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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冷战”看中美关系

2022-03-28 03:33:45 作者:雷墨 来源:《南风窗》 阅读:载入中…
  中美关系恶化的两年多时间里,有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个时段总会出现“界定”两国关系的热词。此前有修昔底德陷阱,后来是贸易战,目前最热的是冷战或新冷战。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有共通因素但也有明显侧重的“界定”,这样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反常,本身就说明这些热词对整体中美关系的定性是有问题的。大国关系的演化,可不是导演影视剧,没有那么多戏剧性。

  热词的频繁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震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中美关系的迷茫。没人能精准预测中美关系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陷入某个单一的热词,绝对不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在冷战论述霸屏的当下,我们尤其需要“跳出冷战”来思考中美关系。无论是修昔底德陷进,还是新冷战,都只是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状态下,有可能出现的前景之一,并非注定的结局。

  

“跳出冷战”看中美关系

  最近几个月以来,华盛顿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放出一个能让人联想到冷战的信号。这里面,有特朗普政府高官所作的冷战式讲话,有职能部门出台的针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政策,也有国会通过的制裁法案。特朗普本人也参与其中,接连签署了围剿中国科技企业的行政令。此外,还有媒体曝光率不那么高,但危险性更高的中美两国在南海和台海,军事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美关系都进入了高危期。

  中美关系的高危期与美国的选举期,两者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换句话说,目前特朗普政府鼓噪的中美冷战,部分原因是为了配合美国选战。正如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学者罗伯特·戴利所说,“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行动在步调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令人茫然,也让人感觉鲁莽和蓄意”。在他看来,特朗普的目的是制造连续不断的混乱,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总统行动范围,增加其连任的机会。

  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这些鹰派人物还可能掀起更大的冷战风浪,因为他们也拿不准大选之后还有没有施展的空间。但是,即便是在大选投票前,他们对华打冷战的施展空间,或许也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大。根据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8月17日公布的民调数据,57%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而截至目前的所有民调,拜登在对华外交上的认可度,比例全部高于特朗普。换句话说,特朗普政府通过恶化中美关系提升选情的可能性,是有“天花板”的。

  正是因为看清了目前中美冷战“人造危机”的一面,所以中国官方的态度是,不跟着美方的冷战脚步起舞。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8月5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因为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这不是简单的外交表态,而是基于现实作出的理性判断。根本原因在于,把中美关系定性为冷战,是一种错误的类比。

  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目前关于中美冷战的论述都在增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艾伦·杜邦,在近期的文章中就列出了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时期的六大相似点: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世界大国;广泛的系统性竞争;竞争价值观和权力;数十年的全球支配地位争夺;世界地缘政治一分为二的可能性;双方都不想发生全面军事对抗。他的这些类比,表面上看似乎都成立,但细究起来大多数都可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一个事实(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世界大国)与一个意愿(双方都不想发生全面军事冲突)是完全成立的。其他几个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过度揣测,至少是不是注定的前景。王毅表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强大自信,同时我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无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制度竞争,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说,中国承认中美意识形态差异,但对在这一点上与美国竞争,并没有兴趣。

  特朗普政府放大中美意識形态差异,是为了论述冷战的“合理性”。冷战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以意识形态来界定国家利益。在美国学者瑞安·哈斯和米拉·拉普-胡珀看来,过度凸显差异是出于政治考虑,现在有太多的特征可以区分当下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美苏竞争之间的不同。而且他们认为,指望从外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检验美国对华政策成功的标准。“华盛顿对华强硬的共识,制造的问题比提供的答案多。”

  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在最近的文章中也不认可所谓的中美新冷战。他认为,大国竞争或关系紧张,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中国经济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且无法否认。但美中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远不如美苏当年那样尖锐。”在他看来,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都是混合型经济体制,所不同的只是体制里市场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平衡。“差异不容忽视,但不再是尖锐或根本性的。”

  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也不一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美苏冷战史的学者梅尔文·莱弗勒,去年12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不是苏联,混淆两者很危险》的文章。他认为,冷战的发生不只是因为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还因为1945年以后美国所面临的独特环境。这个独特不难理解,二战后美国综合实力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对西方盟友的战略影响力可谓一言九鼎。所以当时美国挑起冷战,能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不一样的原因还在于,世界上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对全球政治的参与度,与冷战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其他国家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8月初,蓬佩奥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拉拢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事实上是想让它们在中美对抗中选边。但这些国家的反应是“中立”,即便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的越南和菲律宾。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不得参与南海军演,除非是在菲海岸线12海里以内。

  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菲律宾的反应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马尼拉的南海政策反映出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变化的不只是政治现实。与当年的苏联不同,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东亚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其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莱弗勒在论述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差异时指出,美国与苏联“全面脱钩”,在经济上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如今这种条件已不复存在。蓬佩奥警告东盟国家警惕中国经济影响力。在比拉哈里·考斯甘看来,认为接受中国投资就是幼稚,这是一种侮辱性的推断。

  不得不承认,特朗普政府里对华强硬派打冷战的迫切心态,客观上正在升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如《经济学人》上述文章所说,极端反华势力认为实现中美全面脱钩的机会之窗即将关闭,所以决心在11月大选前将其变成现实。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连续发布的针对中国企业的打击政策,标志着中美之间“经济战”的升级。“诚然,特朗普此举的目的可能是寻求选战的宣传效果,但其实质后果是巨大的。”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个巨大后果即是两国经济、科技上脱钩,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竞争加剧的可能性。无论是特朗普签署的打击中国企业的行政令,还是国会通过的制裁中国的法案,都不可能在今年11月大选结果出炉后消失。就外交层面而言,这些都可能转化为中美战略竞争政策上的“原动力”。即便成功连任后的特朗普有意缓和中美关系,他也不可能无视“既成事实”。

  拜登是外交领域的老司机,如果他能入主白宫,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把大国竞争弄得像打架斗殴。但他无法而且也无意逆转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趋势。从政治大气候角度看,美国人对华态度趋于负面的现实,会压缩拜登对华政策上的灵活空间。更为关键的是,如美国政治分析师詹姆斯·曼所说,“拜登总统”继承的是美国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商务部、国防部等这些对华日趋强硬的机构,即使特朗普走了,这些机构的对华敌意认知不会立刻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损失”大于“收益”。他并不反对政治上施压中国政府,经济上打击中国企业。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总统”不会轻易取消特朗普政府已经施加的惩罚性关税,更大的可能性是将其作为施压中国的筹码。而且,无论是拜登竞选的纲领,还是美国战略界的分析,都认为拜登在对华的政策上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将是在战略竞争上联手盟友。特朗普“锁定”对华战略竞争路径,即是此意。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雅各布·赫尔伯格,8月12日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段往事:2011年奥巴马在硅谷的一个晚宴上问史蒂夫·乔布斯说,苹果公司能否把智能手机的生产从中國迁回美国?当时乔布斯的回答是:“那些工作回不来了。”赫尔伯格想论证的是,新冠危机让美国人意识到失去制造业控制权的危险性,以及中国掌控全球产业链对美国的威胁性。他认为,这样的认知,目前已经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

  笔者在近日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写道,“特朗普时代美国国内政治、对外行为的变化,几乎都可以从美国经济问题中找到源头。2016年大选中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着眼点可以说是‘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目前特朗普政府打压的,几乎都是中国最具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企业。不难想象,美国在让自身经济再次伟大的同时,不会放松对中国的打压。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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