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遇》读后感1000字
《中美相遇》是一本由王元崇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美相遇》读后感(一)：百年细流绵延，相遇历久弥新
历史学家王元崇先生的研究领域是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两年多前，王先生在“澎湃新闻”开设名为“中美浮华录”的专栏，“探讨中美双方在早期一百多年的交往中对彼此怀有的种种理解和期待”，遂有了这部《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的问世。
全书从“清代中国的外交体系”落笔。这也是我们理解“中美相遇”的起点。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以费正清的说法，本质是两种文明的“冲击-回应”，但是，至少在其最初阶段，对于中国人来说，原有的关系框架仍然相当稳固。鸦片战争是我们认知的历史转折点，不过，真实的历史几乎都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对世界认识的转换或者说文明观转换是怎样完成的，围绕朝贡体制的外交秩序如何消解然后如何重建成更适合双方相遇的新秩序，以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阵痛与不得不面对、学会适应和自我改变的各种情形。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王元崇并没有像习惯的那样斥之为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解答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也是常有的事情，牵涉使节个人的性格、信念和不同国家的文化观念。
相对于英国的古板和强硬，美国人要务实、灵活得多，《望厦条约》和“最惠国待遇”，都显示了这一点。批评清朝“闭关锁国”，也是一种习惯的误解。自清入关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所以禁绝海市，为的是对付台湾郑氏，此后即开放对外市贸，以广州专对欧洲商贸并不等于说广州是独口贸易，同时尚有其他各口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通商。
颇具商业头脑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淘金场，书中记载了“到中国去！”的许多事迹，1784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满载毛皮驶向广州，返程带回大量绿茶、棉布、瓷器、丝织品等。中国商人在商品交换里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甚至通过鸦片买卖富可敌国，但是，王元崇指出，伍秉鉴们和美商顾盛、罗素、福布斯等人的不同在于，没有去投资建设人文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轮船机电等领域，也就是说，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社会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必须从教育抓起。容闳主持的留美幼童派遣计划，培养出了一些人才，广东香山人李恩富的故事即是一例，后来成为维护华工权益的著名记者。可惜这项计划只存在于1872至1881的十年，就夭折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负责留学事务的官员担心这些幼童被西方生活方式腐蚀，不断向国内发回负面报告，影响了决策人的态度；二是因为当时美国出现了排华风潮，导致美国政府从它早先承诺的让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立场后撤。
这部作品注重史料，王元崇从大量档案、日记、信札、文书里寻找线索，尽力挖掘大众稀闻的人物和事件，若已广为知晓，就以新的视角拓宽思路，带来新的思索。
他讲述石泉惨案赔偿记，描述1885年这场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带给华工的伤痛，中方与美方交涉获得了胜利和赔偿，意味着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国际法意识的增强。他讲述名不见经传的广东人林秋龚偷渡美国，成家立业，因为“有色人种”的身份，林家女儿被拒入学，林秋龚打官司以维护自身权益，可见美国种族歧视之根深蒂固。他讲述慈禧太后与康格夫人的交往，这种“夫人外交”尽管无法改变慈禧自身的弄权和腐败带来的恶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美的关系。他讲述蒲安臣在晚宴上激情演讲“勿扰她”，敦促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尊重中国，以世界公民的心胸为中西交流所作的贡献。
外交、军事、贸易、留学、移民、劳工……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片段，渐渐汇聚成了完整的图像，又因为作者始终带着现代的问题意识，秉持公允中正的原则，观察相遇带来的双方的蜕变，所以它们并不仅仅属于过去的时代，也促使我们思考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
《中美相遇》读后感(二)：十字路口的老照片 | 读《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本文作者：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百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好像是一个“说不尽道不明”的故事，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甚至一般文化界都会有“重新认识美国”的呼吁。美国换了一个总统，有人就会说这个总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一个被遮蔽的美国，一个被我们误解的美国，甚至是另一个美国，对中美关系有待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等等。似乎美国是月球，另一半永远背朝着我们。
所谓说不尽，就是美国的“真相”似乎永远有待认识；所谓道不明，就是每一代“美国学”或者“中美关系学”在后人看来总是有很多盲点、误区甚至多半未得要领。
在美国那一边，当然也有类似的议论：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中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但是，由于双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称，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还是要超过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普通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了解就说明了这一点。知道美国有五十个州的中国人在人口比例中很可能大大超过知道中国有多少个省区和直辖市的美国人。
这种认识上的说不清道不明，有其不可避免之处。两个国家的互相认识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历史、文化和国家制度的隔阂，更由于时代的变化，美国对于中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但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之中，还是有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和视角，维系着相互之间的可了解性。这种知识和视角中比较稳定和可靠的部分，理应由历史学来承担，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的对象就是已成的过往，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历史学者有现实关切，但在研究过程中又可以尽可能地排除具体政治议程的干扰。
美国特拉华大学王元崇教授的新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是这个“说不尽”的故事中的最新一章，也是有望不会被后人轻易说成“道不明”的一章。我有这个读后感，是因为觉得这本书就像是在中美关系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人在路边竖起的长长一列橱窗，展示了大量老照片和详尽的解说，用图像、场景和细节向十字路口的行人展示了对认识从十八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中美关系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背后的各种关联。
老照片在这里不仅是隐喻，也是实指：全书五百多页中包括一百五十多张图片，有当时拍摄、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老照片，也有各种历史文件、地图、图表、和名人书信手迹，很多是得到各国文管部门特别授权的，此外还有作者本人对历史故地的踏勘和与纪念物品的相遇。它们给读者带来了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作者强调后人理解前人要有历史的同情，而通过视觉展示的过去显然比通过文字转述的更直接，正如西谚所云“一图胜千言”（A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作为历史橱窗的陈列，《中美相遇》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大篇，每篇从二到四章不等，其选题、展示和说明都显示了作者的匠心和史才。通读下来，觉得此书有两大特色。第一是它的感染力和思想性。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作者用丰富的材料、流畅清晰的叙事和生动幽默的语言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天使与魔鬼都在细节中，不光满足读者知识上的好奇心，也驱动了对于历史背后的真伪和善恶等问题的思考，对专家和大众都具有吸引力。
例如，书中翻译和引用了充分的庭审材料、官方文书和报刊舆论对中美关系史上一些著名司法案件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包括1821年广州民妇郭梁氏被从美籍“艾米丽”号船上抛掷的物件砸死一事（用了27页的篇幅），和1885年美国排华浪潮中发生于怀俄明州的华工石泉惨案审理和赔偿的经过（用了36页）。这些介绍和分析并非枯燥的文牍展示，而是对两国当事人和各类衙门在当时国情和法制差异下或是求同存异、寻求司法正义，或是以法徇私偏袒己方的细致刻画。
又如第十八章“老佛爷的夫人外交”，讲述了庚子变乱前后，尤其是之后，慈禧太后为了修补与西方的关系，放下身段，与以美国公使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华外交官夫人们融洽交往甚至匡筹交错，在皇家礼仪上开了很多先例，最后促成美国画家给慈禧画像。这些个人关系使得这些西方贵妇对慈禧产生了强烈的好感，甚至为她在由于镇压百日维新而在国际上带来的坏名声打抱不平。这个绘声绘色的故事在展现这个清末专制君主少为人知的另一面的同时，也回答了一个历史上常见的问题：为什么东方国家的一些专制君主会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人士中得到由衷的尊敬、赞美甚至热爱。
第二，《中美相遇》置中美关系于当时的世界史和东亚区域史中介绍和分析，两国关系上的很多具体问题由于这个宽广和比较的视野而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王教授专研清代历史和清韩关系，副业覆盖有清一代与周边各国和属地的关系；他在美国教中国历史，涉及中西关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华人在美国的历史，这些都为这本书宽阔的视野和精到的细节描绘创造了条件。书中有些章节其实主要并不是中美关系，但在这个视野下却增进了读者对中美在晚清时期的关系史更全面的理解。
例如，美国在1840年代打开中国大门，1850年代又打开日本大门后，1860年代开始叩朝鲜的门户，但1866发生了美舰“谢尔曼将军号”在朝鲜境内被焚毁的事件。在受到挫折后，美国意识到中国的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字大事小”（一定意义上的保护和依附）关系，于是要求清朝出面向朝鲜代递书信。中国一方面出于“关切属国之道”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一直试图将美韩关系置于传统的“字大事小”关系的框架中，甚至派遣使节加入朝鲜赴美使团，使得三国关系呈现出某种复杂局面。这样的历史场景，让一般读者了解了与正在形成的殖民化、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这些历史主流共存的东亚独特的历史遗产。
任何有价值的中外关系史，都是既让读者更多地看到对方，也能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中美相遇》对晚清政治，社会治理和世界观的描绘都是传统中国的镜像。当中美关系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这本书就像一组组精选的老照片，从外交、政治、贸易、司法、移民、宗教、风俗、艺术等方面为有心停留一下、从历史中寻求一点方向感的路人提供了有意义和有根据的参照。
《中美相遇》读后感(三)：王元崇：中美对彼此而言真正意味着什么？
美国建立于1776年，即中国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到现在将近两个半世纪过去了，历经西进运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虽然领土早已扩大为囊括了50个州和众多海外飞地的现代帝国，但仍旧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国家政权，其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则并无根本变化。这二百多年中，中国则发生了剧烈变动，先后经历了清朝乾隆时期的大一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兴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度过了漫长且屈辱的近代时期，继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步成长为亚洲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曲折太多，对美国的认识、态度和做法，也几经变化；美国自1784年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以来，也亲身参与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变化，与中国时而风雨同舟，时而又怒目相向。
中美两个大国在地理空间中远隔重洋，直到今天为止真正前往对方国家亲身目睹和经历对方社会与文化者，相对于本国巨大的人口都显得寥若晨星，可以说自双方发生交际以来，彼此眼中的对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诸种话语体系构建出来的想象体。现实生活中，双方人民对彼此了解的出发点差别也很大。例如，就各自的近代历史而言，中国是多灾多难的百年屈辱史，而美国则是欣欣向荣的百年进步史，于是当代中国有一种近代外来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受难者的心态，而美国则持有一种文明救赎者的心态，由此而对公众历史记忆产生的影响
以及两者对若干现实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诠释，差别不啻天壤。19世纪以来各自的历史，决定了中美两国的心理距离是非常遥远的，甚至在今天双方的眼中依旧沾染着19世纪的色彩。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明显缩短这种中美间的距离，甚至会以前所未有的舆论影响力来扩大这种距离。然而，在国际政治空间中，两国却已经做了二百多年的邻居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跃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国家之一，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都是受中美关系密切影响的。
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国力富强且蒸蒸日上，美国雄踞列国之首而傲视全球，两国的关系重新进入到了一种大国时代。这是一种全新的局面，其新主要来源于一点，即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见过如此繁荣并融入了欧美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之内的中国。今日中国空前广阔的市场和全球首屈一指的消费人群，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新现象。与此同时，中国延续着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不会变成第二个美国，这让当代美国陷入了彷徨之中，甚至有要回到冷战时代的路线之争的意味。那么，一个推动全球经济的中国，究竟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领跑全球科技的美国，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冷战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归来吗？这两个大国迟早会走上直接冲突的道路吗？此兴彼衰是历史发展的唯一趋势吗？中美对彼此而言又真正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些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我并没有十分可靠的答案。我仍旧在思考，而且相信在中美两国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思考。我们从来不缺有关大国关系的各种精彩的理论分析和学术思考，也从来不缺中外各种机构的五花八门的局势解析和战略报告，甚至从来没有脱离过日常新闻报道所覆盖的大国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无疑站在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之上，但这并非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本小书讲述的内容，是中美两个大国相遇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间的交往故事，为以上这种思考提供一些历史角度的参考，并提供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以期寻找很多貌似无关的事情之间存在的联系。
我本人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在我多年的研究活动中，中美关系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没有间断过对中美历史上的接触、交往和冲突的观察。我是2007年从中国抵达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如今已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十载有余。几年以前，我所任教的大学鼓励教员们开设新课程，延展教学内容和吸引学生选课兴趣。当时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波折，当此之时和对中国一知半解甚至毫无了解的年轻学生坐在一起讨论中美关系，不失为一经世务实之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十分乐意和我谈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的美国邻居或是把他们20世纪80年代初访问北京、苏州和上海的大批照片和我分享，或是邀请我去参观他们家中收藏的中国和东亚物品，对遥远的中国及其文明都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好奇，而这些活动也使得回顾中美关系史日渐成为我生活中经常要做的事情，其中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向对方交代清楚中国的历史以及早期中美交往的历史。于是，我决定开设一门中美关系史课，以本科生高年级研讨班的形式教授，借机把一些曾经关注过的中美交往故事整理出一个头绪。
备课之余，我深感绝大多数的中美关系史著作主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大事件为主，诸如“门户开放”政策、威尔逊主义、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乒乓外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贸易摩擦等，对19世纪中前期以及之前的部分，也就是中美两国开始相遇的时期用力较少，很多表面看上去并未直接引起大的波折的历史章节更是湮没不彰。这种情况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势力的大发展，以及在此地区逐步卷入全球列强角逐，是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到了菲律宾群岛之后，也就是美国一跃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后。有鉴于此，我在备课中特别注意一些中美交往早期历史上颇有意义的故事，在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丰富叙事细节，展示一幅相对细腻一些却又不失完整的双边交往图景。
两年多前，承上海在线新媒体“澎湃”的单雪菱编辑美意，并受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执教的好友宋念申教授的鼓召，我将部分授课讲义和研究中加以留心的一些历史故事写成中文，配以插图，以“中美浮梦录”为题，逐次发表于“澎湃”之上，为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提供一些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资料和角度。当时命名“浮梦录”，是取百年浮世与一梦华胥之意，探讨中美双方在早期一百多年的交往中对彼此怀有的种种理解和期待，这些愿景有的实现了，但很多并没有实现，真的成了梦。
例如，19世纪前期，很多华工被发财致富的美梦骗到了美国加州的“金山”，但在“金山”却遭到了种种的歧视和虐待，而“旧金山”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仍旧承载着赴美华工华民不可承受的历史创伤。另一方面，美国曾经怀揣着吸引劳动力开发新土地的美梦，对大批涌入的华工示以友好，最终却以1882年的《排华法案》收场，成为迄今为止中美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篇章。单编辑以生花妙笔悉心修改，每每让拙文增色三分。很多热心读者提供了批评和指正意见，甚至一位远在加州的读者来信热情讨论相关清代词语的解释。这些都让我甚为感动。现在承新经典文化的杨晓燕主编的错爱和悉心关照，我将原稿汇集，蒙编辑孙腾细致严谨的修订，以及文汇出版社徐海清编辑恰到好处的建议，付梓于此，以飨读者。这是这本小书的由来。
当代中国学界的专业历史学者在大众读本的写作方面，用力仍嫌不足，这导致了历史学家的很多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两个群体距离越拉越远。中国历来提倡的知识分子的经世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已不甚明显，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躲进小楼去寻章雕句是不争的现实。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我对这种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在亲眼看到韩国、日本和美国很多学术上十分优秀的专业同仁，也在积极地将他们的历史知识推广到大众读者之中去以后，我觉得自己或许也可以做一些工作，而且近些年也有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已经做了颇为成功的尝试。这本小书脱胎于授课讲义，其中也包括我个人的研究心得，绝大多数都是采取面对面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做一些与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沟通的努力。
中美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花费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和了解对方，经历了一个充满着各种误解、偏见甚至冲突的过程。为了叙事方便，本书沿袭传统的历史编年体路数，以时间先后讨论中美早期交往中的一些故事。时间跨度主要是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特别是19世纪，即1800年到1900年之间的故事。19世纪的时候，因欧美工业革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等因素，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剧烈变动，若干老大帝国土崩瓦解，若干新兴帝国强力崛起。全球范围内的帝国在19世纪的竞争，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中后期民族国家普遍兴起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基础。很多学者称19世纪为“漫长的19世纪”，所论至有道理。在这个世纪内，中美两国自身也经历了剧烈变化，两国之间正式的商贸关系和外交关系从无到有，现在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也都可以直接追溯到19世纪。中国自身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屈辱的时期，与当时全球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发生过紧密的联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外交体系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与框架。
本书根本宗旨在于呈现中美两国在漫长的19世纪内的相遇、相望和相撞，从历史的细节中展现大国交际背后自身的社会巨变，及全球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国际秩序的新陈代谢，并观察在这一百多年的交往中，晚清中国是如何一度中兴，但最终没落衰亡的。我们亦可由此得窥中国为何在20世纪初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以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如何卷入了新一轮的剧烈变化。
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哪一个帝国可以做到永恒不灭。每一代人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历史进程，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任何有关历史的叙述，只能存留真正过往的某些方面，甚至是努力搜寻后仍若即若离的雪泥鸿爪。美国和中国，在人口、地理、民族和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是十分庞大和多元的国家，也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包罗万象。本书所述只是挂一漏万，唯希望所挂之一，能给读者提供一些知识的养分，便是达到了笔者出版此书的初衷。
《中美相遇》读后感(四)：陈兼：中美其实是一对“连体婴儿”
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陈兼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对于美国本身发展来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中美关系也极为重要。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搞前瞻，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些必要的线索。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到今年疫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越来越走偏锋，直到特朗普在白宫的最后一次告别演说当中，他竟然还把新冠疫情称之为“中国病毒”，而特朗普当局对于中国的整个定位，就是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把美国从帝国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自己在冷战时代制订的对外政策中始终存在的目标，到后面一个时代又屡次试图适用的政策目标，企图用在中国身上，叫做以政权转换为目标。
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拜登对中国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他曾经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特朗普的回答是中国，而拜登的回答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对中国基本定位的改变。
拜登的就职演讲，图源CNN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读过王元崇的《中美相遇》会发现，在美国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中，什么东西是他们对华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两样东西，第一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中美相遇》中有一个情节，当美国烟草公司想向世界推广美国香烟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于是大呼“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
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市场也太大了。
第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立国之本。第一代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自称是“山巅之城”。这种价值观在特朗普时代似乎是很模糊的，而在拜登时代会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所以，从历史中我们更能看清楚美国的行为逻辑。在《中美相遇》里，王元崇把历史中精细的地方、充满悖论的地方，以及历史当中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写了出来。
如果说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美相遇》把当中的一座座小岛、一片片浪花突出出来，写成这么一本很好读的书。这本书是接地气的，而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书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要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世界
《中美相遇》尽管在很多地方可以说是从小处着手，但是却从大处着眼。我建议大家特别注意下这本书的导言，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从中国和欧洲的两次三十年战争写起，这非常重要。
中国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晚明的三十年，既要对付内部的起义，又要对付边患，尽管最后一位皇帝兢兢业业，却未能够挽救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这场三十年战争产生了清朝这么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如果是大顺王朝出现，或者是晚明进一步发展，又或是郑氏集团反攻清朝成功，那中国历史就不一样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当时如何转变，这场中国的三十年战争也改变不了世界大局。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它产生了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起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在欧洲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接下来又把所有这一切推而广之，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可见，前现代的中国是有变化的，存在过很多历史的岔路口，但是在每个历史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又受到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所以，怎么样抓住历史转折关头的挑战和机遇就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对自己的不断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在初期全球化阶段之后，也就是两次三十年战争之后，要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世界。
而《中美相遇》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工具，它涵盖的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讲到慈禧的时代，但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中美相遇之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长期和平，同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上限，从明末清初的一亿多人口增加到十九世纪初的四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大陆引进的一系列新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烟草等等，中国农业开始从有着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区转向边缘地区、山坡地等等，所以产生了一场农业革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新的城市化潮流，因为不管在农业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如何精耕细作，都不可能同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同步，所以肯定有过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新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服务行业、商业、手工业，都是为别人工作，是需要得到工资的。因此中国总体货币需求量大大上升。那时候不像今天可以印钞票，当时的主要货币是贵金属，黄金的数量有限，因此主要是银两和铜。这个过程当中，中美贸易也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也好，都呈现出中国的巨大顺差，表现出银、铜的大量汇入。
而中美相遇的时代就以此为背景拉开序幕。
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这段故事说明，教科书中强调的鸦片战争，的确非常重要，由它产生的条约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起点，它只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同中外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它引起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凡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积极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例如，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开放”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如果读《中美相遇》就会发现，漫长的十八世纪带来的开放的可能性居然被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改革。
直到中国幼童被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还是非得配上一个老夫子做辅导员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改革画地为牢。所以，单有开放，没有改革也是不行的，而且这是一个同步过程，是持续的。从《中美相遇》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点，在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看到的仍然是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又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不断深化改革，这就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
中美今天的关系，有人说是相互依存，我说它其实是连体婴儿，各自有自己的大脑，各自有自己的心脏，各自有自己的血管，但是它的血液相互之间一直在交流。
所以，有人问中美能不能脱钩？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把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手术，但为什么更多情况下不去做这种手术？
因为如果真的去做，可能把双方都杀死。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对于中美两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对方，都是来自内部，来自自身。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美国，所谓“亚洲沙皇”坎贝尔，最近在被提名后的一次讲话中，反复讲的也是“美国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事”。但我们看到，拜登在讲话当中呼吁团结，结果反而骂声超过赞同声，说明解决好内部问题并不容易。
今天美国的乱象，以前有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越战时期，美国比今天乱多了。我夫人有一位堂叔，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1972年从康奈尔大学辞职到美国劳工部当首席经济学家。我曾经问他为什么离开康奈尔大学，他说：“因为校园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学校里面学生背着枪在巡逻。”
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居然被派到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开枪把四个学生打死了，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时候，觉得美国怎么乱到这种地步，简直不可思议，但其实美国历史上比这更乱的时间还有。
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样很难。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文明的轴心时代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扬起解放思想的风帆。而这就需要研究历史的人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抱谨慎的乐观。中美两国都太大了，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不出大的问题，一些大的基本面就不会改变。
中美关系可以向前走，而且必须双方共同走下去。现在双方已经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关切，例如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是人和自然、人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中美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不合作能行吗？疫情的控制、美国的债务和货币超发等问题，也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的。
但这些是连接在一起的。世界金融体系需要信用和信誉、信心支撑，如果中美关系像特朗普后期那样断崖式衰退，在某一个点可能会触发很可怕的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也要防止犯大错，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反思多元且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
在冷战高潮、中美高度敌对的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美国政府是反对我们的，美国人民是对我们友好的。这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适用，但是前一段也值得商榷，那就是今天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反对我们？
美国政府是复杂的，美国本身更是多元的、复杂的。
2020年，美国政府不知道给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多少困难，但同时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美国最有名的大学，都对中国学生伸出保护之手，明确反对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学生所采取的非理性措施，这就是一个例子。
请大家不要忘记刚刚过世的傅高义先生，在2019年底我同他有过一次深谈。他心中对美国的热爱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写过《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他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傅高义在美国不是孤掌难鸣的，在贸易战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他牵头，一大批著名学者发表了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
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后的一百二十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存在的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其中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敌国关系，但真正打仗的只有朝鲜战争那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是战时盟国；在冷战最后二十年，基辛格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其余时间是伙伴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形成的历史积淀不会因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被扫荡一空。
只不过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似乎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迅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一个邻居昨天还是一个小人，今天变成巨人，你会怎么想？更何况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中美双方需要一个继续了解对方的过程。
在《中美相遇》中讲到了很多故事。为什么相遇的过程中会发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双方都在不断变化，而双方看待对方的时候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眼光。同时也都要不断反过来看自己。
正因为中美都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交流。留学生也好，记者也好，双方都要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历史学需要建立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现实关怀
但凡做历史做得好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所谓知识人，如果他真正在智慧层面，有雄心，有想象，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
比如《中美相遇》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是扎扎实实的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的。这和今天很多人信口开河、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大姑娘，从当中支离破碎地挑出一些东西来论证非常浅薄甚至错误的“现实关怀”是不一样的。
不过，欺世盗名的人在学术圈里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倾向，把专业当成赚钱的一种途径，逾越了专业的边界。另一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这在美国大选中也显示了出来，它滥用政治正确性的倾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重要的是粉丝数量，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专业知识的审阅程序是很难起作用的。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有批判性的历史，同时也是能够同人交流的历史。
整理自2021年1月21日，陈兼老师于《中美相遇》新书发布会的讲话内容。
简介：陈兼，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冷战国际史、中美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学者。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讲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学者。曾任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讲座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和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杰出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研究访问教授。著有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等名作，并将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翻译引入中国学界。目前，正以中英文完成《周恩来和他的时代》。
《中美相遇》读后感(五)：【专访】历史学家王元崇：屈辱史观会对新一代的集体记忆产生负面影响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由于美国没有单独与中国交往的经验，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 letter）上，撰写者毕恭毕敬地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官员、贵族和统治者的称呼都写了上去：
“致所有的不管是否是奉教抑或世俗的好的城市和好的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
彼时这个刚打完独立战争的新兴国家面临英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商人迫切希望能够与遥远、陌生却充满机遇的中国通商——在那之前，中国的茶叶早已风靡北美，商业嗅觉敏锐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能够亲自前往中国采购茶叶，将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开展洲际远洋贸易是中美相遇的初衷，然而这段初遇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强烈冲突面前黯然失色，湮没于历史长河。
在《中美相遇》一书中，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从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开始，回顾了1784年至1911年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处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最年轻”和“最古老”的大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相遇相知，在中国长久以来的宗藩朝贡体系和远道而来的西方国家急欲建立的现代国家外交体系的冲撞之间、在大清帝国日薄西山和美国走向霸权之路的强烈对比下产生种种恩怨情仇——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下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王元崇 著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1-1日前，王元崇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电话联线采访。他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既有中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的现实关怀，也有对中美两国年轻人未来的考量——在他看来，中国恢复世界大国和东亚地区领导力量的地位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中美两国都应该跳脱出自己的认知局限，重新认识对方。“我要做的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的视角，为理解当下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一些帮助。”除此之外，他还与我们讨论了他对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教育中的线性和屈辱历史观的批评、对历史学家从事通俗写作的看法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观察。
中美两国都存在认知局限，加强知己知彼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关切之一
界面文化：你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元崇：这个系列起源于我从2016年开始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这是一门给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讨论课。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变得不那么温馨了，在朝一个不太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片面和狭隘，不像我们对美国了解那么多。我的学生中有两个很大的群体，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其中国际学生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对我来说，这些同龄的孩子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彼此的国家——虽然他们现在坐在同一个课堂里，但他们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差别很大。我就想开一个中美关系史的课程，讨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后来澎湃新闻的编辑单雪菱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建议我写一写教案里的东西，我想也好。中美关系的著作大多是围绕冷战、朝鲜战争叙述的，关于之前的历史不是很多。这本书本来是给澎湃写的专栏“中美浮梦录”，集结成书时重新调整了结构，加入了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框架，因此书里不只是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著作，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我关心的还是在中国方面，所以成书的时候增加了中国外交、中国自身的体系。
另外，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图书馆里有很多中美关系史的资料，但（学者）都没有用过。我看到蒲安臣的照片曾经广泛刊发过，有很多图书馆都有原始的照片副本，背后还有签名什么的，就想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应该说这本书是一连环的反应：有中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的现实关怀，也有对同龄中美两国学生的未来考量。
界面文化：书中你数次提及美国教育对世界史缺乏关注，值得玩味的是，在美国高校内，后殖民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已出现多年，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影响历史教学。为什么没有呢？
王元崇：美国对世界史教育其实很重视的。我们系很多教员都在教世界史，但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和我们中国人学世界史一样，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深入，走马观花。另一个现实因素是从幼儿园开始美国学校没有统一的历史教材，各个州可以自选。中美两国这一点差别很大，这对历史记忆的形成甚至身份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导致的现象是，很多州的学生根本没怎么学习世界史，欧洲史都很少学，都在学美国史。稍微好一点的州会在中学开设世界史，但世界史中的中国，就是用一两章的篇幅概括从秦皇汉武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美国学生，不光对中国了解很肤浅，对日本这种跟美国关系很好的伙伴国家、越南这种曾经有过深刻痛楚的国家都是印象一片模糊。这个现象绝对不能拿中国的中学生和美国同龄的学生对比。
界面文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关注自身是大国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包袱”。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心位置的惯例，而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则非常“欧洲中心主义”。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逾越这种认知局限？
王元崇：这个例子是我到美国之后才发现的，它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史密切相关。利玛窦到中国后奉行耶稣会自上而下、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他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融合了中国的天下观，把中国放在了世界中心——他应该知道这和欧洲的惯例完全不同，是一种迎合中国人观念的表现。恰恰因为如此，中国人进一步认定了中国是文明中心的概念。我们曾经有“泰西”的说法，“泰西”是“极西”的意思，从中国地图上来看，你会感觉欧洲在中国的左边，隔了那么远。泰西真的是泰西，而美国就成了“远东”了。但我们从来不会说美国是远东，“近东”“中东”“远东”这些词都是欧洲人从他们的地图出发发明出来的。
这完全是欧洲殖民话语在过去数百年全球化的结果。我们不可能跳脱出这个东西，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国民记忆再生产的问题。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甚至在一些非常直观的认识上，中美两国都存在着彼此的认知局限。虽然逾越这种认知很难，但加强知己知彼是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关切之一。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将中国放在了地图中心位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界面文化：你指出，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主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大事件为主，对中美两国最初相遇的时期着墨较少。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感到，起码在大众的认知当中，我们对“中美相遇”的源头是缺乏认识的，甚至可能还不如我们对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的认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
王元崇：也不能说历史学家不重视，但一般的做法是关注历史事件比较集中爆发的时期。比如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线索基本都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有着比较剧烈表现的时代。对那个时代有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它产生的后果也比较剧烈，比如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
早期中美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美国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所以表现得相对平稳。从1784年前往广州，到1898年抢占菲律宾，美军真正来到中国还是两年以后的八国联军。这10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对温和，因此两国之间没有什么波折。这段时间历史学家关注比较多的还是中英、中法关系。两次鸦片战争都是英国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参与了，所以表现比较剧烈的还是所谓的欧洲列强。
中国当代记忆是另一方面。对共和国人的历史记忆来讲，清代的中美关系已经是前前朝的事了，是一个非常“历史”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记忆是更鲜明的。所以从历史编撰法的角度来说，大家侧重的还是20世纪发生的、美国已经崛起为全球帝国主义国家以后跟中国发生的若干交往。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二战，紧接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无论是历史现象本身出现的时间段，还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历史编撰法中的渐进记忆，都导致大家把重点放在了20世纪。
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不可避免，但不能再延续线性和屈辱史观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闭关锁国”是我们长期以来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其说是“打开国门与否”的矛盾，不如说是宗藩朝贡体系和现代国家外交体系的矛盾。能再展开讲讲这一点么？
王元崇：这主要是针对我们历史教材的叙述而说的。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加快了，相比之下之前的状态好像就是“闭关锁国”。但这种叙事背后的逻辑是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把历史进步的标准放到了欧洲语境内。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美国打开了日本大门、日本打开了朝鲜大门、英法打开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大门……感觉他们来之前我们都“关着门”，来了之后我们才有了开发和变化。
但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在自己的系统中相当开放稳定，是一个和世界各国有广泛交流的国家。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广州住了起码240年了，对这一基本的事实，如果用“闭关锁国”来形容的话，就是违背现实的。另外，“打开国门”还有一个“谁来打”的问题：施动者是文明的载体，但我们忘记了中国本身同周围国家的交流一直存在。这个叙述模式不仅是欧美中心主义的体现，还消解了中国文明本应具有的地位。就清代而言，中国和越南、朝鲜、琉球、蒙古、俄罗斯有频繁的交流，但后来这个“外国”的概念出现了窄化，变成了专指欧洲和美国。其实宗藩朝贡体系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和现代国家体系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鸦片战争之后宗藩体系还是同时存在，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算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编撰法的问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实的考量，即今天的中国人为何要批评闭关锁国叙事。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的国家，19世纪的屈辱史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来看不过是100年的非常态。中国恢复到稳定的大国世界地位以及东亚世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再延续以前的屈辱史观——如果还继续把自己放在一个被欧美殖民主义侵略、积贫积弱国家的位置上，一方面无法担任起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世界领导责任，另一方面也会给新一代的集体记忆产生一种负面影响。
界面文化：书中的记述是从清朝建立开始的，我们知道，也是从17世纪开始，国际交流加快，跨国贸易开始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对此卜正明在《维米尔的帽子》、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都有所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冲击”，其实是西方向往的贸易和它所需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缺失所导致的？
王元崇：就是这样。美国人、英国人来了要签条约，中国人是不知道这套规则的，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大清法典甚至比英国的法律完美得多，当时英国没有如此严密的成文法典。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中西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西方国家可以进入操作的系统，他们想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建立了条约体系，产生了上海这种通商口岸，然后辐射到其他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之后，就可以绕过中国本身的秩序办事。
界面文化：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日本。前者淹没在历史中，后者则因促进了日本近代化转型而在史书中留下了重要一笔。从甲午中日战争至今，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走上的不同道路被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所分析讨论。你作为研究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元崇：的确，到今天好像很多人还在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讲，1853年黑船来航之于日本相当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而1784年美国商船抵达广州则什么都不是，就是做生意来了：当时美国刚刚成立一年——1783年巴黎合约正式认定美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目的不是改变中国的秩序，只是要去打开国际市场赚钱。当时的美国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茶叶对当年的北美殖民地来说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他们把皮毛运到中国，把茶叶换回去，茶叶就相当于今天的巧克力、咖啡在中国的地位。实际上，1853年美国人前往日本也不是为了征服日本，就是想签个贸易条约。
但日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大，这在日本国内导致了连锁反应。当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将军而非天皇掌握实权，但将军没有资格签订条约，必须找天皇。这样的话就要实行“大政奉还”，把权力重新还给天皇，所以才出现了明治维新。因此黑船来航直接导致的不是所谓的打开日本大门，而是造成了日本内部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转移——大权从幕府将军手中历史性地转移到了天皇手中。可以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完成了大规模的内政改革，而这种改革在中国是没有的。
我们羡慕日本，是因为日本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也就是说我们认可了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而在“打开大门”的这条单线进化史观上，我们认定日本取得的成绩比中国要大得多，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感到惋惜，觉得中国没有实现日本那样的近代化真是糟糕。但我们忘记了，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那样剧烈的改革，是因为中国秩序本身是很稳定的。日本黑船来航以后是王政复古，然后马上出现了内战。明治维新派在内战中取胜才能够继续推行下面的政策，但内战对日本的消耗也很大。
明治维新大搞“文明开化”，学习西方。图为东京音乐学院的学生穿戴上欧洲服饰在举行一场西洋音乐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今天要做中日比较，我们当然要看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最终没有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化结果，但我们也要看中国自身好的方面。虽然中国有很多屈辱的历史，国家也的确曾经疲弱不堪，但中国没有演变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殖民主义国家，也没有给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当下的日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甚至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美军就驻扎在家门口，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需要的？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未必做错了。可以预想，如果中国像日本那样发展为一个所谓的“大中华帝国”，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灾难远远不止一个大日本帝国带来的程度。
界面文化：贸易其实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迫不及待地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初衷。在了解到这一点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中美贸易争端呢？
王元崇：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变化较大，我们很多人面临的一个大任务是重新认识美国，要重新认识美国，就要去看美国历来的外交政策是怎样的。美国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对华政策。所以在这个历史关头，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了解历史上，尤其是早期中美外交史上，当中国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国的时候，和美国的交往是怎样的。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对了解后来的大国关系，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当下的经贸摩擦，难道就一定要一条胡同走到黑么？我觉得也不见得。中国是全球消费人群最多的一个市场，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长久来看，美国必将降落到大清国看初来乍到的美国的那种地位，中国将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庞大统一的市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变化，它正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的也很有限，我要做的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的视角，为理解当下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一些帮助。
追捧史景迁却看不起二月河，这真是个悖论
界面文化：在前言中你写道，“当代中国学界的专业历史学者在大众读本的写作方面，用力仍嫌不足，这导致了历史学家的很多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两个群体距离越拉越远。”之前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也指出过类似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似乎认为面向公众的书写是“不入流”的。但我们看到近年来外国的历史作品大量引进国内，很受大众读者欢迎。据我的观察，此类作品既通俗易懂又能保证学术严谨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根据你的观察，海外历史学者是如何看待面向学界的书写和面向公众的书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王元崇：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学界长期以来的顽疾。美国学界没有学术和通俗的划分，一般大学出版社面对的是专业读者，但在美国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学家在商业出版社出版非常通俗易懂的著作，认为这样才真正对公众有所帮助。史景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写的作品很难区分是史学还是文学——他能够用非常文学化的手法，把一些事情讲得通俗易懂。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当年冲上了《纽约时报》的阅读榜单，此前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做到过。这个路数对不对？也很难说。虽然他对清史的理解可能和二月河都没法比较，但中国国内有大批的读者追捧史景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二月河，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呢？
《追寻现代中国》[美]史景迁 著 温洽溢 译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5这真是一个悖论。我们长期以来盲目地以欧美学界的话语为中心，好像美国人这么做我们可以接受，而本国人这么做就觉得你是在“下海”，其实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方面日本韩国表现得也很突出。比如日本的岩波文库，就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看的丛书。但中国的同仁大部分都在做比较学科化的研究，很少有人去写面向大众的作品，逐渐这两个群体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失去了经世致用的价值。我有的时候和学生开玩笑，说如果司马迁活在当下，连大学教授都评不上，因为人们会觉得他的作品不算是历史学著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但我想随着我们慢慢发展，情况应该会变好。
界面文化：我去年采访了艺术史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他表示在当下的地缘政治情况下，美国有可能会重现冷战风格的学术生产，即确立欧洲中心主义，证明“我们”比“东方人”更优秀。你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
王元崇：很多人会有这种担心，我个人倒是没有，我觉得冷战风格的学术生产是很难回去的。欧美中心主义在学界早就被解构，七八十年代以来对欧美“东方主义”的反思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这样的东西，包括我这本书在这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是西方霸权破产的结果。而且有那么多东亚国家的学者、印度的学者、非洲的学者融入美国学界，他们是回不去的。唯一值得警惕的是学术在多大程度上会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这两年国内也有一些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批评，对新清史的批评即为一例。你怎么看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
王元崇：我上大学的时候，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写法还是多元的分析角度，都对我们冲击很大。海外中国研究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我也可以理解，美国学者有很多在我们看来完全错误的结论，比如清代不是中国——中国人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清朝就是正统的中央王朝。但美国学者注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学术训练，特别关注族裔身份问题，从印第安人到非裔、华裔和所有有色人种，这是他们非常敏感的点，于是在中国研究领域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和政治转向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再反映。
对研究结论进行批判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习。比如新清史的研究虽然可能存在一些错误陈述，但在研究中采用汉文史料、满文史料、蒙文史料、藏文史料的做法，是不是我们应该吸取借鉴的？我们不能老集中在政治路线上去批评，长远来看没有必要。而且美国学者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就是美国本身政治社会的理念变化投射到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我觉得对话是必要的，不管是肯定还是批评。最重要的是要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我们现在好像就是知其然，但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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