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插图中世纪史的读后感大全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是一本由（法）福西耶 主编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16图书，本书定价：86.00元，页数：5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翻译差
●翻译得这么差, 真够佩服山东画报的编辑的
●这书是机翻的，还真有人使劲去读啊？坑爹呀
●强忍词不达意的低水准翻译；这些研究生的语言能力也就只能用四六级来衡量。
●这套书，如果不是机器译的，就是猪译的，反正不是人译的。
●翻译扣分…
因为《全面战争》游戏，我四处寻找历史类书籍，这套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当然不容错过，第一本到950年的已经阅读了，遗憾的是第二本和第三本一直不见上市，缺了中世纪最辉煌的十字军东征内容，总感觉缺点什么。第一本描述到蛮族入侵，一个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看得人郁闷，希望能早点买到这本，再读读让人热血沸腾的十字军历史。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读后感(二)：专业一点或者有志于专业的还是值得看的
当然，如果只是感兴趣的爱好者，其实不推荐这本书。。。但是如果希望看到专业一点的，或者有志于专业的朋友们，此书还是值得推荐的。
一来叙述比较客观，细致，对于细节的分析有着西方人独特的视角。同时，此书附带了大量的图片，地图，专业词汇，对于中世纪或者历史感兴趣的爱好者来说是非常有收藏和学习价值的。
但客观的说，翻译仍然是问题。。。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读后感(三)：我以为是我水平差
从认字开始，我读了能有快三十年的书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难懂的。和某些朋友一样，我也一直说服自己，“也许再看就能看下去了”，“也许是我水平不够专业”……可看到二十八九页的时候，自由人杀了贵族（或骑士）之后丢下五岁的儿子逃跑了，被杀人的亲戚或朋友抓住了孩子，挖出了孩子的眼珠。自由人的村民运回孩子的尸体，僧侣们让孩子恢复了视力——这对自由人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鼓励。
我反反复复看了四五遍，还让老公来读这段——是我理解错误，还是翻译有问题？
既然已经死了，是怎么恢复孩子的视力的？
如果前面翻译有问题，孩子没死，那么后来的鼓励还能说得通。可又是怎么恢复孩子的视力的？
不是我读不进去，是这本书根本就不想让人读懂！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字更多，册数更多，却让人很容易就明白了。虽然我是山东人，但我对出版社，对翻译这本书的李老师，实在很不满。
如果你想眼发花、头发晕，尽管来读这本书吧！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读后感(四)：关于大学
如果严格按照历史源葛和组织形式讲的话，中国没有大学，因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自治和教授自治，而所谓的university首先需要这两点才谈得上大学。现在所谓大学，不过是党校罢了。当然，你也可以视之为国子监、太学一类存在。而且帝制时期同样不存在大学，有的只是诸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这样的书院。虽然同样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但毕竟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不一样。只有晚清以降，传教士带来了中国最早的大学这一组织形式，我今年所毕业的大学在沦陷前就是一所教会大学。当然在经过邓小平的中原大学改造后，已经看不到之前的教会学校任何一丝有形的传承，我很难说我的母校是这所教会学校的继承者。现在所有的大学，其前身都可以追溯至中世纪的教会学校，而最早的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学校，因为大学诞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教会，与当时罗马法的复兴以及教权斗争密切相关，这我将在后文提到。
有人认为柏拉图的academy（直译是学院，现在一般翻译为阿卡德米学院，关于其的轶事有门口数了一个牌子，上书：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是欧洲大学的最早渊源。诚然，柏拉图对西方影响深远，所谓西方哲学在我看来不过是他与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对抗史，大名鼎鼎的法国科学院其法语原名便是Académie des sciences。但没有证据证明在组织形式上柏拉图的阿卡德米以及他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院与中世纪的大学一致，倒是有可能其与同时代的齐国稷下学宫一致。更重要的是这些学院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因为禁绝异教，早已关门大吉，我们只能揣测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中心巴格达智慧宫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日后在十字军东征中，在东方寄存的知识倒流回欧洲，间接影响了中世纪的大学，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也有人认为罗马帝制时代皇帝开文学馆，对某些著名学者授予免税、免付兵役的特权，以及法律上的某些豁免，甚至授予罗马公民权——在卡拉卡拉之前罗马公民权特别珍贵。这与中世纪的大学学者受到的待遇很相似，哈德良皇帝的文学侍从里就云集当时罗马最精英的一群文学之士，以小普林尼、苏维托尼乌斯为代表——我这里是特意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因为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特别有意思，八卦云集——但与中世纪不同的是，这群享受特权的学者并没有组成一个政治上的阶级，不具有集体行动能力，与中国古代宫廷的文学幸臣司马相如、李太白之流并无二致，不能说他们是大学的直接源头。倒是古罗马时代便盛行的行会，与大学的亲缘关系非常近。
现在公认的看法更倾向于大学起源于11世纪到13世纪的欧洲，从时间线讲欧洲正处于它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史学界认为欧洲拢共经历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查理曼大帝时的加洛林复兴，第三次便是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十字军运动打通了通往东方的航线，地中海商路被基督徒重新夺回。11世纪以来商业迅速复兴，各条重要商路上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大小小的自治城市，古典世界失落的知识断断续续地回流回欧洲。
而在政治上爆发了克吕尼运动，也就是所谓教皇革命，与日后的新教很相似，这也是基督教内部的一次自我清理，其目的在于打破封建势力，尤其是皇帝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实现教会的独立自主；将当时教会普遍存在的弊端革除，使之面貌一新。在第三次文艺复兴以前，知识基本上被僧侣们垄断，但这并非教会刻意而为，其社会背景是贵族们以武德为美，普遍缺乏文化，也看不起学问。由于收入微薄，行政机器简陋，无力负担官员薪资，采邑中自然不会出现考试制度对平民产生知识上的激励。唯独僧侣们需要抄录古代经文，计算历法，攻讦异端，必须掌握知识，从西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教会也是平民除军队以外唯一的进身之阶，因此在公元五世记以降，几乎所有的知识都被教会拥有。直到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需要能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知识，法学在古典世界覆灭后又重新成为一门相当重要的学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11世纪初僧侣阶级自发兴起的克吕尼运动基于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皇帝势力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与日后教会凌驾于皇权不同，克吕尼运动以前的教会基本上是皇帝的附庸，皇帝法理上甚至拥有教皇的任免权。罗马法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所谓的罗马法指的是11世纪末人们在意大利一个图书馆发现的公元534年查士丁尼皇帝编纂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与文献。在当时的欧洲，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法律，各地都是由当地口耳相传的习惯法统治，因此显得无比破碎与零落，毫无体系可言。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都属于知识的再发现，西欧原本存在的罗马法早已因为时过境迁而灰飞烟灭。
从实质上来说，这些再发现的罗马法虽然体系庞大，功能完备，但与现实早已脱节，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适用于当时。但在当时人的眼中，罗马即意味着永恒，罗马的威名之盛以至于西罗马帝国虽然覆灭，日耳曼人建立的帝国依然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身后身，就如基督教世界是以色列的延续一样——如今美国对自己的定义，其实就是另一个以色列。因此罗马法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摩西的十诫一样，被看成是永恒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真理。虽然它所论述的内容与现实格格不入，但这并不意味它不是法律。相反，它是真正的、理想的法律，是理性的具现化。于是人们以抄录某些失传的《旧约》手抄本的虔诚心态，将之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而如何将理想型的法律与现实调和便成了学者们的重任。
罗马法的再发现为教权凌驾皇权提供了新的依据，在一个习惯法体系主导的世界里，皇帝干涉教会的依据在于历史流传下的遗俗，而僧侣们在将理性主义色彩明显的罗马法转化为教会法的过程中学到了如何设计建构一个复杂精细的法律体系，为教会辩护。在教会的新发明面前，皇帝的习惯法未免过于粗陋，尽管皇帝在武力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在法理对抗上节节落败，最后拱手送出基督教世界的主导权。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学者使用罗马法为皇权辩驳，但由于僧侣阶级与之利益攸关，因此双方的对抗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直到13世纪的文艺复兴，新式君主接连涌现，效仿教会利用罗马法为王权辩护才开始成为一个寻常现象。而在对罗马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影响后世甚深的新工具，一个是经院哲学，一个是大学，前者奠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后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学问的组织形式。
随着罗马法文本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其他一些地方被传抄与研究，一批名家涌现了出来，自然而然便有学子慕名而来。当时的惯例是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凑钱延聘一位名家讲一年的课，所采用的法律形式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伙，罗马法叫societas，即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源。学生则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域，后来研究不同学科的人出于方便也聚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群体便是大学的前身，由于他们起初只是人的聚合，因此极富流动性，没有固定的校舍，往往是租当地的房子，客居于当地人的房间中。而在当时的欧洲，这样的群体其实非常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作为外国人的他们很容易因为误解与本地人产生冲突，如果读者熟读《浮士德》、《巴黎圣母院》一类著作，不难发现里中大学生与本地人打架斗殴是固定一景，同时他们又挤占了当地人的部分生活资源，因此经常遭到当地人提高房租、扰乱教学秩序等报复，这也是这类群体高流动性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当时盛行法律上的连坐，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本国人的债务负责，向某国商人索赔时往往一并要求附近的外国学生支付赔偿金，而当时的陪审团自然更偏向当地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求学的学生们于是开始组建自己的自治行会，换成今日的语言，便是学生会，所谓的大学其实就是学生们的行会，联系当时欧洲的大背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举措。11世纪的经济繁荣带动了大量的自治城市出现，这些城市往往是从领主土地上逃亡的手工业者聚合而成，原本的小聚落随着时间演变而壮大，并用金钱从领主手中换得自治许可，领主们因为有利可图往往乐于授予特许状。而城市内部又由大大小小的自治行会构成，由行会们的首领组成市议会管理城市。
行会们又从城市手中获得自治特权，比如获得经营特权，禁止非行会成员进入市场，对行会成员具有一定的司法权，控制成员数量，禁止他们与非成员勾结损害其他成员利益。这些行会多半来自罗马的同乡会，起初只是凑钱为团体成员养老送葬用，日后逐渐演变成中世纪式的行会。不过，行会在拥有特权的同时也会承担许多义务，比如巴黎的屠夫行会在守城时必须出人巡逻。具有垄断特权的行会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最著名的比如清代垄断海贸的十三行，但它们从来没有对城市的自治特权，这是中西行会的重要分野。
由此不难发现学生们构建自己的行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例，学生们按国家分化成二十个同乡会，当时称这些小团体叫natio，即如今民族国家一词的词源。最终它们联合成两个公会，一个由来自阿尔卑斯北部成员构成，另一个由南部成员构成，每个工会均以universitas 的形式构成，这是罗马法上的一个术语，当时意为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即行会、社团，日后变形为university，即今日的大学。
通过联合，他们既可以有效地与市政府做交易，又可以控制学校的行政事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会，他们选举校长，代表学校拥有司法特权审判自己的学生，而不像以前那样只能由城市法庭审判——外滩租界中的领事裁判权与此类司法特权其实同出一源——今日的中国似乎只有在那些中外合作的大学上存在这种学生会。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由学生管理的高等学府的最初形态，日后在巴黎出现里由教授主导的大学巴黎大学，及混合型大学布拉格大学。
最初大学向当地的自治城市申请特权是异常艰难的，往往借由教会或者皇帝的斡旋，通过游击战的方式打一枪换一炮，教会自然乐于大学的存在，因为大学往往站在与异端搏斗的最前线，传播正统教义（这主要是在早期），在与皇权斗争中为教会提供法理依据，皇帝或者国王则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后来各自治城市发现如果拒绝给予大学自治权，他们的转移不但会使当地失去科学中心的声望，更会失去大量的收入，因为最初的大学生要么是富家子弟要么受到修道院的资助，大学还能为城市培养官员和顾问，由是也渐渐捏着鼻子给予这些大学特权。
在自我管理上，各大学也基本形成固定的模式。还是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例，他们从博洛尼亚市政府获得一份特许状，该特许状允许他们与教授们订立契约、调整学生寄宿房间的租金、确定讲授课程的科目和每种课程所使用的材料、决定授课时间和假期的长短、调整书籍的出租和出售的价格，而教授们由各自所在班级的学生直接付与薪金——在很晚近后，教授们才有固定薪金，此前他们都是直接从来听课的学生中收集薪金，因此一个教授讲课越受欢迎，自然薪水越高，这也是为什么叔本华对黑格尔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曾经有个笑话，牛顿作讲师的时候，因为自己穷困，于是在剑桥大学开了一门必修课，凡是通不过的来年必须重修，而这门课就是微积分。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话，在学生挑拣教师的早期也不会出现必修课这种羞耻的东西，但确实到牛顿时期这一传统依然还保存着。
除上述特权外，学生会还被授权对其成员行使广泛的民事和刑事管辖，这样便使学生能够免于侨居外国者的民事无能力，而获得一种他们自己拟制的一种公民权。博洛尼亚授予的特许状还要求学生会须对如同如下事项负责：“对兄弟般亲善、相互交往与和睦的培养，对病患和贫困的照顾、丧事的料理、积怨与不和的消除，对我们的博士候选人出入考场的照料与护送，以及对成员精神生活的注意。”这管的比党支部还宽，虽然两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血缘瓜葛。
后来，教授们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即教师会，不过与巴黎大学相比，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会的权力就严格缩水了，他们只有权考试和接纳博士候选人，并收取考试费，因为博士学位在当时是成为教师的敲门砖，从性质上讲，该教师会与此前提到的屠夫行会并无二致。由于博洛尼亚大学是由学生主导，甚至如果教师没有尽到自己的教学职责，比如迟到早退拖堂没有按时完成教学进度，学生会都会对教师课以罚金。
其管理机构是一个总理事会，每一个natio选举两名成员参加该理事会，总理事会由多数票决定，并负责选举理事长，每一个natio都有权指定一位这个职位的候选人。理事长年龄须在24岁以上，而当时求学的学生普遍只有十几岁，并且住校超过五年，学士学位则由理事长授予。由于教师的行为与大学切身相关，学生会甚至任命了一个专门监视教授不端行为的学生委员会。但大部分事务其实由全体学生大会congregation审议，出席是强制性的，不过每一个学生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由于中世纪政出多门，邦国林立，人们所享有的思辨自由甚至要超过古典世界，如果学者受到迫害，很多人其实有机会细软跑到其他邦国，甚至其他主教领地，马丁·路德跑路到萨克森之事其实古已有之。被视为教会统治基础的经院哲学家甚至有否认上帝存在的，当然此君一生命运始终在细软跑中。而大学不断争取到的自治特权，使得起初为教权辩护的大学日后出产里最多的异端，当然，也培养了最多的护教士，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不同学派同堂争辩成为大学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因此除了那些传教士们办的教会大学以外，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蔡元培整改后的北大，其不但最早地拥有学生会和教师会，也优容新文化与旧文化两派的大佬同场打垒，不像柏拉图的阿卡米德血缘，只允许自己一家之说的传播。当然，剿匪不力是其唯一的污点。
University是西方自治行会与自治城市制度下孕育出的瑰宝，如果没有继承古典世界遗产的中世纪浩瀚无垠的自组织资源的滋养，也不可能日后造福于我辈，虽然你我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一定有机会踏入其间的机会。我印象里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所谓大学就一直在高喊要改革，要有真正的大学精神。但你不剿匪，瞎bb有毛用。所以说，归根结底剿匪才是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