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与中华文明读后感1000字

　　《黄河与中华文明》是一本由葛剑雄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页数：3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河与中华文明》读后感(一)：堆彻有余，论见不足，大而无当——读《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

冲着葛剑雄这三个字，我抱着对黄河与中华文明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话题的无比热忱，把书买了。但是，读完后却没留下什么印象或有价值的信息。首先列举一下个人认为本书最基本的四大缺点：

一是，资料堆彻过多；二是，语言生硬干巴；三是，没有什么新论见；四是，地图与配图很不到位（这一点尤其让人失望）。

如果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占了很大篇幅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一章《大河上下》是黄河地理概况综述，占了很大篇幅，叙述虽然较详细，但其实大可不必，毕竟从网上百科一下就可以全部查到，而且很多人已为人所熟知。第三章《黄河儿女》是黄河流域人口变迁史，葛先生真不愧是人口专家，又是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占去了很大的篇幅。这两章已经几乎占去了全书的一半。

第四章介绍历代王朝对黄河源地的认识，第五章则概说河道的变迁。其实这两章完全可以压缩一下，没必要写成两章，给人堆彻凑字之感。

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一本黄河的简介，黄河地理、黄河探源与水文、黄河流域文明起源与人口变迁、黄河河道变迁与历代治水。最后，全书草草收尾，以一句“中华民族复兴，黄河永葆青春”的这样又漂亮又地道的官话落笔。

这本书似乎是一本纯粹迎合时髦的书，感觉是一本速成书，也似乎是专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作的注脚，最后一两章写得像公文，就像听一位官员正在作政府报告，什么“物质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等。至于黄河与中华文明到底有什么关系，作者并没有展开论述，并且语焉不详，很多地方都是拿大把的资料来压住读者。既然是关乎文明或文化，作者却连黄河引发的一些动人传说、人文典故等都没怎么提及！

没有新论见也就罢了，这么大的一条河，有很多支流，并涉及到许多地点，按说本该配一些对应的流域地图、资料图等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全书有用的图就那么几张，还都夹藏在章首处，这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点。就整本书来说，《黄河与中华文明》这个书名起得有点大，作者似乎驾驭不起来，摆了一大堆资料，看来买书时真不能盲目迷信所谓专家大师。

总之，这本书的书名和标题起得很宏大很吸引人，但读来感觉很枯燥，语言特别无趣，同时很多都是已知的地理、历史知识了，大概比较适合中学生拿来作为了解黄河的基本读物。以上仅个人的浅薄体会，不妥见谅，不喜勿喷。

　　《黄河与中华文明》读后感(二)：光明日报访谈：“母亲河”串联起来的地理与历史

光明悦读：“黄河与中华文明”是一个人们熟悉的老话题，您数十年来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今年为何以此为题写作一本专著？

葛剑雄：其实，在历史地理学界，黄河一直是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黄河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来都有一个说法：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近年来，有些人提出，中华文明的摇篮不止一个，理由是长江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地区的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实际上，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成果，还是肯定了黄河对中华文明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讲黄河与中华文明首先要弄清人与河流的关系。那么，关于“黄河与中华文明”，我觉得我可以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观点。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来阅读，我并没有采取学术专著的写法，而是以通俗讲述的写法完成了这本书。

光明悦读：谈到新观点，您在新书中说，“一条大河对早期人类起最大作用的一般不是它处在高海拔地区的上游，而是中游、下游。中华文明的摇篮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大的河流就必然产生重要的文明吗？

葛剑雄：近年来，我着重研究思考了大河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大的河流就必然产生重要的文明吗？但亚马孙河并没有；都说文明离不开河流，但也有例外，希腊文明是依赖海洋的。书中讲的大河与文明的关系是比较具体的，从本质上讲，人类对水、土地等环境的需求是具体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水就有了一切、大河一定能孕育出大的文明。

一种文明是其群体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条件当然离不开水，但水的来源不仅仅是大的江河，也可以是地下水、海洋等。但比较之下，大的河流提供的条件更好、更有利。

但光有水是不能发展起一个大的文明的，还要有其他条件，比如气候、河流的位置。此外，河流除了供水之外，还要发展农业、牧业等，河流周围有没有合适的土地，河流是否有通航的条件等也很重要。尼罗河三角洲能发展农业，是靠尼罗河每年洪水泛滥退却后留下的淤泥。希腊三面都是海，有很多岛屿，内陆没有发展空间就向海洋发展。

为什么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呢？黄土高原、黄河冲击的平原有一个特点，就是土壤疏松。而当时的长江流域，植被过于茂密，有很多森林沼泽，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没有很好的生产工具来开垦耕地。黄河流域恰恰没有茂密的森林，在当时比较适合人类发展农业。此外，早期的黄土高原是很平坦的，上面有大的塬，原始植被没有被破坏，没有什么水土流失，就像《诗经》里描写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光明悦读：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还原当时的景象吗？

葛剑雄：历史地理学要复原当时的情况，回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当时的地理环境，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通过分析比较大河的各种要素，我们可以肯定，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北半球中间，也是最有利的发展环境。耕地面积超过了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形农耕带”，而且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是连成一大片的，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文明的产生离不开大的地理环境，而黄河是这个地理环境中重要的因素。人类顺应历史潮流、顺应自然环境，就会取得好的发展成果。

光明悦读：您刚刚提到近些年有人提出中华文明不止黄河这一个“摇篮”，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其新书《不断裂的文明史》中，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结论是相似的，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论证方法有哪些异同？

葛剑雄：考古是根据已经发现的证据来判断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复原当时的情况。考古发掘找到的证据比较多、研究比较深入的话，肯定会符合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但考古不可能实现完全普遍的发掘，古代不是所有东西都保存下来了，考古有这样的局限，历史地理学也有局限，我们主要根据文献，但文明早期没有文献，还有一些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考古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都做了充分的研究工作，结果是殊途同归的，比如我对黄河中下游的判断已经被考古学证实了，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带，其他一些遗址也离这一带不远。而像良渚、河姆渡等一些黄河流域以外的遗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延续发展，都是断裂的。这些原因我们今天还没弄清楚，他们可能不是迁移了就是灭绝了，这些观点之前也有人提出来。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也说明了，文明先汇聚形成，然后扩散。我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与我们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一致的。

光明悦读：黄河历史上出现过一个惊人的现象：东汉至唐代期间，曾一度安流长达八百年。您认为长期安流的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这是我的老师谭其骧教授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他考察了两点，一个是下游泥沙量，一个是黄河的水量。黄土高原的黄土是不能改变的，下水的水量也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呢？就是人们利用土地的方式。通过研究当时历史的变量和不变量，东汉以后这段时间，这一带经常有战乱，原来的农民迁出，北方的游牧民族迁进来，原来的农垦区变成了牧地，原来的牧地变成了荒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水土流失改善了，流进黄河的泥沙少了，河床也不会变高了，两边的堤岸没有被破坏，黄河就安流了。

目前黄河中游流域的治理就是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让生态自然修复。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黄河“姓黄”，黄河毕竟流经黄土高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清澈。以前，人们有一种要改变自然的观念，现在的观念是，泥沙也是宝贵的资源，只要黄河不对人类造成危害，尽量不要轻易改变她。千万不要有“征服自然”的思想，要在不破坏自然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有利的转化。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11-28发表

　　《黄河与中华文明》读后感(三)：黄河，中华民族一首读不完的诗篇——读葛剑雄先生《黄河与中华文明》 作者：鲍俊林

黄河被列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符号化象征，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长水当歌，黄河就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人读不完的诗篇。

人类早期文明可以在很多地理环境中产生，包括高山、海岸、河流、峡谷、平原等，但与河流最为密切，催生了很多伟大的古代文明。河流与文明之间，前者相对稳定，后者有兴有衰，往往断裂消亡者多，复兴重生者少。而且，文明有大有小，不同规模的流域文明也会彼此影响、交流融合，成为更高的文明共同体。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符号化象征，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书·沟洫志》云“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四渎”即黄河、长江、淮河和济水四条古代独流入海的大河；在古人心目中，黄河尤为神圣，故被列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但黄河对于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意义何在？我们该从什么角度去全面理解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呢？最近读葛剑雄先生新著《黄河与中华文明》，对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用事实而不是想象来证明

对于黄河与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宏大主题，以长期的研究思考与专业研究为基础，将科学与人文结合是非常好的呈现方式。该书就是基于专业研究、实地考察，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开发变迁两方面事实出发，全面讨论了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与历史开发变迁的差异性、互动性，展示黄河流域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复杂关系的历史图景，展示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与其生息繁衍环境之间的演变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助于更全面地感受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及其历史地理背景。但该书不靠传说与想象，而依靠历史事实去展示黄河流域的历史，辨析黄河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应该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用事实而不是想象来证明——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母亲！”

引言中作者即从人地关系理论与田野实践出发，辩证地分析了河流与人类关系的本质、演变的复杂性及差异性；认为“河流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河流必定会孕育出一种文明，更不意味着河流越长、水量越多、流域越大，孕育出的文明就越伟大”。同时，作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范围，人类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断创造新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因此，很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人类文明与河流的互动关系发生影响，包括偶然性事件、自然环境的变迁、杰出人物的作用、生产方式的选择、制度的选择等。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展示不同区域的人地互动的差异性，是该书的重要特色。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书中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地质地貌，到分述支流水系，再谈黄河流域的文明变迁与人地互动，将黄河流域内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系统化，让读者去自己体会。同时，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河流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并非在于干流主河道。相反，日常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地方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支流及其流域环境。黄河干流不是黄河流域的全部，相对而言，支流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开发环境。因此，在对地理环境的介绍中，该书以黄河干流流路为视角，自西向东分述沿线支流水路，对黄河上中下游分别介绍，特别是对较大的流域，例如湟水、渭水，以及河道平原、银川平原等，理解它们的环境特点与差异。此外，该书重视吸收现代调查数据与最新研究成果，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黄河沿线的关键水文及历史文化特征。例如书中引用了2017年出版的最新黄河流域基本地理调查数据。介绍沿线基础地理情况，是了解黄河流域自然环境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是深刻理解黄河流域孕育文明、促进文明演化的重要基础。

东方的“新月沃地”

不过，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拥有多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在不同阶段，长江、珠江、辽河等河流也都有古代文明发祥，以及长期的相互传播与影响。众多河流流域及其文明发展、交融才汇聚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体形态，但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最为特殊。她在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方面所拥有的综合优势，让这里孕育的流域文明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及结构的核心部分，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品格与文化基因。书中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黄河流域的历史与地理事实，归纳起来，黄河流域拥有的这几个方面的独特性，是能够对中华文明产生重大贡献的主要基础。

这里地形地貌差异极大，造就了极为丰富的自然地理景观。“黄河之水天上来”，作为一条世界级大河，黄河流域地貌景观之丰富，当为世界之最。她贯穿了如此迥异的地貌与地形，包括上游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中部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以及东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比较来说，在地貌多样性方面，长江、亚马逊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叶尼塞河、尼日尔河、刚果河、印度河、恒河、澜沧-湄公河等世界大河都不及黄河。黄河干流从中国地势的第一到第三阶梯，沿线拥有高原雪山、戈壁沙漠、峡谷平原、湖泊丘陵、湿地海涂等十分丰富的地貌环境。她一路上汇泉纳水、穿峡越岭、激沙凌波、踏浪融海；而沿途多样的地形地势更像是重重障碍，但她川流不息、因势利导、腾挪闪转、只争朝夕，终入大海。丰富的地理环境差异为人们探索知识、发展生产、激发想象、升华精神提供了无尽资源。

这里有东方“新月沃地”，为早期农业开发、文明生发提供了理想条件。众所周知，古埃及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发源于两河流域，再加上东地中海沿岸，它们在地图上看就像一弯新月，所以被称为“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类比来看，在黄河中游的渭河与汾河平原，这一大片连续弧形谷地，正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新月沃地”。渭河—汾河谷地是晋陕盆地带的重要部分，再加上邻近的伊—洛河等豫西盆地，流域面积共约20万平方公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早期农业阶段，这里综合自然天赋条件得以发挥利用，非常适宜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促进了农业化。“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诗经》中就有很多诗歌反映这里的古代农业场景。适宜的条件让这里培育了早期本土农作物，发展了天文历法、灌溉水利、农学理论知识与生产技术，促进了文明与国家的形成，并长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和地缘枢纽。也正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早期黄河农业文明不断向四周扩散，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以及珠江流域和东北平原都渐次得到开发。

千差万别的人文景观

这里是各民族大熔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地带与历史主动脉。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地理多样性、差异性，孕育了千差万别的人文景观，形成了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中游的农牧交错地带、长城内外，中原农业与少数民族游牧长期并存，是多民族交融的重要地区。该书就展示了商周到清末不同时期的重要移民故事，包括永嘉南渡、靖康之乱后的外迁等。在这里，历史上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族；今天仍有回、藏、蒙、东乡、土、撒拉、保安、满族，人口约600多万，占流域人口的一成。当然，这里也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分布变化集中的区域，或割据一隅，或统一黄河流域，是观察历史上周边与中原关系演化的重要舞台。列国纷争、北人南迁、王朝更迭；时而胡化、番化，时而中原化，“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同样也有长期的边地贸易、持续的文化交流以及繁荣的丝绸之路。一部黄河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独具特色。这些都沉淀在历史长河里、成为多民族交融的共同文化基因，也培育了中华文明对多样性的包容性品格。

这里还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理河患的重要历史见证。“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下游河道进入平原，流速骤降、缺少天然堤约束，以至支岔漫流，在华北平原大范围游荡。后来人们逐渐筑堤束河、稳定河道，但泥沙日积月累、河身决徙无常，使她成为历史上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泛滥之地，往往平地飞沙、河道扭曲，川泽原隰，无不受害。以至农田荒芜、城池湮没、丘陵沉沦、湖泊淤平。她的影响，在历史上几乎扫荡了整个华北平原，北到河北与渤海沿岸，南抵淮河与苏北海涂。“微禹，吾其鱼乎！”，为驯服河流游荡、避免河患，从大禹治水传说到现代水利工程，从古代帝王到朝廷百官，从如何理解黄河复杂的水沙运动，到探索战胜河患的规律与实践方法，包含了历代治黄专家的无数心力与智慧，涌现了太多人物与故事。书中就详细介绍了汉代贾让三策与王景治河、宋代高超合龙、元代贾鲁白茅堵口、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清代靳辅寓浚于筑、民国李仪祉全面治理，直到当代专家的全流域综治工程。一部黄河史，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抗灾治河史。这场数千年的斗争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勇于战胜自然灾害的独特民族品格。

古老的黄河与中华文明、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数千年的历史往事，要将其中线索勾勒出来，并进一步讲清黄河流域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这是极具挑战的。该书全面展示了黄河对中华文明产生重大贡献的历史与地理背景，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伟大以及她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长水当歌，黄河就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人读不完的诗篇。

2020-11-26 《文汇》发表

　　《黄河与中华文明》读后感(四)：新的黄河文明应运而生

《黄河与中华文明》葛剑雄 著

葛剑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主编《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等。前不久，他的新著《黄河与中华文明》出版，长江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葛先生。

黄河如此塑造了中国文明

■ 几代中国学人追寻黄河

黄河、黄土、黄皮肤，生生不息。

一个伟大的文明，在黄土地上诞生，由黄河哺育；大禹治水，与黄河的斗争和共处，让这个文明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生长模式和性格气质，其影响一直绵延到5000年后乃至更久远。但是黄河也是历史上变迁最频繁、水患最严重的一条河流，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记述黄河变迁为主，治理黄河成了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

这就不难理解，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复杂关系这一课题，对历代中国史地学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196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谭其骧教授发表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否定了传统说法，对黄河历史上为何有过“八百年安流”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形式决定了下游的安危，东汉以后游牧民族南进、农业民族退缩，导致农耕减少、畜牧增加，于是水土保持较好，使下游的洪水和泥沙减少，于是“安流”；反之，当农耕面积扩大，当地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就会导致下游泥沙越来越多，河床越来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泛滥改道的祸害也就越来越严重。

把中游和下游联系起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国家的决策；但在当时，此说是新知，此文引起了不少争议。

这一年，葛剑雄17岁。1978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之后成了谭其骧先生的助手。1990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滔滔黄河》，他在书的结尾写道：“黄河万古流，黄河的儿女将不断创建新的文明。”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75岁的葛剑雄始终记得老师那句话，“我应该超越清朝那些做历史地理的学者，比如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今年，他写出了《黄河与中华文明》。

■ 从大河“间距”探讨文明产生原因

葛剑雄在这本书中开门见山——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大河流不一定会孕育出大文明。

亚马孙河流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7条长江，但在世界文明史上，亚马孙河并没有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长河之中，只有尼罗河、长江、黄河孕育了文明。

河流能否孕育出文明，除了必要的水量，还需要其他因素配合。

气候。在尚未能用人工手段保暖、防寒、去湿时，只有温带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地形地貌。流经沙漠、岩溶地貌、过于茂密的丛林、崎岖险峻的山区的河流或河段，一般也不会被早期人类选择。

还有土地。沙漠、黏性土壤、盐碱土壤、贫瘠土壤都无法为早期人类所开发利用。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高大茂密的植被无法清除，它们所占据的土地也不能被用作农耕。黄河中下游流经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地势平坦，连成一片，在四五千年前时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最适宜的农业区。

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如果与另一条大河的距离较近，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就便于两个流域之间的来往、交流和互补，也可能引起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冲突。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靠得最近的两条大河，幸运的是，两个流域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大多数年代都处于同一个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

■ 用史实读懂“母亲河”

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中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地。

上世纪60年代，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流经的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1975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文物精品展，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0件文物。他见到宝鸡这件文物后，心中一直纳闷，这么大造型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感觉底部某个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他随即让人送去除锈，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其中有一句“宅兹中国”，是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都城后向上天报告：“现在中国是我的家园。”这是“中国”二字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在西汉末年，黄河流域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了生存，黄河儿女走四方，不断移民，从这里繁衍的人口逐步扩大到中国各地，推动了民族大融合，传播了先进文化，为历代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疆域，汉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黄河儿女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葛剑雄在书中梳理了这些脉络，证明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书的结尾，他改写、扩充了自己30年前那句话：“新的黄河文明的创建不仅是良好的愿望，而且有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新的黄河文明应运而生。黄河万古流，黄河儿女将不断创建新的文明。”

【访谈】

■ “黄河文明”深沉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 是抛弃不了、否定不了的

读+：提出“黄河儿女将不断创造新的文明”的信心源自哪里？有西方历史学者提出“黄河文明起源说”是个伪命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上的。黄河文明存在的物质基础——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对其有利因素的利用离极限还差很远。问题在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是否能适应新的要求。

黄河文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以农业为本的基础上的。当这些特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农业的独大地位不复存在，原来的黄河文明由盛转衰就是必然的结果，是完全正常的。这种衰落乃至消亡标志着旧事物的结束，也预示着新事物的产生。因此，如果“复兴”的意义是指要恢复旧的黄河文明，这种“复兴”实际上是复旧，那就注定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黄河文明作简单的抛弃或全盘否定。黄河文明的精华早已深沉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是抛弃不了、否定不了的。这些精华将成为新的黄河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和持久动力。

读+：新的黄河文明，将是什么模样？

葛剑雄：新的黄河文明仍然是以黄河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讲，是传承，更是创新。

农业文明仍将是黄河文明的组成部分，但它不会是传统意义和标准的农业，而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手段的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和其他新产业以及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产业，非但不会造成流域内的水土流失和环境破坏，而且将使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深度的修复，与黄河的全面治理、永久安流相得益彰。

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比重将不断扩大。黄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能源，一旦实现了煤炭的气化、液化和燃烧的清洁化，黄河流域的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黄河流域的矿产资源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如稀土。黄河流域是全中国的地理中心所在，也会在未来世界交通网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西部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黄河流域所起的作用无疑会越来越大。

当一种文明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财富发展变化时，其精神部分和精神财富必然也产生相应的变化。风俗习惯、逻辑思维、文学艺术、学理学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宗族制度、法律法制、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科学研究等都必然需要有相应的调整或改变。我在内蒙古看到，现在的骆驼身上都装了芯片，牧民可以坐在帐篷里拿着手机用“电子围栏”放牧，对这些新牧民来说，过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将被新的美学风格所取代。

■ 黄河流域被超越是长江流域的进步 而不是黄河流域的衰落

读+：“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黄河与长江都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两条大河对中国的文明走向有何影响？

葛剑雄：长江流域早期也有很灿烂的文明，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延续下来。比如上海，发现了6000年前的遗迹，也很好，可是它没有延续到5000年前、4000年前。根据科学研究，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温度比现在高二三摄氏度，这对农业非常有利；对长江流域来说，降水太多、水位过高，沼泽湿地太多，不易开垦，传染病流行。到了战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中只有楚国在黄河流域之外。《史记》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句子。

秦朝和西汉和隋唐时代，是黄河流域的几个繁荣时期。在此期间，随着气温下降，南方的地区开发和农业开垦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北方移民也为南方增添了人力和智力资源，在不少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移向南方，特别是北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由盛转衰。

到2018年底，黄河流域省份总人口达4.2亿，占全国30.3％，地区生产总值23.9万亿元，占全国26.5％。这组数据说明黄河流域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略低于平均值。

唐代以前黄河流域对于其他地区压倒性的优势，是建立在其他地区没有开发或者尚未充分开发的基础上的。而黄河流域最终被长江流域所超越的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的进步，而不是黄河流域的衰落。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全面现代化目标的逐步实现，地区间的差距将大为缩小，任何一个地区全面的、压倒性的、长期的领先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黄河流域将完全有能力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其他地区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读+：以人文地理的眼光来看，黄河未来最不可测的风险在哪里？

葛剑雄：这个问题要把黄河和黄河流域分开看。黄河本身面临着洪水、断流、污染的威胁，我在中游一些地方看到，黄河水资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利用，但是现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国力雄厚，技术先进，这些威胁都是可以克服的。黄河两岸堤防固若金汤，河道里的泥沙只减不增，“悬河”虽一时不能落地，隐患还是可以防范的。

至于黄河流域，则分布有好几个地震多发地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7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有的震中就在黄河干流附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掌握地震的规律。此外，从“不可测”的角度看，我认为要警惕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