《发展的受害者》读后感(三)：被发展
近几百年的历史是矛盾的结合体：它既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进步时代，也是一个大灭绝时代。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强调多元共存，但现实却是生物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从未遭到如此严峻的濒危形势。以进步为名的发展机器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庞然大物，很多人看到它不可逆转的前进步伐，但也有人——例如本书作者——则怀疑它的最终方向，并看到千千万万人因为不经意间衣服下摆被这部机器的齿轮钩住而“被发展”了。
不可否认，现代文明本身就建立在血和泪的基础上，这与巨大的进步是一体之两面。不仅是被贩卖的千万黑奴、猪仔和奴隶劳工，还有数百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在现代工业文明入侵之前，他们的领地（1820年时仍占全球一半面积）基本上属于一种相当传统甚至原始的部落生活状态，其文化模式对环境的要求很小，强调适应自然，而不是征服、改造、控制自然——平心而论，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不具有那样的技术能力。但最终，这种相对封闭而自治的状态（未必总是桃花源）被直接或间接地打破了，入侵者可能是个体贸易者、开拓者、传教士、招募劳工者，他们常常以一种无法无天的方式与这些土著居民打交道。
这样的故事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些，也可以想像这是多么残酷的过程；而土著居民之所以得到这样痛苦的命运，原因却仅仅因为他们“落后于时代”，需要服从那个“发展”、“进步”的绝对律令。不管他们如何申诉、抵制、反抗这样一个被强加的命运，总有人孜孜不倦地强迫他们跟上时代步伐。在传统的帝国主义话语中（但现在并非只有帝国主义者才这么想），土著居民常常被看作是孩子或不懂事的弱者，需要被人监管着长大，用《帝国斜阳》中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话说，有时就得“卡着非洲人的脖子说：跟我到21世纪去，等他们走过来，就会很高兴”。
但他们未必高兴。如果一个陌生人把一碗水强灌给你，就算这确实是一碗糖水，你也会觉得十分不快，更何况你可能本来就未必喜欢喝那种味道的糖水。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遮盖这样一个事实：更多人在“被发展”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痛苦和不安。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甚至摧毁，而重建认同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何况他们的这种急剧转变常常是在遭到强制（土著孩子都要接受白人教育）、欺骗（一些被招募到澳大利亚做苦力劳工的土著，还以为只是出岛去玩三个月）等违背他们意愿的条件下进行的。美国19世纪的印第安改良运动看起来较为人道，但实际效果却只是以“消灭灵魂”代替了“消灭肉体”，其结果是将印第安人变成了红皮白心的“苹果”。
公平地说，并不只是土著才是这种“被发展”的受害者，以赛亚•伯林曾发现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秉持有这样一个悖论：推断“自由就是服从”。其背后逻辑是：依据理性的强制不是强制，强迫人民服从理性的命令就是强迫他们理性地行动，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强烈否认或意识不到理性进步的好处，但理性最终将使他们自由；反对这种理性、解放只能证明他本人不理性，没有能力知道什么会在事实上使他自由。伯林认为，“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这是最强有力和最最危险的论点之一”。无疑，这个论点在应用于土著时格外危险，因为他们缺乏抵抗的技术力量。
即便如此，在近现代史上，土著和弱势群体抵抗变迁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例如北美克劳族印第安人曾发明出种种办法来阻挠和反对本族儿童去白人学校读书。以往他们常常被视为逆时代的潮流而动，但正如本书中所言，这种抵抗其实也有其积极价值，它促使人们反省：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那为什么即便他们遭受痛苦也要强制他们卷入发展进程？它也让我们反思进步话语：“只有在商业社会中，这种为了自身利益强调变迁的人才会专门去推进变迁，文化稳定性才会被视为有负面内涵，并被当成落后和停滞不前的象征。”按照《遭遇发展》一书的观点，正是“发展”话语本身创造出了一种欠发达状态。
这倒也是人类学中的传统主流话语。简言之，这种观点强调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稳定的部落群体文化，同样具有其无上价值，而不是原始、落后、停滞，因而是有待提升和改造的对象。作者相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进步”和“文明”的名义去改变和废除那些被视为是“发展的障碍”的传统文化习俗。确实，很多现代国家将土著部落的习俗看作是愚昧、迷信的产物，抱怨“遵守习俗就会阻碍发展”——尤其是诸如猎头这样恐怖的习俗。在这方面可想会有很多争议，但有一点确实不可否认：假如以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作为准绳来衡量和要求传统价值观，那么后者的文化萎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北美印第安人的状况来看，他们“被发展”和文明化的过程并未给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确实，有不少印第安人接受了主流文化，但他们仍然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许多人并未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反倒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和挣扎，陷入酗酒的困境。从牙齿健康状况来看，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反倒身体最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坚持部落民急于要变迁，说：“我们并不觉得部落民是在其他人的强迫下变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似乎看到了亮光，愿意自由地跟随变迁的步伐。”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谁才是变迁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
这也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如果前半本书像是不断的控诉，那么后半本书则回到现实关怀，倡导允许土著居民控制其文化资源和国土资源。总之，要把他们从一个“被发展的”受害的客体，变为一个能积极采取行动的主体，用作者的话说，“发展的受害者”的全部问题，“主要看是谁在控制资源，以及他们如何控制资源”。
确实，这给了他们自治的权利，能使他们无须理会外界开发者的利益，但这真是唯一的或最终的解决方法吗？要是这样就好了。在现代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文化霸权的现实面前，土著居民（或任何边缘的弱势群体）完全可能作出与主流社会一样的抉择。以往的发展话语假定土著如果理性的话就会选择发展和进步，要是他不这么做，为了他好就该强迫他发展；而在现在另一套话语中，土著居民常被假定会保留自己的传统，如果他们选择放弃传统文化甚或将自己村子变成一个Disneyland，那也会被视为愚蠢和非理性——外人似乎总是担心他们做出的决定不够正确。说到底，究竟谁知道土著怎么想？或“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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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123：月台葬（platform burials）：似指风葬或天葬
.123：即使思想最开放的丹麦政府，也拒绝同意西里伯斯岛的部落民清理死者的骨头：按西里伯斯岛当时系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p.130“在荷兰的西里伯斯岛”），故此处应为“荷兰政府”，不知是否把Dutch和Danish搞混了。又p.28提到苏里南的阿库里约印第安人1937年首次被一个“丹麦探险家”发现，颇疑也是荷兰人，苏里南当时也是荷兰殖民地
.141：密克罗西尼亚岛：按Micronesia当译作“密克罗尼西亚”，且是群岛，非岛
.149：克劳斯（Santa Claus）每年都会去最偏远的小岛上访问：按Santa Claus是指圣诞老人，故下文说“他是美国物欲主义至高的文化英雄，他会给贫困儿童空投下许多免费物品”
.153：2007年，只有二十万人的越南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度，其人均GDP仅为三千美元：按越南人口多达9000万，此处疑系瓦努阿图（Vanuatu），其人口数与人均GDP与此处描述较接近
.191：涉及五个德尼族人的国家：按Dene是一个土著群体（aboriginal group）的名称，其内部又包括多个族群，因此这里nation不是指“国家”而是“民族”
《发展的受害者》读后感(四)：每个人都是发展的受害者
关心土著，不仅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文化充满同情的伤怀，不仅是对少数人群的倾注热情的关切。屈服在非理性进步论“发展”车轮之下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
每个文明社会都有“王阳明”
1528年，以兵部尚书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的王阳明，在广西大藤峡地区镇压了当地八寨山民旷日持久的抗争，超过15000名原著民殉难。在这数年之前，他还在南赣巡抚的任上，同样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使明帝国获得对闽粤赣交界山区的直接控制，代价则是超过25000名山地居民殁于是役。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王阳明在征服这些地区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建工作，包括添设县治，恢复社学，兴建书院，以移风俗。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在称颂阳明先生的“文治武功”时，是否还记得大藤峡边、溪谷山峒中的棚屋洞寨居民呢？无论是王守仁坚信的“教化”使命，还是面对“北边”来自武装游牧者日益增长的资源—人口压力，明政府为寻求新的增长点，不得不将压力转移到南方那些未曾绥服的山地人群的深层原因(更多的可耕地、更多的赋役提供者)，都很难掩盖“文明”与国家对土著居民造成的深刻伤害。何况，这还为日后酿成更大人口—资源灾难的两广“土客械斗”埋下了悠久的伏笔。
无独有偶，19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为保护日益扩张的农业定居点，防止印第安人通过，建成一个“从安第斯山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总长度达一千六百公里”的防御体系。多位阿根廷领导人都很满意这种缓慢推进蚕食印第安领土的防御体系，并公开提倡对印第安人发动侵略战争。“最后，1878年，政府认可了‘ 屠杀方案’”，派士兵进入了印第安人的领土范围，执行“伟大的文明工程”和“人道的征服”。“六个月内，边界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公里，……五千多名印第安人被逮捕或杀害，国家的农业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的定居点遭到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抢劫，……他们的女人‘ 自愿’成为战士与移居者的妻子。……到1913—1914年间，只有一百来个特维尔切人幸存下来，到1925年时佩尔切人几乎绝种。”
“至少在六千年前国家出现之后，土著居民就一直致力于政治斗争，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资源不被中央集权社会逐渐渗入。”这场关于“文明”与“少数群体”的战斗，在人类史上从没有停止过，每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都是“阿根廷”，每个文明社会都有自己的“王阳明”。即便当我不无感慨地写下开篇这段文字时，我依然是一个现代发展社会的受益者，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关注全世界约3.5亿个分属五千多个不同语种或种族群体的土著居民。他们不是生活在古代文献或异域风俗志中的幻象，他们生活在当下，“土著居民并没有消失。他们仍在反抗，并欲求国际社团的支持。”
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像《发展的受害者》的作者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博德利教授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揭露并减少隐藏在许多不公正的政府政策和行为下的种族中心主义、误解和无知，……为支持土著居民的斗争尽自己一份力”，让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生命不再凋零，让文明的果实能为所有人分享。
现代化进程中急需抹去的“污迹”
社会总在进步，尽管有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军事武力带来的政府控制，结束了边界的非法过程，开启了正式、有效的管理过程”，土著社会逐渐被接受为国家的一部分。然而，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现代观”塑造了文明国家追求发展的“进步”伦理，而每个生活在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都有可能是现代化进程中急需抹去的“污迹”。边界上的少数族群不再遭受灭绝对待，与此同时，他们成为国家改造的对象。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俄国革命后的新政府发现“部落民还生活在苏维埃宪法之外，需要‘ 极度的拯救措施’，并‘ 迅速将土著居民纳入苏联当局的权威中’”。政府组织“驯鹿拖运的红色帐篷或船只，试图尾随游牧民，并给他们灌输政治思想，给他们提供文化项目、医疗和教育。……那些抵制新计划的首领遭到攻击，他们被赶下台并被部落结盟所取代。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要消除游牧制度，使部落居民集中居住，以便更易进行管理”。
可是，苏联政府的“良好用心”并没有产生美好的果实。集中管理后的土著居民中，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上升。有资料显示，甚至在最近20年间，楚克奇的死亡率指数都比俄罗斯联邦的平均指数高1倍，而婴儿死亡率指数竟高出2—3倍。失去以往生活方式后的酗酒，随之导致的传统断绝，不加考虑地把土著人从所谓“没有前途”的小营地迁往大村镇，是土著人口下降、文化渐趋湮灭的主要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白令海峡对岸的北极圈地区，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同样受到了来自“文明”社会的冲击。政府和殖民地官员完全忽视土著社会传统文化，武断执行的“文明”计划，非但没有缩短文明的距离，反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严重冲突。
大约在1890年，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对人类学研究产生兴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支持与土著居民有关的人类学研究。最著名的莫过于杰出的功能主义者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帮助当局在南非和澳洲建立人类学系并进行专门训练。尽管我们很难脱离历史来评价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在殖民时代的所作所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最大程度地促成了人们对土著文化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并努力在“工作中保持中立立场，避免卷入政策的制定。”
文化霸权带来的冲击
然而，在文化中处于劣势的部落群体，在“文明化”的过程中，也难以抗拒文化霸权带来的冲击。对苏丹部落儿童有过这样记录：“游牧民在学校读了两年书，返回家后却连放牛的技巧也不懂，他们身体太‘ 弱’，无法再适应传统生活的需要。”一位法国读者从法属西非小学生使用的教材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课文：“土著为白人工作有好处，因为白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比土著居民更文明……有一天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我的孩子，你是聪明勤奋的人，总是要帮助白人完成他们的任务，这是你的责任。”
“文明化”的伤害不仅出现在土著文化上，也同样出现在他们的身体上。“土著居民转到以进口加工食品为基础的饮食上之后，营养不良、牙科毛病和各种其他与营养有关的失调急剧增加。”
30年代对因纽特人的检查表明，在完全依赖传统食物生存的人们中间，没有发现蛀牙，“而在食用从便利店购买现成食品的群体中，有约20%的人出现了蛀牙。当因纽特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或购买现成食物时，这个数字超过了3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48%，“而牙科治疗并没有随着新食物一起出现”，失去了牙齿会减弱人们对许多诸如肺结核之类新疾病的抵抗能力。在这点上，旅行时给异域儿童分发糖果的“文明”观光客难辞其咎。
发展的代价还不止于此，在传统社会，“进口食物与强大的外来者一样，被视为更高声望的象征”。这种价值观不期产生了荒谬的结果，在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中，“明明他们自己的河里有大量高蛋白的鱼，他们却消费进口的罐装金枪鱼”。另一个部落社会的例子告诉我们，“母亲给他们的小孩喂奶时，喜欢用不卫生但知名度高的奶瓶，以及昂贵和不够营养的罐装奶粉”———多么似曾相识的情景。
我们关心他者，因为感同身受
在文明化过程中，众多部落或传统文化的确不无遗憾地消逝或衰落了，有些人群和他们的文化一起，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之前，就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历史遗迹和博物馆中的藏品。不过那些幸存者们以比我们想象更加坚韧的主动性，融入了世界体系，成为人类文明的骄傲。
1970年，加拿大西北区德尼族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发现了油田，加拿大政府为输出能源，把北极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输往加拿大南部和美国的举动，威胁到德尼族人的社会与文化。在“土地和团结”的口号下，德尼族人形成了加拿大西北地区印第安人兄弟会，将各个分散的部落整合成一个政治组织，为土地权和独立生存权而斗争。1974年，德尼族人一致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权利，他们想要土地，而不是钱。第二年，二百五十名德尼族人起草了一份德尼族宣言，指出他们是“加拿大西北区的多数民族”，宣布要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和“国家”。
1981年，德尼族人为土地及政治自由而斗争，离正式建立土著权利联盟的成功也越来越近。经过多年努力，五个德尼族人建立的“德尼族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000年，其中萨图和戈维奇应部落的德尼族和北极西部大因纽特人组成土著管道集团，成为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第三个商业伙伴，“……而土著集团在二十年内，每年获得一千万到两千万美元的收入”。
德尼族人收获了并不辉煌的胜利。然而，菲律宾的土著部落还面临大坝修建、采矿和商业活动的威胁；亚马逊印第安人还要为雨林和传统生活而战；澳洲土著还要与牧场和羊群抗争。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3.5亿“正在为重新控制生活及资源而斗争的土著居民”。
我们关心土著，不仅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文化充满同情的伤怀，不仅是对少数人群倾注热情的关切。我们关心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屈服在非理性进步论“发展”车轮之下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本身。我们如此关心他者，是因为感同身受。诚如《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开篇所言：我们应该“确认土著居民与所有其他人民完全平等，同时承认所有人民均有权与众不同，有权自认与众不同，并有权因此得到尊重”。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RB02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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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受害者》读后感(五)：《发展的受害者》评述
背景介绍
约翰•博德利，作为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华盛顿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并于1992-1996年任该校人类学系主任，2001年被评为人类学梅耶杰出教授，现为该校Regents讲座教授。1987年任西德兴格拉德巴赫公司科学顾问，1991-1994年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2000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人文基金会专门小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原住民、文化生态学、当今社会问题，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以及《文化人类学：部落、国家及全球体系》。本书第一版完成与20世纪70年代初，彼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念在全球大行其道，全世界对“发展”等于“进步”的理念深信不疑，对于发展的话语当做金科玉律，约翰.博得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冷静的思考，以“他者”的视角反思“发展”，为我们呈现了“发展”的另一面。
全书介绍.导言
在本书的导言部分，约翰.博得利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了土著居民的历史定位，随着殖民政府的进入，土著居民进入了人类学的学科视野之内。并对土著居民进行了自我的定义，"本书使用土著居民的这一称谓，意思是当代社会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认同一个特定的小规模社会，居住在祖先传承下来的领土上，共享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并在开篇创造性的提出了"文化规模"的概念，正如斯蒂恩在序言中说所说：规模的概念使得博博得利避开了民族中心主义，同时也让社会三种不同层次的同心空间，家庭组织，政治组织和商业社会进行社会比较，同时绕过了习惯上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此外，博得利指出了文化规模，文化过程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内在关系，大规模社会与小规模社会的历史发展，"政治化作为组织社会权力的一种新形式，取代了小规模社会的社会平等和家庭字自给自足，政治官僚机构主导生产，分配，税收和贡赋，单个首领成功的从政治上控制了一个以上的村落后，小规模社会就开始变成酉邦，大规模的社会统治者改变了部落社会运转的世界，小规模社会通过与中央集权社会的接触，既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也可能会造成国家冲突。
约翰.博得利分析了全球规模社会的现代表征："在这个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商业化占据主导过程，其典型特征是商品的文化创造及相关的资源开采，批量生产，大规模市场和大众消费" ，在这种商业社会中，倡导个人主义和财富不平等的观念，小规模社会由于长期的封闭与自给自足很难与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过程进行抗争。博得利还分析了文化规模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在文化进化论看来，只要社会保持小规模并家庭内组织起社会权力，增长就是一件独特的，通常是短暂的事情。博得利指出"商业组织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增长，扩大了物质不平等，财产的商品化是社会权力集中的主要过程" 。在导言部分的最后，博得利反思了"全球发展模式"，认为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也造成了种族灭绝，生态灭绝与种族文化灭绝，造成了土著居民丧失了政治自治权，反思同时，博得利乐观的指出，土著居民出现了自决运动。区域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土著居民组织，正在不懈的为之抗争。这些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也在启示我们对于小规模社会的尊重和保护，而真正的区域社会自治是"在与他们周围更大规模的商业活政治全体交换时，有他们自己的形式……国家和政府社会可以将自给自足的土著群体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企业来对待，提供一种令人鼓舞的模式"。
发展下的土著居民（第2章）
在本章节里，约翰.博得利描述了土著居民与商业世界相遇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该进程对于土著居民的重要影响以及破坏性。博得利回顾历史，指出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250年间，商业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许多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社会的额消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灾难，而在这个商业激增的背后有两个决定性的相关量：人口的增加和人均消费率的增加。而在未经发展冲击的原始小规模社会中使用资源非常谨慎，部落人口稳定，社会高效有序的运转。而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消费文化被催生，“商业社会的社会分层主要基于财富不平等，获取资源的不同渠道支持并反映这种社会分层。商业意识形态体系强调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按照物质消费水平来测量人们的生活水准，而不考虑人们实际幸福与否” 但在小规模社会里却呈现出与此截然不同的形态，小规模社会的经济旨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并有各种文化机制来限制物质占有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分配比生存更重要” 博得利通过英国的案例说明，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催生的只不过是人的无限欲望和对物质的急切占有。
除此之外，博得利认为“发展”同时造成了外来者（国家、跨国公司）对土著居民资源的占用与文化的渗透。代表国家利益的外部资源开发者不断的将土著居民卷入到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之中，“大部分山地部落居民都将被迫成为林业或其他企业的雇佣劳动者” ，给山地部落带来了毁灭性的的灾难。
毫无疑问，“资源开发明显是破坏小规模社会的人口及其文化的基本原因”，但博得利认为隐藏在这些开发政策背后的种族中心主义态度却更加重要。博得利严厉批评了以英国人类学家拉格伦和美国人类学家希普勒的代表的“种族中心主义论者”，严厉讽刺了文化变迁专家的种族中心主义观念，对技术上的种族中心主义也给予了无情的批评，持技术发展论的作家认为“卖给部落民拖拉机和化学药品可以纠正传统经济体系” 博得利批评这些技术种族中心主义论者“这些作家不假思索地认定小规模经济一定没有生产能力，技术不成熟，从而忽视了大量的反面证据”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时尚，攻击想象中游耕文明和草原游牧制度的低效及其生计经济的不稳定。博得利以独到的创见回应“工业生存技术更加无效，因为单一作物的农业和杂交水稻，依赖于化肥、杀虫剂和昂贵的机械，能量需求也是代价高昂，而且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因为它对疾病、昆虫、重要矿物质和燃料很敏感，在全球规模的商业社会中，食物分配体系的复杂性也很容易使他崩溃”
在种族中心主义下，文化改良者有着以下的假设，第一，假设所有人都一样渴求物质财富，成功和进步。第二，小规模社会是不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第三，西方社会的商品和技术有着比较的优越性。博得利强烈批评了文化改良者的对他者的预设，认为“在这些小规模部落社会里中，贫穷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贫困状况并非源于生计本身” ，此外，约翰.博得利还对作为国家的“监护人”角色和对于部落民的“孩子气”的角色认定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对“文明的神圣责任”给予了深刻的批评，深刻洞见到“文明的神圣责任”是一件“有利可图的殖民战利品”。土著居民则是“文明的不情愿应征者”，部落居民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那些世世代代适应当地环境的人们，可能并不会以为其他文化比自己的文化更优越” ，而代表着发展的现代主义“建设者”却在强迫土著居民加入“文明”的行列，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土著居民对于“文明”的拒绝和回避，“面对商业世界他们要么毫不理会，要么回避，要么采取傲慢的态度” 而典型例子，便是南美洲的俾格米人的捉迷藏游戏，主动回避与外来者接触，“为了逃避与外界接触，他们宁愿抛弃家园和田地，并在他们的路上插满箭矢……如果一个村庄经常遭到干扰，人们就会放弃一个定居点，搬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居住，当他们连续遭受侵犯时，他们的资源就会缩小到不再能支撑现有人口的密度，他们没有地方可退…….他们必须向发展投降” 博得利以一种略带情绪化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土著居民在“遭受发展”时所呈现的集体表达，以一种赞赏的态度表达了对小规模群体和文化的尊重，同时指出“稳定性和民族优越感是所有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这种民族优越感的特点便表现在：在强大的外来力量面前顽固地不愿感到自卑。而对于稳定性的解释，博得利认为这是一种“静止的文化趋于静止”的普遍原则，而对于这种原则的推论，博得利借用哈丁.托马斯的解释“当外部力量发生作用时，如有必要，一种文化将会经历特殊变化，在效果和程度上都将保持根本的结构和特征不发生变化” 约翰.博得利比较商业社会和部落社会的“文化稳定性”，认为商业社会对于“文化稳定性”持以负面的批评态度，对在部落社会中，“文化稳定性”则具有积极含义。
打破自治：不受控制的边界，军事力量和行政控制的和平演变（3、4、5章）
在前一部分，约翰.博得利主要分析了土著居民对于发展的态度，认为土著文化具有本土的“自治性”，商业社会的市场如何进入土著部落社会关键在于打破“自治”，对此博得利认为正是“不受控制的边界，军事力量和行政控制的和平演变” 消弱了部落社会的抵抗能力。
边界推移是导致自治性消解的第一个因素。边界推移的的过程伴随着暴力和诡计，如博得利所言“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无情的使用武力或诡计获取土地、劳动力、矿藏和他们想要的资源，并从中获利，在这一过程中，部落社会被瓦解、消弱并遭受磨难，或者完全消亡” 有许多例子可以支持这一说法，南非的波尔人在土著居民的居住区域聚集放牧，破坏土著人的园地，占领土著人的房屋。巴西东北部的移居者和农场主友谊破坏土著民的篱笆，把它们的牛群驱赶到泰米巴拉人的园地里，目的是要印第安人放弃他们的居住点。边界推移的结果便是传统生存模式的损坏，迫使部落民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澳洲边界上无依无靠的土著居民及美洲西部的印第安人，已经设法通过采集和狩猎养活自己，他们要么被迫向传教士和政府福利机构乞讨食物，要么为了生活只能作移居者的奴仆” 。
此外，博得利指出这种边界推移的进程中还伴随着对于土著居民的“直接的身体暴力”，以巴西和亚马逊流域的土著居民为例，“有武装的帮派隔离印第安人的居住点，杀害敢于反抗者，掳掠妇女和儿童，将他们卖为奴隶” 。这些边界推移对土著居民造成的最大影响便是：土著居民人口急剧下降。人口急剧下降对土著居民造成了深远的毁灭性的灾难，“不计其数的群体在这种大规模人口衰减之后再也无法恢复，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只好慢慢地从地球上消失” 。人口下降的具体原因可以归咎于：边界暴力、疾病、酗酒和堕落。但根本原因“都可归咎于国家政府鼓励侵略部落社会这一政治决策”
打破部落社会自治的第二个主要因数便是军事力量的推进。当土著居民意识到外来入侵者的企图时，往往会与入侵者进行激烈的抗争，但在现代武器面前，土著居民显然被打的一败涂地，而“战场的失利总是伴随着文化自治的投降，政府的行政控制强加给土著居民，最终导致进一步的文化变迁”。而这种军事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制裁性袭击和战争。博得利以世界性的视野具体分析了新几内亚土著，苏丹努尔人，美洲印第安人，缅甸那迦人，毛利人，台湾土著民与入侵者的武装对抗及其被强力征服过程，“通过军事武力带来的政府控制，结束了边界的非法过程，开启了正式、有序的管理过程”
政府控制的和平演变是导致部落抵抗削弱的第三个因素。政治控制的过程不同于军事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通过多种手段来管理土著居民，包括和平的谈判技巧，签署协议等方式使得土著部落完全顺服政府的权力。这种政治控制的方式在约翰.博得利看来是一种“间接统治”以便减轻直接控制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控制方式下，国家和政府将土著社会纳入到“民族-国家”体系中，以便可以在小规模社会里自由的开放资源，谋取经济利益，并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对土著居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国际体系有利于内部的凝聚，以便在受到外部力量的挑战时更具攻击性。这种“国家体系”的形成上是通过“主权移交”与土著居民拟定条约的方式实现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权力过渡。但是，不要忘记“签署条约经常都会包括军事运动，即使在和平状态下，武力威慑往往也是重要的后盾” 签署条约之后，政府往往要为其“国家”的合法性宣言，当然政府不会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同时，政府会与部落社会建立具体的联系“给他们指定政治权威；让国家司法体系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包括警察和监狱；征税；征兵服役；户口普查；扩大国家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 博得利同时提醒“部落民本身有时也会主动与政府和平谈判，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从中受益，政府机构的出现可以结束部落之间的冲突”
在这种政治控制的和平演变下，必然伴随着着政治一体化过程，“正式并入国家后，部落民必须遵循并整合到国家组织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特色中。部落不再完全负责争端和维持内部秩序，只局限于强调部落的政治决策过程” 而在涉及关于部落民享有多大程度的权力时，有两种统治类型：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博得利分析了法国的直接统治，“在法国直接统治热带非洲期间，两种法律制度并行不悖。法国法律与法国法庭适用于所有牵涉土著居民和欧洲人的案子中。土著的制度或司法只适用与土著相关的案子” 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间接统治成为地方管理唯一有效的办法。
在本章最后，约翰.博得利批评反思了人类学与土著管理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学的发展与土著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
两种政策下的土著居民：土地与文化变迁政策（6、7章）
无疑，对于自给自足的部落居民来说，土地是他们一切生活的中心。当政府将部落民纳入到国家体系之后，各个政府都会实施不同的土地政策，“但其效果都是减少土著居民能获取的领土，使其传统土地制度向有利于国家控制的制度转变，结果使得部落经济制度及相关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模式很难维持” 对于部落社会来说，土地所有制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群体的边界模糊，部落成员共同使用土地，此外，“撇开表面的经济意义不谈，对土著居民来说，土地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和情感意义，在部落神话中，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宝库，也是氏族的发源地，具有神圣的特点” 接着，博得利讨论了“土地政策的变量”分析了世界各地部落民有关的政府土地政策的历史趋势。
博得利具体分析了美国的保留地制度，阿拉斯加土著安置法案，南美洲的保留地与土地征用政策，非洲殖民地的部落土地政策与亚洲与太平洋土地政策。这些土地政策尽管在细节呈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都存在一个共同事实，即政府限制部落民获取土地，并积极地破坏他们传统的土地占有模式”
在对于 “文化变迁政策”的讨论时，博得利重点关注政府及社会科学对待这一主题的常见态度，分析了不同国家文化变迁的范围和强度。约翰.博得利开篇对阻碍文化发展的事务进行了分析，并在引言里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有组织的部落群体的政治自治，经济习惯，宗教实践和性风俗，如果威胁到欧洲人的控制或是会侵犯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就一定要废除” 根据赫尔曼.梅利韦尔的分类，部落居民的风俗被分为三类：“一是违反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二是不太令人恐惧但仍有害的习俗；三是没有直接害处但却是“荒诞和不可取的”习俗。第一类风俗的主要表现包括类似食人，活人献祭和溺婴之类的行为。按照梅利韦尔的分类标准，这些行为必须禁止，博得利以深刻的洞见回应，国家禁止猎头，各种形式的争斗、食人、溺婴、安乐死这些属于“残忍和不道德”范畴的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向国家的权威提出了挑战，而不是因为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不道德。约翰.博得利列举了印度、法国、菲律宾、南非、新几内亚等国家的文化变迁政策，无一例外，这些文化变迁政策都对部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在这种文化变迁政策下如何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时？博得利认为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方式，大量直接使用武力促使文化变迁的个案不胜枚举，但是在本章节里博得利主要探讨了“间接方式”即“社会工程”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在这种“间接方式”中有“为了发展而进行的教育”（学校是导致文化变迁的主要手段），“消除萨满教”（萨满教对西医和基督教提出了挑战），“淘汰仪式活动”（发展的障碍）“安置游牧民”（游牧民的流动性使得政府很难强行控制，他们的对部落的忠诚似乎高于对国家的忠诚，此外，有时受到误导的官员抱怨游牧是种浪费，认为游牧侵犯了定居农民的权力 ）“与牧群做斗争”（他们的畜群旨在养活尽可能多的人，而不是像许多发展专家和政府规划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无效、不合理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系统。它是一个简单的，专业的，仍在运行的具有弹性的经济体系，其基础与工业社会中强调饲养家畜的立场完全相反 ）“放弃刀耕火种”（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浪费过程）这一些列组合措施实现的。
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和发展下的经济全球化（8、9、11章）
约翰.博得利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观点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经济模式都扮演了重要的额角色，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导致了小规模经济失去主体性。博得利给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一个部落社会可以保持自给自足和生计型经济，并且不被外来者的开放所利用，即使它放弃政治自决，也能保持文化上的独特性” 。并给出了建议：只有按照这种方式（土著社会自我选择），才能保证经济上自给自足和文化上自治，也才能将“发展的代价”将为最小。
如博得利所言，在“经济全球化”这一章节中，“主要分析政府官员和关心发展的作家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主要针对自给自足的土著居民。重点关注他们使用的策略和遇到的障碍” 。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土著居民并非总是热情地接受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和技术，相反，常常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强迫、劝说和故意改变环境等手段，迫使他们参与全球市场经济”
这一策略最明显的便是强迫土著居民劳动。此外通过“税收和惩罚”来学习劳动的尊严“土著居民仍被其他措施强迫参加劳动，为了让他们懂得劳动的尊严，经常需要让他们服从严格的纪律，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间接强制措施便是征税”
除此之外，通过“产生激进的消费者”也是一种策略手段。“土著居民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障碍物是人们相对较低的物质满意度，低生态足迹下稳定的低消费水平，以及他们自给自足的文化” 为了提高土著居民的消费，政府通过“干扰小规模社会经济组织和边界推移的方式，结束土著群体的政治自治。强制性劳动、减少人口、减少土地、丧失食物来源和征税”都造成了土著居民对外来物品的依赖，结果是土著居民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四，促进技术变革。接受一种技术创新就意味着接受大量相关的创新，致使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加，“种植高产的杂交水稻，需要花钱购买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种子本身也需要年年更新，经济作物会削弱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能力” 通过技术变革，土著居民被纳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博得利具体列举了荷兰殖民政府在西里伯斯岛的发展项目，阿赞德人的发展计划，密克罗西尼亚购买进步和依赖性这三个案例，说明了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
最后，通过发展旅游，将土著居民呈现在世界面前。通过开发旅游，将其当做国家认同的象征和吸引外界游客的事物。博得利指出了发展旅游对土著居民的影响，认为，首先，土著居民被旅游业“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表现就是土著居民会觉得自己被外人低人一等，“当他们与有钱的外来人口接触时，那些人会炫耀自己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优势”。此外，旅游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环境，造成资源压力；扭曲当地人的价值体系。不可忽视的是，博得利并不极端的反对文化观光产业，“如果土著居民能够控制与旅游者的交往条件，定价并获得公平的利润分成，从旅游业中获得的中等收入还是能够帮助土著群体维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他如是说。
在“发展的代价”中约翰博得利想要说明：“结构变迁不仅仅会导致文化多样性丧失，还会带来社会，经济及环境灾难” ，并重点分析土著居民参与全球经济所付出的“特别代价”。博得利首先对生活质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将土著居民先前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与进入世界市场经济后的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生活水准往往被经济发展降低，而不是提高—降低程度异常显著”
第一，约翰.博得利认为发展带来的后果却是“发展的疾病”。首先，发展使得发展地区内的人丧失了对慢性“生活方式”的疾病失去抵抗力，这些疾病往往伴随着“进步人士”而产生（这些疾病主要包括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和各种血液循环疾病）。其次，发展干扰了现存的环境平衡，可能会急剧增加细菌和寄生虫之类的疾病。最后，当发展目标难以达到时，各种贫困性疾病就会随着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和小规模社会经济体系的解体一起出现 。约翰.博得指出，“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政府资助了一个蛋白质补充计划，却给那些蛋白质缺乏的人供应牛奶，结果导致人们未曾料到的健康问题，使得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官员没有预料到，通常在不喝牛奶的地方，人们无法产生消化牛奶的蛋白酶，结果出现了不耐乳症。而在巴西同样的牛奶分配计划也造成了永久性失明这一流行病，因为饮用牛奶加重了原本就有的维生素A的缺乏” 此外，博得利还着重分析了，现代人与土著人的牙齿和营养健康状况，证明了在“发展的代价下”土著居民比以前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健康威胁。
第二，生态灭绝。“引入新技术、消费增加、死亡率下降及先前其他控制的消除，何在一起替代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相对稳定的平衡，新的生态系统已经无法平衡” 造成这样的结果“在土著居民居住的地方，已经出现环境普遍退化趋势，包括资源耗竭、土壤流失、动植物灭绝、以及其他一系列先前看不到的令人烦恼的变化” 这一切给土著居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最后，剥夺和歧视。在商业世界中，小规模社会明显处于贫困状态。他们被迫改变文化，去完成那些连现在的经济学家也承认难以达到的目标。这种被剥夺和歧视更加表现在“土著居民不仅会在鼓励他们寻求的经济目标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的情况下有种被剥夺的感觉，还会在发现他们自己只是二等公民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剥夺的情况下有种被剥夺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再对文化自治感到满意，它已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去。在重要经济变迁的影响下，家庭生活已被打乱，先前的社会控制已经失效，社会示范的许多指标，如酗酒，犯罪，行为不良，自杀，精神错乱和绝望，都在增加”
在“石油、商业世界和土著居民”中，约翰.博得利主要想表明作为全球战略资源的“石油”与商业世界以及土著居民之间的内在关系。当今世界很多冲突的根源就在于对于石油资源的获取或占有，同时“石油工业凸显了在人类福祉的物质及社会基础上，部落社会与商业世界之间最重要的对比，这考验着土著居民和平地动员国际支持的能力，他们需要保护社会、文化、生态和领土的人权”
约翰.博得利主要分析了石油是怎样作为“商业世界不可持续的基础”。并以戈维奇应人与ANWR的石油开发，厄瓜多尔土著居民石油开发为例说明石油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深刻关系。石油开发导致了全球变暖，对于那些靠近两极的土著居民来说，这是一场不可估计的灾难，“包括北冰层急速融化，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向热带草原转化，珊瑚礁遭到摧毁” 所有的这些环境变迁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被直接破坏的的传统生计方式。
民族自决的斗争与人权种族文化灭绝政策（10、12章）
随着土著居民自决运动的兴起，各种土著居民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机构和组织，以便于国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获得“自决权”。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急需面对的问题便是：谁是土著居民？土著居民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土著居民的目标？甚至包括，土著居民如何构建自我认同？如何组织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为了获得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博得利主要探讨了自1945年以来土著居民与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之间政治新关系的发展历史。
迎面而来的问题便是谁是土著居民？博得利引用了科博对于“土著居民”所下的定义：土著社区、民族和国家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们与被侵略和殖民之前的社会有历史连续性，并认为自己与目前领土上其他部分的社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这种连续性可以包括在一个延长期内的连续，但需要拥有一个或多个要素，其一，占有祖先的领土，至少是部分领土；其二，与最先占有这些土地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其三，具有共同的文化或特别的表现方式；其四，共同的语言；其五，在乡下或世界上某一地区集中居住；最后，其他相关要素” ，联合国土著工作小组在采纳科博的定义基础之上，给出了一组更精确定义的原则，认为在正式文本中对土著居民的任何定义都要考虑：1.时间上的优先权；2自行存在的文化独特性；3自我认同及其他群体或政府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集体；4被征服、排斥、剥夺、驱除或歧视的经历。约翰.博得利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所用额标签，而是土著居民最根本的共同身份，以及他们对领土和文化认同的合理主张” 官方的定义，忽略了土著文化和社会的根本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土著居民来说，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博得利也提醒读者，并非所有的土著居民都将自己的文化进行理想化处理，不是所有的土著居民都支持自决运动。
博得利从历史的脉络梳理了那些自决运动的最初表达形式，而在文章的引言部分恰如其分的表达了这种运动的初级形态“我们想要的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平等地参与到加拿大人更大的生活范围中。简单地说，主要需求是因纽特人人合理的土地权利，建立勒维特托管地政府和定居点” 在这种最初的运动中，“土著居民给了政府官员理由充足的建议，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在文化上自治，继续过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这种要求往往得不到政府官员的回应和支持。博得利以他宽阔的视野通过因纽特人努勒维特创立，巴拿马的库纳人自决权，厄瓜多尔的原住民舒阿尔人的解决方案，哥伦比亚印第安人的联合，澳大利亚土著，菲律宾部落民的具体案例来说明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土著居民的自决斗争历程，最终赢得了联合国关于土著居民权力宣言以及国际劳动组织107号公约的修订，在这场为了“自决权”的抗争历程中，全世界土著居民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关注。
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人权和种族文化灭绝政策”中，约翰.博得利重点讨论了关于部落毁灭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政治、宗教领袖与科学家那里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争论主要是围绕两派进行，分别是：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主张种族文化灭绝不可避免，理想主义者认为部落可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现实主义者，认为土著居民最终不可能作为独立民族而生存，要么灭绝要么融入主流民族社会中，而理想主义者则对边境推移极为不满，同时对土著居民保持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性充满乐观。博得利在最后文章部分，加入了这两派的争论，算是对两派争论的一个回应，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对于现实主义者的描述中，约翰.博得利明显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现实主义者是“道貌岸然的帝国主义者和科学家”。对于现实主义者的主要批评是认为现实主义者主张的部落终结不可避免的观点，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治观点，而非一种理由充足的科学判断，同时，对于现代主义发展代表世界银行组织给予了严厉的讽刺。
但这并不代表约翰.博得利支持理想的保护主义者。博得利认为理想的保护主义者不过将小规模文化置于一个隔绝和保护的境地以此来维护土著文化的留存。这种隔绝和保护，如果“人类动物园”，是将“土著居民”作为一种“稀缺的动物”而置于一个安全境地，而不是充分尊重“土著居民”的自我意愿。同时，理想主义者中的博爱保护主义者，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提倡“别管他们”，约翰.博得利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持以批判态度。在博得利看来“部落社会不是博物馆里因为奇特而被珍藏的老古董，他们是真实的人，他们面对独特的环境发展出了独特的适应能力” 由此，约翰.博得利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充分尊重土著居民的自我权力主张，通过国际间的组织合作协同行动。而在文章的附录中，博得利认为“文化自治”是代替种族文化灭绝的方法之一。这种文化自治涉及三个方面：（1）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承认并支持部落居民对他们传统土地的权力，文化自治，完整的地方主权；（2）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意愿取决于部落居民本身：部落之外的影响不可畅通无阻的到达部落世界；（3）工业国家不能为了资源与部落世界竞争 。同时，博得利提出“文化自治最好由联合国来实施，因为它能授权指定“部落自治区域”在世界上还可以存在自治或半自治部落民的地方，这种区域内将会永久地从国家统治领域中撤离” 博得利表达了对于“文化自治”的愿望，同时也理性的认识到“文化自治这一解决办法十分合理并在理论上颇有成效，但却不太可能真正执行……它仍是一个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迷人的梦” 但毫无疑问的是，约翰.博得利认为“如果人类想要长久的存在下去，原始文化将会作为人类最有活力的适应方式得到恢复”
约翰.博得利以宏大的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遭遇，材料的精确有效的运用，引言的恰到好处的说明，流畅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壮观发展下的“全球景观”，以深刻的洞见反思和评判“发展”下的话语。同时，审慎的表达自我的观点，以给全球读者深刻的启示。
无疑，在发展的受害者里，约翰.博得利告诉我们土著居民的惨烈遭遇。同时，也正如《发展的受害者》封面所言：“每个人都是发展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