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之术》读后感精选
《胁迫之术》是一本由（美）辛普森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胁迫之术》精选点评：
●传播学的开端充满讽刺：津津乐道的“里程碑”实则是心理战项目，“奠基人”则是国家权力选择的工具。传播学不是线性进化的，而是外部权力不断选择和压制的历史。提醒中国在追求学科自主性时，不要被裹挟进“客观的（胁迫的）”学术框架。以及想到在这个压制越来越显性化的时代，我们批判的对象是不是忽略了隐藏的不在场的权力
●之后会详细吐槽的……
●如果没有军方、中央情报局等介入，大众传播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怕是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
●批的够狠的
●美国传播学诞生 政府支持 心理战
●对传播学祛魅……教科书一般用美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选举、媒介技术发展等等理由来论证传播学的兴起，但很大程度上战争及政府需求才是传播学快速发展并学科化的关键因素。
●3分之1是不可考的人物和文件的简介，剩下的3分之2是抽象的注解。
●传播学这个学科实在太诡异了……矛盾但却必要的学科焦虑
《胁迫之术》读后感(一)：胁迫之术读书笔记
王维佳老师的新译著，薄薄的一本，快的话一天就能翻完。
学科话语的构建，知识的生产，并不仅仅依靠学术体系内部的自治，商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需求，主流学者自身的价值认同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以这种更强调社会建构作用的观念关照传播学科的兴起与建制化，“心理战不仅在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关键作用，更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正如书名所言，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了在1945年到1960年间，来自军方、政府的资金如何通过直接或间接（各种基金会）的方式流向社会科学研究者，以支持有关胁迫的心理战项目的研究；心理战项目的研究如何构建起学者与政府官员、基金会的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心理战工程与传播学研究相互依赖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确立了传播学科的主导范式。
作者辛普森指出，影响现代传播研究发展的三股力量分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心理战项目、以及为私人公司服务的商业研究。”除了学术发展自身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外，后两项都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心理战视阈下，传播被视为说服和统领目标群体的工具，注重受众与效果分析。其本质是控制论话语下的传播观，“是美国帝国对内对外的管理工具，以确保国内民众、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不过多偏离美国安全机构的立场。“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心理战的接受，并非是强压下的被迫之举，学者们实际上认同其背后的价值观——“既是冷战斗士，又是进步学人”。如何将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王维佳老师在序言中说到，“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是处于文明秩序最高点的迷之自信，宗教热忱般的普世责任感，带领全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
辛普森总结了传播学者对控制和操纵民众研究抱有兴趣的五大因素：
1.心理战研究工作成为表达爱国热情、忠诚和为国效劳精神的方式。考虑到西方世界前不久经历的希特勒和二战，将美国视为民主、和平、人道、理性等的守护者是可以理解的；
2.参加政府资助项目才能开展特定形式的研究并获得职业声誉，例如定量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
3.在苏联与美国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立主义者往往受到来自学界主流的压力甚至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质询；
4.社会科学作为冷战中的有力武器，是对抗麦卡锡审查的说辞；
5.靠近政治中心便于学者寻求庇护，证明政治可靠性。
由此，美国传播学走上了经验的、定量的、侧重传播效果的道路；学术路径的源头是逃脱不掉的冷战思维。也自然忽略了诸多传播研究的传统，尤其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参与共同世界，以达成民主的共享与互动传统。
《胁迫之术》读后感(二)：软性的学术胁迫和硬性的时代要求——心理战和传播学在战时和战后美国的演变及政-学互动
此书是对上世纪传播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做了一次详实的回顾和考察。
全书有这么几个关键词盘根其中—心理战，学术共同体，军方资助，胁迫与政治理论化，量化和实证研究等。
经过作者对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心理战上面的一系列政策制定、资金支持、项目运作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当时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学术权威、顶级杂志刊物等之间内在的纠缠和复杂联系。
正如书名一样，胁迫之术—传播学和传播学者在此作为应用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工具，以其所谓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和中立性价值取向互有利益来往地持续不断向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着本书中提到的limited war和心理战策略、数据支持、技巧和方法。胁迫在此并不是简单地暴力威胁和经济制约，而是和其他诸如学者的价值观、利益取向、学术网络、研究面向、人际关系、信仰和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对传播学学科、主流范式和学术取向等进行“指导与规划”。
由此看来，传播学从其一兴起就不是简单的学科导向和理论研究，而是与原子物理的发展一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既定的目的和行政导向上，主要以国家体制力量做后盾，充满美国中心主义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应用学科。
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有其祖国。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纠葛，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胁迫之术》读后感(三)：关于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研究
无论任何学科的研究，最终都会归结为一种权力的生产，传播研究也不例外。而在当今传播学界，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入我国之后，原先那种基于特定时代框架下的知识生产体系野蛮生长，并占据着绝对的专业话语权。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之后的专业学习者们，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究，很容易就落入了一个“本来如此”的困局之中。
而这种“本来如此”的知识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历史脉络、适用范围却在知识的自然化过程中被遗忘殆尽。而我们国内传播学专业现在在本科阶段接触到的主流传播学知识既是如此。吉特林在《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中已经对以拉扎实菲尔德为代表的行政学派效果研究表示反感。美国政府也在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社会科学在美国政治、文化领域的用途与商业价值有力新的认识。于是传播研究在这一阶段焕发了新的活力。
福柯认为，讲述故事的年代比故事讲述的年代更为重要。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也是如此，当我们更多的把对效果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其时其事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却被掩藏了——这种效果研究的原动力。不同时期对特定效果的需求引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重点，而这又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政治条件息息相关。
因此辛普森也在本书中坦诚自己“之所以聚焦美国政府心理战项目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已经大体上被遗忘或压制。……（美国军方）他们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个信息传送通道，一旦你掌握了所需的技巧，其中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被用来达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军事的目的。”[
我们接触的大多数传播主流范式正是沿着这一基本逻辑展开。无论是5W模式还是早期媒介效果的过程模型，都是把复杂人类活动化约为抽象而线性的流水线式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数据显示、可重复，且严格按照“客观”的视角，最终得出的结论宣称这些模型适用于大众传播，若有出入或模型之外的偏差，则可以将其归纳为“噪音”影响。
当然，上述研究路径的确为传播学拓展了视野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潜伏于这种研究方式之下的隐含逻辑。也许有人会赞同这种富有效率的社会学模型自身所体现的创造性，但正如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分析艺术的创造性时所指出的，“当我们碰到某个不能用惯常的方式去描述的新信息并竭力加以描述时，我们常常会当真觉得自己是在创造”，而这只是一种幻觉，所谓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匹配某一时代特定社会关系的特例而已。而主流传播学出现的一大背景是，科层化的工业社会已经基本确立，福特制生产在美国大行其道，伴生出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也恰好活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之这一时期美国在全世界经济、军事、文化的多重胜利，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世界各国都有理由相信这种培育了美国的方法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
同时，两次大战的全国性动员造就了美国高效的组织能力，尝到了甜头的美国政府也继续跟进，积极支持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而支持自身的统御之术。经历了战争动员的科学家学者们也相信，自己的研究的确有益于民主制度的维系 ，但高度军事化之后的组织又要求精英占据主导位置，于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帝国管理术应运而生。
但仅仅依靠这种模型化的传播研究远远不够，如何将这一过程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之内去，这就成为了效果研究的目标。这一时期内由美国军方策划的说服技巧研究层出不穷，例如最著名的黑色/白色/灰色宣传、霍夫兰《美国军人》中的劝服实验等。目的只有一个，利用这种传播的“心理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某种程度上即依靠价值、理念的传播达到劝服甚至是一种“统识”的过程状态。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包括军方所乐于见到的。因此在《胁迫之术》中辛普森对《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这一时期的文章进行了量化统计，其中部分文章的内容是“利用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区民众进行的再教育工作”。这之后的和平时期，这种劝服手段研究又被顺理成章地嫁接进商品广告及总统大选。或者讲，美国对这种传播术本身的热衷也正来自广告与竞选的推动。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发展初期的传播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环境和指导目标所形成的科学类别。无怪乎辛普森也讲到：“事实上，当时重要的学术期刊并不醉心论证传播‘是’什么，而是致力于讨论精英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来管理社会变化，如何提取政治让步，或者如何从目标受众那里获得购买决定等问题。传播领域经学术研究得以强调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自助这些研究的各类公共或私人机构最为感兴趣的方面。这种研究趋向无视内在于传播活动中极端复杂的、共有的社会过程，仅仅将传播窄化为以说服性（同时最终也是胁迫性）信息传播动态关系为基础的简单模型。”[
而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业同样有对这一研究模式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研究者。但是在冷战意识形态阴云的笼罩下，这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很多都遭遇了各种调查并受到排挤，麦肯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更让整个学界噤若寒蝉。
自此，这种基于美国战争时期的心理战式传播学成为了学科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而这种本身由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科学”成为了一统天下的知识正统，并进一步在全世界生根发芽，进入我们的课本。至于其中的内容方法适应于怎样的情形，研究者在传播这些只是过程中是基于怎样的利益格局，这些都在“本来如此”的过程中被世人所淡忘。于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只有这样一种扎根在权力不平等格局下的统御术，而其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权力与资本，至于那些被压制的、底层的、难以发声的群体，只能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胁迫之术》读后感(四)：颠覆主流传播学---《胁迫之术》书评
《胁迫之术》，此书的书名很有意思。胁迫代表着被迫，从全书来看，有两层含义：美国学者进行心理战研究是“胁迫”的吗？以及美国通过心理战对其他国家看不见的“胁迫”。而心理战是通过非暴力，战争的方式而进行的战争，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他讲了什么要点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便将本书的要点进行了归纳：首先是勾勒1945至1960年间美国心理战的历史脉络，并探讨这项传播事业的基本理论行动和管理结构。其次是考察那些著名的大众传播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心理战事业的贡献。最后，还将检视这些心理战项目，是如何影响传播研究领域对于传播和科学研究的普遍理解。 辛普森（作者）认为，传播学的建立以及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实证主义的相关研究其背后有着政府的支持。在美国的安全机构看来，心理战的核心任务就是成功的大众传播。这些学者的研究是为官方所服务，且许多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经费来源于政府,政府拥有话语权。同时这些学者形成了学术的关系网络，而对此持相反或者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压。美国心理战的时间大致从二战到冷战结束。在后期，心理战定义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心理战"变成了"国际传播"，实际内容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对于心理战及其结果和影响，辛普森是持反对态度。在书中他列举菲律宾的例子。社会科学研究者向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菲律宾人口的社会结构，心理精神状态的详尽知识，构成了现代反游击战术的基础。最终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得以建立，但对于广大菲律宾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加恶劣。同时，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担忧：今天需要再度审视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来源，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科学家在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现在心理战是否仍然存在？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如何看待主流传播学
国家资金对于学术领域的资助的影响利弊皆有。
首先，一些美国心理战的理论确实揭示了一些社会现象，有助于更好的认识社会、传媒、个人。比如霍夫兰的说服效果研究，其规律可以运用于社交、演讲、广告宣传等多个场景，能够有效的提高传播效率。且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资助，这类型的研究根本无法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资金对于学术领域的资助促进了学科发展。 其次当研究成果被公布出来后，研究成果便只是一个工具。其使用者不仅局限于政府，非政府人员可以运用，反政府组织也可以运用，关键是使用者如何使用。但若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是保密状态，则难以预估其拥有的使用方向和目的。同时，资金资助决定了话语权，这意味着资金资助者实际控制了学术的发展方向。因此，学术研究可能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发展。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资助并非只含高尚的理由。国家的钱来自于纳税人，这些钱的使用需要对纳税人负责。即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或者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降低国家所受到的威胁，使国家获得更多利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优秀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传播学，且运用效果显著，因此备受瞩目。在我看来，在二战、冷战时期甚至是现在，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心理战”的相关研究（现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其目的皆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大局观来看，打着幌子伤害他国利益的做法是非道德的。
学术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怎样的？ 书中指出，一些项目因为和国家利益没有太大关系，无法获得资助最终导致流产。可以看到，学术价值的判断标准并非只有学术上的意义，还有现实意义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意义。那么这几种标准应该如何去平衡呢？比如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其理论的提出具有学理意义，对美国政府而言是“打脸”。
现在美国“心理战”还存在吗？ 从传播学的研究来看，冷战结束后，传播学实证主义没有出现具有重量级的理论，这似乎与心理战的衰弱有一定的联系。但“心理战”可能尚未消失，可能在美国国家机关或者某个基金会的资助下，仍然有一群学者在从事着相关的研究，只是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成果属于机密未被披露，或许只是未引起重视罢了。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带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传播学？
或许，不应该把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看待如此重要，应该进行平衡，关注传播学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比如在郭庆光老师的《传播学教程》这一本传播学教材中，对传播效果理论的介绍用了两个章节，而对于批判学派的介绍则仅只用了一小节，这是明显的有所偏颇。当然，不能否认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对于传播学所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运用。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在主流视角以外，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告诉我们：事情是多面的，许多问题并非“非黑即白”，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暗藏玄机，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因此，作为学者，应该有学术道德，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心理应该有一把称。那些和主流观点不一致，敢于解释真相的学者显得可贵，比如辛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