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是一本由[英] 彼得·伯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精选点评：

　　●书很流畅。但总觉不够。

　　●路痴表示第一次没被地图绕晕……论复杂性和想象力之不可分割。令人泪奔的博学多闻，简洁明晰，举重若轻，大佬风范……概论中的工具书，披萨中的至尊款！【泪奔TT总算看完了，4w多字笔记，当干粮啃。

　　●一年多后再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伯克是优秀的学者可惜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当人名词典不错～

　　●读起淋漓啊。。

　　●为什么没有早读啊啊啊~~

　　●感觉啃完（抄完）一本理论的感觉就是，腰不疼了，腿不酸了，看论文一气呵成了，背英语都得劲了，读古文更觉得亲切了！

　　●已读已忘重读中= =不过重读后比过去更明白

　　●006

　　●新旧版都读了一遍。开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互怼互相鄙视，很写实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读后感(一)：言简意赅的社会学脉络梳理

　　特别适合自己的口味：第一，文中举手投足之间将社会学大佬的理论、观念随手拈来，且贯穿于整篇文章，可见作者功底之深。并且，文中出现了大量著作和众多学者，引用的例子让人能够深解作者的本意。但是有些地方翻译实在看不懂，（可能自身水准不够）。第二，文章的写作结构。层层衔接自然，前后呼应，容易让读者加深对某些理论、概念的深刻记忆。如对涂尔干的描述，多次表达出共识模式和场域理论的适应性。第三，该著作在我看来就是一篇顶好的论文，没有过多的废话，意义概念的多重区别大都能几句话辨之，提出来的论据我是材料充沛，值得学习。第四，作者的态度，可以看到整部书都是以一种平和的口吻娓娓道来，给出不用的差异，至于答案，作者有些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些就给了读者揣摩。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读后感(二)：错字连篇，不忍卒读

　　我看的是扫描pdf版。版权页显示如下：

　　前言序言没有认真看，正文看了12页。出现两页集中错字，实在令人发指。

　　例如：

　　敬治---政治

　　史配---支配

　　集地利---奥地利

　　倒国---俄国

　　两米昂---西米昂

　　后记:发现不是这版，是另外版本。

　　另外豆瓣上有讨论说是盗版的问题。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读后感(三)：写历史怎么才能有想象力

　　1.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为什么需要被探讨？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学术状况中，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家相互看不对眼，将对方看作是特殊性/普遍性的极端。在伯克看来，这个判断是“聋子之间的对话”，是存在误解的。历史学因为政治目的和官方史料的运用而逐渐学科化，以传统政治史的方式界定学科，从而远离社会史和社会理论；社会学伴随着对研究方法的讲究和功能主义的社会观念，逐渐摒弃历史、转向现在。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变迁日益加剧。社会学者寻求时间维度的阐释，历史学家则调整看待社会的视野，彼此意识到了融合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理清所谓理论与历史关系，确定两者到底为什么能融合，如何融合，融合带来什么帮助，就是这本书的目的了。

　　2.对做研究的定义的自明性，是探讨这个话题的前提。伯克列举四个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它们提出来之后引起的争议，目的是为了明晰，每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包含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矛盾中进行的一种统一：比较的方法能让我们看到A文明较之B文明的缺失物，或者不同文明内起到类似功能的东西，但必然引起“是否具有可比性”的争议；模型通过编织事件的联系、创造理解的可能，但是模型作为一种简单化，必然要冒着含糊的危险（老马的阶级）；量化数据扩张了感知经验的截面，但是带着一切数据皆可度量的同质性假设；微观史研究可以展示文化观念对社会秩序的构成性影响，但是案例始终要面对典型性的质疑。也就是说，事实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从治学来讲一定是相伴相生、而不可能可以是对立的。

　　3.如果这样来看研究，那么理论的意义，就在于面向具体的经验语境，用概念打开一个论述空间。比如说，角色的概念，有助于规避掉对特定地位人物的规范性评价，从而看到角色所处的多重社会关系、个体与角色的关联，等等。因此，通过展示概念的生成史，想说明的是理论在历史学中应该有的地位：特定文化语境中所抽象出来的论述空间，并且伴随着跨语境的使用，被历史学家不断地扩展细化（历史学的“回赠”）。

　　4.用这样的方式看待理论，它的立足点是什么？这个立足点，需要在跟其他看待理论的方式的对比里面被阐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彼得伯克说，这些视角是“危险的”，因为包含着根本不同的哲学预设。通过对这些“核心问题”的探讨，一个新史学的样貌已经显现出来。伯克用的“文化”，是“态度和价值观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体现”，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高于、并且涵盖理性，能够囊括文化冲突，依靠研究者构建观念与社会的关联（所谓虚构），并且通过关注心物的相互构成，摆脱经典社会学整体与个体、结构与行动的对立。

　　5.历史学、或者说叙述，要处理时间性问题，因此就需要回答，新史学是怎么看待变迁的？伯克认为，目前社会学对社会变迁的主流看法，斯宾塞的进化论，容易导向单一化的现代化理解，过度化约变迁的机制；马克思的冲突论强调断裂性，但归纳为冲突本身复杂性有限。但是两者分支事实上阐明了时间性的一个根本对立：连续和断裂。而这构建了后续学者的一个展开空间。

　　6.当前的社会状况，不仅催生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融，本身也会决定着研究者的视角，从而影响新史学的调性。这种状况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的影响，一是去稳定，让社会结构的概念显露其历史性，文化的建构性色彩突出；二是去中心，伴随全球化而走向世界的视野，摆脱了区域中心的预设。

　　7.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交融，所带来的好处在于，“理论能够让历史学家意识到除了自己所习惯的假设与解释外，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从而扩展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读后感(四)：太精彩以至于无法评论只能摘抄系列

　　韦伯在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社会理论时，没有放弃对历史的研究。他既像历史学借用材料，又向历史学讨教概念。如著名的“超凡魅力”（charisma）概念就源于一个教会史专家鲁道夫·索姆Rudolf Sohm关于早期教会“卡里斯玛式组织”的论述。 P10

　　马林诺夫斯基声称：“人类学家必须舍弃传教营、政府大厦或种植园主房屋的阳台上的舒适长椅。”只有深入乡村、”田野“，才能”了解当地人的思想“。P12

　　很难说是田野工作的兴起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的习语，人们就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适应“。遗憾的是，它们强化了社会理论家不关心历史的倾向。P13

　　17世纪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辛辣讽刺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和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理论家。相反，培根推崇既采集原料又进行加工的蜜蜂。P18

　　当过于简单地接受社会通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过程而进化这一假设时，危险就在所难免。······因此，所要作的比较分析既不应该是进化论的，也不应该是静态的——即韦伯努力要做的——而应该是解释一个社会可能要走的不同道路。P26

　　模式是一种思维，它简化事实，为的是强调那些重复发生的、一般的及典型的东西，这些东西展现为一簇簇文化特质和属性。P28

　　社会资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公共精神”，可以更准确地界定为“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这些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可以被调动起来做成一些事情。P76

　　在社会运动中，年轻人常常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发行动能力还没有被常规生活所窒息，还因为他们在失败和镇压时比老人损失少。P99

　　一项关于谣言的著名研究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时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包括信息的简化（删繁就简）、选择（重点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Allport and Postman）P116

　　使这个理论（功能主义）既有吸引力又有危险的是，它不只是描述性的，同时也是解释性的。在功能主义者看来，一个特殊的风俗或机构之得以存在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对维持社会均衡所作的贡献。p137

　　两种模式在视野上都有严重的局限。二者的提出都是为了解释工业化及其后果，二者对18世纪中期以前历史变迁的解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斯宾塞所说的”传统社会“和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都是残余概念，是镜子世界，仅仅是”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简单颠倒。P166

　　去结构化（destructuration）：瓦克泰尔指的是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传统制度和习俗在征服的过程中保留下来了，但是旧有的结构瓦解了。例如，纳贡被保留下来，但是国家的再分配制度没有了，而纳贡原本是这种再分配制度的一部分。P176

　　结构与事件的关系：马歇尔·萨林斯的夏威夷研究（库克从神到被弑）

　　制度与事件之间的互相作用：

　　1、事件的发生是被“文化所驱使”。（事件是揭示结构的石蕊试纸——布罗代尔）

　　2、在消化事件的过程中，在“按照自己的观念复制这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夏威夷人的文化发生了“急剧和决定性的变化”。

　　总结：每一种友谊是地阻止变革甚至自觉适应变革的努力都会引起其他的连锁变革。所有的文化再生产都包含着变异。当文化概念被用于解释世界时，总是有风险的。P181

　　世代理论：

　　通过对一个特殊年龄组的归属意识而把结构变革同个体、事件联系起来。

　　卡尔·曼海姆强调，在创造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或心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谓的“共同位置”的重要性（Mannheim1952：276-320）

　　世代——想象的共同体，每一代的成员分享某种经历和记忆，从而用一种与父母一代不同、以后又与子女不同的认同目标联系在一起。他们可能 没有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同的境遇。P182

　　萨林斯：当概念被用于日常生活时的“风险”（essays of history；1985，149）

　　萨切尔夫人：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表达一种老式的英国个人主义）

　　布迪厄：惯习：一系列“能够使能动者产生与不断变化的状况相适应的各种实践的成规“（Bourdieu1972；16，78—87）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读后感(五)：《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二版）笔记

　　本书试图回答两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社会理论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而历史研究对理论家又有何用处？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并非是一直和睦的，虽然社会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十分紧密。社会学可以被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是单数的、归纳性与共时性的，而历史学相对应的则是复数的、特殊性与历时性的。两种学科、范式或者说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可能使对方从不同的山头主义（parochialism）中解放出来。

　　两者之间的攻讦从不罕见，至少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社会学家视为“装腔作势”，毫无时空感；而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他们之间的对话，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然而，双方的对立是自然而然的吗？或者说，是天然的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把视野拉回到18世纪，那时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并没有争吵，原因很简单，那时二者并没有彻底分道扬镳，确切的说，社会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世纪的学者，尽管已经开始尝试系统地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例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米勒的《地位差异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这些著作关注的是关于社会的“哲学”，是一种对于一般理论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吉本，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很难被今天的学科归类，既包括社会学，也是一种经济史，吉本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哲理性”历史学家。

　　然而一百年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不再如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紧密，历史学家不仅对社会理论敬而远之，而且也放弃了社会史，在兰克时代之后，政治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越来越拒斥社会史，同时也更加排斥社会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理论界，19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家更普遍的是对长时段历史的思考，特点是理论中蕴含的进化论色彩，这也反映了社会理论家们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思考，例如：亨利·梅因在《古代法》（1861）中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论述；爱德华·泰勒和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把社会的变迁看作是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转变；赫伯特·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等。社会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们相互蔑视对方，仅有少数学者能越过学科的藩篱，步入新的境界，例如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

　　情况会变好吗？恐怕答案是否。步入20世纪后，随着涂尔干和韦伯的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经济学家们走向两种方向：约瑟夫·熊彼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等经济学家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趋向于采取纯数学的手段来研究经济理论。心理学界和社会人类学家各有千秋，一方是摈弃图书馆而代之以实验室，另一方则发现了“田野工作”的价值（比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把目光转向社会学，自1892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逐渐发展，社会学重心也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调查研究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心骨，社会学家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历史“基本上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毫无关系”。同时出于确立学科认同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学科与历史学分道扬镳。

　　直到20世纪初，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发起了一场旨在倡导“新型历史研究”的运动，他们创立的期刊《社会经济史年鉴》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历史学家，他们的目标是用一种他们所说的“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来代替传统的政治史。从此，“结构”一词被称为“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最常用词之一。二人的理念被后继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继承，他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尤其应该相互接近，因为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努力或应该努力将人类经验视为一个整体。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必然引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那些研究世界人口爆炸的人口学家、那些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及工业发展条件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实则是以时间为序列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将他们的研究延伸到更遥远的过去。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由传统政治史（描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向社会史的巨大转移。为了在急剧变动时期确定他们的位置，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寻根，以恢复他们与过去，尤其是与他们各自群体过去的联系，这种群体包括他们的家庭、城镇和村庄、职业以及他们的族裔或宗教团体。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历史学家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类经验和制度的复杂多样性，而理论则可以给历史学家提出关于他们研究的时代的新问题，或者给他们提供关于老问题的新答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理论的价值，可以这样说，理论使历史学家意识到除了自己所习惯的假设和解释外，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从而拓展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