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禽诗全集》的读后感大全

　　《商禽诗全集》是一本由商禽著作，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商禽诗全集》精选点评：

　　●横空盘硬语

　　●前半部分太绝了

　　●第一次系统读商禽的诗歌

　　●很喜欢。

　　●散文诗比诗好太多，在长句里对语言的锻造，词与词之间的粘连，全是微妙而刻苦的拿捏。而后者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游戏，颇刻意的抒发，像诗的练习而非诗。商禽的诗观里有几点我特别认同：一是“诗言志”里的志应该指向意象而非志向，大多数诗并非为抒发抱负；二是诗与人有最深的关系，表达悲伤还是快乐则是本性里的事。另，跟大多数诗集一样，推荐序无聊又冗长，建议读者跳过导读直接进入诗句。只有用诗才能理解诗、抵达诗。我想我的一生，不会比这本书更厚。

　　●一只刚刚从午梦中醒来，因为咬不着自己的尾巴而不断旋转的是黄狗亦是木星。#2020 readingchallenge 5/10#

　　●商禽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侧写，不超越，不美化，用一双眼睛探寻诗的边界和形式的表达，另辟蹊径的意向和赤裸浓烈的情感相得益彰。翻开他的诗，正如你揭开你的心胸，发现一支冷藏的火把。

　　●乐极生悲，文字太苦的时候，也会渐渐苦中作乐起来。商禽老师的幽默还是很可爱的。

　　●读过台湾版，我最喜欢的台湾诗人，没有之一。

　　●整整等了三年，我才买到INK港版繁体竖排。拿到手里的时候激动得不行。我真的太喜欢商禽了。没想到大陆终于引进了，又赶快收了一简体横排。圆满了。我眼前的世界因为商禽可爱了不止一倍。

　　《商禽诗全集》读后感(一)：诗篇永存

　　“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诗中没有恨。” 中文现代诗开拓者 享誉国际的现代文学奠基人 商禽首部简体中文诗集 穿越时代的漂泊者 撞击灵魂的雕塑家 【内容简介】 他做过码头临时工、园丁、卡车司机，卖过牛肉面。一九六〇年开始，以笔名“商禽”发表诗作，震惊文坛，被 誉为台湾现代诗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商禽的诗作量少而质精，散文诗的创作形式以及超现实主义风格，往往能在最现实的题材中发挥超出现实的深刻想象力，令其诗作兼具冷峻的自省与悲悯的同情。诺贝尔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称商禽是台湾现代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本书是商禽作品的首部中文简体版，完整收录了诗人创作生涯所有出版诗集及其他刊登于报章之散作，以期为读者完整呈现这座中文现代诗歌史上的丰碑。 【编辑推荐】 ◆商禽是台湾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亦是中文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瘂弦、洛夫、张默等诗人一齐将台湾现代诗推至高峰并推广至全世界。本书是商禽的首部简体中文版诗集。 ◆商禽的创作量少而质精，一生仅作诗两百余首，此次完整收录其创作生涯的全部诗作，并同时收入创作年表以及相关评论索引，完整呈现商禽诗歌全貌。 ◆商禽的诗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散文诗的写作手法而闻名，其诗宛如变调之鸟，在历史与现实间发出愤慨与悲鸣之声。 【名人推荐】 商禽的诗像他的生活历史一样是独特的。——马悦然 上帝给他的生命太短，但他的诗会流传下去，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成绩也最好的诗人，是我们的表率。 ——痖弦 诗人往生，诗篇永存，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瞻望岁月”。 ——林怀民

　　《商禽诗全集》读后感(二)：“他们瞻望岁月！”

　　翻商禽的诗集，有篇短文诗叫《长劲鹿》：“不，他们瞻望岁月！”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劲鹿栏下，去梭巡，去守候。（一九五七年）

　　想起我前两个星期也只身去了动物园，在长劲鹿的围栏外看得入迷，坐地铁时记下：比起美丽的猎食兽们，我更喜欢这些食草性的庞然大物，长劲鹿、东北马鹿、亚洲象……想象它们神奇的消化系统，是如何忍受着孤独，像被世界遗弃了一样，日复一日地磨食粮草。肠胃，是它们唯一的时间工具。

　　忽然发现自己是多么得浅薄，在这一刹那似是嗅到了和七十年前的诗人嗅到的一样的味道，圈禁的笼舍中可能有着类比时间及宇宙的信息。但我想破头脑，只是被表象异化的景象蒙蔽了。而这位我刚认识的诗人，有着令人可怕的敏感，在几个小巧精妙的比喻的和感叹之间，就将真理妆扮好了，连着存在的时间和奴役的历史和盘托出。但这当然也是一种让人兴奋的自渐形秽，喜悦远远大于羞愧。

　　想起最近刚看的一个韩国轻喜剧，《秘密动物园》。赤字后流失大量动物的动物园，为了招揽游客，想出了用人假扮动物的法子。树懒、猩猩、北极熊都是以人穿上特制兽皮伪装，只有长劲鹿只用一个半身的模型代替，只在窗口露出长长脖颈，过往的游客看着永远停滞的长劲鹿，丝毫没有怀疑。回过头来想想，这个桥段不经意间还夹带着哲学。

　　《商禽诗全集》读后感(三)：残荷净立 孤鸟高飞——商禽的无恨人生

　　商禽（1930~2010）是中文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被誉为1950年以来台湾散文诗的开山者，有“鬼才”之称。他与瘂弦、洛夫、张默等诗人一齐将台湾现代诗推至高峰并推广至全世界。“上帝给他的生命太短，但他的诗会流传下去，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成绩也最好的诗人，是我们的表率。”诗人痖弦如是评价他。

　　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的商禽，本名罗显烆，又名罗燕，还曾用过罗马、夏离、壬癸等笔名。商禽的一生颠沛流离，他十六岁从军，在逃亡与被拉夫的交替中走过中国西南各省，一路搜集民谣、尝试作诗。1950年他随部队去往台湾，先后作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副总编辑，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商禽生平并无显赫的学历或职位，但他将一生的漂泊诉诸笔端，将光怪陆离的时代于个体身上打下的烙印一一道载，其人、其诗都成为了诗歌史上熠熠的传奇。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评价的那样：“商禽的诗像他的生活历史一样是独特的。”

　　近日，由雅众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商禽诗全集》上市，这是商禽的首部简体中文版诗集，商禽一生仅作诗不到两百首，量少而质精，有如石之魂晶、佛之舍利，皆是诗人凝思而成。本书完整收录了商禽创作生涯的全部诗作，包括1999年入选台湾文学经典诗集的《梦或者黎明》，同时收入诗人的创作年表以及相关评论索引，力图完整呈现商禽诗歌全貌，以供诗人爱好者、文学研究者鉴阅。

启蒙：商禽与鲁迅

　　说到商禽，不得不提到鲁迅，可以说，他的文学启蒙是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商禽幼年时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由私塾老师教导，习读三字经、四书等古籍，接着就读小学及初中。十五岁那年，一方面由于家贫、一方面基于爱国，商禽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便随兄长离家从军，入伍后在成都受训，一日放假外出，竟遭四川军阀邓锡侯的部队强行拉夫。

　　这个秋天是商禽人生的转折点，从未读过新文学作品的他，被囚禁在一间堆满藏书的旧仓库里，在这里，鲁迅的作品《野草》深深吸引了他。商禽曾自述那段经历：”一个星期的囚禁竟然将我驯服，原来那里堆满了我此前未曾一睹的各种书籍，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新文学。“这段阅读经历向商禽打开了文学之门，在商禽后来的创作过程中，滋长蔓延成为他创作的意念。商禽用散文的形式进行诗歌的创作，不得不说是受到了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影响。

　　迁徙至台湾之前的流亡生涯里，商禽一直将《野草》放在背包里带在身边，这本书陪他忍饥耐寒，度过了一段漫长无望的岁月，也成为了滋养他创作田地的养分。

　　后来，诗人用商禽这个笔名，衔住流亡路途中掉落的一片片羽毛，为其谱出动人之音，也用这个笔名，在当时逼仄的小岛空间里任由神思飞向天空，在天空里放歌。变调之鸟高飞，野草生生不息，商禽和鲁迅一样，凭借一己之力，用文学记载了一个时代。

标签：散文诗和超现实主义

　　提到商禽的诗，总绕不开“散文诗“和”超现实主义“这两个标签。

　　商禽用散文写诗跟他的启蒙读物《野草》是分不开的。此外，也跟他初期站岗的职位有关，值勤时不可坐卧，不可看书看报，只可以扛着枪来回走动，于是商禽就利用这个时间打腹稿，然而灵感倏忽而逝，于是商禽想到，可以构思篇章，从一件事、一个人入手反复去想，这种腹稿诉诸笔端，就成了散文诗。

　　对于散文诗的定义，商禽是这样回答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开始使用散文写历史、小说、戏剧。我则用散文来写诗。我要求的是本质的诗的充盈。用散文来写诗，别人怎么叫与我无关。“

　　对于超现实主义的评价，商禽也是拒绝贴合的，他认为，与其说自己的诗超现实，不如说是“更”现实。当时的诗人们之所以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技巧，其实也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时局的险峻压迫、军人身份的敏感小心，处处都使诗人以压缩的意象、晦涩的字句来表达内心的情志。

　　台湾作家陈芳明是懂商禽的，他认为，太依赖理论，就错过了对商禽诗歌里完整风景的品读，他说：“他的散文诗，根本不存在散文的成分。任何闪神或轻忽的阅读，常常会错失他诗中关键的风景。要贴近商禽的世界，绝对不能依赖理论。时髦的理论，总是毫不爽约地把读者带离商禽的时代，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他的诗。”

　　正如商禽所说：“我是一个真正扎根到现实生活的人，如果说那是（指诗）荒谬，也是生活的错综紊杂所赋予的。”诗人不愿意被形式和主义所捆绑，任由内心意象流走，开出繁盛的诗篇。

创作：囚禁与逃离

　　商禽这个笔名，是诗人在1959年取下的，当时诗人已身在台湾。“商”取自于五音“宫商角徵羽”，是五音中略显悲伤的一个音，“禽”取自于“禽兽“，两个没有关联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意象——变调之鸟。可以说，这个笔名是诗人内心意象的折射。

　　前期的商禽如鸟流亡，不得停歇，其音切切。在去往台湾之前，商禽一直在西南各省逃亡，躲避拉夫和囚禁。这段流亡生活无疑是痛苦的，痛苦长在诗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诗人后来写道：“我是那年战后的跫音，在凌晨四时，回响在一列长廊中惊吓着自己。”可见这段经历对商禽而言是怎样的折磨。值得庆幸的是，商禽找到了写诗这条舒压释怀的渠道。在西南各省逃亡的期间，他接触到了各地民谣，对声律音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经常哼唱，诗句也在他的脑海里渐渐生成。

　　后期的商禽又如被囚在笼中的鸟一样，渴望高旋的自由。1950年，商禽随军队自云南经海南省辗转去往了台湾，当时的文学界，正处于戒严期和风声鹤唳的高压环境之中，商禽后来回忆道：“来台以后，由于城乡距离的缩短和语言的不通，我无法再进行躯体上的逃亡，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从一个名字逃去另一个名字。”语言的隔离，背井离乡的寂寞，再加上高压的政治环境，商禽从躯体上的逃亡转向精神上的逃亡。诗人在《用脚思想》里写道：

　　“找不到脚 在地上/在天上 找不到头/我们用头行走 用脚思想/虹 垃圾 是虚无的桥 是纷乱的命题/云 陷阱 是飘渺的路 是预设的结论/在天上 找不到头/找不到脚 在地上/我们用头行走 用脚思想。”诗人通过诗行的首尾布局、意象的重置，构造出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混乱的、违背常理的，诗人的隐喻不言而明。

　　商禽的诗，让人深深感受到黑暗时代的压抑与对精神的折磨、凌辱，成为打开时代记忆的一把钥匙。商禽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取诗歌的火种，照亮内心和时代的黑暗。

　　2010年6月，商禽阖上了羽翼，结束了漫长而山高水远的飞行。这个没有恨的诗人，这个快乐贫乏症患者，也许早就在《池塘》里写出了自己：

　　“从污泥中窜长出来，开过花也曾听过雨。结果，终还要把种籽撒到污泥中去。惟有吃过莲子的人才知道其心之苦。

　　父亲和母亲早已先后去世，少小从军，十五岁起便为自己的一切罪行负完全的责任了。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仅余下少数的魂、少数的魄，且倒立在远远的云端欣赏自己在水中的身影。 深秋后池塘里孑然的一支残荷。”

　　《商禽诗全集》读后感(四)：商禽：“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

　　首发于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4/24/720561.html

　　在台湾诗歌版图中，商禽不如杨牧经典，不如夏宇当代，不如周梦蝶传奇，不如痖弦幸福，不如纪弦独领，不如郑愁予流行，不如余光中威望，不如洛夫民间。商禽是居间的，在杨牧的经典和夏宇的当代之间，在周梦蝶的传奇和痖弦的幸福之间，在纪弦的独领和郑愁予的流行之间，在余光中的威望和洛夫的民间之间。

　　商禽的诗歌没有像杨牧一样夸父般追逐经典之太阳，也没有像夏宇一样在破碎的当代鼓点上演奏。他的视野追踪的大抵是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其语言比台湾诗坛巨擘更为驳杂而深切。商禽的人生没有像周梦蝶那般宛如神道在世，其爱情也没有像痖弦一样如此凄美而优雅。他的人生和爱情都享有恰到与恰切的幸与不幸，不值得歆羨，也无甚怜惜。

　　商禽的诗学没有如纪弦般开创一个诗派，但却再继和发扬了所谓“超现实主义”，并做出了很好的本土化样板。商禽的诗学也没有如郑愁予般“不易流行”，但却捏造了一种过渡式、具有延展性的诗歌，并将自己置放在前诗后诗的谱系之中。商禽的事业没有如余光中般步步为营左右逢源踏入巅峰，但他也有曲径通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迟来的恩泽。商禽的事业也没有如洛夫般俘获民间文化的心，成为中国一代人的心头好，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作为鲁迅的当代遗孤，感召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

　　蠡测商禽的诗涯，爱情被他藏得最深，又牵连最广；革命与革新横亘在诗人与诗史之间；报刊与同仁的存在让他最终显了影。

　　商禽，原名罗显烆，又名罗燕、罗砚，原籍四川珙县，十六岁从军，流徙过中国西南各省，其间开始搜集民谣，试做新诗。赴台后做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等，也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任副总编辑退休。商禽被称为“文坛鬼才”，其成名作多为散文诗，诗作数量不超过两百首，著作仅有诗集《梦或者黎明》（1969）、《用脚思想》（1988），以及增订本《梦或者黎明及其他》（1988）和选集《商禽·世纪诗选》（2000）、《商禽集》（2008）五种。

　　撰文|后商

　　爱情诗学: 让爱情退入神秘之中

　　在解读诗歌中的情与爱之前，先需讲明的是，古典诗学中的情与爱始终未曾缺席，尤以《诗经》和词为代表。它们讲述爱情的方式是用意象，诸如云水，代指，而非直称和照实说。虽则在一些诗人如痖弦的诗歌中，爱情的存在也裸裎了其粗野和实际的一面，但在对于爱情的称信中，含蓄和节制远远比直白和放肆更能主宰诗人，通过文化教养系统，也通过诗歌进阶。于是，中国诗人在展露爱情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将爱情审美化，用华丽的意象、优雅的腔调复写之后，原本可能袒露的真相反而具有了一种德性，这样就禁忌了读者的想象。

　　商禽在文字中对于爱情的审美是很保守的，尽管他的爱情观并不保守。借由错织的诗学、木讷的性格和私人经验而胎生的诗学，拒绝了爱情的肉身特性和世俗审读，让爱情退入神秘之中，退入美德之中，退入升华之中。在一次采访中，他说，他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因情而作，藏得很深，将人物和意象都放在掩体之内了。

　　《梦或者黎明》写爱情的憧憬和梦幻，《遥远的催眠》写爱情的缔结和守护，《聊斋》写爱情的幽暗和病理，《更深的海洋》写爱情的升华和世俗，《诚实之口》写爱情的逝去和追忆。

　　《梦或者黎明》常常被看作是在表达一种追求和向往，尤其是当它与现实对照来看。但是，当你注意到“（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说出来的限定和告诫，当你注意到诗歌在云海世界和一个内在的对象“你”之间创造了一番密切的对话，当你注意到诗人真挚、优雅、暧昧、狡黠的腔调，你就会认识到他在写的是一种于他而言如此切近又十分梦幻的事物。而当你再次注意到行句间的敞开、空隙和能量，当你再次注意到云海本就是“你”，追随诗句，云海消失而出现了“你”，当你再次注意到诗人对于世界与诗歌的“全视”、对于“你”的专注，你就会认识到他写的就是爱情。

　　《遥远的催眠》呈现出来的是爱情关系中的包含、对话和相互造就。《聊斋》所写是爱情徒然、失语和缺席，其中正是伦理的无能。《更深的海洋》在写作的意义上是非常华美的，但在意味上却是十分日常和世俗的，从另一方面讲，诗人的“强现实”正是通过一种“超现实”表现了出来。

　　对于离异的妻子罗英，晚年对爱情失去相信的他是相信她是台湾最好的女诗人的。罗英的诗歌是极为简约的，例如《正午》一首，“响声十二/正午/是一朵盛开的/菊”。《诚实之口》便是与妻子的诗作的一种对话，他降低了他的姿态，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平常来形塑了诗句。真实和谎言、追忆和遗忘、笃定和怀疑都交织在一个暧昧的地带。

　　从爱情诗学出发，商禽将古典诗学中的变装和纯洁扯来作为自己的幌子，在西潮的助力下习得一种开放性的叙述，两相合一便是一种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姻亲和背叛。

　　《商禽诗全集》，作者：商禽，版本：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1月

　　变革诗学：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

　　商禽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十五岁从军，在行军途中接触现代诗，据他说，他最开始是写作“伪诗”，是一种日记的变体。在一九五零年赴台期间，他有多次逃亡经历，在逃亡期间他会搜集民歌。到台湾后他又做了多年的宪兵，正是在军队他结识了痖弦。

　　军旅生涯于他既是禁忌的存在，又是变革的存在。借着军人的袍子，他经历并领受了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内战、逃台、戒严，他的诗歌被强行捆绑在历史的砧板之上。这样的历史为他的诗歌的变革套上了强大的枷锁。或者说，变革和枷锁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事，一旦枷锁不存在，变革也不再可能。深处在后殖民境况里的中国和台湾，唯一能够借用的便是变革诗学，而它最终也被废弃了。

　　与台湾众多有军旅经验的诗人如周梦蝶、痖弦、郑愁予、张默、管管等不同，他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门或者天空》便是他的逃亡诗歌的典型。这首诗在最开始引入了戏剧的方式，将“一个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暴露在“没有丝毫的天空”，他手伐下树做成门，从中不断走出，最后“看见”天空。诗歌用重复而多态的“出”强调了出的不可能和逃亡的不可能。他曾自陈，“人已失却了遥亡的机会，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然而，我怎么也逃不出我自己……”。

　　除个人经历外，此诗还可见鲁迅的影子。商禽所做的是将鲁迅的历史化和寓言化的建构给拆解掉，将人的被囚和出逃放置在赤裸生命的立场之上。散文诗作为一种类型，最早由鲁迅一代发扬，迄今而言，中国唯一的散文诗范式也是鲁迅式的。鲁迅的散文诗，相比西域的散文诗，去除了宗教化，去除了大部分的诗的质，他将散文诗所追求的神秘而黑色的核心放置在几乎是小说的骨架中，并用寓言施予它了骨血。商禽继承的便是鲁迅的散文诗，以及鲁迅被折射后的理想型。早期作品如《行径》《长颈鹿》就是对于鲁迅的模仿。

　　商禽将鲁迅的尼采置换成了卡夫卡，将鲁迅的拜伦置换成了布勒东。于是，超人成了变形人，罗摩成了超现实。《事件》便是这样一种商禽式的散文诗的典型。“月亮在洗它的碟子。/我回归我的流浪；/疲倦时令人兴奋的事件；/睡眠预支了死亡。”他的散文诗拖拽出繁复的意象，拖拽出全部的感官，唯独没有拖拽出自己，那个叙述者在文本中如此彷徨无常和卑微无力。

　　他给中国现代诗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便是超现实主义。他实际上是第二批引入超现实主义的人士。用超现实主义提案他整体的诗学也是可行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超现实主义是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将一种向上走的诗学转变成了向下走的诗学，它对潜意识和自由的理解都很有局限。脱离现代诗的流传来讲，中国超现实诗歌是一种古典诗歌的借尸还魂，但置于其中，超现实主义又是一个根系和枝叶都很发达的丘丛，尽管汉语诗歌更关注人，而非潜意识。

　　及至后半期，他诗歌中的戏剧冲突和紧张感都缓解了不少。1969年，商禽应聂华苓邀请赴爱荷华大学做驻校作家。在爱荷华期间，他写了一首《月亮和老乡》，诗句晶莹而有空隙，透出着自在和暖意。然而这并不是他与现实的和解，而是阳刚之气被驯化成老成和德性之后的结果。

　　1958年与诗人痖弦摄于左营军区。

　　媒介诗学：回归报刊的文学生产现场

　　讨论中国现代诗，媒介是不能忽视的。报刊乃至网络是媒介的一簇，社团流派又是媒介的另一簇。这里将报刊前置，是强调媒介本体对于诗歌具有极大的影响。读者很难想象鲁迅的诗歌是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作品，也很难想象商禽的散文诗先于鲁迅的散文诗，更难以想象商禽的早期诗歌生长在一个自在自由的媒介环境下。

　　最能清晰辨认的是媒介对于语言的影响。鲁迅自然是墨时代的，商禽和痖弦等一众诗人都是似墨非墨的，在前文所列的台湾诗人中唯有夏宇摆脱了墨，进入到网络时代或后人类时代的“无墨”现场中。在商禽身上，甚至有一种迥异的道路，他先是更无墨一点，然后才是更墨一点点。大抵上这是一条退路，且他没有像杨牧那样退得那般洁白。这与他晚期加入《时报周刊》以及在爱荷华进修存在着关联。

　　晚期商禽的诗歌更像是报刊上某个无名氏的作品，他对于自己的诗学不再做有力的探究。《音速》《彩色骚动》两首诗都是单一情境的，决然没有寓言的气息和上下联通的气息。《无言的衣裳》《伤心的女子》虽则回归中国地理、中国传统和中国神话，但它们都没有能够实践好，反而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一种无离散的离散。甚至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港台腔。我想这背后一定是一种返回日常、返回人生的冲动。

　　《用脚思想》是一个佳作，他为那一时期的诗学做了简要的总结。所谓“用脚思想”无疑发生于他的早期诗学但在此时他却超脱于前期的诗学。天上没有思想，地上没有实践，这是商禽揭示乃至控诉的。然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开端。

　　《天葬台》可以看出商禽已经将诗歌发展为一种“诗葬”，这是他很自觉地书写死亡、终结和晚期的表现，其中流溢着墨的淡淡幽香。“那些灵魂怎么也拼不起来了或许已经成为一页页负面的时间”，将其中的“灵魂”替换成“诗歌”也未尝不是诗人的意旨。诗人点出，诗歌应从参与反抗转向面对虚空，诗歌应回到诗歌之中。在这首诗歌中，我们也看到诗人已经为来临的无墨时代做好了准备，只可惜他再也无法握这支开端之笔。

　　他曾谈到，“当代诗人把现代语言、词汇进行改装，虽然保持了语境，可没有太多的进步，现代诗产生以来，不断地推陈出新，但始终无法碰触到诗语言的本质和根本。而那些不断出现的新危机、新内容，把台湾现代诗弄得更为混乱，虽有一些作品直抵繁复险境，把诗慢慢推向云遮雾掩的绝境……”自1956年纪弦组织现代派引领台湾诗歌十余年的兴盛以来，台湾再也没有一个强力的流派和强力的诗人。众人都说诗歌不属于当下，然而诗歌不属于当下又属于什么呢？

　　回归报刊的文学生产现场，商禽在文学上无大的提升，但在诗观上却更为扼要和准确。他说，“我总坚决相信，由人所写的诗，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关系。当然，我也同样深信，由人所写的诗，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